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生命健康”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意义上的管理评估工具。这样通俗的概念既可以在科学家、官员和公众之间进行沟通，也容易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叶平：河流生命研究的方法论在当代人类与河流关系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存在两种极端的方法论：一是对待河流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二是对待河流的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人与河流关系的方法论，其理论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河流生命研究的出发点、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既不是人类中心论也不是非人类中心论，而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论，主要体现在“协同的整体论”、“进化的价值论”和“像河流那样思考”。协同的整体论河流生命的研究，首先要突破传统的生物生命的概念，参考和借鉴维尔纳茨基关于“活物质”研究的协同的整体论。这里所说的“活物质”指的是生物圈内有机体的总和。维尔纳茨基提出“活物质”的新概念，其方法论在于“在地球化学中，生命的无数单个有机体的协同作用以有机体总和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进表示生命的新概念。……在这里，不是把单个有机体放在首位，因为单个有机体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强调作为有机体总和的活物质，研究活物质的地质作用”。余谋昌教授认为，“活物质”是个新的科学概念，又是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类比“活物质”研究，河流生命的研究，要以协同的整体论为基础，扬弃传统的生命概念，在河流生态系统的层面界定和开展河流生命概念的研究。一方面，在思维上，把河流生态系统扩展到人类社会系统，在河流生态系统承载阈限内，界定人类社会生态系统需求的最大值；另一方面，把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扩展到河流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保证良性运转所需的最基本要求范围内，界定河流生态系统需求的最大值。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在河流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协同的基点上，应当贯彻“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生态”的“两个有利于”的人与河流伦理关系的原则，以此作为河流生命研究的指导思想的伦理基础以及人与河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理由和根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河流生命研究的任何层次都必须采用协同的整体论或系统论的方法，在论证河流生命过程中应当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可以根据河流生命问题要求的具体情况，采用整体论或系统论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还原论或简约论的方法，还可以把这两者的方法统一连贯起来应用。进化的价值论何谓进化的价值论？“进化”一词引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术语，是想阐释“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意思。进化的价值论是指关于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价值理论，把这种理论作为指导河流生命研究的原则和根据，就成为河流生命研究的方法论。P.C.卡尔宾斯卡娅认为：“‘共同进化’这一概念强调生物界和社会在最大范围内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补充。”在研究生物圈时不能脱离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脱离人的创造能力。仅仅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或仅仅在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热动力学方法这些一般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都不能理解有目的活动的内容和作用。P.C.卡尔宾斯卡娅的观点对于指导我们的河流生命研究是很有意义的。首先，她指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或共同进化的主导方面是人而不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我们在研究河流生命问题时包含着人对河流作用的结果负责任的伦理，这种伦理责任处于河流生命研究的首位并决定了这项研究的目的性。其次，她表明人与自然共同进化，是自然方向性和人类生活活动目的性的统一，蕴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意义。В.Б.索恰瓦在《地理系统学说导论》中，提出“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迫切任务”。他认为，人与自然共同创造，“是指人们所实现的旨在发展潜在自然力，以及增大人们有效利用地球空间能量条件的管理和措施系统。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基础，是利用自然界所固有的趋势和自然界的整体状况，并使之最优化。如果把卡尔宾斯卡娅与索恰瓦的观点结合起来，那就恰好形成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河流生命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一是我们反对不顾自然方向性的一味“征服”自然的思想方法，当代生态危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教训；二是我们也反对那种不顾人的生存的单纯的荒野保护。我们开展河流生命的研究，坚持这种自然方向性与人类目的性的统一，坚持共同创造，决不能忽视人的现实性和历史
关键词：信息流，概念动力学，概念模型的动力学转型，术语学和知识技术一体化的模型
中图分类号：NO4；H083；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2-0007-04
2003年底到2005年初，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术语学等。通信方式：。引言在科技领域中，知识以及作为知识单位的概念日益增加。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更好地进行知识描述和进行有效的知识传递提供了更多的启发，也加速了信息流的进程，在空间上使信息得到了扩展。就信息而言，根本问题不是存在的信息太多了，而是对信息流秩序的研究太少了[1]。
梳理知识，是在所有领域中进行规范化知识传递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在所有领域里开展合作的根本前提。梳理知识并不直接涉及知识的内容，而是与储存和管理知识密切相关。
在文献学、图书馆学、语言学、信息学等学科中，术语学和知识技术处于中心地位，这两门学科的结合构成了所谓“知识和技术的智力基础设施”[2]。尽管术语学最初是一门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相脱离的、独立发展的学科，知识技术也是从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诞生的（知识工程），但这两门学科在实践中相互补偿、吸收、适应和逐渐一体化，促使人们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术语学的发展，已经从以语言学或者符号学为导向的静态理念，发展到了以认知理论和科学理论为导向的认识阶段，更多强调动态的特色。术语学和知识技术这两个领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完成梳理知识的工作。通过这种工作，知识在积累过程中才可能井然有序，并且具有流动性[2]。
一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
产生的必然性每一个知识领域都是由概念组成的，这些概念都是依照严格确定的规则而相互联系成一个系统。主观上，概念是“思想要素”，也是“精神结构”（mentaleKonstrukte），它们是主体间为了进行交流而借助语言符号或者非语言符号得以描述的。概念的每一种描述，都意味着某种概念的确定或者标准化；某个确定的符号或者符号复合体，也由此对应到一个与某些确定的对象客体、过程或者事实情况（事态）有关的精神结构上了。在自然的标准语言中，一个词的含义是受语境或者上下文的制约而得以标准化的。欧根・维斯特把这样由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确定的对应关系称为“是-对应关系”（IstZuordnung）[3]。一个可确定界限的系统化知识领域，无论是在科学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或者技术领域，都需要标准化术语的存在。所谓的“标准化”，就是不断要在“状态”和“准则”之间进行区分，也就是要在“是-对应关系”（IstZuordnung）和“应该-对应关系”（SollZuordnung）之间进行区分。术语标准化的工作，不是限制人们只是做确定“什么是”（Wasist）的工作，而是它要将概念和概念系统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进行协调统一，要在命名系统中对名称进行确定。这个命名系统要代表一个特定专业学科的独立概念系统。
在术语学发展史上，存在过两种术语学研究方向：
1.基于专业学科（如：化学、医学、物理、科学技术等）的术语学研究（概念处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地位）；
