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朋友请王安石吃饭，佳肴满桌，但王安石独对那盘鹿肉感兴趣，频频伸箸，几乎是一个人把它消灭干净了。朋友后来到王安石家做客，与王安石夫人聊起，说王公太偏食，只喜欢吃鹿肉。王夫人问：这盘鹿肉摆在哪一边?那朋友说摆在王公那头，王夫人说：那就是了，下次，你请客，你把一盘芥菜放他面前，看他吃什么。
王安石其实没任何偏食，只不过是哪一盘菜靠他最近，他就向这一盘菜伸筷子。如果以一次偏食，去判断王安石之爱好，准吗?宋仁宗也曾经这么判断过王安石，也错了。
一天，宋仁宗突然说要请大家去钓鱼，满朝文武自然展颜开怀。
王安石也随大流，跟大家来到现场，只是他似乎对宋仁宗特地安排的这次娱乐活动没一点兴趣，独自闷坐在那里，敛眉默神。
王安石可能有嗑瓜子的习惯吧，他一手支颐，一手抓碟，把摆在碟子里的皇家玉豆一颗接一颗地往口里送，送豆进一颗，嘣脆咬一颗，心不在焉，把满碟豆子吃完了。远处，有一双眼睛在瞄着，那是宋仁宗。群臣都夸王安石是能臣，宋仁宗听多了，他想起用王安石，于是将王安石从地方调来中央，安排在自己身边，察其言，观其行。也许在宋仁宗看来，工作时间往往难以看出大臣的性情，而在活动中看人，比在工作中看人更靠谱，所以他组织了这次垂钓活动。
而这次，宋仁宗没有看上王安石。不是因为王安石好沉思不合群，而是那碟子里的豆子蒙住了宋仁宗的眼睛。宋仁宗看着王安石吃完这一碟豆子后，作出了一个几乎可以断绝其前程的判断：王安石是百分百的-臣。
碟子里的豆子，其实只是鱼饵。宋仁宗觉得，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误吃一粒，可以理解;错嚼两粒三粒，也情有可原，但这么一碟鱼饵都被吃完了，这不是作秀吗?这不是故意装深沉吗?这次垂钓活动之后，宋仁宗把王安石晾起来了。王安石从地方带来的万言改革书，被宋仁宗高高挂起。
宋仁宗看人的方式不对吗?我们都是这么看人的，三岁看老，一钱落职，相人一面定人生死，从一滴水里看太阳光辉……我们都自诩是识人大师，可以从一个细节识别他人之好坏、之忠-。然则，世界上最复杂的，可能就是人了。指望一眼把人看准，哪那么容易?多半会把人的品质看扁了，把人的性情看反了。人生到了盖棺都难以论定，哪能一时可以论定?
中国北宋(960-1127)有名的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土。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县)人。生于宋仁宗嘉祜三年，(1036)，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多才多艺，在中国古代名声极大。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词坛，他是豪放词派的首领，在书法方面，他是宋代四大名书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他既是画家，又是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文人画理论对中国宋代以后的绘画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但苏轼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从他二十六岁挤身官场之后，四十年间一直在党争的漩涡中受冲击、受迫害、蹲监狱，遭流放，最后被贬到今日之海南岛。好不容易在宋徽宗上台(1101)时被赦免，下令调他回首都汴梁(今开封)，准备委以重任。但由于当时正值盛夏，他连日赶路，过分劳累，又是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身体虚弱，当走到江苏常州时，终因中暑病倒，不久死于常州。
苏轼为官期间，为老百姓办过不少好事，在民间一直广为传颂。写画白团扇救人之急，就是突出的一例。根据何远《春渚纪闻》记载，苏轼被贬杭州作官时，一天有一位绫绢商人上堂起诉，状告一个制扇工匠欠他两万绫绢钱迟迟不还。苏轼派公差传唤制扇人到公堂受审。制扇人跪禀道：我家世代以制扇为业，前不久父亲死了，今年开春以来，杭州地面连日阴雨，天气寒冷，没有人买扇子，我一时拿不出钱来还帐，不是故意拖欠不还。苏轼听后觉得值得同情，感到此案很难处理，想了半天才想出办法。对卖扇人说：快把你家的扇子取来，我帮你卖出去。那人忙回家把扇子抱来，苏轼挑选了二十把白团夹绢扇，顺手拿起判状子的毛笔，在扇面上以行草书题字，画枯木竹石，一会就完成了。然后交给制扇人说，赶快拿到衙门口外面去卖，换了钱立刻还人家。制扇人接过扇子叩头谢恩，刚出府门就被买扇人围起来了，你争我抢，二十把扇子很快就卖光了。每把一千，二十把卖得钱刚好够还帐。苏轼此举，使很多杭州人感动地落了泪，夸赞郡守苏轼为官清正。制扇人全家更是感激啼零。
苏轼的书画虽然很值钱，但他从不以此赚钱，当时人称赞他善书而不求售。相反，有不少人求他写字画画，只要高兴，就当场挥毫，慷慨相赠。苏轼被贬到广州时，南方有一位和尚名叫契顺，步行几个月到广州求东坡写字。苏轼被贬边陲，难得有人敢于同他往来，见契顺如此诚心，便非常高兴，一气写了数篇相赠，二人从此成了知心朋友。
苏轼的书画作品流传不多，因为有的在党派斗争中被烧毁了。绘画作品流传得则更少，现在所能见到的他的绘画真迹，只有一幅木石图，画了一块大石头，压着一棵干枯的弯树，树根旁长了一丛小草，石头缝里长了几丛嫩竹。这幅画上有同时代人刘良佐、米芾的题字，才知道是苏轼所画。关于这幅画的寓意，根据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米芾的有关记载，说他胸中有盘郁之气，即不平之气，故意把枯木画得怪怪奇奇，以发泄怒气，这话大概是可信的。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着名的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最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哩，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
