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
主题词：构词，功能语义，前缀化
词缀化是俄语构词的重要手段，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构成不同词类的同根词。在词缀化方法中，前缀因其对词汇的构成和派生所起的特殊作用，尤其是动词前缀化的语义及结构十分复杂，动词的前缀化构词研究始终在构词学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本文拟根据俄语动词前缀化的特点，从语义研究的角度，就俄语动词前缀构词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以论述。
1.构词与体的关系
动词前缀化与动词体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词缀问题是否属于体学范畴，不仅是一个复杂、且尚无定论的问题，也是许多研究者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
动词前缀的传统描写方法是在语言学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中形成的：前缀学研究一方面是体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构词学的组成部分（至少在俄语学研究中是如此）。然而，体学和构词学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范围：无论是对前缀学这一研究领域总的立场和纲领的确立，还是具体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和描写方法都完全不同。体学研究首先关心的是前缀化与完成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方式的语义、由前缀构成的动词体的对偶、以及相应的所谓前缀的纯体性意义等；而构词学的兴趣在于前缀的形式特征、派生现象、以及能产动词与派生动词之间的关系、同一前缀的构词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尽管体学与构词学的观点和兴趣有如此大的差异，但现代前缀学研究的重点恰好处在这两个领域在这些问题的交汇点上。使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是前缀学研究的传统任务。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对于前缀学，乃至构词学和体学中的许多问题，如某些具体问题究竟应该纳入哪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学者们仍然是各执一词，智者见智。准确地说，在目前的俄语词缀化构词研究中，并存着许多不同的词缀学理论和研究方向，其中有些新观点、新方法要证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尚待时日。
2．动词前缀的零位意义与语义重叠
关于动词前缀的零位意义的提法已存在近一个世纪了。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对该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围绕着‘如何理解和阐释“零位意义”这一概念’，‘它对动词前缀的普遍意义’，以及‘零位意义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开始了较为切实的、有理有据的研究。首先是捷克的语言学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证实了从结构上解释前缀与动词结合时产生零位意义的可能性，用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取代了把很多前缀定义为意义空缺的纯体学意义的传统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中，零位意义被解释为前缀与动词相互作用的规则。这种规则恰好解释了前缀的某些选择性搭配的特点。西方的大部分俄语学研究人员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观点，但俄罗斯的语言学家和我国的俄语学家们对此观点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从语义研究的角度来看，任何前缀都有自己的意义，而不可能等于零。事实上，所谓零位意义的存在是指，当前缀意义中的某种语义与基础动词意义中的某种语义完全相吻合时，表现出的一种零位效应。例如，前缀ПРО-与表示带有时间限定过程语义的动词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ЦИТИРОВАТЬ组合，构成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ПРОЦИТИ-РОВАТЬ时;或前缀С-与表示带有创造语义的动词ДЕЛАТЬ,СТРЯПАТЬ组合，构成СДЕЛАТЬ,СОСТРЯПАТЬ时，动词和前缀所表示的最终意义完全一致，此时，前缀的语义表现为形式上的无意义，或者说，只具有纯体学意义。这种现象是前缀语义和基础动词语义完全对应，或者说是语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前缀，还是基础词所表达的语义真值是相同的。
构词语义研究的实践证明，类似的语义重叠也仅仅是存在于个别的或某一些例证中，还没有经过所有带前缀动词体的对偶的检验。例如，前缀ПРО-在与某些动词组合时会获得具体语义，而并未与动词的语义发生重叠，而是增添数量和质量的语义如：ПРОЛИТЬ（洒出，溢出），ПРОВЕРТЕТЬ（钻透，钻出），ПРОКУРИТЬСЯ（吸很多烟，吸烟吸坏了身体），ПРОКРИЧАТЬ（呼喊，喊叫一声）等。由此看来，并不是所有前缀都可能与基础动词发生语义重叠，都能显现出语义上的‘空白’。即便是同一个前缀，当与不同的基础动词组合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在以词汇和篇章材料为基础，对大量的带有各种前缀的动词进行系统的历时分析的研究也证明这一点综上所述，作为语言学术语，“动词前缀的零位意义”这一称谓本身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似应称作“动词前缀的语义重叠”更为准确和贴切。
3.前缀动词的形态结构语义
俄语中带前缀动词是语言连续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词前缀化是俄语动词派生系统中能量很大，功能很强的一种派生手段，前缀是一种语义复杂的多义性构词单位。前缀的这种词汇潜能使得它们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语义，并能保证词缀变化中的语义含量。前缀的意义中有构成语义聚合体的结构。不同的前缀具有不同的语义结构，因而，它们对与其组合后所构成的带前缀动词的意义变化的影响也不同。
前缀动词的各种形态结构语义变体，是由前缀的具体的空间意义加上动词的概括性意义构成的特殊‘产品’。前缀的形态结构语义变体和动词的词汇语义变体是前缀化动词构词的物质基础。这些语义成分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构词系统的框架内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构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前缀的意义就成了某一类型的派生动词所特有的构词意义形成的基础，如体学意义，阶段转变意义，数量意义，质量意义等。
前缀在与基础动词组合构成完成体动词的同时，常常会使动词发生不同类型的词义转义：明喻转义、隐喻转义等。各种不同的转义语义的产生是前缀的形态结构语义与各种类、别和组、群的原始动词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动词前缀的语义特征不同，与其构成的动词的行为方式也不同。因此，在描写前缀语义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动态模式的概念，以便弄清不同前缀意义之间的联系，弄清这些意义中一个意义在另一个意义基础上发展的具体途径；从而建立各种构词意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分类体系，揭示构词结构语义在语言及其使用中的普遍规律。
在明喻转义机制中，前缀的‘行为方式’意义起重要作用。与体的传统范畴不同，关于前缀的行为方式的概念，是把带前缀的动词的功能意义称为‘行为方式’，以便明确指出，某一行为是怎样进行、完成的，以及该行为存在的方式。例如，动词ВЕРНУТЬ加不同前缀时，词义发生的转义变化：ВЫВЕРНУТЬ——旋转着拧下来，卸下来；НАВЕРНУТЬ——缠绕着安放上——戴上、穿上；ПРОВЕРНУТЬ——使旋转着穿过去，拧过去。从语义研究的角度看，由于前缀语义的作用，这种带前缀的动词，实际上在其语义中包含着两种行为概念：‘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旋转着’‘拧下来’。在俄语词典中，通常使用副动词来标注‘行为方式’的语义，例如：ВЫВЕРНУТЬ--ВЕРТЯ,СНЯТЬЧТОСЧЕГО;НАВЕРНУТЬ--ВЕРТЯ,ПОМЕСТИТЬ,НАДЕТЬЧТОНАЧТО;ПРОВЕРНУТЬ--ВЕРТЯ,ПРОПУСТИТЬСКВОЗЬЧТО-Л等。在这种转义中，新的意义构建于前缀的普遍意义——空间意义的派生——表示行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而基础动词的基本语义特征‘旋转’被排挤到第二位，变成了区别语义特征——行为方式‘旋转着’。
在隐喻转义过程中，由于‘语义弱化’，动词基干部分的语义会发生‘丢失’，导致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其搭配的前缀的语义特征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前缀语义取代了动词基干的相应语义，成了新的词义产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带前缀动词的词义发生变化，出现转义。这种转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它语言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它所支配的题元的词汇语义的影响。仍以动词ВЕРНУТЬ为例：НАВЕРНУТЬКАРТОШКИ——吃了很多土豆；ВЫВЕРНУТЬСЛОВО——脱口说出（不该说的话或全部想说的话）；很明显，在上述转义中，转义是在前缀的某一语义特征上发生的，而不是在基础动词的语义特征上发生的[杜桂枝，1996]。再如，动词КРУТИТЬ加前缀НА-：НАКРУТИТЬ（ЧТО,ЧЕГО）——机灵、狡狤地搞出，弄出（一些怪名堂，一些新花样）；绕着弯子说出或写出（令人费解的话）。在类似的转义现象中，前缀的语义起了重要的作用。4.动词前缀的功能语义
关注前缀的功能语义是现代俄语构词学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当从功能的角度，也就是从交际的立场出发，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研究时，构词的机制就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把构词过程置于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中，置于活的语言环境中来研究，也就是把具体的构词过程放在话语结构中，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本身的活的动态行为特征。具体地说，构词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构词与话语的关系，即构词的功能语义：构词在话语构建中的作用，什么样的具体话语条件能促使派生词的生成，什么因素能激发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创造新的词汇等。
Е.А.ЗЕМСКАЯ在《构词是一种活动》一书中对于这些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描述，提出了两种互为补充的构词学研究角度：一种是研究构词学在篇章中的作用和功能；另一种是在篇章研究中揭示构词机制。换句话说，关于构词与话语的关系问题至少有两个研究方面：对篇章而言的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ДЛЯТЕКСТА）和对构词而言的篇章学（ТЕКСТДЛ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划分并描写构词在话语中的行为特点，分析各种句子成分在话语中的构词能力和类型，研究各种构词手段在言语环境中的使用情况和功能，以期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构词学机制，全面揭示其在交际中的功能等问题。
构词与话语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表明，动词的前缀在话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指偶然性词汇、新词、动词词干的语义空缺以及同一前缀动词多次重复等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对话语的理解常常要求首先理解前缀的意义，而不是整个词汇单位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前缀事实上限定了话语的内容，换句话说，前缀意义成了话语的语义中心，例如，ЕХАТЬ—ПОЕХАТЬ—ПРИЕХАТЬ:ОНПОЕХАЛ(1);ОНПРИЕХАЛ(2)；在例句（1）和（2）中，说话人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行为的方式（怎么“走”的和“来”的，是否乘车），而是前缀所表达的基本语义：他走了；他来了。因此，研究前缀在话语中的这种‘创造性’潜力，是研究构词的功能语义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外，前缀不仅具有表示客观实际的真值语义，在具体的话语过程中，前缀还能获得表示主观情态的语用语义，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1)--ЭТОХОРОШАЯКНИГА,СТОИТЧИТАТЬ.
--ЛАДНО,ПОЧИТАЮ.
--这本书很好，值得读。
--好吧，我读一读;
2）--ЭТОХОРОШАЯКНИГА,СТОИТЧИТАТЬ.
--ЛАДНО,ЯПРОЧИТАЮ.
--这本书很好，值得读。
--好的，我一定通读一遍。
在这两个语境完全相同的句子中，不同的前缀给予了动词不同的情态色彩，表示说话人对这本书的感兴趣程度有所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前缀不仅对与其组合的动词的语义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动词的支配和组合行为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些动词在加前缀构成了带前缀动词后，其支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对搭配的词汇要求做某些语义限定。例如，СИДЕТЬ加前缀ПО-，构成ПОСИДЕТЬ时，常与时间副词НЕМНОГО搭配，构成短语ПОСИДЕТЬНЕМНОГО；当加前缀ПРО-，构成ПРОСИДЕТЬ时，则常与表示相对较长时间量的词组搭配，如：ПРОСИДЕТЬЦЕЛЫЙДЕНЬ（ЦЕЛЫЙЧАС）等。
前缀的功能语义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构词本身是一个功能系统，它有能力在语言的内部特征和语言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在交际过程中独立形成。
5.前缀动词的词汇语义群研究