2.基于语言学的术语学研究（名称处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地位）。
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有其时代局限性。术语学实践表明，二者需要相互结合。
从欧根・维斯特创立的普通术语学诞生起，就强调在国际水平上开展工作，注重国际化的理念[4]。基于这种理念，建立与具体专业领域相关，又配有多种语言的术语数据库是必然的。在术语数据库中，每一种语言都既可以作为起始语言，也可以作为目标语言。欧洲认知科学等研究成果表明，维斯特把概念作为“思想单位”的理念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四部分词语模型已不再适应时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转换成一个动态的动力学概念模型，才可能更好地对概念进行描述；维斯特所强调的对概念进行“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拓展成“历时性”的研究方法，过去人们对术语静态的、只考虑暂时情况的研究，需要转变成一种“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的动态、长久的研究方法[5]。
二维斯特概念模型的动力学转型在基于语言学的术语学研究中，人们偏爱使用三部分词语模型，维斯特适应术语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将其发展成了四部分词语模型[3]。
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C.A.彼得里（C.A.Petri）的普通网络学理论[6]，主张对现实世界中的系统和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和综合。主张在信息系统中，首先要对在时空中存在的系统内的信息流进行描述、计划和组织，而先不考虑这些信息流与人类或者机器是否相关。这种理论与维斯特的普通术语学很适合，因为从实践中得来的科学概念体系，运用C.A.彼得里的普通网络学理论中最基本的观点，是可以描述其过程的动态特点的。
维斯特的“名称”和“含义”这两个标识，可以作为运用彼得里的普通网络学理论的载体要素。在共时性的普通术语学研究中，人们只是在一个静态的时间点上确定概念的名称，而就历时性的普通术语学研究方法而言，需要人们把对概念名称进行标准化过程，与随着科技发展而变化着的含义进行动态对应。如果在维斯特的四部分词语模型中，加上作为表示流动关系的线性箭头，这就得到了维斯特概念模型的动力学转型，过去所有静止的关系都分解成了动态的过程，这是从彼得里普通网络学理论的基本系统模型（条件/事件系统）中得到的启发。
把维斯特四部分词语模型的各部分标上数字，不违背维斯特的初衷，得到图1所示的过程顺序：
区域1：某确定知识领域的可能对象客体世界；它本身只是重复描述无限宇宙的一个片段。但是在表面上，这些对象客体仅仅作为“精神结构”，在可觉察的事件里出现。
区域2：概念的世界；在其中，特征给抽象浓缩成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单位。
区域3：理想符号世界；作为概念的思想单位与之对应。
区域4：理想符号的现实世界；它给分解成若干种可能性，在技术系统中，运用人类使用的会话符号和书写符号，描述其存在的现实性。
这四部分的过程是可重复的。在现实当中，这个过程也是经常重复的，这就得到了一个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过程，它允许知识的增长和概念的变化遵循一定的规律。在实践中，概念的发展是自由的；但在此基础上，是可以为对术语进行标准化，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的[5]。受控的概念动力学不是限制了术语学工作的开展，而是挖掘了术语学的潜力，因为静止的永久性的对应关系是不存在的。
三术语学和知识技术的一体化如前所述，术语学和知识技术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个领域，但是，它们一直呈现出相互靠近和会聚的趋势。普通术语学是受具体专业制约的，术语学和知识技术一体化成一个统一和实用的体系具有其必然性。
知识库的建立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而概念若要表述得清晰，则必须通过术语的协调工作才能实现；术语是所有知识技术发展和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使从组织变化所具有的内在逻辑性上看，术语学也是规范化的知识产生、知识获取、知识代表和知识传递过程启动的前提。知识技术的每一个领域，也是和系统化术语工作的某一领域相对应的（见图2）：
概念的建立是获取知识的前提；
术语规范的知识领域，是借助专家系统获取知识的前提；
立足于概念关系系统的知识领域，其分类方法和方法论，是进行知识代表过程和理顺知识秩序的前提；
为协调术语工作而制定的国家、国际化的普遍性基本原则，是知识传递的前提。
术语学和知识技术一体化的模型不具有静态的层级关系，它创立的是一种相互作用的依赖关系。正如术语学界有一句名言所说：没有直观形象（或者观念）的概念是空泛的，没有概念的直观形象（或者观念）是盲目的。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知识技术的术语学是空泛的，而没有术语的知识技术是盲目的。
四结语术语学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前提。近年来，中国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诞生了很多相关著作，比如冯志伟先生的《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7]，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同时，已经建立了一些基于术语的本体知识系统，利用这样的本体知识系统来控制知识工程的开发。术语标准化工作如果不为实际的知识技术服务，它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紧身衣”而束缚知识的发展。只有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才可能为改善人类的知识交流提供科学便捷的帮助。
笔者将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对当今世界术语学发展情况做一粗浅的比较性介绍，以期为了解和发展术语学理论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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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心理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范式，把它称为一种取向比把它称为一种学科更为合适，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生态心理学是一种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的取向。本文通过分析概念转变研究中蕴含的生态心理学思想，深化对生态心理学研究取向的认识的同时，并进一步推动概念转变研究的生态化取向。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概念转变
一、引言
生态心理学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心理学改造运动，近二十年来，这一运动对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思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相对于传统的主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结果的最终解释都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点对现代认知心理学实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嬗变有极大地借鉴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心理与教育领域掀起了儿童相异概念研究的热潮。在研究儿童相异概念的状况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相异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变过程，概念转变研究也从此得以兴起。概念转变研究旨在揭示儿童错误概念及其转变的规律，是科学学习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研究的热点[2]。因此从新兴的生态心理学视角探讨新兴的概念转变研究必然对两者的发展都有益处。生态心理学可以借此更进一步的拓展心理学研究尤其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使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更趋成熟。概念转变研究则可以通过生态心理学这一新视角的审视，修正发展已有的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更为关键的是可以使概念研究更多的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3]。
二、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生态心理学目前更多的还只是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取向，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门已经独立的学科名称，主要是因为其发展的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因此将其看成是一种取向比看成是一门学科更为妥当，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4]。
（一）生态心理学的界定
