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看完了，乘脑子里还有点残留的碎片，赶紧写点东西，这是一部好书，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1978年到1991年之前的宏观微观经济做了很全面，客观，详细的论述，不带有太多政治色彩。当看到最后的时候，突然有个想法，这个如果作为大学的教材多好，或者能作为参考资料也不错，当年那些马哲、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也不会那么枯燥了，这些在书中处处体现，而且讲的非常具体生动。
为什么选择看这本书呢？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存在状态？当前的这个宏观微观经济存在状态是从什么状态演变过来的？为什么会走出这种演变路径？这种演变路径所依据的客观经济实际和经济规律又是什么？站在当前我们国家的这种宏微观经济存在状态之下，未来3年到5年我们国家的宏观微观经济的走向又是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朝哪方面推进？基于对当前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的现状的了解，探讨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对策？对一般个人而言，在对当前宏观微观经济的了解以及对国家政策的把握的前提下，应该做些什么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俗话说的好“要预测一个事物的未来走势就得抓住事物的现在，要想知道一个事物的现在就必须了解这个事物的历史。”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网上搜索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个人简历时，浏览到他在读博士期间与他的老师以及两个同学——我们国家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之前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和国家商检局副局长）合著的一本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网上对这本书评价蛮高的。
这本书共8章加最后一个总结，全书共两百二十多页，从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的探讨；经济改革的主线；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产的管理；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科技投入；农业和农村工业化；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那个时候是因为还没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叫“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
制滞后，我们改变了提法，我们现在叫做“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其实两个叫法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我个人觉得宏观调控的内涵比计划更广，宏观调控不仅包括计划，还包括其他很多东西，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阐释）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经济走向繁荣的道路。最后得出结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读经济生活，不像一些作品从社会学或者其他角度解读经济生活时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或者浓厚的政治色彩，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闪亮的地方之一。另外一个闪亮的地方是书中很多观点在当时提出来时，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很激进，很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可是站在现在来看这些提法都是符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客观实际的，其中的很多提法正是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微观政策，所以说人们“接收新思维，新观念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同时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前瞻性的眼光，“20年前的预测在当今时代全部应验。
虽然只读了一遍，我自己觉得收获还是不小的。也许我的这些心得体会不那么对，或者显得很肤浅，其中的一些文字还要反复咀嚼。但是不影响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我推荐对中国宏观经济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读读这本书。
首先引用前言中的一段话，介绍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本书取名“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从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1978）算起，改革至今已超过十二年。在经历两年的整顿治理之后，当前我们正出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究竟怎样才能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是我国经济转入良好轨道，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今后的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认真思考，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领域内，经济理论界是有争论的。我们所陈述的一系列看法以及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只是众多观点与方案的一种，供决策当局选择。当然，展望今后十年，我们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及其实施效果时，多少带些经济预测的性质。这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要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得当，九十年代内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书中第一章的标题是：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
这一章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原来站在什么样的起点上？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终点？即“定位”和“定向”的问题，定位是确定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定向是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第二章企业改革—经济改革的主线
第一章确定了经济改革战略的起点与终点，本章确定从起点到终点的主线是企业改革。
从企业改革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论证了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主线这一观点，强调企业具有充分活力是价格放开的前提。
第三章从企业承包制向股份制的转变
在确定企业改革是主线的基础上，明确了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从企业承包制转向股份制。
首先说明了企业承包制的缺陷：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承包者与职工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矛盾、承包制之下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组合受到限制、最大缺陷是政企仍不分。指出股份制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并提出了国营企业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途径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企业改革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有目共睹不用多说，当然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化完善。
第四章国有资产的管理
本章开头第一句指出，发展并壮大公有制基础上的有活力的企业，是与今后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分不开的。即企业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改革之中、之后，国有资产应如何管理。
本章主要论述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近期、中期、长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源配置需考虑的问题。
其中有一段话：“长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长期，主要不是指时间的远近长短，而是指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模式而言，从时间上说，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界限，也许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也许还要晚些，这要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完善程度和股份制的进展情况而定。”
另外有一段：“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一书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从长期看，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在实行股份制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首先反应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企业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之中，书中这样写道：
国家财产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全体人民的财产应当归全体人民的代表来管理，因此，国家资产管理机构应当设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具体来说，国务院、省市政府管理经济，但不管理国家财产，而人民代表大会下的全民财产委员会管理国家财产，而不管理经济。……”。
最后强调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源配置中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八章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总的看法是：“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必须兼用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使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但究竟怎样才能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则是一个有待于经济理论届继续探索的问题，并需要在经济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摸索与完善。”
第九章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改革不可逆转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立这些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以代替原有的经济运行机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民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做这种设想，也必须做这种选择。”
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文化是由经济、政治决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开拓了良好的外围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在交班过程中的高风亮节、大部制改革、城镇化改革、以及2011年10月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今后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文化将同时互动改革，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
