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读书是习惯，但不一定是好习惯!如吸烟、如酗酒。中学时为了逃课而不过于自责，养成了读闲书的习惯，这习惯一养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于每年都要网购些闲书来读。说这习惯未必是好习惯原因有二，一是读书多了不但不会促进思考，而是怠于思考了，以至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要到书本中去求证才算得到了认证;二是书读多了思想杂了，以至于对于现实中的事事与非非不能果敢地认知与判断，往往在茫然中断送了许多机遇。书是一定要读的，但要读适合的书，读适可的量。
《万历十五年》是非管理类、非金融类、非法律类书，于我来说自然是闲书。看电视剧时，育良书记读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没读;逛书店时，书店老店热情地推荐过一回，我没读;在朋友的桌面上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没读。十月间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闲读完《白鹿原》后，突然没有什么想读的书了，空闲时间一下子空闲了下来。闲来无聊，在与一位挚友聊天时，他郑重并诚恳地推荐了《万历十五年》与《北京法源寺》，于是这二本书就摆到了书桌上。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黄仁宇先生选择万历十五年，不是为了讲述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对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经济(张居正、申时行)、军事(戚继光)、文化(李贽)进行剖析，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人性观等等。书中从文官政治体制中审视个体的挣扎与存在，用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技术分析评判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变迁，自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处世观，总之此书大视野、小视角，字字珠玑、句句灸痛。
开国君主有开国的难，万物皆衰、百废待兴、陈章立制、千头万绪;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难，旧例积循、上祖下效、臣僚杂利、新盾待破。万历十岁即位，李太后称制，张居正独揽军政，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万历中兴”。万历即位时明代立国二百余年，几经中兴，国库虽不线腐钱散，但也不会像崇祯朝一样捉襟见肘;积弊虽深，改之亦艰，不改也不至于国倾家覆。整上国家似乎是一锅六、七十度的温水一样，不冷、不热，不至于冻成一坨，更不至于沸腾!
万历欲有所为，偏偏又掣肘过多，性格儒弱，与其因变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还不如避舍静观、左提右挈、相互制约、无为而治。国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读书是习惯，但不一定是好习惯!如吸烟、如酗酒。中学时为了逃课而不过于自责，养成了读闲书的习惯，这习惯一养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于每年都要网购些闲书来读。说这习惯未必是好习惯原因有二，一是读书多了不但不会促进思考，而是怠于思考了，以至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要到书本中去求证才算得到了认证;二是书读多了思想杂了，以至于对于现实中的事事与非非不能果敢地认知与判断，往往在茫然中断送了许多机遇。书是一定要读的，但要读适合的书，读适可的量。
《万历十五年》是非管理类、非金融类、非法律类书，于我来说自然是闲书。看电视剧时，育良书记读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没读;逛书店时，书店老店热情地推荐过一回，我没读;在朋友的桌面上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没读。十月间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闲读完《白鹿原》后，突然没有什么想读的书了，空闲时间一下子空闲了下来。闲来无聊，在与一位挚友聊天时，他郑重并诚恳地推荐了《万历十五年》与《北京法源寺》，于是这二本书就摆到了书桌上。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黄仁宇先生选择万历十五年，不是为了讲述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对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经济(张居正、申时行)、军事(戚继光)、文化(李贽)进行剖析，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人性观等等。书中从文官政治体制中审视个体的挣扎与存在，用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技术分析评判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变迁，自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处世观，总之此书大视野、小视角，字字珠玑、句句灸痛。
开国君主有开国的难，万物皆衰、百废待兴、陈章立制、千头万绪;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难，旧例积循、上祖下效、臣僚杂利、新盾待破。万历十岁即位，李太后称制，张居正独揽军政，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万历中兴”。万历即位时明代立国二百余年，几经中兴，国库虽不线腐钱散，但也不会像崇祯朝一样捉襟见肘;积弊虽深，改之亦艰，不改也不至于国倾家覆。整上国家似乎是一锅六、七十度的温水一样，不冷、不热，不至于冻成一坨，更不至于沸腾!
万历欲有所为，偏偏又掣肘过多，性格儒弱，与其因变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还不如避舍静观、左提右挈、相互制约、无为而治。国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早在两年前，朋友便送了我这本书，但最近我才刚刚开始翻阅，本书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10岁就早早登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辅张居正的辅佐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张居正在职期间，万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认为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万历刚登基时，先皇的元老重臣高拱认为他只是小孩儿，不能担此大任，让万历的处境十分为难，而这时张居正建言献策，建议直接罢免其官职，解决了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危机，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后，张居正又监管了万历的教育事务，对其非常严厉，小万历时刻把敬天法祖(作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放在心上， 在他登基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类似流星的天文现象，那是被认为这是上天降灾的警告，因此小万历为了让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证国泰民安，修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思想)两年之久。之后物力的节约也在进行，张居正教导万历，为人主者，应该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宝玉器是否充足等等，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已经不仅仅是信任了，到后来已经成为了依赖，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应该返乡守孝两年，但是万历认为他自己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佐，不顾群臣的反对，让张居正留京守孝。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张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岁，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并没有持续多久，张去世之后，百官们纷纷投诉张居正，认为张是个巨贪之人，在其位不谋其职，四处敛财，仿佛张居正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之后，万历收缴了张居正的所有财产，并狠狠地惩罚了他的家族。
身前无限光荣，死后凄惨无比。张居正也没办法再出口解释，身为臣，那么必然懂得君心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