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乡村自治”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集中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组织法》)的起草、修订、颁布和推行上。作为一个制度，“乡村自治”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规范和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村委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应当支持和组织”任务，包括支持和组织“合作经济”发展。研究表明，“乡村自治”制度的这一目标设计是与村民的普遍愿望相一致的。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村民委员会的经济功能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并没能得到很好地实现，“乡村自治”并没有释放出制度设计者所设想的经济潜能。是制度设计的经济功能本身就不现实，譬如它与市场机制根本就不相适应?还是制度设计本身是正确的，但缺乏相关制度的有效支持?如果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何才能使它在未来释放它“应有的”能量?本文既不想就有关“乡村自治”的理论作展开讨论，也无意卷入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更深层次的争论，而只想尝试回答：“乡村自治”制度为何要为农村社区组织设计积极的经济功能，这种功能何以能够如愿实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制度合法化的需要。如果“乡村自治”制度无助于改善生计窘迫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条件，那么村民的冷漠态度就是可以预期的，而这又将进一步妨碍这个制度预设的其他功能(如民主、自治)的实现，并最终妨碍民主制度在农村社会的生根、发育；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能选择。如果我们承认目前的一些发展措施，如城镇化、“农户＋公司”模式、减免农业税等无法长期和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经济状况、解决“二农”问题的话，那么，在现实条件下，考虑一下如何发挥“乡村自治”制度的潜在经济功能就可能是一条有益的思路。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本文考察的主要是上个世纪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事实，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二、“乡村自治”与“双层经营体制”：整合发展模式
(一)村委会的经济职能
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接管原大队、生产队两级农村组织的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比较《村委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90)，可以看出国家对城、乡居民委员会管理职能的制度设计差异是很明显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异则是农村居民委员会被赋予了独有的经济职能。《村委组织法》(1998)的第十九条可以看作是对村委会的经济职能所作的具体规定，其内容如下：“一、乡统筹的收缴办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下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的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由于这些条文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实现村民切身利益的具体措施，因而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以《村委组织法》形式做出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安排。
借鉴张宁宁的做法，可以将村委会的法定职责分为两类：“第四、五、六条可以归为一类，是‘发展’型的公共事务，发展村庄的经济、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促进村民的生产和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另一类是第一、二、三、七条，可称之为‘分配’型的公共事务，是将村庄的集体资源，村民的共同利益加以分配，以求得合理和公平地分配村庄的集体资源，保护村民的个人(家庭)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责任并不局限于提供良好的、低成本的治理环境，而且还要主动地参与农村(私有的、合作的和集体的)经济活动，即“应当支持和组织”农村经济包括”合作经济”的发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村委会具有“微型政府”的特征。而事实上，村级(个体、私营、合作、合资、集体)经济也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需要指㈩的是，发展集体经济也是大多数村民的愿望。
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筹集和使用公共资源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赋予村委会以积极的(集体)经济职能似乎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由于“集体经济”在大部分农村社区客观存在因此需要集体组织对之进行管理和发展的话，那么又如何理解在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1998年正式颁布的《村委组织法》(第五条)反而添加了试行版(1987年)中所没有的维护“双层经营体制”的条文?显然，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在法律条文中的显位，而应该还是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在制度设计中的反映。正是通过这一条款，《村委组织法》将“乡村自治”和“双层经营体制”这两个制度在战略层面上联系起来。
(二)双层经营体制
与“乡村自治”一样，“双层经营体制”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而提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特点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双层经营体制”是集体经济的继续存在为逻辑前提的，因此，要理解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关键就要弄清人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评价和认识。韩元钦将对集体经济的批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既否定合作经济，也否定集体经济；第二类是容忍合作经济，但贬损集体经济；第三类是专注于贬损改革后在我国农村新形成的社区合作经济，否定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营层次。如果加上赞成集体经营的主张，那么过去20多年中对“双层经营体制”的评价就会构成一个连续谱系：赞成集体经济、否定合作经济――赞成集体经济、赞成合作经济――赞成合作经济、贬损集体经济――否定集体经济、否定合作经济。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这种划分也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对集体经济的主流认识的演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双层经营体制”的关键在于为农村社会设计了两类发展经济的主体，即作为个体的村民以及代表村民的村集体(村委会)。这一点在《村委组织法》与《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就没计者的目的而言，“双层经营体制”是要促进农村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农村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共荣和互荣，避免单一所有制经济形式的缺陷和不足。