最后用胡锦涛总书记十八大报告的一句发言作为总结吧：“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持续了半个月的“两会”，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新任领导人的各种“语录”，仍然在网上发酵。各路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新一届领导人的生平故事，这已成为媒体的一道新风景。
故事不断被挖掘，一本22年前出版的旧书，猛地闯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短时间内受到热烈追捧。
此书只有薄薄的212页，包装极其简单，当年的售价只有4元，一本早已绝版的小册子，为何能在22年后重新走红？盖因为在其封面印着四位显赫的作者，依次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中国房地产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此书出版于199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领衔，后面的3位都是他当年的硕士生，本书收录了3名学生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充满80年代激荡的改革精神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力作，作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企业集团的发展、农村改革方向等命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这本书成书于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在当时社会思潮混乱的环境下，四位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对改革的具体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
在当时看来，此书的观点可谓“激进”，孟晓苏的第一章在结集出版前，发表在1992年3月份的《管理世界》杂志上，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撰文《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痛批孟晓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孟文中所提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也被扣上了“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的帽子。
到了当年11月，邓公南巡，次年1月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讲话中重新强调“不要先问姓‘资’姓‘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紧接着“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报告，并在1993年写入宪法。
孟晓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今天人们重新对这本书感兴趣，可能更多的原因是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而非对其内容感兴趣。但作为本书的作者，遥想当年，难免感慨。
“如今22年过去，我们当年的这些思想与理念全都变成了政策，这些正确政策推动着中国走向繁荣。”
记者：现在很多人想要找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但是已经绝版，只能在网上看电子版，能否请您谈谈当时您和其他几位作者写书的经历？
孟晓苏：当时我们几个都是厉以宁老师带的研究生，书中收录的是我们3个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他的部分是厉老师所写。我们这群人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也不是为了找工作，我们当时都有工作，我当时已经做了6年万里同志的秘书，在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是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李克强和李源潮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既然是读书就得认真读，当时要求我们几个有工作经历的学生，每人都要写几篇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现在或许还能找到。所以到毕业的时候，硕士论文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李克强写的题目是挑战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我们的导师组由三位组成，分别是厉以宁、萧灼基和刘方棫，平时三位老师一起指导我们，后来才以题目分别安排论文指导教师。
萧灼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来写这篇论文，挑战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二元结构”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必然是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发展结构，刘易斯因为清楚地论述了二元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萧灼基当时认为中国经济学者有能力挑战挑战二元结构说，这就是后来李克强那篇论文的名字的来源，《试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8年。又跟着万里同志到了全国人大，积累下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也经历了改革波澜壮阔的过程。面对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徘徊与1988年价格改革的失败。因为有了那段实践，我决定写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确定的题目就是《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提纲确定后这篇硕士论文我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来了。后来我的导师确定为刘方棫，李克强的导师是萧灼基，厉以宁老师指导了李源潮。
我的这个题目包含着当时最敏感的内容，即把市场取向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详细论述了“起点模式”、“过渡模式”和“目标模式”。我所谓的“起点模式”并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条件，中国是一种很模糊的模仿的“计划经济”，其中还带有一些封建色彩。总之我们的起点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不成体系的东西，妨碍了中国发展。那“过渡模式”是什么呢？过渡模式就是当时的“双轨制”。而“目标模式”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有不少人把它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提出来的是坚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记者：在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的时候，你为什么敢提出市场经济？
孟晓苏：其实，十二大以来已经有了一些相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并没有太明确的描述。我之所以敢提出市场经济，是因为我多年在高层工作，亲耳听到万里同志1986年就说过，双轨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并且把它写了出来。
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模式存在着诱发性改革和强制性改革，对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操作我都做过论述，诱发性改革是群众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的改革，强制性改革就是中央确定了要推进改革，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当时就已经研究出来了的不同模式，浅水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深水区靠什么？我认为要靠理论指导。现在在中央文件，包括习总书记的讲话里，都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战略。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他们这些论述都是十分深刻与切合实际的。
听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李克强总理阐述施政理念，我感觉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率领的这支团队是个“梦之队”，他们所阐述的中国梦是170多年以来多少革命先烈的梦想，也是我们今天的梦想。我在听李克强谈政府机构改革，谈经济发展的设想，包括城镇化的时候，几次热泪盈眶。
“城镇化”构思已久
记者：这样说来，您是李克强同志思路形成的见证人了。
孟晓苏：我相信在农村的那段生活为李克强写他的“三元结构”提供了实践基础。所谓“三元结构”就是通过工业化和产业化提升农村的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实现城镇化。他讲的是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实际上很多年前他就在构思这个问题了，我是可以说是见证人。
我们当时选择论文题目，都是根据每个人自身的工作经历。克强在最苦的农村，不光插队，还当过基层干部。当时学校在挑选学生干部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这些有基层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的人。克强也是少年老成，当时在学生里很有威信。听说他们法律系在外地实习的时候，他还帮助纠正了一些错案，得到系里的好评。
其实当时论文章发表，只有我的文章争议最大。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厉以宁老师做了很多删减，把其中一些尖锐的话删去了。
记者：如何评价李克强同志当时的这篇文章？
孟晓苏：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人敢在农村问题上与中央意见唱反调。可是在城市改革、股份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方面都在争论。李克强文章的题目内涵太大，应该说是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力。他能够从农民承包制一直想到未来的城镇化、工业化，农民变成市民。这个和我们当年的题目就当前的市场经济的争论来发表意见不一样，应该说他的文章内涵更广阔。这一理念将会继续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
后来我们又先后在厉以宁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课程。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我的论文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最高奖，并在1998年变成了房改方案。随后的房改课题组让我当组长，是因为课题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等经济学大家都参与了这篇住房制度改革论文的研究过程，能够集中这么多的顶级智慧的经济学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真是豪华团队，所以后来的房改方案，包括住房商品化、政府建设保障房，这都是从这个房改方案出来的，还有住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等等都是在这个方案里面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当时的观点：“住房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被朱镕基总理所肯定，他说要使住房建设成为我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国务院领导认知的转变，又促使我们更加大胆的研究，就这样相互促成，就推动了房改的实现。
从李克强撰写硕士论文到现在，已经有22年。他是22年前就研究这个题目，并且有重大成就的专家。所以他不是现今才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在学生时代就有了深思熟虑，甚至可以追溯到在凤阳插队时候的思考，但他的理论形成，他作为理论大家是在硕士论文形成的时期，而萧灼基老师所出的题目恰恰符合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优秀硕士生。
