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佩服陈老先生的耿直与人格。但却觉得他对红色中国的认识，不如胡适那么深刻和透彻，以致他不愿像胡适那样选择离开。
读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之后，我才终于理解，陈之所以留下，并非在国与共的政党之间的政治选择。而是故土与漂泊的人生选择。他因为热爱这片土地，而选择留下。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向他所坚持的真理与理想妥协。
这种坚持，这种人格的闪光，在那个政治风暴席卷摧毁一切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沉默、妥协、或者同流的背景下，在人性的阴暗面最容易暴露的时刻，而更显弥足珍贵。他以近乎绝迹的中国先秦时代的士人风骨，秉持了自己一生珍视的理念，从一而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他让我第一次真正的在现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例证，人文的情怀与人格的品质，终究会超越政治。每一个朝代，不论如何轰轰烈烈，长短不过几十几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如过眼云烟。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如青山突起，川流裂地般刻入历史，成为一座丰碑。
2008年，陆键东在写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曾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一九九二年与一九九三年之间，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备感痛苦，今日重检这段时期写下的一些心灵独语，其抑郁盖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
其时，而立之年的陆键东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每月除去固定工资，还有三千多元的稿费收入，可以说生活无忧。而他口中的“痛苦”与“召唤”，皆由史而发。因为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他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陆键东说，正是这“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促使自己“接上寅恪先生的命脉”，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坎坷心路而付出。
南都：最早接触到陈寅恪其人是什么时候？
陆键东：1983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念书。读书期间就知道历史系有这么一位教授，但也仅此而已。真正引起注意，是在80年代中期，读到了几期《明报月刊》上美国余英时先生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于是找来陈先生的书一看。陈先生基本以文言体行文，到现在大部分人仍说读他的书很艰涩。现在回想，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粤剧团，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第一次看陈先生的书一点不觉得困难。此外，跟我爱读古典文学也很有关系。陈先生那种忧郁的气质十分打动我，让我从精神上深深认同。
南都：90年代初，你是如何开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课题的研究？
陆键东：(我)生平最喜欢读历史掌故、人物传记之类的书。谈到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人生体味过程。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与中大的一些老师有来往，对于中山大学的熟悉反而是在离开了学校之后，尤其认识了一些前辈，比如端木正、刘少雄、李稚甫等，当时他们的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老人们闲谈时往往会不自觉带出一些往昔中大或者岭南地区人文知识界悲惨的人和事，这时我会非常伤感，师生两人往往都会在伤感中结束谈话。在90年代初，我已对中山大学超过10位结局非常悲惨的教授留下印象，有心思慢慢去追寻他们的历史。当时立下决心要写出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逃无可逃的时代。不过很可惜，写陈寅恪的书出版之后，这个计划就因为这本书引来“满校园争说”等原因而灰飞烟灭了。
南都：当时跟老教授的聊天有没有笔录？
陆键东：开始是没有的。在当初的阶段没有想到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只是听了就听了，仅觉得很过瘾而已。后来朦胧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掌故，就有意识将老师的谈话记在心里，一跟他们道别即马上记录下来。再后来专心研究陈寅恪，就直奔主题，渴望老师专谈陈寅恪。那时侍师如侍父，很恭敬的，当场打开笔记本，自己先就不好意思起来，老师倒不介意。过了这一关，以后在他们身边侍谈，我就随时拿出笔记本，可以说日积月累，收获甚丰。可能也是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做采访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带录音机。但当场笔录也有尴尬时，有些不太熟的老先生虽然对你有好感，不过你不掏本子还好，他谈意正浓，你一掏他马上变得谨慎多了，生动的表情立即消失，这种遗憾即使事后听录音，也无法获得当面交流时才能直接感知的那种极真实的历史原有气息。访谈是一门大学问，直到今天我仍然为它的魅力所吸引。
南都：1993年，你辞去工作，“倾全力研治寅恪先生的史迹”。当时你已33岁，做出这样的选择着实不易。这次决定跟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有无关系？
陆键东：30岁前后，我精力非常旺盛，有多份写稿赚稿费的固定工作。当时报刊业、企业文化兴旺，只要我愿意，总有稿子可写，如果勤快的话，每月有三四千元的稿费收入。大概在1992、1993年，我已痛感这样的文字生涯对研究陈寅恪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下子决心抽身离去。
