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稳增长”极为重要的环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解除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根本制度安排，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居民消费水平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以Feldstein（1980）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存在财富替代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会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以LeimerandLesnoy（1982）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退休效应。社会保障会激励人们提前退休，获得收入的时间缩短将促使人们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国内的学者们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定性研究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而实证研究的结论则常常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立足于对山东省的研究，运用赵建国、李佳（2011）改进后的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区间为1995～2012年。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财政社保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由于山东省财政社保支出的统计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采用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据作为研究社会保障支出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年，用相应的指数对文中所采用的所有数据进行平减。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采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7。
三、基于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赵建国、李佳（2011）通过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并以此研究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如式（1）所示：
lnct=？茁1+？茁2lnht+？茁3lngt+？滋t（1）
式（1）中，Lnc表示居民消费支出，Lnh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Lng表示社会保障支出。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之后，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都是不存在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对上述平稳的一阶差分系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虽然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由于单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对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的稳定关系进行检验。
考虑到要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了Johansen检验，其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可以看出，Lnc、Lnh和Ln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而可以得到如式（2）所示的协整方程：
Lnc=-0.048Lnh+1.132Lng（2）
从协整方程式（2）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社保支出和居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上升1.132个百分点。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存在着财富替代效应。从长期看，居民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下降0.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的上升对消费水平具有反向影响。这可能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却不会用来消费，反而进一步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政策
本文采用改进的消费者最优模型，对山东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社保支出、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社保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健全，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有效带动居民消费的上升。基于此，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步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山东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且山东省人口众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小。只有逐步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减轻人们的负担，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应当注重社会保障融资机制的建设，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同时，政府应当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自，减轻其投资壁垒和税收负担。逐步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和活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FeldsteinMS，PellechioAJ.Socialsecurityandhouseholdwealthaccumulation：Newmicroeconomicevidence[J].1980.
[2]LeimerDR，LesnoySD.Socialsecurityandprivatesaving：Newtime-seriesevidence[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2.
[3]李晓嘉.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研究[J].财经论丛，2013.4.
关键词虚拟社会资本；消费者在线行为；扎根理论；数字营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概述
“社会网络传播快乐、宽容和爱。社会网络影响着我们的选择、行为、思想、情绪，甚至是我们的希望。”社会资本作为嵌入在社会网络当中可利用的现实与潜在资源的集合，它对人们在社会网络中所发生的行为和关系均有显著影响，例如社会资本有利于社会组织当中新知识资本的创新，社会资本影响着人们使用媒介的频率和习惯等。社会资本理论广泛用于解释与研究品牌传播方面的问题得益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社交媒体的普及。由于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消费者趋向于在与他人在线互动中获取品牌信息，并且通过互动所获得的品牌信息相对于品牌主传播的品牌信息更具影响力，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因此许多研究者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索影响消费者在线行为的因素。那么，社会资本对消费者何种在线行为有影响？是如何影响的？以上是本研究拟回答的两个主要问题。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虚拟社会资本”和“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行为”两个概念并解释其涵义；再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前人对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再次通过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建立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研究最后对该模型进行解释。
二、相关概念与文献述评
（一）虚拟社会资本
虚拟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关于社会资本，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多数情况下，如何界定社会资本取决于研究问题所属的领域。在营销传播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主要从个体（用户/消费者）的角度结合两种视角进行定义，即关系视角与资源视角。关系视角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中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关系的总和，是嵌入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结构（YupingLiu-Thompkins，2012）。资源视角采用林南（2001）及JanineNahapiet（1998）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个体可利用的现实与潜在的资源的集合，并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三种维度（Chien-ChinHuang，Tung-ChingLin，Kuei-JuLin，2009；RebecaSanJose-Cabezudo，CarmenCamarero-Izquierdo，2012）。
