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2
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证券公司则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这对我国的证券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面临着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为了能够对证券公司的发展得以健康规范的进行，就需要采取新的盈利模式。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需要理清影响因素，构建新的盈利模式，从而使之能够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所以加强这一层面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及其发展现状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内涵分析
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是经济体在投入经济要素后获取的现金流方式及获得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混合，主要的核心就是对现金流入途径组合的获取。现阶段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次的研究主要从几个层面来说明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从盈利的途径层面来看主要就是能为证券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业务，途径愈多就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就愈强。而在方式上就是通过途径获得收入过程中借助的一些媒介[1]。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中业务结构合理化的呈现就能够让其收入结构更加的均衡，在资源的配置上要能得到优化，对盈利模式的不断完善更新能使其更好的顺应资本市场发展。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并逐步得到了完善，从发展初期的资本规模小以及资金实力有限，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今我国的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以及证券自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占据了大部分总收入，其中在经纪业务层面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有比例较大，我国的证券公司开展证券经纪业务最为主要的形式就是营业部制，并已经从坐商向着行商进行了转变，而微型营业部的逐步设立也从成本上远低于传统营业部，而法律上的逐步完善也对证券经纪人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2]。
另外，目前投资银行的业务层面在业务范围上主要是局限在IPO和证券发行与承销上，而像股权质押融资、约定式购回等业务的收入也有着一些不稳定特征。再者就是自营业务，这是指我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自营业务的证券公司采用筹集资金，并在自己名义账户下实施的有价证券交易并获利的行为。券商收入来源中自营业务和市场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就有着不稳定性。最后就是在资产管理业务层面，通过专业信息优势来对客户委托对客户资产的管理运作。
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情况来看，在诸多层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主要就是收入的结构层面有着不合理的状况，其主要是依靠着经纪业务来盈利，来自投资银行及自营业务收入对总收入贡献相对比较小，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取决于业务结构；加上资本市场的不发达，那么在证券公司拓展新业务能力以及空间上就会受到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业务的结构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就会使得收入的结构只能够向着低端二级市场经纪业务集中，最终就造成了证券公司在收入上不能够稳定[3]。
再者，我国的证券公司间的业务分工相对比较混乱，竞争激烈，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周期性特征，证券公司的利润和市场大盘的交易有着重要关系，所以就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国内外政局动荡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在监管的手段以及政策层面相对比较严格，所以这也会对证券公司起到制约作用，对监管的重视而对业务的轻视就会造成证券公司的自主活动空间范围变得狭窄，对一些新的业务的拓展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就是盈利的方式较为单一化，以及盈利的理念层面相对比较落后，对实际成本的控制相对乏力，这样就造成了证券公司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多。再有就是盈利的状况不是很稳定，对传统的几种业务的依赖性相对比较大。在风险管理的能力上也相对较弱，主要就是券商风险意识不强以及内部风险组织制度不合理，风险技术水平低等等。这些层面的盈利模式问题要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为创新模式打下基础。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造成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是由于证券市场化制度层面存有缺陷，证券行业发展初期采取的准入制度较为严格，所以在垄断利润上就有着重要显现，在固定佣金制度的逐步取消下，准入制度也逐渐地放开，而从我国的政策市场来看，系统性的风险层面相对比较高，再有就是创新业务的开展在政策层面的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建立，所以证券公司就不能顺利的开展新的业务来获取利润点。这在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趋同性上就有着体现，造成缺少差异化的经营格局[4]。
另外从政策层面以及市场层面来说，由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机制的缺乏合理性等，比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薄弱等也是造成问题的重要成因。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策略探究
第一，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在盈利模式的创新原则上要能遵循。主要就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还有要对国外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效果得以有效呈现。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层面来看，证券行业建设发展不能够只是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对长期的发展得不到重视，这也是券商重构盈利模式的重要基础。
第二，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具体创新上就要能将经纪业务的发展观念进行转变，将业务能力得以提升并抓住发展的重点，将业务的转型得以顺利实现。所谓观念转变，主要就是将依法经营和规范经营的观念得到有效落实，并要把实际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发展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并树立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要把服务质量得以提升，就需要加强业务能力的实践，为客户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以及深化和拓展通道业务等，将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客户机构化和交易非现场化得以实现。
第三，要把核心业务作为基础，将业务结构得到有效优化，从我国的证券行业中能够发现，各个券商并没有实现业务上的差异化，同质化现象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我国的证券公司就要能够和自身的资本规模以及服务特色、人力资源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相结合，打造核心业务，构建有着层次性和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将业务间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5]。同时，证券公司还可以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以及兼并重组的途径对业务的规模加以扩大。
第四，从业务的创新上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改变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将证券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业务转型的速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信用交易类的业务层面就将会成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优化的重要因素。在新三板和个股期权在内的做市商业务发展就代表了创新发展的方向，证券公司也要能够从个股期权做市商业务中获取丰厚利润，并逐渐成为稳定利润收入来源。
第五，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还要能在监管层面进行加强，从而推动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改变，主要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创新以及差异化的服务目的及实质就是监督层迫切希望拓宽证券公司业务领域作为手段，对实际的问题加以解决。不仅如此，在风险管理的体系完善层面也要能够加强，首先就是要能够树立科学化的风险管理的理念，证券公司的全部业务要能够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加以运作[6]。再者就是要构建风险管理组织的模式并使之健全的呈现，还有就是对风险评估以及计量体系要合理化的构建，以及在风险的规避机制层面得到完善化。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发展方向在能够明确化的前提下，要加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策略实施，并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加以切实分析并有效解决，只有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才能够使得证券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当前的市场发展，要慎重对每一个环节做好控制，避免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造成证券公司的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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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准则上市公司利润来源构成分析
前言
我国在2006年2月15日正式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包括1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38项《企业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已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正式实行。新会计准则的和实施，使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有了实质性趋同，给会计实务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与机遇，对促使上市公司防范金融风险、注重公司资本质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统计实证和案例分析方法，考查了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每年上市公司公布年报时，投资者最关心的往往是”每股收益”，每股收益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但是仅了解每股收益是不够的，因为上市公司的利润除来自正常经营收入外，还可能来自资产转让、税收返还、补贴收入和投资收益等，不同的利润来源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不同。利润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构成。通过对利润的来源，分析贡献度的大小，可以判断出其收入的健康程度、可持续程度等。而其他业务利润中的投资收益，可以从上市公司投资性质进行判断，如非控股型、一次性、可持续性投资，关键是其投资收益是否可持续。例如“投资股票”的收益成分，那么我们认为可能持续性、价值程度较弱；像巴菲特式的股票价值投资，市场成功概率毕竟属于少数；而收益来源分析一般分为核心收益和其他业务收益回报，其中，上市公司的核心收益的贡献越高，我们则能判断其盈利质量越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需要注意的是利润的同比和环比数据都比较重要，结合比较将使得判断更为全面客观。在判断一个上市公司将会出现拐点的时候，环比数据的价值会突显。此外，分析财务报表中的财务费用，主要看以下几步：首先，要看上市公司负债率的变动情况，在不考虑利率变化的因素中，着重分析该公司的财务杠杆运用是否合理，判断风险程度；其次，要看其负债是短期还是长期，是否在进行“滚动融资”的操作；最后，要细看公司节省财务支出方法的合理性。
1.分析方法的选择
对单个企业，利润总额可以根据利润表由以下公式求得：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一营业成本一管理费用一销售费用一财务费用一营业税金及附加十投资收益一资产减值损失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十营业外收入一营业外支出。
但是如果要从总体上分析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构成和来源，就不能将此公式直接转化为多元回归模型求系数。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如“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如果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方法，这种变量多重共线性就会严重危害参数估计，扩大模型误差，并破坏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拟采用自组织数据挖掘的数据分组处理方法（GHDH）对利润总额的来源和构成进行分析。
2.数据分组处理方法的基本思路
数据分组处理方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数据挖掘方法，它最早由乌克兰科学院入作为一种自动产生模型的算法，它使用的是演化的原则，实现一个模型结构综合和模型确认的自动化过程：模型从数据中自动产生，以最优的传递函数网络的形式，重复产生大量具有增长复杂度的竞争模型，进行相应的模型确认并留下最好的选择，直到产生一个最优复杂度模型。自组织建模算法以客观的方式自动地实现以下的步骤：
（1）将观测样本数据分成训练集和检测集；（2）在每阶段按不同的变量和增长的复杂度产生待选模型；（3）对于参数模型，在训练集上估计未知参数；（4）在每阶段利用检测集的数据选出一些最好的模型。
3.GMDH解决多重共线性机理分析
作为组织数据挖掘的核心算法，GMDH方法采用多项式神经元网络，从根本上避开了多重共线情况导致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诸多问题。GMDH方法的停止法则由最优复杂度原理给出模型的复杂度逐渐增加时，具有“外补充”性质的称之为外准则的照则值达到极小，全局极小的实现标示最优复杂度模型的存在。GMDH算法是通过不能再改善外准则值停止的，其停止法则可以保证在一定噪声水平下得到数据拟合精度和预测能力之间实现最优平衡的最优复杂度模型。
CMDH建模的特点是数据分组和贯穿于整个建模过程中的内、外准则的运用。它将观测样本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检测集。由于应用不完全归纳法，它能从被研究对象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筛选出最具有相关性的一些输入变量并生成简洁的模型结构，所以任何一个可能影响被研究对象的变量都可以当做潜在的输入变量而不必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GMDH算法选取的变量（因素）可尽量全面、广泛，不必经过专门的主观筛选，客观信息容量大。
4.基于GMDH的上市公司利润来源与构成分析
4.1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4.2样本选择：分析不同财务状况企业利润的来源与差异，需要考虑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由于连续三年亏损退市制度的执行，避免亏损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美国经理人通常使用对会计政策和估计的选择权来回避对小额亏损的报告。在我国，陆建桥（1999）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发现具有扭亏、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虽然有人认为管理层有动机和诱因去回避任何损失，但是他们只有有限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因此在巨额亏损的时候，他们不能谎报盈利（除非恶意造假）。对于小额亏损来说，管理层更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权来编造盈利。因此，本研究选择两个对照组进行分析：小额盈利企业和扣除小额盈利企业后的其他企业（以下称非小额盈利企业）。小额盈利计算，是用税后利润与总资产之比。小额盈利是在该比值为0.00—0.01之间。
2007年度全部上市公司剔除数据不全的企业为197家，根据以上方法计算2007会计年度的小额盈利企业为154家；对照组为全部企业1636家扣除小额盈利企业后的剩余企业（以下简称非小额盈余企业），为1343家。小额盈利企业利润的正的影响因素是营业总收入、资产减值损益，负的影响因素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营业成本。非小额盈利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后的差额。这说明小额盈利利润的主要贡献除来源、营业总收入外，最重要的就是资产减值损益，即小额盈利企业大量使用了提取减值准备再转回的办法调增利润。同时，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利润总额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会计界一直担心上市公司会利用公允价值收益调增利润的情况并不存在。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相对较小的非小额盈利企业，其利润的主要构成为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对于具有较强的调增利润动机的小额盈利企业，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为除营业收入外，还包括营业外收入、资产减值损益。其中营业外收入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即为债务重组收入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这些构成部分为进一步研究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公允价值会否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问题，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利润的影响为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并未大量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调增利润。
参考文献：
[1]李海燕.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的利润质量分析[J]管理观察2009年第17期.