随着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把词汇-语义群、词汇-语义场等概念和方法引入和应用到构词学研究中，是近几年俄语学研究中的一大成就。与构词学中常用的构词族、构词链和构词聚合体概念不同，构词中的词汇-语义群是把意义上相关的词（同根或不同根）放在一个语义群中，研究它们在构词类型上的联系、特点及其与语义的关系。前缀意义的不变体的研究是构词的词汇语义群研究的可行途经之一。关于不变体理论，大致上有两种观点：（1）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变体是前缀的共同意义，前缀的所有附加意义都是相互交叉的；（2）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变体是前缀意义的某种深层本质特性。
关于在前缀意义中存在不变体的设想，也就是在所有的前缀中存在有一个共同部分的设想，既有其明显的合理成份，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意义不变体可以特别简单、又特别苛刻地把带前缀动词的词义部分的语义变体联合在同一个标记下，并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前缀意义的不变体永远是相当抽象的，因此，很难把它与纷繁众多的具体的伴随意义相对应，发现并建立起联系。可以说，探索直至建立从意义的不变体到意义的多种变体的转变模式的机制，是前缀意义的不变体理论的中心任务，亦是其最终目标。
КРОНГАУЗ[1995]提出了建立另一种语义结构的构想：把语义的不变体概念转变成语义网络或语义系统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作了描述和论证，并试图用最简单的形式展示前缀的各种附加意义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尽管前缀的所有附加意义彼此之间都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必须通过不变体意义，呈辐射状联系，而很可能表现为连环式联系。显然，找出语义的局部联系要比找出总的全面的联系要简单得多，也现实得多。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语义网络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主要与两个基本概念有关：前缀的典型意义（ПРОТОТИПИЧЕСКОЕЗНАЧЕНИЕ）和前缀语义网络系统的多层次性（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СТЬСИСТЕМЫ）。
所谓典型意义，或者称作前缀的主要意义，通常，是指前缀的最具体的空间意义。采用不同的方法，可以从这一典型意义中得到前缀的其它意义。把典型意义的思想引入前缀语义网络，便可显现出这类语义网络的特点：区分出一个意义作为典型意义，而且，所有其它意义与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指向性。与不变体概念相比，这种语义网络的观点虽然较为宽泛和温和，但仍然具有较强的假设性。事实上，并不是在所有的前缀中都能很容易地划分出典型意义，例如，在前缀ПО-,У-的意义中就很难区分出典型意义，而前缀С-则具有至少两个典型意义。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前缀语义描写的多层次模式。这种模式应能体现出带前缀动词意义分析和综合的复杂性，以及其各种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采用多层次模式，可以沿两个方向对语义进行描述：从深层向表层，或从表层向深层，从而避免了上述网络的指向性和假设性等不足。鉴于语言材料的庞杂及语义的多样化，对语义网络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对网络的整个机制——从抽象到具体或反之——还没有作出一个系统性地完整描述。尽管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但前缀意义的多层次语义网络概念的提出，毕竟是朝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大步，对前缀动词的词汇语义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词类典型意义时，已经发现，在动词类别中，除了典型的过程意义外，还有表示物体空间状态的一组词。按照语义特征可以把这组词划分成三个小组：1）表示物体在空间的状态特征的四个动词：СТОЯТЬ,СИДЕТЬ,ЛЕЖАТЬ,ВИСЕТЬ;2）表示主体在空间的状态的改变的四对动词：СТАТЬ–СТАНОВИТЬСЯ,СЕСТЬ–САДИТЬСЯ,ЛЕЧЬ–ЛОЖИТЬСЯ,ВИСНУТЬ–ПОВИСНУТЬ;3）表示使客体在空间的状态改变的四对动词：СТАВИТЬ–ПОСТАВИТЬ,САЖАТЬ–ПОСАДИТЬ,КЛАСТЬ–ПОЛОЖИТЬ,ВЕШАТЬ–ПОВЕСИТЬ。每一组动词的派生能力、构词类型、构词关系、以及派生词与基础词在语义和结构上的联系均对动词构词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用语义场理论对这些词汇进行语义成分划分后，得以证实这些动词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空间存在’（或广义讲，‘空间状态’）语义特征与‘改变状态’、‘使役状态’以及‘独立存在’等语义特征之间不仅仅在词汇方面，而且在结构-构词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促进了词汇-语义群及语义场理论在构词学领域的应用，大大拓宽了构词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研究派生词汇在形式结构上与基础词的联系，而且研究它们之间在语义上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基础词和派生词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从构词学的角度，揭示出语义组、语义群以及语义场中词汇在意义上相互联系的内部根源和机制6.动词前缀构词语义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描写方法是以统计相互毫无关系的意义的形式来表现前缀语义,而在传统的词典学概念中，这些相互毫无关系的前缀应看作是同音异义现象[ИСАЧЕНКО,1960]。然而，语言学家的直觉，甚至是语言持有者的直觉告诉我们：前缀是一个统一的词义部分。只有找出前缀不同意义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这些意义在统一的符号特征下联合起来。
在现代俄语动词前缀构词学的语义研究中，相对于意义作用的四种类型，前缀语义研究可以划分出四个层次：（1）在一个前缀的范围内的研究；（2）在整个前缀构词学的范围内的研究；（3）对前缀与动词基本语义相互作用的研究；（4）对前缀与更宽的语境语义相互作用的研究。前两种类型属于聚合关系的相互作用，后两种类型是组合关系的相互作用。
在聚合关系的研究和描写中，重要的是实现对前缀语义关系的全面而完整的描写。因为，哪怕是只为一个前缀建立一套完整的相互有联系的语义网络，也是对每一个假设的最切实可行的检验。这种完整的语义网络应包括：单个的具体意义，语义转变（从一个意义向另一个意义转变的规则），意义在话语中的实现规则（根据动词词干和上下文语境的语义-语用类型进行排列），以及更高层次的意义（局部的不变体意义和总的不变体意义）。然后建立适用于全部十九个前缀的这种整体性语义网络。只有在这样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前缀构词学的内部分类，及其元语言的标准化。
前缀语义关系中的组合关系目前研究的比较少。然而，前缀与动词词干的语义的相互作用正日益成为研究人员注意的中心。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指出了研究组合关系的必需性和可能性。1993年КРОНГАУЗ提出了一种假设：前缀与动词可搭配性在语义上是可证明的。他认为，具体前缀的选择以及带前缀动词意义的组合是由动词词干的语义决定的，更准确地讲，取决于动词词干中是否存在某种语义成分。这一假设提供了两个方向的研究：第一，描述动词与前缀搭配的规律及‘计算’出相应的带前缀动词的意义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讲建立语义语法的问题；第二个方向与之相反：从语义上来解释相应的语言现象，即语言中存在某些具有一些特定意义的带前缀动词这一现象。既然从一开始就认为，动词与前缀的搭配性是可以从语义上证明的，那么，这种可搭配性就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无前缀动词语义分析时的重要语言区别特征。这样，可以根据其前缀的相关概念来确定无前缀动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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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維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徐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维范式》，辽宁师范大學2009年硕士论文。
关键词：人类语言学代表人物理论方法
一、人类语言学理论形成的背景
人类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语言学研究分支。它的兴起与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及之后崛起的英国伦敦语言学派的语言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人类语言学代表人物及理论体系
1.博厄斯和《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语言学研究始于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博厄斯原本出生在德国，后来，即十九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博厄斯在史密逊学院的资助下对北美印第安土著语言进行调查，经过近20年的考察编辑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年）。博厄斯在考察中发现，对一个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地理条件或客观环境，而是民族文化传统，语言便是打开一种民族文化的钥匙。
博厄斯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语言形式，人类语言千差万别、形式无穷无尽，语言只有结构上的区别、没有“发达”与“原始”之分。因为同一语言可以被不同种族的人使用，同一语系的语言使用者也可以属于截然不同的文化。
博厄斯论证了为什么听起来很“原始”的语言实际上并不原始。他说，语言给声音和意义强加上一种任意结构。欧洲的语言有一定的声音范围，而且与字母有对应关系。当欧洲人听到所谓的“原始语言”时感到其发音很不固定，一个词有几种不同的发音。其实不然，人能够发出的音远非有限的罗马字母表所能包括得了的。因此不能用欧洲语言发出的音衡量其他语言的语音结构。
博厄斯提出了描写一个语言的基本框架，即、语言描写必须注重以下三个基本内容：对语言的语音、语言表达的语义范畴、表达语义的语法组合过程进行描写。
他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有自己的发音方式。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可能有相近的音，但这些音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这些音是可以准确地描写出来的。他还提出，每种语言有自己的语法系统。语言的声音组合表达的思想是有限的，而人的经验是无限的，所以任何语言都要进一步分类才能够用。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语言形式强加给其他语言，应该研究它们的特殊形式和表达思想的方法。不同的分类方法主要取决于各种文化的不同注意方面。描写一个语言，首先要描写其词素必须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可能表达的东西。由于人种、种族、民族的不同，语言的词素结构本身不同，甚至区分的语法范畴不同，附加给句子的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言只表达某些概念，而不表达另外一些概念，这并不是因为语言使用者没有能力表达，而是反映了他们的兴趣所在。
博厄斯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语言学理论、但是他编辑出版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后来被称为人类语言学的第一里程碑。
博厄斯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描写语言的方法对新生代语言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有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
2.爱德华・萨丕尔和《论语言》（1921）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于1904年在纽约见到博厄斯，之前他致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自从见过博厄斯并目睹其搜集的大量的印第安土著语言资料后，萨丕尔放弃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按照博厄斯的方法去调查美国西北地区的各种土著语言。
1921年萨丕尔出版了语言学专著《论语言》。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语言成分、语法过程、结构分类、历史演变，以及语言与文学和思维的关系等。
萨丕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交际方法，是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等主观意志的符号系统。语言具有普遍性，人类的一切种族和部落，无论多么野蛮或落后，都有自己的语言。各种语言在词汇数量和分类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语言的基本框架，即毫不含糊的语音系统、声音与语义的具体结合、表达各种关系的形式手段在各种语言中都已发展得十分完善。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遗产，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都不可能早于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可言。
萨丕尔继承博厄斯的做法，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调查，1929年他在《语言作为科学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并不是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认为自己可以不使用语言就能适应现实情况，认为语言是解决交际中具体问题或思考问题时偶然使用的工具，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社团的语言习惯上。萨丕尔还指出，人类没有观察客观世界的自由，一切观点都受着语言形式的支配；语言事先为人规定了外界事物的形状和面貌。
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接受并进一步论证了萨丕尔的观点，形成了后来语言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原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消防检察官，研究语言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耶鲁大学认识萨丕尔之后开始帮助萨丕尔做语言调查。调查中他发现：因为土著语言的语法体系不同于印欧语言，土著人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于欧洲人。
