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与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大众”含义
什么是大众？其中，对这个词语进行不遗余力的解释就是精英主义理论。精英主义认为在知识、财富和社会地位上人存在着精英和大众的区别，大众只有在数量上有优势，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没有优势，西方精英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认为大众没有能力把握自身的生活，更不用说解决社会问题，这种对于大众的认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大众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本身，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反对精英主义的论断，反对他们对于无产者的概括和偏见。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大众”有着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二）哲学化大众和大众化哲学
辩证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两个概念，体现了两层含义。一是哲学化大众”，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用这些观点和方法来改变、丰富人民群众的人生①［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进行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二是大众化哲学”，即以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人民群众的实际社会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完善成为立足于中国实际、人民群众的哲学体系，以此丰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当包含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哲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哲学化大众和大众化哲学相互作用，形成良性的循环，一方的发展带动另一方的发展，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面临的问题
（一）理论内容相对滞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要宣传和普及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当下社会生活实际，反映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通过实践解决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被群众所掌握应用，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
但必须承认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内容研究相对落后，与快速发展的时代和实际生活相脱节，这使得很多大众化的工作内容出现假大空的现象，针对大众化的研究内容有一定的功利性，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存在不合理和浮躁的现象。一些研究人员在研究时没有调查，没有实践，就直接谈怎样进行大众化的展开，这样就导致了理论内容没有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生活，研究内容故步自封也没有实际的理论创新，同时许多理论语言过于晦涩难懂，文章过于故弄玄虚，没有把人民群众实际面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不符合大众化的主体对象——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脱离。
（二）教育形式相对单一
针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不论是中学时期还是大学时期，教育模式都相对单一。教科书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参考工具，教科书中将哲学的部分机械地分为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并在这些基础上丰富具体内容，进行编排组合，将这些教材应用于教学，教师通过课堂将教材里的内容向学生填鸭式的灌输，这种教育教学方式使学生认为教材里关于哲学的内容是权威的、合理的，一想到哲学就首先想到书本中对于哲学的分类，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首先想到书中的理论教条和定义，然而这种教育形式对于大众化的进程是起到阻碍作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机械的、教条的，也不止是教科书上编排的那些理论知识。除了课堂教学这种主要的教育形式还有各种宣传广告对于大众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采用的还是单一的广告形式，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进行铺天盖地的形式宣传，人民群众很难真正感兴趣并理解宣传的内容，这种宣传的效果也很难达到预期。课堂教育和思想观念的宣传都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没有跳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框，这种教育方式很难实现真正的大众化。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一）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实现，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理论内容要联系生活实际，理论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标不仅仅是普及哲学原理，而是让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大众的认可，贴近大众的生活。首先在内容上要切实表达人民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站在统一战线，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符合群众的利益，这种价值观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拥护，做到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发挥对社会和群众的巨大影响力。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活力在于不断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在时代变革和历史发展中找到本质和规律，把握住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当前大众化的工作内容要做到内容上的革新，保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状态，紧跟时代的脚步，反映人民群众当下面临的真实问题和经历，真正做到不断开拓创新，推进大众化的进程。
（二）注重教育生动性，培养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
在进行国民教育时，应该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生动性，使课堂教学不再枯燥无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培育国民的理论信仰。在教育教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该联系生活实际，以生动活泼的故事叙述形式讲学，开展活动型、讨论型课堂，丰富教学资源，走出课堂迈向社会实践，而不是简单地灌输定理和定义，为了应试去背诵教材中的原理和方法论，这样学生没有真正掌握什么是哲学，也没有真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在选拔教师时，应该选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研究和见解的教师充实教育队伍，不只要向学生教授知识，传授研究方法，更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法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导。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解决大学生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培育大学生的哲学信仰。夯实国民基础教育，培养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前进的步伐。
（三）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关键词：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审美化；美学冒险；娱乐至死；审美正义；精神超越。
一、寻根溯源：审美文化的大众文化转向
美学研究的审美文化路向与大众文化的审美化生存是当前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德国美学家席勒在1793－1795年间撰写的《美育书简》中首次出现。席勒从自己的现代性启蒙理想和美学思想体系出发，将“审美文化”列为与道德文化、政治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形态。他认为，在审美文化中，人以美的形象（席勒所谓“活的形象”）为感受对象，并以自由想象的方式与之游戏，从而使人摆脱了对自然物的实在需要，也摆脱了道德或政治原则的强制性，进入想象力对形式的自由游戏状态中。总之，席勒是把“审美文化”作为实现人类理想文化的基本途径，并认为“审美文化”将会把人类文化带入最高理想境界，这也就是席勒所谓的“审美王国”。在《美育书简》的最后，席勒清醒地申明：作为一种需要，“美的国度”存在于每个优美的心灵中；作为一种成就，它只存在于少数精英的圈子中[1]。
稍后的英国文艺家阿诺德以“美的文化”学说，继承和发展了席勒式“审美文化”的理想原则与精英意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则把阿诺德所主张的文化正式定名为“审美文化”[2]，成为较早使用“审美文化”概念的另外一人[3]；而阿多诺、克拉考尔、洛文塔尔、布尔迪厄、伊格尔顿等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其论著中也对“审美文化”多有涉及，只不过语义变得较为复杂了。西方学者谈“审美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往往将美学的研究置于整个文化发展的序列中，其特定历史内涵虽然经历了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现代性视点转换，却始终未曾抛却理想原则和精英意识。
