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学者都担心的现象,如国企改革停滞,国企中的垄断大鳄天价拿地,以及行业协会垄断海外采购,其本质都是“王安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再版。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能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毕竟彻底地结束了曾经的屈辱时代),但是却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国冲击波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震撼”。应对那个“震撼”,西方人可以用我的“科学资本主义”说法来理解和自我安慰,但那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最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还应当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获得解决,因为,那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折射和演化。而按照中国儒家文化“平天下”的原则(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张),只能把世界引入类似过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平庸时代。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准确的；劳资关系、劳动周期，不一定精确，但还是比较到位；对于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弄得过分，一过分就不自觉地极端了。11个人穿插的换景很好。效率和公平的概念诠释得很好。
我很喜欢何念运用很多百老汇音乐剧的方式，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潮流，但是我可以说这是现代人喜欢的方式。我的感觉很舒服，中间听了那么多，我是很受启发。我看戏以及听何念导演阐述的时候，有一些感受。
首先在形式上，《资本・论》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话剧，主人公一味表演。它融合了许多青春、时尚的元素。该剧还尝试了音乐剧形式，让乐队在舞台下面现场演奏。整个形式上让我觉得蛮新颖的。
在我印象中，话剧基本上都是现场表演，但是《资本・论》中插入拍好的视频。有两次插入视频，就是讲徐峥赶场，而不是只用现场表演来表现，这种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形式表现。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那种表演，不只是有对话的，还有舞蹈的、音乐剧的形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耳目一新的。
这是第一次真正到剧场现场观看话剧，完全颠覆了我对话剧的旧有想法。以前可能我会觉得话剧比较古板、比较枯燥。看完《资本・论》后，我觉得话剧比电视更精彩，因为它和观众有互动部分。(《资本・论》)最开始先让一个演员坐在观众席当中扮演观众，我刚开始真的是有点迷惑：他到底是一个观众还是一个演员?这种形式产生一种亲切感，让人消除了距离，又产生了参与进来的切身体验。另外该剧提供的信息量非常丰富，涵盖了很多领域，有哲学意义上的指导，还包括音乐、舞蹈以及语言的丰富信息量。在戏里，出现了普通话、英语以及上海洋泾浜方言。
带有商业运作的经验，有经济(运作)的一面。主创人员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就像布莱希特一样，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戏)不是给你制造了一个幻觉，说你进入了哪个艺术殿堂，我(这个戏)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融资的角度。从投入这个角度来看，戏本身就是投资，是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点倒是布莱希特式的。简单总结几点，―个是劳动生产模式的变化，第二个是民族语言核心，第三点是在一个大金融跨国的时代怎么把具体的体验和所谓的总体状态连接起来，对第一点的揭示，对第二点的感知都是它的优点，但对第三点的处理是它的弱项，这是在内容方面。表达在形式上就是对于中国话剧本身怎样既继承又超越，使得中国话剧能够在新的时代、所谓金融时代、全球资本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问题。
反方观点
《资本・论》的结尾用《国际歌》来结束的想法是很大胆的。当今社会中也可能会有劳资纠纷，那是否需要通过《国际歌》来表达负面效应?我建议《国际歌》还是去掉，不然给人的误解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完全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我想有些现象是共同的，但不是全部。马克思所说的每句话是否都是真理，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社会太复杂了，会演变成多种可能性，你说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值得商榷的。
这个戏如果不懂经济的人看，很多台词会没兴趣，一个喜欢看《武林外传》的观众去看，听到这么多经济词汇可能会不懂。这戏结构实在是很松散，可能会吸引白领观众，但是没吸引我。我带着《资本论》的概念去看这个戏，没办法吸引我。
学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会不喜欢这个戏，喜欢白领戏剧的看了也会不习惯，剧中许多经济台词观众是否会看不明白?这个戏是戏，不是教科书，没办法三两句话就把那么大的概念讲清楚。可以讲多面中的一面，阐释清楚。另外，领导接受不了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这样给否定了。
对于资本主义，我觉得社会其实是夸大了它的问题和危机。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看到它的危机与没落，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死亡了，其实在那个没落的时候只是缓冲，然后又会有周期性的反复，可是我们没有做出强调，回到了的思维。《资本论》从现代角度讲，其实也许是个过时的东西，后面你们所解释的那些期货等概念已经超出了《资本论》这本书所谈的范畴，资本不是个人财富，而是社会财富，这个观念绝对是对的。要把这个概念写进戏里就不会把资本骂得一塌糊涂……
以前我们只是看见马克思对资本是持批判态度，但是没有看见马克思对资本肯定的一面。尤其在后期，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的发展、股份制等概念，看做是资本主义自我内在扬弃的途径，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放开市场，主要因为从宏观来讲，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个自然过程，中国社会是直接跨过这个过程，没有让资本的能量发挥。而一个社会，它的资本能量没有达到一个极限或一定程度的话，它是不会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发展资本来消灭资本。
资本与钱是两个概念，资本是经济概念，钱是世俗概念，你不要把资本和钱在低程度上对等，那是在根本上不对的。
我们提出中国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三个代表”代表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在当代是什么?我们不要深究它，资本要充分利用，市场要充分利用，这就是当下的形势。
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会计理论界曾出现过许多的观点，尤其以安东尼教授提出的理论构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东尼教授的观点引导下做一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分析：
