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深入了解我市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观点和变化特点，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莱州市始终以凝聚主流意识形态为重点，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创新舆论宣传模式，积极推广“宣讲时间”手机app、“烟台宣讲”微信公众号，壮大主流舆论，推进理论普及大众化。拓展网络宣传新空间，各部门建立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并联合属地主流新媒体平台和网络大咖积极发出正面声音，“莱州声音”更加响亮、“莱州故事”更加动人、“莱州形象”更加靓丽。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面临种种干扰和挑战
调查发现，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和宣传有所弱化。突出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唯书、唯上，机械地照抄照搬，在宣传方式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只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和淡化意识形态工作;在党校培训上，虽然不缺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的专业教师，但是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还不如人意。培训的主管部门在主体班次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注重业务培训和新理论、新政策的培训，很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另一方面，网络信息化分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权。在网络信息传媒时代，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发布观点的技术手段和便捷机会。信息一出现就会被社会成员大量获取，无论信息真实与否，他们多数更加倾向于基于自身的理解、判断和分析对信息做出解读，相比较而言，党委政府在网络上的话语权权威还略显不够。
2、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价值观虽然错综复杂，但是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在一些社会群体中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方面，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一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开始蔓延。有的调查者表示受媒体报道的事件影响，遇到孩子出事不敢救、老人摔倒不敢扶。另一方面，崇尚节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受到了冲击，高消费、拥有巨额金钱等成为一些群体人生的追求。还有部分被调查者对“文化糟粕的泛滥”反映强烈，认为有些文化产品完全被商品化，一些低俗文化泛滥，博眼球等娱乐节目占据了黄金时间。
3、西方文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全球化正加速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经济之外一些附加西方价值观念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青年一代的影响颇深，一些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悄然发生变化，严重冲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例如，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渗透给年青年一代。同时，我市还存在一些源自西方的宗教，这也为西方势力的宗教渗透提供了可能。
1、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引领和整合作用。对于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我们要对通过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控社会意识的基本走向，在思想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舆论宣传领域，要勇于弘扬主旋律，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强化主流文化宣传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宣传还要注重“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多宣传报道我市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动人事迹。在对外宣传上，传播好莱州声音，讲好莱州故事。积极为群众解疑释惑、澄清误区，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宣传方式上，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采取将意识形态融入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歌曲等与人们生活很近的文化产品之中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向人民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渠道上，分析不同社会阶层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应不同社会层次的传播渠道体系，不但要进行学校教育、而且在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媒体领域中也要多管齐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阵地不留一丝盲点。
2、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领导带头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领域，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同样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加强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的意识形态能力尤为重要。一是要加强思想辨别力，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切实解决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意识的懈怠和不坚定问题，加大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纠正错误倾向，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比，明确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国家、社会、人民的危害性，倘若任凭西方进行“西化、分化”，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二是增强理论创新力，引导正确社会思潮。面临各种各樣的社会思潮，领导干部、广大党员需要增强理论创新力。既要加强理论学习，又要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力，好的社会思潮要加以推广宣传，坏的社会思潮要果断反对禁止。三是提高共识凝聚力，反对意识形态渗透。领导干部、广大党员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与所担负的责任，在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中，提高凝聚力，共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四是恰当运用话语支配力，敢于批评错误言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在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恰当运用话语支配力，在错误的言论面前敢于发声，敢于批评;在正确的言论面前敢于保护，敢于支持。
3、规范网络和社会舆论引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学校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校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内容来贯彻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内涵，便于广大青少年将我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学校共同遵守的准则统一起来。但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同样要使学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造成的恶劣影响。二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走群众路线。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对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与接受能力不同，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走群众路线，运用恰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来加强人民群众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人民群众比较注重的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使人民群众明确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根源上了解问题的所在，明确我国基本国情，将具体情况给群众讲清楚、道明白。同时，要使人民群众在教育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不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是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客体的统一，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要使人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清国情，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大问题，关系到高校的办学方向，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敌对势力以各种方式围追堵截一浪高过一浪，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清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科学分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不断强化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努力培养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球化所引发的制度价值冲突。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必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交往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但由于制度价值的根本不同，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文化冲突。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政权，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敌对势力借助经济全球化进行制度围剿和制度渗透，导致一些人价值迷失、政治方位尽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失去指导地位，引发了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权危机。面对这样一个是非分明的政治问题，高校的个别教师和社会上个别“公知”却有另一番政治解读，他们堂而皇之地用普世价值、宪政理论等来分析上述问题的前因后果，将苏联解体看成是普世价值的必然、西方宪政的胜利。这种解读以所谓学术探讨的形式影响和迷惑着一些学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
