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其光辉的一生彰显了自己的伟大人格，在面对死刑的审判时，他很从容，他用自己的死去唤醒那些仍然安于生存于“洞穴之中的人们。苏格拉底又是幸运的，他的学生柏拉图一生的学术以及政治生涯，都继承并且发展了其师的哲学理想、政治理想，他致力于追求理想的人格，追求有理想社会的国家，企图改变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为正义的人们寻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理想的城邦具有智慧、勇敢、节制以及正义四种美德，统治者具有智慧，武士具有勇敢的美德，全体公民具有节制的品质，每个人“各就其职，各尽所能，这样的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
一、城邦和人
列奥·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这部著作的绪论中写道：“政治哲学的主题是城邦与人，古典政治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就是城邦与人。如何实现城邦的统一，如何实现一个平衡的、和谐的城邦秩序，是整个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主题。
自古希腊城邦制度诞生起，这一历史性的政治课题就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生长于古希腊政治动荡时期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也离不开城邦与人这个主题，因为他的哲学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年时期的柏拉图目睹其师苏格拉底被处死，企图改变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构建一个和本文由收集整理谐至善的城邦。在这种城邦新秩序下，一个和谐、统一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取代了分裂、对抗的城邦，从而永久地实现了城邦的至善存在。在这个城邦中，柏拉图以和谐为根本的政治尺度，为城邦设定出一系列的标准，使得城邦的整体与城邦中的个体两层面都可能形成和谐的秩序。城邦里的人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以及从事农工商的被统治者，和当时希腊的奴隶制度一样，在柏拉图眼中，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三个等级有不同的品质和身份。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不同人的身上分别加入了黄金、白银和铁、铜。他们各是统治者、辅助者和农民以及其他技工，“但是他们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统治者要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们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柏拉图认为，由于人的禀赋不同，因此要有社会分工，以便在城邦中每个人可以“各就其职，各尽所能。
二、城邦的正义
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贯穿始终的主题，他的正义论，从个人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人手，上升到国家正义，最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或者说是他心中的正义国家。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要组成城邦国家，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每个人单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自足的，因此城邦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相互需要的体系，一种保障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制度。正义首先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其次正义在于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相处。社会的各阶层按照自己的天赋所决定的地位和职责从事自己的活动，使各阶层之间和谐相处，井然有序。理想城邦中三部分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分别按他的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合理分工，履行各自的管理国家、保卫国家和从事生产的职责，相互合作，各司其职，各守秩序。他认为社会分工的自然天赋是和谐、合理安排，因为统治者是金子制造的，军人是用银子制造的，而平民是用铜和铁制造的。
正义是所有阶级都需要的美德，既在个人中又在国家中存在。他反对正义是相对的，认为正义的基础是理性，对于个人来说，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让理性统治灵魂从而借助激情抑制欲望；对于国家来说，理想国由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组成，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全体公民的美德是节制，城邦的第四种美德就是正义，如果各等级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德，城邦就是正义的。柏拉图极力强调每个公民的“各就其位，各尽所能，极力反对相互僭越，即不同等级的人，尤其是低等级的人企图取代高等级的人的地位，他认为这样国家的秩序会被破坏，正义将不复存在。他说：“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三、德行教育
《理想国》的最终理想是培养“哲学王，只有哲学王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国家才会和谐，国家的正义才会有所保障。“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孑l，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培养哲学王的方式就是教育。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的正义具有同构性，“我们也可以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并且有理由希望个人因这些与国家里的相同的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称。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佳状态。
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柏拉图通过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体育训练身体，音乐训练精神。在幼年时期，注重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它就会变得温文有礼……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特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音乐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训练人的精神，激发人的理性，调节激情，控制欲望，培养节制的美德，从而达到灵魂的和谐。“这两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份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份，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音乐教育之后便是体育教育，国家的护卫者必须一生接受严格的身体训练，“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护卫者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我要说这是某一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一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虽然顺便附带也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护卫者教育结束后，公民是二十岁的青年。启动哲学王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培养哲学王的难度最大，持续时间也最久。
哲学王教育由哲学学习和政治实践组成，时间各为十五年。哲学学习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四门课程作为哲学学习的预备，时间为十年；第二阶段则用五年的时间学习辩证法，进行纯粹的哲学训练。顺利通过的学员要在随后的十五年内参与管理城邦的多种事务，培养政治技能，成为真正的哲学王。哲学家爱智慧者，并且爱智慧的全部，哲学家专注于真理，即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对事物理念的把握，对正义、美、善的把握。
哲学家热爱真理，追求真理，追寻心灵的和谐，并不在乎肉体的快乐。哲学家由于对事物理念的把握，由于其对正义、美、善的把握，理所当然的便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柏拉图的教育通过改变人性，通过改变内部事实性从而达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这是《理想国》的政治目标。
四、结语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恰遇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政治遭遇危机，希腊城邦走向衰落，其师苏格拉底遭遇审判被判以死刑，他目睹了这一切并因此想极力改变这种混乱状态，他想化解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哲学王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哲学王是理想城邦公民教育的产物，而其他类型的统治者则是失当教育的产物，这也是政体蜕变的根本原因。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企图化解政治与哲学冲突的努力，充分揭示出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的对立，无益于双方。若不化解这一对立，不仅正义城邦永不可及，哲学亦不免于玷污。也只有城邦的支持，哲学才能发展；失去了哲学的指导，城邦就无法长治久安。柏拉图化解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正是通过教育以改变人性来完成的。