1.关于会计要素问题。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它把会计对象用会计特有的语言加以表述。另外，它还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项目，会计恒等是描述了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按照安东米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恒等式应修改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与此变化相适应，安东尼教授对会计要素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①单独设置“业益”要素。会计要素及其设置数量的多少，主要应该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虽然会计要素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综合信息，根据安东你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构想应该单独设置“业益”要素取代原来的“净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数量等与资产总额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之间的差额。其主要来源是主体的经营活动。②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要素的重新定义。安东你教授认为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法提供解释会计主体实际发生情况的信息，同时，它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安东尼教授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具体表述如下：①资产是主体的资本存在形态。资产包括货币性项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项投资。其数额未凝固在各种资本存在形态上的数额。②股东权益反映由股东提供的资本数额。它包括股东直接投入的资产以及这些资本的应计利息。
2.关于会计目标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现位于其应达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标时提供有助于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计其他有关信息，这是一切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所共有的，并不以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资本成本会计业不例外。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显现成本，即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隐含成本，即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中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又包括隐含成本。
3.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财务会计文献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国会计学会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项准则。资本成本会计信息在质量特征方面也符合这四项准则。①就相关性而言，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中的隐含成本，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游泳性，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验证性而言，对于资本成本会计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来说，它是指根据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专业人员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的结算，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不难以实现，因为在高度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关变量树脂相同，计算结果也会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过程中不渗入个人偏见，以免损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具有可验证性，那么，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过权益资本成本计量结果来进行验证，从而敦促会计信息系统遵循公正不偏性准则。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4.关于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原则问题。会计假设侍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使整个财务会计结构的基础，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具有普遍有用性。资本成本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它只是强调在确认成本是，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所处环境、核算对象等方面无很大区别，因此，财务会计上的四个基本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仍然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
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假设的延伸，以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又是对会计实务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只是在稳健性原则的问题上，有些争议：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资本成本”账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就确认了权益资本收益，在收益实现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财务会计的稳健原则。但若从资本成本会计的角度看，事实却不尽如此，①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夏，企业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利润两部分。若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实际上是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如果按照稳健性原则的定义，应该说，违背稳健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财务会计。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经济流动的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稳健性原则及其相依存的实现原则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如会计的确认基础、会计的计量属性等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因此，稳健性原则仍应作为资本成本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5.关于安东尼教授的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的简略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资本城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②资本成本会计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将权益资本成本计列于产品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安东尼教授分别提出了设想，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可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权益资本成本率；其次，第二个问题，它在题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论文中对资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的影响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是连接财务会计与管理块的桥梁