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极为抽象的概念，存在于社会网络当中的关系本就作为个体可利用的一种资源，它既是关系同时也是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当中个体可利用的所有关系与资源的集合。虚拟社会资本的概念始于对网络虚拟社区的研究，之后被广泛用于网络新媒介的研究，也称为“在线社会资本”，张洪忠等将其定义为“在网络空间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虚拟社会资本与传统定义的社会资本区别在于其发生的场域从线下转到了线上，本研究将之定义为嵌入于在线社会网络当中个体可利用的所有关系与资源的集合。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体能够创造新的社会网络，个体通过电子邮件、移动设备以及其他互联网媒介（脸书等）去增加他们的社会联结，当个体归属于某个在线社会网络之时，他就产生了社会资本。虚拟社会资本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一样，对在线社会网络当中的个体参与者产生影响，同时形成在线社会网络成员共有的规则、规范，促进在线社会网络协作效率。
（二）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
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consumers’onlinebrand-relatedactivities，简称COBRAs）由DanielG.Muntinga等（2011）在《引入COBRAs模型，探索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动机》一文中提出，作者认为以往对于消费者在线行为的研究均采用分割的视角，例如对在线口碑传播（eWOM）的研究只聚焦于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传播行为，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研究只聚焦于用户内容生产行为，而COBRAs模型作为一种消费者行为的结构性框架，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媒介使用行为的一个整合性视角。
作者将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媒介使用行为由低到高分为三种类型，即消费、贡献、创作。消费是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媒介使用行为当中最低层次的行为，其中包括观看、收听与品牌相关的视频、图片、网络广播，加入品牌社区，在社会化媒体中观看与品牌相关的评论信息或产品介绍，等等；贡献行为包括在社会化媒体中评价产品或品牌，参与完善社会化媒体中品牌简介的写作，在网络虚拟社区或者社会化媒体中融入与品牌的互动，评论出现在博客、脸书、视频、广播等等网络媒介中的品牌信息；创作是最高层级的行为，其中包括与品牌相关的博客，下载与品牌相关的视频、音频、图片，撰写与品牌相关的文章或评论。
然后，作者通过消费者动机产生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访谈法总结了消费者基于娱乐、获取信息、获取报酬从而产生消费者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行为；基于个人身份、整合与社会互动、娱乐产生贡献行为；基于个人身份、整合与社会互动、赋权与娱乐产生创造行为。DanielG.Muntinga等所提出的COBRAs模型关注的是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本研究认为此模型同样适用于在线社会网络当中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行为研究，其中消费行为指消费者于在线社会网络点击阅读或观看与品牌相关的链接、推送或文章、观看或收听与品牌相关的视频或音频、参与品牌社区；贡献行为包括消费者于在线社会网络中对与品牌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或转发至其网络空间；创作行为包括消费者于在线社会网络中撰写与品牌相关的文章、创作与品牌相关的音频或视频。（表1）
（三）消费者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动机
消费行为学家FishbeinMartin对消费行为的产生作过以下阐释：对消费者在未来是否会采取某种具体行为的最直接的预测方法就是了解他们采取该种行为的倾向，探索消费者行为的另外一种视角是通过研究消费者动机来预测其可能发生的行为。因此，虚拟社会资本与消费者在线行为动机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是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在线行为影响的新视角。国外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提出，个体维系、获取、投资社会资本是目前社会资本研究亟需补充的研究课题，包括个体如何维系、获取、投资社会资本；个体维系、获取、投资社会资本会对其在社会网络中的行为有何影响。强联结本身就是个体行为的一种重要动机，换言之，社会资本作为消费者行为的一种重要动机，消费者基于维系、获取、投资在线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动机会引发其一系列行为。消费者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分别是什么涵义？消费者于在线社会网络中，是否具有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求呢？对于以上问题，国内外相关文献已予以回答。
Putnam认为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传播是产生和维系社会资本的关键前提，换言之个体维系社会资本的行为即维系社会网络中个体的种种关系；童程芹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Maloney，Preece及Nahapiet和Ghoshal有关维系社会资本的阐释，将社交网络里的消费者维系社会资本定义为“通过互动促进与社交好友的沟通与交流”，并认为消费者维系社会资本是消费者转发行为的重要动机。张倩认为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根本原因是获取在线社会资本，并且将消费者获取在线社会资本的类型分为人脉、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本，换言之即消费者获取来自于社交媒体所组成的在线社会网络中的人脉、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源。杨洁、陈雅琪均对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行为与虚拟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均显示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网站与消费者获取虚拟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即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网站正向影响了其获取虚拟社会资本。李六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个体参加社会网络关系从本质上看就是投资社会资本的行为，个体投资社会资本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个体参与社会网络可以为合作的产生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也可以理解为，个体投资社会资本是个体维系与获取虚拟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消费者只要参与入社会网络，就有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求，消费者维系虚拟社会资本是维系在线社会网络中消费者与他人的关系、情感、信任和资源；消费者获取虚拟社会资本是消费者希冀从在线社会网络中获取自身所需的关系、情感、信任与资源；消费者投资虚拟社会是消费者建立和发展在线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情感、信任与资源。这些需求对消费者参与社会网络的种种行为都产生了影响，是消费者参与社会网络行为主要的动机。（图1）
以上文献多数是从消费者使用媒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且现有文献均片面或单一地对消费者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并无完整详尽的将消费者维系、获取与投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更没有分别对消费者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会产生何种行为进行研究。作为品牌的消费者，其在线行为与作为媒介用户的消费者一定有所差异。因而从品牌消费者的角度研究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有关品牌在线行为的影响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以下将通过深度访谈法探究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有关品牌在线行为的具体影响，并通过扎根理论探索其影响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概述
深入访谈法是一种通过与被调查者深入交谈以此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它能够较为深入地、准确地挖掘影响消费者行为因素的研究方法，它相对于调查法更客观。扎根理论适合用于探索性研究，它为研究人员提供一套完整的从原始材料中归纳与建构理论的方法和步骤，通过对原始资料的不断比较、思考、分析将资料转化为概念，并建立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形成理论。本研究将根据研究问题，通过对样本的深入访谈，获取初始材料，再通过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并以故事线方式建构理论。
（二）深入访谈样本的选择