【关键词】审计定价盈余质量董事会独立性
无论是在学术界、实务界还是在监管层，审计定价与盈余质量、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经验关系都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重要课题。虽然早期很多文献对审计定价和审计师行为做出过研究，但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并不一致。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以2008―2010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审计定价、盈余质量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试图就这一问题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经验证据。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
独立审计是上市公司用来降低成本的主要监督机制。大量研究表明公司具有管理其盈余的动机，审计的价值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降低会计信息错报能力的高低。Watts和Zimmerman（1983）将审计质量定义为侦测和报告财务报表错报的联合概率，而该联合概率与审计独立性相关。Hanen和Watts（1997）的研究表明审计质量可能在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策略性的互动中形成。因此，审计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可能影响到审计收费的高低。早期的文献已表明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弱将对审计质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现有证据表明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审计收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师的努力水平以及法律风险的高低，这就使得在公司盈余有可能被高估的情况下检验审计定价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非常困难，在会计盈余可能被过度高估的中国资本市场上开展这一研究因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然而，Simunic（1984）关于审计失败和声誉损失相关成本的发现表明与客户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可能会妨碍审计师的公正性，因此，与客户的密切接触可能导致审计师产生“自我服务偏差”或者道德诱惑，也就是说，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共同经济利益的制度背景可能损害审计师的独立性。因此，虽然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盈余管理，但它并不会对审计收费产生直接的影响。总之，虽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有关审计定价和盈余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仍然存在着分歧，但市场投资者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已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关系。为了对这一关系做出进一步检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审计定价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盈余质量更差的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审计收费。
2、董事会独立性与审计定价
高质量的董事会往往能够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的发生概率，以及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启动更为频繁的调查行动。许多早期的文献已发现更好的公司治理往往意味着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运营绩效和市场业绩，也有经验证据表明董事会中的外部独立董事能够提高股东财富以及降低财务报告舞弊。Cotteretal.（1997）提供的证据表明董事会独立性与股东利益之间正相关。Carcelloetal.（2002）认为董事会与审计服务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正式，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所谓正式的，是指董事会和管理层根据股东会的决议来选择审计师，并进一步评估审计范围以及审计收费的合理性。所谓非正式的，是指高质量的董事会往往对审计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审计师因此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对此做出反应，以便满足客户的要求。也有研究表明董事会通过购买高质量审计来保护其声誉资本，从而避免因为公司业绩的低下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保护股东利益。因此，高质量的董事会可以被看作是通过要求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保护自身和股东利益。
相对较少的文献关注到审计定价和公司治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特征与审计定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更强公司治理的需求往往表明上市公司对于高质量审计也有着类似的强烈需求。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审计收费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表明独立的董事会往往倾向于购买更好的审计服务。然而，Tsuietal.（2001）认为这一关系也许并不是单向的，他们提供了二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从而表明更好的公司治理降低了对于审计质量的需求。为了对这一关系做出更深入的检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审计定价与董事会独立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审计收费越高，从而审计质量也就越高。
二、回归模型与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一个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模型被设定如下：
AF=β0+β1DAC+β2BoDIND+β3SIZE+β4AUD+β5List
AGE+β6SqSUB+β7PO+β8LEV+β9CUR+β10LOSS+β11ROA
+β12MANU+β13SERV+∑βjYEARS（1）
上式中：AF表示审计收费；DAC表示可操控性应计项目，为盈余管理（即盈余质量）的变量；BoDIND表示独立董事比例，为董事会独立性（即公司治理）的变量；SIZE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为公司规模的变量；AUD表示审计师身份，为哑变量：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取1，否则取0；ListAGE为公司的上市年限；SqSUB是子公司数量的平方根，为组织复杂性的变量；PO为哑变量：如果公司当年增发新股，取1，否则去0；LEV为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之间的比率，为财务杠杆的变量；ROA为总资产收益率；YEARS为年度哑变量；MANU为行业哑变量：若为制造业取1，否则取0；SERV为行业哑变量：若为服务业取1，否则取0。
为了对盈余质量做出度量，本文采用Defond和Jiambalvo（1994）修正后的Jones（1991）模型对变量DAC做出估计：
ACCit/TAt-1=α(1/TAt-1)+β(Salesit/TAt-1)+γ(PPEit/TAt-1)+eit（2）
上式中：ACC为应计项目总额；Sales为销售收入的一阶差分；PPE为长期资产的规模；TA为公司年末的总资产。盈余质量的变量可操控应计DAC被定义为上式的残差，也就是根据下式预计而来：
DACit=ACCit/TAt-1-α(1/TAt-1)+β(Salesit/TAt-1)+γ(PPEit/TAt-1)（3）
上式中的参数α、β和γ均采用回归方程（2）中相应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本文将2008―2010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金融行业以及数据缺失（主要是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得到3385个样本观测值。研究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模型回归采用Stata10.0统计软件。
三、实证结果
表1列示了回归模型中所涉及的连续性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针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2中。回归结果表明，每个变量的VIF值都不到1.722，说明回归模型的设定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模型的调整R2为49.6%，意味着审计收费总体方差的49.6%能够为自变量所解释，说明回归模型具有显著的解释力。盈余质量DAC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不过仅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从而只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研究假设1。作为一个稳健性测试，我们将应计项目与经营性现金流的相对规模（即二者的比率）取代DAC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将DAC作为解释变量基本一致。董事会独立性的变量BoDIND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治理机制更完善的公司往往愿意花费更高的审计费用以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从而支持了假设2。作为稳健性测试，我们将CEO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作为董事会独立性的变量，回归结果与将外部独立董事比例BoDIND作为变量基本一致。
与现有文献相一致，公司规模SIZE和审计师类型AUD均是解释审计定价的重要变量。二者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符合预期，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此外，具有与预期相的符号方向并且统计显著的控制变量还有公司上市年限ListAGE以及组织复杂性的变量SqSUB，这意味着审计风险和组织复杂性被反映在审计定价中。此外，我们也通过该模型测试了盈余质量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交互效应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交互效应。为避免模型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仅向模型中添加交互项，而略去各个独立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交互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董事会独立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交互效应则未能统计显著，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则基本保持不变。
考虑到盈余质量回归结果未能强烈的支持研究假设1，我们借助Larker&Richardson（2004）的方法，试图通过调查更具有同质性的子样本以便更清楚地观察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已有文献显示规模效应的存在（Larker&Richardson，2004），因此，我们根据公司规模变量SIZE的中位值将总体样本分为规模较大和规模较小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被报告在表3中。
调整R2以及F值表明两个模型都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并且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有着较大的不同。盈余质量的变量DAC仅在小规模公司组中统计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而董事会独立性的变量BoDIND仅在大规模公司组中统计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在两个模型中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变量分别是审计师类型和组织复杂性。回归结果同时表明服务业在两个样本中审计定价偏低。总体上，回归结果意味着虽然我国大公司倾向于与发达资本市场上的公司具有类似的表现，但小公司却表现出与发达资本市场上的公司完全相反的关系方向。
四、研究结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下检验审计定价、盈余质量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治理机制更完善的上市公司往往采取倾向于进一步的监督措施，以获得更好的审计服务。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既可能由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也可能是由于董事会对其自我利益的保护。关于董事会独立性的回归结果足够强烈，意味着将审计定价和审计独立性联系起来的任何问题都可能与公司治理的特征有关。因此，在盈余操纵盛行的制度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能够有效地防止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本文关于盈余质量和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证据就总体样本而言并不强烈。为此，我们通过将样本在公司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基础上分为两个子样本，从而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小规模的样本公司中盈余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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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民健身体系；服务概念；实践检验
一、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概念
（一）多元化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特点
社会各界对于多元化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特点争论繁多，强势的理念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多元化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本身具备多元化，全面性，公益性，以及比较明确的目的性，作为主要的表现特点以服务体系的多元化，公益性为主：
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公益性明确，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是由政府与社会所提供的公益，主要的实施组织以石油政府为主。全面健身服务体系主要的服务对象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对所有的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健身体系以向人们提升健康的健身方式为操作主旨，以提供健身服务为核心，并且服务的内容具备多元化的特征，在多样化的服务体系中开展全面健身的热潮。