就内容上看，《村委组织法》的第十九条可以看作是制度没计者对“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具体设想：集体经济组织并不仅仅要提供私营经济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不只是要管理集体资产，而是要支持合作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四章也有类似规定。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双层经营体制”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农村整合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农业缺乏自我生长能力而国家又没有足够能力辅助农业发展的情况下，支持农业的责任就只能落在农村内部成长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身上，有效的农村发展模式就应该是一种整合发展模式。而如果农村私营的二、二：产业不可能承担补助分散型农业的普遍要求，农村的集体非农企业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但假如农村非农集体企业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意承担“过多的”补偿农业的责任的话，“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整合发展模式就必然体现为农业和集体非农企业之间的一种强制性的政治联盟。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上述的限制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也就会随之变化：如果农业获得自我增长的能力而不一定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持或者国家能给农业以足够的补助，那么整合发展模式就不是必需的，而“双层经营”则成为锦上添花之举，村委会的经济职能也就不必那么积极了；如果农村的私营二、三产业能够吸纳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或通过产业联系为农业带来足够的利润，那么农业与非农业的市场联盟就可以取代强制性的政治联盟，“双层经营体制”就失去其必要性，村委会的经济职能就可以更多地转向“分配型”，而不是“发展型”；如果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能以吸纳劳动力、利润分配、捐赠及交纳费用的形式为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积累，那么“双层经营体制”就不必有政治强制性的内容，村委会的经济职能也就可以转向提供服务和监督。在为数不多的村庄的20多年来的发展史上，以上的这些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积极”变化确实出现过。但在大多数的村庄，这种变化只是短暂出现过，没有能长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根本性转型。
(三)整合发展模式
整合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是，无论地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只要国家或地区追求整体性的发展，其发展的力度和可持续性都取决于“积累制度”(accumulationregime)和“调整制度”(regularizationregime)的各自的运行状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能力。这里，“积累制度”的关键是要建立总体经济的自我生长及扩张能力，而且必须将这种能力内化；而“调整制度”的关键是要维护这种能力并阻止其衰败。整合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要保证这两个制度的和谐运行。由于现代经济的产业更替的必然性以及各个部门在大多数时候的积累能力不同，“积累制度”维持和改善就必然倚赖于“调整制度”发挥作用，以便促进高积累产业的尽快成熟，维护低积累产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推动新产业的引进及形成。同时，由于社会各个阶层成员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同，他们参与“积累制度”的方式、程度和能力也会呈现出很大差异，“调整制度”必须能有效干涉整个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以便避免资源浪费，更好地培育资源(包括新资源)。如果主要的经济部门无法维护或建立这个经济实体的“积累制度”，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出现社会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及社会资本等)的“资源利用危机”(utilizationcrisis)，“调整制度”危机也可能会随之产生；如果“调整制度”不能改善其他经济部门的“积累制度”并由此维持主导经济部门的“积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运行，整个经济的虚弱状态就可能维持下去，甚至不排除整个社会和经济危机暴发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种经济实体来说，整合发展模式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通过整合使“调整制度”有能力人为地改变积累模式，最终建立新的“积累制度”，“整合”在这里就必然是一种更为政治的安排。
至少就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一起构成的发展模式显然属于一种整合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直接脱胎于改革以前的的整合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理解“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农业发展状况作一些简单介绍。中国农业是“贫血型”产业，缺乏自我增长能力，其核心的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及大量隐性失业。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无需作更多的描述。在此需要强调的只是，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下去。本文根据2200大卡日平均食物摄入量和60％的恩格尔系数标准估算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1999年1098元，略低于当年国家公布的农村居民来源于农业(包括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平均收入1139元，但明显高于笔者根据“消费倾向稳定假设”计算得出的当年农业人均收入951元。也就是说，20世纪末中国农业给“平均的”纯农产所提供的只是绝对贫困线上下的收入，而不能提供农业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积累。对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村庄经济来说，单靠农业是无法建立自己的增长动力机制的。维护和发展主要是非农产业的集体经济以某种形式存在就不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体现，也不应仅仅是历史遗留的集体资产的“过渡性”管理措施，而是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
综上所述，正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中的农业这个主要部门无法领军建设农村的“积累制度”，以培育其他部门的积累能力继而建立整个农村经济的“积累制度”为目的的整合发展战略就成为唯一合理的理性选择。而正因为绝大多数地区的作为个体的农民投资其他产业部门的能力有限，我国农村发展其他产业的责任才成为农村集体组织的重任。就制度设计而言，“双层经营体制”明显体现了“积累制度”的要求，而“乡村自治”应该成为“调整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事务的开展、资产的管理、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某种不同于集体经济时代的监督和决策机制。在党政分开的指导原则下，以“全民式”参与和民主决策为特点的“乡村自治”规范下的村委会作为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就应该成为管理和经济的最佳组织形式。这样，“乡村自治”与“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战略关联就应该理解为这样的一种政治安排，即“乡村自治”的一个功能就是要监督、维持和保障“双层经营体制”的理性运行和演进，推动村落社会的认同和整合，促进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而“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和维护的农村经济的整合发展，在推动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同时加速农村经济的非农化，强化村民的认同意识和集体关怀，最终推动“乡村自治”的推广和深化。笔者相信，以法律形式推动和保障“乡村自治”并以此来维护和发展“双层经营体制”不过体现了改革以来中国从政治向法治、从计划向市场转化的需要。可以说，假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么“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的制度安排。