在现行会计理论体系中，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管理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内”，资本成本会计则起到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对内”可提供决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业所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对外”可提供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不仅可让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还可为国家、主管部门和银行等提供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第二、资本成本会计协调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对于费用或成本的解释从来就有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会计学则会因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各项要素以不同的构成内容”。另外，经济学认为，企业所有资本的来源都是对一定资源的占用，应该是有偿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资本成本会计是两权分离的产物，权益资本成本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的收益计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会计学中，权益资本成本却与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是能较为直接的取得的社会资本形式，对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这而言，其经济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在会计上，在我国的现行的现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这更加表明，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成本项目，在收益中减除，是与经济学一致的。
如果说资本是公司的血液，那么公司资本制度就是其运行的规则。纵观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一个在安全与效率之间不断寻求最佳平衡点的过程。
法定资本制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初期为保证交易安全所持的谨慎态度。随着效率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人们逐渐发现固守资本制度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经济的效率，于是资本制度又走向了追求效率的极端——授权资本制应运而生。授权资本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无可否认，但其导致公司的滥设和损害交易安全同样有目共睹。当人们遍尝了这两种资本制度的优缺种种后，便试图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于是出现了折衷资本制的设计。就安全性而言，折衷资本制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成为资本制度的新宠。关于折衷资本制本身的优点在理论和他国实践中都得以充分的论证和体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就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而言，学界大致持如下观点：对有限责任公司采取折衷资本制，而对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的分析论证主要立足于资本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但鲜有充分考虑在现阶段我国的相关社会环境是否适合实行这两种制度。作为总体法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部分，某项具体法律制度是否会被整个制度系统和社会接纳，其自身的优越性并不足以成为论证其立足于一国社会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不能与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磨合成为一体，或时机不成熟就贸然引进，再好的制度也只会被社会系统排斥在外，并由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一个立法上的例证就是证券法确立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体制，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达国家金融业混合经营的趋势就已初露端倪，但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立法者还是切合实际地采取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营监管体制，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与国际接轨，只是国情使然。
一、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共通之处
客观地说，折衷资本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从辩证的观点看，集两种制度优点于一身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情况下也会集两种制度的缺点于一身，出资不实和导致欺诈的恶疾同样会出现在折衷资本制中，并且随首次发行资本与授权资本界点的位移而程度有所不同。既然折衷资本制设计的初衷是在部分地保证安全性的同时降低公司的门槛，那么公司设立时发行或缴付的资本必然只相当于公司总资本的一部分，那么从纯理论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折衷资本制更接近于某种资本制度的话，答案显然是授权资本制。如果说公司滥设和导致交易秩序混乱是授权资本制的两大致命缺点，折衷资本制同样会遭遇类似问题。既然这两种资本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为什么许多国家还是选择了其中之一呢？答案就在于，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1]，但就经济而言，效率应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毕竟法律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国家选择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根本原因。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法律制度必须完美无缺，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基于某种制度的优点采用该制度，必须同时为其固有缺陷“买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此缺陷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降至最低。也就是说，采用某项法律制度不仅要从制度本身考虑，同样要有经济上的考虑。引用法律制度不能不计成本，就比如在原始社会中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而不是耕种，相对于土地数量而言，社会人口较少，牧群也很少。在此不存在施肥、灌溉等其他使土地增值的手段、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土地所有权的公共登记制度可能会远远超过其收益，并且代价很大[2]。同理，在公司资本制度的问题上如果时机选择不当会遭遇同样情形——付出本可避免的经济代价与社会代价。在此笔者认为授权资本制与折衷资本制安全性缺陷的弥补，首期缴付或发行的资本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完善的个人和社会信用系统及具有较大能动性的司法制度。
二、中国实行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度的时机仍不成熟
（一）社会环境：信用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先基垫作用