（二）多元化健身服务体系的内涵分析
多元化健身服务体系虽具备较强的公益性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是整个服务体系的唯一特征。多元化的健身服务体系的服务主体以实现多元化的操作方式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健身服务形式，所以，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多元性远超其公益性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多元化实现需要各元素，各操作形式的紧密联系，在彼此的协调配合中实现健身体系的完善与操作实施。
二、全民健身需求的服务主体
注重全面健身需求主体的研究是开展全面健身运动，营造健身热潮的源动力，更加建设全面健身体系的核心内容。依据实际的操作情况，全面健身体系的服务主体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分别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需求，公民个体的实际需求以及社会的发展需求。
建设全面健身服务体系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需求。同志曾经明确的提出：“激烈的人才竞争是我国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企业的生产与发展需要在人才的推动中得以长远发展”。所以，加强对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注重全面身体素养的提升，实现我国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过渡，是促进国家获得繁荣富强，在世界民族之林崭露头角的重要战略要求。
建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因素。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健身主要以休闲娱乐，强身健体，公平竞争多多维度功能得到大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调节器。在小康社会发展体育健身运动能够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的统一发展，满足人们对体育运动多样化的发展需求。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需要依据不同地区，阶层的民众需求设定具有针对性的体育健身方式，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在各因素的协调发展中提升全面健身服务的组织数量与质量。
全面健身运动的体系建立满足率个体的发展需要。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当人满足了最为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会逐渐转向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实现了小康生活向富裕型生活的转变，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需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亚健康，环境污染，生活压力，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都在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人们的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表现出明显的需求特征。所以，面对现阶段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建立多元化的全面健身需求服务体系是适应时展的需求，既满足了公民个人的生活要求有适应了国家的发展趋势。
三、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结构
全民建设服务体系的内部操作结构较为复杂，内部的组成要素之间彼此联系紧密，在科学化，合理化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有利于促进内部结构体系的操作优化，在高效率的组成效率提升中充分发挥多元化全面健身体系的服务功能。
（一）政府组织的纯公益健身服务
多元化的全面健身体系主要是有政府主导的公益内容，无论组织结构内部的操作流程如何变更都不能改变其公益性的操作本质。当前市面上主要的健身服务组织主要是有政府出面主导的，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操作中为人们健身良好的健身环境。
（二）社会中非盈利性组织的健身服务
目前，虽然市面上的健身服务主要以政府主导为核心，但是依旧有众多社会非盈利组织参与全面健身的运动热潮。该类型的组织是介于政府等非盈利性组织与盈利组织之间的特殊组织群体。依旧组织自身的服务特点为人民群众提供相应的健身服务。这类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资助，主要管理人类自身的身体健康需求，利用大量的志愿者或者专业的健身人士参与系列的健身活动。相较于政府部门的产品服务，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或存在市场失灵的风险，而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或者是第三组织能够很好的弥补市场失灵这一潜在风险，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强身健体的理论需要与组织服务，在多元化的信息渠道选择中完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的建立。
（三）以盈利为目的的健身服务
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多元化的全面健身服务体系并不排斥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健身服务组织的存在，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健身场所能够为人们群众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健身服务，主要以高消费的服务人群为主要受众，该盈利性的服务组织的存在不仅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大众提供了多样的健身选择渠道，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民健身热潮的形成。这一市场的服务模式以私人服务为导向，在市场化的运作下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关键词】分公司；子公司；组织形式变更；纳税筹划
公司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设立分支机构以更好地进行运营，但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在纳税方面有着不同的规定，科学选择组织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进行积极的纳税筹划。
一、分公司、子公司的主要区别
《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简言之，子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类民事经济活动，独立承担公司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与责任。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则与子公司完全不同，分公司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接受公司管理，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分公司和子公司的最大区别，导致两者在很多方面形成不同。
二、从税收角度考虑分公司、子公司的区别
（一）考虑分支机构的盈亏状况
根据税法规定，分公司是非独立纳税人，其亏损可以由总公司的利润弥补；子公司是独立纳税人，其亏损只能由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弥补，且总公司不能弥补子公司亏损，也不得冲减对子公司投资的投资成本。
所以，当总公司盈利，新设置的分支机构可能出现亏损时，应当选择总分公司模式；当总公司亏损，新设置的分支机构出现盈利时，应当选择母子公司模式。
（二）考虑是否可享受税收优惠
根据税法规定，当总机构享受税收优惠而分支机构不享受优惠时，倾向选择总分公司模式，使分支机构也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如果分公司所在地有税收优惠政策，则当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可以变更分公司为子公司，享受当地的纳税优惠政策。
（三）考虑分支机构的利润分配形式及风险责任问题
如果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就不利于进行独立的利润分配。同时，分支机构如果有风险及相关法律责任，可能会牵连到总公司。子公司由于独立盈亏，如果出现税收风险及相关法律责任，一般不会影响到总公司。
（四）考虑纳税规定不同
对于分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实行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这样可以带来的好处是不同业务模块的盈亏可以抵消，整体上能降低企业所得税成本。
因此，对初创阶段时间较长，无法盈利的企业一般应设立分公司，这样可以利用成本扩张冲减总公司的利润，减轻税负；对扭亏为盈迅速、位于税收优惠地区的企业则可考虑设立子公司，这样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
三、组织形式的转变带来的纳税问题
企业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当初选择设立分公司已不能满足经营需求，管理层会将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又或者总公司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减少管理层级，再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这样，不仅仅是公司名字的改变，工商手续的变更办理，实则还涉及到纳税问题，所以组织形式的转变是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风险的。
（一）分公司变为子公司
这里考虑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即以分公司净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这一变更过程会产生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1.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有关规定，该种情况相当于企业以全部实物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等来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相关负债也随同转移，实际构成以净资产作为标的物来出资成立子公司，属于财税【2014】116号文所规定的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业务，应确认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时间为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应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等于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公允价值减去计税基础，可以在未来五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
如果母公司将其存货转让给新成立的子公司，在税法上属于视同销售，也需要缴纳增值税。子公司取得的母公司存货，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对子公司取得的固定资产，母公司按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进行账务处理和缴纳增值税。
（二）子公司变为分公司
@一转变通常的做法是由母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合并后将原有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分公司不再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这一转变过程也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的缴纳，除非母子公司之间是具有正当商业目的的吸收合并且符合特殊重组条件，则合并过程可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原有子公司的进项税额可以在合并后的总分公司抵扣，但需要办理好进项税额的抵扣转移手续。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分公司、子公司由于组织形式、法律规定等的不同，其税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二者获取的税收收益也不相同。如果最初选择设立的组织形式不再适合公司日后的发展，需要进行组织形式的变更，则会产生新的纳税事项，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所以合理选择并运用企业组织形式，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是公司管理者做出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和权衡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光辉，刘文曲.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涉税筹划[J].财会学习，2011，01
关键词：事务所组织形式；盈余管理；IPO折价；有限责任制；特殊普通合伙制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2-0045-07
一、引言
对拟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是降低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在IPO市场上，由于发行公司上市前的公开信息有限，使得以盈余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成为外部投资者判断公司价值的重要依据，而近年来部分发行公司“带病上市”成为不争的事实[1]。此外，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中国股市的IPO折价程度十分严重。这些都使得IPO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下文简称“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饱受质疑。2012年4月28日，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新一轮的新股发行改革。《指导意见》中大规模提到审计，并为其制定了详细的权责条款和追责机制。在监管部门强化审计这一信息中介作用的背景下，提升审计质量以确保发行公司价值判断基础真实、可靠，对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加大审计法律责任能够促使审计师在执业活动中更加谨慎和独立，从而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2，3]。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其法律责任的履行和承担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监管部门自2010年起先后颁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推动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下文简称“事务所转制”）。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显著增加了签字审计师和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审计法律责任的增加，一方面促使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更加谨慎和独立，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审计的保险价值。