对环境的关注是生态心理学的共识[5]，但按照不同研究者对环境关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理论把环境只看作是研究对象的考察背景，认为环境是影响行为和心理的重要因素，或者认为认知因素决定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性质;另一类则把环境和人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环境和人的认知因素均不能单独起主导决定作用，只有两者交互作用才能决定人的行为或心理。我们可以把包括这两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广义的生态心理学，而把只包括后一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狭义的生态心理学。我们一般所指的生态心理学是指狭义生态心理学，根据吉布森和巴克等人的思想，则可以将其进一步的界定为：生态心理学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向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因此，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环境系统的心理与行为的一种研究取向。
（二）生态心理学的指导原则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传统心理学家所分离的两个方面的东西，如行为和心理、行为和环境，在本体论上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对子，因而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分离地研究和解释。因此从方法论上，生态心理学家把交互作用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中。而为了生态心理学认识和解释研究对象及进行具体研究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思想，交互作用原则又衍生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原则。
1.关于研究本身的原则
由于生态心理学认为动物和环境是交互作用的，所以脱离动物的生活环境来研究动物和动物的行为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也是20世纪初传统心理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实际生活背景中研究心理和行为，包括研究宏观环境背景和日常生活背景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这种越来越关注实际生活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国内学者张风琴等人也认为目前“新兴的应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充分地反映了生态学的整体论思想[6]。
2.关于研究方法选择的原则
第一，把生态效度作为检验研究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的原则。奈瑟将生态效度界定为一个理论或一个实验结果能够说明或预测人们在真实的、各种不同背景中的行为的程度。这个定义强调一个理论或实验研究的实用价值。如何使得研究具有生态效度，简单地说，就是要改进实验设计，将实验设计与自然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多元方法组合原则。生态心理学家认为，生态效度的提高或主观经验的评估这个目标不能用单一种方法达到，也不可能在不同种类的研究中达到同样的程度。因此，他们主张多元方法，当没有一种单一方法和单一研究能够完成所有的要求时，在不同的研究中，不同方法的组合有助于接近这个目标。多元主义不仅指多元方法，而且还指多元研究设计、多元取样、多元分析、多元变量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
总之，研究方法的选择尽可能适合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生态心理学的多元方法组合原则不特别推荐某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推荐将某种研究模式作为一种研究典范和普遍范式，它认为每一种研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方法和技术的组合。
3.关于研究的解释原则
生态心理学认为传统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反射弧假设就忽略了刺激对反应的相依性，切断了刺激与反应的连续性，破坏了刺激与反应的协调性。相互依存性的原则不仅站在二元论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单向因果理论的对立面，它主张在解释心理学现象时打破传统行为主义主张的单向因果模式。
三、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概念转变是心理与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背景和视角研究概念转变的过程与机制，提出了基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朴素理论的三大概念转变理论，成为后续概念转变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概念转变研究中主流理论
1.基于认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Posner等人借鉴了库恩、拉卡托斯等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将学习者的概念转变与科学的发展相类比，提出了著名的基于认识论的概念转变模型，概念转变需要的的四个条件：（1）对现有概念的不满（dissatisfied）。只有感到自己的某个概念失去了作用，他才可能改变原有概念，当个体遇到对原来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事实时，会引发认知冲突，这可以有效地导致对原有概念的不满。（2）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学习者需懂得新概念的真正含义，而不仅仅是字面的理解，他需要把各片段联系起来，建立整体一致的表征。（3）新概念的合理性。个体需要看到新概念是合理的，而这需要新概念与个体所接受的其他概念、信念相互一致;与自己其他理论知识或知识的一致;与自己的经验一致;与自己的直觉一致。个体看到了新概念的合理性，意味着他相信新概念是真实的。（4）新概念的有效性。个体应看到新概念对自己的价值，它能解决其他途径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向个体展示出新的可能和方向，具有启发意义[7]。
2.基于本体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Chi等人提出了基于本体论的概念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世界上的实体可归属为三个基本的本体论类别“物质”、“过程”和“心理状态”，每一个基本类别下又有若干的子类别，层层散开，构成三颗“本体论树”;在形而上学层面，许多科学概念属于“过程”类别下“基于条件的相互作用”的子类别;在心理层面，学习者倾向于将这些科学概念归为“物质”类别。正是在不同层面上本体论类别的差异，尤其是形而上学层面与心理层面分类的不一致，导致学习者概念的错误。当学习者将概念正确地归入其所应从属的类别时，概念转变即可实现[8]。
3.基于朴素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理论
儿童朴素理论发展观主张儿童的认知发展遵循依赖内容的特殊性发展，儿童早期就对某一领域内的理解发生一致的变化，并对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机制。而这些早期获得的对自己的周围环境和世界的非正式的、非科学的“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环境和世界的知识框架和基础结构。通过研究发现，儿童对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认识是理论性的，是可以与科学家的理论相类比的，具体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儿童能够在这个领域和哪个领域之间做出本体论的区分，例如对动物植物的区分;（2）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发展的特点。例如，儿童在运用自己的朴素理论进行解释世界时会不自觉地排除“反例”，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验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3）儿童同伴群体之间可以形成朴素理论的“科学共同体”，即在儿童同伴群体的相互作用下，儿童各自的朴素理论会在儿童所在的群体中经过“讨论”以及检验最终会达成一种“共识”，儿童会利用这种“共识”来检验或形成自己的朴素理论[9]。
（二）概念转变研究中现有的问题
概念转变理论发展初期，研究者多采用静态封闭的研究方法，对真实情境下的概念转变尚不能进行完满的解释，因此概念转变研究在问题、方法以及视角方面应进一步改进，使概念转变理论更具解释力。在研究问题上，概念转变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包括：学习者原有的概念像科学概念一样是有结构的，还是基于现象主义的零散知识;学习者原有的概念是被消除、被新概念取代，还是与新概念共存形成多重表征;概念转变过程是剧烈革命的，还是缓慢进化的;概念转变是否与学习者年龄有关;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概念转变研究应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将认知因素与情境因素相结合[2]。
四、生态心理学视角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启示
