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盈余管理涵义目的防范措施
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
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
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发展等终极目的的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与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
一是多种形式的"利润储存器"。有些企业用不切实际的假设去估计诸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的准备，这样，企业就可在业绩良好时多计提准备，在业绩不佳时少计提准备，以调节利润。
二是操纵收入的确认时间。如为了虚增利润，在销售完成之前、货物起运之前，或在客户还有权取消定货或推迟购货之前，就确认收入。当为了少计利润时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滥用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有些企业以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为借口，编造会计数据，从而达到粉饰财务业绩的目的。
四是巨额冲销。有些企业为了保证未来盈利水平，采取巨额冲销的手法。例如，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夸大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而当重组企业未来盈利不足时，这些虚列的费用，即隐瞒的利润，就会变成重组企业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过发行股票实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时确认一大笔研究开发费用，或预提大量经营费用，形成巨额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调节利润。
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会计规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方法和原则时，应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包括增加财务报表附表，详细列示所有调整项目。其次坚决反对以重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再次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特别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确认。
二是加强审计监控。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明确对被兼并公司研究开发费的审计原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认等事项的规则应加以补充、完善。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完整的审计程序。
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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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动机；防范对策
0引言
财务报告粉饰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痼疾"，极大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而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各国政府、学界均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研究侧重于证实这一问题的存在，分析其表现形式，普遍将财务报告粉饰视为机会主义行为，近期的研究发现了财务报告粉饰的其他一些动机，比较典型的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这些研究发现为我们防范财务报告粉饰行为提供了基础。本文在概述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对策。
1机会主义动机
机会主义动机是指管理当局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取各种手段，有目的、有策略地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歪曲，不惜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财务报告粉饰机会主义动机具体目的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细分。
1.1以误导资本市场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仅靠所有者投入的资金使不够的，还需要从银行获取贷款或取得往来单位的商业信用；而债权人从风险的角度考虑，不会对资信状况不好、偿债能力较差、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贷款。因此，处于这种状况又急需贷款的公司，不得不对其财务报告进行粉饰，应付这些金融机构，自然会产生操纵会计信息、粉饰财务报告从而欺骗投资者的动机。此外，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的资金，公司也存在虚拟利润，炒作股票，人为抬高每股收益的倾向。我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10％（且每年不低于6％）是取得配股资格的主要条件，因而，为了取得配股资格，在二级市场上获取低成本资金，上司公司想尽各种办法，力争达到配股“资格线”。
1.2获取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经营业绩的机会主义动机
现代企业可以被视为其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理、债权人、雇员以及政府机构等)之间的一组复杂契约关系的连接点[1]。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明白，他们的自身利益有赖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利害冲突，他们为了牟取私利又有采取减少企业价值的行为与动机，试图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占为己有。在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经营管理人员业绩评价都以财务指标为基础，如每股收益、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等，这些指标的计算均离不开财务报告。同时委托人在评价人经营业绩时，常常与经营者的续聘、晋升、工资及福利挂钩。财务报告在经理人的业绩评价中的作用以及委托人的监督成本较高会诱使经理人员运用财务报告粉饰牟取私利，从而使得财务报告粉饰行为不可避免。国内已有大量的文献检验了基于业绩评价的财务报告粉饰，这些研究表明，基于财务报告的业绩评价至少是一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诱因。
1.3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根据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者有一年的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公司将被视为财务状况异常而被处以特别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公司将暂停股票上市，若在规定期限内仍无法扭亏为盈，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将终止上市。这使得上市公司为避免特别处理与摘牌采取财务报告粉饰行为提供了动机。我国有些公用事业单位，其收费水平高，但其财务报表上的盈利并不突出,这也说明可能采取了类似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
2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
Burgstahle与Dichev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将盈余微降操纵为微升或者将微亏操纵为微利的现象，他们认为上市公司这类进行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是为了降低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1]。上市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以及盈利是上升还是下降，的确对利益相关者的心理会产生质的影响，从而影响与上市公司的交易成本。例如，顾客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公司更可能履行其所承诺的质量担保与服务义务；公司的供应商将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不仅因为盈余高的公司更有可能为当期的采购支付货款,还因为该公司将来可能进行更大数额的采购；银行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为盈余高的公司违约与延期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更小；高盈余公司的优秀雇员既不太可能辞职，也不太可能为了留下来而要求更高的薪水。因此，这些公司有避免盈余下降或亏损从而降低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而进行财务报告粉饰的强烈的动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微利现象”与“10%现象”[2]。盈利公司的交易成本可能比亏损公司低,这至少可以对“微利现象”做出部分解释。因此是否达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仅是对证监会配股政策的反应，而且可能是基于交易成本的反应。
3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
近期一些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当局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可以由管理当局对投资者反应的理性反应得到解释。Erickon与Wang调查了换股式兼并时的盈余管理，表明收购公司在兼并之前会高报盈余，其原因是目标公司会预料到这一情况，并在就收购价格进行谈判时根据预期的财务报告粉饰作调整[3]。Shivakumar研究了稀释权益发行(SecondEquityOffering)的情形，认为权益发行前的财务报告粉饰不是为了误导投资者，相反却是发行公司对发行公告时预期的市场行为的理性反应[3]。由于在现实中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不能完整地观察到财务报告粉饰的金额，可能会刺激发行公司通过高报盈余以抬高股票的发行价格；投资者如果考虑到发行公司的这一诱因，会假设所有发行公告的公司在公告前会高报盈余，并因此会对发行公司的股票打折扣；由于发行公司不能令人信服地传递其不存在财务报告粉饰的信息，因而发行公司会理性地高报公告前盈余(至少达到市场所期望的程度)。