事务所转制在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后果。已有研究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视角考察了事务所转制的经济后果，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鲜有文章比较研究事务所转制前后两种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制和特殊普通合伙制）对IPO市场的影响[4-6]。我们认为考察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事务所改制对规范新股发行市场的运作是否具有积极治理作用提供更直接的经验证据。本文以保荐制下IPO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的影响。研究结论能够扩展IPO折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丰富事务所转制政策实施效果的经验证据，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鉴证服务质量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
中国监管部门推动的事务所转制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治理效果。Liuetal.（2011）基于2008～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实证考察了事务所转制政策对审计师独立性和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2010年《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出台后，审计师更加独立和谨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提高，审计收费也显著提高[7]。在此基础上，刘行健和王开田分别从事务所转制政策出台和事务所实施转制两个视角考察事务所转制的效果，研究发现，事务所转制政策出台显著约束了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但事务所实施转制前后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并认为事务所在政策层面的积极反应弱化了事务所实施转制时的效果[4]。进一步地，刘启亮等将研究层面细化至签字审计师个体层面，研究发现，同一签字审计师同年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下比在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下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被审单位的盈余管理水平更低；相同签字审计师在事务所转制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被审单位的盈余管理水平更低[5]。事务所转制能否产生预期治理效果还依赖于法律环境，武恒光利用2010～2012年期间进行转制的事务所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差异化的区域法律环境对事务所转制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事务所转制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提高更显著[6]。
（二）审计质量与IPO盈余管理
关于高质量审计是否有效约束了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质量审计可以有效约束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如李仙和聂丽洁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以事务所规模度量）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8]；陈辉发等研究发现，当事务所有执业审计师出任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时，其审计的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更低[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并没有有效约束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如张铁铸等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以事务所百家排名度量）并未显著提高盈余质量[10]。
（三）审计质量与IPO折价
基于高声誉审计师更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这一前提假设，诸多文献将审计质量对IPO折价的影响展开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高声誉审计可以降低IPO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小IPO折价率[11，12]。Beatty分别以事务所规模和异常审计收费衡量审计师声誉，研究发现高声誉审计可以显著降低IPO折价[12]。王兵等基于2005年实施询价后的IPO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审计师声誉与IPO折价显著负相关[13]。陈俊和陈汉文基于中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初期的经验证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4]。另一种观点认为高声誉审计可以向市场传递出发行公司“质优”的信号，“质优”公司上市后股价上升幅度较大，因而伴随着IPO折价的提高[15，16]。Changetal.以澳大利亚1996～2003年的IPO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与IPO折价率显著正相关[16]。胡丹和冯巧根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7]。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会提高审计质量，但对审计质量如何影响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已有研究审计质量影响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的文献大多将“四大”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然而，“四大”并不等同于高质量，安达信、中天勤等大所的纷纷倒下就是最好的佐证[18]。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事务所转制后，一方面，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显著增加，这将促使审计师更加独立和谨慎；另一方面，合伙人之间会加强内部监督，合理配置审计资源，提高审计团队的专业胜任能力。由此推断，事务所组织形式会对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产生影响，根据我们的检索结果，鲜有文献考察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市场的影响。Muzatkoetal.（2004）以1994年美国监管部门允许事务所由普通合伙制转为有限合伙制为背景，考察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折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事务所变更为有限合伙制后，审计法律责任的降低，导致IPO折价率显著提高[19]。而中国监管部门为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积极推动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事务所不同组织形式对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盈余管理
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须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以注册资本为限对事务所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相比，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中，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事务所债务的，该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其他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事务所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相比有限责任制，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师的风险暴露明显增加。
发行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会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诉讼风险。鉴于盈余信息对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发行公司便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误导外部投资者的价值判断[1，10]。但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如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通过发审委审核的可能性越小，IPO公司的盈余操纵会使发行公司和中介机构遭受监管部门的处罚与投资者的法律诉讼[20]。近几年，由于万福生科、天能科技和新大地等上市公司在招股书中对财务数据进行造假，其会计师事务所受到了相应的罚款惩处，其签字审计师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为降低自身法律责任，会更大程度约束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于合伙人可以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来降低遭受法律诉讼的风险和损失，因此合伙人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2]。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中，合伙人在执业过程中会更加谨慎和独立，并强化对事务所内部的横向监督[2，5，6，19]。审计师出于上市后法律诉讼风险的考虑，尤其是当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情况下，会对可能引起显著经济后果的发行前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约束[21]。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的发行前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二）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折价
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提供的IPO审计具有更高的鉴证价值。IPO折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行公司、中介机构和外部投资者两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发行公司和券商试图通过折价发行的方式来吸引处于信息劣势的外部投资者，以确保发行成功[22，23]。发行公司事先不确定性增加时，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更大[24]。在信息处于弱势的投资者对于购买的事先不确定性大的股票，会要求更大幅度的折价。中国IPO市场的政府监管效力在逐渐增强，市场专业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职责，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1]。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法律责任的增加可以促使发行公司提高盈余质量，这将显著降低发行公司与中介机构之间、发行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不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于盈余信息是价值判断的重要基础，盈余质量的提高可以促使新股定价更加真实反映公司价值，进而降低IPO折价。
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提供的IPO审计具有更高的保险价值。如前所述，不同组织形式的事务所承担了不同的法律风险。IPO公司为了获得发行资格或者提高发行价格，可能财务过度包装甚至造假，这种事先不确定性通常会引发公司IPO后的业绩变化，甚至因虚假披露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也加大了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证券市场发生虚假陈述时，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这说明发行价格越高，当存在虚假陈述并被追责时，发行公司、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赔偿金额越大。承销商会用较低的发行价格来降低他们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25，26]。审计具有保险价值，能够分担券商发行过程中的部分法律责任。相比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仅以注册资本承担有限责任，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需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将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特殊时期，企业上市面临新的监管要求，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基于事务所转制带来的审计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的增强，本文提出假设H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的IPO折价更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07～2014年中国资本市场IPO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依次进行如下处理：为控制发行方式对IPO折价的影响，仅保留发行方式为“网下询价发行和网上定价发行”的样本；为控制承销方式对IPO折价的影响，仅保留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的样本；剔除聘请两家及以上事务所的样本；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经筛选，最终获得研究样本962家。使用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以控制异常观测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1.0。
（二）变量度量与回归模型
1.关键变量的度量
（1）IPO盈余管理