与调查不一样，定性访谈不管是访谈者还是调查访谈者，都必须相当熟悉访谈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访谈才可能顺利、自然地进行。由于个体自身个性因素、喜好因素、使用在线媒介习惯的不同，本研究采用目标式（或称判断式）的抽样方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则选择访谈样本：第一，活跃于各个社会化媒体之间（微博、论坛、微信、美拍、小红书、知乎），频繁地使用各种社会化媒体；第二，频繁地发生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即消费（点击、阅读、浏览等行为）、贡献（评论、转发等行为）、创作（撰写评论、拍摄图片或视频等行为）。通过于在线媒介中（微博、微信、美拍、小红书、知乎）的观察，最终挑选出52位活跃度高、频繁地发生与品牌相关行为的目标样本。由于扎根理论提出了“理论饱和度”的原则，访谈和分析在实际研究中是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的，每进行一次深度访谈后就需要立即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初步的理论假设，然后再抽样、再修正理论，循环往复，直至所建构理论假设中的概念、范畴体系达到完善，不再出现新的概念类属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已经达到理论饱和，不再需要增加访谈量了。本研究首先对目标样本进行编码，采用随机抽取某一目标样本进行访谈，访谈后将之从编码框中去除，再进行随机抽样，到受访者数量到达第31位之时，理论达到了饱和状态，最终访谈样本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深入访谈从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2月10日结束，由于受访者来自各个城市，采用一对一电话访谈结合即时通讯工具访谈的形式，每次访谈时间约为70分钟。定性访谈是根据大致的研究计划在访问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一组特定的、必须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顺序来询问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在正式访问前已向受访者介绍相关概念与释义，提纲由以下问题组成：您是否有维系、获取、投资网络中您与他人的关系、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源的需要？某个品牌/产品相关的信息是否会影响您维系、获取、投资网络中的关系、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源？您为了维系、获取、投资网络中您与他人的关系、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源，您可能会发生什么与品牌相关的行为？您在发生与品牌先关的行为时，会考虑什么因素？或者是什么因素会阻止或刺激您发生这样的行为？定性访谈是持续性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一再地修正问题的形式，因此在访谈过程中不一定固定于以上的问题，而是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不断修正提出的问题，以期获得有关本研究更准确的材料。
（四）编码过程
本研究使用扎根理论的三种主要编码方式，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通过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将深度访谈的初始材料进行分析与归纳，使用选择性编码及故事线的方法发现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建构理论模型。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第一步编码过程，要求研究者摒弃先有的概念束缚，保持开放的研究态度对原始的访谈资料进行详细分析并归纳出研究的简短并精确的初始代码系统。开放式编码在原始访谈资料分析时可以采用逐词编码、逐句编码或者事件编码，本研究使用逐句编码的方式进行开放式编码，即从受访者回答的有关影响消费者生成广告行为因素的句子中进行编码。经过多次分析原始访谈资料，整理出236条原始语句，并在剔除了只出现过两次以下的概念与重复概念后，最终得到了本研究的十八个初始概念，并根据开放式编码形成八个初始范畴，即联结强度、信息安全性、奖励因素、在线社会网络的压力及归属规范、消费者喜好因素、消费者品牌/产品经验、消费者先前行为经验、信息特征。一般主轴编码依照寻找开放性编码形成的所有范畴当中的内在逻辑，其方法可以是寻找因果关系或是中介关系、从属关系等，并由此总结出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逻辑范畴。本研究按照因果与从属关系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十四个初始概念进行归纳，最终形成四个主范畴，即刺激因素，包括奖励；社会网络因素，包括联结强度、在线社会网络的压力、归属规范；品牌/产品信息因素，包括信息特征、信息安全性；消费者经验与喜好，包括消费者的品牌/产品经验、消费者先前行为经验。选择性编码围绕着核心范畴，分析哪些范畴与核心范畴相关，并研究主轴编码形成的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验证所归纳的关系，最终构建扎根的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选择性编码，将主轴编码所形成的四个主范畴归纳为外部因素，其中包括社会网络因素、刺激因素、信息因素；消费者内在因素，其中包括消费者经验与喜好。（表3）
四、理论模型的建立与阐释
（一）理论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扎根理论的编码方式，获得了影响消费者维系、获取、投资虚拟社会资本以及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消费、贡献与创作行为的社会网络因素与信息特性因素，本研究拟采用故事线的方式发现各个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故事线”是以一句话总结个案故事的主要线索从而发现许多个案共同存在的故事线，最终总结成围绕核心范畴的各个逻辑关系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围绕着“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影响”的核心范畴，形成消费者对虚拟社会资本的动机引发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行为，同时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均对消费者动机与行为产生影响的初始模型。（图2）
再通过反复分析初始访谈材料，挖掘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更为细致的影响路径，最终形成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影响模型。通过对目标样本的一对一深度访谈，验证了消费者于在线社会网络中具有维系、获取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求，并且无论哪种需求都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品牌信息的消费、贡献与创作行为。然而在消费者基于维系、获取、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求导致其发生与品牌相关的不同在线行为的过程当中，动机与每种行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或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分别是联结强度、信息安全、在线社会网络中的压力归属规范、消费者喜好、消费者品牌经验、行为经验、信息特征、外部奖励，它们或促进或阻碍消费者发生与品牌相关的行为，以下将分别对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进行阐释说明。（图3）
（二）理论模型阐释
本研究所建立的虚拟社会资本对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影响模型分为四个影响路径，消费者根据不同的联结强度与品牌/产品信息是否安全，产生对虚拟社会资本不同的需求是第一个影响路径。在消费者产生维系、获取、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动机后，其可能发生消费品牌信息行为、评价或转发或参与讨论品牌信息的贡献行为、或是将品牌信息加工、再造等创作行为，在这过程当中，每种行为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第二个影响路径为消费者消费品牌/产品信息会受到在线社会网络中压力、归属与规范、消费者自身喜好的影响。
第三个影响路径是消费者贡献行为会受到在线社会网络中压力、归属与规范、喜好、品牌经验及信息特征的影响；最后一个影响路径是消费者创作行为会受到在线社会网络中压力、归属与规范、喜好、品牌经验、行为经验、信息特征与外部奖励的影响。从模型来看，消费者产生越是高级的行为，受到影响的因素也就越多。
1.影响路径一：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联结强度主要由消费者与他人的联系频率及不同的关系两个初始概念组成，消费者与他人不同的联系频率及不同的关系会导致其产生对虚拟社会资本不同的需要。若是弱联结，即那些与消费者联系频率较低、关系较疏远的成员，消费者更可能产生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换言之即加强与他们的互动、建立与他们的信任、加深与他们的感情；而对于强联结，消费者更可能产生获取与维系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他们更可能从与自身联系频繁、关系紧密的人那里获取有关品牌的信息、评价以及寻求他人的帮助，更可能转发他人所需要的品牌/产品信息、与他人对品牌/产品信息进行讨论。信息是否安全，是否具有明显的广告意图，是影响消费者产生对虚拟社会资本不同需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信息不安全，或具有明显的广告意图，消费者发生相关行为会影响其于在线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威望，会影响他人对消费者信任程度的降低，因而消费者会产生维系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阻止其发生任何行为；若是信息较为安全，广告意图不明显，消费者则会产生利用信息资源，加强与他人的互动、加强与他人的信任、加深与他人的感情、帮助他人或希望受他人帮助的动机。
2.影响路径二：对品牌/产品信息的消费，是消费者与品牌相关的在线行为中最低层次的行为，通过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消费者最可能产生对品牌/产品信息的消费行为。消费者基于维系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他们会阅读、观看、收听有关品牌/产品推送、视频或音频，关注其他成员共同关注的品牌/产品，关注其他成员正在讨论的品牌/产品，以期维护其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情感、信任与信息资源；消费者基于获取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他们会更为主动的点击、观看、收听他们所需要的来自于其他成员所推荐、转发的品牌/产品信息；若是基于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需要，消费者会首先消费品牌信息，根据其他成员的需要给予他人帮助、建议等。在以上过程当中，受到在线社会网络的压力、归属、规范、消费者自身喜好因素的影响，当在线社会网络多数成员都在关注或讨论某一品牌/产品时，消费者会迫于压力，消费品牌/产品信息；同时，品牌/产品信息若是与消费者品味、兴趣、利益、正在进行的事情相关，消费者也会产生对品牌/产品信息的消费行为。消费是消费者贡献与创作行为的基础，也是消费者基于维系、获取、投资虚拟社会资本动机所导致的最频繁的行为。
