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国文坛重镇有两座，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前者由茅盾任主编，后者即在丁玲掌握中。两份国字号刊物，分别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殿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大约因为角色不一――恐怕也与主编的“主观因素”有关――《人民文学》相对能够专注于文学建设，以致“思想倾向”成问题，《文艺报》却以战斗者自居，火药味十足，高调办刊，不断批这批那，发出“时代最强音”。
对历史的审视与理解，需要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并不难于辨清萧也牧的意义：他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的国家生活摆在面前。有人主动尝试与以往革命文学有所区别的风格、内容和写法，以适合这种转变。萧也牧于是应运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较以往细腻深入一些的人情内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节制一些的话语风格，事实证明，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整整三个月。倘若采取旧式纪年，亦不妨说是共和国元年元旦。
这一天，新中国文学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号”的特别名义出版了。上面刊登着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后一年多内，它面临了天悬地殊的两种境地。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然而转至翌年6月，舆情突变，短短十来天一跃而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至于进一步引出的影响及长远的意味，就更不以此为限。
情节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夫妻，丈夫为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贫农，参加革命后在军工厂当工人。如今他们随革命胜利，作为“进城干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变化，嫌妻子“土”，与新环境不协调。于是夫妻有了罅隙，一个要“变”，一个很固执地“不变”。最后，事实教育了丈夫，使他认识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对的，自己则“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妻子态度亦稍有调整，表示新环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虑。
到“文革”结束为止，中国不存在与党的方针政策无关的文学创作，所有作品都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国初期党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革命队伍的“拒腐防变”。毛泽东曾将“进城”比作“赶考”，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被认为攸关未来。《我们夫妇之间》，虽不涉及“腐”，但却以“变”为关节，男女主人公之间所有矛盾，源于变与不变之争。萧也牧写这篇小说，目的当属体会党的关切，及时、积极地通过文学进行宣传配合。
本来，从逻辑上说，“进城”作为一道坎，它所隐含的“变质”的担忧，主要是针对革命队伍中出身乡村者。对于他们，新环境、新现实与自身经历构成更大反差，“考验”的严峻性才比较突出。应该说，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本事编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对这个问题的表达，与原来的含义更加吻合。对比一下，我们不难体会萧也牧落笔之前，心中颇存“顾忌”，甚至早有自儆。类似三排长陈喜那个角色，他安排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来代替；“进城”这件事，对贫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没有构成是非原则的考验，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险些栽了跟头。这样的情节，不能说毫无生活根据，作者所以这么处理，更大可能是规避对“工农形象”做负面描写。这也许说明，对这题材风险所在，萧也牧已有所预感，并事先加以防范。
然而，毁谤还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现于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这似乎可以让人有些猜想。不过，陈涌本身一直是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人民日报》有专门的文艺版面，虽然政治性很强，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见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尽管持否定态度，但调子基本温和，大致属于就事论事，论断上比较克制，没有特别强烈的从政治上给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图。它不满意萧也牧，在于两点：一、对张同志亦即妻子，描写上有所“丑化”；二、流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另外，与后来上纲上线的批判不同，陈涌文中并不一般地反对写日常生活、恋爱事件等，只是强调“能否正确地去描写”。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陈涌的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我们夫妇之间》，实际上它是从萧也牧两篇小说谈起，上下两个部分用比较平均的篇幅，顺序谈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评论，与刻意制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离。