1940年，沃尔夫写就了《科学与语言学》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语言的看法。他首先提出了语法在人类语言及思维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人类思想的形成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不同。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本族语言所规定的语法框架去解剖和组织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人类之所以按照一定的方式解剖自然界、把它组织成许多概念、并赋予特定的意义完全是由语言模式决定的。在一个语言社团各个成员之间语言模式得到默许并固定下来。语言模式对该语言社团的成员有强制性制约功能。如果不按语言模式的规定去组织材料或进行分类，就无法开口说话。
美国语言学家卡罗尔（J.B.Carroll）归纳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观点第一次把它称之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要观点如下：我们的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应地，不同的语言表达决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个认识：一方面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差异越大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越不同。换言之：没有任何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不带偏见地描写大自然。世界上的观察者对宇宙的同一外貌并不能得到相同的材料，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对世界的观察；由于语言结构不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截然不同。这个假说也被称作“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主义”。
从博厄斯开始的语言田野调查工作经过萨丕尔、沃尔夫等学者的努力，开创了美国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从而逐步成就了人类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3.伦敦语言学派及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意义理论和弗斯
20世纪20年代英国伦敦语言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几乎同时注意到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试图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中，探求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创新和不懈努力，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许多重要而创造性的工作得以完成，建立了在此后许多年中日趋完善的语言学研究的新的范式――人类语言学。在英国谈论人类语言学首先应该提到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出生在波兰贵族家庭，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后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他从1927年开始一直在伦敦政治经济研究学院任人类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东部，对当地民族的原始文化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开始了对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的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完成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写就了《基里维纳语的分类小品词》（1920年）、《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1923年）等著作，并提出了他的语言学观点。马氏主要观点中始终贯穿语义学理论，归纳起来如下：
①语义学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基础；形式标准不能作为语法分析的基础，也不能作为词汇分类的基础。基于语义学的语法范畴才有可能符合人类思维中的概念区分。②一种语言形式的出现、使用和变化，与一个种族的文化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要想彻底理解一个形式的意义和语法关系必须了解人种学情况。不得不做人种调查，描写风俗习惯，并说明社会情况。③一个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出现的语境，或者说依赖于生活中真实的语言环境。④在原始用法中，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思维的工具。⑤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文化上下文”，尤其只能在“情景上下文”中才能对一段话语的意义做出估价。
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工作和观点为语言的文化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语境研究铺平了道路。在马林诺夫斯基人类语言学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伦敦语言学派的领袖人物弗斯。
弗斯（J.R.Firth，1890～1960）1890年出生于英国，1911年毕业于里兹大学历史系，1928年后先后在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研究学院、牛津大学印度学院任教。此间，弗斯结识了马林诺夫斯基，两人一起共事多年，马氏人类语言学观点对于弗斯语言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弗斯对语言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从意义着手的。他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局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而是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他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上下文”这个术语，并且给它做了更确切的定义。
弗斯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这一概念。所谓的典型语言环境，就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下遇到的环境，决定着人们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对于任何人来说，他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有限的（例如：儿子、父亲、学生、教师、下级、上级、朋友、同事、爱人、恋人、哥哥、弟弟等等），因此典型语言环境也是有限的。所以语义学实际上是研究适合于特定社会角色的语言风格。弗斯的“典型语言环境”注重社会角色，因此他的理论更倾向于人类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综上所述，美国语言学家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以及同时期英国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弗斯等学者奠定了人类语言学理论基础，从此开创了语言学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领域。
总之，人类语言学研究不仅丰富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其研究方式和成果有助于了解不同民族、种族乃至不同社会群体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语言学必然促进普通语言学的纵深和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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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福祥，吴汉樱.现代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2]，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3]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
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
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总是变化与发展的。不能将思维模式，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固化为教条，要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时间段，活学活用。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之间的关系，注重以实践创新理论，注重将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挥其基本与核心作用，让社会科学研究保证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有效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科学发展真正发挥它的服务功能。
[注释]
[1]王广科.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J].商界论坛，政法论坛，2012（16）：146-145.
[2]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3]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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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闵伟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梦[J].神州，2013（10）：182.
[7]穆赤・云登嘉措.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A].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经验文集[C].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1：7.
一、为何要本土化？
艺术人类学究竟为何要本土化，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艺术人类学是一种外来理论，当然应该面对中国问题，适应当下语境，通过本土化，形成自己的学术面目。事实上，任何一种外来理论、学说、学科都有一个或本土化，或被汰除的自然过程，艺术人类学为何如此急切而郑重其事地讨论本土化问题呢？这既有时代大背景因素，也有学科自身因素。
20世纪末本世纪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段，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而经济活动全球化现在与新一轮文化转型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结合了起来。”所谓文化转型是指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所到之处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品，这可能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逐渐趋同，进而出现共同的世界意识”或某种全球共享的世界文化”，而这种所谓全球共享的世界文化”其实主要是由美国的当代大众文化构成。文化全球化，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势扩张，反过来激发了人们的本土意识，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发达国家也纷纷举起了保卫本土文化的旗帜。面对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蔓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欧洲人可能有一天会被定义为用日产电视机收看美国肥皂剧的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强烈关注本土化问题毫无疑问反映了面对全新的世界文化图景时本土意识的增强，强势的他者”不仅没有压制住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反而由此得以加强。
另一方面，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强烈关注本土化问题还与当前思想界反思现代性思潮密切相关。一百多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深深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造成了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进步，中国传统文化被等同于愚昧、落后，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破旧立新、彻底反传统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共识。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民族复兴的呼声逐渐响亮起来，重新接续断裂的文化传统由思想界的潜流已然成为喧腾的江河，作为大传统的国学”热起来了，作为小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不仅如此，对于一百余年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不再称之为文明的洗礼”，而要清算其隐藏的文化殖民主义。在艺术学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有人批判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的审美与艺术观念以及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支配了中国艺术家们，使得中国艺术家既不是以传统的古人的眼光”，也不是以当代人的眼光”，而是以毕加索、达利、马蒂斯等西方艺术大师的他者的眼光”观察生活，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提出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学者大都认同反思现代性的立场。方李莉在论及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本土价值时就指出，艺术人类学通过对本土艺术与本土文化关系的研究，将会促使当代学者在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人类艺术的同时，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本土的艺术，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关键就在于以中国当代人的眼光”研究本土文化与艺术，建构中国经验与中国精神。