这个时候由上海、北京的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没有出现。我为什么要结束这种文字生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感已经发现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宝藏。这时我已找到了很多有关陈寅恪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状况，正如后来出版社的评价那样，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其惊心程度，多年后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很难想象，诸如陈寅恪提出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怕、不参加政治学习等在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事件，最后竟然是全部尘封在这样毫不起眼的旧纸里面。当它们出现在我面前时，有一种落败、其生命快将消去的陈旧感。当阅读与摘录完毕，捧着这一堆装订不算完整的旧纸，我真的流下眼泪。我已将它看成是一个生命体。那种“三十年只待一人”的激情，变成强烈的使命感。我曾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若然此稿不能出版，从此与文坛永绝”。
初读这本书，是一本让人很难进入状态的书：说其是人物传记，也不像人物传记；说其是史书，里面又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宣泄。从1949年读到“反右”、“知识分子改造”，一个倔强、固执、情感色彩中饱含悲愤的知识分子立在了我的面前，我突然对这个“特别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享受这“那个年度中国学人视为骄傲的礼遇”的他，那种生命特质里透出来的痛苦、孤寂、悲愤是从何而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让人情感很复杂的时代，那个时候国家和人民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但也是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太多的冲突与矛盾全部汇聚在了那个年代。陈寅恪作为那个年代的一员，如何那个年度一样，越走近他，越多的疑问扑面而来。他，连同那个时代，都如同迷雾一般，若隐若现，深深吸引后世诸人。陈寅恪的痛苦，相比王国维的“以身殉道”、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识时务的转变”，他在1949年之后，“如同花岗岩般”没有任何的转变，哪怕表现出来一丝的意愿，相反是与日俱增的痛苦与孤寂。他不似王国维般“殉道”，不似鲁迅般“呐喊”，也不似郭沫若般“转变”，“不学马列、不参政事、不参加政治学习”，如同隐士般寓居于康乐园，那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坚守的又是什么呢？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他自身的表象又是什么呢？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解，让我想找到答案，想读下去。
陈寅恪是一座丰碑。他是清华文学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称陈寅恪学问比他好。陈寅恪是清华文学系、历史系和哲学系三个系聘的教授，在清华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存在，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我对他的了解不多。在上大学时，被老师教导，陈寅恪的“恪”读“que”。而不是“ke”。不过我后来发现有人考证还是应该“ke”，清华代代相传估计传歪了。在清华园里，有一块纪念王国维的碑，碑文是陈寅恪所写，里面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名句。另外，我知道陈寅恪写过一本《柳如是别传》，但没看过。
因此，我一直好奇，陈寅恪的水平究竟如何？能否称得上“教授中的教授”？他有什么代表作？
听友人推荐，看了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想从中找点答案。这本书的写作很认真，资料和第一手的访谈很多，不过里面用词有些夸张，感情的词汇用了很多。很有趣，《南渡北归》《束星北档案》这两本文化名人传记的风格也类似，一方面资料详实，一方面语言比较夸张。
去掉这个风格，内容还是不错的。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指1949~1969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首先，我明白了他在20年间为什么只写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
柳如是，明末清初一位名妓，有才华，有胆有识，嫁给当时的大才子钱谦益，她比钱谦益有节气，钱谦益降清。钱谦益去世后，族人恶棍想抢夺他的财产，柳如是自缢抗争。《再生缘》则是一位浙江弹词女作者写的一位姑娘的传奇故事，孟丽君逃婚，女扮男装考上状元，当上宰相。这本书没有完结，但孟丽君是现代女性，她比柳如是更胜一筹，才华能力超越男人，而且活出了自我，不再依附男人，蔑视夫权父权。郭沫若对《再生缘》评价很高，称其与《红楼梦》齐名，“南缘北梦”。
陈寅恪研究这种风花雪月女儿的历史，首先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他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形势的判断极为清醒，不能涉及政治，这两个人都不会涉及政治。其次，有人说他是借这俩人的事来抒发自己的块垒，比喻自己品性高洁。另外，书里还提到了，当时陈寅恪在广州，知己好友有冼玉清，助理是黄萱，这两位女性给陈寅恪带去了一些灵感和生命力。我自己觉得，柳如是和孟丽君已经是现代女性，建国后女性地位提高不少，凭陈寅恪的敏锐，应该会觉察，他研究这些，可以说是受感染，或许也是部分迎合之意。
我一直觉得陈寅恪著作不多，看了书之后，才明白他做研究的不容易。《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这两本书的字数有90多万字，占了他所有著作字数的一半。而在广州，陈寅恪眼睛已经失明，后期又是膑足。他写东西，需要助手给他记录下来。遇到问题，需要交代助手去查询。陈寅恪记忆力超强，他能随口说出一句话在哪本书上，大概多少页。但失明之后，做研究终究不便，那时查找资料又不如现在方便。所以，他花了10多年写成这两本书，确实可以说是笔耕不辍了。
跟胡适相比，胡适晚年就没什么文章出来。但是，胡适28岁时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比较粗糙，一直没有完善，但终究开了先河。而陈寅恪公认的学问精深，他懂十几种语言，精通历史、文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等，应该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但他没有干成。