关键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艺报》。这期《文艺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名叫李定中，这是一个文坛谁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文艺报》的编者在这封信前头，加了一条“编者按”：
陈涌同志写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见6月18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对萧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们觉得，这样的分析是一个好的开始。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
概括起来，它发出两个信息。第一，对陈涌文章的不满足。它说，陈涌文章是“好”的，但仅堪视为一个“开始”；它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来暗示对陈涌文章的不尽人意之感，觉得他还够不上“尖锐”，仅仅指出萧也牧有一种创作倾向却没有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做“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把话题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艺报》编辑部的态度。对李定中来信旗帜鲜明地“认为很好”，乃至以“热烈欢迎”、“特别希望”等极迫切的字眼，鼓励人们仿效李定中信为《文艺报》投稿；这实际上公布了决定就萧也牧持续展开批判的计划。
《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玩弄人民”或者类似的字眼，在陈涌那里是没有的。这大概就是该报所呼唤的“尖锐”。如果说陈涌文章对萧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评，那么可以看见，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一种指责，甚至是审判或裁决。它明白无误地认定，萧也牧“有罪”。信中话语远比标题凶猛。李定中在援引陈涌关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一看法后，表示他要“补充一句”。
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这句话，不仅把问题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观点”变成认定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而宣布，即使在小资产阶级中萧也牧也是“最坏的”。
李定中严厉地说，根据萧也牧“玩弄人民”的态度，来“评定”他的阶级属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萧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他强调，“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
李定中还不满意陈涌认为萧也牧的错误，原因在于“脱离生活”；他纠正说，萧也牧是“脱离政治”；虽然目前“是一个思想问题”，但“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政治问题”。也许那个时代，此类指责与措辞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若自我们看来，话说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几令人怀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总之，李定中信是一个转折。此信发表之后，萧也牧问题大大恶化了，批判也成为有组织的了。那么，这个李定中究竟是谁呢？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
《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
――原来是冯雪峰，原来并没有什么“读者来信”，原来一切是《文艺报》的苦心策划。
几年后，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里专门提出一条意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读者中来”系《文艺报》的固定栏目。胡风这里可能并不特指李定中信。据说冯雪峰化名李定中一事，丁玲叮嘱陈企霞勿与外人道，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情。胡风所谈，当出于他平素对文坛的了解，此类做法实已臭名昭著。
那时，中国文坛重镇有两座，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前者由茅盾任主编，后者即在丁玲掌握中。两份国字号刊物，分别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殿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大约因为角色不一――恐怕也与主编的“主观因素”有关――《人民文学》相对能够专注于文学建设，以致“思想倾向”成问题，《文艺报》却以战斗者自居，火药味十足，高调办刊，不断批这批那，发出“时代最强音”。
从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批萧整整持续了半年；发表各类批判文章11篇，召集批判会1次；高潮出现在7、8月间，标志是丁玲文章和座谈会；批判形式丰富多样，有“读者来信”、专业分析、领导论述、知情者揭发、群众反应、会议表态、个人检讨。
早在正式遭到批判前，反对的声音已不断传来（康濯就不止一次转告过丁玲的“意见”）。迫于压力，1950年秋，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先后作了两次改动。1979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羽、黄伊所编《萧也牧作品选》里的版本，就是改动后的。将改动版与原发版加以核对，发现大大小小删改计十三处。主要是删，不外两种情形：一是涉及知识分子与工农两种出身的干部之差异或对比者；二是涉及对妻子张同志“不雅”言貌之描写者。进行这个对照，可以发现萧也牧是如何消化对他的指责的。
