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推动“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20年开始，聚焦道路硬化、渠道维修、老人日间照料等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全区农村开展“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坚持每年为每个行政村办好一件实事，共办理事项6210件。
山西省晋中市通过抓乡镇干部、综合执法等队伍建设，抓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抓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抓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抓严格制度执行，解决乡村“无人治”“无序治”“无招治”“无力治”“无效治”“无章治”的问题。
江苏省昆山市创新打造“海棠花红”党建服务品牌、小微权力清单、民主议事机制、美丽庭院行动、村务公开数字平台，推动乡村治理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江苏省如东县创新“融合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模式，探索开展跨行业、跨地域、跨产业的党组织联建共建，抓实村干部、在职党员、网格员队伍建设，创新“一站式”定点、“代理式”定人、“菜单式”定题、“主题式”定时服务，坚持在教育引领中聚民心、育民心、暖民心，构建党建引领、条块结合、上下协同、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湖南省耒阳市引导5000多个“湾村”中爱家乡、热心肠、肯奉献的“明白人”，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乡村振兴助推员、乡风文明监督员、社情民意信息员，解决基层党委政府“手长衣袖短”等问题。
面对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多等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梳理痛点堵点，建立特色积分指标体系，明确积分标准，打造智慧化积分平台，村民主动上线率超过95%。
贵州省关岭县新铺镇卧龙村从“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如何管”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党群议事小组机制，打破了村级事务“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县委乡村治理办下发关于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正组织开展“新时代十大城乡基层治理创新案例”推选宣传活动，各乡（镇、场）围绕“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构建新时代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为推动治蜀兴川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主题，聚焦城乡基层治理主线，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依法治理改革创新、坚持治理与发展相结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等方面的创新示范，各申报一个高质量的乡村基层治理案例要求，我乡党委按照工作安排，履职尽责，扎实开展工作，现将乡村治理典型案列工作汇报如下。
一、寺庙管理方面
（一）抓寺庙和信教群众管理纳入民主法治示范重点工作。我乡下辖、、、4座寺庙，各寺庙之间原本就固定下来了的信教区域与信教群众，一般以村为单位，我乡通过多次调研，结合各村、各寺庙实际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组织村干部反复学习县委、政府关于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相关文件，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及时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乡长批为副组长，村委会班子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落实组长负总责，副组长具体抓，其他成员分工负责的工作责任，切实做到开展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认识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切实解决村与村、牧民与牧民内部之间因宗教问题出现的“各自为政”、“拉帮结伙”内部消耗现象。
(二）落实敏感节点主体责任。一是全乡党员干部长期以来以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时刻将我乡宗教形式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作为主体任务责任常抓不懈，切实保障了联防联控时效。二是严把输入关，对寺庙外来人员、重点人员、九类人员进行严防死守，安排专人盯控，适时对4座寺庙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对全乡僧侣的底数清、情况明。三是必要时取消或关闭所有佛事、大型聚集性群体礼佛活动，并加大监管力度。把全面贯彻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应对“3·14”、“-”工作部署要求作为落实乡党委、政府主体工作责任抓，严把寺庙维稳关。四是与辖区内四座寺庙签订维稳联防联控责任书，压实僧侣管控制度，进行相关稳控政策和知识宣传，对各寺在寺僧侣进行登记和归档，并定期对在外僧侣进行电话联系，切实掌握重点区域、人员的动态数据。
(三）开展宣传教育培训，积极营造舆论环境。我们把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牧民群众的遵纪守法意识，作为治理和维护全乡治安秩序的有效措施来抓。围绕“3·14”、“-”等敏感节点开展治安大联防，深入各村农牧民家庭开展法制宣传、摸底排查33次，组织全乡群众大会11次，发放法制宣传资料2094余份，对全乡的重点人员进行走访帮教5次，开展各类普法培训班24次，通过“农牧民夜校”“三会一课”，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积极倡导和宣传先进思想和文化，同各种愚昧思想、迷信、伪科学开展斗争，从正面大力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把普法工作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提高公众识别迷信、伪科学和邪教的能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增强村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
二、虫草采挖方面
(一）虫草采挖，交通先行。人口少、乡域广、人均草地面积大、服务和管理成本高一直就是我乡老大难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外来采挖人员年复一年的增多，人员复杂程度明显增大，我们通过打通真达乡至色须镇通乡公路，真达乡至奔达乡沿江公路，9个行政村村内硬化达100%，通村公路牵通11个行政村，里程数达到72公里，地处偏远和地大人少带来的管控问题明显减少，农牧民人生地疏加大的管理成本明显降低，村干部因管理区域疲于应对、管控缺位现象弱化。