中国大陆学界和文化艺术界真正瞩目和重视“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亚娜等学者对前苏联美学的译介，其语义也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观念到生活的语境速变：引进之初是理想主义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把审美文化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文化乌托邦，道德清教主义意味浓郁；市场经济的影响日隆，全球化趋势日甚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泛化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把这个始于特定内涵的概念，泛指为所有人类审美－艺术活动的总称，甚至延伸至审美化的日常生活领域；从世纪之交开始，不少人甚至明确地直接将当代“审美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使得审美文化的语义日趋复杂化，语境框定成为学术探讨和思想对话的必要前提，“审美文化”概念就像“现代性”概念一样呈现出强烈的语义自反性和巨大的思想包容性。审美文化的大众文化转向，标志着社会学维度的大众文化迅速融入美学维度的审美文化之中，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意味的大众文化审美化现象。
从深层次的“审美文化”研究层面上说，首次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由叶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审美文化研究才真正成为重要的学术问题、成为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取向[4]；9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以“审美文化”命名的研究论著有：林同华著《审美文化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潘知常著《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夏之放著《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王德胜著《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周宪著《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聂振斌等著《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傅谨等著《审美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放著《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陈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谭桂林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黄力之著《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易存国著《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陶东风著《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孔智光《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张晶主编的《论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胡智锋著《电视审美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吴中杰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金丹元著《“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施旭升著《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戴清著《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李衍柱主编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梁一儒著《民族审美文化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种大学《美学》教材和研究论著，对“审美文化”也多有专章涉及。
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美学主流认定：审美（包含艺术和其他审美活动）是精神性的甚至是形而上意义的，它指向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第二自然”，追求一种超然于日常平庸人生之上的纯粹精神体验；同时，审美活动追求无功利，既不以满足人的实际要求为目的，也不以满足人的欲望本能为归宿。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的精英性的“纯审美”或“唯审美”观念，它强调的是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精神性或超验性内涵；其最适合的审美对象往往是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意义的、神性思考层面上的经典文化或曰高雅文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纯审美”或“唯审美”观念却迅速被“泛审美”的“审美文化”（aestheticculture）话题取代。
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市场霸权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现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在大大增加了人的生存负荷之后又为人们留出了更多的大块生活闲暇时间，于是，审美在痛苦的争吵中迅速走向产业化、商品化和日常生活化；而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责任感冷漠综合症”造成的从理性沉思到感性愉悦的审美趣味转向，更促使审美文化走向娱乐化、欲望化和享乐化，并形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全面互渗态势；物质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再延宕，使得普通民众更加专注于“向钱看”和生活享受，使得各种社会精英在避免与现行政治体制再次直接冲突的同时别无选择地、暂时媾和甚至沉醉于各种声色享乐和感性体验之中①。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进一步自觉改造受阻的情况下，在市场逻辑的掌控和数码技术的支撑下，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断边缘化，而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新型消费文化——以产业化的大众文化为表征——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并迅速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主流文化。正是在这种情势转变中，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纯审美”或“唯审美”，而是渴望美在生活、实用、通俗和商业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美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以往的纯审美被泛化到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日常文化生活也趋向于审美化，有意无意地将审美作为自己的标准，泛审美倾向尤其明显。
“审美文化”概念的出现，体现了对孤立地研究纯审美活动或现象的不满，表现出当代审美研究的一种新诉求：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对发生于每个人周围的各种泛审美活动加以观照，突现具体审美活动的文化维度及其意义。
对于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少学者发表了近似于如上所述的看法，认为：“‘审美文化’概念，或者是指后现代文化的审美特征；或者是用来指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媚俗化特征；或者是指技术时代造成的技术文化如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mtv等娱乐文化的特征。”并进一步指出：审美文化研究决不限于传统的美学领域，“而是更加广泛地包含着诸如人的生存境遇和文化活动、当代社会的文化景观与艺术景观、当代技术与当代人审美活动的关系、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大众传播与艺术话语的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一方面将突出地强调对现实文化的观照、考察，强调美学研究与当代文化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总是强烈地表明着自身的价值批判立场，在批判的进程中努力捍卫自身的人文理想。这样，审美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当代形态的批判的美学。它是一种将人、人的文化放在一个更加全面的观照位置来加以审视的理论，因而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也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其现实的品质。”[5]这些学者重视的是对现实审美文化的观照，并用一种批判反省的眼光来对待这些当代新生事物；他们进行的是一种美学转型工作，并用一种人文精神的诗意启蒙观点来判定审美文化发展的趋势。也有学者干脆用美学范畴的“当代审美文化”概念取代社会学范畴的“大众文化”概念。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审美文化”一词本身的外延过大、内涵太过丰富、范畴划定过于复杂，不利于在有限篇幅内展开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这也正是“审美文化”话题展开时不断需要界定、辨析、梳理的原因所在。
