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挑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道路中每次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国迎来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准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与改革前期相比,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2007年爆发的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重大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1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武器,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哲学是研究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是以人和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发挥作用的机制非常复杂。归纳起来,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社会制度的变革为突出标志,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盛况,为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中华文明居于世界前列,文化影响至今绵延不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缔造了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文艺复兴”使欧洲摆脱封建社会的桎梏,建立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更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在这些历史大变革中,哲学社会科学都发挥着思想准备和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澄明自然科学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哲学的方法论不容忽视,而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则非自然科学所能解决,需要求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爱因斯坦曾说:“单靠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在经历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分离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的系统性、协调性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又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发现和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创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制度具有当然的重要责任。我国改革30年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是培育社会精神的重要基础。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影响人的思想素质和行为规范;对于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则影响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准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突出作用。如果缺少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将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意识,不能产生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从而迟滞社会发展步伐,甚至影响社会发展方向。
1.2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思想、文化、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和直接手段。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198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与硬实力相互对应的。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含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部分,硬实力一般指军事、经济力量,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及其社会影响力决定着软实力的高低。领先的哲学社会科学将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传播更加便捷,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锋比以往更加频繁和直接,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甚至发生颠覆。如果缺乏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将无法大幅提升,那么即使其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在国际竞争中仍会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甚至一败涂地。苏联解体固然存在制度、经济等因素,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趁虚而入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导致苏联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综合国力才能充分发挥,保证国家持续平稳发展。在新世纪,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2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发展,限制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发挥。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全面发展中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科技进步,但更加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研究,提出符合国情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设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随着全球网络化和一体化的程度的加深,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扩散、融合更加迅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渐弱化。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无法适应人们求解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仅要依靠正面宣传,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和社会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消费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是首要的理论武器,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祉的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是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其中人文素质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有利用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规范,从而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酿成6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都是理论创新的契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破了旧有的单极世界秩序,既是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各种经济、社会理论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对当代各种社会制度的一次大检验。后危机时代,促进世界多极化、构建新的全球体系正在成为全球的现实选择。面对深刻急剧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冷静地观察世界、重新审视各种理论,积极推动理论创新,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3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对策建议
3.1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使社会普遍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等历届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指示,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彰显出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期待。
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社会作用机制的差异,当前全社会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仍然缺乏充分的认识。与自然科学成果直接影响生产力、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同,以社会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一项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根本无法通过直接的经济效益加以衡量。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gdp政绩观的影响下,不能直接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被忽视和旁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必然会在未来显现,那时造成的损失将远非短期的经济利益所能弥补。
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和宣传,使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机制。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真正得到充分认识,在科研投入分配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外溢效应和长期影响才会被综合考量,更多的青年才俊才会积极投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3.2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的智力活动的集中体现,理论创新、文明传承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要素是人。2004年5月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