4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
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粉饰可能是为了获得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比较业绩优势,其原因主要是，当投资者和债权人在进行投资或信贷决策时,常常将相互竞争的公司的财务业绩进行比较。既然同一行业的公司是相互比较的公司，某一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选择取决于它的竞争对手的财务报告粉饰的选择。此前的文献普遍认为由于机会主义而产生了财务报告粉饰。上述研究为考察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财务报告粉饰产生于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而不仅是机会主义；或者说，如果存在机会主义的财务报告粉饰动机，将会加剧财务报告粉饰。然而，在不存在机会主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公司进行财务报告粉饰,那么在不考虑财务报告粉饰成本的条件下，股东的状况实际上被改善了。这至少对我国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不公正关联交易行为作了部分解释，尤其是在上市公司面临亏损或面临无法达到配股及格线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关联交易“借”一部分利润给上市公司,而控股股东实际上是为了将来从上市公司的比较业绩中获得回报。
5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行为的对策
上文分别讨论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行为的机会主义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为往往是几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动机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一般都与信息不对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不规范、业绩评价方法不当、监督和处罚不力、监管方式不完善等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综合防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
5.1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加强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管理当局各种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了解，并据此估计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方向及金额大小，以便剔除财务报告粉饰的影响。增加对经营管理目标、管理当局的激励报酬计划、继任规划等的披露；披露易于被用来操纵的报表项目(例如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补贴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的主要构成和计算方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过程，如加强上市公司对资产重组发生的背景、原因以及资产出售前经营情况的披露，这些披露可以提高市场对有关公司管理当局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了解。此外，我国还可以开通公司与市场信息使用者的热线，建立社会检举制度，增加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了解。
5.2规范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改善业绩评价方法
就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操行水平现状而言，从各方面强化其行为约束是非常必要的。应禁止公司高管人员利用财务报告粉饰获利，一旦违反，一切从不当行为中获取的红利、补偿和其他利益应被勒令退回。的公司高管人员应当失去他们在任何一家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我国目前也有一些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措施，如要求公司高管人员承诺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但是我国目前立法还不能将高管人员真正置于民事责任的约束之下(如缺乏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等)，仅靠行政处罚既不具威慑力，又不能给受损投资者以补偿，也不能触及高管人员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美国相关配套的法律则比较完善，投资者追究有关人员民事责任的制度切实可行。这对遏制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尤其必要。
另外，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经理人员业绩的评价多是财务指标，这必然会助长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粉饰公司财务报告。为解决这一问题，上市公司应对现行的业绩评价方法予以修改。美国董事协会的业绩评价因素就有以下八个方面：领导能力，战略规划，经营业绩，继任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与股东和所有当事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外部的关系，与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这些指标可供我们参考。同时可借助认股权计划这一措施避免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管理人员的短期化行为倾向[4]。
5.3加大监督和处罚的力度
尽管我国的信息披露规范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并且还有大量的披露规范有待逐渐制定出台,但如果上市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已颁布的披露规范，也会大大减少操纵会计报表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要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动机，重要的是必须加大执法力度。有关披露规范与法律能否被履行，关键取决于违约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在预期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违约成本越低，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就越强烈。违约成本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违约所受处罚的概率，而且与所受惩罚的力度相关。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我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较为宽松，存在市场监管缺乏连续性、量刑过轻、打击面过窄的现象，这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
5.4进一步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
诱发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粉饰重要因素之一是证券监管政策，例如，在我国的配股条件中，净资产收益率是是盈利方面的唯一条件，而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的计量是建立在一系列会计假设基础上的，易受非常因素的影响。这就为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而进行财务报告粉饰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为了消除诱发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政策因素，就必须深化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多参数财务控制指标，如增加主营业务收益率指标，经营现金流量为负值这一指标，可剔除资产重组所得和政府补贴等非常项目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股票市场的利益主体是市场参与者,让利益主体监督上市公司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监管。我国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最强大、最及时、最根本的监管,即市场参与者的监管。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以行政监管来代替市场监督从来是得不偿失,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才是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本。
6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时期，远末成熟，这一不成熟集中表现在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相关法规与制度的科学性、监管政策的市场化程度等诸多方面，而这些不足之处又交织在一起，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提供了动机，因此，防范财务报告粉饰是一项现实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规范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改善业绩评价方法；加大监督和处罚的力度；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Burgstahler,D&Dichev,I.EarningsManagementtoAvoidEarningsDecreaseandLoses[J].