以可操控性应计数（DACC）的绝对值衡量IPO盈余管理程度（aDA），使用基本Jones模型（模型1）分年份、分上市板块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项来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数（DACC）①。
模型（4）的因变量为盈余管理程度（aDA），自变量为事务所组织形式（LLP），本文预测LLP与DA显著负相关。模型（5）的因变量为首日收益率（Return），本文预测LLP与Return显著正相关。
基于陈辉发等（2012）[9]、刘启亮等（2015）[5]、张铁铸等（2011）[10]的研究，在模型（4）中，控制了审计师声誉、承销商声誉、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流比率、上一期总应计数、公司年龄和上市板块对IPO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李常青和林文荣（2004）[28]、胡丹和冯巧根（2013）[17]、张铁铸等（2011）[10]的研究，在模型（5）中，控制了审计师声誉、承销商声誉、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公司年龄、发行上市时间间隔、发行规模、发行后国有股权比例、流通股比例和上市板块对IPO折价率的影响。控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面板A为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以及有限责任制事务所（LLP=0）和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LLP=1）之间因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检验结果；面板B为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在962家发行公司中，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了142家，占比14.76%。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IPO盈余管理管理程度（aDA）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更低，发行公司的未经市场收益调整的首日收益率（Return_base）和经市场收益调整的首日收益率（Return_adjust）的均值也显著更低。
（二）实证回归结果
1.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盈余管理的影响。表3报告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的多元回归结果。由表3第（1）栏可知，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IPO盈余管理程度（aDA）负相关，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为细化研究，将IPO盈余管理程度按盈余管理的方向进行分组，以检验事务所组织形式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影响。由表3第（2）和第（3）栏可知，事务所组织形式与负向盈余管理（DA-）和正向盈余管理（DA+）均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表明，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会抑制发行公司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促进发行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以显著降低发行公司的报告盈余。2.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折价的影响。
表4报告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折价影响的多元回归结果。由表4第（1）和第（2）栏可知，未经市场收益调整的首日收益率（Return_base）和经市场收益调整的首日收益率（Return_adjust）均与事务所组织形式显著负相关，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表明，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的IPO折价率显著更低，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三）稳健性测试
为了增进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1.变更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度量方法。以监管部门（财政部和地方财政局）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时间为准来确定事务所组织形式。在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盈余管理的回归中，事务所组织形式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事务所组织形式与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均显著负相关。在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折价率的回归中，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折价率显著负相关。
2.变更IPO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方法。分别使用调整Jones模型和业绩调整Jones模型度量盈余管理程度。在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盈余管理的回归中，事务所组织形式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事务所组织形式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
3.变更IPO折价率的度量方法。使用CSMAR数据库中提供的经市场收益调整的首日收益率度量IPO折价率。在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折价率的回归中，事务所组织形式与IPO折价率显著负相关。以上稳健性测试结果表明，除事务所组织形式与负向盈余管理之间关系不稳健外，其他结果均支持了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报告相关稳健性测试结果。六、研究结论
以保荐制下IPO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事务所组织形式对IPO盈余管理和IPO折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师加强了对发行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约束；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发行公司的IPO折价率显著更低。
中介机构的勤勉尽责可以显著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使发行公司信息披露更加规范、真实、透明，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监管部门积极推进中介机构组织形式变革，以促使中介机构更加勤勉尽责。研究表明监管部门推动的事务所转制增加了事务所和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提高了审计服务的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减少了发行公司操纵盈余的可能，提高了IPO市场的定价效率。本研究为监管部门推动事务所转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注释
①由于IPO样本数量有限，并不满足OLS回归年份-行业样本观测值不少于15个的要求，所以作者并未使用模型（1）分年份、分行业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项来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数。当然，本文还借鉴徐浩萍和陈超（2009）[1]的研究，采用剔除当年IPO公司后的其他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分年份、分行业进行回归来计算模型（1）的估计参数，再将IPO样本代入模型（1）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数，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的回归结果。作者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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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证券公司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内外竞争迫使国内证券公司重新思考生存策略，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研究国外证券公司的生存模式，探讨国内证券公司新的盈利模式，对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完善，都不无裨益。
二、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现状
目前，国内证券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四大块业务：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以及自营业务。这些传统业务与市场状况高度相关，受市场的波动影响极大。当前业务已简化成流程性、常规型的“通道”业务，具有简单化、低知识含量、金融创新少的缺陷。具体表现在：
1.收入结构不合理，经营风险大。经纪业务占到总收入的50%以上；投资银行业务局限于通道业务，收购兼并、财务顾问等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资产管理业务由于股市的下挫也受到了重创。
2.证券公司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利于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由于垄断利润的存在，客观上抑制了证券公司创新的积极性。
3.资产管理水平不高，财务危机加大。资产管理业务的收入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管理水平低下，核心竞争力弱导致了券商财务危机的加剧。
三、中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金融监管的放松，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以及跨国资本的充分流动，使得美国投资银行业迅速发展。而我国近10年来兴起的证券公司，与国际投资银行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1.盈利能力
表12003年中美四家证券公司盈利能力比较
数据来源：各公司2003年财务报告。
由表1，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差距表现在：总资产规模（如高盛公司的资产规模为中信证券的近300倍，是宏源证券的1000余倍），以及造成的净利润差额（如美林公司的净利率为中信证券的68倍多）；资本充足率造成的净资产收益率差距。盈利能力的差距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在收入结构、业务种类等方面。
2.收入结构
表2美国四家证券公司2003年度收入构成状况4
资料来源：各公司2003年度财务报告
国内证券公司的收入明显集中在传统业务上，佣金收入、交易收入，以及利息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90%以上。而美国证券公司得益于多元化的资本配置渠道，其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表2给出了J.P摩根、美林证券、摩根斯坦利、高盛证券公司的收入构成状况。这四家证券公司收入构成特征主要体现在：
(1)利息收入和分红收益占有很大权重。占到了四家公司总收入的42%至53%。
(2)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空间加大，是美国证券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如摩根斯坦利2003年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20%以上。
(3)交易和投资收入是主要的盈利来源之一。这四家公司的该项平均值在15%以上，高盛公司则达到了36.21%。
(4)投资银行收入和佣金收入等传统业务收入比重小。投行收入比重基本在10%以下，佣金收入比重也较低。
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证券公司规避因个别业务萎缩而导致整体收入大幅下滑的风险，从而增强证券公司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相比之下，国内证券公司相对单一的收入结构意味着单一的盈利模式，必将导致业内恶性竞争，降低了行业的盈利水平，增大证券公司的经营风险。
3.资本配置结构
美国证券公司显示出了更优化的盈利模式和更高的盈利水平：给予不同业务以不同的发展战略，资金的配置有不同的规划，从而保证了多样而稳定的收入来源。
(1)资本配置渠道广泛。如为并购业务提供担保贷款，为包销项目提供资本保证，为经纪业务提供融资、融券，为衍生品种交易提供保证金等，从而能够将所拥有的权益性资产放大20到30倍来经营，而不会承担太大的风险。
(2)自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较小，自营证券以债券、做市商证券、无风险套利为主，风险低。
(3)短期资金投向方面，美国证券公司能以低于回购利率的成本获取大量债务性资本，从而通过回购协议提高净资本收益率。
四、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
证券行业根本上是服务性行业，所以必须从研究客户需求、创新服务上着手，由“通道型盈利模式”转变为“创新服务性盈利模式”。其核心是业务和服务的创新，关键是证券公司整体实力的提升。
1.制度与模式改革
股份制改组之后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选择上市作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途径。许多国际著名的金融机构如花旗、汇丰等都是金融控股公司，以求最大限度享有混合经营的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摒弃集权式直线型组织结构的缺陷，建立起更有效的内控机制。
2.业务拓展与创新
(1)拓展经纪业务。包括产品创新和功能创新。产品创新可以围绕核心交换产品，为客户开发增值服务；也可以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方式。对于功能创新，要对营业部重新进行组织整合、业务定位，对证券交易、信息配送等流程系统进行改造，而且应充分利用数据仓库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另外，还包括发展具有高素质和高忠诚度的经纪人队伍。
(2)创新资产管理业务。2004年2月施行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推进证券公司的业务创新有着积极意义。在资金的运作方式上，可选择基金、私人账户和集合型经营或其他方式；在资金的运用方向上，可选择股权类、债权类、汇市产品和衍生工具投资。
(3)发展非通道业务。业务创新需要深化传统的承销、包销等通道业务，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收购兼并、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等新型的非通道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应作为重点发展业务。私募在目前有较好的市场，证券公司应充分发挥其资本市场中介的功能，与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的紧密合作，开展金融创新。
(4)简化非核心业务。证券公司可把技术系统外包给拥有专业技能的第三方，或者成立独立的技术公司，减轻负担。
3.综合实力的改造与提升
(1)加强资金实力。证券公司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谋求在货币市场的发展，重点在高流动性市场（如国债回购、票据、开放式基金）拓展业务。