在后来的领导岗位上，他不断在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包括在河南和辽宁的工作，原因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改革与发展理念，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他的发源。这本书不是我们思想的结论，而是我们思想的发源。
而李源潮当时研究的是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了不少企业案例，并且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应该说后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大企业发展过程，恰恰依循了李源潮论文所揭示发展规律。在李源潮在地方工作期间，在江苏大规模推动城市建设，特别是推动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都依据了当时他深入研究的企业集团的发展。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这是他不变的理念，路径包括企业改制和上市，使企业有内生性的活力。而这本书里面另外那些章节，是厉以宁写的股份制和科技创新等诸多内容，使得论述结构逻辑清晰，书不厚但是凝聚的思想内涵却很深厚。
回顾80年代，那时是整个中国大地都激荡着改革思想的年代，后来也产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有理想，不是现在的迷茫和浮躁。那时大家热烈讨论的是国家的发展，和走什么道路。包括批评我的那些人，我也很尊重他们，他们很执着地追求着过时的经济体制，他们认为通过计划经济可以使中国富强，而我认为实践已证明他们的错误。
有的时候学生问我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因为当时明显跟主流思想不一样，我是想着学习以后，就要给老师交个答卷，写东西要认真，后来因为受到人们不公正的批判，又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支持肯定，所以成为当时研究市场经济的学者，其实我学习邓小平理论学到的还只是一点皮毛。
李克强把邓小平的理论应用到了中国的农村，所以越是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李克强的理论越是会对中国经济变化，乃至社会结构变化发挥重要作用。这本书对厉老师来说并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一本书，他著作等身，但是用一个非常简练的书目，却能把中国走向繁荣的正确选项都汇集起来，这是厉老师的功劳，当然学生们也都在老师出的题目上作出了精彩的答案。
已经走向繁荣，但还远远没有完成
记者：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观点来看以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现状，您觉得是否还有一定的差距？
孟晓苏：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提出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后来中国已经走上了，我们已经在走向繁荣。但这个路走完没有？肯定没有。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上正路了，但是这条路还远，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那一定能实现中国梦。
但是应当说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回潮，过度的政府干预使得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一波三折。本来应当是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我们把它叫做“双重覆盖”，两个调节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第一次调节是市场调节，它是覆盖全社会的，第二次调节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调节市场不能管和管不了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很容易理解的社会保障和公平，包括通过征税、财政转移支付缩小社会差距。但第二次调节不能过分，变成了闲不住的手、乱摸的手。现在在过度干预的领域要把这只错装的手换上市场之手。李克强讲得很形象，他说要英雄断臂。我认为政府不能变成千手观音、万能政府。除了两次调节以外，还有第三次调节就是社会道德、社会慈善的力量。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两次调节，这些问题在中国很早就把理论完善了，但是可惜有些人不读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懵懵懂懂，经常违反市场规律，对经济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我不去批评某些具体政策，我只是觉得整个思路要调整。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不光造成了经济上的波动，同时政府权责过分扩大也加大寻租现象加重了腐败。要精简机构就要从精简职能开始，政府不需要管这么多的事而是要把该管的事管好。这是当年我们的思想，可惜近年又被弄糊涂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学生要考公务员。
我通过电视直播看着李克强总理在那里回答记者，铿锵的语言、坚定的神态、幽默的语言、睿智的答问，令我感动和激动。我感觉我们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当年我们呼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时所激荡的伟大理想将会进一步的实现。这是全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170年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的夙愿。大家都寄希望于新一届领导组成的“梦之队”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那就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定地按照这些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我相信“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孟晓苏
男，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万里秘书；1992年进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中房集团总裁、中房集团理事长；现任幸福人寿董事长。
近代以来，持续的繁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经济学，自落世以来就一直将其作为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从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有芒德尔、拉弗等供给学派，这些经济学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无一不透着对于繁荣的渴求。如今，在这一长串的名单后面，我们还将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埃德蒙•费尔普斯。
作为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是当代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让费尔普斯对繁荣的意义和原因有着独特的理解。而这些观点和理念最终浓缩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荣》。
“大繁荣”的爆发源于以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从历史角度着手分析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史，详细展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在经济繁荣中孕育成熟的。费尔普斯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这种繁荣此后在一个世纪内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W•W•罗尔斯称为“经济起飞”，费尔普斯则称之为“大繁荣”。
费尔普斯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质疑。经济历史学家们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归因于以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现。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有的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此后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这种理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加上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最终构成了人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大繁荣爆发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发明造就了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然而，费尔普斯却直截了当地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认识过于简单。费尔普斯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种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最终把国家推入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对于这种制度或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用了“现代”来给予定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主义观念下形成的现代经济，才有可能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而这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则来源于草根的创新和活力。
现代经济的起源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在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现，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对麦克法兰的这本作品评议的时候，曾对现代世界出现背后的复杂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而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现代经济产生的复杂过程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改变，它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变成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就成为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两百年内持续繁荣的推动力。不仅如此，费尔普斯还指出，现代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经济的观念和体系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同样以创意为核心的领域内，亦结出了“百花齐放”的硕果。
对个人来说，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
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生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体系，增长经验认识，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便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事实上，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
接续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费尔普斯则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而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也因此，费尔普斯指出，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