这跟陈寅恪的个性有关，他比较谨慎（胆小），因此在做学问时，钻研很深，见微知著，力求每个细节的精确。我自己觉得，对研究的东西了解越深，有时思想反而会被禁锢住。他写第一本书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已经50多岁了，缺乏胡适那种无知无畏的勇气。这本书质量很高，开启了我国隋唐的历史研究，是陈寅恪的代表作之一。但相对他的学问来说，厚重度不够。
陈寅恪自己也知道，他多次说自己，“终无所成”，“功业蹉跎”，“转怜当日空奢望”。一位天才，到老年发现自己理想未实现，是非常苦闷的。
父亲是晚清诗人陈三立，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既有家学渊源，再加上聪敏好学和早年留学列国的求学经历，好友吴宓评价：“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2002)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少年家道中落的打击，为生命植入深深的原苦意识。这位“虽不是思想家，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2006)的学术巨人，晚年集“教授之教授”的光环和“文化遗民”的苦寒色彩于一身，从南下伊始就选择了一条注定孤独的道路。这最后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也见证了他用生命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艰难与骄傲。
一、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抵达岭南大学之前，陈寅恪因为视网膜剥离，已经双目失明，但丝毫不影响他授课的热情。他的讲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史料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数种语言文字，因此吸引校内教授听课甚至多于学生，是公认的“教授之教授”。慕名听课的黄萱经人介绍担任他的助手，以后的十三年中，她协助陈寅恪总计完成近100万字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著述工作。
“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朱熹,2007)每天上午陈寅恪与黄萱一起工作四个小时；下午回忆错漏以备第二天补正，并谋篇布局；晚上凭回忆思索资料，派人查找缺漏。“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默秋,2009)他对史料熟悉到可以准确记得某页某行，因此有记忆力惊人一说。其实很多时候前一天晚上想好的问题，第二天他又忘了，只能重新冥思苦想。如此大的工作量，导致他的大脑日夜疲劳，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眠。
1956年3月，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5篇论文，3万余字。其中四篇在1952年至1953年已经完成，考虑到还要补充修改。一改就是三四年，敬畏之心可见一斑。
抱着“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2001)的苦闷与孤寂心情，1954年新一轮的征程开始了，也即《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的创作。这部“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承载着陈寅恪晚年勃发的生命力量，逼着他不停地赶路。到1956年，陈寅恪已是“燃脂暝写费搜寻”，著述的乐趣随着岁月的消磨减少，更多地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
寄身于乱云飞渡的年代，出于对文稿命运的忧虑，他要求黄萱对《柳如是别传》作两稿以上的誊写，唐筼对主要诗篇作多稿以上的复写。事实证明，他的忧患意识为文革结束后的追回工作，减轻了不小的压力。在这个宁愿反复誊写也不肯修改一个字的传奇人物面前，时代总是龇着獠牙，“他的文化观之所以迥异时流，是因为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根本与‘时流’不同……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2006)
二、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当学生汪篯于1953年，身怀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劝陈寅恪出任中古所所长时，完全没想到会收到“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挡箭牌”的答复。汪荣祖先生认为从这两个条件足以窥见陈寅恪的勇气和风骨，也难掩天真：“即使他当年渡海至台，若以摆脱三民主义的桎梏和蒋介石的允证书作为就任所长的条件，其结果必然是一样的与虎谋皮。”(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2005)
这一份痛楚与伤感，在一年后与周扬的会面中被痛快地发泄出来，“他（陈寅恪）说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97)这一突然袭击，是陈寅恪的倔强，是陈寅恪的天真，也是陈寅恪环顾四周而不明所以的茫然。周扬后来演说：“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陆键东,劫后余绪,2013)受之于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掌握批判材料，旁人今天听来也难免汗毛倒竖。
1957年的风暴拉开序幕，陈寅恪冷观花开花落。《光明日报》刊登的《访陈寅恪教授》一再发问：“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陈寅恪,访陈寅恪,1957)陈寅恪只是让记者去看他的门联，即“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时他戏言：“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本书的作者认为不表态就是表态，陈寅恪的态度恰恰勾勒出“凄寒的生命与学术已融为一体的人生之路。”(陆键东,风暴中的孤寂者,2013)
汪荣祖先生认为陈寅恪的沉寂，是由于“他的爱国心乃是植根于历史和文化，并不是爱一党一派。”(汪荣祖,清华学苑多英杰,2005)不由人不想起陈寅恪7年前所作《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议论：“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也。”(陈寅恪,连昌宫词,2001)