(二）开发虫草资源，助力精准脱贫。各建制村原本就是按地域相近、历史延续和一定联系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而各个村虫草资源拥有程度不尽相同，虫草管理分红涉及的利益分配和安全隐患问题向来存在，各方对于开发虫草资源与否各执一词。为有效开发虫草资源，确保农牧民利益最大化，切实产生获得感，精准助力脱贫攻坚，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每年的普法计划，按照普法办的要求，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法制宣传栏等形式，向农牧民群众宣传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提高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三）结合实际，开展“先进典型”评比活动。我乡党组非常重视先进典型创建活动，把各项活动列入党组会议议题，要求依法治理办公室每年提出开展学先进活动的意见，并进行年终总结，把这项活动作为长期性的活动开展下去。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评比、考核、奖惩办法，成立了评比考核领导小组，每年5月虫草采挖期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年终根据考核结果评出先进典型，并给予相应的奖励，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参与法制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同时增强了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让整个乡形成了一种安全稳定、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的风尚。
(四）完善制度和人力保障制度，确保稳定大局。常年以来，我乡党委、政府不断探索有效抓手，在制度和人力保障上下功夫，通过采挖、巡山、后勤保障“三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有效采挖制度，通过卫生院、派出所、乡政府建立“三联合”采挖保障机制，为我乡农牧民群众5月虫草采挖期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保驾护航，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越是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越是治理的突破口。针对农村婚丧陋习，空心化、老龄化，易地搬迁后续治理等治理难题，各地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破解问题的务实好办法。
针对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问题，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倡导丧事“一碗菜”，强化宣传指导，抓重点家庭、重点环节、重点行业，强化领导、完善机制抓落实，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1.5亿元。
湖北省仙桃市以移风易俗活动为抓手，以红白理事会为平台，全面动员、紧盯重点、创新载体进行宣教，强化积分管理、典型引领、考核监督，减轻人情负担、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文明乡风。
针对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通过组建基本组织、进行基本培训、建立基本制度、开展基本活动、落实基本保障，促进党员自我作表率，发动老人自觉成主体、坚持讲堂自办互受教、调动老人自主创平安、倡导老人自娱乐晚年、支持老人自愿树新风，全区成立213个村级老年互助社，近6万名留守老人参与其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以党员服务站、号角集结站、便民服务站为载体汇聚治理主体力量，以居民点评会、楼长交办会、居民互助会、表扬评比会提高搬迁群众自治积极性，以物业管家、红色管家、线上管家、企业管家、监督管家集聚多方治理资源，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发展、能致富”。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以红白理事会全覆盖为抓手，实施婚庆车、送葬车不超十辆，随礼不超百元，将对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酒席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的约束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实行全流程管理，议定村级红黑榜、推行举报曝光机制、开展评选活动，使办理红白事的人、财、物支出明显减少。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建立村民小组（长）五星考评工作机制，压实房东主体、租客履约、村居管理、政府监督四方责任，实行“红色、黄色、绿色”三色挂牌制度，建立“微管家、租管家”两个平台，补齐“人户分离”与自建房出租导致的治理短板。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坚持“解决小问题服务群众，做好小事情造福群众”，开展群众“微心愿”征集办理活动，把群众的烦心事、难心事办成了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贴心事、暖心事。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各类心愿1125条，已办结1102条。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有600余年历史，该村将本土特色耕读文化嵌入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成文化俗、以文化人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以耕读文化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效能。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以建立社会矛盾疏导和利益协调机制为突破口，建成标准化综治中心，强化镇、村、网格员三级联动，用好带动、自治、法定、选树、引导五种办法，为农牧民生产生活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成功化解矛盾纠纷案件26件，化解率达100%。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绳锯木断非一日之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关于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将不断丰富，典型经验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持续开展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用体现乡村治理规律、契合不同实际乡村需要的具体做法，引领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新路径。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有31个，分为“强化党组织领导，推动‘三治’融合”“加强县乡村联动，促进治理资源下沉”“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解决突出问题，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4个部分。这些案例实用性、操作性、可借鉴性强，涉及省级、地市、县区、乡镇、村等不同层次，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强化党组织领导，推动‘三治’融合”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南通市如东县，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卧龙村等7个案例，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一村一年一事”、村民网格化治理、党群议事小组议事、“湾村明白人”参与治理和积分制、清单制等方式，探索“三治”结合的载体、平台、途径。