概念转变研究作为认知心理学的热点问题，那么在研究视角与基本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的继承了近代认知心理学固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生态心理学视角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最初认知心理学兴起于反对行为主义的“去心理学化”浪潮之中，但对行为主义所持的科学主义倾向则是全盘继承[10]。因此生态心理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实现了真正的变革，主要表现以下五个特点：第一，探索“日常生活的认知”的兴趣与日俱增;第二，关注人类认知中的人体特性和个体内部限制性对日常生活认知影响的生态学研究;第三，对人类认知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发展差异的生态学研究;第四，将认知加工与“真实生活”条件和个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第五，生态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采用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二）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
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从探讨思辨中或实验室中的心理向探讨真实环境中的心理转变;从人的心理内部机制的探求转向对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探求;从对理论模型的追问到对理论背景与实验设计之间匹配的关注;从对纯粹事实（是什么和怎样）的关注转向对事实与事实的价值（功能性的）融合的关注;从分析性思维模式为主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而具体的实例结合则表现在以下几点：
1.概念转变研究中概念生态因子
在概念转变研究之初，Posner就已经提出了“概念生态”的理论，认为学生个体的经验背景也会形成一个环境，它也是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人们对世界、知识、科学分类及文化和语言的认知与看法[7]。这个生态环境中的不同角度、各个元素（组成因子）都潜在地影响着学生概念学习的进行，决定着学生是否愿意接受新概念或者改变原有的概念，且概念生态的组成因子之间通常是相互关联着，概念生态呈现的是概念与个体心智环境间的关系，任何概念本质都是概念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后续的研究者提出许多概念生态组成因子，包括学习者的文化、语言、历史态度、情感等各个方面。这时的研究已体现出了生态心理学的交互作用原则，只不过强调的是过去现实环境影响的概念生态因子与当下的新概念的交互作用。
2.超于“冷”的概念转变研究
Pintrich等人认为，过于强调认知因素而忽略学习者动机、情感的‘冷’的概念转变理论只能解释来自实验室的研究结论，不足以阐释真实课堂中发生的概念转变。在科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探究是有差别的，科学家的探究以目标为导向，而学生的学习可能是盲目的，当学生不具有掌握取向的动机时，很难对原有概念产生不满并看到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由此，Pintrich提出要超越“冷”的概念转变，将学习者的动机与课堂情境因素纳入概念转变的研究中，动机因素包含目标、价值、自我效能感和控制信念，在概念转变中是潜在的中介变量，课堂情境因素包含任务结构、课堂权威和评价方式，在动机与概念转变之间起调节作用[2]。由此可以见到生态心理学主张的“真实环境中研究”的体现，有利的推动了概念转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避免了失去实际效用的危险。
3.概念转变研究中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
Treagust等人提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包含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情感三个维度，每个维度构成三角形的一条边，三个维度相互交叉。它们从不同角度部分地解释了课堂中的概念转变：从本体论的角度，教学前学生倾向于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教学后学生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的比例从70%下降到44%、归入“过程”类别的比例从11%增加到47%;从认识论的角度，教学后不同的学生基因概念达到不同的状态，少部分学生能运用基因概念解决问题达到了有效性状态，另一些学生则只能达到合理性状态;从社会/情感的角度，由于与自身密切相关，学生对基因概念的学习具有积极的态度，但教师布置的认知任务没能促进学生的基因概念达到有效性状态，这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提供了实证依据[2]。可以看出这里生态化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不仅探讨真实课堂教学环境中的概念转变，而且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兼容各个理论。
五、结语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符号加工论和联结主义的竞争，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争论，根本目的只在于希望获得对人类认知的根本把握。但由于时代局限，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下忽视人类认知复杂性，试图在抽取环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人类认知的把握[6]。生态心理学取向出现后，提供了一种整体论世界观，使得掌握人类认知本质重新有了可能。因而可以设想，生态心理学所倡导的交互作用原则必将使得包括概念转变研究在内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带入一条整体多元化的研究途径，并将会取得丰富的成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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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复杂整体论生态中心主义系统价值事实与价值缠结
中图分类号Q147；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2－0037－05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流派中，以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和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为最高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总体的研究进路和理论构建上表现出一种强烈整体主义，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近10年来，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发展，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非线性因果网络关系，利用计算机模拟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建构了一种新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处理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新范式。我们称之为复杂整体论，它为我们理解生态整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寻找生态价值和生态道德的理论依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启示。
一、自然系统的整体突现性与人类的地位
生态中心主义把现代生态学视为其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往往把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生态学描述视为生态中心主义不言自明的事实和伦理前提，认为，“对于我们对环境的关注，科学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它能建立起概念与自然规律的结构体系，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的认识。必定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根基……对这个目的来说，生态学是核心的。”在大多数生态学家看来，生态系统是一个真实不妄的自然的整体，是某种高于其有机个体成员的组织。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家则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客观性和整体性，而且具有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和后来者。例如，利奥波尔德在他的“大地伦理学”中就用“大地共同体”表示包括人、生物、环境在内的自然界或“大地”。把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看成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和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并认为大地共同体及其部分，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山脉河流都是自为的存在。罗尔斯顿则指出，“自然中有很多物类。……有的物类并没有意志和利益，但其演化有一定的方向、轨迹、特性和演替，使它们有一种建构上的整体性。”同时他强调，“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各就各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它力图通过生态学事实使人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和历史，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它强调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强调人类在自然中地位是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从而反思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