法律的作用在于增加破坏信誉的成本，使人们自觉地也是被迫地遵守信用。从制度本身来讲，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好的信用环境在授权资本制下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其保证交易安全，那么它在折衷资本制国家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故在这里只须分析信用在实行授权资本制国家对资本制度的保驾护航作用，就可以了解信用在实行折衷资本制的国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实行授权资本制的美国为例，其资本运作的效率和安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相关法律极为健全，并且信用观念已深入人心。美国的信用管理服务可以追溯到183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相关立法有17部。即便如此，自美国的“安然”、“毕马威”、“施乐”等信用丑闻曝光后，据美国一个公司调查，全美在纽约上市的7000家公司中，有1/3的财务报告不真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披露，52％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3]。立法如此完善的征信国家尚会出现这样的信用问题，处于信用危机中的中国拿什么来降低现阶段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所必然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呢？我国目前属于非征信国家，国人信用观念淡漠，信用的维持仍处于自发或放任自流阶段，国家尚未制定专门的信用法律，有关信用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也刚刚开始，1997年人民银行批准了9家信用评级公司，才掀开了信用评级的始页。2000年7月，上海率先在全国实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并采取
政府組建公司运营，才开始有了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4]。在此种背景下，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的判断：我国每年信用缺失的代价是5855亿元。其中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造假售假造成的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地财务成本约2000亿元。有人估计，2001年GDP中大约有10%-20%为失信的损失成本[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我国有77.9％的被访者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令人担忧，有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谨防受骗[6]。目前的信用状况已经如此，甚至有人悲观地估计中国重新产生信用需要50年，在这样的信用背景下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只会令中国的信用危机雪上加霜，信用危机反过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抹杀这两种制度本身的优越性。虽然同是出现失信的状况，中美两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美国是在立法相对完善的情形下出现信用问题的，反映出其法律应社会的需求应该进一步完善的需要，而我国的信用危机出现的背景是无相关法律予以规制，如果说美国面对的是第二轮信用立法的呼唤，那么中国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初步构建其信用体系与信用立法。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出现一系列的信用丑闻就将信用立法和信用管理体系贬得一文不值。在我国现在的信用状况下，实行自由的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无疑为恶意圈钱或的人开了制度上的口子。
（二）、司法环境：司法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后补救作用。
有权利就要有救济，实行折衷资本制或者授权资本制赋予公司股东更宽泛的权利，相应地，可能受其影响的相对方在范围或受侵害程度上都不同程度上有别于在法定资本制下，所以对股东相对方权利的救济应更为完善充分。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在股东责任方面，逐渐形成了公司人格否定原则、深石原则和控制股东诚信等原则，并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或借鉴。该救济途径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公司人格否定理论，在英美法系称之为“刺破公司面纱”，该理论的孵化器为英美法系，更确切地说是判例法。该理论作为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曾倍受推崇，即使在某些方面曾受到质疑，但其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在两大法系的司法框架下，该理论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职业者方面获得了双重认同，因而获得了产生和生存以及被移植的可能性和空间。在保护股东相对方利益的同时也求得了公司法人制度的自身发展。一项法律技术或法律理论的产生是有其特殊背景和环境的，其他国家移植也不是无条件的，虽然并非将其土壤全部移植，但也应在主要成分上不要有太大的差异，否则只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当初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移植公司人格否定这一法律技术时，至少具备了较高素质的法官这一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国司法制度与两大法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司法方面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有着较大的能动性，具有造法的功能。由于其司法的基本特性，就授权资本制来讲，因其较为灵活，实施起来出现的情况必然多种多样，这就要求司法能够及时地予以补救，公司法人格否定原理就是以判例法形式确认起来的，在英美法系判例法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较为及时地回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弥补成文法立法滞后的缺陷。法官创造了判例法，也正是由于判例法这种法律传统的存在，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上的发挥，法律的相对灵活性也因此而来，授权资本制的缺陷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弥补。就大陆法系来讲，以德国为例，德国虽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但法院判决实践中，经常能够确立一些惯常做法或惯例，例如，德国联邦法院在1987年的一个基本的、造法性的判例中判决：即便在股份法中没有提及，所有涉及公司根本的事项必须得到股东大会3/4多数的同意[7]。就公司人格否定的法律技术来讲，德国并不是予以全盘照抄，而是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适用范围远远小于英美法系。
从司法的灵活性以及公信力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司法体系中都具有能够不同程度地弥补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的制度。那么从同一角度看中国，在中国判例没有法律效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对于个案中出现的法律没有涉及的问题，若利用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原则无法解决，法官往往束手无策，很多时候，只有在一类案件成批出现、情况比较严重、成为一类典型时，才可能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法律进行解释以适用于个案，司法应变力不高，而且救济途径不畅，法律中大量的权利没有规定救济途径，而规定了救济方式又无法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没有救济或救济不及时是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大碍。其后果只能是给予少数人更大的圈钱空间，而广大的中小股东只有买单的份。在中国，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直接导致司法的公信力不高，据北京市对企业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发生纠纷，首选“私了”为解决方式的占65%，首选诉讼为解决方式的只占20.8%[8]。一言以蔽之，就克服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司法制度和公信力方面的条件，我国的司法制度还承受不了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带来的司法震荡。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时代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46-02
