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埂塞的康复护理(6篇)

时间: 2024-02-05 栏目：公文范文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1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李白在《蜀道难》这篇着名的诗歌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的感叹和惨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的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国多雨地区。发源于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南麓，分为东源和西源，东源出自弓杠岭，西源出自郎架岭。两源在松潘境内漳腊的无坝汇合。向南流经四川省的松潘县、都江堰市、乐山市，在宜宾市汇入长江。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133.500平方公里。平均坡度4.83%，年均总水量150亿m3左右。全河落差3560m，水力资源1300多万千瓦。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都江堰以上为上游，以漂木、水力发电为主；都江堰市至乐山段为中游，流经成都平原地区，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组成都江堰灌区；乐山以下为下游，以航运为主。岷江有大小支流90余条，上游有黑水河、杂谷脑河；中游有都江堰灌区的黑石河、金马河、江安河、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下游有青衣江、大渡河、马边河、越溪河等。主要水源来自山势险峻的右岸，大的支流都是由右岸山间岭隙溢出，雨量主要集中在雨季，所以岷江之水涨落迅猛，水势湍急。

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成都平原的整个地势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而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都江堰的创建，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战国时期，刀兵峰起，战乱纷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中国尽快统一。适巧，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时名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相司马错语)。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修建环境

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

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

修建过程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着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1、宝瓶口的修建过程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之所以要修宝瓶口，是因为只有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流向东边，才可以减少西边的江水的流量，使西边的江水不再泛滥，同时也能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那里的良田。这是治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2、分水鱼嘴的修建过程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修建者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它沿岷江河雨顺流而下；东边称为内江，它流入宝瓶口。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这样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而当洪水来临，由于水位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走，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

3、飞沙堰的修建过程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的情况，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在李冰的组织带领下，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一历史工程——都江堰。

建设沿革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关于都江这一名称的来源，《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岁修制度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制定了施行至今的岁修制度。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

水利功能

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保证了大约300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为了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和肩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这说明早在2300年前，中国劳动人民在管理灌溉工程中，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堰流原理。在都江堰，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华阳国志?蜀志》），二在渊中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位置境域

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1]，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都江堰风景区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玉女峰、灵岩寺、普照寺、翠月湖、都江堰水利工程等。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原灌县)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约56公里，距离青城山风景区20公里。

气候特点

都江堰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15.2℃，年均降水量近1200毫米，年均无霜期280天。这里四季分明，夏无酷暑，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为24℃左右，平均最高气温仅28℃。冬无严寒，最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为4.6℃，平均最低气温在1℃左右。

历史事件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张陵传道青城山东

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在天师洞旁有一颗古银杏树，要七八个大汉才能把它围住，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极其罕见，据说这个古银杏树是张陵亲手种的。

?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1872年，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黄炎培都江堰办学

1941年，黄炎培到都江堰选定城东郊丰都庙为校址。翌年暑假，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为教学实习准备条件。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为学校制定“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学校提倡“手脑并用”的学风，注重学生思想修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建立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0月交由灌县地方接办。

?林森主持都江堰开水典礼

1942年清明节，四川省政府及灌区14县官员齐集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典礼由当时正住在灌县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堰前先在伏龙观祭祀李冰，向李冰神像顶礼膜拜。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乘轿直赴二王庙祭祀李二郎（二郎神）。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又转赴都江堰鱼嘴，在鞭炮和万众欢呼声中，亲视开堰放水。

?冯玉祥捐资建亭

1941年、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数次在灌县、青城山居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寓居青城山真武宫。1945年8月11日晨，当他听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当即捐资在真武宫侧建亭，取名“闻胜”，并撰书刻碑一通立于亭中。

?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历史意义

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由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李冰所创建的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是巧夺天工、造福当代、惠泽未来的水利工程，是区域水利网络化的典范。后来的灵渠、它山堰、渔梁坝、戴村坝一批历史性工程，都有都江堰的印记。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以上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且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放后，又增加了蓄水、暗渠供水功能，使都江堰工程的科技经济内涵得到了充分的拓展，适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都江堰水利事业工程针对岷江与成都平原的悬江特点与矛盾，充分发挥水体自调、避高就下、弯道环流特性，“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悬江岷江与成都平原的矛盾，使其统一在一大工程体系中，变水害为水利。

两千多年前，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世界绝无仅有，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1986年，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弗朗杰姆，国际河流泥沙学术会的各国专家参观都江堰后，对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高度评价。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建议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

考古发掘

1974年都江堰迁建安澜索桥，工人第一次在河床内挖出石人。后来，这尊石像被文物专家考证为李冰像，被移往伏龙观供奉。由于李冰像上镌刻有“建宁元年”字样，证明为东汉建宁年间所造，因此排除了是李冰所造石人的可能。1975年初，在距李冰像出土地点约60米处，一尊持锸石人像再度被发现，这尊“堰工”像，被多数考古界专家认为是李冰所造三石人之一。

在这尊石人像出土后，工作人员把它与此前出土的几尊石像做了大致对比，发现这尊石像无论是雕刻手法还是服饰风格，都和“堰工”像十分接近，“说明两者属于同一时期。”至于2005年出土的两尊石像，则只保留了石像的形状，已看不出细腻的雕刻。2014年4月24日上午，一尊重约两吨的无头石人像在都江堰外江闸口处被发现，有待专家进一步确认是否为都江堰“三神石人像”之一。24日上午10时许，负责都江堰外江防汛清淤的工人在外江闸七八号孔下游的消力池工作时，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坚硬物体”。当他操控机器清理出物体周围的细小石块，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尊无头石像。都江堰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赶到后发现，这尊黄砂石像高2.2米、宽0.9米的石人足蹬官靴、着汉服、宽袍大袖、背部束腰，出土深度距河床地表约50厘米，除了无头以外，保存完好。

都江堰年年岁修时都要清理河道。而这尊石像在河床浅表40厘米处出现，差点成为岁修漏网之鱼。

主要景点

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

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

岷江鱼嘴分水工程

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主体部分，站在鱼咀的坝口，看岷江迎面而来，经鱼咀一隔分为两股，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鱼咀就是分水堤的头，包括百丈堤、杩槎、金刚堤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设施。为什么要修在这里呢?起多大作用呢?其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李冰修建鱼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了韩家坝的稳固性和分水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事半功倍，用形似鱼嘴的堤坝，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由于这段河道的河床外高内低，再加上正有一个弯道，所以鱼咀分水后在春耕季节江水流量较小时，主流就有约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首先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用水。洪水季节，流量急增，水位大幅度提高，水势受河床弯道的制约明显减少，再由于外江一侧江面较宽，内江—侧江面较窄，内江的流量会自动低于外江，进水约四成，这样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难题。在古代，鱼嘴是以竹笼装卵石垒砌。由于它建筑在岷江冲出山口呈弯道环流的江心，冬春季江水较枯，水流经鱼嘴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内江进水量约6成，外江进水量约4成；夏秋季水位升高，水势不再受弯道制约，主流直冲外江，内、外江江水的比例自动颠倒：内江进水量约4成，外江进水量约6成。这就利用地形，完美地解决了内江灌区冬春季枯水期农田用水以及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的防涝问题。这种功用便是都江堰三字经中所说的“分四六、平潦旱”。

鱼嘴还具有一定的排沙排石功能；岷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之—，它发源于我省松潘县境内，全长760公里，源头至此约340公里，基本上算中上游，每年大量的沙石顺流而下，根据弯道环流原理，江水在弯道产生的漩流，会将下层的沙石卷到水流上层，大部分便自动被带入外江一边而不进内江。鱼嘴正处于“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理想位置。80%的沙石从这里排走，大大减少了内江淤塞之害。

现在的鱼咀已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在从前它可是土石做基，用卵石竹笼护堤。就是用川西盛产的竹子编成长长的竹笼横置坝边，里边塞满河边冲积的卵石，一笼接一笼，一层接一层，造成了坚固耐冲又不积水的堤坝。就地取材，方法简易而效果极好。

紧接鱼咀的这道长堤叫金刚堤，每年内江淘河起来的泥沙就用来堆积加固堤坝，既保证内江护岸，又解决了泥沙的出路，这就是岁修“三字经”上说的“挖河沙，堆堤岸”。

金刚堤尽头处成了一个斜坡，然后是一道矮坝，这就是飞沙堰了。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第二个主体工程，这堰修在离堆之侧，是一道低坝，堰顶距河床仅2．15米。具有泻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着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飞沙堰的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测量资料表明，内江流量越大，飞沙堰的泄洪能力越强。特大洪水时，从鱼嘴分进内江总干渠的流量可达宝瓶口流量的四倍。75%的内江水可从这里泄出。当枯水季节，水位低于飞沙堰时，它便成了一道天然节制闸，自动失去了泄洪功能，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灌溉。资料还表明，在飞沙堰第二次利用弯道流体力学原理，排走江水含沙量的约15％。鱼嘴已排沙80％，流向成都平原的水流含沙量就只占5％左右了。

宝瓶口引水工程

宝瓶口是都江堰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起"节制闸"作用，是内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咽喉，犹如瓶口一样，能严格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宝瓶口。无论岷江发生多大的洪水，宝瓶口也拒之“口”外，概不容纳。这种稳定的进水量，对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防洪、运输等都产生了特大效益。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选择在宝瓶口位置开凿离堆是极其科学的。它使内江水经过一段流程后水势便于控制，水质进一步澄清，然后被迎面独立的离堆顶托江水，创造了飞沙堰泄洪排沙的功能和宝瓶口的瓶颈效用。保证了成都平原的防洪和灌溉。所以说，在宝瓶口位置开凿离堆，决定了整个渠首工程的布局。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着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齐建武（公元494～498年）时改祀李冰父子，更名为“崇德祠”。宋代（公元960～1279年）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皇帝敕封为王，故而后人称之为“二王庙”。庙内主殿分别供奉有李冰父子的塑像，并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等。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着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

民国时期二皇庙

描述:民国时期二皇庙

伏龙观

伏龙观位于离堆公园内。其下临深潭，因“二郎擒孽龙”的神话而得名。传说因李冰父子治水时曾在这里降伏孽龙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伏龙观的前身名叫“范贤馆”，始建于公元4世纪，是纪念成汉时(公元302—347年)青城山天师道首领、天地太师西山侯——范长生而建。因范长生被人称为“范贤”，这馆因之而命名为“范贤馆”，五代十国时，李冰先后受封为“大安王”和“应圣灵感王”，在此修李公祠。又因宋代民间传说的二郎伏龙，最后定名“伏龙观”。现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有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所雕的李冰石像。殿内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词、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伏龙观前殿，供奉的是李冰神像。神像是东汉末年(168年)石刻像，像高2．9米，重4．5吨。于1974年修建外江江闸才从河床中捞出来。因石像卧在江中，胸前文字清晰可见。中间有文：“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两袖有文：“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焉”这段文字表明，此石刻像雕刻时间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闰三月二十五日，迄今已有1800多年了。

玉垒山

走上四十二级台阶后，便可见右方的一碑“离堆”。抬头看右前方的山头，那便是玉垒山，李冰当时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时，首先开玉垒山，引水灌田，便使玉垒山的主峰和我们脚下的这块山丘分隔开了，形成了一个孤立的小山堆，这便是离堆的由来。左侧并排立着11块石碑，依次为“神禹峋嵝碑”，“道都符碑”和“佛教梵文碑”，意在借助儒、释、道三教的神力以镇水，通称“镇水碑”。也有说镇水碑不是镇水，而是镇压下面的孽龙的。孽龙若没有上面碑的神力镇压，便又会兴风作浪。

安澜索桥

安澜索桥又名“安澜桥”、“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横跨内外两江，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最早称绳桥或竹藤桥，这与它修建的材料有关。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公元17世纪）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何先德夫妇倡议修建竹索桥，以木板为桥面，旁设扶栏，两岸行人可安渡狂澜，故更名“安澜桥”；民间为纪念何氏夫妇，又称之为“夫妻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桥为钢索混凝土桩。它是沟通内、外江两岸的交通要道。

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桥因兴建外江水闸，经国务院批准，于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

卧铁

卧铁是埋在内江“凤栖窝”处的淘滩标准，也是内江每年。维修清淘河床深浅的标志。相传李冰建堰时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后来演变为卧铁。现有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朝万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国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游客在离堆古园内喷泉处能看到的这四根卧铁的复制品，其真品还埋在内江河床下。

相传李冰建堰时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后来演变为卧铁。

卧铁与“深淘滩、低作堰”的6字水则,以及“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8字格言,是都江堰岁修淘滩的尺度。岁修清淤时必须淘够深度，以淘至见到卧铁为准，如果淘滩深度不够，内江河床太高，将减少成都平原来年春灌引水量，而如果淘滩过深，则会使过量的洪水涌入内江，导致内江灌区洪涝灾害。

卧铁至今留存4根。最早铸于明代万历三年(1575年)，由四川御使巡按郭庄主持铸置。

从鱼嘴沿内江河道向下约200米，就是有名的凤栖窝了，凤栖窝靠河岸的地方就是神奇卧铁的埋藏处，4根卧铁顺着河道的方向并排而卧。朝向江心的是最新的一根，上面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四川省人民政府立……”字样。

据了解，这4根卧铁中最里面的一根埋于明代万历三年，为郭庄所铸，第二根为清代同治三年何咸宜铸，第三根为1927年民国时管兴文铸，第四根为1994年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时铸造，并于1998年安放。

虽然史籍最早可考的卧铁铸于明代，但实体形式之外的“卧铁”，作为考量岷江水量的尺度，早前就以石桩人像等其他形式，伴随着都江堰建堰2260年的历史。

以卧铁为标准的岁修淘滩之后，长约3000米的鱼嘴分水堤。在旱涝时节分割内江、外江的岷江水量时，可以得心应手地演算“四与六的哲学”：春耕用水季节，内江进水六成，外江进水四成。而在夏秋洪水季节，内外江进水比例自动颠倒过来，内江进水四成，外江进水六成，这就是都江堰治水三字经中所说的“分四六，平潦旱”。

都江堰每年引向成都平原的水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然而，科学衡量引水量的还是卧铁。都江堰岁修淘滩的标

准，就是淘见卧铁。卧铁以更加精细的方式成为天府之国的水之“度量衡”。

现有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朝万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国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游客在离堆古园内喷泉处能看到的这四根卧铁的复制品，其真品还埋在内江河床下。

都水

都水是东汉郡府管理水利的行政部门。是郡太守府的椽史，他代表郡太守常住都水官府。旁边这尊缺头人像大概就是当时的都水，由于岷江中上游沙石含量大，头给撞毁了。他没有头，却依旧把当时的治水工具“锸”握得紧紧的，足以证明他治水的决心与信心。在那时，官员们腰间的绶带分别代表他们官位的大小，他腰间绶带并不长，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官位并不大。据推测，他的官位相当于现在都江堰管理局局长。

文物陈列馆

前殿的另一侧，陈列着都江堰市出土的汉墓石刻，其中有石俑(有趣的是，他手中所持的工具也是“锸”)、石马(个头矮壮矫健的川马)以及石刻水塘。眼前的石人石马是汉代仿李冰治水时留下的文物雕凿成的。古书记载，造石俑放入内江江心，在淘滩的时候，以石人(马)为标准，低不过足踝，高不过肩，以保证岷江江水既造福于民、灌溉良田，又避免水量过大造成成都平原水灾。当然，在后来以卧铁代替石人石马，石人石马便成古迹了。

石刻水塘展现了建都江堰后，农田自流灌溉的繁荣景象和庄园主的生活。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石刻水塘之间的凹槽，这些凹槽中间是一些闸，这些闸用于控制田间进水量，如实反映了都江堰的“自流灌溉”，是与水利相关的汉代石刻艺术瑰宝。

沿着天井的石阶进入中殿，原名铁佛殿，现为文物陈列室，展示有关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文物、文献和中外嘉宾在伏龙观的留影和题词。

后殿原名玉皇殿。殿四周均有回廊，视野开阔，移步换景，山光水色令人陶醉。左侧开阔处有一亭子，名“观澜亭”，在这里可见内外江奔腾呼啸，脚下的离堆此时更显出“中流砥柱”的气势。[size=;font-size:12pt,12pt]

其他景点

奎光塔、虹口景区、南桥、园明宫、清溪园、都江堰城隍庙、离堆公园、秦堰楼、玉垒山公园、掷笔槽、青城外山景区、青城前山景区青城后山景区两河漂流药王庙、幸福大道、翠月湖、灵岩。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2

一关于边缘海问题的基本思路

边缘海（Fringingsea，Marginalsea），简称边海。是位于大洋边缘滨靠大陆，由半岛、岛屿或群岛分隔，但水流与大洋交换通畅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链珠般的岛屿，划出了这样一些水域，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黄海、东海、南海，此外还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东部没有这种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滨靠太平洋。

边缘海成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主体之间的分隔性水域，是中国所面对的海洋所特有的地理现象。中国人要出入太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须首先穿越这些边缘海。>/P>