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7,(24):99-126.
[2]刘杰.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的措施概要[J].财会月刊,2003,(2):15-16
【关键词】股权激励；治理结构；盈余管理
引言
在国内，从06年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后，我国的股权激励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这一长期激励工具似乎正在成为股东解决问题的“良药”。然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赵息（2008）认为虽然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可以使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更加一致，从而激励管理层关注长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其同时也往往对公司的业绩有要求，从而引诱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肖淑芳等（2009）通过配对T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苏冬蔚等（2010）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健全，股权激励计划的提出，反而增加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本文试图构建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讨论股权激励、委托人监管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构建和推导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股东和管理层的博弈模型。首先假设存在一家两权分离的公司，公司股东是风险中性的，他委托风险厌恶型的管理层作为人经营公司。同时组建董事会制约和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监督力度使用s表示，董事会薪酬用Wb表示，为了方便处理函数，将s标准化取值0到1，0表示无监督，1表示完全监督。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因而管理层的薪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薪酬Wf，另一部分是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公司股权收益。假设授予比例为u以表示激励强度。
假设博弈过程包括2期。t=1期，在公司已经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况下，选择行动（a1，a2）。a1代表管理层的努力程度，表示管理层是否努力促进公司价值增长，其决定了在末期公司的真实产出水平Vt。在管理层没有盈余管理的情况下，末期财务报告中的报告盈余是等于真实产出的。其中R表示报告盈余，e1>0为管理层效率，表示外部环境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δ的正态分布。因为努力工作占用了管理层的闲暇，相当于其付出的成本为C（a1）=1/2（k1×a12），k为边际成本系数；a2表示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即其利用公司资源进行盈余管理，在财务报告中虚报盈余水平以欺骗外部投资者，套高股价进而套现获利。管理层对此越积极，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同时董事会的有效监管以及对财务审查可以制约管理层的权利，增加盈余管理的困难程度。
在t=2期，公司实现了其最终价值，管理层需要制作财务报表报告盈余，外部投资者根据报告评价公司价值，决定股价。为了方便推导，不失一般性，假设公司只有一股公司净价值就等于股价。由于只经营了一期，则产出减去成本就是公司的净价值。因此最终的公司净价值为Vnet=e1a1-e2M-Wf-Wb，而报告盈余R=e1a1-e2M+mM-Wf-Wb。根据前面的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只能通过报告盈余评价公司价值，因此股价P=R。此时管理层的收入函数Y=Wf+uP，而成本函数C=C（a1）+C（a2），将前面的函数带入得到：
通过管理层的收入成本函数分别对a1，a2求导，当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管理层的收益最大，因而得到解为：
由解可以发现，管理层努力程度a1是和股权激励强度u、管理层效率成正比，而与努力的成本系数成反比。意味着随着股东授予管理层股权激励，管理层将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即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是有效的，得到股权的管理层会重视公司的真实价值努力工作，其与股东的利益趋向将更加一致，会更加积极的促进公司的长期增长，因此股权激励在促进管理层努力工作的同时接诱发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
从解中还可以看到，a2与董事会监管力度s、盈余管理的边际资源成本e2和盈余管理称成本系数k2成反比，与报告收益对盈余管理的敏感系数m成正比。即董事会有效的监管可以控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是，股权激励正常发挥作用是离不开健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只有形成健康的内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对管理层的权利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使得股权激励发挥其正面激励效应而抑制其负面效应。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主要依据的是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备忘录。而这些文件本身还存在不足，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因此监管部门应该从公司价值角度，分析财务和非财务指标、设计一套股权激励中的业绩指标体系，为上市公司业绩指标设定提供选择。第三，应尽快完善股权激励引起的公司税务和个人所得税问题。
（二）加快经理人市场的建设
经理人市场的建设实际上是运用竞争机制促进上市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聘用经理人，应该对原有的任命制进行改革，加强经理人聘任的市场化程度，引入竞争选聘机制，推进经理人的职业化，市场化。从而增加经理人之间竞争，降低其机会主义动机。
参考文献：
[1]Bergstresser，D.andT.Philippon.CEOIncentivesandEarningsManagement.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2006.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版权所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部分。这四种模型分别是希利模型(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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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髙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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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除分析了盈余管理的一般定义外，着重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研究了盈余管理的含义，并明确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五个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透过对现代企业存在的“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分析，提出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内容、深远意义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糠帧U馑闹帜P头直鹗窍＠P?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