《资本论》这部巨著倾注了马克思一生的心血，这也是他一生智慧的结晶，在本文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读资本论，其次就是资本论与现时代的关系。下面粗浅地谈一下笔者对上面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一、为什么要读《资本论》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笔者就听过《资本论》的大名，当时对这部巨著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道听途说觉得这是一部很“高深的”巨著，而现在自己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那么也就很有必要去阅读《资本论》了。而阅读《资本论》的必要性不在于要完成一项任务，而是要通过这部书去了解马克思，了解他的思考方式，学习方式，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即使这样在阅读《资本论》之前笔者依然心理惴惴不安，觉得也许会很难。而现在笔者总结了一下当时会觉得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翻开难。由于资本论给大家留下了一种很难的印象，所以大家很少去把它翻开，这样就没有开始了。大家可能认为那么厚的书很枯燥，其实，书那么厚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列举的大量的事实。所以，事实使它有较强的可读性。二是脱离背景。大家现在看资本论也许没什么感触，但是，在当时，很多工人是含泪把资本论读完的。他们会有很多共鸣，知道了自己苦难的原因。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想一想，也是能够理解的。三是理论难。在资本论出版序和再版序中，马克思都勉励我们去读，所以大家不要被难倒，只要翻开了，坚持下去，就会产生兴趣，并且有很多收获。而且，虽然没看过的人，对资本论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资本和价值是这部书的主旨。通过目录来看，出现最多的词语是资本、最核心的概念是剩余价值，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其实资本论的脉络是很清晰的。
通过阅读《资本论》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学习方式始终是以批判的态度去阅读前人的著作，他阅读了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他阅读这些人的著作的方法是极为明确的：正确的论述引以为据，错误的论述则加以批判。绝不迷信权威，《资本论》也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完成的。
首先，《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它教给我们一种研究思路，资本论的主题思想就是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解释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这是它的主题。资本论在上述思想的论述过程中，并不是开门见山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体系。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特殊和一般相比较，采取这样一个思路。就像我们分析一个人，某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马上就说张三这个人怎么样，这是浅薄的。那么科学的研究是把某人采取多层次的一般和特殊比较。
其次，我们需要梳理清楚资本论的内容。《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巨著。其中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也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还预见了未来社会的某些社会经济的一般特征。
第三，《资本论》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二、《资本论》与现时代的关系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重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工资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转化形式，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轴心，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财富在一极的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强制性解决。资本具有冲破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征服全球的冲动，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股份资本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历史条件的过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在当代还是否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资本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终点的幻觉，《资本论》被提出过时了。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并没有停止。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扩张、飞速发展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随之迅速暴露出来，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世界资源的掠夺，以及2008年以来始于美国的严重的全球金融风暴，再次显示出了《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资本主义的命运正如马克思在评论自由贸易时所说的那样，“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解放。”[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越充分，其内在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其自身的危机也就越深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3]，从而使矛盾和危机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区域里爆发，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和辩证法。
《资本论》研究的方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要讲究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具体到《资本论》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强调了两条。一条就是，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强调，不能有人为的因素。马克思陈述时，他说当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某些人看到了资本主义也有不少的弊病。想跳过去却跳不过去，那么封建社会的发展必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他很强调。像过去搞计划经济想跳过商品经济，回过头还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是不可越过的阶段。这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经济时强调自然性。另外一点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强调要研究矛盾，矛盾的运动，研究内在的矛盾。他强调这样两点，他的基本方法就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方法论的第二个层次，就是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有一种特殊的方法——抽象法。