在“加强县乡村联动，促进治理资源下沉”部分，浙江省衢州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通挽镇等7个案例，通过整合多方力量、构建互联互通治理网、推动资源下沉等方式，推动县乡村联动，形成共抓治理合力。
在“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部分，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宁波市象山县，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沙口集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等8个案例，适应时代发展、紧贴治理实践，探索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新方式，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解决突出问题，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部分，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等9个案例，聚焦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难点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等重点区域，健全组织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找准切入口，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沉和为民服务不断延伸。
据了解，2019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已连续三年向社会推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出了积分制、清单制、村民说事等经验做法，引领带动全国乡村治理工作。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持续开展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用体现乡村治理规律、契合不同实际乡村需要的具体做法，引领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新路径。
xx县xx村位于县工业园区内，进入村子，街道干净整洁，老人围坐在绿树阴下闲话家常，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不过，xx年前的村是一个矛盾较多的“乱”村，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村干部疲于应付，焦头烂额。近几年，该村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也没有发生集体上访的事件。那么，这个村子究竟是怎样由乱到治，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呢？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黄铁路通过该村，超电池、瑞纺织、盛光械等企业在该村建设，村共有1000多亩地被征用，由此引发的占地补偿、财产分割、田地分界、继承赡养等矛盾纠纷大量出现，村民上访、相互吵架不断，干群关系紧张，村成为了有名的问题村。xx年以来，在调解处理村民纠纷的工作实践中，村双委班子悟出了人民调解在治理村中乱象中的强大作用，决心依人民调解为突破口，实现村民和谐共处的局面。现在村民有了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村调委会，有了“气”，在村委会出，受了“屈”也不再争吵打骂，调委会成了解决纠纷的有效平台。xx年6月份，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该县司法局授予“优秀调解室”荣誉称号。
二、主要作法
（一）选优调解人员。人民调解员在农村是一个特殊岗位，不是干部，却在从事干部干的一些工作；在村里虽享有一定地位，有时工作却又费力不讨好。该村在选任人民调解员时，采取了村民自荐和群众推荐，最后村双委班子考核把关的做法。在待选人员中，该村选取了9名具有“三高一好”（法律知识较高、口头表达能力较高、群众威信高、身体较好）的村民担任人民调解员，人员构成为往届的双委干部、机关及企业退休干部、老党员等。村调委会组织从人员上得到了优质配备。
（二）优化队伍管理。在这方面，该村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增强”办法：1、签订责任书，增强责任感。在明确调委会主任职责、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人民调解员工作纪律等各项制度规定的基础上，组织每个调解员签订了调解工作责任承诺书，要求调解员要遵守调解制度和纪律，坚持依法调解。2、适当给予误工补贴，增强积极性。村里把调解纠纷也列入村务补贴范围，根据调解员误工实际给予调解员适当的误工补贴，以提高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3、开展调解知识学习，增强调解本领。通过组织调解员开展法律知识专题学习培训、相互交流调解经验、到案例调解现场进行观摩学习等方法，不断提高调解员法律素质和调解工作能力。4、积极宣传调解员事迹，增强调解员荣誉感。使调解员觉得做好调解工作有荣誉感、在群众中说话办事有威信，有脸面、有成就感，从而增强了调解员工作干劲。
（三）创新调解机制。在调解矛盾纠纷的实践中，摸索出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1、1、3”工作法。
第一个“1”，就是把每周五这一天固定为集中调解日和学习日，实现调解常态化。每周五村调解员全部到村调解室上班，受理和调解村民矛盾纠纷案件，解答村民咨询。这样，有矛盾纠纷的村民在每周五这天可集中到村委会请调解员进行调解，有效避免了矛盾双方当时直接发生大吵大闹或致矛盾升级，使矛盾纠纷有了一个冷却期、缓冲期。
第二个“1”，就是按照“一物降一物”的客观规律，进行介入调解。在调解纠纷当中，只要认为谁说的话当事人会听得进就请谁来调解。在调解复杂的矛盾纠纷时，村调委会就积极对接园区司法所、区委会、派出所、律师和法院等部门进行联合调解，哪个部门对路，就找哪个部门参与，确保每一起矛盾纠纷都得到有效化解。
“3”就是建立排查—调解—回访三到位机制。首先是矛盾排查到位，变被动处置改为主动预防化解。村调委会一方面要求各调解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注重了解和掌握矛盾信息。第二是调解到位。对调解案件实行台账销号制度，调解不成功不销号。第三是回访到位。对调解案件实行回访制度，要求调解员在调解完成后，及时对当事双方的调解协议书执行情况、调解结果落实情况进行一一回访，确保让矛盾圆满化解，双方满意，不留后患。
三、几点启示
（一）要切实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以适应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村“由乱到治”的实践经验显示，但只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认识到人民调解工作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就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调处，使人民群众和睦相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要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为人民调解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一是要把好选配关，奠定好基础。二是要创新措施，善用鼓励，调动积极性。三是要加强培训，提高调解技能，使调解员真正成为调解工作的行家里手。
（三）要创新创优调解工作的机制方法，使人民调解永葆生机和活力。一是要做到“常态化”，方便群众表达诉求。二是要坚持“走下去”，及时排查化解矛盾。三是要坚持“调到位”，确保矛盾有效化解。实现调解渠道多样化，使每一起矛盾纠纷都得到合理调处、有效化解。