3.影响路径三：通过深度访谈，多位受访者谈及转发、评论是他们维系、获取、贡献虚拟社会资本最主要的方式。“如果我看到或者了解某个品牌/产品，正好这个东西又是我朋友需要的，我会转发给他…嗯，对，就是经常互相帮助感情才会更好嘛！”“我看到他们都在说这款手机，我看到我同学用过，外观确实做的不错但是听我同学说用过一段时间反应速度就很慢，跟他们分享一下。”“你看到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各种各样品牌的腮红对吧，哈哈，我在我朋友圈里就是腮红方面的专家，她们要买都来问我。”“噢，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旅行箱，我转发那个链接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就是侧面表示一下。”以上初始访谈资料表明，在消费者发生贡献行为的过程中，在线社会网络的压力、归属、规范、消费者自身喜好、品牌/产品相关经验、信息特征均为刺激消费者贡献行为的重要因素，并且刺激因素越多，消费者越有可能发生贡献行为。例如消费者观察到其网络当中许多成员都在关注的品牌/产品，恰好消费者有相关的品牌/产品经验，他会产生参与评论的行为。
4.影响路径四：创作是消费者与品牌先关的在线行为中最高层次的行为，创作行为是建立在消费者消费与品牌相关的信息基础之上，同时较于贡献行为又更为高一级，要求消费者加入自身的理解、感受对有关品牌/产品信息进行加工，并且公开。消费者无论是基于维系、获取还是投资虚拟社会资本的动机，都有可能发生创作行为，但是在此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颇多。消费者创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消费者生成内容的研究中已得到相关论证，例如王平提出并论证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体验经历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内容的投入行为，王平、陈启杰等用实证研究验证了激励因素（外部奖励）正向影响消费者生成内容的行为，Christodoulides和Jevons在他们研究与品牌相关的消费者生成内容如何真正影响了品牌的文章中，通过文献综述提出了与品牌相关的消费者生成内容的四大驱动因素：共同创造、赋权、社区、自我认识，其中的社区驱动因素中，群体与网络压力、规范与义务责任正向影响了消费者生成内容的行为；在自我认识驱动因素中，消费者自我享受即喜好，正向影响了消费者生成内容的行为。
除了以上学者所提出的消费对品牌的经验、外部奖励因素、在线社会网络的压力、归属规范、喜好因素之外，本研究受访者还提出先前行为经验与信息特征对消费者创作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受访者所言“以前我也恶搞过某个产品的图片，反响特别好，好多人给我点赞！”“我之前在朋友圈和微博都发了这个洗发水的图片，好多人说我是不是微商，唉，解释起来特别麻烦，以后懒得发了。”“这个广告语对我触动太大了，正好能表达我现在诸事不利的郁闷心情，所以我把它改写了一下。”与贡献行为一样，消费者所受的刺激因素越多，越可能发生创作行为，单一因素的影响或刺激较难引发消费者的创作行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消费主义；幻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匮乏的生产社会”已经转变为“丰盛的消费社会”。而消费主义的流行，让人们渐渐迷恋消费、迷失自我，成为单向度的人或者符号化的人，甚至最终被异化。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社会开始畸形发展。面对人类的困境，理论家们，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出于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消费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作者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首先呈现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他们力图超越目前的社会制度，努力为人们实现理想生活寻找新的思路。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理论基石十分坚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其提供坚实支撑。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消费消费的研究批判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文化消费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消费的主动性，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且所提出的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也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还是给沉醉于消费社会的丰盛商品中的消费者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运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法，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分别从思想起源、理论视点、发展过程、理论意义等多个方面对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菲克斯、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消费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该书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创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研究的两个视角和理论基石”，并详细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折。作者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历史发展衍变过程中的转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构建和谐理性的消费观指明了方向。
其次，作者对于文化消费的复杂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一方面，他审慎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褒扬，对其中的片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文化消费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异化研究方法主导，同时采取多元化的研究策略和开放式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作者看到消费主义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艺术。但他没用片面的将文学和经济看做水火不容的天地，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了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艺术。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消费主义盛行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冲击，又要承认市场化商品化对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其三，作者在否定语境中对文化消费展开了批判，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完全的消费社会，但是，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各种文化消费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大熔炉中进行熔铸的时候，我们会痛心地发现，原来高高在上的艺术已经走下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台，转身走进了一条世俗的路。在这里，艺术的灵韵即使没有完全消耗殆尽，也只能算是苟延残喘了。“麦当劳化”的文化艺术创作使得原本需要人们静心品味的文化艺术作品变成了一道道便捷有余，营养不足的快餐。人们更多的是将文化艺术作为一种商品。炫耀性的文化消费从根源上说，是源自人内心的信仰的缺失。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信仰做支撑，所以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定位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样不会迷失。真实的需求早已经被这种从众心理所强加的虚假需求所代替。但是，在大众传媒、广告以及舆论领袖的轮番轰炸影响下，人们还是会被浮云遮住望眼，贪恋这一场“幻象的饕餮盛宴”。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了可贵的忧患意识。在这个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宗教、物质文化极度发达、文化产业轰轰烈烈大发展、世人多沉溺或者被蒙骗于消费主义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了一枚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认为“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问题，更是一种哲学问题。人类必须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中清醒过来，讲究一种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与自然和谐相处。”[1]335，他呼吁：“人的消费应该是适度的，而不是无休止的。适度的消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由于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多节省一点，未来的子孙们就能多享受一份我们的恩泽。”[1]P335美好的，究竟会有多少人能从消费的迷雾中走出来，引领我们的社会走向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拭目以待。
论文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作用机理，结构方程模型
[文章编号]