但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总体收入偏低,严重制约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一方面,收入偏低造成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一部分优秀人才离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转而投向高收入行业;另一部分人则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大量承接各类课题,影响了研究质量和学术积累;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致力于学术钻研,但是严峻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却使他们十年磨一剑的抱负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普遍收入偏低,阻碍了优秀青年人才投身学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得不到充足的新鲜血液,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建立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激励机制,是改变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发展滞后困局的必然选择。
3.3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模式最早借鉴的是前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日益显现,束缚了科研的发展和创新,突出表现是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机制,缺少长远总体发展规划。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力量薄弱,目前只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政府部门则没有与科技部对应的专门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松散,我国以社科院、党校、高校、政府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各路社会科学研究大军自成系统,缺乏横向联系;社会科学研究缺乏有效的长远规划和总体战略配置。总体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着力建设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律,宏观有力、微观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关键内容。
参考文献
[1]顾海兵,王宝艳.中国国立研究机构.问题与出路.学术界,2004年第3期
[2]王兴运.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理论观察,2002年第5期
[3]奚广庆.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创新.理论视野,2008年第4期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导明航向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和谐是重要任务。所谓文化和谐是指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说，凡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文化，都可以称为和谐文化。构建和谐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统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在高中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高中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浓缩；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才能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对古今中外关于和谐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批判的继承，也才能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驾护航。
二、辩证唯物主义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思想意识能指导人们顺利的开展实践活动，从而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思想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入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提倡和谐文化，文化和谐就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我们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三、唯物辩证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体的操作方式
(一)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当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世界上事物时刻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我们必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社会，只有将这四方面联系起来共同建设，社会才会从整体上趋于和谐。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领域，我们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政治领域，我们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建设民主法制社会。文化领域，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社会领域，我们要趋于和谐。正因为把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我们才能使社会更好地趋于和谐。
如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在5月——6月推出“长江行动”，中国最先进的监测船从重庆——上海，一路走来，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些地方的企业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节省开支，竟将污水想方设法直排长江，给长江的水质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如果企业都把工业污水排入长江，那么长江就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成了我们的耻辱。排污水的这些人没有看到自己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使人与自然处于不和谐之中。
(二)矛盾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自身既包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就是矛盾，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包含着许多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解决矛盾，我们才要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GDP连年持续增长，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殊不知这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极大污染为代价的。我们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耗的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这足以让我们惊醒。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在改善，农民工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行动，实行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农业享受政府补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措施，可城乡差距却在拉大，区域差距在拉大。只有看到差距，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三)量变与质变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是从量变开始，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逐个解决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的积累，等这些矛盾解决了，社会就趋于和谐了，人民就会生活的美好。
(四)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我们要坚信事物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正确对待和谐社会中遇到的困难，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一番风顺的，遇到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齐心协力搞好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保证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几乎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困境是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没落，还是预示着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孕育一次新的发展?在世纪之交的前夕，认真冷静地思考哲学研究的命运，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对从事哲学研究将不无裨益。
(一)哲学研究主题的重新确立