提出艺术人类学本土化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中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艺术，这让中国学者感到颇为不平。郑元者指出，在R.莱顿（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91年修订版）、E.P.哈彻（Har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版）等这样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艺术人类学专著中，却没有中国艺术的应有位置。这与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既然西方学者忽视了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中国学者理所当然地有责任发出声音，让别人关注中国的身影。这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心提升的表现，是一种可喜的文化现象。当然，就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本身而言，忽视了占据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艺术表现，这也不能不说是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缺陷。
然而，不管是出于对抗文化全球化、反思现代性的立场，还是出于艺术人类学学科本身的考量，提倡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学者似乎混淆了一组概念，即本土与本土化。在他们的表述中，所谓艺术人类学本土化是指在研究对象方面关注本土经验与本土艺术，而不是艺术人类学这个外来理论、学科在本土生根，形成中国学派。当然，也可能是无意识地将研究本土问题与本土化之间简单地划上了等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进一步辨析。
二、何谓本土化？
一般来说，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事物适应了当下环境，已经能够存在、发展，甚至基于新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异，形成了某种新的品质、特征。就此而言，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应该是指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理论、一门学科由引介、传播到被广泛认可，进而形成特色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往往比较漫长，以佛教为例，从西汉末年传入，至隋唐时期出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教派，时间跨度长达五百余年。虽然早在民国时期，林惠祥、岑家梧等老一辈学者就曾经做过艺术人类学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方向、一种理论与方法，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展主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从学术思想传播的一般规律来看，艺术人类学在中国尚处于引介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大力翻译、介绍国外经典的、前沿的学术著作，认真地了解，虚心地学习，讨论其本土化未免有点操之过急。当然，提出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学者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所谓的本土化其实并非是指外来学术思想的本土化，而是指立足于本土经验的观念、态度、立场，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本土性或本土立场、本土价值取向。
本土化作为一种思想立场、价值取向，是全球化所激起的强烈反应。在人类学领域，费孝通先生较早论述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他在讲文化自觉”时一再指出，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一直强调中国资源、中国经验、中国当代人的眼光”，并把这作为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主要内涵，无疑是受到了费老的影响，是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在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具体落实。但是，以本土立场、本土价值取向研究本土问题能否就称之为本土化？这是否有着偷换概念之嫌呢？毫无疑问，以外来学说、理论研究本土问题是本土化的一个方面，却并非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一种外来学说、理论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结合本土问题，最终形成一种有着创新性的理论或学术研究范式。就此而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如果过分强调本土立场、本土资源，缺乏开放的、开阔的研究视野，反而难以实现理论创新，最终会阻碍其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
众所周知，艺术人类学是从人类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早期的人类学主要以文明社会之外的无文字社会、族群为研究对象，受此影响，国际艺术人类学界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认同艺术人类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主要以研究无文字社会（原始社会、前文明社会）的艺术为己任”，随着家乡人类学被逐渐认可，文明社会中的民族民间艺术才成为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就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资源而言，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确实非常丰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本土的文明社会中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而不是以人类艺术，尤其是形态多样，更为接近人类艺术活动本源状态的无文字社会的原始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岂不正如西方学者忽视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一样偏颇吗，最终仍然很难发现人类艺术表现的一般原则，以及体现这些原则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
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田野调查与民族志被视为文化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国内有学者提出，艺术人类学也应该定位为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艺术进行描述与解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其他学科的社会调查不同，它要求研究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参与观察”，要尊重、同情研究对象的内部眼光”。尤其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下，人类学学科不断反思、批判文化中心主义”者的他者的目光”。其实，就学术研究自身要求而言，研究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清除他者的目光”，相反，必须适度保持异质性的他者的目光”，与研究对象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始终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比较意识。尤其是研究自己稔熟的本土文化时，更应该带着他者”的陌生化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文化群落内部成员所熟视无睹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未必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研究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从学理层面讲，作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来说，其研究视野和眼光相对于一般的艺术学研究来说，更关注的是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
主张以中国当代人的眼光’研究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主要内涵，这在学理上并不通恰；作为一种思想立场与价值取向，是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过度焦虑反应，可能会导致学术视野的自闭。此外，我们还应该警惕其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也随之不断提升，而自信心一旦过度膨胀就容易形成文化保守主义。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国内文化保守主义一直暗潮汹涌。毫无疑问，文化保守主义有悖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也有碍于我们彻底的现代转型的完成。如果我们仍然秉持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心态的话，就会意识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目前仍然迫切需要学习与交流，而不是本土化。另一方面，本土化概念与民族化概念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本土”不仅意味着本地的”（local），还意味着土著的”（Native），本土化立场的逻辑展开有可能会为民族主义张目。国内有学者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提出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中，民族性的发现和宣传是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承认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民族性就有可能滋生文化原教旨主义，导致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资源又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更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倾向。
三、扎根的中国艺术人类学
如果说艺术人类学本土化是指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扎根，进而形成自己的学术面目，为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专注于学科基础的建设。首先是加强译介工作，充分了解、学习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其次，是以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进行广泛研究，简而言之，就是以全球化的立场面向全人类的艺术，而不是以本土化的立场面向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
全球化所激发的本土化意识，其实是弱者的自卫性反应。试想，美国面对全球化的时候为什么很少有学者提出本土化呢？因为国家强大给他们带来了学术视野上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往往以全球的、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从而形成了其他国家学者难以企及的宏大气象。我想，当代中国学者也应该有足够的气魄，应该有全球化的、全人类的视角与担当。以全球化的立场面向全人类的艺术也是艺术人类学学科本身应有之义，只有具备这样的学术视野，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才能让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真正扎根，否则，只能为现有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提供一些中国例证，或者作一点修正而已。具体而言，以全球化的立场面向全人类的艺术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在重视对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有大批专家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在文艺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内，我们已经对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研究，包括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都还是相当丰硕的，相比较而言，除了欧洲、日本艺术之外，我们对其他国家、民族艺术的研究倒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对国外小型民族地区艺术的研究，基本上都仅仅掌握一点二手资料。毫无疑问，这将阻碍我们对整个人类艺术状况的全面的、深度的理解与把握，进而限制我们的理论创新。郑元者提出，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凝练出艺术人类学基本范畴，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形成富有特色的研究范式，最终产生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果能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也即学科本身扎下根来，茁壮成长。