抽象法很复杂，把它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从具体到抽象。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理论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来的最具体最普遍的经济现象出发。大家看到资本主义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世界五花八门，那么就从这个现象开始。从具体到抽象，就是通过对具体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以后得出若干抽象的概念，得出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比方说商品，商品是由衣食住行、衣服鞋袜等，经过分析以后得出“商品”的概念，用商品来界定衣食住行，各有各的叫法。商品进一步剖析，商品有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又进一步得出概念。商品交换的发展又进一步进行理论剖析，又发现货币这一概念。商品要借助货币进行交换，那么货币又是一个体系，也有系统的概念，金属货币和纸币。货币进一步发展，可以成为赚钱的手段，变成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这就是说对复杂过程的研究要从具体出发，得出若干个抽象的概念。这是抽象法的第一点。第二条反过来，从抽象到具体。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若干抽象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次序组合为一个概念体系，从而达到对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百科全书，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书。有人说它是理论保护，现在说它有些理论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资本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越发觉得它的存在有道理，并开始研究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当中有大量的内容。所以资本论这部书是不能丢的，不能淡化。我们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学习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都有它自己理论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
（一）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农村宅基地呈现出人减房增的逆向发展趋势。随着不断加强的城镇一体化建设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土地整治制度，我国农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37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64222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3.78%下降到47.43%，减少了16.35%，但是我国农村宅基地人均拥有量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在逐年增大，全国农村新增住宅面积从2000年的7.97亿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9.51亿平方米，新增农村宅基地面积增长了19.32%《[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不难看出，从2000年到2012年的十几年期间，农民总人口数和农村住房总面积发展趋势相当不协调，宅基地总面积扩大趋势明显，资源浪费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第二，忽略农民对宅基地的利益追求。虽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有每年不断上涨的趋势，从2000年的人均24.82平方米到2005年的29.68平方米再到2012的37.09平方米，但是其价格只是从2000年农村住宅全国每平方米101.64元上涨到2012年681.9元每平方米，而城市住房价格由2000年的2058元每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每平方米[《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可以看出，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住房面积增长与住房价值增长不相契合。当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城乡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供需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并不能否认农民作为所有者对提高自身财产价值的利益追求，农民同样期望在自己的财产之上创造更多财富，而现有农村宅基地恰恰达不到此种职能，迫使农民以其他“非法”方式追求价值最大化。第三，非法交易大量产生，利益纠纷剧增。法律对宅基地资本职能的不合理限制，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发交易、变卖、流转的非法行为屡禁不止。根据调研，北京近郊不少农村宅基地空置率约为30%—40%，甚至更高；边远山区农村宅基地空置率达到10%；全市平均约为20%[1]。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全国房屋宅基地纠纷大量出现，2011年到2012年期间全国调解房屋宅基地纠纷的数量由614109件上升为626444件，仅仅一年就增加了12335件。此外，我国农民的财产收入普遍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不多，除了农民工外出打工所带来的财产收入，其他在原有土地之上务农的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的最好途径就是土地。通过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虽然可以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体现宅基地财产价值，但我国当前宅基地的利用和价值是完全不对等的，创新宅基地使用权运行机制，提高宅基地的资本属性是政策需求，也是寻求制度与法律充分结合的必要举措。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理论基础
从法学视角出发，那么就应当引入权利这个基本范畴，然而多数人们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并不了解法律所确定的权利原则是正义、公平而高效的。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更加含混不清[2]。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现状恰恰印证了此种观点。当然，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在权利追求过程中符合正义、公平和高效原则，应当结合实践及理论需求予以探讨。首先，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将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化、私权化，但我国《物权法》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规定并没有遵循平等保护的原则，且缺少一定的使用权能，如流转权等，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受到极大约束。其次，我国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农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房屋一样，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然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限定了土地的使用方式及主体范围等，这些规定都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所应当包含的公平正义原则。