当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整体论认为，整体突现性是复杂系统最基本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复杂系统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要素组成，并生成其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构型(pattern)、功能或行为目标，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自稳定性和突现性(emergence)。美国圣非研究所的科学家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理论，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机制，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述。他认为，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要素”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或“主体”。正是主体之间的“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或者说，系统的整体性主要来源于系统内个体间的“主动的适应性”，主体之间的局域相互作用，通过自组织与反馈机制，扩展为全局性相互作用，突现出系统的整体性。这是一种受约束的上向生成机制，即一种上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对于系统的状态空间同样也施加一种约束，即通过适应性选择对系统施加的约束，这可称之为一种受约束的下向生成机制，是一种下向因果关系。因此，复杂系统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或简单的主次关系，在复杂系统整体突现的过程中，上向因果、下向因果以及同层因果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在这个因果网络关系中，主体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分布式或非中心化的特征。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必然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下向因果作用，表现为人类的目的和行为受到宏观层次的生态规律的约束和选择。另一方面，人类之间以及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又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的生成与自组织进化的重要来源。其中，人类作为一类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的适应性主体，是生态系统的认识者甚至改造者，具有“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特殊地位，因此，人类虽“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但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进化中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盖娅假说”，人类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因此，在终极的意义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孕育和产生了人类的目的性和特殊性，而人类的行为和目的又内在地包含了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系统具有整体突现性，人类是自然系统之中一类具有独特性的要素。自然系统的整体与人类之间存在的是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和协同进化关系。
二、自然的系统价值与人类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并且是一切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的源泉。生态中心主义试图依据当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突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力图论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更具有一种系统价值：包含并超越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整体价值。他指出，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单元而且是重要的一个单元。生命个体只是繁殖和延续自身并只护卫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促进更多的新的个体产生，增加物种种类，编织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正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使之具有价值并且是价值之源。罗尔斯顿进一步论证，“在生态系统层面，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尽管作为生命之源，生态系统有工具价值的属性，我们面对的也不是内在价值，尽管生态系统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护卫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们已经接触到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icvalue)来描述的事物。这个重要的价值，像历史一样，并没有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是，在生态系统中，这种系统价值并不仅仅是部分价值(part－value)的总和。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
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那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可见。系统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个体身上，也不是个体的部分价值的简单总和，而是呈现于整个系统之中。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价值，它包容了它的部分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生态系统创造性的过程，其价值成为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因此，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的最高价值。深层生态学则进一步认为，生物圈所有生物及实体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而且对人的“自我”认同和实现具有构成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逐渐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离不开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和最大限度的自动平衡……当我们把自己认同于宇宙时，我们体验到的自我实现将因这一点――增加个人、社会，甚至物种和其他生命形态实现他们自己的方式――而得到提高。”
可见，生态中心主义承认人类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但更强调自然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以及系统价值。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讨论必然涉及自然系统目的性问题。复杂整体论的目的性观点为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依据。系统的目的性，并非指人类特有的“内在动机”、“目的意识”，而是广义地指系统的一种状态，指系统的运动、活动与行为总是倾向于达到它，而不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即系统根据环境信息并通过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的自我维持、自我发展。显然，这个系统目的已是一个客观的范畴，适应性自稳定状态就是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目的，如耗散理论的“定态”、协同学的“吸引子”、混沌理论中的“奇怪吸引子”等。作为一个目的性整体，系统对某物或某行为的偏爱或厌恶使其具有了价值的选择和评价。因此，对于一个系统，适应环境而获得稳定生存，是它最基本的目的和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和人类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各自的目的和价值：适应性生存。一方面，人类必然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自己客观存在的目的和内在价值，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人类的目的和价值，也不能仅仅视为对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反之依然。人类价值是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但也不能被淹没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之中。