等到批判正式展开，萧也牧“曾经试图”将小说再加修改，但终于放弃了。为什么呢？萧也牧说他“把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全部“细读一遍，并加以分析，推敲，思索”，检讨人发现“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这句话，听上去像是气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关键在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整个创作意图、出发点，被彻底否定了。所以，萧也牧最后索性痛快地以这么一句话来了结此事：“不论我原来的写作企图如何，确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最好的保持正确、不犯错误的姿态，就是只字不写――在批来批去、让人晕头转向的当时，这确实是文艺家普遍之想。夏衍说，批《武训传》后，1952年中国故事片“骤减到两部”。（《〈武训传〉事件始末》）路翎则在1950年7月28日致胡风信中提到，他刚参加一个会，“主题是，急迫地需要创作，希望各位‘母鸡’生蛋；如果没有鸡窝者，可以帮助找到鸡窝。于是老作家诉苦：批评太凶，空气太严厉，怕。新作家诉苦：批评过左，怕。”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来看萧也牧事件，真像当时揪住不放的那样，有什么世界观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吗？王蒙认为“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回答得很清楚。就革命道德伦理而言，《我们夫妇之间》相当正统，不存丝毫“异端”色彩。
它真正搅动并刺激了文坛某些人神经的，是另外一点。
形象地说，1949年，革命文学也面临一个“进城”的问题。
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最粗略地说，它也跟中国革命本身一样经历了一个城市→农村→城市的过程。早期中国革命，不仅以城市为摇篮，重心也放在城市，后因种种现实原因，调整战略，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到1949年终于重返城市。革命文学也是如此，最初兴起时完全以大城市为依托，所谓“左联十年”甚至可以简称为上海亭子间文学。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和红色政权定都延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奔赴边区，革命文学的中心也移到那里。此后，革命文学在延安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指导思想、艺术观念、语言形式等，都经过脱胎换骨的变更，形成新的建构，整合成新的模式，也即通常所讲毛泽东《讲话》所开辟的方向。眼下，革命胜利了。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来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个转折势必是全方位的，文学同样回避不了，因此客观上确实有一个“进城”问题摆在革命文学面前，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正常，而且必然。
这个问题，简单地讲，就是革命文学的面貌要不要随着新的实际有所调整？调整，当然不会触及延安以来革命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谓调整，是在坚持大方向前提下，可不可以从细节上尝试一点新的变化？比如，看取人物，寻求较为别致的角度；确定叙事的着眼点，多为读者做一点考虑；情节呈现，靠近生活的日常样态；感性地展现人物内心，使之不那么抽象、理念化……
建国，毕竟意味着文学已经处在新的背景、环境、对象、范围等条件之下，生活内容和读者情况都不同于边区、根据地、解放区，按理，文学应该反映这种变化。确有一些作家意识到了，并且开始探索。我们可以看一看1950年1月1日出版的那期《人民文学》，本期该刊总共发表了五篇小说，其中三篇（即《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秦兆阳的《改造》）都不同程度遭到批判，原因就是它们在艺术上求变。例如《关连长》，写某连执行攻城任务时，发现敌据点为学校、内有不少儿童，连长由此放弃炮击，稍有犹豫后，改用迂回包抄办法付出较大代价拿下据点，连长本人亦因此牺牲。小说聚焦关连长粗豪刚猛性格与他当此意外局面时的柔情不忍，以此为冲突，刻画人物内心世界，而不是一味写革命军人的勇往直前，显示了新颖、更富深度的角度。这本应视为革命军人形象塑造的有益开拓，结果却被斥为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革命人道主义”（《评〈关连长〉》，中央文学研究所通讯员小组集体讨论，张学星整理）。
以单一作家论，萧也牧试图有所“调整”的意识，在当时大约是最突出的一个。据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揭发，萧也牧认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以今视之，萧也牧的思考透出了杰出的意识，他敏感地察觉时代带给文学的新变（“进城”），并准确地将它的艺术可能性表达出来，提出自己的探索方向：人情味、创新、重视生动性、更讲究语言、提高艺术质量……这一切显示，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
《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以前，社会各方的反应，完全是正面的。例如让丁玲愤愤然的电影改编这件事。小说发表后，迅即被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看中，改编、投拍并正式出品。导演郑君里，主演赵丹、蒋天流、吴茵等，第一流的班底（顺便说一下，略早在更大范围掀起更大波澜的《武训传》，亦为昆仑所出、赵丹主演）。康濯说他曾当面听某剧作家对萧也牧这样讲：“你的小说都很好，每一篇都可以改成电影！”在批判会上，瞿白音就表示：“当我最初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的，我也有改编的意图的。”吴祖光也说，读作品时“觉得挺新鲜，挺有趣”（《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1951年8月10日）。其他良好反响包括，改编成连环画、话剧，以及评论家的赞扬等。就像上述某剧作家所言，他每篇作品皆为人所注意。不知这是否可以说明，当时萧也牧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作家。