从实践发展可以看出，对其使用权过大的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能使农村土地得到与城市土地相当的平等对待，这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再次，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主体、客体、内容和权力行使上的各种限制，使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配置，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是相脱离，导致宅基地远离市场，这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效率原则。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除了使农民理解土地价值和珍惜土地之外，还增加了权利的转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宅基地土地利用效率。诚然，现在土地制度给与了农民最低居住生活保障，并且无偿永久享有使用权，然而过多的束缚，恰恰使得农村宅基地丧失了成为更高更优化生活保障的潜力。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的法学分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从解放初期的农民私有发展到现在的集体所有、农民使用，其历史意义是深刻的，法律将我国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首要追求目标导致了宅基地的非资本化，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抵押、开发等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求，使得宅基地制度备受诟病。我国当前宅基地制度全方位改革是极其必要的，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使其价值最大化应当是我国宅基地资本化发展的基本导向，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道路充满诸多困境。
（一）从实践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
就法律制度实践而言，《物权法》视角下的财产权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而也就具有抵押、担保、转让、赠与等权能，而实际上我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是不完整的，如《担保法》第37条、《物权法》第184条均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设置了严格的约束规范，使宅基地基本丧失流动抵押的可能。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缺少产权登记证明，其直接后果是当农民与其他主体发生财产纠纷时，缺少予以抗争的基础。又如，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房屋财产权流转必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内，并且每户农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我国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流动范围限制，完全约束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得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在法律制度上变得无法可依。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而言，市场自由是最基本的，主体的独立自主和交易的平等自愿是第一位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规制建立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之上。以上文数据可知，“看不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理念并不占据主导作用，而政府的宏观调整往往解决不了实践中复杂问题，例如法律虽然规定了每户农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然而我国农村中除了存在大量闲置宅基地，一户多宅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法律政策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贯彻实施，不能解决宅基地资源配置低等问题。此外，我国现行制度没有完善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补偿标准依据法律规定而不是自由协商，使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想脱离，导致农民对于宅基地退出缺乏基本动力，况且散布的宅基地即使收回，集体也难以得到很好的收益，导致集体对宅基地退出同样缺乏热情。最终后果是既违背了农民意愿，也使市场调节功能和政府干预功能双向失灵，这是对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的损害，也是对农民权利自由行使的侵害。
（二）从理论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
法律政策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定价值的手段，因而需要对我国的现行宅基地制度的非资本化规定进行价值分析。法学视角下的价值分析需从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两个方面出发。从价值认知层面而言，一项权利的关键不光在于是否拥有该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是否可以行使，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其内容设定包括两项：社会保障价值和资本价值。任何土地资源都具有社会保障价值和资本价值，宅基地也不例外，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的同时，而抹灭了它的资本价值，而实践需求表明，对于土地基本价值应当根据土地的资源需求来予以配置。一项土地资产所体现的土地权利只有自由行使才能体现价值，离开了权利的自由处分，就丧失了对权利的实际拥有，法律的价值追求就属于空谈。一项财产只有经过交易及其自由竞争才能显现市场价值，受到严重束缚的宅基地使用权已经不符合当前阶层利益分配标准和价值观念。就价值评价层面而言，就要从一定的利益和需求出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价值准则对现有宅基地制度进行判断。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土地资产的增值动力始终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其财产功能的现代特征日益彰显。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促进了农民工的大量产生，现有宅基地制度与城市的高集中化高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彰显，是宅基地资本化的困境之一。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难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力低下，宅基地作为重要一环，理应成为农业规模化的一部分。城市化的深入也改变了农民的土地资本观念，农民不再仅仅只想拥有宅基地，而且期望宅基地的利益升值。广东省调研的308户农户（占总数的73.68%）愿意流转自家多余的宅基地，其中出租意愿最高，占28.71%；抵押意愿其次，占14.59%；出售意愿占13.64；置换意愿占8.85%。据统计广东省73.68%的农户愿意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以上数据表明，农民对宅基地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有了更多利益追求，但法律的非资本化规定却使得农民在追求权利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无数机会。法的价值的好坏、有无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法的价值的客观性。土地与财富息息相关，不切客观实际的规定，剥夺了农民权利的财产属性，损害了农民利益。提高市场效率要求在权利、义务及制度构建过程中，付出最低而收效最大，如果在等量利益状态的情况下，多方利益参与人都能够自愿投入，那么为实现权利的花费将是最小的，基于此，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应当以农民自愿，政府指导，农民与需求方平等协商，收益均衡，才能够很好的实现宅基地资本化运作。
三、实现资本化运行机制的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