因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价值和利益才是最高的价值和根本尺度，生态系统仅具有工具价值的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但生态中心主义以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取而代之人类价值，认为人类保护生态系统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应是自然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人类利益，也是有局限的。生态中心主义力图在生态道德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中减弱甚至消解人类价值的努力，在这方面已遇到了一定的困惑和质疑。其实，罗尔斯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生态学模型中，自然界中不仅存在着互惠也存在着对立。生态系统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仅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于人这种动物能体现大自然造化之功，把地球本身的创造性过程推向前进。可以说，正是人类这种进化地位的顶级性、优越性和独特性，使人类不仅在生物学和认识论的层面必然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在价值论和伦理层面，人类不仅是价值主体，而且是唯一的道德价值主体；人不仅具有生命的目的性，而且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力量，如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因此，也只有人类有可能超越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认识到自然的系统价值和整体利益，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并且有可能扩展道德关怀的对象范围，实现完善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达到人生的卓越和至善境界。可见，在终极的意义上，人类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诉求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与生态整体的价值已交织成为一个不能完全析分的价值缠结的整体。因此，人类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征服自然、不承认和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倡导的是一种尊重自然价值、顺应自然之道，在自然的系统价值之网中，不仅发展人类价值，而且促进其他物种的价值，提升自然整体的价值，增进自然与人类协同进化的整体主义。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种道德的境界。
三、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与人类的道德责任
贝塔朗菲在提出一般系统论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拉波波特则更加明确指出了系统方法的基本特征：“一般系统论的方式将试图把分析的和整体的观点，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观点整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观点决不是不能共存的。它们揭示关于系统论的统一处理方式互补的、不同的方面。”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一种包容并超越还原和分析方法的复杂整体论方法论可以说是对一般系统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维度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时，还原与上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及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互斥互补的，虽似不协调，但却是交叉缠结和协同进化的。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隐喻的方法都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
生态价值和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态科学的事实和对大自然的亲自体验中得出来的。但有学者质疑：生态学，甚至当代复杂性科学提供的有关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目的和规律的事实判断能否推导出关于我们应该保护生态系统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要求?显然，这涉及到了一个恒久论争的哲学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和二分问题，许多哲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近年来，R.A.普特南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缠结(entanglement)以及厚伦理的概念和命题，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整体论进路和视角，也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辩护。普特南认为，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和判断上是有区分的，但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和不可交叉重叠的。相反，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相互交织(interweave)，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他用缠结来表达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指出，有些伦理价值术语是属于“厚的伦理概念”，这些词同时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内容，它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二者缠结在一起。厚的伦理概念不能分解为纯事实概念和薄伦理概念的合取。而在一些事实描述中，也是无法将价值判断从事实描述中完全分离出来，而是包含了部分的价值前提，这种事实描述可称之为“厚事实描述”。这些厚的事实概念或厚伦理概念的意义是整体论的。虽然可以将这些概念划分为价值方面与事实方面进行分析，但这对于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是在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中获得了整体的意义和完整的语义。因此。从这些厚事实判断就可以推出伦理价值判断，反之亦然。而在生态学中，广泛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成为理解生态学的实然与生态伦理的应然的一个新的进路。
其实，罗尔斯顿等生态伦理学家也意识到了在生态学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例如。罗尔斯顿曾指出：“在生态学描述与价值评价的结合与相互转化方面，令伦理学困惑和兴奋的是，在这里，与其说应然是从实然中推导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与实然同时出现的，当我们从描述植物与动物、循环与
生命金字塔、自养和异养生物的相互配合、生物圈的动态平衡，逐渐过渡到描述生物圈的复杂性、地球生物的繁荣与相互依赖、交织着对抗与综合的统一与和谐、生存并繁衍于其共同体中的有机体。直到最后描述自然的美与善时，我们很难精确地断定，自然事实在什么地方开始退隐了，自然价值在什么地方开始浮现了；在某些人看来，实然/应然之间的鸿沟至少是消失了，在事实完全被揭示出来的地方，价值似乎也出现了；它们二者似乎都是生态系统的属性。现在我们确实在大自然中发现了某种我们应当遵循的趋势――创造生命、维护稳定、保持完整、直至进化出人类从而达到美的顶峰――尽管在大自然中，除了我们之外，不再有别的道德人。”罗尔斯顿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在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如下图所示，在纯的经验事实和纯的伦理判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厚事实描述和厚伦理概念就位于其中。
AbstractStatisticalinferenceplaysacentrallocationinthecurrentscientificresearch.Thecourseofprobabilitytheoryandmathematicalstatisticsisaintroductorycourseofstatisticalinference，itisespeciallyimportanttocorrectlygraspthenatureofbasicconceptsofprobabilitytheoryandmathematicalstatisticsforthosestudentswhowillengageinresearchworksinthefuture.Basedonthecurrentsyllabusofprobabilitytheoryandmathematicalstatistics，thispaperexploressomeofconceptswhichareeasytooverlooktheirnaturebystudentswhiletheyarestudying，combinedwithpracticalexamplestofurtherunderstandthenatureoftheconcepts.