对历史的审视与理解，需要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并不难于辨清萧也牧的意义：他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的国家生活摆在面前。有人主动尝试与以往革命文学有所区别的风格、内容和写法，以适合这种转变。萧也牧于是应运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较以往细腻深入一些的人情内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节制一些的话语风格，事实证明，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假如能够探索下去，未遭阻拦，萧也牧极可能将作为共和国文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留下来。可是实际却截然相反。纵观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你总是面对一个特别奇异的现象：只要是社会、生活欢迎和期待的东西，往往遭压制与打击。这令人百思而莫解。
妻子从十五岁就参与革命，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并且因为之前在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深知被欺压的人心中的痛苦，可谓知民心。但在后来不得不向丈夫妥协，说明妻子所代表的女性政治仍然有些欠缺。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诉求集中到对“社会性别”的追求上以来，女性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政治建设上来。虽然在晚清就有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女革命家提出要争取男女平等，女性应当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但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女性才算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和男性相同的政治社会法律权利。我国制定了各种保障女性政治权利的法律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女性的权利与义务。研究新时期的女性政治参与的主要有叶奕翔的《我们夫妇之间与性别政治》从《我们夫妇之间》入手，分析其中的性别冲突；贺佳梅的《女性研究与现代文学“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从《青春之歌》入手分析了现代文学中的女性特征；赵晶的《新时期我国女性政治参与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分析、总结、归纳了中国与西方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并得出对我国女性参政的启示；梁丽霞、高功敬、李伟峰的《新时期女性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山东省女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广度、深度及水平，影响山东省女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除性别因素外，女性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及马慧芳、张新民的《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参政状况研究》等等。研究该课题的多以论文为呈现方式，大多研究的是建国后的女性政治参与概况。前人在此方面的论述已足够多了，我主要想从《我们夫妇之间》中看到的一些女性政治特点与问题加以详述。
《我们夫妇之间》以知识分子从延安到北京为背景，展开了一系列与工农出身的妻子的日常生活故事。妻子从十五岁就开始参与革命，一直待在延安。而且因为自己是贫农出身，饱尝被欺压的痛苦，更能够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更加能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这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我”相比，“我”只知道在房间里整理资料、画统计表，而妻子总是和老百姓打交道，因而妻子在政治上更能“知民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正是妻子太过于知民心，太为贫苦人们着想，形成了她政治上的一个缺陷——不够理性。当听闻皮鞋铺的学徒被骂后，“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因为学徒象征着弱势群体，象征着欺压的对象，所以当妻子听说这件事后做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去学徒骂回来，没有过多的思考，仅仅感情用事，不够理性。由于对贫苦人们的特殊情感，冲昏了头脑，没有多加思考。同时这也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关，“从整体上看，经验思维是女性领导思维活动的‘强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女性领导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这种低级的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过分夸大经验的作用。”妻子因为之前在农村工作时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所以经验性地处理这件事。从文中“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可以看出妻子在这些方面上仍然是老一套的做法，还未能够因为到了北京城就在工作方法上有转变。
看了萧也牧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否定，被批判的作品。
在我现在看来并未发现有什么可值得批判的地方，不过是一篇讲述夫妻之间趣事生活的作品。而当深入了解其创作背景后，再重读这一作品，有了一些理解。在那个言论不自由的敏感时期，作家的创作是需要迎合政治走向的。
萧也牧的文字触及了劳资关系，是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里面的夫妻情趣生活被定义为低俗趣味，消费被定义为小资。李克和张英进城去的任务是要改变城里的一些小子现象，但后面，他们却是被城市所改造了，从政治目的上来讲，萧也牧的这篇文章违背了当时的政治倾向（所以才会遭到那么多的批判）。
在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代，思想比较混乱，社会局势不够稳定，人心在经过战争的洗礼，显得有些麻木。如今的我来看，因为这么一片短短的文字，一个小小的错误，却遭至文人作家的集体攻击，连平时的挚友也能背后捅刀，这让我想到十年文革。这在当时还算相对平稳的时期便是如此，实乃想象文革之乱。