市场经济深度推进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问题。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虽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此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政府失位等问题不可小视。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问题，虽然与西方相比性质不同。然而针对这类现象，高校的个别学者却视之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必然，还有人用新自由主义来对之解读，提出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高举个体本位的旗帜，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当好“守夜人”，不要干预市场。他们还声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难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所谓的前沿观点对学生思想造成的混乱不可小视。
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价值挑战。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效率，拓宽了人们学习求知的渠道，但也带来了诸多思想领域里的挑战。一是由于一些信息背后的经济驱动，使得一些“标题党”大行其道，用一些浅层化、娱乐化的内容和方式来解读社会问题，不同程度地降低信息的思想含量，进而可能使一些灰色价值进入各种信息平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思想文化的堤防。这一问题对于年轻大学生来说，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二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对人们的误导十分严重。一些帖子通过各种语言和学术包装，在网上以还原历史真相、解读历史真谛等为幌子，对领袖人物、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有功之臣，随意进行所谓的“新认识”、“新解析”。这种利用人们的好奇心进行历史事实的偷梁换柱，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是巨大的。三是在高校中存在着不问老师问“度娘”的现象，学生对百度等网络知识的过度依赖，更是给我们信息网络的正本清源带来不小的挑战。
思想认识不同程度虚化、弱化。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如何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在一些高校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在一部分人看来，大学是求知问道的学术圣殿，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已经明确，无需我们再下更多的工夫，应当把中心和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这一观点值得警觉。毫无疑义，追求学问是大学的天职，但不能把学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不能将教书与育人相分离。有的教师对这个道理讲起来重要，但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却将其放在一边，或者不去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对学术学科的潜在影响。他们往往重学术轻价值，或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教学与科研，不对西方学术进行价值分析，而是搞所谓“原汁原味”地吸纳，甚至用错误的教育价值观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青年学生。
制度建设落实、落细不够。目前，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完成，一些事关高校长远关键的问题和责任已经在制度上得到明确。但还存在着一些制度的空白点、一些具体职责划分不明确、制度落实执行不力等问题。如对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教案的意识形态检查制度、学校各级媒体的意识形态发布和检查制度、社会科学成果的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研究生博士生论文的意识形态检查制度等都还存在着制度不全、执行不力的问题。
队伍建设薄弱。高校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研究、交锋的重要阵地，高校的诸多学科直接涉及到意识形态走向问题，各种思潮的交锋在高校最为激烈，也最容易受到学生的关注。对此，需要我们有一批政治责任感强、对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高度敏锐性的教育和管理队伍。但在现实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意识形态各级队伍主责不明、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状况，涉及意识形态的各支管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不强、对意识形态的教育培训检查存在着时断时续的情况等等，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执纪问责缺失。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承担着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职责，责任重于泰山。对于高校干部和教师而言，这一责任要压实压严，一旦出现意识形态失控、失范问题，就应当受到严格、严肃的政治处理。但截至目前，许多高校还没有完全形成意识形态追责问责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将其作为学术不端或一般性的失职、渎职来处理，没有充分意识到此类事件对广大师生思想产生的严重冲击，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极大危害。
面对当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有针对性地回应和解决好意识形态的突出问题，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铸牢高校的思想价值基础。学校各级党委要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论述，通过学校理论中心组、“两课”、形势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学习好、宣传好。要把意识形态建设内化于党委管方向、谋大局、促改革、带队伍的全过程。不断分析学校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通过一人一策、一事一策，精准化地解决问题。要善于从国际、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局中，从立德树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的大势中，组织高校各层面的力量，发挥高校跨学科的优势，通过深入对话交流去引导广大师生的思想，对于一些严重错误的文化价值表达，要旗帜鲜明地亮剑，真正在高校全方位地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基础。
在制度建设和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意识形态的斗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将显得更加激烈。我们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更要善于运筹帷幄，在制度建设上多做文章，特别是在长效机制建设上保障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一是要在“全”字上下功夫。全面审视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上出现的一些空白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抓紧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涉及到学科建设、人才评价、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尚没做到全覆盖，需要加快补齐短板。二是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制度不是用来给人看的，而是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为此，高校党委要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制度建设落地生根，要用制度将高校人才引进、学术研究、课堂教学等可能会引发的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要坚持制度为先，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强化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醒力。三是要在“新”字上下功夫。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交锋的内容和方式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就要求我们的制度建设要与时俱进，善于结合新情况、新变化，善于从不同群体、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和优化制度建设。