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在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为了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荣”的挑战在于现代经济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历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败的时期一样，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怀疑孕育了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现代经济和现代主义。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主义和机械社会主义正是脱胎于在类似的发展背景中，人们期望用这些新的经济模式来替代现代经济。这些模式的观点大多认为，要赋予中央政府强大的能力和权威，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干预，通过这样的经济制度来平滑经济的风险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
对于这两种模式，尤其是社团主义，费尔普斯认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向前现代时期的传统观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来实现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和中世纪教会与君主对经济的控制如出一辙，它们不过是传统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后在历史舞台上的再度登台。因此，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违背了现代经济所包含鼓励创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大繁荣”的再现。所以，费尔普斯指出，上世纪末以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正是与社团主义的重新崛起有关。在美国，委托和裙带关系在公共部门的泛滥、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抵押贷款规模的膨胀，以及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的失控，都是这种社团主义势力上位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潮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则就是一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场“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
如果说“繁荣”的秘密是所罗门宝藏，那么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就是寻找到宝藏的地图，而他对现代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强调，就是交给我们打开宝藏大门的那把“秘钥”。为此，在前言里，费尔普斯动情地呐喊，“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所以，在《大繁荣》中，我们能读到的不仅是经济成长的诀窍，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荣》中，于是，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机械的经济学著作，它还是一部生动的经济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学书和思想录，更将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巨作。
费尔普斯提到了一个创新的经典案例，福特创意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发明，也不是汽车的发明，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新并不是指技术发明，熊彼特也指出，发明只有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作者指出创新是对商业或世界的新创意，需要创新者通过深入商业生活后所得的观察和经验作出新产品的构想，需要有投资人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需要有终端客户进行尝试，并作出反馈。大量的创意会在应用过程中自然淘汰，一些伟大的创新则留下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个相似的案例是电脑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这其中技术上的突破当然毋庸置疑，然而认为电脑不应仅属于个别阶层所有的想法才是经济飞跃的深层动力。
本书探讨的是现代经济在19和20世纪的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并与社团经济的体制作对比，纵观现代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创新得以实现需要一定的宽容度，即对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经济运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需要更多“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是能够积极调动高经济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备正义性，能够在现代社会良好运行，并针对目前美国制度的漏洞和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领导人应有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从而避免作出破坏性决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应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项目一律由企业自己做。总的方向将是放松政府监管，加入更多私营资本参与，不断向自由市场经济靠拢。这正是一个鼓励创新的信号。
推动创新者开辟新路的动力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追名逐利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解答。《华尔街》里戈登•盖柯发表过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演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然而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企业经营活动充满竞争和压力，企业家承担种种风险的动力远不仅是利益金钱可以满足，而在于对工作全情投入的满足感，在冲突中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以及有新发现时的愉悦感。这种享受挑战，追求探索的观念带来的非物质回报是经济活力的源头，由此引发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正如费尔普斯所说，本书观点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进行突破，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代表的社会价值观。除了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外，还从文学作品入手反观所处时代的经济活动，这点让我觉得颇为新奇有趣。阅读本书，可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经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这是由丰富而宝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所组成的。其实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我看来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科学本身最终是要通过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开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经济科学依旧是这样的，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本身的不断深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层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讲就是经济哲学。《大繁荣》一书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先生发现这一事实的集中总结，费尔普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不断发现和总结问题的症结，在《大繁荣》中试图超脱既有的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现代经济学中可以依据很多标准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基础本身也是经济的客观表现。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学思想也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政治中分为左派、右派，经济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的具体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新供给主义等经济理念都已经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这也不能让经济学远离这些思想，甚至可以说永远离不开它们。费尔普斯先生认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则是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代经济的价值观，费尔普斯通过《大繁荣》做了比较多的论述。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创新的理念，但是创新常常被狭隘的理解为科技创新，却很少在战略创新、思想创新、创意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当然，费尔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创新做到最优，才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得到正确的指引，但是同时也要意识到他通过强调思想创新的紧迫性来批评现存的经济学主流思想，并试图通过批评来强调完全可以跳脱这些思想来展开经济学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在《大繁荣》中也已经流露出这种观点的不可行，实际上费尔普斯本人也已经是既有经济思想的门徒。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关键在于国家的就业、产出等经济指标，那么进行繁荣的建设就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思考。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的的发展在于提升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只有通过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才能有效的加强对经济的整体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时的解决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费尔普斯先生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是有严重的浪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上的，但是就经济的发展动力上来讲则必须进行不断的消费，而这种消费的基础就是强化社会的有效需求。因此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加强节俭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在消费力度增加的基础上进行节俭。《大繁荣》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社团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这些分析仍旧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带有比较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当然这与其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无关系。费尔普斯先生颠覆性的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工人的劳动环境也并非恶劣到极点，这些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勉强的。倘若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分的压榨，没有出现劳动环境的恶劣，那么如何解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工运的出现，这其实本身就是有着非常直接的逻辑关系的。同时，费尔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从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经济模式。