“哲学王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又该制定怎样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国家？“哲学王通过沉思和回忆，从而制定善的政策和法律，治理国家，管理军队，使社会正义和平，每个人都行正义之事，将自己的最美好的德性展示出来。回忆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忆“善的理念，在“理念的世界里，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是其他理念世界的最高根据，因此也被称为“理念之理念，以理念世界最高的存在而君临一切。“哲学王的目标就是回忆“善的理念，从而以“善的理念管理国家。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
——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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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
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柏拉图对群体错误意识在人的解放中的负作用的思考是深刻的,提出了解放的心理博弈游戏。这种游戏分为三种情况:一个人的情况,个人只要拥有知识,就能够走向自由。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没解放,已解放的个人来拯救被束缚的囚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由于柏拉图没有设计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柏拉图所设计的一群人的场景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两个人的情形下起码不会发生囚徒们因思想交流而使错误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问题。第三,是一群人的情况,拥有虚假观念的“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吗?必然如此。③④⑤⑥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1、512页。)柏拉图看到了群体心理互动效应,这种互动强化了谬误观念,使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而为囚徒们认可囚徒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从而有了拒绝解放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在人的解放中,错误的思想意识、群体间的心理互动,特别是群体间的虚假性的价值意识的互动给人的真正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政治文化的思考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今天在谈论解放时,首先应对我们所诉诸的价值特别是为众人所称道的价值进行反思。
三、个人解放的特点与问题
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想状态是否定“囚徒状态的,是否拥有知识或受过教育是自由人与囚徒相区别的准绳。不过,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先验论者,甚至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是一个先天差别论者,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不完全认同人们能够事先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柏拉图坚持后天的经验、实践、诱导对人的解放的巨大功能。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肯定了囚徒中的某个人的解放的偶然性。在囚徒中谁能解放、谁首先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先定性和决定论的观点。
柏拉图所阐释的囚徒的个人解放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种解放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的不可预期,即说不定是哪一天;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不可预期,即根本不能从个体自身确定禁锢哪个囚徒的锁链将被解除。柏拉图说:“那么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使他们能够解除禁锢,矫正迷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③
其次,这种解放具有个别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
了那堆火④。总而言之,他实现了洞内的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囚徒的普遍解放,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首先解放,然后是这个解放了的个人去拯救其他囚徒。
第三,这种解放伴随着痛苦和不适应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转贴于
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看清他原来只能看见其阴影的实物。
⑤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外面的阳光,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⑥这种痛苦、眼花缭乱的眩晕伴随着个体解放的整个过程。当我们仔细解读时,可以发现,柏拉图所说的解放过程的诸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感性的痛苦,而非灵魂的痛苦。这似乎表明:灵魂解放必然要以感性痛苦的付出即牺牲感性愉悦为代价。
第四,这种解放需要引导。柏拉图说:“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②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2、512页。),柏拉图又说:“如果再有人把那些矮墙上经过的东西一样样指给他……②,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③,等等。柏拉图的这些言论把个体解放问题搞得更为繁难复杂,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解放的偶然性造成了一种逻辑混乱,甚至对柏拉图的整个囚徒解放理论是毁灭性的。柏拉图所设计的个体解放需要引导者及其在洞内存在着这样的引导者是整个囚徒解放理论的“飞来之笔。
第五,这种解放存在着系列环节和基本条件。个人解放的主要环节是:首先是松绑,其次是解除禁锢的囚徒自己起立、环顾、走动和直视火堆,然后就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认识事物,接下来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走出洞穴。从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来看,禁锢肉体的锁链的打开是囚徒解放的前提条件,灵魂转向是囚徒解放的根本条件,引导者的存在及其引导是囚徒解放的辅助条件。
从柏拉图所阐述的个人解放的特点来看,柏拉图在洞喻中通过精心的预先设计,事实上构造了解放的理性必然性与感性偶然性的矛盾。柏拉图贬损世俗状态为囚徒状态,囚徒状态是非理性状态,囚徒解放是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但从柏拉图所说的囚徒解放的真正实现来看,他所讲的囚徒解放是个人的特殊解放,而非群体的普遍解放。就个人解放来看,具有偶然性,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划,这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群体中哪个人解放以及这种解放怎样发生没有任何预期和先兆,不遵守理性规范。造成这种矛盾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的主要根源在于,柏拉图把普遍必然性与个别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很好地建构两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柏拉图的理性本质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逻辑条理基本顺畅的论证,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来说,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个别与一般的内在矛盾,始终构成了一个极力摆脱但又挥之不去的对立面,一个试图超越、否定但又深受其制、设法挽救的对象。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站立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对面,向柏拉图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感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俗权主义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挑战与冲突,发现在消除这种冲击时,政治哲学家们不断地坚定信念、精心论证和提出明确的定论,但也能够发现他们在应对这种冲击时的逻辑混乱、尴尬应对和无可奈何的窘境。