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同样也是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和管理队伍的要求。为此，我们要从三个方面加强队伍建设：一是主体队伍建设。要把学校党政领导、各学院党政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等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队伍。在人员选拔、绩效考核、各类培训中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和要求，特别是通过高校意识形态案例分析，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真谛，使高校各级党政干部敢管、会管、善管意识形态。善于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将一些在师生中滋生的可能会产生意识形态冲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思想问题，消灭在未发或刚发阶段。二是融合队伍建设。要充分发挥学校跨学科的优势，把校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研究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者协调组织起来，聚焦突出问题，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形成全员意识形态建设和监管防线。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全员有责，每一位教师、每一位管理人员、每一位服务人员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导向和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立德树人的方向。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员联动、众志成城，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目标要求，强化意识形态的执纪问责。要紧密结合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多从政治建设的高度把握问题，进一步严明意识形态纪律，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在高校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都要有底线、有规矩，谁无视或破坏了这些规矩和纪律，都要受到严肃的查处。高校党委要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执纪问责，对于挑战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和事及时查处，要举一反三，真正打造高校意识形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然，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很强的问题，高校各级党委要本着对党负责、对师生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查处相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绝不能用一般的学术争论来对待，一般性的学术争论或模糊认识也不要轻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去查处。对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帮助广大师生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大学生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努力争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信者、捍卫者。
党中央高瞻远瞩、防微杜渐，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强化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地方各级党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2015年以来，中央及省委、市委先后制订下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细则及方案，2018年开始，更是将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的监督检查纳入了巡视、巡察的范围。笔者有幸作为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检查组的成员先后参与了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工作，总结了一些经验，并就如何抓牢抓紧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提出对策。
(一)一些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责任意识不强。一些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分管班子成员、牵头责任处室的事，与其他班子成员、其他处室无关，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一些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普遍存在“重业务工作、轻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对“一岗双责”的要求把握不准。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一些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将意识形态工作等同于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或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到底“抓什么、怎么抓”认识不清;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因此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风险防控仅仅停留在如何控制负面舆情、如何管控擅自发布敏感信息上。
(三)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存在不到位情况。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做到“六个纳入”即纳入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纳入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述职报告重要内容。基层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未能完全落实上述要求的情况普遍存在;少数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完全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以文件学习代替责任落实，以文件传达文件层层转发，或者依葫芦画瓢制订一个方案、办法敷衍了事。
(四)阵地管理和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一些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部门单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存在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编制不足、专业人才流失、年龄结构老化、工作经费缺乏等问题，导致工作不能完全落实;基层部门单位普遍没有宣传部(处)等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和人员，该项工作通常由办公室、人事处或机关党委等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往往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既难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也难以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
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还是政治意识不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缺乏责任意识，懒政、怠政不主动作为。要改变这一现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各级党委(党组)应切实承担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其中：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承担第一责任、分管领导承担直接责任、其他班子成员根据“一岗双责”原则承担领导责任。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宣传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抓好落实的职责，担负牵头抓总、指导协调的责任。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某一个领导、某一个部门的职责，而是整个领导班子、每个班子成员、全体部门单位的工作职责。职责不明则责任不清，因此，各级党委(党组)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从讲政治的高度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努力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二)进一步加强学习教育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进一步落细落实，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必学内容。党委宣传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管理、明确学习内容和要求，加强督导检查，不让学习流于形式、走过场。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培训，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指导、业务培训，强化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管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教育，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切实解决意识形态工作“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
(三)进一步强化阵地管理和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文艺出版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把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进一步选优配强宣传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切实解决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基本待遇和工作经费、条件等实际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工作环境。
(四)进一步加强检查考核
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检查考评体系，重点检查考核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的落实情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落实的综合评价，考评体系应涵盖以下内容：一是本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情况;二是本年度接受意识形态专项巡视、巡察，专项督查反馈意见的情况;三是对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意识形态专项巡视、巡察、专项督查反馈意见的落实整改情况;四是本年度意识形态工作因工作不力等原因造成不良后果被追责问责的情况。