边缘海对中国命运攸关，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还没有见到对这些边缘海进行专门研究，在日常的运用中对边缘海和大洋之间也很少作出应有的区分。甚至边缘海概念本身亦很少被人使用，为了方便，通常是将滨靠大陆的几个边缘海统称为“近海”，常见的说法如“中国近海”、“近海开发”、“近海防卫”等等。这实质反映出我们对海洋的认识还有某种局限性，应该明确使用边缘海概念，并用以规范我们的海洋经略大业。

第一，边缘海这一基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综览太平洋整体，又能有区分地认识周边水域，提高主体的地缘战略意识。

按传统习惯以“近海”概念统称邻近海域，主要给人印象是紧靠海岸，难以提示应有的经略范围。按通常理解，“近海”范围应为12海里领海与200海里经济区，或说应包括350海里的大陆拒。无论是200海里经济区还是350海里大陆拒，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依据国际公法和平发展海洋事业，均过分狭小保守。甚至日本这样由宪法规定为非武装的国家，也要求保卫远离海岸的两条一千海里航运带。而且，近海一词对中国东部海域被岛链所分割的特殊态势，景其同大洋主体的关系，都难于被引发应有的景时的关注。

在大洋彼岸，作为两洋大国和太平洋唯一跨据两岸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在使用类似的“沿海”概念。美国在90年代以来海洋新战略规定，全球距岸线650英里（1046公里）以内陆地和海洋区域均为“沿海”，进而又定义“沿海是从海岸延伸至公海的、为支援岸上作战而需要控制的区域”。［1］这一概念明确标示了美国在无边缘海的太平洋东部以及在世界各地复杂地理条件下的扩张范围。“沿海”概念成了美军阐释90年代以来其世界战略构想的核心用语。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所用“近海”和美军所用“沿海”，字面同义，但内容迥异且作用悬殊。美军的“沿海”富有鲜明的扩张性与前倾性，而中国人的“近海”则是小心翼翼，门庭自守。“沿海”可以帮助美军通释其全球性的海洋位置，而“近海”于中国人开眼放洋实有诸多不便。

第二，将一片过于广阔的地域（含水域）区分出若干区域（region）以作个案或逐个研究，是发展战略和地缘战略学所应有的基本方法。

太平洋广袤18，000万平方公里，几近地球表面1／3，比陆地总面积还多约300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经过数世纪的锁国闭关之后，若不循序渐进而欲一蹴敬至，就如俗语所说牛吃南瓜不知从何下口，是很难进入海洋时代，在太平洋里获取自己的一席地位的。神奇的自然造化已经在东亚大陆和大洋之间划出一片特殊水域，它究竟是进入大洋的阶梯，还是阻碍逾越的障壁，将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直接的认识与经略。没有边缘海经略就没有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位置。

第三，随着国民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早已超出了近海范围。试以途们江区域开发及环日本海经济圈为例。途们江发源于长白山，是流入日本海的一条国际性河流。途们江口为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其间中国浑春县敬信乡防州府距海仅15公里8玫厍延闪瞎⒓苹穑║NDP）制定投资300亿美元居以开发的计划。1995年10月在中国延惊召开“95中国图们江地区投资贸易恰谈会”，取得精大成功，已签署合同，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有142项，总投资9.5亿元。［2］图们江区域景日本海经济合作的发展，必将对于中国东北地区与内蒙等省区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也将予其极大的海洋特色。但它既不属于传统的“近海”范围，又不能直接纳入“大洋”概念，显然只能使用日本海边缘海概念加以阐释才是适当的。

第四，边缘海概念将以其崭新观察角度改善人们视线，克服狭隘的大陆观念。中国的海洋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79年中国海洋经济仅站国民生产总值0.7％，10年后的1989年上升到1.7％。海洋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司维观念的逐渐更新，例如自80年代出现的“海洋国土”概念，就反映了中国人以陆地为主、以“海角天涯”为特征的单元的平面国土观已经发展为陆、底（土）、海、空等多元架构的立体国土观。单就海洋来说，人们还普遍地提高了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海槽等新概念、新知识的认识和运用。显然，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飞跃。

第五，边缘海作为地理学的术语，定义简单且语义通俗，它的推广运用还可以帮助改善人们的社会政治的心理素质。正如美国区域地理学专疽所说，这种区域性概念“不是一个人定的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的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3］海洋经略大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人们的思维概念也必须有同步的补充和更新。

二对太平洋热的冷静思考

80年代中期，在“太平洋世纪”、“太平洋挑战”呼声最高的时候，巴黎一家报社记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研究太平洋的这一挑战（或者说是竞赛）之前，可能应该先考虑一下，‘太平洋’是不是存在。我的意思是说，在太平洋地区处于上升地位的各国是否构成了一个实体，是否形成了这个‘新的新大陆’，形成今天对我们这旧大陆说来是可怕的东西。”［4］已经有许多人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要否认环太平洋地区的飞跃发展及其影响是不可能、不客观的。威尔逊、汤因比、基辛格等名人哲士的论证与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北美经济，东亚经济奇观都作出了实际的证明。

但是，在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一种常规意义的文明或文化同质体，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目前顶多是萌牙而已。也可以说，这一片地球上最为辽阔的水域，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大的鸿沟。对这一最大鸿沟的完全征服，必将意味着人类“地球村”时代的真正来临。这一宏大的意义说明了它所需要的漫长路程，在可以估测的近、中期内，它的实现是困难的。

建成太平洋经济自由贸易圈以形成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这由日本学者于60年代提出，80年代初由日本制定文件作为国策加以推动，曾得到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的支持。［5］一、二十年过去了，建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等虚体，其成就仅此而已。“环太合作”呼声余音绕梁，而“亚太合作”等新口号声浪叠起。日本实际地着手编制以自我为中心的“雁阵”，美国则在自己的后院同加、墨等国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圈”。目前太平洋的大局实态是，太平洋热的大炒家美、日等国忙于自己的区域整建，小区合作取代了环太合作。作为太平洋文化或太平洋“新文明”的前提条件，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遥遥无期。

有不少明眼人士已经对预言中的太平洋热持慎重态度，许多欧美学者认为不会出现所谓“太平洋世纪”，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今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可能移动，但是，大概不会像现在许多人考虑的那样会发生彻底变化。”［6］克鲁格曼否定亚洲经济的前景不太受欢迎，但其关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论证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学者也强调：“太平洋世纪或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不是短期或中期内容易实现的事。”［7］或说：“那种认为类同‘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8］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大炒太平洋的热潮呢？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与太平洋热大炒家的美、日等国的战略发展史，或许就能很清楚地得出个中答案。

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与其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地位发展紧密相关。建立横跨两洋的大美国，在200年前立国之初，即由不少有力的政治家、战略家加以规划，并在其后逐步变成现实。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是迅速的，在19世纪内曾先后占领夏威夷、中途岛，迫使日本开国，19世纪末又占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正式成为太平洋上唯一的跨据两岸的势力大国与军事强国。美国这一优势曾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挑战，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时至今天，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地区保持着近10万名陆海空军，仍然是太平洋上唯一的全洋大国或两岸大国，同时也是以北美为依托包揽太平洋，大西洋的两洋大国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显然，以太平洋为后院的美国，炒热太平洋将使其自身获益非浅。冷战结束后，美国太平洋战略更富于前倾性。1993年克林顿访问韩国时宣布了美国的太平洋政策即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aNewPacificcommunity）。该政策继承其前任总统布什的“东亚战略新构想”，其目标是继续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权益。［9］众所周知，美国还在同期正式促建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巩固本土。所以，作为世界两洋大国同时又是太平洋上两岸大国的美国。无论在太平洋上投入程度如何，都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由近、中期看来，美国放弃大西洋和西欧地位而转向太平洋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根据地重心仍在大西洋和西欧。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全方位、多手段对外战略，对此其官方亦不隐讳。1994年11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对记者说：美国促进世界贸易经济战略由“多国间战略”“两国间战略”及“地域战略”等多部份构成，或可说是多管齐下，［10］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实际权位置。故简而言之炒热太平洋是美国的一着棋。

倡导环太平洋合作最力的另一个太平洋大国是日本。日本由西太平洋岛链上若干岛屿组成，其本身是分隔若干边缘海和大洋主体的分界线，在开发太平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位名叫稻垣满次郎的日本人写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东方策》，强调“太平洋是未来世纪的政治贸易的主要舞台”，还指出“如果以东洋为世界万国之一市场，我日本实必成为中心而使商工业取得难以意料的繁荣昌盛”。［11］稻垣有可能是太平洋世纪最早的预言人。在后来的数十年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战略由于军国主义的支配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并演变成了向大洋扩张的南进论，其代表人物竹越与三郎曾说：“日本人应该注目的大业是变太平洋为我之湖沼。”［12］

战后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重建与发展，再度提出了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诸多战略构想。1965年小岛清首先提出“太平洋自由贸易地域”构想，1980年太平首相主持制定《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将战后日本太平洋发展战略推向高潮。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推出新的环太平洋发展战略，其目标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解决日本经济起飞对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第二是打开同美、加等北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并跻身于太平洋的领导大国之列；第三是作为“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补充，改善外部环境。综而言之，日本所倡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带有强烈的“政战”色彩，它以提高环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而增进“战略相互依存度”，达成国家安全保障目标并增进日本大国地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3］

特别需要指出，“环太合作”在大平首相“文化时代”等理想主义口号映衬之下，颇带有一层玫瑰色彩，于环太地区各后进国家较受欢迎，但在实际上其利已主义或排他性是十分明确的。日本野村事务所的专家德山二郎已经明确指出：“以往的环太平洋构想中没有包括中国，……对南朝鲜加入环太平洋圈也需要等待时机的成熟”。［14］

此外，欧洲国家对太平洋的瞩目，也主要是出自对资源、市场的或对美、苏外交等国际关系制衡的需要。

从上可见，太平洋文明发展的远景当然是美好的，但由于各炒家推波助澜，反而使太平洋上弥漫了一层光亮而虚幻的泡沫。合作当然比对抗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简单附会或盲从，将美日等大国的利己韬略误视为超渡众生的慈航妙道，便可能招致抉择失误。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不能简单依据原料进口的大国，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根据自身同大洋的关涉范围与深度，以决定经略海洋的规划。换句话说，要对自己的发展战略进行正确的战略定位。

三紧迫形势下的战略定位

面对太平洋上的诡谲风云，有两种倾向：其一是过高估计自身的海洋地位和力量，其二是对大洋远景过分乐观而忽略海上紧迫的形势。这两种倾向都将妨碍我们对海洋大业中的轻重缓急作出正确惦量、影响我们在广阔大洋中的战略定位与部署。

边缘海上的紧迫形势，首先是指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重要需求。据预测公元2000年世界海洋开发总产值将达世界总产值15—17％，下世纪人类蛋白质和各类食物70％将来自海洋。美国海洋经济在1985年已达36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80年代海洋经济比重不到2％，确实还有很大的事业要做。而目前中国既不能大规模东渡加利福尼亚水域去开采海底矿石，也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去收购夏威夷的产业，中国的海洋经济重心仍离不开西太平洋各边缘海。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西太平洋边缘海各国家地区已同中国建立了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密切关系。1992年中国对日、韩、港、台和东盟贸易额达871.9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额1656亿美元约53％。1995年中国对外10大贸易国有8个在西太平洋边缘海范围。对欧美的经媒煌偈陕娇赵耸渲猓蟛恳嘈璐┬斜咴岛！?/P>

西太平洋还出现了以边缘海为中心的更小型化的区域集团和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在东北亚有初显轮廓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同时还潜伏着北、南朝鲜统一、部分岛屿主权归属、大陆架分割等问题，需要制定稳妥的有远见的对策。在东南亚方向，东盟建立已近30周年，并已成为拥有4.7亿人口的10国集团，具有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南海问题同东盟有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为太平洋大国的日本在边缘海域的动态格外值得重视。日本是近代亚洲唯一自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但在对外战略问题上，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打上了深刻的“脱亚”或“入亚”的矛盾特征。在60—70年代日本所倡导的环太合作，其本质是脱亚的，它要求以日、美、澳、加、新发达国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当时日本人的概念中“‘太平洋’意味着‘北’（发达国家），而‘亚洲’意味着‘南’（发展中国家）”。［15］新的脱亚论“再见吧亚洲”出现于80年代中期不是偶然的。而由于北美经济区的出现和东西经济的发展，80年代后期，“亚洲太平洋”及“西太平洋”等等说法逐渐多于或代替了“环太平洋”的说法。这种新的“入亚论”正如韩国金泳镐教授所批评的，“不仅表现了日本和欧美摩擦的深刻化与向亚洲论的倾斜，还表明了日本人心底脱亚论意识还深深地存留着。”［16］尽管如此，作为环太合作的最早倡导者，太平洋世纪热的最大炒家日本再次入亚，这是显然且值得分析的事实。

近年来在日本政治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小泽一郎曾强调：“日本经济合作的重点必须再度确认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所谓亚洲太平洋地区即大陆与大洋的交汇地区，具体包括东盟、东亚“四小虎”，甚至还有中国海岸地带。至于日本的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因为“站在前头扮演牵引火车头的是日本。与美国一样，日本也供给资金与技术，然后以此为杠杆，让亚洲四小龙追在日本的后头发展，再后是东南亚国协跟着，这个队形让我们联想到雁群飞行的样子，也就是‘雁行型发展’”。［17］日本学界更有明确论证：“总之是要以日本经济为中心，包含亚洲新兴工业群体、东盟诸国甚至还有中国沿海地区推进网络结合，实际上是要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称之为东亚经济圈的实体。”［18］

日本再度入亚所安排的“雁阵序列”，应该说是自命盟主的一种胸襟狭小而锋芒毕露的战略，但同时也很实在地表达了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上的目标追求，即担当盟主并像美国那样发挥领导作用，要与美国“北美经济圈”和“欧洲圈”鼎足而三。

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力量膨胀，对中国的海洋事业既是推动，更是一种压力。因为日本战略家总是首先把中国的力量视作为对其盟主地位的挑战。前日本防卫厅长官、国会众议员中西启介在1994年推出《日本的新国防论》，公开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对日本的威胁”。［19］正如日本倡导“环太合作”构想不包括中国一样，日本现时所要求的“亚洲太平洋”，也不乏回避或排斥中国的因素。据1996年5月8日《产经新闻》报道，日本甚至在今年4月7日吉隆坡“亚洲太平洋安全保障合作会议”上发表“新时代的保卫海上通道计划”，准备将亚太海域自北而南划成三大段，由日本东盟澳大利亚分别担负保卫重责。其中日本所要保卫的北太平洋海域同70年代提出的自主保卫西太平洋一千海里航运带的构想是一致的。该条航运带沿着岛弧，跨越台湾，直达巴士海峡，日本要求单独守护并强化该航运带的军事色彩，无疑是对中国东部边缘海直接或间接的封锁。

值得重视的还有，日本的膨胀势力与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力量”相结合，构成了后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力量。

如前所述，美国于90年代的海洋战略所规定的“沿海”已将中国东北部、东部及东南部边缘海纳入其海军打击范围。今年7月，美国海军联合俄罗斯海军在日本海内进行军事演习，距图们江口经济开发区仅数十公里。［20］今年早些时候日美第15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习，同以前演习不同，实际演练了200米浅海反潜作战训练项目，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浅海作战。《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认为：“亚洲的冷战还没有结束”，日美军事同盟已将“战场从外洋转移到了沿海”。［21］

这些从边缘海飘出的火药味，足以提醒我们，美日等炒热太平洋的大国，已实际地加热了边缘海的气氛。中国在海上本来只保有低水平的防卫力量，如果继续退避三舍，肯定难以息事宁人。因为日美所针对的不光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视为“威胁”。只要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力量还在发展，便总有人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转贴于四以台湾为焦点的边缘海经略

中国的边缘海经略是一番振兴中国与东方的和平与发展的海洋大业，能否成功其焦点在台湾。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那么台湾位于弓背要害之处。台湾既是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在西太平洋特有的岛弧上看，台湾北连日本列岛与冲绳岛链，南接菲律宾和印尼等千岛之国。台湾岛本身物产丰饶、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在目前两岸分裂状态下，对台湾首先当然是内政与统一问题，但同时还关系着中国海洋经略的全局。台湾对于中国其重要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明清以来中国数世纪历史业已证明，台湾安定则大陆安定，台湾有危则国事不宁。

清初统一台湾，其后近三百年海疆大体安定，且对大陆经济商贸带来巨大利益。岛内新兴有许多大市镇，“街衢纵横”、“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到乾隆之后，“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22］煤、糖、茶、稻米等是输出大宗，樟脑在19世纪末占世界销量1／3—2／3。稻米丰收时“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23］有记载乾隆初年“盖缘拨运四库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24］