二是应该有全球比较的意识，重视对人类艺术相互关系研究。方李莉前瞻性地指出，人类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各种文化、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正在解构和重组着以往的各种艺术传统。因此，关心各种艺术之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以及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及作用等，也都是今后艺术人类学所要关注的视野。”全球化对于艺术人类学研究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像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者这样全面、系统地了解整个人类艺术的状况。交通与信息的全球化使得对整个人类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而这将是艺术人类学理论创新的突破点。
关键词：实践哲学；当代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73-02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实践哲学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研究，但是现实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践哲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新的机遇，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把握实践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
一、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异化劳动观，实践也就是异化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里的实践指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就是感性的历史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只是人们理解世界时不可缺少的一个向度，但不是理解所有问题的抽象起点。其实践哲学的内容主要有：
1.实践哲学是一种人学理论。马克思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哲学，他在1844年写的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就表明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看法，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以现实的人为根本的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学说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全世界的人类找到了解放的道路和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动机，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追求目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重视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人学理论。如果说有哪一种哲学理论最关注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尊严问题，关心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理论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论，是唯一把人道主义贯彻到底的理论。
2.实践哲学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实践的作用，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生活方式，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但是客观环境是独立于我们意志以外的，是不随着我们意志而改变的，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生活于人类之中的自然环境，马克思同时也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扩展了人类的实践空间，所以有学者认为实践哲学本身也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
3.实践哲学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是新的历史观，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历史观，它之所以能够克服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是因为它奠基于实践哲学新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是对以往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社会生活的动因乃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意识和观点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深入了解实践哲学历史观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实践哲学，也有助于深刻领会实践哲学历史观在社会历史理论领域所引起的划时代的变革。
二、实践哲学研究的主题
1.研究实践活动中的人。实践哲学主要研究实践中的人，马克思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做过一些评价，马克思说自己的哲学存在的基础是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首要问题，他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状态中的固定不变的人，而是那种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可以通过感官的经验观察和触碰到的，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实践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用实践的观点研究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告诉我们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与观念的变换。这一本质内容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特有的规律。
2.研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实践是一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统一的活动过程，实践就是这样一个主体和客体结合的过程，实践逾越了许多哲学家关于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实现了两者的统一。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双向活动过程，两者之间来回的交流使得实践主体的认识活动的范围不断地扩大，促进了人类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使得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真正达到“融合”。实践哲学研究的就是这种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物质精神活动的过程。所以实践哲学理论体系中，实践是一个奠基性的概念，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它应该被认为是精神和物质的高度统一过程。
3.研究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践哲学的研究导致了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使哲学的思维从单纯的人和单纯的自然研究转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社会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研究对象化的自然与现实人的本质的关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通过分析物质生活的实践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解决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能完全独立的，它们两者之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因而自然观和历史观不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现实的世界和人类社会，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关于物质世界统一性的观点。
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关键是要突出实践的价值，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论意义，突出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公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人的权利，不断满足人的各种需要。
1.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因素。传统的教科书对实践活动的理解是从本体的角度理解的，它们或者从实践的物质方面或者从人类的精神活动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意义，割裂了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实践哲学提出了克服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越过了从唯物或者从唯心角度理解实践哲学的方式，确立了实践的新思维，它把实践活动中的人放在中心的地位，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以人展开的，实践哲学应当是以人本为基础的理论，立足于关心人的存在，以人的发展进步为目的。
2.实践哲学突出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是关注现实社会的，把哲学研究的方向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关注哲学和生产实践的联系，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和进步，突出了哲学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作用。哲学家对于如何从理性到实践飞跃的认识研究不够，哲学家对于理论过于太多的关注，而对于人类社会实践关注不够，实践哲学告诉我们应该把哲学放在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对象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上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这个结果。
3.实践哲学促进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实践哲学的理论解读了当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向，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过程本身也就是人的实践改造的过程，实践哲学的目标跟发展是同一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利用实践哲学原理得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的继承和吸收，就人类社会发展领域来看，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繁荣的首要问题，科学发展是实践的目标所在，坚持科学的发展方式其实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四、实践哲学研究的创新方向
研究实践哲学，不仅要在横向领域上而且在纵向的思想上要开拓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是20世纪末而来的各国之间的交流的深化和合作，使得实践哲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实践哲学已经不再限于过去的认识论、本体论等方面，更不再纠结于传统教科书对某些概念的讨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解决具体问题才可能建构起哲学研究的大厦，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应该扩展到宗教、文化、生存、价值、语言、美学等方向，或者转向对诸如生存价值和文化建设的研究中来，实践哲学研究要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1.关注实践哲学和生存的关系。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现代高速的生活节奏中，社会的生存带来危机，人类对自然界的持续性的掠夺和开发，对自然改造过程中的无节制的技术化进程，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使得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广泛的变动，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所以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内涵，实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和全面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生存论意蕴了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人与实践，历史和生存哲学这些概念是开放性的和流动性的，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生存论这个概念，但是他却从理论上关注生存内容，关注人类的解放问题，始终把人的变革和生存的建构作为主体，关心人的终极价值。