意识形态工作应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会同宣传部门在开展年度绩效考核的同时，一并进行年度意识形态工作综合评价。重点考核本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着力纠正基层党委(党组)普遍实行的以“不发生问责情形”作为考核标准的不合理现状，意识形态工作综合评价结果应计入当年绩效考核。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专项检查在巡视、巡察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针对巡视、巡察反馈意见开展专项督查，确保巡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到位。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作为干部任前考察、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使用、奖惩的重要依据。
(五)进一步严格责任追究
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考评结果的运用，对意识形态专项巡视、巡察，专项督查反馈意见拒不整改或敷衍塞责、落实不力，年度考评结果为不合格的部门单位和不称职的个人，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约谈提醒、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组织处理，对不适合、不适应的班子成员和干部及时作出调整。各级纪检机关要把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决策部署情况，纳入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对失职、渎职导致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不良后果的，加大责任追究和惩处力度。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含盖了整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没能达到习总书记8、19讲话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的高度，尤其是在县及县以下的党员干部中，认识模糊、有局限，总认为那是党的高级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事。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往往被忽视、被淡化，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在基层更为严重。
(三)意识形态工作开展难度大。无论是理论武装、社会宣传，还是理想信念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党员干部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不强，上级要求做的不得不做，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缺乏时效性，成效不明显。
(一)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也就是8、19讲话，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就要从这一高度来理解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xxx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明确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要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着力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使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更清醒、更坚定的认识。
(二)明确工作重点，加大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要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8、19讲话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形成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要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增强做好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守思想防线，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自身修养，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得到加强。要教育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增强道德修养，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巩固执政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工作，提高理论指导实践能力。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自觉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实效性。要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教育活动。要创新学习方式方法，增强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把理论知识入心入脑，化为促进工作的本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三是突出抓好社会宣传，提高社会宣传质量。社会舆论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做好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和主题宣传，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丰功伟绩和社会新风尚，宣传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加强各类媒体的管理和监督，对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宣传报道，特别是社会负面报导要有节、有度、分层面。主流媒体要抢占舆论至高点，对网络舆情既要做到监管得力，又要科学应对。对网络舆情进行正面引导，严厉打击假新闻、假记者等虚假报导，弘扬社会正气，唱响主旋律。
(三)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思想队伍建设。一是要稳定宣传思想队伍。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的宣传思想干部队伍要保持相对稳定，充实宣传思想干部队伍力量，保证宣传思想队伍建设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不落伍、不掉队，保持宣传思想干部队伍相对稳定。二是要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培训提高。采取定期培训、交流学习、走出去、请过来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宣传思想干部政治觉悟、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三是要明确目标，强化责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是这样。要坚定理想信念和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目标明确，宣传什么、弘扬什么，要紧跟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确定不同阶段的宣传重点，明确宣传任务。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广大干部也应这样。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当前，我们正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面临各种风险和重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
本人意识形态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意识形态鉴别力不强，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二是意识形态学习力不强，没有系统地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理论，不了解当前思想领域的突出问题。三是意识形态思考力不强，不善于从政治角度去观察和认识问题。四是意识形态创新力不强，不善于打破思维，开展理论创新、内容创新和应用创新，日常工作中习惯于用老思维、老方法解决新问题。五是意识形态表达力不强。
针对上述问题，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提升意识形态鉴别力。一是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所以要讲政治，要善于讲政治，要勇于讲政治。党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员身份是第一身份，政治是第一位的。二是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又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一条基本的原则。三是心里装着几把尺子第一把要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把尺子，这把尺子是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没有这把尺子就心中无数，心里就没底;第二要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把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党就不会变色;第三要装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尺子，有了这把尺子，红色江山就不会变质;第四还要装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这把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就不会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出来。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首先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其次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升意识形态思考力。一是要善于观察问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二是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三是要善于进行分析，要从理论上、事实上进行分析，同时还要观察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提升意识形态创新力。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主要是党员干部要保持思想上的敏锐性和开放性，避免陷入思想的僵化和某种思维定势。关键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二是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三是善于进行应用创新。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维护好意识形态健康和谐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所谓的“虚假观念”和“虚假意识”，是“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552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统治的话语，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幻想”〔1〕552。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特征的揭示，使意识形态具有了否定的和负面的意味。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和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反过来成为一些人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为了克服这种矛盾，同时也为了同种种修正主义作斗争，“列宁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是十分自然的”。在列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成长为当时的社会意识中的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笼统地批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2〕208。由此可以断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加以确认始于列宁。〔2〕210