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中国有限的“同光中兴”，而台湾亦成为中兴要区。至日本割占台湾之前，在台湾曾出现全国第一家机器煤矿，第一条电线，第一台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家现代邮局，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铁桥（淡水河大桥、长463米）等等。台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25］日本据台使中国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经济损失。

台湾自晚清以来对于中国国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关涉全局的作用。台湾防务的存在曾与晚清的三洋海军相配合，为绵长而空虚的中国海防线保存了改善的希望。杰出的晚清战略家丁日昌建议，以台湾为战略基地，对入侵大陆之敌特别在对付京畿方向敌寇，“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他强调：“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湾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26］然而由于日本的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割占。于是攻防易手，台湾成了日本不断攻击侵略大陆最重要的海陆空军战争基地。二战中无数驻台湾的日本飞机轰炸大陆内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汉的日军先头部队，便是从台湾开拔的波田支队。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略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中共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27］于此可知觊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中国如果再度丢失台湾，台湾将很容易地再度变成受人操纵的航空母舰。遭受沉痛挫伤的，不只是中国的海洋事业，还有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28］

采行切实可靠的措施，排除外来干涉，在稳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上，逐步达成国家统一，是为中国边缘海经略的最重要任务。

边缘海经略是一盘大棋，要求我们以广大的目光，观察全局。除了继续开发我们已较为熟悉的“近海”水域，更要关注那些注意较少却又意义重大的边角要地及岛链以东海域。前述图们江经济开发区与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合作与投入，便是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它将有效地维护我们通过图们江的入海权，极大改善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地区的对外环境，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在短短几年的开发期间，晖春已由封闭的边陲小县发展为25万人口的沿海城市了。不少学者预计，以图们江开发区为中心，将出现一个北方深圳。再如南海的经略问题，除了海底矿产、岛屿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关涉改善南海的中长期重大项目也应赋予有远见的关注，例如克拉地峡运河的修建，可以预测它是继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之后的又一重要国际通道。它将使我进入印度洋的海路减少1500海里路程，为南海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进而还将带动西太平洋诸边缘海发生新的变化。再如大西南的入海口问题，南昆线的完成（计划于1997年）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宗磷出口及其他物产的运输问题。若能开通动议已久的滇湎铁路，直接进入印度洋，比走南昆线绕马六甲海峡缩短3000海里以上路程，还可以缓解西南货运对华南铁路与海路的压力，有利于改善华东与华南的边缘海经略。滇缅运输线曾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运输生命线，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应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9］

我国陆域广阔而地形复杂，交通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加速建设的京九铁路形成为一条新的北南大动脉，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广泛得到重视，相形之下，海上运输领域则沉寂多了。众所周知海运较陆运成本低而运力大，按每马力计算，飞机只能运载7公斤，汽车为45—90公斤，火车260—700公斤，船900—4000公斤。中国历代重视挖掘北南运河，也未能发展海上漕运，如果说这是海上技术所限制的话，那么今天的气象、造船等炯术发展严鹆送夤鄣囊磺欣眩枰朔脑蚴卿钤朔绞剿舐焦勰睢Q芯刻窖笪侍獾闹д撸ü卦嫡窝芯克ぢ昀觥じダ仕埂ぜ勇薹蛉嗽康鳎骸八且恢址浅J涤梅浅1阋说脑耸浜徒涣魇侄巍D忝强梢韵胍幌耄话憔扌陀吐衷怂偷氖托枰涣幸磺Ч锍さ幕鸪挡拍茉怂汀！保?0］岛国日本的国内、岛内运输，也尽可能以海运解决，举世闻名的新干线只运人，不运货，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要从观念上摆脱岸线的束缚，但在实践中必须加速岸线的开发。海洋开发不是修筑海底龙宫，岸就是水域的依托或根据。将岸视为陆域“率土”界标的大陆观念是错误的，但忽略岸的开发建设也是错误的。近年的滩涂开发与海上养殖已经初步展示了岸的作用和意义，而岸线城市建设的课题进一步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城市经验值得我们重视。日本的太平洋工业带，长约1000余公里，连结了东京、中京、阪神、濑户内海及北九洲等五大要区，为世界最发达工业带之一。其中东京、中京、阪神三大城市圈，仅占国土面积6.6％，却集中了人口41.2％，产值47.9％。另有统酒显示，我国海岸线18400公里，有临海（离岸线5公里以内）城市37座，平均每497公里一座。相比之下，美国21600公里海岸线，平均每180公里有较大城市一座；日本30000公里海岸线，平均每30公里就有一座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1］可见中国建设海岸城市还大有潜力可挖。

在这方面，香港的城市与楼房建设更有现实意义。香港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筑高层楼群以节省用地面积，在港岛和九龙还填海造地。港岛上的摩崖大楼与岸礁公路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奇观。与此同时，则在郊野、离岛尽全力保护茂密的森林。这种在市区充分集中人口而在郊野努力保持自然的做法，值得人口众多的大陆内地城市建设借鉴。

与此比较，我们的社会发展却出现了很多短视行为。例如，珠江、长江三角洲星罗棋簿的新兴市镇，公路两旁那红墙绿瓦的二、三层高的民居与稻畦蔗林交映如画，较之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风貌变化极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飞跃进步，但同时也包含着难以弥补的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我们的平原仅占陆上国土的15％，而各三角洲则是其中的精华，最宝贵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实在是对子孙后代的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而，发展岸线城市是解决中国人口、资源、交通等问题的战略手段。近年已有学者建议，以精英移民为基础，在珠江三角洲推行新兴大城市的发展战略。［32］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珠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显示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客观走向。目前从内地流入沿海城市的被称为“盲流”的人口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已带来许多紧迫的社会问题。要阻止这一人口流动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各地新兴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满足于这种低技术水平的乡镇企业并使之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必将付出生态环境，资源诸方面的巨大代价。发展沿海城市，是解决人口增加，保护内地环境的战略性措施，对于中国在内地特别是西北内地多高原、山地及缺水等自然条件恶劣之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二、三千年以来历史已显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并开发海岸建设是不可逆转的规律。开发内地首先是要保护内地，转移人口是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内地部分地区采取的村镇警体移民、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的做法非常值得总结。

中国有将荒山建成渡口市这种内地城市建设的经验，也有将渔村建设成深圳这种海滨城市建设的经验。实践证明，中国多建靖座渡口城的可能性极小，而多建几座滨海的深圳则完全可能。如果我们能够使海岸城市建设数量接近上述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必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城市与工业布局带来极大改善，数千年传统的大陆农业性质亦将产生根本性的巨大飞跃。

注释：

［1］（俄）C·塞索耶夫《谈美国海军新战略》，1996年第1期《海军译文》。

［2］1996年第1期《东北亚论坛》，第8页。

［3］（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3页。

［4］时事出版社编《太平洋的挑战》，1986年，第52页。

［5］参见太平正芳政策研究报告书《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6］转1995年1月号《中央公论》，《虚幻的亚洲经济》。

［7］何芳川《太平洋时代与中国》，1995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

［8］周荣耀《‘亚洲崛起’的真实含义是什么》，1996年第1期《战略与管理》。

［9］（日）川上高司《克林顿政权的亚洲综合战略》，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0］（日）小池洋次《美国的亚洲经济战略与APEC》，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1］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

［12］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与日本》，第101页。

［13］参见拙文《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战略意义》，1988年第1期《外国问题研究》。

［14］《太平洋的挑战》，时事出版社，1986年，第33—34页。

［15］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和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16］转见长谷川启之，《APEC日本的立场和作用》，1994年第10期《经济往来》。

［17］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83年，第143—148页。

［18］西口清胜《亚洲的经济发展和开发经济学》，法律文化社，1993年，第162页。

［19］《当代国外军事名著精选》上，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第570页。

［20］1996年8月19日《参考消息》。

［21］1996年7月6日《参考消息》。

［22］连横《台湾通史》下，第456页。

［23］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页。

［24］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页。

［25］黄福三《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

［26］马鼎盛《丁日昌对台湾防务的贡献》，1987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

［27］崛江正夫《日本防卫战略》，（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67年版，第85—86页。

［28］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1996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

［29］关于克拉地峡运河与滇缅铁路对策建议，请参阅拙文《向南看：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1988年5月29日《亚太经济时报》。

［30］《太平洋的挑战》，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3

家住安徽广德的董观荣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妇，自已做梦也没有想到，见了陌生人说句话都会脸红的她，已经50岁了，竟会成为一名感动杭城的“街头歌手”。

董观荣的儿子叫杨德彪，现年28岁，2009年5月来杭州打工。三个月后的一天，杨德彪突然感到腿脚发软，脸色发黄，忧心忡忡的他来到杭州第六人民医院检查，一纸诊断吓得他直冒冷汗杨德彪患上了再生障障碍贫血。医生说，骨髓移植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2009年9月10日，董观荣正在自家承包田里堆草垛，隔壁邻居匆忙跑来叫她“阿彪他妈，赶快回家，你家阿彪刚才把电话打到我家里，他在杭州病了，电话里说话都软绵绵的。”董观荣一听慌了神，身子一下瘫倒在地，半米高的田埂爬了好几次情急之下，董观荣与丈夫连夜坐火车赶往杭州。大城市的滚滚车流以及两边林立的高楼大厦使董观荣头晕目眩。夫妻俩不会说普通话，乘车问路显得非常吃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儿子住的医院。

见到儿子，董观荣捧着儿子的脸左看右看“阿彪，你瘦了，你的脸咋这么黄啊?家里一定要把你的病冶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德彪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父母亲陪着儿子，他们祈盼儿子早日出院。但令人心寒的是2010年4月初，杨德彪的病急剧加重，董观荣与丈夫连忙将儿子转往浙江省中医院。医生复查后甩出一句话必须尽快做骨髓移植手术，需准备40万元费用。董观荣急得直掉眼泪，儿子生病后，家里能卖的卖，能借的借，已欠下十几万元的债务。40万元，这骇人的天文数字该怎么办?可儿子的命不能不救啊!董观荣果断地对丈夫说“孩子他爸，医院里有我就行了，你赶紧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想想办法。”送走丈夫，董观荣打算边陪儿子边在医院附近找份临时工，为儿子看病挣钱。

跑了两天没找到适合的工作，董观荣有点焦躁。一天中午，董观荣坐上公交车又艰难地踏上找工作之路。车刚到下一站，上来了一个流浪歌手，满面风尘，他上车后在后排坐定，一手抱着吉他边弹边唱了起来，一曲终了，车上有不少乘客叫好，还有人向他扔去了纸币。看到这一幕，董观荣不禁有些心动。

瞬间董观荣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自己试着学唱歌，那会怎样呢?也许挣不了多少钱，但挣一分多一分呀!儿子动手术急需要钱，而自己打工的门路又如此难找，我没有别的本事啊!

听说母亲要学公交车上的流浪歌手，杨德彪惊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母亲去当什么“歌手”。母亲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农村，根本没见过大城市的世面，出去久了她很可能迷路，再说母亲已经50岁的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去唱歌这多丢人啊!这同乞讨有什么两样?自己就是死，也不能让母亲去丢那个脸。“妈，你这是想干什么呀'当‘街头歌手’?这个脸咱丢不起!”董观荣的决定遭到儿子的激烈反对。“阿彪，那不是丢人的事。先让妈试试好不好?要是不行，妈就不唱。”董观荣诚恳地同儿子商量。“妈”望着慈祥而又义无反顾的母亲，杨德彪眼眶湿润，他陷入了痛苦的沉默。

儿子默认了母亲的想法，董观荣感到一阵欣慰，可是唱什么呢?选择的歌既要好听又要有点意义。董观荣忽然想到儿子平时在家哼的一首歌很动听，一问才知道歌名叫《(春天里)》，这是由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翻唱并走红的歌曲。董观荣喜出望外，她说就选定这首歌并让儿子教她。杨德彪开始死活也不肯，在母亲的硬磨软缠下，他只得让朋友把这首歌发到他的手机上，违心地一句一句开始教母亲，儿子唱一句，母亲跟着学一句。董观荣索性向医院后勤处借来一块板，她叫儿子把歌词写在板上，她看着歌词一句句地学唱。一位50岁的母亲虔诚得像个小学生。

很多时侯，董观荣拿来儿子的手机，在医院走廊的僻静处，在儿子病床边，一遍又一遍地放《春天里》，一遍又一遍地跟着唱，“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情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杨德彪听着母亲生拗而略显沙哑的歌声，心里感到一阵阵辛酸难受，他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不想说话，泪水顺着嘴角流入口中又苦又涩。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董观荣终于学会了《春天里》这首歌。一位好心的病友送给她一把旧吉他，说这样唱歌时不会显得单调，可董观荣哪会摆弄这玩艺，顾了手下弹就忘了嘴上唱，董观荣下了狠心学。吉他的弦很硬，为了学会基本的弹奏，董观荣的手指都被割破了，一遇到水就会钻心地疼，实在受不了，她就把手指放在嘴里含一下，这样会稍好过些。好几个夜晚，杨德彪看着母亲含着手指睡着了，他强忍眼里溢出的泪水，握紧拳头暗暗发誓，如果自己的病能治好，今后一定要让母亲享福过上好日子。

深深母爱演绎“街头歌手”

真的要去当一名“街头歌手”，董观荣心中不免有些打鼓，一股羞涩感涌上心头，这不类似于乞讨吗?但为了给儿子冶病筹钱，她鼓起了勇气。2010年10月12日，是董观荣第一天当“歌手”的日子。母亲当真要出去唱歌，杨德彪无奈地把一张写着手机号码的卡片塞进母亲的衣袋里，叮嘱母亲万一走迷路就给他打电话。董观荣内心隐藏着不安和紧张，但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杨德彪一直把母亲送到医院大门口，望着母亲略微有点佝偻的背影，他心头涌上一股伤感。

董观荣忐忑不安地来到杭州百货大厦前，她知道这里进出的人多，是个唱歌的好地方。岂料，董观荣刚摆开“阵势”，保安就疾步赶来，告诉她这里不许乞讨。董观荣急忙解释“我不是乞讨，我儿子得了重病，我要用唱歌替我儿子挣动手术的钱。”保安见董观荣穿着一件土布衣服和一双黄色球鞋一个地道的农村大妈形象，根本不相信她会唱歌。在保安迟疑的目光中，董观荣赶紧拿出吉他唱起了《春天里》。

夹杂着乡土气息的歌声在杭州百货大楼门口悠悠响起，行人停下脚步露出惊奇的目光，一个如此老土的大妈竟然还会唱歌?她想干什么?众人像观赏“怪物”一样围着董观荣看。面对几十双惊讶的眼睛，董观荣有些不自在，唱歌的声音变得颤抖了，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弹了。看着略显滑稽的董观荣，人们在窃窃私语后很快散去。第一天当歌手几乎美人给她钱，只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给了她10元钱。董观荣虽感到失望，但她没有气馁。

第二天，董观荣心中揣着救儿子的希望又出发了。这次她选择的场所是杭州的一所大学校门口。下课铃响了，董观荣在学校大门口拿出一把旧吉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春天里》。同学们一个个地走拢来围成了一个圈，在露出诧异目光的同时，欣赏起董观荣有点走调的歌声。一个同学好奇地问，“大妈，你这样打扮唱歌，为的是啥啊?”当了解到她为重病的儿子治病当“歌手”筹钱时，大家的眼神里都折射出敬佩。那位向董观荣问话的学生迅速跑到宿舍拿来200元钱给了她，接着，你20元，我50元，有不少好心的同学现场捐款给董观荣。“谢谢!谢谢!”董观荣含着热

泪把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大妈，你歌唱得不错，很感人，一点也不比‘苏珊大妈’差。”董观荣不知道“苏珊大妈”是谁，她说难道那个大妈的儿子也得了重病?同学们都笑了，一个学生对董观荣说“‘苏珊大妈’唱歌挣了不少钱，大妈你也会挣很多钱的，到时你儿子动手术就不用愁了。”几位大学生边说边笑，他们的话给董观荣以无穷的力量，她苍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每天晚上，董观荣回到医院，把白天唱歌挣来的钱一张张地抹平整理好放在桌板上，她有意给儿子看“阿彪，你看，妈已经初见成效了，积少成多，这样下去你治病的钱有希望啦!”董观荣尽管知道靠唱歌挣钱，那40万元钱不知要挣到猴年马月，但她仍喜滋滋地说着，鼓励儿子绝不放弃。杨德彪望着母亲用辛酸换来的皱巴巴的一堆钱，心中五味杂陈。他泪光闪烁地说“妈!真是难为你了。”

2010年11月的一天，董观荣辗转来到一家高档酒店门口唱歌，她拿出吉他调好琴弦唱了起来。几个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女人正巧从里面走出来，听到歌声她们打量了一下董观荣，在她面前站住了，嘴里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董观荣见到外国人心里有些发怵，她抱着吉他想走开，这时几个外国女人拦住她，其中一个拿出了照相机。董观荣慌了，嘴里本能地吐出一句“你们想干什么?我又没拿你们东西。”对方又是“叽哩呱啦”了一阵。正在“难堪”之际，酒店里走出一名懂外语的服务员，帮董观荣解围说“大妈，她们是想跟您拍照留个纪念。”董观荣这才恍然大悟。照好相后一个外国人从包里抽出一张100美元给董观荣作小费，她们微笑着伸出大拇指夸奖董观荣OK

后来董观荣知道100美元能换700元人民币，她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董观荣上街唱歌，常常只穿一件单薄的外衣，11月19日那天，杭城气温骤降，她当时没有防备，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待回到医院，董观荣发起高烧，烧到三十九点五度，杨德彪吓坏了，连夜带着母亲挂急诊，然后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几个病友的亲属都劝杨德彪去休息，大家愿意轮流帮他照顾母亲，杨德彪没有同意，他哽咽着说“我妈是为我生病的，我只有自已照看她才对得起她啊!”