哲学的发展史表明，哲学作为人们对现实的反映和思考，同时代的发展总是息息相关、同步前进的。尽管，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总结，它常常滞后于现实;作为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又时而超越现实，但是，这种不同步的现象总是短暂的，尤其是在对现实间题的研究方面。长时期的滞后必然使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大幅度的超前常使哲学流于虚妄。因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是时代提出并赋予哲学工作者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幻而更新推进的。时代才是哲学研究的推动力。哲学发展所展现出的阶段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正是时代前进发展的哲学反映。而哲学研究的主题正是哲学研究的症结所在，把握了它，就等于把握了哲学发展的命脉，就有可能对哲学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回顾建国以来的哲学发展史，哲学研究主题的擅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为建国后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从苏联“引进”，其中虽有自己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使之中国化方面，最终形成的是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这段时间哲学研究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在全国的确立和普及”，其最大的功绩是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六十年代国内“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工作存在着教条化、模式化、简单化的缺陷，常常使哲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为特定的战略、政策进行论证的工具。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段时间，是哲学研究空前活跃的时期。随着真理标准间题讨论的深入，哲学界开始打破旧的樊篱，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两大引人瞩目的潮流—文化大讨论和对第一阶段哲学问题的反思，形成了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反思。文化大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同时也使国人看到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在一些学者中激发了极强的忧患意识，使之重新认真地研究思索中国长时期落后的原因，从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上，对之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化精神，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们则历数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点，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的一致性和不矛盾性，拒绝中国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论点。后者先是由一些身居海外的学者起而鼓吹，继之则部分大陆学者随合响应。争论至今仍难作定论。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还是体用、本末之争，都未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问题，甚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缺乏透彻的理论说明。然而持续的文化大讨论却有其重要的意义。就现有成果看，它突破了旧的哲学教科书在论述社会发展原因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弊端，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等非经济领域，跳出了经济一元论的案臼。如果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相信会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前无古人的贡献。这个时期的另一股潮流，是对建国以后哲学的反思。它表现为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哲学领域出现的关于异化间题、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观以及“三论”等热点间题的讨论，使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并使哲学开始摆脱教条的束缚。这些讨论，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整体上克服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而且具有反复、曲折，但它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功不可没。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哲学研究的主题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开始进行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的新时期，是对哲学工作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建立完善新时期的中国哲学的绝好契机。目前正处于该阶段的开始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对经济领域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前景。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间题和许多新的矛盾，诸如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中的激荡摩擦，市场经济的正负效应，新经济体制发展中的阻力等等，也都将逐渐展示或显露出来。当前，市场经济已给思想精神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一方面，市场经济申扬了人的尊严，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种价值观同过去长期宣传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引发了一场新的所谓精神危机，即人们对迄今为止所承认和相信的价值的怀疑和扬弃。目前哲学研究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这种变化了的状况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深层的思考和解答，对面临的“精神危机”作出积极的回应。在旧理论无法解释新问题时，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更多地显露出迷惘、困惑和无奈。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是哲学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哲学研究的主题所在。我们处身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已展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哲学研究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顺应时代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转变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探寻哲学发展趋势，调整思路，从已经习惯的从抽象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热衷于精美、细致的哲学形式中，解脱出来，深人到现实生活之中，从事真正的艰苦的哲学探索。真正的哲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各门具体科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各门具体科学本质的抽象和超越，又是对它们更为具体深刻的把握。离开社会生活，具体科学，一切所谓“哲学思考”就象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思辩、抽象的形式或精致完美的外表都无法掩盖内容的贪乏和理论的空洞。今天，哲学最为缺乏的不正是对社会生活和具体科学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吗?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这个中心进行的。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就是时代的主题，只不过它无法涵盖时代主题的全部内容，而只能是时代的主题所包涵和拐:出的同人们思想精神领域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具体地说，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哲学建构”，其紧迫的第一步当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因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信仰的混乱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旧的价值观受到新的现实的冲击和破坏，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这就是时代摆在哲学和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艰苦的带根本性的课题。这一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对哲学和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涵了两个基本方面。一、向旧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提出挑战。旧的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它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漠视个人尊严、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今天已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需要发展、完善或更新。但在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和价值观时，理论工作者要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新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必然性、合理性。既不能用旧理论、旧观点简单地否定现实，也不能像那位德国哲学家的命题一样，“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是要深入到事物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通过艰苦的探索和科学的论证，建立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价值观。二、向哲学的传统地位和框架体系提出了挑战。首先，哲学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指导一切学科的“王猫”地位受到质疑。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表明，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只是视角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它并没有特殊的优越之处。因此，应当摆正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为其重新定位。其次，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已不适应哲学发展的潮流，应当对哲学的内容进行反思和重新界定。
(二)哲学发展的趋势从哲学主题的变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哲学的发展将出现以下趋势。
1.淡化意识形态。过去的哲学，不仅被直接视为意识形态，而且被视为社会意识的主宰者，因此，意识形态之争代替了科学的学术研究。过于偏重哲学的党性和阵营的划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了区分哲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标签，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成了衡量事物的标准，却忽略了对现实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因而形成了这样的学风:在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为依据，用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相互驳难，注经式的研究代替了深入的科学探讨。艰苦的哲学思考，变成了轻松的文字游戏。争论的结果，又常常以某位领导人或理论权威的片言只语作结，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争论，异化、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等，便是明证。近年来，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已大大减弱，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扼制了这种学风的漫延。哲学已从政治的奴仆的地位，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从近年发表的哲学文章来看，引经据典式的研究文章已经大幅度下降。可以预料，注重学术性、科学性，将成为哲学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将进一步淡化。