审美文化作为审美文本与审美语境的一种特殊结合而存在，代表着审美沟通在其中被影响并发生影响的惯例与传统维度[6]：一方面，它相对于神话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和科学文化等而可以独立存在，集中表现为艺术活动及其产品形态；另一方面，这些艺术活动和产品又遍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已经泛化了的审美活动。因此，无论是读小说、吟诗、作画、听音乐和看戏等审美娱乐生活，还是看电视广告、逛商场、美容美发、居室美化、穿自制文化衫甚至经商等日常实用活动，都涉及审美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也便转换成了审美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显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大众文化崛起中蕴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笔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审美实质是一种以“欢乐”为核心理念、以新型技术拓展想像时空的自由体验；其正面意义在于，它在价值上走出了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迷雾，给感性的艺术化生活以较高的地位，结束了“艺术指导生活”的等级控制及“艺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的庸俗社会学阐释，完成了文化与审美从单一纯粹的、神性体验的精神圣祭到多元共生的、世俗生活的日常消费的巨大转换，形成了艺术（审美）与生活（现实）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怡人；同时，人们心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期望，一种既不为过去也不为现今所吓倒的决心。
二、审美存在：大众文化的美学冒险
在全球化境遇里，人们正在经历当代“审美泛化”（aestheticization或aesthetization）的质变，它是一个包含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孽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aura），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即“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此同时，美学面临着当代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双重挑战，美与日常生活关联的问题被再度凸现出来。
从经典艺术美的陶冶到关注身体感觉和生理欲念的快感美学，从经典艺术的“人”之代言到当代文化的大众体验，从经典艺术的文字想像到当代文化的图像复现，从经典艺术的观念幻象到大众文化的身体喜剧，经典美学进入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和现实重构。从唯审美的精英文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投入到新一轮的学科扩张与理念调整之中；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美学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狭隘圈子、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泛化后的新变化、避免经典美学话语的失效和审美批评的失语甚至缺席。
审美日常化的现代变奏，促使经典美学的文化立场和理论视域作出自觉调整，美学已经逐渐突破过去那种狭隘的就美论美的框框，深入到人的各种生存活动中，以期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毫无疑问，美学与人的生存关系成为新时期美学转型的内在根据；美学改变先前那种从某一种实体性的定点出发去确证美是否存在的抽象思辨，转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追问生命的价值、探索生活的意义。生存论视角的转换，意味着美学以自身可能的方式参与当代人的生存论态度的建设，也以其对理想的深情呼唤而为人的存在架设起超越性的坐标，更好地肩负起为人类“操心”的使命。
作为审美泛化突出表征的大众文化审美化，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对发生于每个人周围的各种泛审美活动加以观照，突现了具体审美活动的文化维度及其意义，因此，日常生活或文化娱乐与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况是促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着意于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观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反省缺失”和“欢乐空洞”状况，实现人类真正的审美解放。
大众文化审美化或曰审美泛化是一场审美日常化的变革，这次美学变革实质上就是使神圣美学世俗化、高雅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主要表象就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化与审美化，这也是自启蒙主义思潮以来历代思想精英们渴望实现的理想。现在，这个理想表面上实现了，但是深层里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这次变革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的控制，而非历代启蒙主义者所期待的自上而下的大众的文化自觉或曰审美自觉，启蒙现代性“自由解放”的理想预期与“人自身不断被物化和异化”现实结果之间出现了巨大反差。今天不是缺少席勒所呼吁的对“美的形象”的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已经变成了日常的消费欲望；也不是缺少阿（尔）诺德所要求的愉悦精美的文化产品，而是这些产品以现代技术才能创造的辉煌景观充斥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生活的审美化同时意味着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和人的内在性的消解，而自由也随之泛滥为无限制的消费——享乐欲望。可以说，审美文化的现实展开，不仅没有实现席勒向往的人性的完整和阿（尔）诺德所追求的对机械文明侵袭文化的抗拒，相反，是人性的日益分裂和畸形，是机械文明对文化的全面整合[7]。
正是缘于这种深层的现代性分歧，当代边缘化的思想精英们不顾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坚持批判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全面的控制，揭露大众文化产销中的“迎合”与“媚俗”阴谋，抵制大众文化发展中潜藏的消费主义原则。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知道美，那么这反而成了一种恶；如果人人都了解什么是善，那么这反而成了一种不善，因为人们遗忘、忽视和掩盖了相反东西的存在。在“为胸部和下半身”写作或制作风行的时代，在像动物一样坦诚地、赤裸裸地高歌欲望和表白功利的时候，思想精英们凭借审美主义依然坚守着人性升华和精神进化的立场，反对各种形式的人类异化，并试图打动那些习以为常的大众以改变现状、防止文化恶果的出现。
完全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身体幻象的文化定位，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本雅明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了其自省的可能性，这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日趋严重，审美正义的缺失日渐明朗。大众文化审美之维的内在张力需要以美学的“悲剧之思”与“神性维度”来制衡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欢乐空洞”与“装璜艺术”。
三、审美伦理：大众文化的哲学批判
在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与文化的发展是危机四伏、困境重重；霸权性的理性化进程，造成对人的全面统治与异化。作为人类整体反思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批判是针对技术理性和物欲至上思潮的一种文化哲学思考与辨析；而大众文化内蕴的审美化生存，即现代人感性存在的快感体验与大众向度，又是大众文化内在活力与文化市场机制外的民间智慧的体现，“感性、愉快、当下”应该是大众文化审美品格的起点与低限而不应该是其美学终结点。
身体本位的欢乐寄托与视觉文化的经验重构是大众文化的新型审美理念与想像方式。审美的身体本位化使大众文化不像经典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美学的视觉转向使大众文化常常呈现为高品质、虚拟性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人们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身体欢乐与视觉冲击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借助时尚文本，大众文化实践着以身体欢乐与视觉解放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狂欢，其喻示的审美理念与诗学内涵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种美学剧变连带的社会效应却尚待考察——尤其是以“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总之，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日趋严重，审美正义的缺失日渐明朗。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教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8]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我们不否认大众文化的时兴与审美化生活的时尚有其正面价值和探索意义，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理学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因此，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尽管说以传统的宗教超越性论审美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莫大误解，但是人类审美活动也绝不等同于“酒肉穿肠过”式的世俗生活。审美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密切关注此生的超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超越的超越”——表面上它对人类物质感性的超越极为有限，但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却与普通的世俗生活大相径庭，是一种外在丰富同时内在充盈的诗意化生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审美离不开现实人生，但它决不是“满足”与“迷恋”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与“珍重”；释放、抚慰、减负、宣泄只是审美光谱中的低限，由衷的身心俱悦才是审美的正效应。正是缘于此，审美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以带给人类欢乐、自由、解放与光明为己任的，是以教人奋进有为为目标的，并合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感性、愉快、当下”确实是审美的三个源发点，但决不会是它的归结处；在源发点与表象上，大众文化与审美有了密切的契合，但现有的大众文化文本却少有进入审美超越的最高境界的，少有使现实人生成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此生”的，这是现有大众文化文本的最大缺憾——具备了一些审美表象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审美噱头”，却缺乏审美超越的基本精神，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大众文化时代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