其实，费尔普斯先生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非常多且复杂的论述，可以说其中有合理的和学界共识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归纳判断失误的地方。通过这些，我也有了一些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社团主义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战时的意大利、德国，它们以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要点就是要以国家和社会组织为基本主体整顿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在社团主义的作用下，德意衰颓的经济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稳定，可能在费尔普斯先生看来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只能让创新和现代经济价值被局限，但在我看来社团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完全市场经济的“解毒良方”。众所周知，二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均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国内经济整体陷于混乱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经济形势整体衰退以外，就是国内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经济缺乏控制能力，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非常严重致使经济上不仅仅没有了任何创新的能力，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成为了奢求。因此，我认为社团主义并非与现代经济价值相对立，只是社团主义不适合长期的实施和坚持，作为右翼政党的一种经济治理模式其灵活性确实不足，且在各社会团体的运作下常常会有很多政治力的影响，这些影响很显然缺乏经济理性。至于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显然已经不能将计划经济与其划等号，在列宁时期尚且都意识到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契合，更何况在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并非是费尔普斯认为的苏联的经济模式或是计划经济本身，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现代经济价值的。我想应该在这里再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谈一谈，其实马克思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谈论过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怎么建设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论，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能简单与计划经济相配套。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以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根本，而这一切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以按需分配为主的产品经济，计划就是需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在我看来所谓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产物，社会主义本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因此，可以说费尔普斯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并且只对一个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持，这其实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读的原因。
任何国家的经济繁荣都要以灵活的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现代经济价值以及创新的意识则是灵活经济手段的前提，在经济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则逐渐成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学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创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妄图抛开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抛弃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想则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大繁荣》的写作逻辑
《大繁荣》这本书的谋篇宏大，但是却能回归到个体的创新选择，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本书在细节方面对于证据的运用非常巧妙，一环扣一环，就和阅读侦探小说一样。
谋篇布局方面，本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入手，然后切入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群体的制度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紧接着分析了更为宏观的增长问题：经济衰落的表现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归个体的美好生活和正义。这种写作逻辑完美体现了菲尔普斯教授一贯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坚持的框架“个体选择+公共选择”的分析框架。
证据的运用方面，非常强调逻辑性，在很多章节都有体现，这里以“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为例说明。作者开篇就介绍，现代经济活力是多维的，不但改变人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生活、职业的本质。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测量经济活力程度采用经济增长率、生产率是存在问题的。活力不足的国家与高活力的经济体开展贸易，或者模仿这些经济体的原创产品，一样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资产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将视角回归到深藏于人类群体中的创造力和远见等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些资源的动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极具创新性的在“第三章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中以文学名著介绍了一代、一代人的个体体验。
《大繁荣》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
菲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
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她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菲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P216）。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P303）。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菲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义体系的拥护者。
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菲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P285）。作者还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Gaga《天生完美》（BornThisWay）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这样菲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
最后，这本书不只是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思考增长的视角，他也为我们发现新的问题提供了起点。正如凯恩斯所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P332）。我想菲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也以这本书开始我们的创新和创业实践。
再换言之，一个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正是大众创新活力的有力趋势。可惜只是还有另外的人，忧愁着麻木的心，丧失行动的力量。
我认同的自然还是有狭小志向的人那样，要先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动的行动。就像隐约记住书中的一句“为艺术而艺术”，“为商业而商业”或者是“为创新而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我认为是为着满足自我。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还是兴趣喜好，都将以最初的目的而展开轨道。只要我设定了我想要的结果，需要的结果，我就会义无反顾去前进，而中途产生的额外的发现或创意，应该总是为实质目标而产生的。可能创新的意义，对凡常大众来说，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奋斗史，可能只作为实现自我成就的工具。却从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着力点。其实如此一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设下的人生情境，满足自我而非远大贡献，倒也不失一种繁荣的认定。
要是真正说起群众的大繁荣，除开经济收入的良好回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凡是与可预见性的未来挂上钩的，都应该在当下实施的举措中，有效维护未来发展的完好性。比如企业污染源的排除，企业质量的规格，一切可以给大众造成难以挽回地损失的，就需要制度强制地进行规范，保护群体的生活利益。但一种权力一旦强大，便会和他的能力相互牵绊，往往这时候，给社会带出好处的是他，让社会蒙受危害的，也可能会是他。这种时候，在体制尚未到达制裁的时候，只能期望持有权力的人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则，不去打破自然运转的规律，避免未来发生悔之不及之势。就说中国目前的这环境，这食品，因为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国家体系制度也正处在未成熟状态，总存在需要不断修复的缺憾地方。但每个人希望舒适的环境、健康的体魄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会更改的，既然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质的事，就应该是每个制造环境状态的人也都清楚的事。
满足起码的生活幸福，也许也不仅仅是属于“为创新而创新”的幸福，还要在创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种社会情怀。这不止是在维护城市大环境下可持续增进的大繁荣，更是在获取只有在来自大环境里才能获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个人都握有创建这样大繁荣的同等权利，也因此，社会大繁荣是源于每个人的行动，不论是为生活新意所产生的小小创新意识，还是为长远的未来空间做出的某种保护约束。大众社会的繁荣，可以无关体制变革，可以从自个儿开始。