三、整合发展模式的危机
(一)危机的症状
以“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为核心制度的农村整合发展模式尽管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就20世纪末的情况看来，上述看似非常理的制度设计却面临无情夭折的危险，具体表现在农村大多数地方
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名存实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正面贡献，反而使许多村级集体负债累累，“乡村自治”没能增进农村社会的整合，没能维护、完善及提升村委会的经济功能，反而是很多村庄出现了基层政权退化、“富人政治”甚至是“恶人”政治(于建嵘，2003)，在这些乡村人们能观察到的也是整合发展模式的迅速解体。在这个意义上，1996年以后农民增收困难或实际收入的下降，并不能像80年代末的农民收入减少那样可以被理解为周期性的发展困难，而体现了一种发展模式的危机。整合模式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政治联盟解体了。
能直接说明这种政治联盟崩溃的是农村集体企业中转移支付的快速下降(图1)。图中的断裂线发生在1992年前后，这显然与1992年开始的产权制度改革有关。此后，转移支付和农业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但也只是在很低的水平上。更为严重的是，农村集体企业转移支付比例的下降是与集体企业在增加值和利润份额中不断缩小(图2)和集体企业的“空村化”同时发生的。
农村内部政治联盟的解体还可以从农村利益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变化中清楚看出。从图3、图4和图8中可以明显看到，不管在农业中还是在乡镇企业中，农民的收入占他们创造的GDP的比例都有较大的下降，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收入比例却不断上升。此外，农村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的下降也是这种联盟削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村集体企业增加值中农产品加工份额的下降。
农村经济内部的政治联盟的解体也可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中看㈩。国家经济一体化致使农村乡镇企业逐渐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各级政府偏袒城市的做法进一步分化了城乡关系。结果是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迅速下降。这从图5中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与人均劳动生产率比的走势中可以看出。
对农民而言，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农村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如图6所示)，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政治联盟的削弱显然会加速纯农产的边缘化趋势(marginalizing)，从而加重“纯农化”的后果。“纯农化”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①由于与非农产业之间的政治联盟或内在产业联系(forwardlinkages+backwardlinkages)的消弱而导致的农业纯农化；②由于农业纯农化、农民参与非农产业的机会受到剥夺和接受转移支付及补贴减少而产生农民纯农化；③由于非农产业的衰落或向外迁移而导致的村落纯农化。”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衰落不仅导致了纯农化的加剧，更导致了农村经济积累机制的弱化。从图7中可以看㈩，农村经济主体向外输出资本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这是在农村经济停滞、客观上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时候发生的。与非农企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联系起来考虑，可以很清楚地断定农村经济陷入了“资源利用危机”，它的“积累制度”㈩了问题。
在农村地方政府和精英收入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图3、图4)，作为现代经济的“调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也急剧衰落。就普遍出现的赋税和收入成反比的情况看(表1)，“调整制度”在村庄内部发挥收入调节作用也严重削弱了。显然，“乡村自治”制度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不能再发挥“调整制度”的功能了。
总之，由农业停滞、农村经济主体经营利润下降(图8)、村级集体财政普遍破产及农村资源(积累和劳动力)利用能力衰弱所体现的“积累制度”的困境，由农业与非农产业分离、农村社会分裂(desintegration)、农村居民对自己产品占有能力下降及集体企业衰落所反映的“调整制度”的衰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农村整合发展模式正走向解体的动态图景。事实上，在很多农村社区，整合发展模式已经荡然无存。
(二)危机的根源：一个简短的解释
2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农村内部的日益分化。大约20％的村庄的产业转型较为顺利：非农产业而不再是农业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村庄的集体经济较强，农民收入也较高。大约40％左右的村庄的非农经济发展缓慢，出现了明显的纯农化和逆工业化。武志刚对他调查的20个收入最少的“空壳村”(村公共收入低于1万元)的描述为我们提供关于这类村庄的感性认识：集体经济成分比重很少，几乎为零；在固定资产中集体所有的只占4％，集体经营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0.08％；公共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户上交(超过60％)；公共支出中用于集体经营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几乎没有；农业依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人均纯收入少于1000元(武志刚)。剩下40％的村庄介于两者之间，但其中大部分村庄的发展前景很可能是进一步的纯农化和逆工业化。
由于影响村级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无法断定，经济发展好的村庄的“双层经营体制”一定运行得很好，但可以肯定，经济发展好的村庄的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而不是破坏了“双层经营体制”；同样，也无法断定，“双层经营体制”实施得较好的地方“乡村自治”一定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可以肯定，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村庄，“乡村自治”制度没能发挥法律赋予的积极经济功能。这就是说，现实的发展情况并不否定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乡村自治”至少在理论上还是可以维护和促进“双层经营体制”的。当然，这不是说，制度设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乡村自治”没有考虑到村委会和村支部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也没有设计解决潜在冲突的机制；没有考虑到村庄形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没有设计针对不同情况的补充性措施；没有考虑到村庄内部村民利益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因此忽视了村民与外部世界的利益关联可能妨碍他们追求内部的“一致利益”；没有考虑到“乡村自治”可能需要更大的范围内的民主自治为背景才能开展；等等。同样，“双层经营体制”也忽视了不同经营主体(私营和集体)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没有考虑到村级经济发展环境与村委会经营能力的巨大差异；没有考虑到“双层经营体制”可能成为不平等利益分配的工具；等等。然而，村落发展所呈现的巨大差异提醒我们：这些制度设计内在的问题并不能完整解释以“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模式何以㈩现危机。这里将讨论两种推动农村整合发展模式走向解体的结构性力量，一是市场化，二是“战略性群体”(strategicgroup)的形成。