KeywordsIndependence；conditionalprobability；correlationcoefficient；digitalfeatures；maximumlikelihoodestimation
2002年美国国家基金委组织了有关“当前和显露出来的概率论学科中研究机遇”的系列报告，指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当前已是一门核心数学学科，其概率推理理论在目前不同学科中解决其研究问题有着显著功效，其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呈现爆炸性的增长。[1]然而，鉴于目前相当一部分科研论文中使用的统计方法存在概念性的错误，[2]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在2014年表示将增加一个特别的统计学专家团队来检验投稿论文中的统计方法是否有误。[3]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包括《自然》也相继提出了一些检查方案来保证论文中统计方法的使用得当。[4]统计推理应用的广泛性同基本概念错误理解之间的尖锐矛盾提示研究者在学习统计推理理论时不能停留在概念的表象，需要深入理解其本质内涵。201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数学（一）科目中统计推理部分的试题就能很好的考察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统计推理基本概念的本质。201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数一试卷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部分内容一共是34分，内容覆盖了随机事件性质，概率分布，数值特征计算，假设检验等内容。从题目的难易程度来讲，在掌握基本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基本上不存特别难的题目。但在笔者小范围的调查表明，越是考察基本概念的题越是失分严重，反而有固化解题步骤的题目得分就较多。针对目前统计推理的重要性和基本概念理解不够透彻的普遍问题，再一次为我们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在教学中一直强调的问题，如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抓住基本概念的内在实质。结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大纲，以及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反馈和自己的思考，针对大学本科工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部分教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内涵教学做一个初步探讨。
1随机事件之间相互独立的本质是随机事件概率的独立性
随机事件之间存在多种关系，其中互斥（互不相容）和相互独立在概率论的学习中使用最多，学生也最容易混淆。当内容延伸到随机变量时，随机变量的相互独立和随机变量间的相关性又会带来混淆。在讲授这些定义时，若强调其本质并加以对比就能使学生比较容易区分随机事件之间的不同关系描述的差异。首先是定义的范围不同，互斥关系定义在样本空间中，反映事件的集合性质；而相互独立和相关性是定义在事件概率的数值关系中，反映事件间的概率属性。其次相互独立表述是事件概率的一般数值关系，而相关性表述的是事件的线性关系。通过强调随机事件相互独立的本质是随机事件概率的独立性，就能辨别随机事件互斥同随机事件独立之间的关系：两事件互斥推导不出它们相互独立，同时两事件相互独立也推导不出它们互斥。通过强调随机事件相互独立反映随机事件概率间的一般数值关系，就能辨别随机事件相互独立同相关性之间的区别：随机变量相互独立可以推?С鏊?们之间不相关，但是反之不行。[5]
2条件概率同普通概率定义本质的统一性
条件概率定义为：设A，B为两个事件，且P（A）>0，则有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事件B发生的概率为P（B|A）=P（AB）|P（A）。该定义明确直观，易于使用，在实际使用时一般都是基于单个事件概率已知前提下求条件概率，但是通过挖掘其本质，并同普通事件的概率建立关联，那么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再将条件概率同一般事件概率割裂，而会形成一个统一概念。对于任意随机事件C，记其概率为P（C），当同条件概率的定义建立联系时，我们引入样本空间S，则有P（C）=P（C|S）=P（CS）/P（S）=P（CS）。通过这种变化形式可有效的解决特定事件概率不易求解的问题；同样，这也是全概公式的实质所在。
实例1：设2人抓阄，一共5个阄，其中2个阄中写有“是”字，三个空白。问抓阄是否同次序有关。
解析：分析可知所求为依次抓阄时抓到“是”的概率是否相同。
设A1，A2分别为第1，2个人抓到“是”字的事件。则有
P（A1）=2/5
故抓阄同次序无关。该方法可以延伸到更多人数抓阄的问题。
3二维正态随机变量同一维正态随机变量之间的纽带关系――相关系数
正态随机变量有许多优良的统计性质，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重点的分布。学生一般对于一维的正态分布有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一旦扩展到了二维及二维以上的正态分布时就不容易掌握。而二维正态分布同一维正态分布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X，Y）符合二维正态分布，则其关X于和关于Y的边缘分布就是一维正态分布。二维正态分布的求解在一些特定场合可以转化为一维正态分布的求解，其纽带关系就是相关系数。二维正态分布中，X，Y相互独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X，Y相关系数为零。当二维正态随机变量中相关系数为零，则二维正态随机便分解成两个独立的一维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乘积。
实例2：设二维随机变量（X，Y）服从正态分N（1，0；1，1，0）布，则P（XYY
解析：因为（X，Y）～N（1，0；1，1，0），其中X，Y，相关系数为0
故有X～N（1，1），Y～N（0，1），且X，Y相互独立
进而有X1～N（0，1），且与Y相互独立
故由标准正态分布的性质可得到结果
P（XYY
4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是常量
随机变量的分布一旦确定，其数值特征是常量；在实际的使用中，一般不会明确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只是指称随机变量符合某种分布，在这个前提下，随机变量的数值特征一般用一个符号表示。如果不知晓随机变量的数值特征是一个常量，在解题的过程就会发生把数值特征当作变量使用。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多次强调此概念。尤其在讲授方差计算公式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其的证明来强调随机变量的数值特征是常量这一概念。[5]
在此强调E（X）是一常量，并且也附加强调D（X）也是一常量，类似于数字特征性质中常数符号a，进而就可以利用已学习过的数学期望的性质得证。
5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其本质是使得似然函数取最大值时未知参数的取值就为该未知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
在常规最大似然估计方法的教学中，一般会总结该方法为一个标准的流程，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会以记忆该流程作为最终的目的，当解题的条件稍微偏离常规的流程，?W生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如果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让学生明确最大似然原理的本质意义，就会依据最大似然原理来对常规流程做一变通。2015年考研的最后一个题就很好的体现这种思维。
实例4：设总体X的概率密度为：
其中为未知参数，X1，X2，……，Xn为，来自该总体的简单随机样本。求的最大似然估计量（2015年研究入学考试题23.II）。
解析：该题目的求解目的非常清楚，按照解题流程按步推进。
到了这一步发现对似然函数对数求导并不能使之为0，有些同学就卡到了这儿。如果学生知道这步对似然函数对数求导的目的是什么，就可轻易获得的估计量。第二步的目的通过求解似然函数获得最大值时未知参数的取值，也就是该未知参数的估计量。既然不能为零，那么我们就探讨下这个求导后所得函数的特点，发现该导数函数是关于单调增加；而由题目中的定义知的取值范围为：≤x≤1，那么我们就能获取的估计量为：=min{x1，x2，…，xn}。