2.关注实践哲学和社交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等新成果不断地被应用于交往手段，使得传统的交往手段逐渐淘汰，新的技术革新，人类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交往方式，人类的交往打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交往呈现出虚拟性的特点，虚拟医院，虚拟图书馆等的出现，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的生活，并且随着互联网语言翻译工具的应用，国家之间的语言也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人类的交往方式正在慢慢改变。”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方式，虚拟实践把“数字符号”上升到人类交往的中介手段，虚拟实践作为信息时代人类新型的交往方式把人类置入一个新的虚拟实践中，人类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了这个虚拟世界，实践哲学研究应该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随着交往的发生不断拓展实践哲学新领域。
3.关注实践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当代的实践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社会的意识。语言的诸方面、诸层次的发展，也只有在人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统一起来，并得到全面的、完整的解释。抓住了实践的性质，也就获得了从实践哲学的立场重新审视全部语言现象的钥匙。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的中介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阐释它的全部意蕴。首先语言是思想的物质载体，它承载了人和整个客观世界的观念性系统。而且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维系着社会组合的力量。最后，实践中的社会交往过程和思维过程都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是实践的工具，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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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研究模型的构建
1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基础，被学者评价为人类学给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献礼”〔1〕。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是和这一观念出现的背景、在人类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分不开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相伴而生。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个以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虽然这个学派的盛行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但却在整个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其中，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这一学派看待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经过后继发展，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之一。
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目标，博厄斯提出了历史特殊论的主张。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历史，所以，只能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来研究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太复杂，而文化现象越复杂，则它们的规律就越具有特殊性”，因此，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结论是徒劳的”〔2〕。虽然博厄斯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相对主义，但在他的历史特殊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在博厄斯之后，由他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人类学家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在继承博厄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文化相对主义的直接提出者是博厄斯的弟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MelvilleJ．Herskovits）。以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或惟一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每种文化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充分的价值，否认欧美的价值体系的绝对意义；文化没有先进落后、文明野蛮之别，所以要尊重其他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化：不能借口某个部落没有独立发展能力而进行干涉；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不过这种共性有时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3〕。
从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思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每一个文化必须从那个文化”的立场来理解，主张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4〕。人类学家本着相对主义的态度，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认为不同文化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是人类所选择的不同途径，每一个特定的时期，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尺度或立场。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对于克服我族中心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人类学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基础。关于相对主义的若干争论，反映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但是，有一些争论产生于混淆和误解。本尼迪克特通过自己的实际研究，指出，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它激起悲观，是因为它把陈旧的原则完全打乱了，而不是由于它包含着任何内在的困难”〔5〕。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需要意识到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本质：
第一，文化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是这种共同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对多样性和普遍性的承认。因此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那些以普遍主义面貌出现的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相反，文化相对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若无普遍主义作为必要的限定和补充，相对主义就会走向极端，演化成绝对主义的另一种形态”〔6〕。也就是说，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同时，在人类学的具体实践中，原则上意识到当地文化的价值不会使我们卷入极端的相对主义。如果处于极端的相对主义这一位置，则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在民族志的撰述中会沦落为一种荒谬滑稽且极为拙劣的模仿和描述”〔7〕。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以普适面貌出现的现代西方科学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反对西方标准或唯一标准。这一点所体现的是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博厄斯指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尺度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有西方文明一个尺度”〔8〕。相对主义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认为文化是多元的，真理不止一个，因此评价标准也应当是多样的。这是相对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下文讨论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实际上，在人类学领域中公认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自然科学，以往的人类学家在处理自然科学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早期人类学家比如进化论学者来说，要是有人提出科学”也可以当作巫术”一样来研究，他们肯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明白巫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象征意义的不同”，并且认为科学和巫术之间的差异是理性的、真实的，不能加以任何夸饰”〔9〕。随着人类学学者进入到STS研究领域，以及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者对人类学理论和观念的引入和借鉴，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才被带入到对科学的研究之中。科学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体现在对科学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以及对评价标准相对性的倡导。
（1）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多元性和多元文化的提倡，以及对他者”或他文化”的承认和尊重。现代人类学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种族主义，认为文化必须总是理解成复数的，只可在其特定的背景中才能进行判断”〔10〕。复数文化概念的提出，能够对那些所谓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假设做出有益的批判和修正，任何将单一的文化价值渲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论调必然遭到它的批判和有力抵制”〔11〕。采用复数的文化形式是要强调，人类学家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唯一准则。人类学的复数文化观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把这种复数观念应用到科学之上时。在复数文化观念以及批判的眼光之下，人类学提出了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性，由于对科学价值的取向不一，人类可以构建的科学知识框架和资料积累的办法以及该积累哪些知识的取向，是可以呈现若干种不同的可能性”〔12〕，现代科学和技术只是当代文化的产物，而其它科学传统则是其它文化的产物，小写的复数sciences”，开始代替了大写的单数的Sci－ence”①。复数的科学表明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之下，也就是要承认并尊重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异性。#p#分页标题#e#
（2）评价标准的相对性。与科学文化多样性相关的就是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在人类学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初原则，就是理解和判断必须基于当地的背景”，并保持对地方文化的尊敬。当人类学开始把自然科学当作研究对象时，就开始关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地位问题，质疑西方科学对其它文化系统的特权地位，以及科学和理性的等同关系。事实上这种质疑也提出了科学的评价标准问题。在传统的描述中，总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其它文化和其它民族中的科学。正如西方学者拉波特（NigelRapport）等人指出的，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存在下面的观念：我们有科学，而他们有巫术；我们有历史，他们有神话；我们有高科技的农业，他们则是小农经济；我们有牧师，他们有萨满；或者我们有科学，他们有萨满；我们有哲学，他们有信仰；我们有文化，他们没文化；或者我们能书写，他们则是口头传承；我们有剧场，他们有仪式；我们有政府，他们有长者；我们有理性，他们则是前逻辑；我们是个人主义的，他们则是社区的———如此等等〔13〕。
这种对比实际上破坏了文化相对主义最初的原则。当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去评价其它文化时，是把西方科学当作了普适性的标准。由于提出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可能性，人类学主张对各种知识体系采取平等看待的态度。科学被看作是众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而不再是唯一合理的，客观的”真理。所谓评价标准的相对性，是指不能把现代西方科学当作评价其它认知体系的唯一标准。与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是唯一的，普适的观点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以某一种科学框架为标准，去评价甚至排斥其它科学框架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总之，复数文化和复数科学概念的应用，是对绝对唯一标准的挑战，科学知识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知识是多样的，评价的标准是相对的。