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像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处于现代性悖论中的大众文化是矛盾的，也许只有赋予了“后人文理想”——有别于反对神权统治的早期西方人文主义，其立意在于抵抗当今工具理性支撑下的技术统治和资本控制，又承继了早期人文主义争“自由”的精神理念——的审美批判才能制衡其被“看不见的手”所导引的轻薄与狂嚣，并将现代高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像力元素和文化民主化元素发掘出来，培育成型[9]。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性神话，引导其超越欲望渲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及仿像审美造成的视觉晕眩，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展开高科技支撑的新媒介层面上的审美想像空间，已成事实的大众文化也许并非毫无前途。朱大可先生认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10]
当然，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当代文化，要完整无缺地退回到经典时代是不可能的。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既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在保留审美“在世性”成果的同时，呼唤基于伦理学人类学纬度的崇高、精神、净化、超越等“神性”元素的复归——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使面临大面积滑坡的“在世性”内蕴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以巩固人们的伦理底线、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世俗化与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大滑坡，结束了大众文化与人文艺术的蜜月期，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在“娱乐至死”的氛围中走向松弛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境下，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在多种快感体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借鉴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存在状况执著拷问的“神性追求”，以精神神性或曰超越性对抗不断下坠的物质世俗性与技术凝固性，并将这种精神不坠的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以增强其触动人们心灵的能量，使大众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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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哲学》；历史贡献；当代启示
《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代表，为当前理论工作顺利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一、《大众哲学》创作的背景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大众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反动派对日一方面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士进行大肆“围剿”，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青年学者对前途和命运充满迷惑。“九―一八”事变，激发了艾思奇爱国情怀，他毅然放弃在日本留学的机会，返国回昆明，弃工从哲。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社会制度，首先在于改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其次，要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燃起对前途和命运的希望，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正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大众哲学》能够在当时的历史坏境中取得理想的效果并非偶然，这与艾思奇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教育环境、个人意志是分不开的。首先在艾思奇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李日垓经常教诲他：“写文章应该像白居易那样，要通俗，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要能起到启蒙作用。”艾思奇在耳濡目染下，养成了使用接地气的写作手法使大众读者普遍接受和理解他的作品；其次，艾思奇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被称为是“五四之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引导下，他到达上海之后，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相结合来分析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五四时期，社会强调民众力量，艾思奇注意秉承这一价值取向，在《大众哲学》的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最后，苏联哲学家米丁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大众哲学》的出版也不例外。
艾思奇用通俗的手法，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写出了《大众哲学》，这与当时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较少，对哲学思想了解少之甚少。当时中国的许多有志青年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就想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都是德文原著，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读者并不能轻易掌握这一理论，虽拥有一腔革命热情，但最终未能付诸实践。艾思奇在日本留学期间，自修德语，并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思奇自觉地投身于“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探索。其次，当时正值统治的高压之下，写作环境异常紧张，有的话不能直接说，有的字为了避讳，只能用其他字取而代之，举例子也只能举日常生活的例子，却不能使用经济斗争方面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容易遭到读者的曲解。最后，考虑到每个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掌握能力，文章中的每个问题都经过重复的申说，满足了普通读者的胃口，但理论修养较高的读者对此却并不领情，并且批判这本书在文章的裁剪和布置方面不合理。由于读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基础方面存在差异，众口难调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艾思奇也称哲学通俗化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
二、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
（一）《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
《大众哲学》之所以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因为它完美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劳动者在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难使人民大众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此，要想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作大量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这要求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揭开哲学神秘的面纱，将哲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广大青年指明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以此来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同各种反动哲学思潮进行斗争，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二）《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系统、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主要由绪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四个部分组成，揭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内容。绪言部分以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什么是哲学。在本体论中，他用“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不如意的事”来阐明观念论、二元论、物质的特点等问题。在认识论中，他以“卓别麟和希特勒”小胡子的分别、胡桃是否一定有肉等来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原理、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原理等。在方法论中，他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没有了”“笑里藏刀”等解释了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以及五对基本范畴的内容。至今，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都没有超越《大众哲学》的框架和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艾思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拉近了普通群众与哲学的距离，这就使得作者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了哲学的大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大众哲学》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解决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并无法解决的认识问题。