《我们夫妇之间》前面一直很合乎剧情的发展着，包括“妻子”误会“小娟”事件不难看出，张英是被城市改造了的。但莫名写张英教训掌柜而引出的两人之间的谈话，相较于前面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转变的有些看不懂，突然的歌颂党，像是在标榜“我们夫妇未曾被城市改造”。
这是萧也牧想发表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又担心写错来显得过于明显，显得自己是一个被小资生活改造了的人，才一转笔锋么？我时常在想，那个时期的文人作家们是不是不能随心抒发自己所思所想，真实的写一写真正的现实。也许，这必有其历史因素。
人民的生活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要求也是决不能脱离政治来写的。毕竟，人活在这个时代，总是要符合主流的。
读过《我们夫妻之间》这篇作品时，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明白它的“庸俗化”和“危险倾向”在哪里，单就作品本身而言，虽然内容充满了“文学史”痕迹，尤其是夫妻俩为了争稿费辩论的那一段，两人的日常拌嘴，竟然能扯上“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让我感到好笑又无奈，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故事仍不失鲜活，人物也都可爱，正如很多人公认的那样，在我眼里，夫妻俩绝对不是互相对立，不可调和的双方，相反，我觉得，小说的主题本来就是为了探寻一种新环境下“进城”的道路。但作者萧也牧却因此被批为右派，在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可以说正是这篇作品将他卷入斗争中心。这篇作品被当作现当代文学学习的开篇，透过它，我逐渐了解了作品背后代表的意义和它的时代背景。我先是看了学者李洁非发表在《中国文艺报》上的评论，关于《我们夫妻之间》引发的事件大致可以梳理为：1949年秋萧也牧完成作品，1950年新中国文学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号”的特别名义出版，上面刊登着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现于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关键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艺报》，《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李定中信是一个转折。此信发表之后，萧也牧问题大大恶化了，批判也成为有组织的了。从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批萧整整持续了半年；发表各类批判文章11篇，召集批判会1次；高潮出现在7、8月间，标志是丁玲文章和座谈会；批判形式丰富多样，有“读者来信”、专业分析、领导论述、知情者揭发、群众反应、会议表态、个人检讨。萧也牧被迫离职，在文化革命中被判为“反革命”，最终被打死在干校。其实也不难理解，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建立新中国，革命中心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正如后来的“双百方针”一样，面临新的局面，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需要调动，文艺政策需要改变，文学上出现新观点，也出现新的文学批评的批评,《我们夫妻之间》就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夫妻之间》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揭示了他的工农阶层的妻子的进城前和进城后的生活面貌和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和化解，对于“城乡差异”这一点，萧也牧描写得十分真实，这些问题现如今仍然存在，“我”的口中妻子“狭隘、保守、固执”但奋进、热心充满“革命热情”最终，反而是妻子在城市中更加“如鱼得水”，让我对妻子有了重新的认识，产生了发自心中的感佩。同样是写男女故事，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此相比有很明显的时代差异，在李洁非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萧也牧的写作动机的剖析：“据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揭发，萧也牧认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以今视之，萧也牧的思考透出了杰出的意识，他敏感地察觉时代带给文学的新变（‘进城’），并准确地将它的艺术可能性表达出来，提出自己的探索方向：人情味、创新、重视生动性、更讲究语言、提高艺术质量……这一切显示，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而化名李定中直接将萧也牧推向漩涡中心的冯雪峰不仅认定萧也牧的作品刻意丑化人民群众有危险的倾向还为萧也牧本人定性，这样一种将文学论争上升为人身攻击上纲上线政治迫害的问题在我们学习文革历史的时候就屡见不鲜。如今拉开了时间距离，这些革命文艺学家的“垄断舆论”性质的批评实在是可笑，尽管仍有很多认同冯雪峰等人的批评的人，但我想如今任何辩白也没有道理了，历史成了发黄的纸页，相信提起文革，提起“萧也牧事件”，更多人想起的还是对过于敏感的政治神经的警惕。陈晓明老师认为认为，冯雪峰对于萧也牧的批判，说明“革命文艺家心中都有一个想象的人民和群众，都努力让自己以人民和群众的名义进行思想和写作。读者就是群众，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这就是中国革命文艺不断激进化的精神动力。”（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文学必须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发声，在当时文学有好坏之分，更有有对错之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没有被完全定性，那是一个如此敏感紧绷的创作环境。然而，有些文学批评在今天看来就是党同伐异的工具，不知道多少积极探索的人被埋没在这场悲剧之中。然而，文学舞台上的“政治斗争”里，个中祸福，难以论断。