面对哲学界的这种现状，我们重新思考哲学的本质、职能、作用，努力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或许对当下中国哲学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
何谓哲学？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命题。但一般而言，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是人类特有的理论自觉。而且从整个世界而言，哲学大致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在这几百年内，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哲学流派，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中东产生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而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更是开启了“哲学的童年”。对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以“轴心时代”来形容其文化成就之辉煌：“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注]这就是说，无论哲学史家们对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哲学有多么不同的定义和判断，但从哲学起源上来说，哲学是人类在其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追问的是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但它又不是宗教神学的附庸，而是人类依据理性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和反思。
此后的数千年，各个国家的哲学发展各有特点。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突出了“爱智求真”的特点。这样，在西方哲学中，首先是要确定一整套严格求证的方法：先是界定概念，然后是假设前提，制定逻辑推理规则，接下来就是按照这个前提和规则的层层分析、详细论证和真伪的判断。所以，西方哲学虽然五花八门，但其本质就是在热爱智慧的大旗下，积极探寻事物现象以及隐藏其后的本质，追求为万事万物奠基的“本相”，而不论这个“本相”是观念上的还是经验上的，表现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科学”，即形而上学。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哲学出现了明显转向，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也不像中世纪那样甘作“神学婢女”。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西方哲学终于重视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高扬了“人是目的”的大旗，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思想。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全人类的解放当作自己的使命以外，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受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主张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为基础，以描述经验事实为内容，以获得实用效果为目的，希冀建立一种排除形而上学、以获得知识的确切性和可靠性为追求的学问。由此就产生了实证主义思潮，经过“内在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持续推进，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为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于是，出现了著名的哲学语言学转向。20世纪40年代后，分析哲学成为英美哲学的一个主要倾向，并由此表现出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截然不同的目标和风格。在他们那里，哲学不再是关于观念论、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的学问，而是集中于语言、分析、逻辑、意义等问题，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意义的澄清和辨析。分析哲学在充实、完善哲学的分析手段、提高哲学表述的精确性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由于把逻辑和语言看作整个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把哲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当作了哲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大大降低了哲学探寻事物本真、追求真理和人文关怀的本质。
还是在20世纪，不少欧洲大陆哲学家就对此提出异议，指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虽然推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但它们取代不了人们对自身存在和超验问题的关心，更阻挡不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代替形而上。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就是要“直面生活世界本身”，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则是把“拯救地球和人类”当作自己的使命，及至列维纳斯，更是基于对“他者”的尊重而要求把伦理规范当作“哲学的第一本位”。进入21世纪，英美哲学家对哲学的本质及其作用有了新认识、新理解，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回潮，同时又注重“心智问题”的研究，因为哲学的语言问题归根到底是出在“人心”这里。最近几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哲学家们强调，传统的认识论、本体论研究要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成果，才能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这些新趋向当然是对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经验主义的一种纠正！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学说，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学科，人们过去常常把哲学思想称之为“道学”“玄学”“理学”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虽然也有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等内容，但并不把这些内容截然划分开来，而是平行组合在经、史、子、集之中。我们的学问，重点是基于经验事实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理想的塑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就是把学术研究与个体体验和社会实践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注重对人的道德、情感、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教化，注重家庭和社会伦理纲常的保护，注重个人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奉献，恰恰表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很大意义上说，即使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个观念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此外，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古今变通、知行关系、形神关系、名实之辨等问题的探讨，涉及的这些基本哲学问题，在世界哲学版图上也占有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
这里之所以提及五四运动，是因为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西方学术开始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有为的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面貌，大胆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少人会通中西，开创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我们是全方位地向西方看齐，在学术方面更是摒弃传统，提倡新文化、新学术，在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研究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是照搬西方经验，哲学社会科学体制建设没有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特点。我国最早的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门，是在一百年前才建立的，它实际上是套用了西方大学的哲学系的做法，其授课课程唯独有中国特点的，只是增设了一门中华哲学史，其内容却零碎不堪。由此来看，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初创时期，其内容既有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也包含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方法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几乎完全受前苏联的影响，照搬照抄联共哲学教材的观点，把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军对垒，这实际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图式化的解释，也是导致当代中国哲学不能前行的思想阻碍。但无论怎么说，经过中国哲学人的百年奋斗，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确实形成了既有自身特色、又包括外来文化的包容兼蓄的特质，为推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这个简单的对比，我们立即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而且还看到中国哲学思维强调的“文以化人”这个主题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观念是高度契合的。这是因为，东西方哲学虽有差异，但不论是描述性的表述，还是规范性的要求，说到底，哲学的本质和作用就在于促进人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再看远一些，还会认识到，世界各国国情不一样，哲学的发展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但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面对的都是人类的既具体又共同的问题，只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答，表现出哲学的多样性。所以，哲学既有同一性，也有多样性；但从根本上说，哲学绝对不是限于书斋的学问，而是与人类实践生活密切相连的思想及其理论表达，这是哲学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动力。哲学一旦脱离开这些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我放逐，就一定会被社会所抛弃。