（三）《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大众哲学》的当代启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追捧。如今，这种通俗的内容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但它依然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其中的精神，加强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全盘拿来，必然会与我国的文化产生冲突。艾思奇曾指出：“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大众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借鉴。
《大众哲学》注重理论内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体系的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活力源泉。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中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在该书中已经比较完整、基本准确地把握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其次，《大众哲学》中包含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从文章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把哲理和那个时代的革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最后，他的表述形式和语言结构体现时代特色，符合大众口味，既体现时代性，又富有创造性。
（二）加强通俗读物的建设工作，让理论成果惠及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是一件易事，我们常说“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没有厚积哪来薄发，没有深入哪来浅出。目前，要加强通俗读物建设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然而在通俗读物编写之前，理论工作者要广泛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在编写过程中，要精心选好题目，能真真切切反映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用新颖的题材、新鲜的话题吸引群众的眼球，既要做到理论的严谨性，又要做到理论的生动性，切实解决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通俗读物普及到群众中去，得到群众的认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度。
（三）坚持理论和群众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艾思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将哲学从“高处不胜寒“的殿堂，融入到大众的内心。如“天晓得”、“无风不起浪”、“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等等，标题引人人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不关注现实，不体验与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历程，只躲在象牙塔里无病，他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反映现实，关注群众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上易于被人民群众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艾思奇一直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艾思奇密切关注时代的信息，寻找和利用各种机会到工人、农民中间展开调查，他写的文章著作，都是时代实际的反映。
一、理论表达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理论表达方面要彻底摒除主体意识的狭隘性，力求公共性归位。在此过程中，简单的心血来潮和五分钟热情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一个理智活跃且思维清晰的大脑进行仔细地斟酌处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只有经过理智活跃且思维清晰的大脑处理后，才能化成一股强大的现实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发表的《反对党八股》演讲中，曾鲜明提出一个至今仍为人称赞的论断：“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预见性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两代领导人的一致评价出于革命实践与当下国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于时代推进具有的现实意义。
如何上升到理论表达的一种高度呢？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工作者扔掉自身酸腐的学院气，与受教育人群在心理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平等，只有学风上平易近人，才会在理解上实现通俗易懂。同时，还要将哲学原理与当下国情有机结合在一起，不脱离或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才会更容易使人民群众从心理上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而实现理论表达普及化。
二、传播形式的大众化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传播媒介更新之快，可谓是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意识要想深入民群众的内心，都需要依靠传播媒介的力量，这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传播。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理论表达方面的普及，那么具象化的大众传媒必不可少。变换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拓展宣传载体，借力大众传媒，皆可为之服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推进能否产生深刻意义，单单是理论表达方面出彩还远远不够，传播形式是否新颖、传播力度是否强大也决定了其受众范围。眼下是一个极好的时代，因为移动互联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
信息化时代，主流媒体的传播利器更多，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学习的各个角落。例如，某个乡镇的“八个一起来”活动，“国旗飘起来、喇叭响起来、大众舞起来、课堂开起来、故事讲起来、电子显示屏亮起来、微信发起来、公益广告竖起来”，不仅拓展了宣传载体，同时也丰富了宣传内容，传播了社会正能量，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传播。
此外，除了主流媒体的传播之外，还有其他宣传途径。比如开展一次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我见”的主题活动，活动形式可以丰富多样。可以是“送课下乡”的面对面辅导；可以是深入社区、街道的地推方式；可以是引导人民群众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去了解；可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扫二维码形式；可以举办一次“我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绘画比赛，用写生或漫画的形式，加强人民群众对其的深入了解等等。
当然，还可以举办一些更接地气、参与感更强的活动，例如招募骑行志愿者进行骑行活动、在人流密集处播放弘扬主旋律的视频专题片、结合教授课堂开展知识趣味赛等等，用多种宣传形式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推进。因此，要充分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多变换宣传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多种宣传途径。
三、服务理念的大众化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只有在改善民生上持续发力，在社会事业上创新发展，才能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的成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服务理念上的表现具体为五个领域：教育、就业、医疗、社保和收入，可以说这些都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保障人民群众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传播内容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2)01-0070-06
在目前国内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中,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作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中国化?或者说“中国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否仅仅是一个传播方式和宣传技巧的问题?也就是仅仅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就是现实性,就是通过批判现实而改变现实,因而决定了它必须也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也不仅是一个传播方式问题,首先是内容的现实化和中国化问题,只有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真正让大众喜闻乐见。