摘要：非盈利组织在保障贫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中，扮演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角色，但是如何保证这种支持机制的可持续性，已成为非盈利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陕西省妇联“红风工程”社会支持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通过发挥慈善资源存量的诱出功能，以及回报社会机制的增权能力和驱动效应，获得了长远发展动力，为国内非盈利组织的项目运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支持可分成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部分，前者指来自公共部门的制度性支持；后者指由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的非制度性支持。保障贫困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参与。目前中国一些非盈利组织通过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向贫困青年女性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支持，为贫困妇女积累人力资本创造必要条件。但是其中多数由于运行机制问题，社会效益规模成长困难，项目难保其可持续性。为此，本文剖析了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红凤工程”独创的贫困女性高等教育社会支持机制，以促进该项目成功经验的传播和扩散。
一、“红凤工程”项目
1．社会背景
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与评价不同，有限的家庭教育资源会优先流向男性；即使家庭内不存在性别间教育资源竞争，在家庭生活与发展资源的总量约束下，由于受到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家庭分工的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会受到忽视。1999-2004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与男生的平均比例是：本专科生为76.1％、硕士生为65.2％、博士生为36.8％。[1]可见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随着学历教育层级的升高变得更为严重。中国在制定经济战略规划时，将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其中东部12个省份经济最发达，西部10个省份最贫穷。对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省份女性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0.05年，而西部10个省份仅为7.06年，并且东部男女性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之差为0.77年，而西部为1.21年。[2](p231)可见资源的稀缺状况直接影响着女性高等教育机会被社会剥夺的程度，而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贫穷地区的贫困家庭尤为严重。
因为性别差异和贫困，贫困女性持续面对不平等的教育机会，导致性别意识和发展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缺乏，很难走出贫困和附属地位的怪圈。为了实现教育权利的社会性别公平，需要将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权益保护纳入公共政策，发挥公共部门再分配功能提供制度性供给的作用；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发挥非正式支持对女性教育权利的保障作用。“红凤工程”便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95年，陕西省千名农村妇女以手工缝制的“红凤干花账”，向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获得拍卖款31.5万元。1996年，陕西省妇女联合会使用这笔款项启动了“红凤工程”，专项资助贫困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2．红凤实践
“红凤工程”的目标是保障贫困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包括回报机制、筹资机制、学费支持、能力建设和志愿服务5个核心环节：
(1)学费支持：根据资助标准不同，在校期间，每年每名红凤生资助1000-2000元现金。主要支持红凤生的学费和杂费，兼顾生活开支(研究生无需学杂费，主要针对其生活困难)。
(2)能力建设：关注助学政策中的性别、贫困等问题，通过培训教育，促使资助对象初步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和健康心理；建立咨询服务制度，帮助资助对象获得各种有益资讯。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助学的良性机制，作为制度支持的有效补充；组织红凤生到社会、社区和学生组织中锻炼，使受助生在实践中培养社会公民意识，增长能力才干；由学生自己主办、管理、服务校内社团，将红凤生培养成为社团建设骨干。
(3)志愿服务：成立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开展各种筹资活动；与各高校各作，建立红凤志愿者管理机制，包括网络更新、档案―数据库建立、热线接听、公用信箱设置管理等。组织红凤受助生和社会志愿者组成报告团，到西安二十多所高校进行宣教，主要开展诚信、宗旨等教育，并动员社会力量介入。
(4)筹资机制：通过各种传媒与红凤项目活动传播红凤文化，募集社会慈善资金。要求县级妇联按10％的比例，给省红凤办每上报10名红凤申请生的材料，就必须有一名是自己动员本地资源解决的，按此比例类推。
(5)回报机制：由“红凤办”代表资助人与受助生签定的《受助协议书》，要求受助人承诺在毕业5年后再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
以上第1-3个实践环节致力于向贫困青年女性提供非正式支持，帮助她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并培养未来发展能力；第4、5个实践环节致力于筹集社会慈善资源，激励红凤生有能力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前者对应“红凤工程”的项目目标，后者对应发展动力需求，二者缺一不可。
3．项目效果
1996-2004年间，红凤生由83名增加到1339名，资助贫困女大学生人数平均年增长率为43.16％，总规模增长16倍。工程善款由启动时的31.5万增加到569.94万元，筹集的社会捐助年均增长率38.46％，总规模增长18倍。已有五百余名红凤生顺利从高校毕业，并陆续向“红凤工程”反哺回报。可见，“红凤工程”的社会支持机制运行稳健，有效地促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发展。该机制对于非盈利组织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构建可持续的贫困地区女性教育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先行经验。
二、可持续的红凤社会支持机制
“红凤工程”共有3个参与主体：社会(捐助人)、非盈利组织(红凤办)、贫困女生(红凤生)。社会通过捐赠向红凤生提供非正式社会支持；非盈利组织通过筹资活动聚集社会慈善资源，并受捐赠人委托和监督，履行人职能，向红凤生提供学费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红凤生通过红凤办与捐助人达成社会心理契约，在校期间自觉参与“红凤工程”志愿服务和社会学习活动，并承诺毕业5年后捐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以回报社会。(见图1)
可见，在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中，3个参与主体两两之间存在双向支撑与反馈；并通过学费支持、能力建设、志愿服务、筹资机制和回报机制、捐赠监督等实践环节，各自在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中履行任务、分担责任，共同贯彻红凤社会责任系统。在这些实践环节中，筹资机制与回报机制因为蕴含着可持续性机理，成为红凤机制持续发展运作的不竭动力。以下从理论依据、运作机理和模拟检验三方面，深入分析这两个子机制：
1．理论依据
(1)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理论是筹资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费孝通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
种差序格局，他认为社会关系的亲疏与影响范围大小，就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圈子的中心。”[3](p22-29)“在我们的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2]据此可以推断，地方慈善资源更倾向于资助情感近的家乡贫困女生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当有一种社会慈善资源以附条件方式，要求当地以较少捐助数额提供资助配套时，因为可以凭较小的财力吸纳更疏远地缘圈子的资源来为更亲近的圈子服务，本土社会捐献热情可能得到较好地激励。
为利用已有存量资源的诱出功能，根据差序格局理论，“红凤工程”在筹资机制设计中，除应用传播媒介募集捐款外，还要求县级妇联每向省红凤办上报红凤捐助申请对象，10％必须自筹本地资源解决。
(2)心理契约理论。回报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契约理论。它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确立的一种带有一定经济核算关系和契约激励的社会交换契约理论。Blau认为社会交换基于信任，当一方做出有利于另一方的行为时，隐含着受益人未来的回报义务。[4](p65-278)这就是心理契约。Kotter也同意心理契约是存在于个体与组织(社会)之间的内隐契约，是双方关系中一方希望付出的代价以及从另一方得到回报的具体化。[5](P91-99)它可以利用某种经济核算关系予以量化，但勿需像市场契约那样以等价交换为条件。根据这一理论，“红凤工程”的受益人和捐助人是心理契约的相对人，非盈利组织则具有人身份，负责落实捐助人的社会承诺(因捐助行为而产生)。红凤生对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具有整体感知，并对应契约内容产生回报社会的义务感。但是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受益人对于这种契约关系将不断地进行再定义，这将导致契约内容的调整。为此，作为人的非盈利组织为了确保心理契约不被违背，可以追加必要的契约激励因素。
据此，红凤生被要求在获得每年1000-2000元学费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的同时，承诺毕业5年后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红凤生与其他社会慈善捐赠受益人不同，基于红凤工程契约，她们不仅拥有获得社会支持的权利，而且肩负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特殊义务。为了确保红凤生将来具备回报社会的能力，“红风工程”跟进了能力建设项目，为红凤生提供各种培训、咨询和实践活动的机会，以保证资助的产出效益和项目的长远发展；同时为了减少心理契约违背风险，“红凤工程”跟进了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红凤生参与社会学习，获得对社会承诺、红凤项目和自身的认知，通过红凤生之间、慈善工作者与红凤生之间的交往影响，增强红凤生回报社会的义务感。
2．运作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一般非盈利组织项目相比，“红凤工程”多了两股促进动力，所以更具有可持续性：一是由“红凤工程”存量资源发挥的诱出效应，激励了本土社会力量的捐助热情，带来了“红凤工程”资源的新增量；二是资助一名红凤生，就是开发一个新的可能社会慈善资源，使得“红凤工程”在获得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下，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受助生本人的支持。
这两股动力在“红凤工程”的社会支持机制中的可持续性效果，可用蛛网模型表示，如图2。
假定红凤生均兑现心理承诺，毕业5年后分别再资助了1名贫困女大学生，且“红凤工程”也未获得新的捐助款，这时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仍然可以持续运作，并且单周期社会捐助规模可以维持等幅振荡，积累整体社会捐助规模也能逐周期扩大。
但是，由于心理契约是可违背的，如图2的循环链条可能因为资助对象的契约违背发生断链，如此初始启动的社会支持便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这种断链可以通过重新启动新的资助进行补偿。可见社会筹资机制有着补偿心理契约违背损失、维持红凤社会效益规模的功能。新筹款项如果超过补偿额，“红凤工程”将具备更强劲的扩张力，单周期和累积红凤捐助规模都会发生扩散振荡；如果恰好等于补偿额，这种筹资社会效果就跟心理契约未断链一般无二；但如果红凤生违背心理契约情况严重，红凤筹资机制无法补偿断链造成的损失，红凤工程的单周期捐助规模将陷入衰减振荡，累积捐助规模将减速度递增直至停滞。
一般情况下，只要红凤工程的心理契约激励功能有效，筹资机制正常运作，“红凤工程”的扩散振荡状态是可维持的。
3．模拟检验
(1)筹资机制的模拟
根据1996-2004年“红凤工程”接受社会捐款资助的红凤生规模，采用曲线拟合方法估计2005-2023年筹资机制运转方程：
Y=4.934×107-49370X+12.35X2
式中，X表示年份，Y表示第x年捐助的红凤生人数。Adj.R2=0.84,说明拟合效果较好。根据该方程可预测2005年以后历年筹资捐助规模。(见表2)
(2)回报机制的模拟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2005-2023年红凤回报机制运转状况，程序流程见图3。
根据2005年“红凤工程”对贫困地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调查结果设计模拟参数(N=141)。(见表1)凡红凤生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视为尚未具备条件，约定的履行承诺时间顺延。根据一般高等教育学制安排，取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制分别为3年、4年、3年、4年。设定“你对大学毕业后5年之内再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的认识”一栏，选“应该履行诺言”的为届时会履行契约的红风生，其余为不愿履行人员；并假定所有红凤生都在就业后第5年履行承诺。
以上模拟结果见表2，表中数据充分说明了红凤机制的可持续性，由于目前筹资机制运作良好，完全可以补偿部分红凤生违背心理契约造成的规模缩减压力。而红凤生的回报社会行为将发挥重要的慈善接力作用，到2014年因红凤生回报行为而获得捐助的人数，将超过2004年“红凤工程”捐助规模(495人)。即使红凤的筹资机制停止运行，回报机制仍可在较长期间内支撑红凤社会支持机制继续滚动。
三、讨论
红凤回报机制是在1999年红凤毕业生倡议下设立的，前期红凤生在开始接受社会支持时并未做出回报承诺。部分红风生可能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实施回报社会行为，因此实际回报行为与模拟数据会有一定出人。同时，社会慈善资源是有总量限制的，近几年“红凤工程”筹资规模增长极快，通过曲线拟合的方法来估计未来筹资规模，可能扩大红凤机制的未来筹资效果。但是以上估计与模拟输出仍可从趋势上说明红凤机制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综合分析报告
一、财务分析报告内容概述
（一）专题分析报告内容概述
