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生缘起于古希腊时期的广场政治，后来逐渐由一体走向分離。当代许多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着眼于对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梳理，以及该理论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殊不知，理论之争往往不仅仅在于两个理论之间的单纯对立关系，而是由其背后多个理论相互支撑的理论群进行博弈的结果。双方此消彼长，更能顺势者方能占据上风。自由主义自古至今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他相关理论并驾齐驱的。
关键词：国家;社会;自由主义;法团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35-03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政治哲学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扮演的问题;政治科学则从经验分析出发，对国家和社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论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论争息息相关，如何认识并把握其内在规律对提高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一、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状况简述
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颇多，观点多与学者自身研究背景相关。王建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1]中从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分别来论述每个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前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由一元论转向二元论;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复杂，对立性与同一性并存;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多元化理论体系。庞金友在《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2]中提出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是研究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这两条路线的极端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主张的消极国家观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具有温和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罗兴佐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3]中探讨和区分了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李世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发展趋势》[4]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概念上的区分，然后通过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比较，得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由同一走向分离的结论。连朝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5]中提出治理理论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一种调适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样式，但治理理论下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黄冬娅更偏向抗争政治的研究，她在《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中主张将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区分为稳定的政治结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变化的政治背景这三个概念层次，进而讨论这三个概念层次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笔者在借鉴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进行了仔细的爬梳，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
（一）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起源
在古希腊时期，由于城邦功能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国家与社会的划界尚不明确。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城市，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以神庙为中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独立的城堡和周围的村社组成。彼时，国家与社会功能尚未剥离，对于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而言，城邦兼具着国家和社会两种属性。一方面，公民依赖于城邦提供的稳定和安全的环境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城邦是公民阶层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公民在此参与公共活动。在城邦中，公民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国家，战时献出鲜血，平时献出年华;他没有抛弃公务照顾私务的自由相反，他必须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6]316。因此，在古希腊，义务优先、道德至上是公民身份最显著的特征。理想的好公民必须把公共事务放在第一位，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并通过承担公共职位、参与公共事务来体现自身价值。
（二）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古希腊将参与公共事务看作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种情况在古罗马时期大有改观，古罗马将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视为公民的权利，这种转变归因于古罗马时期更加注重法律的传统。随着古罗马不断扩张而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在帝国内部事务的处理上也更具复杂性。第一，公民身份的划定问题。由于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由平民扩展到被征服的外邦人群体，最后演化成了具有一种普适性的身份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罗马的文化更具包容性。第二，民主的实施情况。随着新征服外邦人口的不断注入，公民阶层不断扩大，继续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已达不到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成效，于是在古罗马时期由间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公民不再像古希腊时期那样注重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转而把活动视角由公共领域转入私人领域，去争取各种权利，并最终在法律层面上得以保障，这是古罗马时期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源头。由于国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分化，并在启蒙运动时期完成彻底分离。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背后的理论之争
（一）国家社会关系与自由主义的演进历程
尽管自由的概念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存在，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却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思想家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自由主义的这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保守自由主义或者称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自从自由主义诞生之后，它的命运就同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社会本位思想
在启蒙运动之后，国家与社会彻底地完成了分离，同时期的自由主义也进入了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思想家有洛克、亚当·斯密、边沁、密尔等，其中，在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史家的笔下，洛克被推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提出了有限政府的观点，提倡消极自由。其中，洛克通过从自然状态推导出社会契约理论，从逻辑上确定了国家的消极地位。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政府的合法性仅仅在于不违背社会成员的意志、不掠夺和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则通过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发展了洛克的经济自由思想。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完成分野之后，不断加剧着社会相对于国家的分殊性。2.新自由主义与国家适度干预
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消极自由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于是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是英国哲学家T.H.格林、霍布豪斯、凯恩斯等人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做的修正和改造。T.H.格林对自由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他认为自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或能力，人们依靠这种力量去做值得做的事或享有值得享有的东西。自由不仅仅是个人不受国家与社会的压制和奴役，更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才是新时期英国人应当实现的、最理想的自由。他主张国家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增强国家权力，扩大国家干预范围，压制可能侵害个人自由的行为，才能促进个人能力的发挥和自由的增长。因此，国家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T.H.格林的政治思想被凯恩斯所借鉴。凯恩斯对以往美国放任自由的政策提出质疑，并且建议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途径去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并进而提出了福利国家的概念。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3.新古典自由主义与国家角色的衰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提倡的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思路解决了自由市场的失序局面，从而缓解了自由资本主义引发的经济危机。但后期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进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福利国家中的平等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惰性问题，这使得人们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自由主义应势而起，开始诊断这些复杂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思想家们对国家大规模掌控经济的极权主义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福利国家引发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的担心。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诺齐克等人。其中，哈耶克提出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做千变万化的应用[7]。
（二）多元主義与法团主义之争
除了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并行不悖之外，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背后还有一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多元主义为社会主导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认为社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占据着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多元主义者看来，政治的基本场所是社会而非国家，社会由自愿者利益集团组成，这些利益集团自身不图谋组织或取代政府，但它的积极行动对政府构成压力[8]3。法团主义则代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国家立场。持法团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国家始终处于一个至高的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多元主义假设存在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它甚至无法自行解决社会分殊权利的众多冲突。因此，法团主义建构的前提，是利益团体的分化，它是对利益团体政治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整合方案[8]175。
从表面上看，法团主义似乎是为了完成多元主义假设下的第三重目标即使利益集团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之方向而生，因此有人说法团主义是多元主义的变体。但是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多元主义是社会独立于国家地位的主动性行为，而法团主义则强调社会是在国家的整合和控制下被动参与的一部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四、结语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根据国家与社会力量强弱的对比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一是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二是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三是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四是弱国家——弱社会模式。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般只是拿强国家——弱社会或者弱国家——强社会这两种理论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进而进行两者之间的对立研究，这种研究带有一种明显的零和博弈的视角，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力量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仔细斟酌，这种思考是带有缺陷的，它把国家与社会置于相互冲突的位置加以讨论。
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它们之间还存在一种潜在的互动关系，如马宝成提出的互强型的国际与社会关系[9]，可见二者既可以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国家与社会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反之，国家与社会关系处理不当反而会危及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有必要认识和把握国家社会关系背后的理论并加以合理利用，方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达到国家实现高效治理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建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2]庞金友.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2006（6）.
