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若发生在今日，我或许会把它比作自己偶染风寒后的一剂良药，或冰天雪地里的一杯热茶，可这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革文化命”的癫狂岁月里，一个小小的、有待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冒着“白专”、“误导青少年”种种可能的非议招致的风险，对我的指点迷津意味着什么？更贴切的比喻是，在年少无知的我那疏于管理、一片荒芜的心田里，刘老师埋下了一颗宝贵的求知种子。七十年代初，告别那让我感情复杂的中学时代和令我尊敬、留恋的刘老师，我参加工作的当年秋季，广播电台就开始播出英语讲座。数年间守着一台粗笨的半导体收音机，我收听了初级、中级班的全部课程。那本因刘老师建议而购买的六十四开本的《袖珍英汉词典》，以六角钱的身价，却跨越世纪被我珍藏至今。
　　是么，世上多少珍贵的事物，真无法用币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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