2010年11月23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俏息，硬是爬上十二层楼梯，喘着粗气给杨德彪送来3000元钱。几天后，一位阿姨打电话到浙江中医院找到杨德彪，说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唱歌挣钱为儿子治病，值得所有人尊敬。当日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姨为杨德彪汇来了5000元钱。这些好心人给董观荣以莫大的信心，她坚信自已的歌声再乡土，再沙哑，只要一直唱下去，就一定能攒够儿子的手木费。

重病儿子迎来生命春天

2010年11月29日中午，董观荣在外面唱歌实在饿极了，到马路边大排档吃了碗馄饨，旁边的几个安徽籍民工听出董观荣的家乡口音，就和她搭腔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大个子民工见董观荣身上背着吉他，觉得很好奇，问她这是干什么?当听说董观荣为治儿子的病当起“街头歌手”的事，几名农民工对这个老乡顿时肃然起敬，大家感叹董大妈了不起!

没想到两天后那个大个子民工和他的―个伙伴竟找到医院来，并带来他们募集的1000元钱。“大个子”说“老乡们想帮董大妈一把，他们商量，反正晚上闲着没事，决定排演几个节目，替董大妈一起举办一场小型义演，动员好心人捐款，这样会比董大妈一人唱歌挣的钱多。听完“大个子”的话，董观荣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30多名农民工兑现了自已的诺言，很快有五个节目排演完毕，他们还请来了当地文化馆的老师作现场指导。可节目排好了，演出场地使大家犯了愁。这时有人建议去找杭州的公益组织“草根之家”想想办法。“大个子”与董观荣一起来到“草根之家”。负责人刘明被董观荣的母子之情所感动，立即答应帮他们寻找义演场地。为了扩大影响力，刘明还几次登门联系杭州电视台，电视台表示愿意对义演现场进行电视直播。董观荣激动得哭了。

2010年12月11日下午，杭州西城广场人头攒动，杭州电视台和“草根之家”联合举办的“冬天里的春天”大型义演晚会拉开序幕。义演开始后，主持人饱含深情地说“在我们身边，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筹钱，她背着吉他，不顾羞涩，成了杭城的一名‘街头歌手’，她用歌声温暖了寒冷的冬天，她用歌声唱响儿子的生命春天，她，就是‘春天妈妈’董观荣!”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董观荣被请上了台。

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观众，董观荣既激动又紧张，她哆嗦着嘴唇说“不是儿子生病，我会在安徽老家安心种地，可眼下儿子得了重病，我要感谢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我练了一首叫《春天里》的歌，就给大冢唱一曲吧。”由于情绪激动，觐荣竟几次忘了歌词。台下的观众开始有人唱起了《春天里》，接着很多人都自发地跟唱，声音由小变大，后来变成了上千人的大合唱，董观荣的歌声被淹没在巨大而宏亮的《春天里》，看着如此忘我投入的观众，董观荣热饵长流。

义演现场，30多名农民工兄弟表演了五个节目，他们纵然没有专业演员的水平，但那种原生态的演出却显得别样精彩，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那天，杨德彪坐在医院大厅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直播，当他看到母亲泪花里裹着笑容的那一刻，杨德彪的心底掀起一股巨大的欣慰波涛。啊!母亲终于笑了，那是母亲在经历和承受了多少辛酸后发出的欢笑，母亲的笑容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义演的场景灼热而轰动，众人为杨德彪捐款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地往捐赠箱里塞钱，董观荣不停地鞠躬，她只有用这种最纯朴真诚的方式向大家谢恩。

2010年12月18日，这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浙江在线网站专程请来了翻唱《春天里》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他们在杭州剧院帮董观荣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义演。演出结束后，“旭日阳刚”特意看望了董观荣母子，他们说这是他们演出以来最有意义的一次。

两场义演加上董观荣唱歌挣来的钱，共计达36.3万元。董观荣苍老的脸上热泪纵横，儿子杨德彪激动得几个晚上都难以入睡，手术需要的钱终于凑齐了!经浙江在线连续报道，至当年12月底社会各界为杨德彪累计捐款超过40万元。杨德彪虽然还没有找到骨髓匹配成功的对象，但他和母亲一点也没泄气，他们相信奇迹的出现春节到了，在家过了一辈子年的董观荣2011年春节要和儿子在医院里过年，两个馒头，一盘花生米，一碗香菇炒青菜，还有儿子喜欢吃的卤鸭，年夜饭没有家里的丰盛，杨德彪却吃得津津有味。望着儿子欢快的样子，董观荣心头升起无限的温暖，她默默祈祷，新年里儿子的病能好起来。说来也怪，在母爱的呵护下，杨德彪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董观荣成了2010年度“中国网络”最感动的人物。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那天，董观荣母子等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浙江中医院沈建平主任医师告诉他们，上海脐带血库已找到可与杨德彪配型的脐带血，为了确保脐带血移植的存活率，省中医院在上海找了两份与之配对的脐带血，准备一起给杨德彪输进去，这样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董观荣为儿子治病当“街头歌手”，这件事感动了省中医院的每个人，院长亲自出马两次赴上海，杨德彪的救冶方案最终确定。沈建平无限感慨，由于激动他的双眼变得湿润了。

听了沈医师的一番话，董观荣愣了，少顷，她感激万分地抓住沈建平的手“沈医师，这是真的?谢谢您!谢谢中医院领导!”继而她含着热泪对儿子说“阿彪，你有救了!苍天有眼啊……”“是啊!妈，我们终于等来了。”杨德彪双眼红润，眼眶里的泪水瞬时像决堤的江水喷涌而出，那是儿子对滔滔母爱感恩的泪水啊!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4

从西北来到岭南，我住进出租屋。

最初几日，我只蜷缩在屋内，煮饭、看书、睡觉，一点都不想出门。我像个匆忙中跳伞的战士，慌不择路地在海边登陆。第一次出门，在小区外驻足，左瞧右看，选择了牌匾多的那边。进入超市，货物陈旧落伍，但我还是买了电饭煲、薄棉被、大米、蔬菜和水果。

我住的是一楼，玻璃推拉门内，又加了层钢筋折叠门，外出时，要将折叠门锁上，否则，坏人极容易从阳台上翻进来。阳台是敞开的，不像北方，加固着玻璃或铁栅栏。站在阳台，可一眼望见对面草坪上的大王椰、棕榈树、勒杜鹃，然而，当折叠门拉紧时，整个房间像全封闭的监狱。

房间不大：客厅、卧室、极小的厨房和四方形卫生间。

我努力，再努力，试图让身体和这间出租屋的结构协调起来，然而，我和它，到底还是脱节的：我无法以主人之姿享用它，而它对我，一直倨傲、僵硬、冰冷。先于我存在于这个空间的物体，以种种古怪方式，让我受到排斥：卧室衣柜涂着棕黑色，是老年人的色彩谱系，我无法猜测出屋主人的年龄；拉开柜门，木板嘎嘎，如打开密室，散发潮湿霉味。

我不愿将任何东西放进抽屉（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做离开的准备）。虽然它们和衣柜一样空荡，可总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几颗螺丝钉、一个灯泡、一堆曲别针，突然冒出来，提醒着我：这个空间，曾被他人占用（类同二婚）。

有只褐色翅膀的蛾子，从台灯处飞快滑入墙角，须臾，不见踪迹；清晨跑步，与一只老鼠劈面相逢，我们皆愣怔。它太肥硕，是北方同族的三倍，并不灵活，拽着大肚腩，呆立。然而，它不怕我。片刻后，晃晃悠悠，它朝草地奔去，其熟练背影，比我更像此地的主人。

我无法在卧室安睡：一只黑蜘蛛，李子般大小，用均匀的触角轻缀蚊帐。

它那么大……我无法想象，当电蚊拍触到它，会发出怎样的焦味？我轻摇蚊帐，希望震颤能告诉它：这里，并不像表面那么安全。第三天，它不见了。之后，我在蚊帐上发现了一颗小黑点。仔细一看，是一只比指甲盖还小的蜘蛛。和它的母亲一样，它也有着均匀分布的触角，正牢牢缀着纱网，扑簌簌颤抖。

敲门声响起在前半夜：砰！砰！砰！

那声音像在砸隔壁的门，又像在砸我的门：那不是简单的敲门，声音里没有请求，只有愤怒、愤怒、愤怒！那只拳头在手臂、肩膀、脊椎骨的紧凑配合下，蹦出迅疾的炸弹，将膨胀的重量，猛然掷出，无所顾忌中，直愣愣插入耳膜。我坐直身子，打开灯，却犹豫起来。

我真的无法即刻做出判断：那声音到底砸向哪个门？

敲门声漫长、疲惫、狼奔豕突，我看到茶几的形状被拉长，变得弯曲，而窗帘像河流，电视瞪大那只单眼……它们都在听：砰、砰、砰！空气上下起伏，时间分秒流逝，那个可恶的敲门人。

我终于从震颤中辨析：那声音里没有树木的瓷实，只有钢铁的僵硬，并伴有纱网的。我的心落回原处：我的门是实木的。五分钟后，敲门声停歇，接下来的整个夜晚，我彻底失眠。

这间出租屋，常令我想起早年离开家乡哈密，到乌鲁木齐时住的那间宿舍：同样小，同样处于茫然不知所措，同样被一片陌生包围。而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家，家里的书籍和衣服、亲戚和朋友，皆变得疏远陌生，像从来不曾存在，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1993年8月和2010年8月――如此相似！

我将灵魂保留在北方，而提着肉身的残骸来到南方？

1993年的我，如一簇刚点燃的火苗；而现在，我的面庞蒙上了层淡淡的土灰。事情再清楚不过：我必须要丢下一些看似很要紧的东西，随后，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虽然变得柔软脆弱，但也不免兴奋起来。

我在那张摇摇晃晃的餐桌上开始写作，试图敲打下我的故事，我的感想，却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指头凝滞，完全不听使唤。闷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每一天，都被折合成租金，提前支付出去。一想到下个月的账单，突然间，人又高度紧张，脑袋开了窍，敲打键盘的速度快了起来。然而，不消几日，那轻松又兀自而飞，再次枯坐窗前，手指僵硬。

我拨快了在体内运行多年的时刻表，试图消解两小时的时差：我在晚饭时睡觉，正午后去吃晚饭，凌晨酣眠时起床。无数次，我在心里默默计算：北方的十点，等于南方的八点。所有的时间，皆以此类推；所有的时间，都不是安稳地驻扎在自己的营帐里，而被火种点燃，呲呲冒烟，从最宁静的战士，转成最傲慢的暴徒。

我的大脑在努力控制、调配自己适应新时间，而我的身体则在抵抗、惊骇中，延续着老时间。我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从此不再拥有那种彻底的安全感。我不知道这种生物钟的调整，于别人会怎样，对我，不啻为某种道德标准，乃至精神标准的大调整。

我是在银行办理业务时，被柜台里的女职员尖叫着，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和别人不同：她看不懂那些汉字旁边的文字；而此前，我从未注意到那里还有维吾尔文。我坦率地承认，当我不得不靠“广东省居住证”将自己维系在南方时，我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居住证和身份证的最大不同，是居住证上有两个地址：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址；同时，身份证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而居住证是一年。

我仔细观看两个证件上的自己，发现虽然五官相仿，发型略有差异，但眼神，却完全不同。这张面孔是破碎后，重新拼贴在一起的。

原来的我――那个真正的我――被永远破坏了。

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胆怯谨慎多了：我要感激我看到的每一片绿叶，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以及每一个微笑的邻居。我收敛起放纵激越的笑声，害怕过分张扬引来的侧目：毕竟，我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我无法挺直腰板，言之灼灼，而变得敏感脆弱。

一个暂时的居住者，在各种官方机构中，首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出于信任将自己的履历交付出去，而是――公开。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质疑。我拿着那些表格，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去办手续，而那些先后顺序，是早已规定好的。

每一次取表和交表，都让我感受到另一个可怕的词：逃跑。

如果打工者来到南方，是为了躲避贫困，那我又将亮出怎样的理由？当我不得不公开我的履历时，似乎，我并非达到缺吃少穿的地步，那我的这种“逃跑”行为，将归类到何处？那位民警，那个诗人，或那个邻居，他们惊诧地盯视我：你……何以从风景区来到工业园？

在填写了无数张带着编号的表格，并盖章后，我还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在“选择何种避孕措施”中，找到一项，打钩后，再到卫生所做B超：“查环查孕”！

――脱鞋，躺在那张铺着白床单的窄床上，淡蓝色塑料帘子象征性地半掩着，自己褪下衣衫，袒露肚腹，被涂上团黏液后，因陡然到来的冰凉，而浑身紧缩。随后，圆润的传感器开始转动，携带着湖面晃动涟漪的波浪感，转啊转，貌似永远转不完，其实，不过转了一分钟。

同样的检查，在乌鲁木齐，我也曾做过。那时的肚腩里，有个小小的胎儿，我要知道他（她）的心脏是否正常跃动，他（她）是否比上一周，更茁壮完整。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未来的生活，将伴随着这个孩子的诞生，更甜蜜幸福。

“起来吧！”她不是在催促我，而是在叱责我。

擦掉黏液，起身穿鞋，整理衣衫，等待最后结果。

这个过程不能算是耻辱，也谈不上刁难，但却总让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这是些小事情：始终都是些小事情；然而，在这样的小事情中，我感觉尊严的跌落，比股票的曲线更迅疾。我要怎样袒露、坦白、坦率，才能表明我身体健康，来路正派，神智清醒，懂得避孕，不会携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危险？然而，我不能慢待任何一张表格，任何一句问询，任何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否则，我便会在迁徙的途中，丢失我自己。

我不愿谈及新疆，也不再说起乌鲁木齐，更不愿当别人说起新疆旅游时，加入到赞美新疆风光如何“大美”的话题。不，我无法更深入地谈论那些话题。谈了，又能怎样？当我坐上火车，穿越河西走廊，眼前逐渐展开的不是焦黄，而是新绿、翠绿、浓绿时，我知道我身后的那片西北偏北的土地，已渐渐凝缩成地图中的公鸡尾巴。它在那里，永远在它该在的地方；它无法移动自己，而我可以。

在决定离开新疆时，我在北疆托里县的萨孜湖边小住了些时日。

看到毡房、牛羊、夕阳、空荡无人的公路、公路边漫步的骆驼时，我的内心怀着隐秘而强烈的感情：“永别了。”我对那片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无比热爱，此后，三番四次抵达的草原，不断地重复着：“永别了，永别了。”我该怎样解释，我如此想离开新疆――我的出生地的复杂过程？我只能这样说：在新疆的最后日子，我被不安侵扰，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在南方，令我惊诧的事情比比皆是。他们说：你不像新疆人啊？

我解释：我是新疆的汉族人。

我的绝望感，随着这种不断重复的解释而日渐深入。我的亲人、朋友、同学，还留在新疆，他们都是在新疆的汉族人，他们能到哪里去呢？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工作，还准备把自己埋葬在天山脚下。在我决定南下之前，我也是这样规划我的人生的。现在，我如此迅速地离开新疆，如此迅速地放弃了我似乎已经赚得的那些人生红利，而走上迁徙之路，为什么？

过去了：2009年7月5日傍晚8点半，突然冲出的暴戾之徒，拿石块砸路人脑袋，掀翻小汽车，洗劫便利店，闯入民宅放火，砸毁汽车销售点，让公交车成为火龙，让街道铺满碎玻璃碴；无人认领的尸体、有毒的针管、沾满血渍的高跟鞋……

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厘清这些场景，同时，我也无法说清这场事件，从何时酝酿，何以到那时，要如此爆发。我无知懵懂，又愤懑绝望。更可怕的是，在这场暴乱后，新疆断网近一年。那片地图上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地区，一下子，像灭了灯，变得不存在。

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经选择了沉默。

或者，只是嘀咕了几句。

达到南方后，我惊诧地发现，大多数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当我试图说明那场事件对我个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时，我的语言，苍白无力，无以附着，像晃动在半空中的一缕轻烟。