不管意识形态概念如何演变，必须承认，立基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运用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和观念体系，维护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仍有其重要价值。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内在规定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经济基础最终决定，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对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反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这些上层建筑中，包括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591-592。马克思的这段阐述，一方面被公认为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另一方面被一部分人曲解为“经济决定论”。针对这种曲解和歪曲，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一方面，恩格斯阐明马克思和他自己当时重点阐述“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4〕657另一方面，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做了补充说明，他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591“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591这些上层建筑的因素包括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等。恩格斯强调，“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4〕659。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那种“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进而“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的愚蠢观念，恰恰在于“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4〕659。
二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整合、凝聚共识、革命或变革先导的作用。其一，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内聚力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指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统一、稳定，可以良序运行。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以及经济、法律、政党等社会整合方式的多样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有所弱化，意识形态通过制造“共同利益”幻象，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从而成功地稳定或变更社会。〔5〕2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比作“社会水泥”或“社会胶合剂”。其二，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共识功能。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指出社会发展的合力是由许多单个意志形成的，这些单个意志由于各自的生活条件、利益诉求、意愿和目的不同，必然会互相冲突、博弈、妥协，最后融合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单个的个人意志如何才能成为合力的“分力”，而不是作为合力的否定性力量被消解掉。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这些共识包括国家共识、制度共识、权利共识、利益共识、民主共识、法治共识等。凝聚共识的路径多种多样，比如通过协调利益关系、政党的有效领导、政务信息公开等，其中，意识形态对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要作用。其三，意识形态具有革命或变革先导作用。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建构、政权更迭过程中常常起先导作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开创了“观念创造现实的时代”（黑格尔语）〔5〕54。现代资产阶级制度正是依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起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意识形态不仅在动员组织群众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制度设置和完善提供了基本根据。 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教训警示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从各个角度对这场巨大事变进行总结和反思。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分析。苏联解体始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领袖地位，进而否定苏共的历史功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社会思想舆论彻底右转，以填补“历史真空”为幌子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后来又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否定马列主义指导，主张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给思想以自由”。最终导致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怯懦和动摇，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酿成了苏联解体的悲剧。
四是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决定必须抓牢意识形态工作。其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强大引起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忧惧，西方国家极为重视打好意识形态这张“强花色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锋较量形势更复杂、技术更先进、手段更隐蔽、效果更迷惑；其二，中国社会对内正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向纵深拓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呈现，加之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人们的思想呈现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其三，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之钙不足，意识形态思想防线不牢固，导致政治变质、经济贪婪、道德堕落和生活腐化。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大局的前提下，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彰显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重大挑战。
一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取得成功的一项重要“成果”。而西方国家在中亚、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中频频得手，进一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颜色革命”作为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优先战略选项。对此，西方国家直言不讳，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曾放言要将“阿拉伯之春”引入中国。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可以说是“颜色革命”的中国版本。
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的直接文化宣传功效声名远播。这种直接的文化宣传以其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的优势为西方国家所青睐。但由于直接的文化宣传过于直白、直接，被渗透的目标国家往往会采取直接的电波干扰方式进行对抗，同时，目标国家的民众也会对大量关于本国的所谓“负面信息”产生“听力厌倦”，赤裸裸的文化宣传日渐式微。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信息开放程度的提升，西方国家一些担负对华宣传任务的广播开始转型，寻求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进行资讯传播的新途径。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三大华文广播为bbc、“美国之音”和“德国之声”，近年内纷纷停止对华短波广播，转而加大对互联网新闻的采集与深耕。〔6〕他们凭借强大的数据截取和分析能力，以更有效更灵活的方式实现宣传诉求，达到既定的宣传目的，增强了意识形态渗透的主动性和复杂性，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更大挑战。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向目标国家输出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国家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机会，西方国家通过文化商品输出传播渗透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的芯片（科技产品）、薯片（饮食产品）和好莱坞大片（文化产品），“三片”的力量交织融合，其作用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进行学术迷惑和理论殖民，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曾明确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最富效力的工具和媒介是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在最突出的文化内奸中，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7〕85-96