市场的优势在于利用价格调节配置资源和引发竞争并由此推动创新，这一已有公认，但它同时也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和收益的不均衡。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①迫使农业的利润趋零。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在纯粹市场条件下会很快趋向帕累多最优。对于产品供给者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利润首先会趋零。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升
级和更新都非常困难，加上农民进入其他产业部门的门槛较高，出现“负利润”的恶性竞争也不奇怪。这就是“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不断发生的市场原因。②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非农产业在市场条件下创造、维持利润的能力远非农业可比，这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真正原因。农业的利润也就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剪刀差作用流向非农产业，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利润率的差异不仅决定了产品的不平衡分配，而且也支配了资源进一步投入的非均衡流向，这样，农民就在国民收入和投资两个层面上受到“剪刀差”的侵害。③打破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边界，冲击双层经营的整合发展模式。随着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农村的劳动力、产品、资金与村外的资本要素日益交织在一起，村级经济和村级社会在集体经济时代被强制的相对封闭环境迅速消失，市场很快确立了它对村内经济发展的支配性影响，村民的利益越来越取决于与外部世界的资源交换的流量、方式及地位，这同样也改变了他们对集体经济的心态。与此同时，市场化还迅速改变了村庄的社会资本结构和运行原理：部分源于经济对村庄生活世界的加速“殖民”，部分则源于随市场化增加了村民与外界的交流机会。
农村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是整合发展模式衰落的重要原因。考虑到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流动性很高，所谓“阶层”内部的一致性建设还没有完成，因此采用“战略性群体理论”(theorvofstrategicgroups)来分析目前农村的利益分化更为合适(T.Heberer.2000)。该理论是专为分析发展中国家转型过程中旧的阶级或阶层解体而新的还没有形成之前的社会关系特征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对资源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影响而创立的。战略性群体兴起于社会转变之际，面临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创造，形成战略性群体就是为了共同利用这个占用资源的机会(appropriationchances)。[菊于法律制度和规章尚未定型、现代官僚体制的运行尚未全方位确立，社会还未整合而呈处于碎片状(fragmented)，因此战略性群体所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呈现多样和易变的特征：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能是非政治的；既可以是合乎社会(社区)利益的，也可能是违或社区利益的。由于战略性群体追求目标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还可能是权力、声望、知识、宗教目的，由于战略性群体的领袖人物可能是官员，也可能是教师、企业家、经理、军人、自由职业者等，因此战略性群体的运行对所在社会或社区的影响也复杂多样。由于战略性群体的构成和运行环境不同，其影响社会或社区事务的方向、能力和时间长短也不尽相同。由于战略性群体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既可能是共生的、合作的，也可以是矛盾的、对立的，因此它们既有可能为社会或社区的发展提供动力，也有可能成为反动的和破坏性因素。如果将这些特征变量(目标、手段、成员间的联系方式、领袖类型、与政府的关系、制度环境、时间等)作排列组合的话，就可以发现，战略性群体的实际类型是非常之多的。作为乡村内部和外部资源分配和组合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不同种类的战略性群体必然会对“乡村自治”的方式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战略性群体的内部分工是垂直的(呈现patronage-clientrelationship)，由于资源(权力、金钱、声望、知识等)都呈阶梯型结构，战略性群体的行为多为“中心”取向。由于战略性群体必然与其他群体争夺资源，社会内部的资源分配就不可能完全按市场原则和正式制度的规定进行。由于战略性群体一旦形成就会在一定时间内产生路径依赖，因而会对社会或社区的发展产生较长期的影响。
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与战略性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双层经营体制”(尤其是集体经济)和整合发展模式在各地农村呈现㈩了不尽相同的命运，由此造成了目前农村社会不同的发展状态、不同的村内社会关系结构和村庄与外部的关联形式。但就全国而言，它们确实决定性地推动了资源流动的“四个倾斜”(王思斌)(即向城市的、向上级的、向沿海的和向富人的倾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市场化和战略性群体的形成过程造成了农村整合发展模式的解体，并使大部分农村地区陷入了发展困局。
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自治”
虽然以“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整合发展模式在一些乡村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但就全国而言，20世纪末的“双层经营体制”显然失去了其制度功能。面对由此引发的农村发展困局，中央政府果断地在2000年拉开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这标志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模式逐渐凸现出来。关于这个新的发展模式的目标，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作了明确的界定，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五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安排看，经济建设和“乡村自治”仍是这个新发展模式的核心。2005年12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新农村发展模式实施总纲也继续赋予了村委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经济的制度职能，第29条还规定的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但新农村建设中村委会的“发展型”经济职能显然更加具有弹性、更不明确。但新农村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是“双层经营体制”下的整合发展模式。上述纲领性文件中也没有再提到“双层经营体制”。