2）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所带来的科学观的改变，使得科学史研究转变为研究sciences”的histo－ries”。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科学只是理解并对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的人类努力的连续体的一部分”〔14〕，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现代世界中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也包括历史上的各种科学或知识形态。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就是要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平等地看待这些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
（1）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的批判。在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的观念中，科学是和迷信以及神秘实践相对立的。科学家是和‘原始’人以及他们自己社会中的门外汉们相对立的。当代的西方科学是和其它文明中———比如中国、印度、伊斯兰的科学相对立的”〔15〕。在这种观念看来，好像西方的科学和其它文明中的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或者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只在过去存在。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将不同的科学形态放到进化的序列之中，将西方科学放置到进化的前端，而其它科学文化系统则处于序列的后面。针对这种观念，白馥兰（FrancescaBray）采取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和反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她提出，一种批判性的科学史应该探讨科技体系在具体境域中的含义，不以建立比较的等级（并强化种族中心主义的论断）为目的，而是要严肃深入地研究另一种世界的构造。用以衡量科技成就的一般标准要与具体文化联系起来，与西方世界的科学相比，其他的世界是由其他的方式造成的。过去的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处境？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是什么？科技对于制造和满足这些意愿、对于维持与改造社会结构起了什么作用？这样的问题能够提供探索非西方社会科技的框架”〔16〕。白馥兰在把技术本身当作文化的基础上，提倡在技术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视角从而对技术史的多元性进行研究，这也充分反映了她对技术的标准观念”以及传统技术史研究模式的批判。
（2）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科学文化的多元性，相应的即是科学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认为，历史地来看，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科学和技术。今天现代的，世界性的科学和技术———也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大学里教授的科学———只是当今现代文化的产物，正如古希腊科学、印度科学，中国科学等等是它们自身文化的产物一样”〔17〕。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上述原则的提倡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实践以及研究成果上。以医学史研究为例，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医疗体系，比如西方的生物医学、中国的传统中医体系、印度的吠陀传统等〔18〕，这些不同医疗体系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以及对于身体、心智、疾病、健康的不同观念和态度。因此，在医学史的研究中，就是要在承认以及平等对待这些医疗体系的前提下，去考察整个体系背后的文化因素。采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开放态度，才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展现人类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科学史的研究具有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这是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一个体现。印度学者查托帕迪亚雅（Chattopadhyaya）提出，我们必须看到，在一种文化中是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说某物是科学”的时候，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用神秘主义的”这个说法来描述。这就说明在科学史研究中，要意识到并尊重科学标准的多样性。一个社会中的人在理解另一个时代或同时代其它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时，若只运用他自己的概念框架，而不顾及另外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其科学和文化的理解，他将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19〕。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待科学史，我们能够将自己从对科学的崇拜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尽力地去理解它，能够在没有愤怒和偏见的情况下，去辨明科学和技术的人类面相”〔20〕。
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一方面表现为上文所述的科学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科学史的叙述方式也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多样的，这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科学的普遍性和唯一性遭到质疑，这种观念在科学史的研究之中体现为对传统历史叙述方式的批判和再考察。科学史的叙述不再只是呈现连续、进步的图像，而是要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的图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采取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但是有必要提及强纲领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等对相对主义的相关论述以及对科学史案例的讨论。#p#分页标题#e#
几乎所有建构主义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SSK学者一般都承认自己的这一立场。布鲁尔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相对主义所针对的是绝对主义，作为相对主义它意味着：不相信存在任何终极的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如果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陈述，它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知识可以宣称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任何真理性宣称都是相对于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生物性的偶然性集合而存在。”〔21〕。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分析了一些科学史上以及当代的案例，比如N射线的研究工作，中医中的针灸实践，科学史上的占星术，以及医学上的顺势疗法等，并且指出，无论如何，这些种种努力中所启用的标准和方法，明显地伴随一种历史情境到另一种历史情境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合法科学的样板是历史性变动的”〔22〕。这些可看作是对其相对主义立场的注解。相对主义是SSK研究的核心立场，同时也是SSK遭受各种批评甚至攻击的核心之处，但是在SSK的学者看来，在其研究纲领内部相对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争议。布鲁尔认为，相对主义只不过是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因而确实是更加可取的。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而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社会经验令人放心的坚持它”〔23〕。这是布鲁尔对相对主义所做的辩护，他所提出的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的论断和论文的立场也是一致的。
3相关讨论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关键词］心理学史;文化心理学;历史分析
文化心理学被众多心理学家们称为“第二心理学”，与自然主义的主流心理学相对，其在反动主流心理学中受重视并获得发展。文化心理学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主流心理学的“反动”，其发展的逻辑可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以库恩范式论考察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多以库恩范式论来考察和审视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其内在逻辑是哲学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人文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四种范式的更替与兴衰。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墨菲在《实验心理学史》中明确了前科学时代与科学时代的界限，而目前学者根据这一思路作“范式”分析也在情理之中，且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所谓“范式”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使得心理学家们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集合中的确存在着不同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也就存在着不同的范式。心理学四种范式是心理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人类心理的不同理解和假设，这就为这四个范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找到了立论根据。以库恩范式论为视角，重新理解心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时期，心理学存在着不同的范式也符合心理学发展的学术逻辑。在众多心理学家甚至文化学家看来，就目前而言，文化心理学就是这四个范式中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二、学术史视野的考察
(一)主流心理学的困境
对文化心理学或心理学中文化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说它热是因为有一部分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心理学正在走上一种“歧途”，并努力让心理学真正成为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学科。随着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心理学相互交叉形成更多的边缘学科，这使得心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受到消解。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被心理学和其他学科共同研究，这有利于心理学的发展，并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的心理现象;但是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往往偏离了“人的心理现象”这一中心问题，而更加侧重另一学科。比如，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在理解人类认知的神经机制有重大贡献，但是，它们在促进人类更好地理解人的心理现象———特别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心理学家指出，心理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让人类的心理更加健康，反而更糟。心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于欧美和北美洲。心理学认为，人在心理上具有相同性，力图从理论方面寻找其中的一致性，探寻人类的对某些行为和外部的某些东西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实验法，首先排除容易干扰实验的干扰因素，然后通过观察实验者对于某些外部刺激的反应，将自然科学的严谨性和心理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让心理学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思考变为了科学实验，更加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但是，这种进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超越和遗弃文化、沙文主义等等。走自然科学模式的心理学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了众多的心理学流派。从早期的意识心理学、构造心理学、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甚至后来更加科学化的认知心理学，都没能解释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心理学发展了，但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却更低了。在面对精神疾病谱上发生的新的变化，心理学家却束手无策。特别如行为主义受机械主义影响，他们努力要把心理学打扮成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自然科学学科。这一倾向影响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以致抛弃意识而把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使得人类理解自身是走上了机械主义道路，人类彻底无自由意志可言。而认知主义心理学也受到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长期专注于人的心理现象形成机制的研究。他们只关心的人的心理现象形成的过程，而不关注人为什么选择这一对象进行觉知而不选择其他的对象进行觉知。认知心理学更无法回答为什么人类在觉知有些内容时要故意犯错。而新近发展起来的认知神经科学主要研究认知过程产生的神经生理基础。不论从大脑功能分区还是更深入的神经递质水平，这都无法最终在意义的世界为人类心理发展找到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最终对人类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带来好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心理学发展出现了问题。如今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解释心理现象形成的机制多么高明，而在于我们的价值何在，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些问题并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PaulKline所说，“实验心理学不能解释什么是本质的人，而且它所呈现的进展越大，实际上它就越远离心理学所应该具有的目标……毫无疑问，所有心理学方法都应根据人性的标准进行评判。”［1］