战国末年，天下群雄争霸，一时风云际会，出现了很多才能卓越的文臣武将，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其中有两个非常着名的人物，一个叫苏秦，另一个叫张仪。
苏张二人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志同道合，胸怀大志，也都非常勤奋好学。年轻的时候，两人便结伴游学，寻访。一路上两人一边打工，一边刻苦学习，虽然旅途艰辛，但是两个人亲如兄弟，日子还不是那么难过。有一天，他们走累了，两人倚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却忽然被一位相貌古怪的老人唤醒。老人好心劝告他们不要睡在风口上，当心着凉。于是两人便同那老人攀谈起来。原来那老人就是传说中的鬼谷先生，苏张二人被老人渊博深厚的学识打动，愿意拜他为师。鬼谷子很高兴地答应了。
苏张跟随鬼谷先生学了十一年，六韬三略、布阵行军和辩论之术都学精了，于是鬼谷子便让他们出谷，但在出谷之前必须先过一关，就像现在的毕业考试一样。鬼谷子叫人挖了一个两丈深的大窖，然后让他们轮流到窖里去。鬼谷子对他们说：“你们在窖里尽量发表你们的演说，如果你们的演说能让我掉眼泪，那么将来就一定能说动人君，实现你们的抱负。”结果苏张二人雄辩滔滔，都通过了老师的考验，但是张仪要比苏秦稍微逊色一点。
苏张二人要去各国游说，当时秦国最为强大，于是便决定先去秦国。但是两人不识路途，于是鬼谷子给他们一只拖鞋，让拖鞋给他们引路。两人出了门，便把拖鞋往地上一扔，结果拖鞋变成了一只小狗，摇着尾巴向北走去，苏张二人紧随其后。狗跑得很快，两人也不由自主地走得很快，结果当天就到了千里之外的秦国。但是两人都没有被秦王接纳。于是苏秦又跑去游说赵国，做了赵国的宰相。后来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其他国家，最后竟然挂了六国相印，把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这就是历着名的“合纵”。
当时张仪还没有得志，正在贫困中，于是便跑去投靠苏秦。谁知道一向待他亲如手足的苏秦竟然一反常态，叫他坐在大厅下奴仆坐的位置，用给奴仆吃的饭食招待他，并且百般刁难、刺激他，想让他另谋出路。张仪实在无法忍受，愤而出走。可是当他跑去秦国时，苏秦却又暗中派人一路护送他，到了秦国，又给他金银车马，装点门面。在苏秦的暗中帮助下，张仪这次终于见到了秦王，并且做了秦国的宰相。他主张说服各国连横事秦，对各国施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后来张仪知道了这一切原来都是苏秦的安排，感慨地说：“我一直在苏君的计谋当中，却丝毫没有察觉，这就是我不如苏君的地方啊!”虽然张仪的主张正好与苏秦相反，两人各为其主，但是一直到苏秦死去，张仪都没有和他正式对抗过。
苏秦死后，六国合纵抗秦的局面逐渐解体，六国人心不齐，最终被张仪的连横之术钻了空子，一个一个都相继被秦国消灭了，秦王最终统一了天下。
吴孟超总结式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因为家境贫寒，在他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谋生。5岁那年，吴孟超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很快，小孟超就帮着家里舂米、割橡胶了。
“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我认字、读书。”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吴孟超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而正是那段时间割胶，他把割胶刀玩得飞舞。采访中，诙谐的吴孟超对记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孟超深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他和同学们商量，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得到一致同意。不久，他们竟然收到了朱德、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那封感谢电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吴孟超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红色记忆。
回国到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这是他当时最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过越南，自昆明入境。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
吴孟超至今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景。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早就对共产党充满向往的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跟党走。
1956年，吴孟超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为党工作的忠心始终不变，并且始终充满奋斗的激情。
1958年，裘法祖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吴孟超再次成为他的学生。在裘法祖悉心指导下，吴孟超手术水平大有长进。但吴孟超觉得光做个普通“开刀匠”还不够，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老师。裘法祖对他说：“肝脏外科目前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茅塞顿开。从此，拉开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