虽然村委会至少在理论上仍然可以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承担起《村委组织法》赋予它们发展乡村经济的职能，比如：增加村庄集体支出的合理性、争取资金和项目，带动村民发展经济、减轻纯农户和低收入户的负担、增加村集体经济的理性运行、提高社区的安全度和可信度、引导社区资源的投入的社区利益导向、加强对村外资源的利用等，但对于已经基本没有或只有少量集体经济的村庄，村委会就只能执行消极的经济功能了。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定义特点；问题对策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比翼双飞”城乡协调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农村无论是在气候资源、植物资源、景色资源、能源资源等资源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那么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让其世世代代为子孙造福？这是我们农业经济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纵观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了，资源也同时遭到了严重地破坏了，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想探讨可持续发展的用意所在。
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特点
1.定义
80年代初期，联合国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追求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综合性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我国在90年代初期，也提出了要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近几年，在可持续发展上，还特意强调了生态、绿色、环保。
2.特点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一是持续利用，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是不能再生的，所以禁止破坏性利用。二是可选择性，对于农业资源，我们一定要选择性开发，不能随意开采，要采取先进的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三是效益性，就是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效益。
二、为什么要提倡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里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有自然灾害频繁，破坏生态平衡；主观因素有产业结构单一，城乡经济发展不均，农民收入少，素质，进而引发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具体如下：
1.自然灾害频繁，影响生态环境
全球化的气温变暖，使整个地球环境受到破坏。在我国，沙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土严重流失，地震、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不断，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逐步减少，这不但给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也使本来生态脆弱的农业资源受到极大破坏。
2.人为因素使生态环境恶化
首先是人为破坏性掠夺式的对资源进行开采，导致草地“三化”现象十分严重。其次城市的废气、废料、废水大量地向农村排放，严重地污染农村水源。再有现在农作物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导致耕地土壤被破坏，并且出现了土壤越来越板结现象。另外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小，为了生存，纷纷融入城里，这样导致农业经济相对城市越来越落后，制约着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最后，一些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原因，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许多农民利用国家资源发“横财”，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破坏性地开采国家资源，影响了老百姓生活，影响了山区的自然环境。
三、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落后将会影响了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因此解决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1.建立环境制约机制
对于农业经济的保护已经不是农民自身力量可以解决的事情了。我们要从全国抓起，所以要建立全国性的环境制约机制。一是对人为的城里垃圾、废气、废水的流入要加大惩罚力度，严重者将吊销营业执照。二是社会媒体多渠道地向农民宣传普法知识以及破坏自身家园生态平衡的危害性，让农民意识到环境保护为自己子孙后代造福的重要性，以及破坏国家资源的违法性。三是实行监督奖励机制，任何人都有权监督社会环境的生态平衡，并对认真监督、检举揭发的人给予保密以及极大的物质奖励。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农民收入
要调整好政府、集体、个人的关系，强化农民意识，矫正农民小农意识，杜绝农民个人的乱砍、乱伐现象。另外要帮助、农民鼓励发展农业经济，给他们更多的技术援助以及贷款帮助，让他们有规模、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经济，这样一是可以扩大农民收入，二是指导农民正规生产作业，三是政府的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监督，有利于农业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
3.提高农业科技创新
要想发展农业经济，就必须彻底地改变农业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要提高农业经济的附加值，所以要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村科技发展体系。一是要以政府为依托，政府要牵头，要大力鼓励，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给予支持。二是技术要到位，要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三是人员要到位，一方面高端人才要不断地创新农业科技，另一方面技术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对农民进行科技指导与培训工作，这样从根本上提升农业技术含金量。
4.发展循环农业经济
因为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剩余产品进行再利用，发展深加工，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减少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同时还体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如对果树的嫁接、对黑麦等经济作物进行种植改良、对玉米秸秆进行处理后变成畜生饲料、将互相依托的不同品种的鸭鱼供养一池塘、将粪便处理变成沼气、将矿石资源与大型企业联合开发等，这样就可以做到经济、环境、生态共同和谐。
四、结语
总之，要发展社会经济，必须先发展制约整体经济的农业经济。要发展农业经济，就必须走科学化、市场化、产业化之路。这样才能使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更好地促进环境、生态的平衡。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不断总结、勇于创新、勇于实践，让经济、低碳、高效、环保成为人们生活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梅冬芳.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理由浅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3).
[2]秦凤清.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市场,2011(14).