二
在我们承认哲学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结和概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的、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文化自觉的时候，同时也承认了哲学是大智慧，而不是某门具体的科学或知识，它研究和改变的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以及认识自己的方式，它关注的是世界的普遍性，它是在把握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去关注如何使用科学知识，并对科学加以反思或超越。
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哲学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说，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表明，哲学为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哲学之所以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军事等产生很大影响，就在于它能够对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努力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律，并且对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提供理论支撑。可以说，人类思想文化里最精致、最核心的东西都体现在哲学思想之中。
正是在此意义上，哲学是人们借助理性思维来促进对自然界、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把握的一门科学，其宗旨就是为人类一般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哲学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为科学认识历史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理论和方法。
但是，哲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标志是，哲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以人类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为基础，把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反思当作自己的职责。这样，与其他门类的学科相比，在知识的演进中，哲学只能退居于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尔瓦的猫头鹰”的地位，这就是说，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它的发问、分析和解决问题之道总是与现实有些距离。与此同时，哲学的这种优势也是劣势，它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普通大众，而它的问题又是人们始终会遇到的普遍性、永恒性的问题，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之迅速则是以往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这就使得哲学在对普遍性与特殊性、永恒性与时代性问题的处理上常常捉襟见肘，在创新能力上相形见绌，哲学研究的成果往往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出现了与现实生活不相匹配的所谓“灰色理论”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强调哲学“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注]。
从黑格尔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一方面，要发挥哲学的功能，让哲学回到实践中，并且去指导实践，中间是要经过一些环节的。哲学不是简单地跟在实践后面，人云亦云，而是要经过不断思考和分析，以特有的反思方式去关注、分析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最终提出自己的判断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我们切不可以此为借口，让哲学脱离现实实践。哲学是面向现实的、正在思维着的精神，它是社会现实生活在我们思想中的反映和观念表现，其反映越深刻，表述越准确，对社会实践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哲学往往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理性程度。我们由此就看到哲学的实践性和社会性，认识到哲学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某种遐想，不是简单的文本分析，不是抽象概念的堆砌，不是所谓逻辑语言的表达。哲学能够成为一门绵延几千年而不衰的学科，恰恰是在于它努力联系实际，直接面对现实，能为现实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都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现实概念和现实范畴，也都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哲学的理论决不是抽象概念的集合，也不只是关于一般现象的理论，而是由具体概念形成的思想体系，是反映现实的本质理论。
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主张从一切思想教条中解放人类自身。哲学所说的反思，其宗旨就是要从思想中发现洞察未来的认识能力。所以，哲学的这种深刻性就表现在，社会越是发展，人类生活越是丰富，时代变革越是剧烈，人们就越需要哲学的指导和帮助，越需要哲学的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次巨大的变革和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转换和变革为先导，以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前提；而吹响人类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的，往往就是代表时代精神和先进方向的哲学。马克思为此高度评价哲学在此一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说：“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由此来看，哲学就意味着“头脑的解放”，哲学的重大发展一定会推动人的思想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就会引导人类事业的前行。
哲学的这种重要而且特殊的作用，在现代中国已经彰显得明明白白。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而且在实践中开启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四十年前，在教条主义、个人权威盛行的年代，首先是哲学界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并且由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代，如何使哲学无愧于时代，发挥哲学原本就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就要求我们不是退缩到学术象牙塔之中，而是要让我们的哲学工作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通过对重大的时代课题的敏锐反映、深刻解答，既不辜负时代的使命，同时还要推动哲学的新发展！
三
在讨论了哲学的本质和作用之后，就必然会对中国哲学现状作出我们的判断，必然会感受到当下中国哲学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的严重性。如此，哲学的转型也就必定会发生。按照库恩所说，这是科学进步中必然要出现的范式和概念的转换，而引发转换的关键因素就是一些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的出场。库恩这样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注]哲学的进步也同样如此，即从前科学进展到常规科学，一旦出现危机，就会发生科学的革命，再产生新的常规科学。
但是，要实现哲学的进步或转型，关键是需要一种真正的思想范式的转换，一种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整个思想观念上的创新，然后才能做到学术上的重构。做到这一步，首先是要克服我们自身的思想僵化，在学科发展和建设中树立创造性的精神和勇气。中国古老的《诗经》曾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哲学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受到各方面的冲击，但我们相信，只要人类还在，人的精神追求就不会停歇。中国哲学不仅拥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一定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做出贡献。其次是要正确对待当下哲学存在的问题，不能把人民大众和国家的期待与哲学学科的内在学术要求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是要看到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有让哲学与鲜活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建言献策与述学立论达到内在统一，我们的哲学才会有生命力。再次是要勇于承担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当代的哲学家只有不断努力创造，推动哲学事业不断前行和发展，才能使哲学真正配得上“时代精神”这个称号。
当然，我们在实现哲学转型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处理好这样两种关系：
其一是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儒家文化关注的重点就是对人们的道德品行的教化和培养。因此，国人的思维向来是重实践、轻思想。但是，哲学是一门理论科学，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哲学的实践性，不重视理论的提高和概念的凝练，就会抹杀哲学的理论特色，甚至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反过来，如果我们过于突出哲学的思辨性，而不注意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就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所以，重视理论，同时也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发挥哲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
其二是东西方哲学相互学习和会通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对我们影响很深。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哲学就是在外部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间性的问题。反过来说，西方哲学在当下的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学习和继承东西方文明中的精华，用创造性的劳动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以此影响世界哲学，确实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使命。我们既要考虑中国的民族性特色，同时也要注意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结合，既要体现中国的原创性、时代性的创造发展，也要兼顾哲学学科的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