三、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因洗浴摔倒而膑足后，陈寅恪口述《寒柳堂集》，回顾学术生涯。关于《论再生缘》的缘起，他说：“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世之旨稍有所得……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陈寅恪,论再生缘,2001)其时63岁的陈寅恪早已是世所公认的史学大师，从“暮齿无成”中可以读出他的谦逊，品出老骥伏枥、壮志难酬的落寞，其中更难掩“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苦寒色彩。
最后二十年的两部著述都选择伤心史，其中自有经历清廷覆灭、民国夭折、1949年大变局的感怀身世之慨。面对新学日上旧学日下的汹汹大潮，“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但正是这种感伤情怀无意中为他晚年的治史生涯平添了一抹亮色与激情，也使他的文章多了一份感情与性灵。
因大腿骨折住院的7个月中，陈寅恪反复提醒护士：“如我生命终结之时你们还在我身边护理，你们一定要制止医生们抢救我，不要延长我的生命，不要延长我的痛苦。”(陆键东,暮年“膑足”,2013)此刻他对人间的留恋已然不存在了，只感到“非生非死又一秋，不夷不惠更堪羞”。
蹉跎岁月，在病床上虚度生命是陈寅恪不能容忍的；浮云蔽日，无法争得学术自由更让他的精神根基失去了依傍。周一良先生把陈寅恪划作“文化遗民”不甚合理，但他的最后二十年确实印证了：“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赵园,1999)的古语。
四、结语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梁启超,2007)诚哉斯言！陈寅恪终于化作文化源流中的一座碑石，守望中屹立不倒。
“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陆键东在书中前言这样描述陈寅恪先生及先生最后二十年所处的社会。或许许多人对陈寅恪并不熟悉，但正如他在王国维碑上所写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一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傅斯年曾评价陈寅恪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
从陈寅恪《论再生缘》序言中“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而”到“’至若禅机蚕悟‘，俗累终牵，以至暮齿无生”等语，我看到的是他“雄心未洺的心曲”，其年陈寅恪已六十三岁，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但仞有人生无成，渴望建“更辉煌的历史名山”的感慨。从此，我不禁钦佩于先生的谦逊努力和戒骄戒躁保持初心的品格。
陆键东先生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真实的描述了陈先生的学贯中西，然而他在自己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境遇又让我们不禁痛心与遗憾，陈寅恪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也不屑成为那些迎合社会的人，所以他悲惨的人生遭遇在那个年代也无法避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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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似乎为我那些疑惑找到了答案，但总归觉得缺点什么。陈寅恪在最后的二十年中花去了十年的时间写一个明末的歌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由衷呢？一个在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熏陶下的史学巨匠，不问政治，但难道真的不关心国是嘛？他为什么会对政治、对国家如此的“淡漠”？太多的疑问在我自以为找到答案的时候又跳了出来，为什么？
怀着这种疑惑，我又查了查这个“花费掉”陈寅恪十年生命的女人的资料。柳如是，基本的资料如下：柳如是，女诗人，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秦淮八艳”之首，嫁明朝大才子钱谦益为侧室。如果这些就是柳如是的全部，那那些疑问就只能沉入历史的洪流中无所适从了——历史总给我们在绝望中透出一丝光亮，另一个柳如是——“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常着儒服男装，文与诸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柔弱如柳如是，在明朝覆灭之际，与其夫东林党领袖、礼部尚书钱谦益约定以身殉国，其夫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做了降臣，她自己“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其夫硬拉了回来。
柳如是，生在“乾撼坤岌”之际，写出了诸多的传世诗词，在国家覆灭之际，比那些“所谓的正统的东林党人”更懂得“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惶惶十年，陈寅恪不是消极，不是漫无目的。“金明馆”、“寒柳堂”，在最痛苦、孤寂的二十年，他依旧恪守着自己的“道义与尊严”，只是这里面，积淀许许多多的兴亡盛衰、借古言今，参杂了多多少少的悲凉哀叹、无奈凄凉……
历史，终究还是有温度的！
在本书的第401页作者摘录了陈寅恪写给门生蒋天枢的《赠蒋秉南序》。陈寅恪一开头讲述了自己儿时（光绪之季年）的一件小事：一次偶然看到了一本书，易堂九子集，他说“不喜其文”，却“深羡其事”。那他所羡何事呢？他说那些人在动乱时局里还能聚在一起“讲文论学”，他说这是天底下的“至乐大幸”。这段是否可以作为对陈后三四十年“奔数万里、历数十年”求学不辍的注解？以至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推荐其为教授时，陈为“无名望、无学位、无著作”的“三无学人”，而他对侄子陈封雄的解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求学治学的态度。陈封雄曾问陈寅恪“为什么不拿个博士学位”，陈回答“考博士不难，但两三年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了”——多么纯粹的治学态度。
那陈寅恪所恪守的信念又是什么呢？他说“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他所想要的，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他想要的是“复振”华夏民族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