关键词：休闲农业；资源开发；产业化；发展
休闲农业自兴起以来，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纵观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其在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一、休闲农业资源开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整体来说在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经营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从而推动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1.缺乏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政策落实不到位
政府虽然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休闲农业的发展予以支持，但在休闲农业的宏观调控、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还相对比较欠缺。而且一些地区政府的政策和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政府对休闲农业缺少有效的监管，使得一些休闲农业的发展存在结构不合理、资源过度浪费、造成环境污染等农业发展行为得不到有效规范的问题。
2.经营者经营专业技能较低，对市场需求缺乏准确调查和定位
休闲农业经营者大多是乡村企业人或农民，经营管理观念比较落后，经营管理模式和手段缺乏科学性，市场意识较为薄弱，缺乏准确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需求的定位，因而对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缺少整体性的规划，资源整合和配置能力不强，经营模式和产品类型单一缺少创新，个体特色不够突出，对休闲产业区域协作、形成互补产业链、增加集群竞争力产生不良影响。
3.受到土地流转及资金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形成完成的产业体系
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利用，但现实中因为土地流转制度及土地资源产权不够明确等因素的限制，并不能保证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再加上经营的农户能够投入的资金成本有限，致使休闲农业的规模较小，粗放式经营为主，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差，且区域内休闲农业缺少整体规划和产业服务整合，因而难以形成区域内产业链，形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
4.对发展休闲产业和保护环境资源的关系处理不当
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指导和规划，加上农户缺少科学的管理经营理念，因此休闲农业发展容易造成农业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农户在追求休闲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收益的增加时，容易忽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还可能打破当地生态平衡，违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利于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推动我国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1.政府加强对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扶持和管理
政府应加大对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进一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从财政和税收政策方面予以支持，为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同时，政府要制定相关的统一制度规范，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规范，正确引导，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相关专业性人才培养的投入，提供相应的培训促进休闲农业经营者专业技能和管理力能的提升，为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提高经营者专业素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休闲农业经营
加强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开展相关培训，组织经营者学习先进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培养其市场意识，切实提高其经营素质。鼓励经营者打造品牌特色，合理制定科学适合的市场营销策略，促进休闲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合，提升休闲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此外，建立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网络信息平台，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变化，加强休闲农业与社会各界及区域内产业的交流与沟通。
3.加强休闲产业联合，促进区域休闲农业产业链的构建与延伸
首先，政府需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明确农村土地产权，提升土地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率，确保休闲农业发展规模的扩大拥有充足的土地基础。
其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资本运作模式，积极促进合理融资平台的建立，吸引社会企业进行投资，为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投入，从而为休闲农业的规模扩大奠定资金基础，促进休闲农业向现代集约化、精细化经营发展。
再次，区域内休闲农业要积极构建和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促进区域内休闲农业产业联合，合理配置和整合产业资源，节约区域内休闲农业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强区域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整体规划和整合，从而提升区域集群竞争优势。
4.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休闲农业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应坚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战略，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相辅相成。政府应加强对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和产业化发展的指导和监控，制定相关规定，引导和鼓励经营者采取科学合理的理念和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时对不合法或不合理开发行为进行制止和惩处，提升经营者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经营者要在发展休闲农业、追求经济利益增加的同时肩负起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科学的开发和利用。
1.1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在我国农产品短缺时代,农业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产量,生产是农业的中心环节。但是当前主要农产品供给已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农业由过去的受资源单方面约束转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这表明市场流通也将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农产品营销,将在更大范围内维持生态农业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系统功能的提高。
1.2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力
长期以来,由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在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这些行为虽然取得了短期的粮食增产和暂时的经济效益,却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和环境代价,严重损害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因此,生态农业的转型应注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协调资源利用与资源保护的关系。
1.3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力
加入WTO,是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最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因素。面对WTO的冲击,唯有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实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才能在保住国内市场的前提下,进军国外市场。为此,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战略将成为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4农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
自1978年以来的四次大规模农业结构调整,特别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使我国从过去的单纯追求粮食产量逐步转变成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和追求产出效益为主。这一调整战略的实践不仅为生态农业的产业化提供经验支持,而且还能容易的取得政策支持。
2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构建
2.1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内涵