王蒙曾经说过一句话：可以想像我们这个民族当中的某些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在经过了动荡、批判、斗争、转变再转变之后，上帝死了，理性死了，道德死了，科学死了，启蒙与现代性也死了，孔子孟子死了，新左派自由派民主派西化派斯大林派格瓦拉派原教旨派原红卫兵派也全不灵了，于是在相互批判了个不亦乐乎的同时，是人们的价值系统的全面的与不间断的崩塌，是价值真空与价值困惑使人变成非人的样子：不负责任，厚颜无耻，反文明、冷血、残酷、是非不明，为小利而犯大罪……也许我们不愿读那样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但不能不承认，每次不太“纯粹”的阅读，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早遭受批判的小说之一。在此前后，受到批判的作品还有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以及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联系到后来文坛上对于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以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的批判，事实上，当时文坛对于作品的批判，已不单是一种文学式的评价，其根本用意在于消除“五四”以来文学传统中的若干因素，而确立第一次文代会提出的文学秩序，并伴随着当时社会特有的体制性因素展开并强行实施。因而，伴随着这些作品被批判，事实上酝成了当代文学的一次事件。之所以构成事件，表明了其被批判本身要远比作品本身重要得多。也即是说，《我们夫妇之间》这些作品，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并不重要，也并未构成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某种意义，而对它的批判，则构成对整个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批判本身究竟表明了事件怎样的意义呢？比如，路翎在以朝鲜战争为题材一组短篇小说中，《洼地上的战役》是受攻击最猛烈的。这篇小说仍然沿循了路翎在40年代就形成的心理现实传统以及从个体生命出发对时代感受的特点，因而被指斥为“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连同后来的《在悬崖上》、《红豆》的被批判，表明了试图以个体经验探寻人性心理世界写作方法，是一种“爱情至上”、“人性论”的“黑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遭遇则表明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文学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的铁律。应当说，每一次对作品的批判，其伴随的，都是某一种文学传统的丧失与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原则的建立。
那么，《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与它的被批判，究意表现了一种什么样文学传统的丧失，与什么样创作原创的建立呢？
《我们夫妇之间》讲叙了一个恩爱夫妻之间发生冲突而最终言归于好的简单情节。不同于一般家庭琐事的是，这一情节发生于革命胜利后刚刚进入城市的一对革命夫妻当中。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在进城之后，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欣喜与惬意；而出身乡村的妻子张同志则大感不适，并与丈夫不断争吵。由于两人身份的特殊，使得夫妇争执的情节具有了理解上的歧义。
作品情节的核心之处有两个：即“争吵”与“和解”，但是通常对这部作品的批判与评论，大都只取“争吵”这一点展开。批判者认为“萧也牧无原则地拼凑了李克与他爱人之间的矛盾。他把二人之间政治思想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等量齐观”，并认为在“争吵”这一情节“集中和夸大了的描写我们的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1]；而90年代后，肯定性的评论则看重作品以新的视角概括解放后生活的新现实，并重点指出作品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城乡文化差别问题。简而言之，批判者指斥作品在政治上无意义，而肯定者则指认作品在文化上有意义。
事实上，仅仅从“争吵”这一情节出发去分析本文是不够的，因为小说最终意图的表达是通过另一核心情节——“和解”达到的。换言之，只有将“争吵”与“和解”两个情节联贯起来，并以“和解”为核心，才可能达到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应该说，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不同评判，来自于文本本身存在的两个系统。一是叙事系统，一是意义系统。按照作者初衷，两个系统最终能够完成意义表述，即通过李克和妻子张同志的日常矛盾冲突与最终和解这一叙事系统，达到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意义系统的最终阐释。如果作者萧也牧果真将两个系统在有序连接之下完成意义的表述，那么这篇小说与时兴的文学作品并无二致，至少不会遭到批判。但关键在于。萧也牧本人并无意或无力完成这一粘合，文本中两个系统始终呈分离甚至冲突状态，才导致了对其“无意义”、“噱头”与“丑化”等等批判。
萧也牧本属左翼与解放区作家，30年代末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解放之初，他在文坛声誉一直很高。《我们夫妇之间》发表甫始，不仅好评如潮，而且昆仑影片公司旋即搬上银幕，连另一部小说《锻炼》也有人动议拍成电影。能获此荣耀，与他的左翼与解放区作家身份不无关联。应当说，《我们夫妇之间》从意义系统上来看，其出发点仍属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即通过日常事件的叙述，将日常性提升至超验层面，表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解放区文学命题。但是，小说确曾如丁玲所说，作者“把二人之间的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的等量齐观。”其实，在这里丁玲已经点明，通过如此“琐屑”、“庸俗”的叙事题材，根本无法完成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部之间“政治思想上”的所谓“结合”主题。它不仅没有完成意义表述，反而在叙事系统中遵循了日常性而非超验性的原则。这便是问题的症结。如果结合作品的核心情节来看，萧也牧从解放区文学传统出发，完成了“争吵”这一核心情节叙述，但是，却在“和解”这一核心情节处理上导出工农干部向城市认同，向小资产阶级生活认同这一完全与解放区传统悖谬的结论，从而使作品没有进入意义系统。具体地说，也就是解放区文学的意义系统。