引言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热点正从理论和政策的殿堂走向中国企业的自觉实践。然而，仍有大量企业表现出“反社会责任”的行为。可见在政府强制和媒体施压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而真正促使企业改善社会责任意愿的内在动因是市场法则，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可以转化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货币选票”是消费者对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最好回报。因此，在行政强制企业社会责任失灵的前提下，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引导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理，无疑是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源泉。
一、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假设开发
50多年来，商业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商业伦理学和管理学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而消费者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从消费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进入2l世纪，从消费者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聚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实证研究(Bhattacharya&Sen2001，Mohr&webb2005，Berens2005等)，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归因研究(Yeo—sunYoon2005，Ellen等)。大量研究都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积极影响，具体包括顾客的企业认同（Webb&Mohr2001）、产品态度（Willmott2001，周延风等2007）、购买意愿（Lafferty&GoldSmith2003，周祖城和张漪杰2007）和顾客满意（Luo&Bhattacharya2006，魏农健和唐久益2009）等。也有一部分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消极影响（Berens2005，Luo&Bhattacharya2006)。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还会通过一些中介变量对消费者响应产生间接的正面影响。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联想（Brown&Dacin，1997)、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信任（Osterhus，1997)、企业道德(Creyer&Ross，1998)、企业能力（Bhattracharya&Sen2001，韦佳园和周祖城2008)和企业声誉（谢佩洪和周祖城，2009)等。
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的研究都集中在探讨消费者本身的心理和客观因素，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影响。Fishbein的合理行为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意图，很多学者利用这一模型准确预测了消费者的产品购买意向。基于中国群体意识强、中庸思想浓厚的社会背景，个体行为意向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会更明显。
Berens等（2005）研究发现，企业能力联想能够激发消费者产生产品层面的积极情感，如认为产品具有同情心、吸引力、舒适感等。正面的企业能力感知会降低购买品牌的感知风险和担忧，使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品牌时感到自信和具有安全感。消费者口碑是企业能力信息传播的有效途径，因此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能力无疑会受到周围环境包括社会舆论、亲友观点等的影响。
根据文献整理及理论推断，建立下列几项研究假设：
H1（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①]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3:消费者满意度对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H5（a—b）: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忠诚度有显著正影响
H6（a—d）: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分别对消费者主观规范有显著正影响
H7（a—b）:消费者主观规范分别对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影响
H8:消费者感知的企业能力对消费者主观规范有显著的正影响
根据提出的假设，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行为的结构模型（图1）。
图1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假设模型
（二）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1．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该承担的，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为对象的一种综合责任。借鉴金立印的量表，包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回馈社会、赞助教育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承担经济责任五个维度。
2．消费者行为。西方消费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以“顾客满意——顾客忠诚”这一研究主线为基础形成的，这两个变量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焦点。消费者满意度指顾客对所购买产品和企业的整体感知和评价；消费者忠诚度是消费者内在态度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不仅表现在对某产品和企业的心理偏好和情感依赖，也表现为重复购买、口碑推荐、专一消费的行动支撑。
3．主观规范。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范围，将主观规范定义为：消费者周围的群体包括亲人、朋友、同事等对个人购买产品可能性的认同信念。
4．企业能力。论文中的企业能力并不是企业实际能力，而是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能力，消费者通过公共信息对企业各项能力所形成的总体印象。论文结合家电企业的特征，从科技创新、产品开发、管理运行、创造效益四个方面来考察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情况。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检验
实证研究目的主要是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消费者行为的内在机理，采用的是调查研究的方法，研究过程包括量表开发、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量表的科学性，本文参考了大量文献，通过与家电卖场销售人员及家电消费者进行访谈，结合企业管理专业教授、研究生的研讨，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忠诚度、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以及消费者的主观规范九个关键概念，36个测量指标均采用七级里克特量表测量（1分为十分不同意，7分为十分同意，分数越高同意的程度越高）。
（二）数据采集
表1：受访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分布
分类指标
人数
比率（%）
性别
男
181
42.2
女
248
57.8
年龄
20—35
219
51.0
36—45
142
33.1
46岁以上
68
16.9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29
30.1
大专
131
30.5
本科
135
31.5
硕士及以上
34
7.9
职业
公务员
31
7.2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84
42.9
公司或企业职员
86
20.0
私营业主
17
4.0
农民
33
7.7
学生
35
8.2
其他
43
10.0
年收入
无收入
24
5.6
2万以下
152
35.4
2万—5万
187
43.6
5万以上
66
15.4
问卷先在102名本科生中进行预试，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char2因子载荷小于0.5，因此将该题项剔除，保留35个题项构成最后量表，并根据被调查者的建议修改了部分题项的措辞。
在正式调查中，为了保证问卷质量，运用“滚雪球”抽样法与家电卖场拦截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466份，回收率为88%，有效问卷429份，有效率81%。在问卷数据处理中，对不同路径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问卷差异性很小。因此，在总体分析中，所有数据可混合、叠加(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本文用SPSS16.0软件对量表进行内在一致信度分析，以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取系数0.7以上表示可信程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在0.78以上，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很好，有较高的信度。
2．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16.0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球型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58，Bartlett球型检验Sig.=.000（），说明数据极适于做因子分析。从35个题项中提取出七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7.825%。其中，企业回馈社会的活动和赞助社区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公益活动都被分到一个因子中，由于不管是公益捐赠还是社区赞助都属于企业对社会的慈善责任范畴，两者具有很强的共通性，按照主成分分析结果，将两者设置为一个结构变量，即企业对社会的慈善责任。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被提取成为一个因子，由于消费者满意侧重于心理因素，忠诚度则侧重于行为因素，本文还是将其作为两个结构变量分开进行研究，提取出的其它因子为经济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的责任、消费者主观规范和企业能力。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绝大部分大于0.7，说明每个潜变量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量表结构具有良好的效度。