纵观20多年来我国生态农业试点的发展历程,我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精华相结合而建立的农业体系。它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优化农业结构,它有利于生物种间互利作用的发挥和外部投入效率的提高;二是经济、高效的农业实用技术体系,即通过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及各种促进土壤肥力提高的生物学措施,提高系统的自我维持能力。我国生态农业给试点地区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国目前的生态农业只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体系,系统结构单一,缺乏与市场的有机联合,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体系内部虽然能维持高功能和高效益,但是由于受到整个农业与农村发展体系中分散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市场和自然资源双重约束的矛盾的冲击,生态农业的功能正在逐渐减弱。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其基本思路就是在现有的生态农业基础上,改变以往仅仅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思维定式,通过与农业产业化的有机联合,进一步完善生态农业的系统结构,走高效生态农业产业化之路。据此,将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内涵界定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生态化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品为中心的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多层面链式复合农业产业体系。它是集农业生产过程、工业化过程、市场化过程、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化体系[4],这一体系将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效协调统一。
2.2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基本框架
从内涵分析可知,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实质就是生态农业与农业产业化两个系统的有机联合,这种联合不是系统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优化两个系统的基本要素,构建形成更高一级系统,即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新的模式系统要素包括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主导产品、经营组织方式、农业产业链(产-加-销)等6项要素,这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基本结构框架。该结构的系统功能则表现为:在区域农业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以主导产品为中心,进行农业的生态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最终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
2.3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分析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生态农业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向现代产业转变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创业、起步、发展和完善4个阶段。在实践中,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从而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5]。第一阶段是种植业结构调整阶段,在传统粮作的基础上引入蔬菜等经济作物,以奠定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并打破以往不合理的生产结构。在这一阶段,系统的基本要素特点和以前相比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经营方式上仍以农户为单位,主导产品还不明显。第二阶段是农业结构调整阶段,此时系统多元化程度开始增加,利用方式由种植业向养殖业扩展,开始培养支柱产业。第三阶段是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产业结构逐步向规模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方向发展,农产品加工开始起步。此时,系统完成了利用方式向养殖和加工业的转化,产业链变得协调。第四阶段是完善阶段,即通过优化各种循环环节,调整和完善系统结构,初步建成一个以工业和运输业为主导的良性循环系统[6]。可以看出,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实现要素之间结构关系的优化组合是系统结构发育良好的关键。
3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实施途径
以上分析表明,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模式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设计和选择适合不同区域的实施途径。
3.1要素优化组合的综合发展型实施途径
1)适宜范围
主要适宜于我国经济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相对紧缺的地区,如城市近郊区。首先,较好的经济条件能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优越的区位条件方便接受城市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辐射,且城乡沟通及产销联络迅捷,农产品市场容量大,将为生态农业产业化提供广阔的空间。第三,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郊地区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资源破坏、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这将是模式实施中应该重点注意的问题。
2)实施方案
该类型区条件符合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发展、完善阶段)基本特征,由此可确定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实施的基本思路为:完善农业生产结构,构建农业产业结构,通过模式基本要素的优化组合全面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转型。
第一,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组合。借助农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依据生态学原理,以多样性构造持续的稳定性,优化组合农业生产中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多种结构,如农林牧复合结构,农、林、牧各业的内部结构,农产品品种结构,农户、专业户和生产基地(示范园、养殖场等)的经营主体结构等,实现农业生产的时空配合与多种经营的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围绕农业生产环节,以市场为导向有计划的延伸农产品加工、销售的产业链,以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完善模式系统结构。
第三,多维动态综合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应充分把握市场动向,随着时间的变化合理调整要素组合结构,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实施多维动态综合发展战略。
3)典型案例
瀛海镇位于北京近郊,区位优越,农业相对发达,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模式实施初期,该区经过早期的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从种植业发展到养殖业,培育了蔬菜、奶牛、肉鸭等主导产品,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农产品卖难和初级农产品价格低廉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限制了农业系统的良性循环。针对以上情况,该镇在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采取了综合发展型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实施途径,具体措施为:
①从1998年起,重点扶持了“瀛海蔬菜产销合作社”的建设,以公司带农户的形式扩大蔬菜生产规模。同时,建立了大型的奶牛养殖场和肉鸭饲养基地,以基地带农户的形式发展畜禽养殖业。
②综合发展种植业与养殖业,优化种养结构。具体是减少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扩大牧草的供应规模。同时,建立饲料加工厂和有机复合肥加工厂,其中饲料厂直接为养殖场提供饲料,降低成本;肥料加工厂把禽畜粪便加工后向蔬菜等种植业提供优质肥料,既增加了经济收益,又改善了生态环境。
③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扩展销售市场。具体是扶持了东二村蔬菜加工、销售联合体的建设,进行净菜、礼品菜生产及酱菜、豆制品等的加工;扩建改造“华宇乳品厂”,并以“北京金大都食品有限公司”为依托,兴建禽类屠宰厂,畅通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及销售渠道。
经过5年的发展,瀛海镇蔬菜种植、畜禽养殖两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产、加、销产业链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了种植业的时空配合、农业的种养结合、产业的规模化经营的特点,有效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缓解了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最终形成了产业互保,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3.2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型实施途径
1)适宜范围
主要适宜于我国经济条件、区位条件相对一般、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城市远郊区。首先,经济条件一般,农业资金供给不足,限制了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综合发展。其次,在城市的支农工作、城市市场利用、市场供求信息和技术信息等方面,城市远郊区得到城市辐射的强度要低于城市近郊区。第三,经济建设与农业争地矛盾不突出。总之,经济要素是这一类型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实施的主要限制。