作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的这本《大繁荣》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指出了多种传统思维在逻辑和实践上无可辩驳的失败与荒诞，并且指出了持久繁荣的核心在于保持创新能力。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度丰富，能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它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显然，由于具体数据和引用文献来源的缺乏，这肯定不是一本学术书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脉络，而将核心观点分散在了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但仍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毕竟，比较研究不是为了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们的实际状态。
因此我试着为这本书的总结一些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原理出来。
首先，经济活动对人类的服务，在于它最终能够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农业的消耗品，工业的日用品，或者第三产业的服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金钱的数字不管如何膨胀，如果无法最终兑换成任何产品，就是毫无意义的垃圾——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一旦脱离了实际生产，就是彻头彻尾的诈骗。但是，市场有其自身规律，两万块面包的使用价值似乎无疑是一万块面包的两倍，但是能够生产两倍面包的社会，这些面包的市场总价格并不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因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没有完全同比增长——消耗品尚且如此，工业产品等不会迅速消耗的物资更是如此——因此当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你就无法靠重复生产低级和旧式产品继续推动增长。
这里就必须依靠创新，依靠新的产品，提供新的体验，更好的效率，更优质的服务，从而创造出人们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轮的生产，投资，就业——从经济上来看，这将带来持续繁荣与增长，而从我们人类的整体文明发展上来看，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优化的管理，从而让我们可以应对过去无法应对的挑战，并且将文明推动到更高的层次。
这是我们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动力——当然，另一个动力源头是战争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与经济的关系将在后面说明。
然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开放竞争的体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创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开放竞争的体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变得足够庞大之后，也很难避免由于变成既得利益者，从而变得保守，并且主观或客观上妨碍新一轮创新者的诞生——因为新势力将会带来不稳定，并且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碍甚至消灭新的竞争者，比起维持庞大组织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
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类的自私和恶意，垄断或者说单极力量的过度强大，依然不可避免导致阻碍创新的危害——无论这种权力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个体已知的知识相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未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避免犯错误，然而，在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个体或组织的错误仅仅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以及被别人超越，而一个人的成功却可以借由信息系统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竞争的环境可以将人类愚蠢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而开放的信息系统则可以将人类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主要阻力。
然而在单极权力过度强大的环境中，单极组织的错误会让其他所有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它生存时，它会以缺乏进取心的低效率挤占创新组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当它死亡时，会像从山坡上滚下的巨石一样，碾碎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个无法补救的大洞。——再次强调，任何单极组织的膨胀都具备这种性质，无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的，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以何种理论自居，都不可能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必须维持其中各方面势力的动态平衡，动态与平衡两个词同样重要，平衡意味着没有一个单极组织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制其他所有人，这可以避免单极组织的低效和错误毁灭所有人——但这必须依靠动态，在此起彼伏、积极竞争和不断创新的状态下维持，而不是依靠停滞不前，甚至回到过去——那只会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单极组织再度复兴。
而这样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动力来自何处？正如经济产出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好的产品，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加优秀的人类——因此良性社会——经济的、以及其他领域的本质动力源泉，在于其中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哪个社会能够最好地调动其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哪个社会就能拥有最伟大的繁荣。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技术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说唯一应该有的福利，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技术培训，实际上相当于一笔投资，当这些人拥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创造更好的自我和社会价值，从而让这笔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事实上，教育投资是人类迄今为止总体而言回报率最好最稳定的投资。
而直接运用金钱补贴低收入和边缘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们自我奋斗的必要性，而这笔钱无疑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税，就必须依靠政府借债来弥补，其结果就是透支整个社会去供养懒惰、非效率、无产出、无回报行为。这正是欧洲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大福利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给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带来繁荣，而消除人们进行挑战的必要只会制造堕落。
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个我国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此类体制，通过大政府压抑新兴力量造成的不稳定，并且为底层民众提供基础生存福利——而正如我们所知，历代帝国政府最后都在停滞中走向灭亡了，长期缺乏创新的最终结果，不是无力抵抗外部威胁，就是内部劣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从而只能以内战来毁灭原有统治结构——试图避免一切矛盾的结果就是矛盾积累到其终极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统专制老路，这一循环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国整体将在停滞的稳定中慢慢衰落，面对最后的总体破灭永远只是时间问题。
打破历史的诅咒，只有首先从改变错误的意识开始，一切超出有效运行规模的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从道德上限制人们欲望的膨胀也绝不会成功，因为自我实现与自我膨胀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难于分割之事。限制与隔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只能运用智慧，去努力推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动态平衡。
而只有开放高效的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有助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让我们对自身的真实状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无数的信息碰撞中，将会为人们的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
大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有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取得大繁荣的根本原因。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但是，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一本不得不读的中国发展启示录
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繁荣，而现在却开始衰落和迷茫。大国的无论兴衰的历史，都极具借鉴意义和价值，读西方的经济史促进我们不断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
当下的中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健康发展，怎样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民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作者写西方世界的历史，其实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
当年的北大，看中孟晓苏发表的多篇文章和个人才华，对他敞开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大门。但当年想要从光华毕业，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其中有一项硬性条件——要有五篇以上在中央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中宣部工作过，担任副总理秘书近八年的孟晓苏，又经过光华管理学院的培养，写起这类文章的确颇具优势，其中仅《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论研究》一篇文章，就被多次摘登。
孟晓苏与李克强、李源潮三人的毕业论文曾在北大成为一段佳话。做毕业论文时，为了反驳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在厉以宁指导下，李克强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而李源潮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孟晓苏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孟晓苏的这个选题，没有亲历经济改革决策的学生是写不出来的，199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这篇主张“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的论文发表在《管理世界》杂志上，引起一阵轰动，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波。一份影响很大的主流杂志很快刊登出批判文章，称“什么‘市场取向’？分明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快主流报纸也转载和配发社论，一起来批判“市场取向”。厉以宁与董辅礽老师问孟晓苏：“在他们批的那四个观点中，有几个是你的”？孟晓苏回答“有我三个”。