【关键词】多功能景观概念；可持续景观；规划运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对生活景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代景观生成过程中，不再局限于自然景观的营造，而是将一些社会人文景观也融入其中，具有很强的区域特色文化属性和特征。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景观概念的出现，能够在生态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有效提高环境保护水平，最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而且在推行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同时将自然资源保护、传统景观文化以及现代美学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在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本文从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理论出发，探讨其在城市景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针对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应用多功能景观概念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有益解决建议和对策。
一、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
景观生态学主要以景观单元类型为研究对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实际工作中，景观生态学主要通过分析特定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尺度之间的关系，来合理规划景观体系和布局，以促进生态景观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景观生态学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这二者构成了人类生态总系统，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促使土地规划和利用更加科学合理，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可持续景观规划主要围绕景观生态学理论开展工作，以人类活动场所和地域景观布局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性方法，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来解决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经过造型问题，同时用景观概念来丰富城市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以促进城市美学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共存的关系。
二、多功能景观新理论在城市景观可持续规划中的作用
多功能景观新理论的建立和应用，有效提高了城市景观规划水平，促进了城市景观体系的完善和健全，促使其朝着全面健康方向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景观的整体性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吸收了地域景观特征和发展经验，可以说是在传统景观系统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借助多学科知识交叉，通过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来形成新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使得城市景观体系的规划和布局能够提高人与周边环境的融入水平，打造具有时空高度统一的城市生态体系。在整个景观结构当中，主要由无机物实体空间和有机体的生命空间交叉形成。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在长时间的融合中，根据时空次序自发组成了特定的结合体，也就是生态景观理论体系中的格式塔理论。在整个格式塔结构中，具有同一属性的物质能够结合在一起，它们有效丰富了地域的景观文化内容和体系。在实际融合过程中，其内涵和内容已覆盖了多个领域，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美学等多个学科知识和精髓融入其中，打造了独特的地域景观特征。
（2）多层次分级概念。城市生态景观体系具有多层次分级特征，每个层次和结构都对应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与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使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整体中的每个层次都体现了不同的身份和特点。在多层次分级中，整体中的每个层次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子系统彼此之间具有分离性和联系性。景观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具有开阔的视野，正确处理好不同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矛盾。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大到一个区域性的生态圈，还是小到一个社区生态景观系统，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体现动态、多层次的特征，在覆盖不同层次和含义的同时，还直入到人们感性思维中。
（3）生成次序理论与景观特征
在构建景观系统的过程中，由于景观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特点，使得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相互交融，这些是传统的机械组合和布局方式所不能够实现的，需要景观设计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新和突破。面对不同的景观系统构建要求，怎样最好突出这些景观系统潜在的价值属性，直接影响到到其对地方传统文化、景观设计理念的呈现效果。换句话说，在长时间的浸润和沉淀下，景观系统会逐渐形成一些比较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与社区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性变得的更加紧密起来。这一切不仅促进了城市景观的向前发展，还为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入点和方向。
（4）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与景观思想
多功能景观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意味着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知识、心理的有机融合和发展，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景观设计者思维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将城市景观设计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高度。此外，结合传统城市景观有关理论，大大突破了既有的景观思维，使其逐渐朝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方向发展，客观的呈现社会发展历史，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景观设计，促使其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分析和总结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的基础上，以景观建筑学与环境哲学理论为分析工具，城市景观设计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化空间设计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对城市景观质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评判要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融入多功能景观概念，在提高城市景观规划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也有效压缩了景观建设工程成本，增强了景观的生命力，促使其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城市景观设计人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城市景观规划理论，不断提高景观的价值属性和可持续发展功能，为提升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审美学水平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紫雯.多功能景观概念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的运用[J].城市划，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