一、以往哲学的致命弱点是“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求“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它的现实性,它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欣赏和自我直观,而是通过批判现实而改变现实。马克思从最初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分子,其转变过程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不断走出哲学“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把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最终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理论转变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虽然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但他不同于鲍威尔等人。鲍威尔等人从黑格尔哲学向右转,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而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向左转,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十分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他说:“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1］字里行间充满着斗争的激情和行动的渴望。这为他后来唯物而辩证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期,就指出了以往的全部哲学,特别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致命弱点,就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是自我欣赏的贵族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120。在马克思看来,脱离现实、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必须走出自己狭隘的思想牢笼,投身到现实中。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120“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121。马克思这句名言以警句的形式,深刻地概括了真正科学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对人民的依赖。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看法,马克思坚决反对哲学脱离实际,提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121。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哲学的任务、使命作了概括性的表述。这就是,哲学要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要成为哲学的世界,也就是说,哲学要成为实践的哲学,用哲学来指导改造世界,使世界不是与理性相对,而是改造得合乎理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且揭露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指出黑格尔把法哲学变成了应用逻辑学,即用唯心主义方法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263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提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3］359。这实际上指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从事物自身出发,从中抽引出其特殊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李卫红：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中,马克思指出了《德法年鉴》的目的和任务并不是要创造教条、预测未来、充当算命先生,而是指导群众斗争,提出一些真正符合实际的斗争口号。他明确指出,杂志的方针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4］418。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总结斗争经验,并站在现时代的高度,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这句充满哲理的格言式的表达,不仅规定了《德法年鉴》的任务,实际上也是对即将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的概括。
马克思着手建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时,是把“新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的,他既不满意黑格尔对现实的思辨论证,不同意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的纯哲学批判,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的抽象直观理解。马克思要求自己的哲学具有干预世界的功能。在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新唯物主义”,他以格言一样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可见，实践的、革命的改造世界是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
二、以往的哲学本质上都是贵族哲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大众哲学,致力于“改变世界”
以往的哲学从本质上讲都是研究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都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因而表现为一种封闭的逻辑推演过程,本质上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这表现在:第一,他们没能真正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没有看到现实实践关系的改变在改造世界中的根本地位,而是把思想关系的改变视为自己的理论核心。第二,他们没有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这一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因此,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思想上的改造。因而,以往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表现为“世界之外的遐想”,从表达形式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2］120。以往的哲学家因而表现出“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5］416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德国思辨哲学颠倒了语言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认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6］525。马克思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6］525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大众哲学,致力于“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实现“改变世界”的使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15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5］416，尤其是“武器的批判”［7］9，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以往的哲学都是从“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的”［8］73，而马克思主义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8］73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就是不断大众化的过程。早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述了自己崇高而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把个人的职业与全人类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献身人类事业的忘我精神境界。他写道:“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9］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右翼宣称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是精神的“唯一对头”的观点,马克思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0］
为了使自己的哲学让大众所理解、接受,马克思不断致力于哲学语言的通俗化,比如,他反复修改《资本论》,就是为了让工人大众也能读懂。为了实现改变世界的使命,为了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脱离“自我幽闭”的状态,实现大众化,“因为共产主义是群众的事业”,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大众化、通俗化,才能为无产阶级所掌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少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讨论对象变成中国人民争取自身独立解放的思想武器,从理论到实践,中间经过翻译、解释、宣传、普及,越来越从专家学者的学问变成大众的日常语言。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出版最典型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可以说,《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郭建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中指出,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是《大众哲学》的三个特点。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支歌、一本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大众哲学》。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了延安。曾一声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这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这说明,没有大众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无法起到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大众化,则它所起的革命作用是无法想象的。