小说一开始，以“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为题。这本是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传统中的套路，但作者只是描写李克忙于公务、妻子相夫教子平静而传统的生活，并径直给予了“婚后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的非意义性判断，从而使作品一开始便具有了一种与解放区文学意义阐释不同的灰色基调。进城后，张同志对城市充满敌意。其对于城市社会的恶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出身农村的伦理文化渊源对于城市消费性的不适。她看不惯城市女性穿皮衣、抹口红的娇艳妆扮，也不能忍受餐馆吃饭价格太高：“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其二，张同志来自乡间的伦理组织化原则与城市法治化组织原则的不同。她动辄便对店里的掌柜厉声斥责，对有钱人的本能仇恨代替了她的工作职责。
起初，张同志于对城市的反感中找寻着伦理判断，甚至采用政治上的一种解决途径：“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但是，作者没有将伦理意义继续拷问下去，代表着城市生活方式的丈夫李克，也并没有被置于这种拷问之中。李克对于城市消费生活的“熟悉”和“调和”，没有被按照小资产阶级出身干部受“腐蚀”这种通行模式加以指责，这样就降低了李克与张同志夫妻争吵所涉指的政治性超验意义，而仅仅在生活常识的空间展开。同时，妻子张同志出于伦理义愤所作的一些行为，又将自己的伦理动机从公共的空间降低到了“私性”空间，成为个人家庭琐事，因此，也就不能构成对李克所谓“自私”的批判力量。比如，见到报载冀中大水，张同志仅仅是将丈夫的稿费寄给了自己的冀中老家，而且还没有征得丈夫的同意。这不仅不能表达政治伦理意义，反而见出其违反现代生活原则的一面。“争吵”这一情节核心，也就丧失了向意义层面发展的可能。
再来看看另一个情节核心：“和解”。小说在情节进行过程中，李克与张同志的矛盾日趋弥合，但原因并不是由于李克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恰恰是妻子张同志的改变。换句话说，从伦理意义出发的张同志对城市厌恶性言行，有一个渐趋消失的过程。作品虽然不断提到妻子的“朴素”、“热情”与“奉献”精神，但不断地被其粗俗、莽撞的言行所颠覆。在两人的争执中，读者感受到的反而是丈夫李克的精神优势。特别是结尾一段，在李克对妻子貌似赞扬、实则批评的宣教后，妻子已经“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张同志原来的伦理优势全然瓦解。与丈夫和解的张同志，开始接受城市生活与组织方式。她开始以中性的法制原则而非伦理原则去面对她周围的生活，也渐渐接受了丈夫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行为标尺。小说中涉及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日常性层面最终没有被意义化，而是被工具化了。
要而言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从意义阐释出发，最终却导致出一个日常性原则。以当时批判者的敏锐与理论水平，已经觉察出这一点，不过是他们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已。丁玲认为：“这篇小说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嘻皮笑脸中取消了。[2]陈涌也认为，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争吵“占了主要地位”，而没能突出“两种思想斗争”。[3]
从批判者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坛在描写城市日常题材方面的基本原则：一、题材不能是日常琐事；二、价值观应建立于日常生活之上的超验意义（通常是伦理的或政治的意义）；三、立场必须是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而萧也牧不仅没有从日常琐事中推演出超验意义，而且还依循日常性原则表现了工农干部的城市化，呈现出“反意义”倾向。这不仅与左翼、解放区文学传统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当时文坛对这篇作品的猛烈抨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日常性写作原则，源于30、40年代海派城市文学的传统，即在表现城市日常题材时，遵循日常化立场而得到的世俗逻辑判断。它基于一种私人生活领域，具有某种经验性乃至常识性，因而与左翼城市文学批判的传统不同。新中国成立伊始，城市文学的叙事原则事实上尚未确立，《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在无意识当中延续了海派的传统，自然为文坛所不容。因而，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事实上成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城市文学原则的问题。
发生于《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前后时期的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如一次文代会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以及后来的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人性论”的批判等等，其实构成了一个大事件。对城市文学而言，即是将日常性原则逐出文坛。在当时一片对城市的道德厌恶中，日常生活的合理价值不断被置于伦理的、政治的批判之中。城市知识谱系中的日常性现代性已经被取消，只有关于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国家工业化现代性，由于其符合国策的原因才被允许，造成了这一时段“工业”或“厂矿”题材文学的繁盛。如果不夸张的话，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这一时间前后，在对城市的表现方面，以表现城市日常形态为主导的城市文学结束了，而另一种批判日常生活，以表述城市工业化逻辑为主导的“厂矿文学”则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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