鉴于此前相关研究均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单一维度构建结构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的所有项目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维度），为进一步检验问卷以及四维度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引入一维度模型作为竞争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指标对比（表2）可以看出，四维模型的整体适配情况优于一维模型。
表2：模型整体拟合度指标比较
名称指标
χ2/df
RMSEA
GFI
NFI
NNFI
CFI
IFI
一维度模型适配值
4.02
0.097
0.68
0.95
0.96
0.96
0.96
四维度模型适配值
2.85
0.066
0.82
0.97
0.98
0.98
0.98
可接受值
>0.8
>0.8
>0.8
>0.8
>0.8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LISREL8.7软件对样本构建的模型进行结构方程估计，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效果。经过对假设模型的验证，删除T值小于1.96的路径，并通过调整修正系数（MI），得到修正模型（图2），使修正模型达到最佳解释力。结构模型分析路径和修正前后的拟合指数比较如表3：
表3：修正前后模型拟合度指标比较
名称指标
χ2/df
RMSEA
GFI
NFI
NNFI
PNFI
CFI
IFI
修正前模型
2.90
0.068
0.82
0.97
0.98
0.86
0.98
0.98
修正后模型
2.86
0.067
0.83
0.97
0.98
0.88
0.98
0.98
可接受值
>0.8
>0.8
>0.8
>0.8
>0.8
>0.8
由表3可知，样本的各项拟合指数都通过了检验，且修正后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数有了一定的改善，接受本文建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
从实证结果来看，本研究提出的22个假设，有10个得到了支持，12个未通过验证，可从四个方面概括验证结果：
图2：企业社会责任人对消费者行为影响机理的路径
（一）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50***）和消费者忠诚度（0.42***），消费者在决策时首要考虑的还是与自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方面，这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相吻合。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主观规范和消费者满意度，说明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并通过社会舆论、群体意向促使消费者进一步加深对该品牌的偏爱。
（二）企业经济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经济责任总体上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25***）和消费者忠诚度（0.24***）。企业经济责任通过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说明消费者并不会因为企业的强大就从情感上认同其产品，但消费者对经济责任履行好的企业会倾向于认为该企业的经营、创新等能力较强，降低消费者感知的购买风险，因此消费者依然会经常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企业经济责任直接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0.27**），说明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不利于自身形象的树立。
（三）企业慈善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慈善责任正向影响消费者满意度（0.17***），和消费者忠诚度（0.24***）。企业慈善责任会通过消费者的企业能力感知和主观规范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并且直接影响消费者忠诚度。表明企业较好的履行慈善责任会使消费者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都产生对企业的信赖和支持。较之多数文献中企业社会责任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忠诚度的结论，这也体现出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四）企业环境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企业的环境责任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两方面都没有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此结论跟大量国外研究文献相悖，可能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第一，部分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买单者，“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过多的履行环保责任可能降低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并将此成本通过商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第二，国人环保意识有待提高；第三，企业环保方面的信息披露太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情况，无法将其作为消费决策中的参考因素；第四，消费者将企业保护环境看作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
（五）消费者企业能力感知对消费者主观规范的影响
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主观规范（0.52***），说明消费者一旦认定一个企业是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就会从情感上产生信任和偏好，因为能力强的企业易给人质量可靠、有保障的感觉，可以减缓消费者购买风险感知。
（六）消费者满意度对消费者忠诚度的影响
消费者满意度正向影响消费者忠诚度(0.73***)这是消费者从情感维系转向行为支持的路径。这一方面已有颇多研究成果，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并通过消费者的企业能力感知和主观规范间接影响其行为。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文献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维度和四维度模型的拟合指标，选取四维度结构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更清晰的展现其影响脉络；其次，首次引入了主观规范这一决定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同时引入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感知，实证其中介作用，从情感和现实因素全面的展现其影响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有长期战略，切勿短视。随着社会发展，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维护和提升企业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影响主要来自间接影响，因此试图以短期的社会责任活动迎合消费者的行为是起不到明显效果的。
第二，加大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社会责任行为仅是消费者感知到的那一部分，因此企业应利用好广告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途径主动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政府应鼓励并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构建平台，为消费者投出货币选票提供依据，同时让企业接受大众监督，激励自身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我国消费者在看待企业和产品时只考虑与自身最相关的实质利益，易忽略社会群体的长远利益。因此，政府应注重培养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消费者购买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产品。政府和社会团体采取措施规范和引导网络舆论，加强民众正确的主观规范。
第四，完善社会责任相关规范。政府可通过设立行业规范等形式让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行业标准，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遵循规则，承担责任。这样有助于填补消费者货币选票的空白区，弥补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制衡的不足。
第五，家电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首先，将保护消费者权益置于首位，即使能力有限也要优先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其次，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强化消费者对企业能力的联想，弱化对企业趋利性的印象；再次，慈善责任的履行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应考虑长期履行慈善责任并加强宣传，这也是弱化履行经济责任对企业形象的直接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最后，企业在发展的前期（创业期、成长期）或经济能力有限的阶段可以优先履行其他类型的社会责任，但要以不违背环境法规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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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佳园，周祖城.消费者的CSR-CA观念及其对CSR与购买意向关系的影响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08.2:17-20