三、要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现实化、立场的大众化、语言的通俗化
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就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教育方法。在目前对中国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特别需要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仅仅是“书斋里”的,更不应该是“讲坛”上的,而应该是“生活中的”、“大众的”。重要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当前高等院校的“学院化”扩展到大学生的“大众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著作转换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化”读本。③
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的所谓“文本研究”,致力于搞清马克思所谓原意和“本真精神”,主张“回到马克思”去。当然,无论是理解、解释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准确、完整、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著都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中国来说,过去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翻译得不够系统、准确,理解得不够透彻、深刻,现在和将来都要继续花大力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作为一个重大工程来做,意义重大。国内的“文本派”参照最新版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钩沉索隐式的潜心解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因此走上极端,认为只有这些学者解读出来的才真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才是真经,别人统统都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则是十足的教条主义。退一万步讲,即使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到被认真校订过、经过认真解读梳理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就完成了吗?中国改革和建设中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其实,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不是为了皓首穷经。早在延安时期,针对党内某些理论家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词句,而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的状况,就严肃地指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必须加以整顿,“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11］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好:“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2］这其实就是使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也得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让马克思说中国话,也就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大众化、通俗化，并非如目前学界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那种做法,将抽象的原理推演再加一些案例证明,并且把这种做法称之为理论联系实际。其实,“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13］，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理论和实际例子的外在相加,理论和实际并非彼此外在的二元对立关系,毋宁说它们就是一个东西。所谓理论不是空洞的理论,它应该表现为实际内容自身的内在规律的逻辑进展,而实际也不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或道听途说而得来的直接的感性知识加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是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以及这些方面和联系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就是说,真正的理论是现实的理论,是反映了时代需要和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的理论,也就是科学的理论,是科学地揭示了事物实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它就必须实现中国化和现实化。在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只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的问题。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首先预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现成的真理体系,只要采取一定的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就可以了,似乎只是一个传播技巧和宣传方式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远没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关键不在于传播技巧问题,而在于传播内容的问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要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是“中国化”的,也就是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反映到思想理论层面,就会形成现实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才是管用、解渴的理论。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9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事物的根本”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才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历程,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天,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老百姓信服的、愿意接受的理论,就必须以严密的逻辑,总结和证明党和人民通过艰辛的实践探索所取得的科学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才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进一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上述道理,虽然是经过党和人民的长期艰辛探索得到的真理性认识,但要让广大人民信服这个真理,并在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站住脚,让这个真理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单靠历史的经验材料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并非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东西,我们今天是在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要让党和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深刻认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让人民的思想最终凝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之中,并且让这种逻辑产生像马克思当年说的那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14］一样的力量,它需要极其艰苦的思想过程加以研究和论证,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总结,揭示这个道路和经验中的逻辑必然性,最终让这个结论像大树一样扎根在人们的“良心之上”。而这决不是单靠一时的热情和发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社会、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又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等相关联,需要建构立体化的理论传播系统,本文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远远谈不上系统和全面。笔者浅陋,研究水平有限,仅从自己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的经验来看,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现实化,要切实加强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和自我直观,不仅仅是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表达的他个人的学术意见。