柏拉图设计了洞穴中的人们的解放的个别性、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和普遍性。柏拉图的先验理性本质主义完全堵塞了普遍解放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个人解放的偶然性又似乎为群体解放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里,柏拉图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囚徒解放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矛盾问题。柏拉图在考量个人的忽然解放时,所提出的内在实质条件是个人内部的精神因素——灵魂发生转向,而导致这一转向的前提条件是禁锢个人的外部枷锁的解除。这为人的精神解放与物质解放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也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解放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方式进行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解放理论及其所主张的不同的解放道路:就解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有强调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之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强调解放的实质是精神自由和信仰上帝,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强调解放的物质内涵和社会束缚的解除。就主体而言,有个人解放和群体解放之争,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强调解放的个体性,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从方式上看,有渐进的、理性的解放方式与飞跃的、非理性的解放方式的不同设计,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如伯克主张审慎的改革,密尔强调合作道路,波普主张社会“渐进工程,阶级冲突论者大多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如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
四、个人的完全解放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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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国家建构原则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国家战争，对当时雅典的混乱政局痛心疾首，力图通过参政挽救雅典于危难之间。柏拉图在对雅典城邦政治和自己游历生涯反思的基础上，著述《理想国》一书，提出了精英治国、社会分工和整体利益等国家建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正义的理想国度。虽然柏拉图的国家建构原则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建构原则，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它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想国”建构思想的起源
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利去世后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年，那时雅典群龙无首，瘟疫流行，城邦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败。奴隶主出身的柏拉图从小接受的是优良的贵族教育，对文学、艺术和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柏拉图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时间，在政治上和他的老师一样，反对无序的民主政治而拥护专制的贤人政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陷害致死，柏拉图随即离开了雅典，开始了游历生涯。柏拉图先后游历了埃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埃及，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和制度，僧侣们牢牢掌控国家教育和森严的固定职业分工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意大利，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结识了政治领袖兼哲学家阿启泰，塔壬同推行的民主政治，阿启泰的卓越政绩及其社会公信力成为了柏拉图日后所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长达十二年的游历生涯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是当时实施的寡头政治，他认为统治者们根本无法解决雅典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更不可能带领雅典走向强盛。“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可见，柏拉图意图把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他强调要使有哲学思想的人成为统治者，或令统治者成为有哲学思想的人，整个城邦应由哲学家兼政治家的“哲学王”领导。只有由“哲学王”管理国家，“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国家才能走向正义，并最终成为一个稳定、正义、和谐、完善的理想国度。
二、“理想国”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心灵对国家的承载”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阶层、军人阶层和生产者阶层。为了证明这种分层的合理性，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高贵假说”。“苏格拉底说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人们也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应该成为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2］。每位公民身上的不同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职责，即由金子铸成的人应当成为一国的统治者；由白银铸成的人应当成为军人；而由铁和铜铸成的人只能充当生产者。柏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各阶层各尽其职，彼此间不干扰，并且满足于自己的应得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的小字，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别处有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就交上了好运，我们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3］可见，柏拉图把国家看成放大了的个人。既然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那么正义的国家必然就应由正义的公民组成。柏拉图认为每位公民的灵魂都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部分、激情部分和欲望部分。一个正义的公民，他灵魂中的三部分应当和谐相处，即理性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辅佐着理性，而欲望部分被理性和激情所控制。希腊哲学史学家陈康先生曾经这样分析灵魂、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正义的国家里，各阶层都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而各阶层之所以都只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自己职责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是因为各阶层中的每位公民都是正义的个人，而每位公民之所以都是正义的个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正义的灵魂。”［4］这就是“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即“若要有正义的国家，必须先有正义的个人，若要有正义的个人，必须先有正义的灵魂”［5］。柏拉图以此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国家是心灵的产物”，他依据公民灵魂中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将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阶级、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依据正义公民的观念（即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欲望部分服从理性部分的领导，三部分和谐相处，各尽其职）推导出了正义国家的观念（即一个国家要由统治者阶级领导，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要服从于领导，三个阶级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如此，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蓝图就应运而生了。
三、“理想国”的建构原则
根据“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