财务专题分析报告以三大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统计资料为基础对企业现金流量、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把控，相较于综合报分析报告而言更具有针对性，能够对组织经营数据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提出解决组织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从偿债能力分析来看，财务分析一般将企业的偿债能力分为短期与长期两类，两类偿债能力皆考察企业在经营期间创造收益以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短期将关注点放在组织获取现金等收入利益上面，更多的揭示股东、出资人的利益，长期分析则更多的考察组织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其与组织决策者利益息息相关。从营运能力分析来看，财务人员从效率、效益两个角度出发整合财务数据、利用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净值率等指标明晰企业各项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为后期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生产结构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奠定基础。从盈利能力分析来看，借助利润表等能够对企业利润组成要素情况进行明晰反映的会计资料分析组织当前经营模式与业务是否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对企业未来的盈利情况与能力进行预测与评估，为营销部门、生产部门、组织管理层调整推销手段、优化生产结构、变革商业模式提供思路。
（二）综合分析报告内容概述
综合分析报告以会计资料与报表为数据源对一个经营期间内组织内部的资金周转情况、整体盈利状况、利润分配模式、未来发展动态等进行全方位分析，是会计部门开展财务分析工作、编制财务报告的重要元素。相较于利润表等针对性较强的专题报告而言，综合分析报告涉及内容广、范围宽，既能为组织决策者制定投资计划、调整生产模式提供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等资源的质量与数量状况，实现生产、投资与企业资源的合理匹配。同时，综合分析报告可对组织一年内发生的问题与风险进行总结，追踪问题发生的根源所在，根据实际情况优化风险应急方案和常规性问题处理对策，查缺补漏，以减少未来企业发生类似风险的可能，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将历年财务报告进行对比可以获得企业经营走势图，根据走势预估企业未来经营动向，为企业领导者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依据。
二、财务分析报告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一）资产负债表作用
资产负债表是在严格遵循会计平衡公式基础上编制的反映组织在某个时间点资产状况、负债状况、所有者权益状况的静态报表。通过对资产负债表三大项目进行分析可得到企业财务状况的有效信息，为企业经营者了解组织实际状况，分析未来动向提供支持。从资产项目看，其质量与总量的高低与企业规模、盈利水平息息相关，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如，通过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流动资产状况可明确企业银行存款数量，分析企业变现能力，预估企业到期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从固定资产等会计科目可分析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益与效率，进而为企业管理者优化生产模式、新购生产设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数据支持；通过长期投资所反映的信息可了解企业投资的类型，在此基础上为预估企业实业投资或债权投资等投资行的利润与风险提供便利。从负债项目看，资产债表通过揭示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负债结构，能有效反映企业所面临的偿债压力、财产安全情况。如，将企业可变现总额与流动负债总额进行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则说明资金周转存在问题，企业偿债压力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导致企业生产、营销低效率，也可能是企业产品脱离市场需求产生滞销。具体如何解决需要管理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针对性行动。通过分析所有者权益项目中留存收益等科目我们可对投资者的初始投入情况有所掌握，为其他相关人员考察企业综合实力、未来成长性奠定信息基础。
（二）利润表作用
利润表作为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动态性报表，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一段时间范围内的收入、支出、利润情况。具体而言，其在组织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分析、评估企业盈利能力与水平。利润表中的收益分析能有效帮助投资者、股东、管理者了解组织收益情况、判断组织成长性。除了将企业不同时期利润表中的收益率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企业资源利用效益，还可将本企业收益率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对比，明确企业在行业竞争中的地位。二是分析、预估企业偿债能力。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不仅要考察企业的资产结构与状况，分析企业变现能力，还需要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实践证明一家长期获利能力差的企业，其资金流动性势必不高，偿债能力较低。管理层通过对利润表中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可预估企业未来的偿债能力，适当调整企业当前的信贷规模，调查偿债能力低下的根源，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三）现金流量表作用
现金流量表作为反映企业一定时间范围内资金流入流出情况的工具，通过分析企业投资行为、经营行为、融资行为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得到企业盈利能力、资金管理能力、偿债能力的相关信息，能有效评估企业经营行为、预测组织盈利水平、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质量，为管理者修正管理模式、重塑生产流程奠定信息基础。具体来看，企业可通过对现金流量表所反映的现金结构进行分析，了解企业在投资、筹资、经营三大活动中的现金流动情况，对比三大活动中现金流量差异，根据现金来源占比分布与企业净收益评价企业的投资、筹资、经营活动。如，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流出较多的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较低，现金结构更为合理，企业成长性较好。具体的现金流量指标如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能够有效弥补利润表在评估指标上的不足，帮助财务部门、管理部门进一步了解企业相关业务开展的质量和效率、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每股收益为例，该指标所反映的是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比率越大，企业的股利支付能力越强。同时，通过对比企业在不同年份的现金流量状况可得到企业现金流量变动的趋势，该趋势不仅能反映企业实际经营、融资等活动的质量与效率，管理层还可以以该趋势为基点预判组织未来发展前景，制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愈加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受行政行为影响较大，国家从政策的引导、制度的实施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很多高职院校分属不同政府部门或企业管理，政府、企业、学校间的非对称博弈严重。长期以来缺少制度创新，不能为高等职业教育创设良好的环境，直接使得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受到影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新时期，从优化制度环境的角度探析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非盈利中介机构、学校三者之间的权力博弈
长期以来，政府、非盈利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介机构、学校三者存在潜在的非合作式权利的博弈。政府在博弈中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布局，通过宏观政策调控，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对高职职业教育进行引导。非盈利中介机构在我国处于弱视地位，在运行中受到行政行为的约束，无法体现出独立性。对于学校而言，中介机构的行为无法对学校产生根本的影响。政府、非盈利中介机构、学校三者之间即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因为追求的权力和利益不同，而无法形成合力，在一定程度了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首先，要明确政府的服务”执政理念，着力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要把行业管理和监督的职能还给非盈利性中介组织，高职教育想得到发展，必须发挥非盈利性中介组织，还权于行业部门”，如果没有非盈利性中介组织的参与，高职人才培养的模式就可能仅成为政府、学校权利博弈的工具，而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第三，高职学校要通过科学、合理、特色办学，品牌化建设来赢得市场份额。最终，政府、非盈利中介机构、学校三者只有从高职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自身的体制进行完善，才能将一个非合作式博弈变为合作式博弈。
二、政府、学校、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
从企业的角度看，学校为企业培养急需的人才，是在为企业创造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从政府的角度看，学校培养的职业技能人才又促进着全民素质的提高，因为三者之间拥有人才培养”这个盈亏的平衡点。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不断探索更深入的校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让企业入股的形式，两者之间共同进行红利的分配，从而提高进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为共同培养人才这一目标而努力。企业在参与高职学校人才培养中，为学校提供实验实训基地，反之学校完全根据企业的人才需求确定专业方向，企业与学校共同组建由企业的专家、高级技师、教授、政府人员组成高职人才培养机构，共同参与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学校为企业提供充分的技术咨询服务，与企业共同进行新技术的研发，真正的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企业、学校各取所需，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繁荣发展。
三、激励与制约机制的建立
一方面，要建立制约机制。从行业的角度看，要构建以过程控制为重点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体系。用质量标准体系来对高职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在实践中可以借鉴国际上的is09000认证标准，将其引入我国的高职教育领域。从学校的角度看，要更加注重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学生的实验实训、毕业指导等方面进行改革，更加注重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方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最好的激励就是竞争，应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高职院校的全面市场化，才能实现高职院校间的自由竞争，打破公办高职长期固有的寡头”地位，形成一个多头”的市场环境，促进各高职院校争相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四、亚制度”环境的形成
长期以来，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较差，社会认知的偏差使得高职院校成为众多高考学生的后备选择”。全社会对于高职教育的不认可，使得高职学生就业困难，打消了学生进行高职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也不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纷纷忙着学历升级、忙着抢生源的态势，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短视化严重，仅从学校的利益考虑，而忽略学生的长远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亚制度”环境。因此，必须改善现有的亚制度”环境，方能创造一个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土壤。首先，要加强高职教育的宣传。政府、企业、学校要形成宣传合力，利用政策、媒体、组织推介会等方式大力进行高职教育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正确认知。其次，要加强高职文化建设，在重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使高职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构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多组织各类社会活动，将校园文化拓展到社会中来，增强学校与社会组织的交流，提高高职院校的亲和力。第三，要塑造高职教育的特色品牌。突出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差异性和教学资源的稀缺性，找准品牌的突破口，做强做大在高职院校较擅长的某一领域，逐步形成行业的技术权威，突出高职院校的个性化，使高职能够在多元化教育格局的今天赢得发展的空间。通过亚制度”环境的打造，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良性循环，使高职教育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代名词，使高职毕业生成为企业争相抢夺的稀有资源”。
非盈利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早先的非盈利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贫民救济活动，很多非盈利组织起源于慈善机构。西方一些学者把非盈利组织统归于非政府组织，我国一些学者则把它称作第三部门或非营利机构，以区别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等。
二、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对非盈利组织的界定模糊，缺乏明确性
重新审视我国公益的性质会发现，我国对这个概念尚未能够从法律程序上予以明确的界定和保护。目前，我国存在的许多所谓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虽然挂着民办的招牌，然而追根溯源，很多组织背后却与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利益相关甚至是由其一个附属的关联机构，他们直接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公信力而畸形发展。牙防组就在这一灰色空间成立发展起来，直到事情曝光之前我们不曾怀疑过他在国内权威品牌认证的公信力地位。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结果让我们大为震惊，这个曾为多种产品提供“权威认证”的机构，最终却被控其根本不具备认证资格。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与其联系紧密的组织――牙防基金会，在牙防组的运作过程中它就一直扮演着“牙防组”的“理财者”。性质和意义不言而喻。在卫生部撤销牙防组之后，“牙防组从企业获取的大笔资金用到哪去了？”这成了大众一直关注的问题。之后，卫生部公开表示，牙防基金会的财务方面存在诸多的违规之处。
（二）非盈利组织的内控机制薄弱，自律性不足