[3]罗兴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J].学术界，2006（4）.
[4]李世书.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论坛，2005（12）.
[5]连朝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6（2）.
[6][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闫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7][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张静.法团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马宝成.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J].政治学研究，2004（6）.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经济理论，指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物力资本体现在物质产品上，人力资本体现为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随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赫曼森教授在《人力资产会计》中指出人力资源作为最有效的经营资产应该纳入财务报表，首次引入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概念。可以说，人力资本理论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研究人力资源会计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在实务界至今没有得到运用。长期以来会计学者过分强调人力资源计量的作用，而忽视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目前尚未融入企业财务报告体系的症结在于相关基础理论供给的严重不足这个关健(杜兴强，李文，2000)。面对目前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一一人力资本理论。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人力资源的英文表述为HumanResource，而人力资本的英文表述为HumanCapital。两者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而又具有不同属性。
(一)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一词最早见之于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著的《管理实践》，其含义是指企业员工天然拥有的、并可自由支配的各种能力与技能。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人力指人的劳力，人的力量。资源指物质资料和动力的天然来源。徐国君教授认为人力资源是指存在于人体内、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或为社会提供劳务和服务的脑力和体力的天然来源。张丈贤教授指出人力资源是人口经济学的一种表述。人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人口作为生产者就是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些概念可以看出，人力资源侧重于反映人的自然属性。
(二)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理论界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人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们以某种代价获得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种价格的能力或技能。它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体。也有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后所形成的企业的一种资金来源。它在性质上近似于实收资本。当劳动者即人力资源的载体成为某企业的成员时，与法定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相对应，形成了有技能的、有产出价值的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确立了人力资源的权益。我国学者李建民教授认为人力资本应该是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强调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方面。而根据张文贤教授的研究，人力资本是在人力资源基础上通过教育、培训等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其最大的特点是永久的会自行增大价值(西斯蒙第)。
根据以上概念，人力资本侧重于反映人的社会属性。首先，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单独存在，而且以人具有劳动能力为条件。人们不能让渡其所有权，只能让渡其使用权。其次，人力资本是人格化的资本，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可变性，管理者的态度和管理方式对人力资本效用的发挥会产生很大影响，它有可能会不断增加，亦有可能贬值，且其损耗过程是不可见的。再次，人力资本具有地域差异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比，在地理上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我国，西部的人力资本显然不如东部具有更大的优势。总之，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于其所依从的经济实体，离开一定的经济实体，人力资本的价值将荡然无存。
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佩第和亚当・斯密时代。据考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第于1676年把作战中军队、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的损失进行了比较，首次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资本的定义，并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同时指出，固定资本不仅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大卫・李嘉图把这一思想推到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可以达到的最高点，指出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在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到了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也指出了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认为教育可以开发人的智力，能够使人获得发挥他们潜在能力所需要的起码的知识。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富都是资本，并专门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到20世纪中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发展问题时发现，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中除了物质资本与劳动数量的增长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表现出来。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分析评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也因此被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他指出，人是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质资本已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才是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贫富的关键。
在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学术观点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人力资本》一书当中。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丹尼森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用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产生的大量未被人们认识的、不能用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加以解释的余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定量分析和解释。
三、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我国人力资本思想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孙武。据饶淑华、张文贤研究，《孙子兵法》第二章《作战篇》提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亦即精通用兵之法的优秀将帅，是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孙子兵法》第五章《势篇》曾提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说明人力资本的重要，即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作战态势上，而不苛求自已的部下，因而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才来利用，以创造有利的态势。同样，企业若能知人善任，就能使自身处于有利的地位。
人力资源会计引入我国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的研究围绕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展开，有的学者提出以智力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结构，认为人力资本与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同属于智力资本的范畴。智力资本强调与组织有关的人力资本的能力。张文贤教授则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结构，认为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类。李本光(2004)就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思考，认为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生产力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和人事管理学。尽管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样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资本不再是单一的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其他资本所不能代替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观念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启示和结论
在世界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的今天，人才的作用初见端倪。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具有发展前景，已不再取决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和财产物资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是否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否对人力资源进行持续、有效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可以说，世界经济的竞争已从物质资源的竞争转向了人力资源的竞，人力资源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明显。通过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回顾以及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理论正处于发展与完善之中，虽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理论本身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如对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的研究为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要打破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困境，将其纳入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反映，不仅要解决计量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明确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解决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进而寻求理论和逻辑一致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