3谢佩洪，周祖城.中国背景下CSR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1):64-70
4金立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测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一消费者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6.(2):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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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
1.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农民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增强社会增援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3.3建立科学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多头管理的状况，因此，必须统一管理，加强协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是关键。近年来，连连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件直接摧毁了民众对社保项目建设的信心。加强社会基金安全监管，确保每一笔基金到位，做到实用，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关键词：消费；文化；符号；社会意义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本身就是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受文化的影响、驱动和制约，同时文化本身也依赖于消费作为工具和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与一般意义上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的消费行为不同，这种符号和象征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
西方社会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源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尽管学者们对于消费社会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强调由于消费热潮的到来引发了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中，物质匮乏成为当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消费被置于生产的附庸地位，克勤克俭、禁欲苦行成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然而，18世纪前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社会发展态势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消费不再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建立在对消费物品所体现的文化和意义上解读的生活风格，成为揭示人们心理结构乃至社会机制变化的切入点。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消费范式的争论。
一、传统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消费革命与工业革命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18世纪开始，商人、企业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以社会风尚和日常消费作为研究依据，探讨身边日益增多的消费革命。在这个时期的消费文化研究中，人们通常将消费文化与文化分析、社会分析、人文地理、商业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研究。马克迅·贝格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位和时髦，身份认同与自我展示等五个方面集中讨论了人们在对商品的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文化意义。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区分。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入门之物”。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奢侈的“古典范式”中，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但是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其推动消费的正面意义不断扩大，政府对待奢侈的态度，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秩序。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消费与文化间的关系，但从总体上说传统视域下的消费研究仍具有单一性、缺乏系统性。其表现是：首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范式。学者们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其对社会消费变化所作的解释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消费的社会和文化性质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其次，学者们对消费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视角。学者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消费文化问题。实际上，他们更多地是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研究消费文化背后的其他问题，消费文化的附庸性仍然没有被消除掉。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视角很难形成统一的体系。
二、福特主义及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现代社会日渐显示出现代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的分野。在传统社会中，消费严格限制在等级制上，仅仅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在现代消费模式中，消费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理需求的满足层面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不仅成为阶级身份的显示器和社会的排斥机制，而且成为个体躲避外界压力和建立个性生活及完善内在心理结构的主要手段。其中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于消费文化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特主义是以汽车装配线的发明者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生产系统。它发源于美国，盛行于20世纪前半叶，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从70年代、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显出衰退迹象。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同质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使用不灵活的技术，强调经济规模，劳动技术分工导致劳动的无技能化、高强度化和同质化，强调同质产品的大众市场。伴随着福特主义的扩张，“理性化”与“物化”的倾向逐步从劳动过程扩展到日常消费领域。福特制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不受国家和经济体制干预的个人行为，但正如阿吉列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消费“仍然从属于恢复在社会实践中被消耗掉的精力这一普遍逻辑”。福特主义倡导的“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其没有余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这就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之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被完全割裂开来，工人消费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商品。
福特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其主要表现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把消费市场看作是同质化的大众市场，相对忽略了市场的细分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因此，这种生产模式对消费者的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生产性“强制”。消费者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选择动机却被忽略了，因此他们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需要长期和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高产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生产方式要求售出大量产品，又与日趋多样化和日趋饱和的市场发生矛盾，同时线性的生产方式缺乏横向的协调机制，也造成了生产组织的僵化。这表明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协调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模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端。