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建设法治乡村必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保障，进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今年以来，昔阳县乐平镇野峪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多项举措加强法制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加强普法宣传，增强法治观念。大力开展法治教育，全面提升村民的法律素养，利用各种会议、小组积极宣传、学习各种法律知识，通过宣传专栏、字画，在农家书屋设立法律图书专柜等多种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在新村建立法治文化苑，使法律知识深入人心。
二是创优法治环境，营造浓厚氛围。筹资改建日间照料中心、乡村公园，增设文体活动健身器材，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建设“依法治村”五字经””文化墙，内容覆盖民俗、邻里关系、尊老爱幼、婚姻家庭、生态保护、卫生环境等，村风民风大为改善，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三是推进综治治理，提供幸福指数。加强不安定因素的排查，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扰乱基层秩序的黑恶势力;巩固人民调解“五联”调处机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调处早化解。近年来全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无刑事案件、无安全生产事故、无公共安全事件、无**事件、无邪教人员“五无”工作目标，群众满意度达97%以上。
以上是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情况总结的所有内容，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谢谢阅读！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2019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按照中央关于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经验的要求，连续组织遴选推介了两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各地树立了学习借鉴的样板，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引领带动了各地乡村治理能力建设。
为进一步发掘和总结各地典型经验做法，以点带面推进全国乡村治理工作，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推介活动，面向全国征集乡村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本次活动在各省份推荐的基础上，从运用清单制、创新治理方式，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治理体制，发挥“三治”作用、健全治理体系，保障民生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精选了38个典型案例，现印发各地，供学习借鉴。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我国乡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面临诸多艰巨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充分调动积极因素，进一步激发各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机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不断完善工作方法，落实工作措施，着力为基层、为农民谋利益、办实事，推动乡村治理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落地，确保治理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要认真学习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经验做法、因地制宜探索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宣传推介案例的好做法好经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动能和基础支撑。各地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治理，实现村级事务管理信息化，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提升了治理效率。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依托“巨好办”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推动网格治理全域覆盖、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政务服务智能导办、特色产业链式发展，形成“部门围绕乡镇转、乡镇围绕村庄转、村庄围绕群众转”的治理格局。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解决群众诉求47万余件，平均办结时间3-5天，办结率96.6%。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建设“三资管理+产权交易”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村级用工监管监察平台、村级小微权力智慧监管平台三大数字化治理平台，对村居“用钱、用人、用权”进行系统监管，让乡村治理一键连“廉”看。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建成覆盖市、镇、村、组、户五级，集宣传发布、在线沟通、协同办公、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建村钉”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全市激活量达26.59万人，日活跃高达10.72万人，有效破解了村民诉求解决慢、村级事务参与少、信息沟通耗时长等问题。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探索“村民说事”制度迭代升级，对村级事务治理进行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业务协同，探索开发“象山村民说事”线上应用系统，实现村级事务“说议办评”线上线下融合贯通、整体闭环。累计召开线上线下说事会38627次，解决率96.4%。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不断完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体系建设，打造区、乡、村三级联动机制，清理“两资”底细，建立村集体产权数字化永久档案，推行村集体资产资源“网上竞拍”交易，实现资产资源增值增收，累计挂牌项目793笔，成交695笔，成交金额6916.43万元。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沙口集乡依托“使命在线·服务365”微信小程序，建立健全“网格总管交办、包片领导协办、县级部门会办”网格服务管理机制，以及“量化积分、成效评判、跟踪回访”的约束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以科技赋能乡村治理，构建起村民沟通、老人关爱、村务管理、生产服务四种机制，相继推出空巢老人智慧看护系统、村庄雪亮工程、智慧便利店等项目，让村民互信形成合力、空巢老人老有所养、乡村事务干群共商、生产经营科学发展。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以“智慧+党建、智慧+应急、智慧+服务、智慧+发展”为抓手，将智慧AI识别、智慧防汛、智慧防火、智能垃圾分类等技术融入乡村治理场景，以智慧治理赋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