二是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影响社会大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影响比较大的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新左派”等思潮〔8〕。这些社会思潮以极具迷惑性的学术创新面貌出现，精心设置学术陷阱，以隐蔽、巧妙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比如，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认为市场从“基础性作用”转为“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我国将走向“彻底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贯论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普世价值”论立基于抽象人性论，企图向中国输出西方特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实现中国的政党轮替、领导权的开放竞争及政治制度的西方化；西方宪政主义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坚持党的领导互相矛盾，甚至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公民社会理论刻意美化和神话西方的公民社会，过度强调公民社会的独立性，把发展社会组织等同于建立公民社会，制造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对立；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任意歪曲、拼凑、剪裁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诋毁领袖人物，丑化民族英雄，以所谓历史细节的考证否定宏大叙事，迎合公众“求新”“猎奇”的心理，达到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虚无党的历史的政治目的；极端“新左派”则以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否定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就，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割裂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历史关系。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代之以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红旗降落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但后续影响仍在发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仍在持续。
四是发展主题与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影响世界和平安宁、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尽管如此，抓住一切机遇加快自身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赢得发展主动仍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成果的丰贫、发展潜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话语权。可以说，发展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的核心关切。这一核心关切注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更多地关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如何开发新能源资源、如何培养新科技人才，而少有关注传统带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导致两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两种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日益淡化。
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文化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马克思曾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86。当前，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和两个“毫不动摇”的经济发展政策决定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多元利益格局下，人们更关心个体和所在群体的利益，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尺度，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所难免。此外，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土壤，价值观的多元和差异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六是新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以及自媒体以外的网络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从最初的网站发展到现阶段的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其多元自由的传播主体、核裂变式的信息传播速度、多样融合的传播方式、“去中心化”的扁平型的传播关系，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大变革。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载体和传播渠道，但另一方面，新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生态的变化，以及网络意识形态自身具有的非对称性和强渗透性特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引导力形成了挑战。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力回避、努力淡化意识形态的时代，可是又是西方意识形态妄图独霸天下、因而必须以异质意识形态与之抗衡的时代。”〔5〕55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绝不能被西方鼓吹的“非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化”思潮迷惑视听，犯幼稚主义错误，以为一讲意识形态就是“左”，从而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在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积极探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控制力、引导力的战略策略方法路径。
一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逐步克服意识形态工作的“碎片化”和“挑战―应战”模式。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但意识形态工作并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越来越成为大国战略问题。视意识形态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意识形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综合、立体的规划，美国堪称“先行者”和“楷模”。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在《十条诫命》中提出“和平演变”一词，此后，美国历届总统在推进和平演变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尼克松公开宣称“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注重打“攻心战”；里根认识到，意志和思想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中将成为最终决定性因素，核弹和火箭将退居幕后。除了政府直接推动，数量众多的智库、基金会在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策略制定方面功不可没。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存在专家学者与政府智囊之间进行身份转换的“旋转门”制度，使得学界精英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比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他们在为国家提供“预选方案”、为国家制定战略策略方面，常常能提出诸如“软实力”、“巧实力”等极富引导力的概念，所以美国常能够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却鲜有提出引领世界风向的概念和理论。这种现状使得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分迫切。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在逐步从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无论是对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强调，还是对意识形态战略目标、任务的阐述，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策略的制定，都凸显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正在逐步摆脱“见招拆招”、“挑战―应战”的简单模式。中国的智库建设也开始探索从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和提供政策方案的综合性研究智库向职业化的现代智库转型。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作为亚洲智库中排名第一的中国最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启动组建11个专业型智库的试点建设工作，以理论创新和政策咨询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具有学科特色的智库功能，探索实施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资政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