于是后福特主义随之登场，个人的异质化和多样化要求开始得到市场的照顾。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化，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劳动的非标准化和劳动者要求有更广的技能、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自主性。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了同质的大众消费者，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则“创造”了异质化和个性化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细分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在后福特时代，注重消费的选择性和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被看成是生产经营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
二战后，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不断涌现，标志着战后的西方社会逐步走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生产与消费生活的变革。面对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它、解释它，成为了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便以符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了现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早期范式。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物、消费、符号消费间的关系。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经常打交道、与人发生生活关系的物品。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对物体进行本质的改变，而不能仅仅进行功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目。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而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人们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占有和使用，只能构成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来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的消费是指向符号的消费。符号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饱穿暖，它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因此，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按照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必然导致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而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就构成了这一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范式。
鲍德里亚认为，新的符号消费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构成重大的冲击，并形成一种基于符号消费基础上的新的消费文化。符号价值则是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的世界，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符号的支配，如电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等都是符号的载体。而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其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从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出发来看待。一旦人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的使用价值就被抛弃了，物仅仅被当作能代表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符号来消费。物和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符号价值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物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
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是深层意义的符号社会。在符号社会中，在符码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如何通过符码的组合形成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而判断的标准也变成了拟像本身。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基于拟像的符号系统没有某种意义赖以依存的确定性，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编码规则则是支配人们消费欲望的唯一指涉结构。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逐渐放弃了原来那种生产者的比喻，对消费文化的符号分析使他走向了取消主体性、消解任何基本意义的极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但应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在符号价值的消费文化范式中对物化、异化的批判进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从理论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他也为生产者在消费社会中树立品牌意识提供了理论保证。
四、从符号价值到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消费看作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或把物作为一个文本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在鲍德里亚之后，经济学家巴龙·伊舍伍德通过商品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的讨论，说明了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特定文化中。社会学家马歇尔·萨赫利斯则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人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
尽管上述学者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真正完成当代西方以物的社会意义为核心的新的消费范式任务的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既不像符号学家那样，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用于联结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结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实践是联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质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或“性情系统”。他认为，惯习与一个人的家庭、群体、人体的等级和身体经营密切相关，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可以由不同社会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之互动所决定。布尔迪厄对惯习的论述，将消费文化的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探求影响习性的社会因素，对扩大消费文化的社会空间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品位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借助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仅是一般的货币与商品，而且是一种对整个生产的控制，它包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布尔迪厄把这种权力关系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形态，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非对等的关系，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位等级，就会忽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行原则。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布尔迪厄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他认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两者之间是同源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布尔迪厄还发现，艺术鉴赏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
与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的消费文化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布尔迪厄的论述，的确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理解社会文化商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最为重要的是，自布尔迪厄之后，物的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范式最终确立，并一直影响至今。
五、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范式的思考及其对中国消费社会建构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