2)实施方案
该类型区条件符合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的起步阶段基本特征,模式实施的基本思路为:以市场为导向,挖掘当地资源潜力,开发具有经济前景的自然资源,增强经济实力,进而推动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第一,进行农产品市场分析与预测,确定区域短期与长期农产品市场需求、市场容量;与此同时,开展自然资源经济评价,确定农业主导产品,主导产品不宜多,以便于集中投入。第二,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大资本、劳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计划的扩大主导产品生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第三,通过原始资本积累,合理扩大投资,开发新的主导产品,横向发展,或延伸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纵向环节,逐步走向综合发展型道路。
3)典型案例
槐桥乡位于河北省曲周县中部,其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发展更具备有经济型实施途径的特点。该乡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盐碱治理,彻底改变了盐渍化土地景观,土地资源丰富,但淡水资源缺乏。由于该乡经济建设起步较迟,缺乏农业发展启动资金,难以象瀛海镇一样走综合发展型产业化道路,而更适合采取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型实施途径。具体做法是,利用地多的优势,依托河北赛博板业集团公司,选择需水量少的经济林木为主导产品。于1999年,签订公司与农户的购销合同,建立速生商品林基地3000hm2。其中超短周期的杨树,轮伐期为2～3年,在2002年的第一次轮伐中增收约1350万元。依靠这笔资金,该乡规划以商品林为基础,将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在片林中发展立体种养,在网林中间作经济作物,并组织产销集团,优化产业链。
3.3资源约束为主的保护型实施途径
1)适宜范围
主要适宜于我国经济落后、环境脆弱、交通相对闭塞的偏远农村地区,或者因特殊的地理区位条件而形成的落后地区。受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制约,偏远农村一般难以在市场机制下获取外部支持的发展,其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近郊区和远郊区,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又具备一定的资源特色。因此,进行环境治理,合理利用特色资源成为此类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实施的首要任务。
2)实施方案
该类型区的条件符合生态农业产业化创业阶段的基本特征,模式实施的基本思路为: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特色资源,推动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第一,综合诊断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明确农业发展的自然制约因素,有针对性的实施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工程,开展各类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由于该类型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较为落后,往往需要政府的先期扶持与引导。当前广泛开展的生态退耕、土地整理等相关工程项目就为此类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第二,在不掠夺资源的前提下,利用特色资源,开发绿色农产品,以品质开拓市场。具体来说应把农家畜产品、果品、蔬菜、茶叶、花卉、园林园艺、竹木产品以及各地山珍、土特产品和特色观光作为发展绿色农产品的主攻方向,突出绿色农产品的自然性和民族性。第三,改善农业基础条件与生态环境,扩大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规范生产、加工、储运、保鲜、营销、贸易全程的绿色监控与管理,为生态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典型案例
樱桃沟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北部山区,林地占全村面积的94.67%,山林谷地气候宜人,景色优美,樱桃树为其传统的优势经济林种。村内土壤为硅质岩类山地淋溶褐土,土层较薄,坡度较大,不宜农耕,但在历史上以粮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常年耕作,水土流失严重,农民贫困。在这种情况下,适宜于采取资源约束为主的保护型实施途径。具体做法是,以生态退耕为契机,发展以樱桃为主题的绿色采摘与回归自然休闲观光农业。2002年,开发樱桃园30hm2,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改良樱桃品质,提高樱桃观赏价值。同时,在政府扶持下,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从而以特色产品吸引市场,年创收达240万元。
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77-86.
(2)·FAO·迈向2010年的世界农[C]·第27届国际会议(年会)论文集，1993.11
(3)中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年变化分析评价[M]·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7:41-46
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生产方式或是生产成果，以及与它相关的生活文化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它包含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农业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包括了山、水、田、林、人等自然存在，又由人类创造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式和农副产品等。一般地，根据农业资源的地域属性不同，可以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分为田园风光、牧场、、渔区和农家4类。
二、我国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规划。有些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一哄而上，盲目开发，造成旅游布局不合理，功能雷同，无法实现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使得农业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不能有效发展；一些农民急于致富，既不做市场调查和投资分析，也不做产品规划设计，只是简单地利用现有的农田、果园、牧场、养殖场发展旅游，市场定位不明确，只利用了资源的原始价值，不能创造资源的再生价值，开发层次低，产品品味不高，因而逐渐衰落停业。
（二）政策措施不到位。尽管以旅游促进“三农“发展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认识，但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还很不完整，甚至是一片空白，如投资开发优惠政策、保护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经济扶持政策、鼓励吸引外资政策等等方面，还有待于出台并完善。这些配套政策措施的滞后或空白，严重制约了农业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
（三）产品缺乏特色及品牌。我国现阶段农业生态旅游活动主要停留在观光、采摘、垂钓等常规项目上，产品单一雷同，各地的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趋势较严重，缺乏精品和亮点，致使游客重游率低。一些“农家乐”、“民俗游”、“村寨游”等活动内容趋同，缺乏体验、休闲项目，缺乏文化内涵，地域性、个性化特色不突出，难以满足游客的深层次需求，造成游客逗留时间短，消费支出受抑制。
（四）服务设施落后，经营管理不规范。因为缺乏规划，许多景区没有相关配套的设施设备。有些景区道路凹凸不平，狭窄难行，可进入性非常差；有些景区村户面貌落后，屋内摆设陈旧，卫生及住宿条件让人望而生畏，让游客感觉是在花钱买罪受。农业生态旅游的经营主体是乡村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又因多未受专业培训，旅游服务意识较差，服务质量较低。
三、我国农业旅游发展的对策
（一）发挥农业、旅游产业协同效应农业旅游既不是纯粹的农业开发，也不是传统的旅游开发，其发展必须兼顾农业和旅游的发展规律。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旅游发展必须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做到“以农为本，以旅促农”，以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为核心，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格局，加快耕作管理的科学化，发展绿色食品和特色作物生产，既满足人们对无公害食品的需求，又为城市居民提供城市绿化、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从而提高现代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农业、旅游的双重效益。
（二）重视农业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我国农业旅游发展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过分依赖非自然技术手段，城市化、人工痕迹明显，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等现象，以及舍本逐末、过分放大农业休闲旅游功能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生态功能等现象。因此，农业旅游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兼顾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民素质提高我国农业旅游发展必须兼顾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及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提高。发展农业旅游的根本目的在于拓展农业产业功能，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统筹，通过发展农业旅游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社区环境和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