不是都过去了吗？现在，一切又都像纪录片所描述的那样：长辫子、手鼓、歌声和烤羊肉串。是的。我想说，那种感受，只有自己亲历，才会明白。

在“7・5”事件之前，我曾听说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地震、泥石流、火山、海啸、地铁出轨、飞机失事……然而，我总是心不在焉地“哦”一声；但是，等我不得不目击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鲜血和死亡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到那些当事人的感受！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世界不再只是一个大家庭，而正在被暴力的铁丝网围起来；对异族人、陌生人的仇恨，与日俱增。

我是被迫走上迁徙之路的；但表面上，我是被自我放逐。一个人生存的愿望如此强大，像那些从楼房的水泥缝隙里冒出的野草，我的目光，总在牵引着我，走向更适合生存的地方，于是，某种现实的界限被打破，我来到南方，开始填表，做检查，办理居住证，住进这间出租屋。

仿佛一切照旧：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我开始写作。这屋子有几本我随身携带来的书、有笔记本电脑、有网线……有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我能找回内心的安宁，我便能不受干扰地、继续将我的手艺活做下去。

在这间出租屋，我可以不代表任何人：无论是新疆人，还是新疆的汉族人，或者广东的暂住者，而只代表我自己，来书写我想要写的那些文字。我不情愿，也没有理由，让自己成为身份证或居住证下的棋子，让自己用他人的标准来解释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二

到达南方之前，我从未将如此之多的目光，投向摩天大楼。它们像巨人，穿着发金光、银光、蓝光的衣服。这些高大之物在城市，不是客人，而是主人：人类如此依赖于它，且臣服于它；人类走在自己建造的水泥丛林时，喘息粗大，两股战栗。

我曾目击到一幢银粉色大楼，不觉大惊：如此吊诡之颜色，似素面人群里出现个浓妆艳抹者。本地人说：这楼内有鬼。如此说来，每个地方，都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任何一句话，都能泄露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萨孜湖草原，看到油饼而不知它叫“包尔萨克”的，肯定是外地人；而在南方，不知一幢楼为何涂抹得如此者，也是外地人。

各种各样的阳台，从楼体中横生出来，携带着最重要的南方特质：。

像看到女人露出肩膀般，我痴迷于那些阳台。北方的阳台是内敛的、收缩的、封闭的，雪的降临将人封锁在密闭的空间，屋内不能有任何空隙，否则，暖气便会消散殆尽；而南方，无需暖气，只有阳光。十二月的岭南，芒果树、细叶榕、勒杜鹃，并没有比夏天更凋零，那层层叠叠的绿和紫，依旧如风景画般，装饰在阳台外。

那一天，我正站在阳台上收衣服时，看到骑电动车的男人按门铃，喊：“快递。”门铃内女声道，你送上来。他盯着四方机器，冷酷重复：“你下来取。”

他从车后座取下纸箱时，手脚凶狠。

等待的当儿，他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突然，他的嘴变成根枪管，喷射出成串的词汇火焰：杂种、的、傻B、我靠、剁死他，不想活了……短语爆发的间隙，夹杂着完整的句子，像一群疯狗扑过来，将每一个角落，都填塞进狂吠：薪水买到的菜，连做汤都不够！那傻货凭什么那么？找几个兄弟做了他（她）！

我和他只隔着半堵墙――那低矮而敞开的阳台。

他根本无暇环顾四周，完全沉浸于仇恨的诅咒中。暴力词汇凝成股麻绳，越来越紧地勒住颈项，让空气稀薄，乃至无法呼吸。这个男人内心丛林的最深处，豁然洞开，那里的炼狱之景，和他身处的这幽静秀美的环境，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

他是我的陌生人，是我无法揣测的未知疆域。

他能干得出任何事情――从他那闪爆烈焰的词语中，我确定。

我的心阵阵紧缩。他的宽松裤、帽檐、铁青面容及浓重南方口音，都让我感到害怕。好像只需一根火柴，他便能爆炸；暴戾的种子，已深刻地扎入他的体内。他已受损，成为濒临崩溃的人。此时此刻，他正处于精神状态的正常和失常的分界线上。

此前，我听说暴戾之人在盛怒下，能干出种种乖戾之事，甚至包括残害无辜；现在，这个送快递的男人，不是低声下气、噤若寒蝉的那个类型。他不聋不瞎，情感强烈，因地址有误，三番四次投递未果，遭顾客谩骂后，已接近疯狂。他的内心充斥着愤怒与怨恨。肉身的疲惫，金钱的欠缺，尊严的贬损，皆揉成一团痛苦的渔网――他不但无法摆脱，反而越陷越深。

我想起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亲眼看到的那一幕：血从那个女人的额头汩汩冒出，凝结成块后，沾在白衣服上，变成黑斑。久久地，久久地，那具尸体，无人认领，无人移动――就那么，当街横陈。

更让我震惊的是，躺在地上的，不是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而是更多，更多……

警察终于抵达现场，先拍照，然后，把尸体搬走。

有的死者身份很快得到确认；有的，永远成为谜。

他们被杀害时，完全处于懵懂状态――他们和凶手之间，是陌生人。他们和凶手之间，没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冲突、矛盾和过节。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被陌生人“不喜欢的人”！

杀死他们的，不仅仅是凶手，还有两个字：暴力。

部落的领袖因为暴力可成为领袖：他可以徒手打败一只老虎或狮子，其过程是血淋淋的，就在这种血淋淋的画面中，传来部族对成功者的崇拜与欢呼。于是，那内在的原始的暴力欲望，就爆发成一股征服力，在空旷山野，以体能保护族群。而现在，暴力转换了角色，被鼓动成一股能量，用来对付陌生的异族人。于是乎，乌鲁木齐，在2009年7月5日的傍晚，变成一座废墟，一切文明都已结束，狼犬乘着夜色，恢复其凶残本性。

那天傍晚，在超市买完食品，我们的车无法开回家，各个路口皆被。没有一条路，是通往我家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我们继续滞留在夜色渐浓的大街上，我们就有可能变成暴徒的模样；而暴徒行凶后，冲完凉，换上干净衣衫，完全可以指着我们说：是他们干的。

必须要回家；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将车头拐入小巷，心惊胆战地穿越过各种逼仄路径，从曲里拐弯中钻出后，终于看到那幢楼房――我们的家。我伸手推车门，推了几次，才推开；手里的塑料袋，不过是些牛奶面包，却感觉气力消散殆尽，重得无法拎动。

我们的孩子，已不再去幼儿园。那一天，正在午睡的孩子们被吵醒，小鸽子般，扑打着翅膀，从门口飞出。我的孩子，四岁半，左手捏着衬衫，右手正在提鞋，嘴里喊叫着：“妈妈妈妈，坏人来了，我保护你。”我蹲下，一把搂住他。他的身子那么小，但却异常滚烫。他将胳膊环绕在我的脖颈，将脑袋靠在我的耳边，摩擦着，喃喃道：“不害怕的，我保护你。”

我浑身发抖，却不能流泪。在便利店里买了矿泉水和方便面后，回到家，反锁上门，让孩子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继续午睡。孩子睁开眼睛说，睡不着，但又闭上。五分钟后，微小的鼾声响起。

午后的阳光灿烂如银，我拉上窗帘。此时此刻，整个中亚，正进入收获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水果成熟的香味。但是不，不仅仅是这些味道，同时还能嗅到的，是血腥味和焦糊味。

2010年8月，岭南，在这堵敞开的阳台之外，我嗅到了那股并未从我鼻孔里消失的――暴力味。我想方设法，迁徙南国，就是为了躲避这血腥之味，然而，它却通过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男人，追踪而来，在离我一米的地方，重复上演。

夕阳西下，余晖照亮他的整张脸，他的胸脯宽阔，颈项堆砌着红肉褶子，沿着纽扣，上上下下，他的衬衫上全是油渍、烟污、黄点，离胸口越远，污渍越多。他的个子如此之高；他的眼睛又大又圆，脸庞窄小，棱角分明，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他的胳膊那么长、粗、有力。他离我那么近，一伸手，便能攀附着光滑栏杆，跃入阳台。

突然，他看见了我――上半身被衣服遮挡，但头颅却冒了出来，眨动着眼睛。

我们对视……

他的目光像岩石，又重，又冷。

他即刻闭嘴。

像被电波击中，就那么傻愣愣地站着，我无法挪动双腿。我想起那一天，在乌鲁木齐，我没有力气推开车门――而现在，我没有力气让自己从阳台上消失。

就在这个瞬间，我惊骇地发现：当我害怕他时，他同样，也在害怕我。

――我同时，是他的陌生人！

我租住的这个屋子，一直以来，都是空屋，所以，他才那么肆无忌惮地讲电话。他完全没有设防，因此，也没有羞耻的风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内心的幽暗，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会看到或听到。所以，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男人面对的是真实的自己：越来越兽性，越来越绝望。

我从天而降，住了进来，他根本没有防备。那么我，又给他，带来怎样的气息？那么他从我的面孔，我的举止中，又获得了怎样的感想？也许，我对自己体内潜在的暴力倾向还没有梳理，没有触碰，一旦那堆燃料被点燃，我的表现，也许会比他对着电话聒噪，更令人瞠目结舌？或者，此时此刻，我已经以暴力的方式，侵害了他――我如此之强势，就这么住进了这间屋子，以主人之姿站立阳台，如一把剑，刺穿了他毫无防备的身躯？！

某些时候，当我们强势到一定程度时，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施与暴力的。

无论我，或某个阶级、国家、族群，其本身，都会构成暴力――而在文明的社会，暴力看起来不太像暴力，但确确实实，有人因此而受伤。

那个男人很快变得畏缩，身体全面收紧，像被根强有力的手指按下停止键，待楼上邻居取走包裹后，他即刻转身，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般消失。

返回客厅，坐在沙发上，我不住打颤。

也许，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到一种压制住暴力本能的方式，然而，在这间岭南的出租屋内，我深刻地感受到，那可怕的本能，依旧存在于人最内在的本性中。三

坐在公交车上，不断听到报站：××村到了……××新村到了……××二村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并不是一片又一片农田，而是一幢又一幢楼房。这些“村”，不过是些商住小区，没有田埂老牛，牧歌炊烟，村人混杂一片，互不相识。

我住的这个村，并非是农民自建房，而是一个有三四万人的小区，规模足够大，然而，一个细节让我顿悟，说到底，这里还是村。如此之多的人汇聚于此，却只有一个邮政代办点，窄小房间不足十平米，只能投递信件包裹，无法取汇款。我只能坐上公交车，过五个站，抵达另一个村，才能办理。

在出租屋居住的日子，我只是占据了一个空间，而整个灵魂，并没有粘附在这里。有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在侵扰我：我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恰恰是对定居的渴望，以及由此滋生的痛苦，时刻压迫着我的神经，促使我在面对陌生街景时，怀着半是生人，半是主人的姿态。

我不知道我能在南方住多久，我如何才能摆脱这间出租屋，并同时，我的生活不再只是临时性的，而能做长远规划。

某日文学聚会后，送一位男诗人回家。

车从市中心的会场开出来后，已是深夜，街道边幢幢高楼挺立，像只只放大的狼影，黑，又闪着光。簇拥着庞大躯体的灯泡，密密麻麻，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最顶端，举起自己的猩红名号：XX集团。突然，迎面看到五幢连体楼宇，像个扇面被打开，黝黑身躯上，镂空着四方洞穴，每个洞穴里，都蹲伏着一只亮晶晶的小兽。某个瞬间，我感觉那片楼宇突然向后躺倒，那些灯光晶体，并不是竖立着，而是平平地摊放在水平面。

另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在建立，而这种关系的扭结，比起人类在游牧或农耕时代，更为复杂。与人在树林、在田地、在牧场时仰望天空完全不同，人在工业时代的楼房间抬头，并非敬畏造物主的威严，而更臣服于人自身的霸道。篱笆不见了，围栏不见了，马齿苋草不见了，梨树和小鸡不见了，只有楼房，一幢幢钉牢在地里，又插入天空的楼房。

诗人住的房子，在那片摩天大厦的夹缝中。

同样是出租屋，我住的是小区里的房子（楼房的模样统一，有大门、保安、各类植物）；而他住的是农民房（本地人自建，高低错落，见缝插针，管理混乱，难得看到一棵树）。在车上，他调侃道：“我们那里，楼挨着楼，间距不到一米。”他又说：“这边楼房的水龙头开得猛些，对面人的脸，会溅上水。”

街道逐渐弯曲、逼仄。有个小吃店，懒洋洋地开着门，玻璃柜台内的铁盘中，放着切好的猪肝、鱼片、粉肠、肉丸。小店里木桌木椅，墙上挂着风扇，但内里，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闷热。再向前，小路斜一群低矮楼房中，彻底不见了踪迹。

他住在最后一幢：六层高，无大门，只敞开个门洞。进入后，左边是保安室，有人轮班，照管整楼的安全，右手是楼梯，大理石地面，倒也干净宽敞，但稍显昏暗。拾阶而上，楼道内左右展开两排屋，铁皮门紧闭，门外散乱着各类鞋子。

他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铁锈味扑面而来，像野兽归洞。

这就是传说中的农民房：长条形小客厅，靠墙放着古旧的三座木沙发，正对着同色同质、嵌玻璃的小茶几，侧面是台饮水机，角落处是个黑色拉杆箱；顺墙向里走，小卧室内有张双人床、床头柜、镜面蒙尘的梳妆台、一米宽小衣柜；再向前，是阳台，没有玻璃窗或铁栅栏，就那么裸着――是个洞，能直愣愣看到对面。阳台对面，是两间并列的小屋：一个是厨房（简易锅灶，仅够一人操作）；一个是卫生间（淋浴器喷头挂在墙的半腰，下面是塑料桶，粗管道上架起块玻璃板，放着洗发液、沐浴露、卷筒纸）。

这样的居所，其实并不简陋，该有的都有了；但是，它匮乏整洁与温情，亦缺少必要的点缀和细节的装饰。人是这里临时的客居者，而灰尘，才是真正的主人，充斥着整个空间，无处不在。一切都恍恍惚惚：吊挂而下的窗帘，是块随意的花布，漫不经心；关闭的衣柜，居然从底部伸出条长裤的腿；地上摊放着的包，拉链半开，像随时要装上东西，即刻离开。

这种近距离观察别人的居所，是骇人的：当目光掠过种种摆设时，这个人的生活仿佛一具被解剖的尸体，连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在外面，尽外人上上下下饱看。

这屋里的人和物，都处于不安状态。

漂泊、流浪、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从一间工厂到另一个，不知前方有什么，只提着胸腔里的一口气，朝前走，朝前走……

我偷眼看他：脸上的皱纹活像一张诉状。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杂志社干个小编辑，被有编制的正式工呼来喝去，杂活累活全都丢给他，发薪水时，不及人家的零头。顶让他生气的是，他因写诗而备受折磨。在他看来，当别人称呼他为“诗人”时，简直就是在使用侮辱性的词汇。

诗人……不合时宜，可怜巴巴，穷困潦倒……

在这个逐利的年代，他的行为，多么陈旧、古老或过时！

似乎诗人是他一切灾难的缘由，就像身上皮带的尖插头一样，把他扣得牢牢的，气也喘不上一口。似乎，置身于如此穷苦景象，只能屈就，如果让头颅高仰，就显得不伦不类。

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如玻璃互相刮擦，令耳膜疼痛。

这屋子的墙壁像张半透明的黄纸，哭声一把推开，毫无障碍地砸过来，将一种难言的辛酸扩散开。这个充满啼哭的空间，貌似一个住所，却无法遮掩漂泊味。我心里一紧：如果我把孩子生在这里，他一样会长大，但是，他会视凌乱为正常，会将某种古怪的坚硬吞进体内，他一定和在自己家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

出租屋里的生活，并非仅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当人们处于精神上的动荡状态时，对周遭的各类物体，都会显现出一种因绝望而衍生的随意性――镜子，就让它落满灰尘吧；窗帘，就让它含混地飘荡吧；卫生间，就让它沾满污渍吧；提包上的拉链，就让它休克在中间吧……太多了，这些漫不经心的细节，像被绝望攻克下的城堡，一个又一个，在那里，形成荒凉的坟场，慢慢地侵蚀、伤害、改变着这屋里的人，让他们的尊严被击落，迫他们匍匐下来，蚯蚓般苟活。

故而诗人要开始抵抗。

他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远离一切喧嚣地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坚信一个新的时代，就在前方。四

“新疆小孩都是小偷……”这句话被轻易说出，在南方的公交车上。

本来昏昏欲睡，可耳膜像被针扎了一下，我惊醒。

对面是两个女性：一个戴眼镜，另一个扎马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站着的扎马尾的说，她所在的工厂宿舍，三楼被偷了，小偷之前是去踩过点的。坐着的戴眼镜的说，有一次我下车，后面有个人跟着，一直跟到拐角，猛扑过来，是个年轻人，我便掏出手机递给他，又翻开包，说才剩十块钱，你还是拿手机吧。戴眼镜的补充说，那手机款式好老，我早都不想要了。