回想到自己因为一篇论文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孟晓苏只是淡然一笑，正印证了奥斯卡获奖电影中的一句名言：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后来厉以宁老师把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三位同学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了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孟晓苏的《经济改革的战略目标》被安排在第一章，李源潮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是第五章，李克强的《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是第七章。厉老师的后记的题目是《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事实证明，当时那本书里的预言全都实现了。
相比硕士论文对经济改革的深远影响，孟晓苏在光华的博士论文则对中国房地产改革起到助推作用。博士就读期间，孟晓苏作为访问学者旅美半年之久，时任中国房地产集团总经理的孟晓苏，在进行访问工作同时，一边深入研究了美国的住房模式，将保障房、住房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主导产业论等带回中国，并融入到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两年后，国务院出台中国房改方案，孟晓苏的博士论文正是房改方案的理论基础，其本人则担任房改课题组组长。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穿上博士服的北大人，孟晓苏走上了北大最优秀博士论文奖的领奖台，荣誉实至名归。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让读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战略选择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科技创新、资源紧缺等复杂的环境中，正确的战略选择可以帮助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希望本文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读后感内容对你有帮助。
今天终于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看完了，累死了，现在头都是疼的，逞脑子里还有点残留的碎片，赶紧写点东西。
这是一部好书，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1978年到1991年之前的宏观微观经济做了很全面，客观，详细的论述，不带有太多政治色彩（虽然距离现在已经20年左右了，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今很多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就是按书中所说的思路进行改革建设的）。
为什么选择看这本书呢？是因为从上研究生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存在状态？当前的这个宏观微观经济存在状态是从什么状态演变过来的？为什么会走出这种演变路径？这种演变路径所依据的客观经济实际和经济规律又是什么？站在当前我们国家的这种宏微观经济存在状态之下，未来3年到5年我们国家的宏观微观经济的走向又是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朝哪方面推进？基于对当前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的现状的了解，探讨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对策？对一般个人而言，在对当前宏观微观经济的了解以及对国家政策的把握的前提下，应该做些什么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俗话说的好“要预测一个事物的未来走势就得抓住事物的现在，要想知道一个事物的现在就必须了解这个事物的历史。”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网上搜索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李的个人简历时，浏览到他在读博士期间与他的老师以及两个同学——我们国家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之前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和国家商检局副局长）合著的一本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网上对这本书评价蛮高的。所以这吸引了我的眼球，后来在淘宝上花了3.8毛钱买了电子版的书籍，再后来花了10块钱把它打印出来，从2月1号开始看，就在刚才将它看完了，若有所思之后，写读后感。
这本书共8章加最后一个总结，全书共两百二十多页，从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的探讨；经济改革的主线；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产的管理；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科技投入；农业和农村工业化；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那个时候是因为还没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叫“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滞后，我们改变了提法，我们现在叫做“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其实两个叫法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我个人觉得宏观调控的.内涵比计划更广，宏观调控不仅包括计划，还包括其他很多东西，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阐释）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经济走向繁荣的道路。最后得出结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读经济生活，不像一些作品从社会学或者其他角度解读经济生活时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或者浓厚的政治色彩，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闪亮的地方之一。另外一个闪亮的地方是书中很多观点在当时提出来时，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很激进，很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可是站在现在来看这些提法都是符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客观实际的，其中的很多提法正是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微观政策，所以说人们“接收新思维，新观念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同时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前瞻性的眼光，“20年前的预测在当今时代全部应验。
虽然只读了一遍，我自己觉得收获还是不小的。也许我的这些心得体会不那么对，或者显得很肤浅，其中的一些文字还要反复咀嚼。但是不影响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我推荐对中国宏观经济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读读这本书。
这本书写于91年，以当时的国企现状，探究了国企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法。根本原因是企业管理体制的落后，体制包括企业的财权，人权与国家的管理体系，企业内部的管理体系。解决方法是用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结合，解脱企业束缚。
这本书详尽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思路，也剖析了它们的前途，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关乎其成败，路线有直奔目标也有波折前行。任何大的改革，阻力都会是相当大的，争议和批评会长期存在。只有正确的目标和坚定的执行，才可能成功。所以，改革是艰巨的，是困难的。
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形态并存的过渡，实行多种制度并行，局面会在一段时间变的更复杂。
所有的改革者都是可敬的！
今天终于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看完了，累死了，现在头都是疼的，逞脑子里还有点残留的碎片，赶紧写点东西。
这是一部好书，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1978年到1991年之前的宏观微观经济做了很全面，客观，详细的论述，不带有太多政治色彩（虽然距离现在已经20年左右了，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今很多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就是按书中所说的思路进行改革建设的）。
为什么选择看这本书呢？是因为从上研究生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存在状态？当前的这个宏观微观经济存在状态是从什么状态演变过来的？为什么会走出这种演变路径？这种演变路径所依据的客观经济实际和经济规律又是什么？站在当前我们国家的这种宏微观经济存在状态之下，未来3年到5年我们国家的宏观微观经济的走向又是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朝哪方面推进？基于对当前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的现状的了解，探讨我们国家宏观微观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对策？对一般个人而言，在对当前宏观微观经济的了解以及对国家政策的把握的前提下，应该做些什么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俗话说的好“要预测一个事物的未来走势就得抓住事物的现在，要想知道一个事物的现在就必须了解这个事物的历史。”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网上搜索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李的个人简历时，浏览到他在读博士期间与他的老师以及两个同学——我们国家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之前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和国家商检局副局长）合著的一本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网上对这本书评价蛮高的。所以这吸引了我的眼球，后来在淘宝上花了3.8毛钱买了电子版的书籍，再后来花了10块钱把它打印出来，从2月1号开始看，就在刚才将它看完了，若有所思之后，写读后感。
这本书共8章加最后一个总结，全书共两百二十多页，从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的探讨；经济改革的主线；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产的管理；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科技投入；农业和农村工业化；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那个时候是因为还没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叫“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滞后，我们改变了提法，我们现在叫做“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其实两个叫法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我个人觉得宏观调控的.内涵比计划更广，宏观调控不仅包括计划，还包括其他很多东西，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阐释）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经济走向繁荣的道路。最后得出结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读经济生活，不像一些作品从社会学或者其他角度解读经济生活时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或者浓厚的政治色彩，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闪亮的地方之一。另外一个闪亮的地方是书中很多观点在当时提出来时，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很激进，很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可是站在现在来看这些提法都是符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客观实际的，其中的很多提法正是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微观政策，所以说人们“接收新思维，新观念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同时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前瞻性的眼光，“20年前的预测在当今时代全部应验。