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它是现世的智慧,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它必须为改造世界提供核心理念、思想,为一个时代提供所需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现实性,它不是“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而是要能“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依然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虽然遭到了巨大的危机,但借科技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之势,仍然“腐而不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遇到了尖锐复杂的深刻矛盾。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扩大加深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切实加强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研究,认认真真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切切实实地回答人民群众心中的疑问――“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而不能“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少数所谓圈内人的自我欣赏。一种抛弃现实的哲学,迟早会被现实所抛弃。笔者注意到,2005年以后，由中央推动、由教育部落实的大学生新的政治理论课新的课改方案得以实施,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2008年以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张一兵教授为带头人的《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本的出版、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共2卷4册)第2版的出版等等,都是在切切实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现实上下功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必须大众化,即真切关心大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哲学,不是贵族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理论武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的大众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如果对群众的利益不闻不问,认为与己无关,那么无论它多么逻辑严密、冠冕堂皇,都会失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自然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因此,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实效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群众的真实疾苦,要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心灵引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必须通俗化,让人民群众喜听爱学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活动,而是应用思想表达群众的心声;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饭碗,一种圈内人的自说自话,一种纯粹学院派哲学的琐碎论证,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所谓博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弄得高深莫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他的职业操守应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思想引领、超越精神和现世智慧，因而他必须从教条式的教科书语言中解放出来,创新语言风格,用生动活泼的民族化通俗化(不是庸俗化)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语言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不能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人感到害怕,而要让人发自内心地喜欢。
注释:
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自己哲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新唯物主义”。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论。本文的提法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09-112页）。
②参见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3-24页）。
③参见吴尚忠、沈其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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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改造我们的学习［M］／／.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Realization,PopularizationandComprehensibility:theNatureand
CommunicationMethodsofMarxistPhilosophy
LIWeihong
(SchoolofMarxism,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Beijing102249,China)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重点关注问题
1.1大众化是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和庸俗化
沉痛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相继去世后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被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把持，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变得严重地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科学理论，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要做到科学、准确，关键是怎么样体现出来而不是一味追求简单易懂。若果不具备科学性就不能称为科学理论。当用哲学的名义来美化现实中的任何一切就是庸俗化的表现形式。一些单纯追求市场完全不顾一切的迎合相关人群的需要，抛弃了哲学应该有的科学性而沦落为低俗趣味的大众化出现。死亡哲学、饮食哲学，等等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做到让大众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理解，用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理解的说法，日常谈话的方式来传播，另一方面也要谨防沦落到庸俗道路。
1.2要关注大众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求首先要看到大众的新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的阶层的出现打破原有旧阶层，但是新出来的一些阶层格局有很多不稳定性，这些不稳定性成为阻碍我们实现大众化的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全新的历史条件为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经济方面，它的组成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等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我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再就业、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相同的爱国情怀和理想促使他们成为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使他们对哲学理念的偏好和接受能力有所不同。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广大人民的大众哲学必须要按照大众的差异性来拓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具有包容性。
2.大众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2.1用大众化的哲学理论来指导实践
用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生产生活的问题，这就必须要求大众化哲学必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进入大众贴近生活。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得到大众的认同必须做到在符合我们的心理生理习惯，与大众同气连枝，才能更好地指导大众得到效果。恩格斯说过一段话：“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工人，而越多有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人他们的心坎。”另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要迫切的最大化的表达人民的利益。大众自身的各种利益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大众对价值观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只有进入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才可以主导主流价值观才可以通过主流价值观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才可以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
2.2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