由于非盈利组织本身特有的属性，它的财务管理理念缺乏一套系统化思路。非盈利组织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将制度、管理和财务相互配合。非盈利组织决定了它的财务运作最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所以它也不存在利润指标，因而，我国多非盈利组织都存在着内控制机制薄弱，对财务风险的有效识别、动态监测和及时评估、预警等尚未形成体系，缺乏一套成熟的财务防范和内控机制，同时缺乏对组织各个部门职能履行情况的有效考核评价依据，权利责任义务缺乏有效连接，管理混乱。此外，非盈利组织设计比较广泛，虽设有财务部门，但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独立性不足，有时财务的内部审计仅仅流于形式，加之内控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盈利组织财务在运作过程中软件功能控制较差、密码控制疏漏、授权机制执行力不够，财务风险日益加剧。
（三）缺乏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
我国非盈利组织的人事化行政倾向严重，裙带关系严重，相关财务会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一旦出现财务漏洞，给组织带来重大损失，并且损害国家形象。非盈利组织的内部高层管理者缺乏制约机制，分权制衡理念缺失，很容易出现权力分化，权力失衡是一个组织的畸形发展的重大诱因，国家没有深厚的金融才能、掌握扎实的专业的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风险一旦发生也很难快速控制，无法准确评估可能存在的新形式风险。因此，财务人员管理水平与素质也在一定水平上限制了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对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变得更为重要。
三、非盈利组织财务公开治理框架的构建
（一）建立一套相对严谨的公益财务公开法律保护程序
当今社会物质资源丰富的同时需要社会加大对公益文化的保护，建立一套相对严谨的公益资产法律保护程序显得愈发重要。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规定，非盈利组织的财务向外界强制力要求其公开，也没有指定的审计监管机构还核查账目，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完全依靠人民群众对社会的信任。也许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曾为公益事业募捐过，但是有很多情况我们并不知道公益事业捐款资金的去向，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了解自己钱财的实际用处，应提高非盈利组织财产管理透明度，定期向捐款者报告资金运作情况。例如，可以在青基会的年报上公开其捐助的资金的去向;类似大型慈善机构应该建立报表公开披露制度，对资金捐赠者一个合理明确的交代。非盈利组织的财务完全依靠公益团体的良心和自律是不能够保证它的财产安全的，必须要接受社会监督，财务透明化是最直接有效地树立社会公信力的方式，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建立相应的财务公开查询数据库。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外部强制力的保证之上，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尽快完善非盈利组织的法律责任义务和监督管理制度。
（二）强化对非盈利组织财务公开的监管
由于市场的缺陷，政府应加大对非盈利组织财务公开的广泛监管，非盈利组织财务的混乱容易延伸成社会道德风险，极易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消极影响，从而引发对政府、对社会的不信任。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非盈利组织财务公开的监管制度，目的是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升公众对非盈利组织的信心。非盈利组织必须充分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财务公开监管体系，建立合理的财务分配机制，每个级别的人员都有监控的权利，杜绝未经授权就擅自操作的行为。我国非盈利组织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造成我国对于非盈利组织财务公开监管的空白，鉴于其特殊性和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可以学习西方国家，加强政府监管职能，而且重视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及同业监管，强调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加强行业自律性监管，建立网络银行业的自我限制和监管机制。
（三）培养高素质的财务专业人才
我国非盈利组织正在向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当今财务管理的专业人员不能只是具有技术水平的工作人员，必须打造和建设一支兼财务知识与综合知识与一身的现代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财务监管当局应积极培养一些既懂财务又熟悉金融业务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同时加强对旧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他们使用、掌握和开发智能化的财务公开管理监测系统、电子化稽核系统的能力。同时也要培养财务公开监管人员管理、分析、决策的能力，与时俱进，使财务人才能跟上未来市场发展和日益复杂的技术的需要，以符合未来财务专业人员的新要求。
四、非盈利组织实物案例分析
（一）（净现值成本法）
假设某医院购买某大型医疗设备，同样的设备有两种可供选择，两种设备的购入成本和运营费用如下表所示：假定折现率为10%
医疗设备的购入成本和运营费用
设备净现值=40000+20000*（P/A，10%，6）=127106
（二）（平均年成本法）
设备的购置成本及运营成本
假设医院要购买的仪器有两种型号，A设备和B设备，但是它们的使用寿命不同，分别是4年和5年。年初的购置成本以及每年的运营成本如上表所示。
平均年成本=（60000+10000*（P/A，10%，6））/（P/A，10%，4）=25827
关键词：会计事务所；变量定义；描述性统计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16）15-61-2
1研究假设
1.1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合伙企业债务时，首先以合伙企业的财产承担对外清偿责任，不足时由有过错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没有过错的合伙人不再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审计师的法律风险增大了。转制后审计师为了保护自己利益，风险意识会提高，执行更多的实质性程序，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导致审计的直接成本显著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制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后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提高。
1.2客户的盈利能力
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投资者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能力的分析可以了解到企业的经营状况。投资者在投资时首先会考虑企业获利能力的大小、稳定与持续，以及获利能力变化的趋势，投资者总是将资金投向获利能力强的企业。在此种压力下盈利能力好的企业舞弊的可能性较小。进而事务所进行审计时承担的风险也较少，审计成本较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审计收费与客户盈利能力成负相关。
1.3审计客户业务的复杂程度
已有的研究表明，审计客户的业务复杂程度也会对审计收费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的业务复杂程度越高，审计人员需要实施的审计范围就越大，审计程序就越多，进而审计成本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审计收费与审计客户业务的复杂程度成正相关。
1.4客户的规模
企业的规模越大其资产和业务就越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样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时就需要扩大审计范围，采用更多的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增加审计时间，进而审计的成本就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审计收费与客户规模成正相关。
1.5公司的偿债能力
通过对偿债能力的分析，可以考察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和风险，有助于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预测。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财务风险越小，其在偿债能力方面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样审计人员的风险相对较小，审计费用就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审计收费与成客户的偿债能力负相关。
2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2.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LnFEE：审计收费，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的稳定性本文解释的审计收费采用的审计收费的对数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本文在审计收费选择时，既包含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审计收费也包括提供的内部审计收费。因此选取的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境内审计费用金额和其他相关费用金额的合计。
2.2解释变量的选取
XS：组织形式本文选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用1表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0表示有点责任制事务所。判断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是否转制按照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披露的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准。
2.3控制变量的选取
SIZE：客户规模，用上市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表示。
审计客户业务的复杂程度：本文选取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和存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即ARR和INVR。
客户盈利能力的指标选净资产收益率即ROE。
公司偿债能力选取资产负债率即DR。
2.4模型构建
本文Simunic审计定价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政策和审计收费的现状，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ln（fee）=β0+β1XS+β2SIZE+β3ARR+β4INVR+β5ROE+β6DR+ε
3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3.1样本选取
3.1.1事务所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2012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的前十名中普华永道、德勤华永等作为事务所研究对象。
3.1.2事务所的样本选取
由于事务所样本选取的是2012年完成转制的事务所，为了保证转制前后的可比性，本文选取以上六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以下公司的数据：
①金融保险行业公司，与其他企业行业相比，该行业
的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方法都具有特殊性，可比性相对较低；
②2011-1013年变换过事务所的企业；
③未披露审计费用、缺失数据的上市公司。
最终得到339个公司年度数据，其中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113个数据。
3.2数据来源
①事务所的相关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经手工整理后得到，包括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审计收费。
②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整理后取得。数据处理主要采用Eviews7.2和Excel2003
4实证研究
4.1描述性统计
由表1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事务所在有限责任制下审计收费对数的均值为13.90793，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收费对数的均值为14.00677，转制后审计收费有所提高。
4.2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0.970407，F=94.92862，p=0.0000<0.05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很好，即说明模型没有遗漏重要的变量。XS、SIZE的p值均小于0.05，可以通过5%显著性
水平的检验。XS的系数为正，支持了假设1；SIZE的系数为正，支持了假设4。其他变量的p值都大于0.05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所以没有支持假设2、假设3、假设5。
5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①组织形式与审计收费成正相关关系，即与有限责任制相比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要高。
②客户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客户的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收费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客户的资产规模却和审计收费成正相关关系。
5.2政策建议
①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审计收费有所上升，但是特殊普通合伙制度中存在承担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两种合伙人，这种二元责任并存的制度约束着事务所的每个合伙人，每个合伙人都会保持执业谨慎，尽职尽责，遵守执业守则，进行自我风险控制。合伙人自己实现监督，有利于保证执业质量。因此，建议在执业的过程中要保持更高的独立性，实质性测试过程更加谨慎，更加遵守职业道德。
②完善审计定价模式。本文的研究发现只有客户的资产规模和审计收费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审计师定价时考虑的不全面。客户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客户业务的复杂程度对审计风险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对审计收费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本文看来审计收费定价没考虑到这几个因素。因此，建议审计定价时要考虑到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来完善审计定价模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