虽然只读了一遍，我自己觉得收获还是不小的。也许我的这些心得体会不那么对，或者显得很肤浅，其中的一些文字还要反复咀嚼。但是不影响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我推荐对中国宏观经济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读读这本书。
读了《走向萦荣的战略选择》之后我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力作,是作者对改革实践和理论长期探索的结晶。作者从战略的高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冷静地剖析问题的成因、大胆地设计对策、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一、改革的起点、终点和过渡模式
“改革的初始位置在哪里”,“改革方向是什么”是改革战略研究必须回答的首要向题,涉及到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作者从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说明起点模式的特征: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或行政命令,以指令性方式分配资源。并提出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绝非修修补补所能解决,而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中国全部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与理论的立足依据和战略基础。作者明确肯定了我国经济改革在运行机制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但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还没有找到如何更好地结合的形式和具体操作方式,以及相应的产权界定形式。作者认为,这些问题除了有待于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养料之外,从改革战略高度的探素会有很大的作用。改革初期,人们看到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但把弊端的产生仅仅归于决策权的过分集中,或者归于“四人帮”对经济管理秩序的破坏。经过十余年改革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其一必须扬弃旧体制,代之以新的体制,根治我国经济运行在旧体制模式下的种种弊端,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一次新的解放,其二对微观基础重新构造,建立新型的公有制企业。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唯一的选择是双重体制并存,旧体制逐步退场,新体制逐步建立,对于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微观基础的重新构造,承包制可以作为过渡模式。但承包制是双重体制“相持阶段”的产物,只能有限达到某些改革目标,其缺陷正好说明了承包制的过渡性质。对过渡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把过渡模式与目标模式相混淆,不能把过渡模式下实行的政策当作改革的目标,只有那种推动向目标模式前进的措施,才能被认为是改革措施。
二、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改革是一个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利益关系的调整形成了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改革中,我们很少注意重要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成功与失败,几乎都同动力与阻力有关。作者抓住这个核心向题提出:在经济体制模式转换中,经济利益体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利益主体的分化与重组、多元利益主体从模糊不清走向相对独立,是改革中的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各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存在着利益目标之间的差异,存在着利益刚性、利益摩擦,而彼此间又具有关联性,产生互动作用,经常使经济改革处于“两难”的处境。为此,作者提出在运用利益机制指导改革时,必须坚持平衡原则、补偿原则、分散原则、疏导原则。
如果说对动力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的话,对阻力的研究则是作者的独到之处。在结束语中,作者再次对改革的阻力进行了深究,并指出:来自利益调整或利益再分配以及经济运行本身的阻力不容否认,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为
克服这些阻力而投人巨大的力量。特别是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利益方面的阻力以及经济运行本身的阻力会增大,改革遇到的困难也会增多,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三、经济改革的主线
对于经济改革的主线,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认为应当及早全面放开价格,只有价格全面放开了,经济才能够转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另二是不能把价格放在首位,而应当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价格自然就放开了,价格的放开是企业改革取得成效以后所形成的结局。
作者坚持自己一贯的企业改革主线观,主要从三方面对其主张的论述进行论证,使其更具有说服力,也更为完善。首先从治理通货膨胀的现实问题谈起。作者认为把通货膨胀当成是改革的必然产物是错误的。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过大引起的。作者认为增加投资和增加消费都不一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我国主要是资金利用率低。重复建设项目多以及投资以后迟迟未能形成生产能力而使投资的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的因素。对于举借内外债是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作者也做了分析,指出:我国无论内债还是外债都未超过社会承受的界限,关键在于通过借借款而筹集的资金是否被有效地使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治理通货膨胀,但要特别注重增加供给方面的功效。抑制需求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而不能过分,因为抑制需求只是治标的办法.只有增加供给才是缓解供不应求的根本措施。但增加供给主要不是靠追加投入,而是在尽可能少追加投入的条件下增加供给。这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便成为可供选择的增加供给的主要措施。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有关,而企业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则必须依赖于企业产权的明确化,依赖于企业真正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从抑制需求方面看,也需要企业通过政策形成自我约束消费基金增长的机制,自我调整投资数量和投资方向的机制。其次,作者论述了企业具有充分活力是价格放开的前提。通过对中日两国价格与企业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和对企业家素质与价格改革关系的研究后提出:企业改革必然导致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导致企业职工积极性的增长和职工素质的提高。只有在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后,价格放开所造成的良好环境才能被企业所利用,价格放开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如果不首先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有制经济实体,价格的放开只能加剧经济的混乱。最后,作者从宏观调节手段发挥作用的条件论述了要在我国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节休系,不首先在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也难以取得成功。
四、重造公有制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
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但企业改革通过什么形式实现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作者鲜明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企业承包后只是有了“半活力”，还缺少真正的活力。承包制只是传统企业体制的一种改良。不可能超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因此,决不是承包制已把企业体制改革推到了尽头,而是企业改革刚刚迈出最初的步伐,并且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框架内挪动脚步。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一直争论不休的企业股问题,作者另辟蹊径,提出设立
企业基金股,由企业基金会持有,它对企业的持股是“外部持股”,这样就不会发生侵占其它投资者的利益的问题。同时又区分了企业之间投资形成的企业股,使企业基金会持股有了可行性。
作者还对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及其过度的步骤进行了周密的设计,这种研究方法,标志着企业改革理论开始进一步深化。
五、工业化新路与三元经济结构
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我国工业化进程70年代末发生了新变化,这一新变化发生的条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兴办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后的农民进人非农产业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农民开始了直接步人工业化的进程,而农村工业化又成为我国工业化的一个关键部位。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原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目的数量巨大,从而使得在工农业产值构成较为迅速变动过程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就业严重滞后,经济上已形成了彼此孤立的两极。一极是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的农业,另一极是在高积累率支持下不断膨胀的工业。作者据此提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人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申扩张工业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才能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乡镇企业的崛起正是这一历史条件的必然。
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使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建立了联系,有利子结构转换的变化但由于农村工业部门正处于成长过程之中,它所引发的矛盾与体制上的冲突很容易使结构转换产生新的难度。作者根据这一情况对协调三元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对策选择进行了探索。农村工业的发展为人口结构转换提供了可能性,作者分析了二种趋势和对策:其一,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自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其二,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已经进人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目前的问题在于,需要把农村工业部门看成是结构转换中的一个转换结构,充分发挥其桥梁作用,增强它对农村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多方面联系,促进三元结构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