她们聊了一路，车上的人大多都听得到。

没有人会追问她们：新疆小孩都是小偷吗？或者，小偷全是新疆小孩吗？没有……！当她们使用“新疆小孩”这个词时，像出门购物的妇女，顺手拽个袋子，无论是黄是绿，能装东西就行。这样的人，在南方，比比皆是，她们长着一张共同的嘴。

这天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起了吉也尔。

在托里草原萨孜湖的那个下午，我朝一辆摩托车走去。车旁是个男孩：黑鸭舌帽、黑T恤、长袖白衬衣、黑裤、白运动鞋。黑和白在他身上形成起伏跌宕的落差美。我向他打招呼，听到回复后，我们用汉语交谈起来。我获悉，他叫吉也尔，十八岁，刚高中毕业。在他即将成为家中主劳力时，父亲送给他一个坐骑：价值五千元的雅马哈。

吉也尔说，他不喜欢骑马，也不喜欢听冬不拉。在拥有摩托车的第一天，他在托里县城花了一百元，装了个音响（像以前的骑手迷恋雕花马鞍），用来听摇滚。那音响就绑在摩托车左侧。他为我打开，强劲的鼓点砰然奏响，令周围空气翻滚发烫，音符涟漪般扩散开，音响表面像一颗在外的心脏，一上一下，凸凸弹跳。

吉也尔早已习惯这种猛暴节奏，甚至还觉不过瘾，俯身从草丛中捉来蚂蚱，将它丢在音响上。那个小东西，四肢惶然，躯体随音响的鼓凸而蹦跳。打击乐随之变得残忍，像是对这只小蚂蚱进行的一场行刑。

我陷入自责：男孩因看到我，向我炫耀，将音响打开，将蚂蚱丢进音乐漩涡。他在展示他的游戏。他用以在草原上打发漫长时光的游戏；可那打击乐像钢爪，摄住我的脉搏，令我喉头发紧，太阳穴生疼。我赶忙摆摆手，让他将音乐关闭，再看那只蚂蚱，正连连抽搐。男孩看我脸色大变，便捏起它，丢进草丛，像完成一种仪式。

吉也尔掀开门帘，邀我进入。门实在太小，我只能躬身进入。

毡房里正在进行晚餐：爷爷铁廖汗、奶奶热奥仙、叔叔努尔木拉、穿开裆裤的小孩是姐姐热扎提的儿子。奶奶正在倒奶茶，看到我，笑着指指靠门的地方，而爷爷和叔叔，则挪了挪身子，靠得更紧些，腾出块地方。我脱鞋后走过去，盘腿而坐。

这顶毡房与我平日所见的不同――这户人家是我在路上随意“捡”来的。这里没有旅游区待客毡房的整洁和华丽，这是哈萨克牧人最真实、最日常的状态。

毡房不是从草地上架起撑杆，而是先围起个大石堆，再在石缝里插入十几根短小撑杆，裹在外面的毡子捉襟见肘，风从破洞和石缝里吹来，令屋里屋外温度相同。在我的身下，是块窄小旧毡，从缝隙间冒出的青草，因被人体长久摩擦而倒伏在地。我将后背倚靠在石墙上，有几只蝉在耳边叫得呲啦呲啦。

奶奶转身提起茶壶，将红黄砖茶倒入白瓷碗，又用汤匙舀起两勺奶皮子。茶碗由叔叔传递而来，黑红液体上，晃悠着两团白色悬浮物。我喝得很投入，咂咂有声。奶奶朝我微笑。我想喝得慢一些，让时间变得长一些，可那奶皮子的醇香，实在诱人。奶奶一直守在壶旁，一碗碗倒茶，双手青筋暴露。她穿着件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头巾是花的，牙齿缺了几颗，脸上的皮肤糙如核桃皮，但眼神却如婴孩般充满好奇。突然，我想起去世很久的外婆。

对我来说，眼前的这一切都显得太过沉重――这个空间里，弥漫着一种始料不及的，怪异的温暖；一切困惑于人类的矛盾，在这里，似乎都得到了寓言式的化解。

我从包里拿出把牛奶糖，递给那小孩；他实在太小，心又太急，总是剥不开糖纸。叔叔来帮忙，粗大指节像炭条，小心翼翼地搓着，像侍弄一只早产的羔羊。终于，奶糖裸出。而孩子并不是一口吞下，先用舌尖将糯米皮舔净，再将糖竖起，从顶部一点点细嚼下去。而叔叔，不客气地给自己也剥开一个，甩出弧线，丢进大嘴，颊上瞬间鼓起个大包。

挪动身子时我一仰头，突然愣怔：一条彩带穿过头顶，令昏暗空间发生异变。

那条穿梭在十几根木棍间的长条彩带，两边镶着黑边，内里是宝蓝、姜黄、靛紫、葱绿条纹，前后环绕，将棍子牢牢捆缚，如勒紧襁褓中的婴孩。原来美，是这样降临人间的――我的心头一热。

再次环顾四周，我用目光抚摸这个空间的所有器物：木架上挂着的水瓢、马鞭、帽子、相框、电话、冬不拉；地上堆着的锅碗桶盆；米、面、奶疙瘩；木桌上堆着针头线脑、筷子勺子；小孩玩耍的羊骨头……所有的物件都袒露着，仅仅因为需要，而无法负担更多的奢侈。

牧人一年要转场几次？吉也尔回答：大大小小十几次。

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再返回春牧场：接羔、剪羊毛，等冰雪解冻后，用骆驼载上毡房，骑上马，赶着牛羊，再转场到夏牧场，度过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秋天启程，到冬牧场，开始又一次大循环。

我忍不住问：如此频繁地搬家，会不会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拉下？

吉也尔笑着摇头：连根针，都不会拉下。

在南方，房子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时间。“买房了吗……几居室……首付几折……月供多少……”可对牧人来说，草比房子更重要――若住在一间不能移动的房子里，生活的链条将被焊死，无法流动，那可是件恐怖的事。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草会被牲畜吃掉，草场会退化，因而牧人要不断搬迁，追逐新绿的青草，并由此发明了特殊的居所：毡房。

毡房的材料不是水泥、木头、砖块，而是毡子。搭建一座毡房需要十八条大毡；即便是小毡房，也需要十条大毡。每条大毡重三十公斤，约需五百多公斤羊毛。做毡不分季节，只要赶在天气晴好时即可。一家做毡，四邻帮忙。邻居们听到消息后，骑着马，踩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汇聚到这户人家。女人们先在草地上架起两口大锅，用来烧开水，然而大家开始分工：谁抽毛、谁卷帘、谁牵驮……

毡房着彩色帘子，让毡房变得像宫殿般华美。

我问吉也尔，草帘是用什么做的？他随手一指芨芨草，就是那东西。五

工业时代的迁徙，和游牧时代的转场大相径庭。

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意味着从一个工作转换为另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都不稳定，都可以随时丧失；而牧民转场，无论一年中搬家的次数多么频繁，因路线固定，家庭成员固定，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固定，家的内涵并没有被消解，家庭成员反而愈发相濡以沫。

从毡房到出租屋，我们丧失掉的不仅仅是天性里的狂野基因，更因匮乏和树木、青草、天空、骆驼的亲密接触，而变得冷酷而僵硬。当出租屋变成牢笼，试图埋葬掉自由和文明时，人也许应恢复其野蛮人的本性，砸碎这牢笼，重新建立起另一种理想居所。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5

忽然间，两个约10岁的小姑娘跑上前来，不由分说一左一右挽住我的胳膊，咿咿呀呀地唱着迎宾歌，拥着我走上一段石板小径，在鳞次栉比的三层木楼间穿行。几个包着头巾的老奶奶从各自的门廊里注视着我们；三个戴着老式解放帽、头发花白的老大爷也放低烟袋锅儿，抬头看了看；一群孩子簇拥在我们身后。两个小姑娘带我穿过一座座建在高桩之上的谷仓，有些谷仓下面是猪栏，有些是养鸭子的池塘。在几座谷仓下面，我还看到三四件器物躺在地上，看起来就像装饰美观的柜子。它们是摆渡灵魂的冥舟――人们订做的棺材；在这里，一个人的棺木从哪棵树上出，是在出生时就已经定好的。

我来到了地扪村，一个地处贵州葱郁群山环抱之中的侗寨。这里生活着五大房族，528户人家。贵州是个地域偏远，经济落后的省份。经过汽车上足足八个小时的颠簸，我对“偏远”这一点算是有了深刻体会；一路上曲曲弯弯，有的路段还被泥石流冲毁了。两年前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却洪灾不断，今年收获时节的漫长白昼又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新结交的一位侗族朋友引用当地谚语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猜想，1935年红军长征至此，在贵州的深山老林中艰苦跋涉之时，一定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吧。

是音乐吸引我来到了地扪。侗族人使用的侗语没有书写形式，一族的各种传统和历史传说都通过歌曲代代相传，可以上溯千年――至少歌曲里是这么说的。我早就听说，在侗寨里随便让谁唱歌，人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唱给你听。后来我确实听到了许多歌曲：有迎宾时唱的，有感叹年华逝去的，还有侗族人最钟爱的火热情歌。此外，一位老大妈还喜欢唱革命老歌《东方红》。

在寨子另一头，我们见到一座华美的廊桥，在这个稻农聚居的小寨子里，人均年收入不过七八百元，有这样一座桥实属非凡。威武的桥身宛如蟠龙，顶蓬好像披着鳞甲的龙身，几座桥楼构成龙头和背棘。我满怀敬畏地望着它，仿佛孩子看到书中蹦出了一个童话世界。

其实这样的桥在当地共有五座，连接起了地扪寨的五大房族。由于造型美观，当地人称它们为“花桥”，又因遮风挡雨的实用性而称之为“风雨桥”。桥两侧都设有长凳，既是老人们理想的休憩之处，也是儿童嬉戏的好地方，当天空乌云滚滚时，木匠还可以到这儿做活计。

我曾三次造访地扪，两次在秋天，一次在春天。多少次，我走过这些花桥，目睹了这里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农夫下地干活，孩子们去上学，老妇背着柴禾上山归来。村里的鼓楼是座空气畅通的五层楼阁，每当寨里要喜讯或噩耗，11位主事的寨老就会在这里主持。寨子里有块宽大的场院，秋天晒谷，设宴时宰猪，以及天气暖和时男人们晚上出来打牌都是在这里。每逢雨天，车辙纵横的坚硬土路很快就会变得泥泞不堪。

有天下午，一家人推着一辆沉重的推车走在这条崎岖土路上，险些把整车价钱不菲的瓶装啤酒打翻在地。买啤酒是为了给家里宝宝操办“打三朝”酒席，这种庆生宴会的花费比婚礼还要费钱，为了家里生下来刚满20天的女婴，500位客人将受邀出席，有些人还是从遥远的外省赶来的。“你也来吧。”他们对我说。这里的人们常常站在门口招呼：来吃晚饭吧。来吃早饭啊。多少次赴宴途中，我都从花桥经过。有时我会在桥中央停下脚步，面朝小河，凝望河水发源的远山。我总能看到农民在梯田里劳作，收割、插秧、犁田，或在农闲时节种些蔬菜。

农民收割水稻时，先破开稻田之间的田埂，将田里的水排干。水一泻而光，很快只剩下数百条巴掌大的鱼在泥地上扑腾。在春天插秧的时候，农夫就把鲤鱼苗放进了田里。鱼儿和稻子一起生长，吃掉水田里的杂草、水藻、小蜗牛和孑孓，倒在水里的树干上沾满了黄色的鱼卵。夏天，害了相思病的蛾子企图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共度鱼水之欢，溺毙在水中，却养肥了田里的鱼儿。

一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导致了停电。在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我坐在板凳上举着小手电筒，给女主人打个下手。她正把上百斤的鱼腌制起来。鱼肚子里塞了由五种原料炮制而成的调味酱，其中一种就是花椒，它让不少贵州菜带上了远近驰名的麻辣口味。这股味道冲脑开窍，能让你忘记天气的炎热。女主人弓着腰做活儿，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第二天，她又弓着腰在田里劳作。我问她是否背痛，她答道：“一直痛着呢，因为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到了新年，经过发酵的生鱼就腌熟了，不仅给一日三餐增添了滋味，而且在每一种重要场合的仪式上都要用到：生孩子、办红白喜事、新房上梁、庆贺猪牛安康。腌鱼的效用可谓大矣：一个无月之夜，我在鹅卵石小道上一路小跑，跟随风水先生去一座猪圈。在那儿，他献上糯米、鸡肉、鸡蛋、酒水和腌鱼等供品，给“山魈”念了一段咒语。据说“山魈”是一种脚掌外翻的小鬼，住在山里面，那天下午附在了一个男孩身上，害得他又发烧又疼痛。祭礼结束三分钟后，男孩的母亲跑过来，带来了好消息：“他已经吃得下饭了！”

风水先生的咒语是学自舅舅，他是一位草药医生，也是当地资格最老的风水师傅，到他家里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一个小时内，这位草药医生接待了10个病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传统式样的旧衣，头上裹着用自家纺染的土布做成的头巾。

一位妇人说她孙子突然头痛、肚子痛。大师烧了些纸，将纸灰和稻粒一起浮在水里。他念了道咒，掐指算出哪些神仙能赐示病根――灶神、桥神和伤神。诊断结果出来了：这个男孩碰到了自己曾祖母的鬼魂。要治好病，必须给这位曾祖母供上一顿米酒和腌鱼，请她的鬼魂在回到阴间前好好享用。

另一个病人早晨起床后喉咙如针扎般疼痛，风水师傅说她被一个吊死鬼上了身。另一个女人全身疼痛，是因为她被一个祖先附了体，他两百年来都没有墓碑，心中不快。病人们吓坏了，风水师傅出言宽慰：“准备好腌鱼和酒，我今晚过来，鬼魂就会走了。”一个婴儿喝了生水拉肚子，大师到山头上扯下几种叶子和长茎野草，配成一服汤药。

他治病分文不取，但心怀感激的病人会送上薄礼，有的是一个鸡蛋，有的是一些稻米。他用米粒给一个妇女算命，对方硬塞给他两块钱，他却坚辞不收。“太多了。”他说道，把钱推了回去。

突然间，一个小伙子跑进来。他母亲病情加重了，家里的猪也不肯吃食。风水师傅朝病人家从容走去的时候，我却一路小跑，费尽力气跟着，就仿佛是他在御风而行，而我在屈着僵硬的膝盖往前爬。

“这是迷信。”一位30多岁的教侗歌的老师说，“只有老年人才信鬼神。”

寨子里主事的11位寨老都是年过花甲的男人，他们按照侗族的行为准则来执掌道理人情，维护村民的安乐和秩序。这些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已饱经了世事变迁：从共产党第一次进入贵州，到“”时知识青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年前，一台能收看20个频道的电视机在这里首次亮相。在其他寨子里，人们房顶的圆盘卫星天线如雨后的蘑菇般纷纷冒出来，而地扪主事的老人们找到了更成熟的解决方案：家家户户共用一个大型卫星天线。

变化似乎来得越来越快。2006年，手机信号开始覆盖偏远地区，而到了2007年初村里已经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现在，农民在离寨子几里外的山里犁田，老婆可以打来电话，让他在回家的路上采点野菜，在外省打工的年轻人也可以给家乡的恋人发短信。在地扪2372人的官方人口数字中，大约有1200人住在外地打工。成功的故事时有耳闻，很多人在外面每月能挣1500元左右，而那些进入工厂里干活的人即便赚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收入也比在家乡好得多。但他们仍然怀念地扪那歌声萦绕的生活，怀念家乡的蝉鸣，春天的果实和大山里的幽静之美。

在地扪，人们几乎每天都唱歌。在教室里，学生们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前，用无伴奏的方式跟着老师学歌，一点儿都不会走音。到了周末，一群年龄稍大的女孩子穿着牛仔裤和粉红上衣，站在博物馆教侗歌的老师面前练习节奏轻快的歌曲，每人独唱一段，两位声音低哑、被大家尊称为“萨”的老奶奶带着较小的孩子们练习一些比较简单的合唱歌。

其中一位老奶奶的眼睛是蓝色的，开始我以为这是早年从这里经过的外族人留下的血统――也许是经丝绸之路辗转而来的商旅。这位老奶奶告诉我，地扪历史上曾多次遭到侵略，“1920年，一个军阀把我娘16岁的姑姑抢去做九姨太，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在那些日子里，来到地扪的外人烧杀抢掠，每次她都要和家里人用篮子盛上糯米，躲到山里去。