(二)心理学家的学术自觉
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发展中的困境看得最清楚，因为所谓主流心理学发展的困境是它在很多领域无法解决新的问题。这不得不促进心理学家们思考。心理学家们也开始关注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对心理学所产生的扰动。当心理学家们的学术自尊心受到打击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并回到现实中来，重新来审视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所在。于是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心理学的范畴中来。若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可从如下三个方面作深入分析。
1．从哲学基础解读
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心理学发展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的重要原因。因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越来越困难，人们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需要找到新的途径，这样就造成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经验—理性”模式的科学哲学时代开始衰落。科学哲学让位于文化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发展使得文化心理学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文化哲学使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化哲学带来的变化在心理学中得到具体呈现。CliffordGeertz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以研究人类符号而闻名，他曾经说:“文化研究可以被纳入到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的观点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和不安”，［2］但一开始诸多主流心理学家认为将文化和心理学相结合违背了传统心理学研究，“文化心理学研究是对心理学中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的一种离经叛道”。［3］心理学在向前发展，在今天的心理学界，对于把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相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戈茨认为，社会和历史是文化的产物，物质产生意识，我们关于意识的各种认识都是通过我们的各种实践经历产生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从中得出的认识来理解其他人。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非是生而就有的，而是必须经历各种实践，然后产生这些认识，最后根据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做出反应。每个人自出生伊始，都可以看作是“意义产生”的一种形式，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和物质的结合物，不能看作是对意识的补充。戈茨的观点和文化心理学的含义具有相似性，文化心理学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1)文化融合了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2)符号和概念的有效运用是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的原因;(3)意识是个体对社会的看法，是经历了实践之后的产物，也是个人理解他人的源泉;(4)每个个体都能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5)个体的行为往往具有价值性;(6)心灵来源于文化。虽然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这些观点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例如，上文所述第二至四点是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认同的，虽然这些心理学家研究的领域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传统心理学的捍卫者。他们没有明确提出人类认知的标准，即人类通过实践，获得对世界的认识，然后，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另外三点则强调“所谓意义，其实来源于人类自己，每个人都有意义的行为和方式”。意义又具有反作用，对于意识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假设存在于社会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之中，但是对于文化心理学而言，这究竟是机会还是挑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观点属于心理解释学的研究领域，把文化因素融入对心理学的研究，标志着自然科学模式和文化科学模式在元理论上产生了分歧，即自然科学家对心理学会持敌视的态度，而文化科学领域的专家则会对心理学产生好感。
2．从文化心理学的相关学科来看
人类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文化人类学，它主要是描述和解释人类发展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研究的领域包括种族的心理、动机、行为、性别认同、价值观，这些内容对文化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新的视角，也为人们理解人类的心理现象有了新的启发。文化学也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科，它和心理学也有诸多结合点，这些相关学科共同为文化心理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文化心理学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会影响到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方向。通过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将心理学和解释学相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和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是相背离的，但是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解释心理学力图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用模型的方式来研究心理学，目的在于探寻意义、价值和情感，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这两大学派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心理研究。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并且根据自己的认识来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在这种过程中，人生活的环境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受到各种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构建我们的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它能让我们适应自己生活的环境，并且在这其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期，我们所进行的社会实践不同，因此，我们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都是不同的。但是，前一代人产生的成果将会对后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心理学的研究离不开各种文化和意识，它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因为人的意识必定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是具体而特定的，不同时期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因而，特定时期必然产生特定的心理，如果脱离环境而去研究心理，所得的结果必定是抽象的。只有将环境和人的行为相结合在一起研究，结果才能更加真实且符合自身的心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产生的背后必定有其他因素，由于科学心理学在本体论上存在争论，对此的解释也很难说服众人，因此，文化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领域。文化因素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补充，不断得到发展。查尔斯•泰勒对文化科学模型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模型的构建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他们的文献《人类的科学及其阐释》被看作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历来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推崇。［4］泰勒的《人类的科学及其阐释》主要论述了解释学在逻辑上的应用，这种学说和传统的解释实证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性。泰勒认为，解释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理解过程，因为在泰勒看来，理解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某一个体对另一个体或事物的看法，表达和表达的内容是具有不同的性质的。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表达的应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也可以是表达对象，即某一事物正在的解释动作可以看成是一种表达的行为，该事物的行为是具有意义的，例如一个手势或者一个姿势，小到肌肉的抽动都属于行为。泰勒认为，满足三个方面，就能被看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即:属于某物(但是该物必须属于人类行为的范畴)、指向某客体(构建者)或者属于某一范围。一旦某一行为就某一领域的特定对象来说，具有意义，那么这一意义一定会具有反作用，并且作用于社会，同时指导社会实践的开展。同时，这种意义可以是多样的，不同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领域在能发挥作用。例如，下属会上级尊敬，只有当特定情况下，才能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往往是上级是自己的直属上级，属于一个等级体系中。另外，这种尊敬的行为又会产生另一种等级制度。因此，在分析某一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行为对于个体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从这种层面上来看，考虑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意义，我们必须考虑行为的背景及作用对象。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符号学以及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学科发展对于心理学走上正确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文化是对心理学实证研究取向的挑战还是“心理学发展的新契机”，［5－6］这些争论或担忧在目前看来都为时尚早，因为心理学本身的发展，在某种角度来看，还处在早期。如果文化心理学或对心理学中的文化因素的关注能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并能增进人类的幸福，那“科学”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结语
文化心理学既是心理学自身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从外部对心理学产生影响的结果。不论是内部逻辑还是外部影响，都揭示了一个心理学发展的新动向:心理学发展新范式的出现必将对心理学本身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保罗•凯琳．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麻延坤．文化转向:心理学发展新契机［J］．南京师范大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