后来老奶奶问我要眼药水，说自己眼前模糊一片，我才明白她眼睛中的蓝色其实是白内障。之前有几个人告诉我，蓝眼老奶奶是唯一能够把地扪史诗般的侗族大歌中所有120首唱全的人，那些蓝调式的旋律忧伤反复，能唱上好几个钟头。这首大歌里说，地扪侗族的祖先原本生活在珠江下游南岭的水乡泽国，战争将他们的后代赶到了地扪。两个10来岁的女孩后来告诉我：“那首老歌没意思。我们忙得很，哪还有空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蓝眼老奶奶今年74岁了，但她能扛起的柴火比我多一倍。她能轻快地跃过绊脚的岩石，能大步流星地上山，把我甩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但她一旦过世，那首史诗之歌将会怎样？万一没有了传人，这首口耳相传的侗族大歌还能存在么？侗族生活中还有多少传统会迅速湮灭？

有些损失也许就发生在一夜间。

四月一个寒冷的黎明，一位卧病在床的老人不小心将被子掉在了取暖用的火盆上。人们听到他叫喊“痛啊！”那夜风很大，火势随风四下蔓延，人们纷纷从房里逃出来，“连双鞋都顾不上穿”。他们站在风雨桥上，眼睁睁看着烈焰吞噬了家园。有人用手机报了火警，消防队从山下的镇上赶来，把管子接到鼓楼旁的一个消防栓上时，破损的管道里却一滴水也流不出来，连鼓楼自己也已经陷身火海。

大火在侗寨里并不鲜见。一个寨子平均每30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火灾。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睡着的老人将被子掉进了火盆，前两年有两个侗寨就是这么焚毁的。地扪火灾发生一年后，又一条滑落的被子使河下游一个贫困寨子的窘迫生活雪上加霜。

寨里主事的老人综合考虑了受害者的痛苦和肇事者的道德责任，根据村里的行为法则做出了惩罚处置：肇事方的几个儿子三四年内不得回寨。他们必须在河对岸至少三里之外的地方居住，此外还要花1万块钱举办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并请全寨人吃饭。但此时老人的两个小儿子已经溜掉了，因此大儿子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他们全家人都搬到了自家高处田地的一个牛棚里。

按规矩，寨老们完全可以将他们赶得更远，放逐更久，但考虑到大儿子家里儿女幼小，他们就宽大为怀了。这家的一子一女在村里上小学，这段距离不算远，真正险恶的是坏天气里的道路状况。通往牛棚的最后90米路实际上是梯田里一段地埂的顶端，仅能容一人落脚，两侧距地面的高度分别是1米和6米，脚下一滑就会坠落。说来也怪，这放逐者家园的景致之美是我平生仅见。放眼望去，四周山川秀丽，田野壮美，天空寥廓，别无他物。

“别无他物”就是对他们的惩罚。被放逐的大儿子说，这事发生之前，他跟父亲一直还算处得来，如今却对父亲怀恨在心：家当烧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他15岁的儿子受不了放逐的屈辱，跑到广州一家衣架厂打工去了；他们好几代后人的声誉都将染上污点。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地扪。他们会一直住在牛棚里，直到可以搬回去重建家园。

在山下的寨子里，左邻右舍，亲戚好友乃至其他寨子来的人正忙着搬运木料，架梁搭板，兴建三层高、屋顶铺有泥瓦的传统侗族房子，整座建筑无须一根钉子。有座房子其实刚只建了个框架，但一位老妇人――就是那位支书遗孀，在两根房梁之间搭上两块木板，就在那离地3米高的地方露天睡下了。等到冬天，所有人家都会住进新房子。

不过邻居们讲，遇难老人的鬼魂还是愤愤不平。火灾后，大儿子将老父的遗体塞进了一个旧米袋里。好几个人看到他扛着袋子进山，回来时却两手空空。他把父亲的棺材树砍倒根本不是用来打造棺材，而是为了当木材卖钱。怪不得老翁的魂魄一直在游荡：紧挨着他们家的邻居曾四次听到身后传来老人的脚步声，回头察看时却什么也没有；甚至住在鼓楼附近那位教侗歌的老师的妻子也说她好几次听到老翁的叫喊。不过并非所有老人都相信鬼神。那位支书遗孀说，在1957年就把鬼赶走了。她还给我看一串用旧铜钱串成的辟邪手镯。她说：“铜钱越多，就越能挡住不干净的鬼魂。”

但五位风水先生和他们大师傅相信，一股邪恶势力正在寨子里肆虐。尽管酿成火灾的是老人和他的几个儿子，但必定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鼓楼旁的水管平时没事，为何偏偏那天夜里坏了呢？为什么一头猪掉下了悬崖，而一对鸡鸭也无缘无故就死了？为什么公鸡半夜三更就开始打鸣？生病的人数之多也很不寻常，老老少少都得病，还有一个婴儿夭折。在过去两年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事故死了10个。一个男人在台风中丧命，还有一个新郎官刚买了辆摩托车，到商店里买头盔，赶上头盔缺货，谁知第二天就从车上跌出去，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柱子。人们用手机将噩耗通知了新娘子。

这种接踵而至的异常巧合在1979年也发生过。那年许多人都害眼病，牲口纷纷死掉，人们注意到家里的鸡专爱往某一家院里跑。那家的鸡都生双黄蛋，庄稼收成也更好。到底他们做了什么，竟能在别人霉运当头的时候如此吉星高照？几位风水先生施法术了解到，那户人家偷偷将祖坟迁到了寨里风水最好的地方，霸占了全寨的福祉。风水先生们挪走了败坏规矩的坟堆后，这户人家死了11口人。

春节期间，寨里自1979年之后首次再度行使“过阴”仪式，也就是让人“到阴间走一趟”。在会堂昏暗的灯光下，11位蒙着眼睛的男子端坐在黑色长凳上。风水师傅手捧阴阳书念着咒语，长凳下燃着香藤，助手们将草绳递给这些男子，让他们握着两头。又念了些咒语之后，两只铃铛响了起来，几碗酒开始搅动，这11人一面不停地颠着脚，一面拍打着自己的膝盖，仿佛在策马奔腾。不一会儿，他们进入了癫狂状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年73岁，他像受惊的马一样嘶鸣，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又跌坐在长凳上――他骑上了一匹马的鬼魂，朝阴间飞驰而去。助手们搀扶着这位老人，以免他跌倒，风水师傅喷出一口水，为他照亮道路。每多念一通咒语，鬼马骑手就朝阴间深入一层；每到一层，他们都会看到更多东西。

脑埂塞的康复护理篇6

【关键词】观音菩萨、敦煌艺术、“以美育代宗教”

一、观音菩萨的华化情结

菩萨，梵语为bodhisattva,巴利语为bodhisatta，音译为“菩提萨陲”，意译为求道求大觉之人，异名有“观音大士”、“文殊师利法王子”等。在大乘佛教中，菩萨地位仅次于佛，介于至尊的佛与信徒大众之间，充当引路的津梁，辅佐佛陀传经弘法，普度众生，接引信徒超升入西方净土世界，为芸芸众生指引脱离六道轮回的途径。其中尤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以其为中心形成的菩萨信仰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由是，其在中土的影响尤为巨大，甚而超过了对佛的崇拜。观音菩萨图像可谓中国佛教图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种类最多的一种图像。据考，中国艺术图像中的观音有33或35种变相之多，而在印度原始佛典中仅提到少数几种，其余均为中国佛教的创造性成果【1】。在佛经有关观音菩萨经典中，最为著名者当称《法华经》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世音经》）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为下文分析方便，我们在此试摘要引述。

其一，《心经》（唐·玄奘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其二，《观世音经》（后秦·鸠摩罗什译）。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色，皆得解脱。……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正是在“真观”、“清净观”、“智慧观”、“悲观”与“慈观”的音声观听下，众生才会幡然投拜于观音尊前，将心献诸佛法。“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佛何称士，须知儒释有同源”说明了“观音大士”的中华缘；“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正是民间观音信仰流行的写照。而最具典型意味的是，观音道场被从印度半岛搬到中国的普陀山，意味着外来神?已转化为中国的本土神明，外来宗教的疏离感渐次消失，观音亦渐渐分离出正统的佛教体系而打上愈来愈浓的中华民间色彩，终于被艺术化改造，以至形成为中唐时期于邵《观世音菩萨像赞》里“天衣若飞，杨柳疑拂”【2】的形象。传为唐代周?P所造的“水月观音”不仅与《维摩经·佛国品》中的“法身圆应”相通，其“一月升天，影视百水”的美妙景象与中国传统仕女画和山水意趣契合无间。凡此，都寄予了中华本土的民俗信仰和文人意识，打上了浓烈的审美情趣，信仰已透进审美的主题，审美韵味亦为信仰增添了魅力；宗教借用了艺术，而艺术引向了审美，审美超脱了宗教，信仰得以淡化。于是，大乘佛教中的一尊菩萨——观音，在中华文化土壤上被修炼成一尊颇富人间气息的美神。

中华传统礼乐文明亦深深地濡染并融会了佛学精华，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面貌，“佛教僧陀的清规，也影响理学家对传统礼乐意义的了解。传统的礼乐，对个人，对社会，对政治、国家，都有极广泛的功能。到理学家，礼乐的功效，有类于佛教的戒律，视为防范或克制人欲的工具。”【3】可以说，中华文化已经以其博大的会通精神改造了先秦以降的中华原典，佛教文化已经化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已积淀下佛性因子，从而奠定了情感信仰的基石。“天道”与“人道”在此找到了新的结合点，三教合流遂成为一种现实，普通民众亦同堂祭拜供奉，“三教平心”（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文化政策得以实施，氏族体制与巫史传统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以延续。

有了这种文化观念的铺垫，作为佛教艺术之盛殿的敦煌之倾向于“观音菩萨”的妙造就显得顺理成章。无论是从大的文化范围看，还是仅仅着眼于敦煌，我们都会感到菩萨形象无形中已经远过于佛祖，从而将众生心目中的宗教美神这一桂冠奉献给观音，并将其性别作了由男到女的转换，既保持其佛性的神圣，又融涵进人性的色彩、母性的慈祥与女性的温情。

敦煌艺术是因缘于印度佛教而逐渐兴盛起来的，自汉代佛教文化移入中土而迅即发展壮大以来，我们不能否认它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等基本精神不无相合之处，它以其超迈的思辨技巧与心性理论弥补了中华文化的某种不足。现在我们所指称的“中华文化”，其主体即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如若将佛教抽离出来，我们实在难以想像，结果将会怎样。此外，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渗透于思想、社会和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就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言，艺术所受到的影响要远早于文学，尤其是魏晋时期的佛像与壁画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代表艺术，即使体大思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亦是其深研佛理之后而潜心写出的杰作。

无怪乎敦煌佛教窟寺中的菩萨像直追人间美女，壁画间的神像使人顿生凡念之想，所谓“怜君壁上新装女，似我佳（家）中旧玉人”【4】，以至于敦煌遗书中写于晋天福五年的《卢茂钦诗》的内容让人产生不可思议的情味，诗曰：“偶游仙院睹灵台，绮罗分明塑匠栽（裁）。高绾绿鬟发髻重，手垂罗袖牡丹开。仪容一见情难舍，玉貌重看意懒回。若表恳成（诚）心所志，愿将姿貌梦中来。”【5】佛教艺术造像的人性化处理使当时的僧人不无忧虑，据《释氏要览》载：“（道）宣律师云：造像梵相，宋齐间唇厚，鼻隆，长目，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至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今人随情而造，不追本实；得在敬信，失在法式。但论尺过长短，不问耳目全具。或争阶利，计供厚薄，酒肉饷遗，身无洁净。致使尊像虽树，无复威灵……”。“无复威灵”是观音走向中土的成功，亲和力的产生是其“随情而造”的结晶，“宫娃如菩萨”是宗教与人世的融合，“美神”就是这样诞生的。

二、敦煌观音菩萨图像系谱

据考证，敦煌莫高窟中仅唐代关于观音菩萨的图像即多达130余窟，其大体走势为：由简单到复杂，中晚唐时期主要图像已基本完备；密宗菩萨图像渐趋增多，尤其是观音变相；某些传统图像得以突出发展（似应包括观音）；菩萨身份逐渐明确而具体，尤其是观音菩萨图像。除了一般图像外，出现的还主要有：十一面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不空?索观音菩萨、如意轮观音菩萨和金刚杵观音菩萨等大量密宗形象，仅从现存的观音图像看，即可发现如许之多，若将已剥落或掩埋洞窟中的图像情形全部计算在内，更其洋洋大观。从图像志意义看，密教的图像更具典型意义，因为经典对图像的规定远比其他教派细致、严格，寓微言大义【6】。通过对观音菩萨图像的考察，截至隋代，敦煌莫高窟中观世音菩萨的四种主要标记（如头戴化佛冠、手持莲花、净瓶与杨柳）已全部出现。这实际上意味着隋代的敦煌已经全部具备观音菩萨图像的标志，并成为此后一千余年来该图像的符号象征。

观音菩萨图像的发展基本上随壁画和彩塑同步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观音菩萨走过了一个由男性变为女性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由男身而非男非女、男身女相、女身男相，直至完全女性化的整体衍变过程，在敦煌石窟中都能找到明显的轨迹。如果说，北凉和北魏时期多现男相，西魏呈非男非女，北周时朝已出现男身女相及较为典型女性特征的话，那么，自隋代开始，在前期承继其男身女相特征的基础上，后期已出现女身男相这一飞跃。到了唐代，已基本走完菩萨性别的演变过程，身相化为女性，比例合度，发束高髻，头戴花冠，素面如玉，肌肤如冰雪，酥胸富弹性，身姿呈s形曲线。有的菩萨相肢体修长，亭亭玉立之态，一派妩媚动人景象。开元、天宝年间，甚至还出现有“丰腴腻体”、“曲眉丰颊”的“玉环式”美体。其中最为杰出者乃第45窟中的形象。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俗称“美人洞”的莫高窟第57窟中的观世音菩萨，位于南壁中央《阿弥陀佛说法图》东侧。她头戴化佛冠，脸为鸭蛋形，修眉长眼，鼻直唇小，身着锦绣僧?支短围，前胸，腰系华裙，身佩项链、璎珞、臂钏、手镯，裙挂流苏、环佩；一手上举颏下，一手下垂身后，赤足踏一莲花，腰呈s形曲线，头部微斜，腰胯稍出，神态沉思，体态婀娜，表情传神，活脱脱一幅唐代美人仕女画，与唐代公认的美女标准一般无二。斯坦因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在千佛洞绘画中，约有半数以上画的是菩萨……观音是最受欢迎的菩萨……由于古代敦煌居民极为崇拜观音，观音像数目很多……慈悲菩萨观世音在敦煌佛教万神殿中的地位，正如他在当代中国、日本佛教信仰中的地位一样重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千佛洞绘画中，观音像足有99件，这还不算很可能画的也是观音的大量幡幢。……在观音像中，既有印度风格，也有中国风格。印度风格观音像中构图十分优雅、精美。【7】

斯坦因的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大量精美观音图像在敦煌的出现说明彼时的观音信仰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将心中美好、善良的愿望寄望于观音，且将生活中的“善人”描画或比拟为“观音”。因此，观音不仅从宗教神灵中拟人化地出现于现实，且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变为符号化对象。这种理想与现实、佛经与想像之间的互相打通与相互换位，已经不仅仅是佛经中的变相表现，而且是一种托佛经之名而改制的中华文化的艺术创造。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便是发现于敦煌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妻绘观音像一事。“据记事，此象乃慈母娘子为男司空新妇小娘子难月而作。”【8】“产难之月”而绘观音说明祈福用于生世，祈愿延及于身后。观音已经包揽了人的前世与今生，观音既是民间的一尊神，更是生活在民间触手可及的现实。敦煌石窟艺术中绘制的大量观音形象正是民间疾苦声的真切写照。据查，仅《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即多达29窟，又有绢画7幅、纸画5卷等【9】，其绘制时代上起于隋下迄西夏，延续长达六百余年，除重点展示观音救助苦难和现33身外，还绘制有过渡性经文及赞颂的经偈，如相关场面主要有：“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等。观音形象的大量绘帛，以其美的艺术形式和善的内容来善施真诚的祈愿，通过艺术之美来调动情志，动之以情，晓之以佛，假以援手，深化信仰，既达到了佛理的施教，更达至了人生美满。

观音菩萨以其端庄大方的外在美和内在美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既温柔善良又能呵护众生的母亲意象，既妩媚多姿又个性鲜明的女性意识，既宽容大度又嫉恶如仇的保护使者等多重形象，集人类真、善、美于一身，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唱响了主旋律，在翩然如云的“伎乐飞天”和舞姿轻曼的“反弹琵琶”烘托下，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美神世界，从“现实—艺术—宗教”三个方面覆盖了人的“视觉—心理—信仰”的完整。沐浴于审美世界中的信众们以审美为信仰，以信仰为对象，以想像为旨归，在创造出一个个“画家洞”、“音乐洞”、“美人洞”和“观音洞”的气象中将人生的终极关怀推上了美的祭坛。

三、由观音菩萨看“以美育代宗教”

观音菩萨之所以常常被人尊称为“东方维纳斯”，不是一个简单的比附，而含有多重文化深义。从视觉形象上讲，她是一尊东方美神；从文化意义上讲，她是融汇东西文化的典型符号；从心理意义上讲，她是中土人民心中的保护天使；从情感意义上讲，她是中华民族创造性发展的爱神；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她还是一个蕃衍子息的生殖女神。诸种文化信息的交叠使敦煌观音菩萨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迷离色彩，不同符号意义的多重组合使观音菩萨具有更加神圣的魅力。因此，世人尊称她为“东方维纳斯”，不仅寄寓了美好祝愿，更希望借此表达一种东方美学的诉求，以此来达到东西对话的目的。

在我们看来，解析观音菩萨这一敦煌艺术中的宗教美神并非易事，因为她凝结了不同文化体系的血缘因子，更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整合与濡化进多重意义，既有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有巫史传统一脉延续下来的血脉承传祈愿，更有实践理性所追求的“乐生观念”和“时空合一”的超越精神；既有尚美的艺术追求，又有求实的“中和”观念；既有广博的包容胸怀，又有执著的理想追求；既有女性的生理美感，又有母性的仁厚与神圣；既有生者的现实享乐，又有对来生极乐世界的积极允诺；既有中华文化的心理积淀，又有释道的“生死齐一”。在所有这些意义交叠所形成的文化土壤之中，人们浓缩多种信息创造出一尊心中“爱与美”的偶像，实是一件有趣而并不难解之事。

我们认为，在所有这些信息中，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国有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美学传统，何以借用西来佛教的神灵？“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语）在敦煌艺术中是否具有合法性？中国的宗教是否与美育纯然相离？美育与宗教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本土有无宗教？何以要取消宗教的终极关怀？因此，考析美育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以美育代宗教”之合理性，是揭示敦煌观音菩萨这尊东方美神的症结和关键。中华文化对生命的感会和珍重是揭开这一美神诞生之秘的钥匙。中国本土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对生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眷恋与宗教般虔诚，这种宗教意识的长期发酵打下了中华生命美学的坚实基础。任何一种太注重于现实而无超越性意识的个体都难以承担“神”的使命，佛教的引入和观音菩萨的出现遂使中华文化的“乐生精神”与”“超越意识”这两难选择的悖论找到了契合，借用观音之神圣的躯体来承载中华文化的美学意识，借助于中西合璧的宗教美神来沟通东西文化的不同性灵，于表现理想之时普施于个体，于主体的虔诚祈望中走向符号般的永恒。由是，西方来的神圣成为一种表征，中华文化的改造加注进灵魂；“慈悲”的智慧与大德被用于生命的珍重，“净土”的祈望被用于表达“超升”的理想。这种创造性转化打通了儒/道，感性的肉身不再变得沉重，爱美的心性糅进了“法身”，女性的“变相”投合了理想。或许，正因为中国人没有形而上意义的“真正”宗教，终极关怀价值意义上的美神偶像只能借助于西来佛教，从而将美的精神寄托于观音？古希腊之所以有自己的美神，是因为其“神人同体同性”理念对爱与美的追求在现实中直接达成并奠定了文化基础。而中国人的实践理性精神与礼教的约束既使宗教难以独立，又使“美神”的胴体（肉身）难以现身，因此只能求助于外来的佛身来表达独立的宗教（而超脱于俗世众生之上），又借助于现实需要来满足信众的渴念（不致于太游离于人生），通过借助外来神灵的法体美体（不致于受儒家礼教的诘难），以突破时空的圆满来表达人生意义的圆融。下面，我们拟结合中华“乐生”文化背景，来说明“以美育代宗教”的特定意涵。

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宗教。所谓“缺乏宗教”，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那种超自然神力的宗教精神，认为这种信仰力量成为与人类文明程度的象征，而作为与理性、智性、知性等概念相对立的因素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言，中国可能确实没有出自本土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则是不同的情形。且不说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等，即使从长期以来广播民间的民俗风范，如祭天、敬祖、祭鬼神等多种仪式化表演看，中国即不乏宗教生成的因子。至于中国自己的道教，在更大意义上亦哲学亦宗教。佛教则既是东传的结果，亦逐渐本土化、中华化了。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结构中的精神文化层面，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却经常被强加上神圣而庄严的政治意义，从而成为一种约束、规范，乃至组织社会人伦行为的道德律令。从本质上言，宗教有其深刻的文化蕴涵。在中国历史上，常常是儒、道、释并称。如果说，儒学更多地体现为中国政治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那么，经过中国文化改造之后的佛教则相对而言滑向另一极，更多地具有离世而不弃世的宗教气氛，而这一气氛又正好与儒家积极进取的基本精神产生某种文化上的呼应，道教则在其中适时起到了文化调节作用。儒学（包括儒教）在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统治阶层的后备力量，构成了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上可以形成统治国家的方略和理念，下可以成为安世抚民的救世良方。至于圣人们的道德文章更发展到左右国人的文化之心的程度，并化为内在膜拜的典范，起到一种精神陶染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三教平衡的局面是一条主线，不仅有“儒道互补”，还存在着“三教内通”。作为儒者阶层的士人一旦失意，即如闲云野鹤般或者入道，或者入释，借以摆脱暂时的内心烦忧，以求得内心的刹那消歇与和谐，希求达到一种自然的宁静，借此化解儒家文化的“政治情结”。不管“由儒入道”也好，还是“由儒入释”也罢，绝非意味着不可以重操旧业，一旦世情突变，仕途明朗，加之已经松懈了身心，“澡雪”了精神的士人们会以一种更为自由、练达的心态重返官场，继续沿着官场文化的轨迹运行。道与释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和谐”，在野不在朝成为它们的共性，这一共性特征使得它们能够较好地把握到社会、自然与主体自身的灵肉和谐问题。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传播正是依靠儒、道、释去传播的，它们的影响播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学虽非宗教，正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其肇始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实践理性精神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影响之大、时间之久，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类型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中国才不至于像其他国家和民族那样有过由宗教全面统治的时代，也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论语·先进》曾记载下述一段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段对话明确地向我们展示出一位人文主义者自白，他向我们传达出“乐生”信息，强调现世的人应执著于生的现实性、世间性主张。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重人事，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看似非宗教，甚至是反宗教的，但实际上他将传统遗留下来的“天”的概念与之作了置换。所以，孔子一面“敬鬼神而远之”，一面又高谈君子“畏天道”、“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天”却一直是政治思想和人伦道德的本原。所谓“奉天承运”、“天命之谓性”等，均说明“天”、“天命”、“天道”是儒学的最高范畴。这种思想线索构成了儒家文化表面上以现世的“人”为核心，实则以潜在的“人格神”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宗教”传统。这一传统在汉代儒家正统的继承者那里得以发扬光大。汉代大儒董仲舒正是做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整理和诠释工作，并提出一些新的理解。例如，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进一步把“天”人格化，而“人”神化了，其“天人感应”的理论更进一步地把儒家文化的“天”也宗教化了。这“天”包纳世间一切，举凡政治制度、伦理纲常，莫不归因于“天道”。所谓“王者法天意”，“人受命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0】等，“天道”与“人文”合二为一，遵“天”法“道”，遂堂而皇之地成为历代皇权时时祭起的法宝。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来佛学相互鼓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包括心学）将儒、道、佛的许多思想都内化了，进而使这一学说涂染上更多的宗教色彩。其最高范畴“天理”、“天道”、“本心”、“良知”等概念均在思想来源上吸取了隋唐时期佛教的“佛性”论，使得该时期的儒学之讲求“心性义理”之学仿佛成为儒学的佛性论。

从个人修养而论，儒家文化把道德人伦归结为“天”。因此个人的一切道德修为均是为了发潜先赋的“善性”、“善端”，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11】、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2】、《中庸》的“反求诸身”和李翱的“复性”论等，都集中体现在“慎独”的修为理论中。经过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改进，这一“修心养性”的方法也日趋转向禅宗式的“明心见性”。通日参省，“主静”、“居敬”，“半日读书，半日坐禅”达到“豁然贯通”（朱熹语），“多类扬眉瞬目之机”（陆九渊语），“本体工夫，一悟尽透”（王船山语）。他们称这种“理学”为“儒表佛里”，或称心学为“阳儒阴释”的举动使得没有人怀疑儒学已经佛学化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过一句话：“今日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晚清文化大师梁启超亦认为理学是“儒表佛里”。正由于儒家文化用“人文主义”精神去置换“天道”的宗教精神，从外在方面给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工具，即以权威规范去维持纲常秩序，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不可移易的道德律令与“仰望星空”（康德语）般的神圣。在宋明理学那里最后甚至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诞地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宋明理学之走到极端而盛极转衰实属必然。一方面，重人文意义始终是儒学文化主流，儒教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学也向以“中正平和”为标尺，因此，宋明理学在儒学宗教化这一方面走得太远，从而消解了儒学文化的人文意义，必将带来新的人文启蒙；另一方面，孔子倡导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正和谐说，强调从个体身心和谐出发来唤起个人内在的情感愉悦，追求内心与外在事功之间的平衡。这样，内在的精神满足与外在的类似宗教式羁勒规范在维系着国家纲常的统一稳定。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为一条主线。无怪乎，儒家文化历来被封建王朝奉为经典的国家政治学，孔子也被崇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圣先师和“素王”。

从个体的情感满足与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着眼，方东美先生的分析甚为精当。他说，有关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的精神，诚如达·芬奇与鲁本斯所说的那样，人作为创造的主体，既是“生命创造的中心，足以臻入壮美意境，也能绵延奔进，直指天地之心”。从个体来看，艺术家一直追求壮美，从宇宙来看，则其内心深感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所以合而言之，他才能酣然饱餐生命的喜悦，悦然体悟万物与我为一，盎然与自然生机同流，进而振作人心，迈向壮美，凡此种种，正是中国艺术绵延不断之大用【13】。在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精神是渗透有真力弥漫的自然主义与超拔的理想主义二者的完美结合，可以带给个体以充盈的情感满足与摆脱功利性烦忧的朗然心境。孔子“吾与点也”之论即是如此。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4】

曾点所描绘的人生理想迥然不同于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等，而在孔子眼里，正是这种审美的人生境界才是至高无上的家国一体的理想之境。朱熹对于孔子“吾与点也”赞叹有加：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未之未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15】

不仅儒家文化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乐生”气息，道家和佛教文化同样传输了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这一态度的确立，为华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无形中起到了“生命”本体的美学奠基作用。从华夏艺术创作及其理论形态看，无一不充满了浓厚生命节奏和现世人文情怀。而这种精神建构的基础又源于中华民族早期的宇宙生成论。具体来说，它与元气论、阴阳五行说及其臻成系统的“天人合一”有密切关系。元气说带来了“气韵”与“意境”，阴阳五行说则带来了“味”的观念与“和谐”特征。在“乐生”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艺术的精神线索，即“飞动”的生命情韵及其美学范畴——滋味、气韵和意境。如果说，滋味是第一层级的，那么气韵则是第二层级，意境为第三层级的范畴，并由此走向了生命的本真——道。如果说，滋味多与早期文化相关而具有某种生理性科学依据的话，那么，气韵和意境则是精神性的涵咏；如果说，滋味尚处于感知的门户而通向后续阶段，那么，气韵则包容了艺术这一自足体的全部，元气流荡，感会无方，意境由此而通向“象外”。正是这种不断相续而衍生的精神性特征，才使得华夏艺术有了统一的精神标尺和创化范式。这一“乐生”的生命情调，表现在艺术之中，不论是写实还是写意，在精神上都是相通的。正因为生命的生生不息和跃迁不居的动感特征，才使得人文中国的艺术传统在宋元以后逐渐走向了意态的畅叙与传达，虽然造成这一现象尚有多种原因，但难以脱离这一基本精神。

中国绘画史上曾多有推崇写生功夫的锤炼和观察细致入微的佳话，无一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乐生”意识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所以写实、传神、造境，在中国艺术上是一线贯串的，不必分析出什么写实主义、形式主义、理想主义来。”【16】因此，我们也才能彻悟为何古代书画家笔下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无不传达出浓烈的生命情感，因为他们不仅描写了、表现了生命，同样也在创造和感会着生命。正因为如此，诸般神话和传说中“刺像心痛”“画龙点睛”的顾恺之、“画鹰驱雀”“兴云作雨”的张僧繇、“画马坐骑”的韩?帧ⅰ盎?阍臼拧钡睦钏佳怠ⅰ爸迂妇窬Α钡奈獾雷印ⅰ翱兹缸缶佟钡恼再サ龋?嘉薏徽叛镒派??那樾鳌Mü?ㄍ干?矸ㄔ蚨?钡稚??峁沟挠谢?下桑?庵直拘词刀?乓獾奈抟馐读髀叮?泶锍鲆恢侄陨?木炝岛鸵帐跤肷???坏母叨热现?H绻?担?鞣揭帐跏且曰?娴男词等ヌ寤嵘??幕?埽?敲矗?泄?帐跄遣痪行问降脑旎?侄我丫????锏搅烁叨韧?埂T谀持忠庖迳纤担?泄?帐跫业拇醋饔惺闭?墙柚?涮旎?呐挤⒋锏接肷??咎宓暮吓摹H缋钊栈?凇读?墩?始恰分兴?档哪茄?骸啊??且跃车赜?龋??び?鳎?嗖恢卤迫?9巡恢伦且疲??恢禄幕谩J窃涣榭眨?豢彰睢R云湎韵殖雒唬??迷旎?婕6?O蛄钜兑抖?褡林??镂锒?涡ぶ??膑酃げ山痴?埽?喂蠡?酰俊闭庵智笠庵?肴诙?逦蛏??辶康男幕嵴?弥泄?帐醮醋髦?孚校?庖舱?嵌鸥υ凇兑固?硎?凰惺?级?凶鳌分小熬?⒋╀樽遥?啥?菖?ā彼??锏恼嬉狻W诎谆?壬?诜治稣饬骄涫?彼档煤茫骸扒熬涫切闯邻ぶ械奶剿鳎?附?旎?木?⒌幕?辏?缶涫侵复笃?绦?拇丛欤?呦蠖?煞晌瑁?畛恋木舱帐欠啥?幕盍Φ脑慈?！?nbsp;【17】

由于“乐生”的意味，艺术才映射出生命的光华，人们才会在梅、兰、竹、菊、松、鹤、石上观照出自我；正因为“乐生”的意识，艺术创造之不朽才真正表达出生命本质，从而与“文以载道”观念达致了谐和与统一；也正出于“乐生”意念，“以美育代宗教”的结果才使敦煌选择了观音菩萨这尊宗教美神作为代言形象；正是在敦煌艺术乐舞气韵和生命精神的光照中，观音菩萨才凭其超然的神力，并借重于华夏艺术的线条，传达出嫣然颦笑的妩媚身姿，恰当地传达出至美的神情，使肉身化的美情悦趣打上了宗教的生命意味。

“以美育代宗教”在这里既是一种无靶的标矢，又是中华审美精神的理想预设。如果说，“以美育代宗教”在中原文化中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话，那么，在敦煌艺术中，美育已经化成了宗教，宗教就是“美育”。艺术美与宗教话题在此达成了审美统一，这是敦煌艺术之美的终极动因，也正是观音菩萨成为美神的枢机所在。

综上所述，观音菩萨由性而无性的发展演变无疑本真地传达出对生命的礼赞，从天上到人间的转移则是人性贯通佛性的依据。最终让位于美感，佛性毕竟来源于人性。“伎乐飞天”翱翔于天际，源出于生活却徜徉于云天；“反弹琵琶”跃然于壁间，导源于现实却挥洒于艺术；“观音菩萨”端然于窟内，溯源于佛教却普施于民间。“现实—艺术—宗教”在美的旗帜下共聚敦煌，“人性—天性—佛性”在美的感召下同聚一窟，“时/空—视/听—动/静—雅/俗”在美的意念下达到了高度同构。“现实--艺术--宗教”的“美神”在敦煌艺术中达到纯净的同一，从而占据了心灵，超越了时空，突破了禁锢，体现了自由，继而走向了崇高。

注释：

[1]《中国观音述论》（【印】巴格雅拉克失弥·铁德拉塞卡兰，杨富学译，见《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未刊稿，第68页。）

[2]《全唐文》卷四二九。

[3]《中国文化概论》（韦政通，岳麓书社2003年10月版，第92-93页。）

[4]敦煌卷子p.3197背书。

[5]见前揭。

[6]参考《论中国菩萨图像》（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第152-168页。）

[7]《发现藏经洞》（【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63-178页。）

[8]参阅《曹夫人绘观音菩萨象跋》（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22-623页。）

[9]《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观音经变>》（罗华庆,《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10]《基义》。

[11]《论语·公冶长》。

[12]《孟子·尽心上》。

[13]《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14]《论语·先进》。

[15]引自《中国艺术美学》（刘墨，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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