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清明节或许是近年来最有文艺范的一个清明。因为就在前几天，诞生于1300年前的诗圣杜甫突然忙起来而且火起来了：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时而耳配IPOD……好事的网友们戏称其“杜甫很忙”！关于这一现象，有人称是对文化的恶搞，有人说是对诗人的亵渎，有人说不过是一次炒作，也有人说是另类的缅怀……不管怎么说都有其道理。而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杜甫很忙”事件本身具有鲜明的编码解码特征，且传播效果可以说是红遍网络、一时无两。教科书的难堪“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在高中二年级《语文》书中有这首杜甫著名的《登高》，诗文右侧配有一幅杜甫侧坐望天的半身画像。这幅画，正是网上多组“杜甫很忙”的源图。在涂鸦的杜甫画像里，杜甫简直“无所不能”，时而化身送水工、机枪男、骑自行车的人等；时而又变成各种动漫形象，海盗路飞、火影忍者、宠物小精灵……不仅形态各异，且喜感十足。据悉，教科书上被网友“发挥”的还不止杜甫，李白、辛弃疾及一些外国名人画像都曾被上课不专心的学生拿来涂鸦。此次“杜甫很忙”事件更是引发了涂鸦的高潮，据传为了画杜甫，向来冷清的语文课本都卖到脱销了。国学的教科书不是因为文学而受重视，却是因为涂鸦而被热捧，这是语文课本编委们所始料未及的。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素质教育严格来说是美术教育先行，对于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漫画涂鸦这种编码方式对于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开拓中国文化的新思维也是具有很广泛的实用性的。策划人的解构
在“杜甫很忙”狠狠地忙了一阵子之后，幕后推手终于被找到了。据3月29日的《金陵晚报》报道，“杜甫很忙”原来是一个公关团队的策划，策划者是国内著名的营销人士薛某。关于策划的初衷，薛说是为了帮一个博物馆做传播，想引起更多人对那家博物馆的关注，而对于博物馆的名称却绝口不提。从“关注”的数据来衡量，“杜甫很忙”的策划的确是达到了效果。但是博物馆能得到什么呢？即使不理会那些骂声和鄙视，我们也很难看到策划之后的正面效果。人们也不会冲着“杜甫很忙”的策划而跑到博物馆去。策划要求新颖，却不能靠作践文化名人而求得“别具一格”。网友说，其他国家如欧美，可以恶搞总统等政界人士，但没有恶搞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文化大师之类的荒唐事发生。对文化名人，尤其是对文化，无论如何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在舆论的批评面前，薛先生说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杜甫很忙”就是娱乐一下。恰恰这种娱乐性的解构，正是事件得以爆发的“火药桶”。“杜甫很忙”非常精准的找到了受众（非目标受众）解码的最佳方式——对诗圣画像的涂鸦，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受众投入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进程之中，终于给整个事件带来推波助澜的巨大机遇。博物馆的卖点
今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一场以某博物馆主办，薛某某公关团队承办，某某故里管理所协办，某博物馆官方微博全程报道的名为“杜甫很忙”的新闻会在成都举行。某博物馆营销宣传部主任、某某故里管理所所长出席了此次会，并作精彩发言。主任说：某某草堂博物馆很不认可网友这种涂鸦杜甫的行为。网友将杜甫画像拿来涂鸦，是对杜甫的一种亵渎，“娱乐也要有一定的尺度，恶搞也需要看对象。”大家关注杜甫是好事，但因为对象是杜甫，网友创作时也要考虑杜甫的身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所长说：我们尊重杜甫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敬仰杜甫文化。“希望网友不是恶意的，如果刻意丑化杜甫形象，他的家乡人是很生气的。此次事件对杜甫画像的恶搞，引起广大网友的不满，纷纷表示要抵制这种恶搞。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官方微博转发一组“杜甫很忙”涂鸦图，并配上韩愈的《调张籍》一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似乎对网友行为颇为不满。种种新闻通稿式的宣言，以及各种欲盖弥彰的表白，把各自的卖点巧妙托出。对大众舆论又爱又忌，对整个事件的背后操作欲说还羞，杜甫的“家”人可谓用心良苦。行乐图的意外艺术珍品的魅力是无穷，大师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传播要借力，就是要借大师之笔，借大师之光，借大师之名。哪怕这个大师一直以来并不是蜚声寰宇，而只是名扬一隅；哪怕他只是大师的学生，只是被大师光环遮住的大师。蒋兆和先生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创作的一幅《杜甫行乐图》，居然会在网上很走俏。这位创作了《流民图》，被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是一代宗师徐悲鸿的追随者，是徐氏写实主义绘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和积极的弘扬者。出自他手笔的那个忧国忧民的杜甫，正是以独有的魅力，再现了杜甫人格高尚的卓越形象。也正是这个卓越的杜甫，穿越1300年时光之旅，成为今天的大忙人。这对《杜甫行乐图》是意料之外，对于涂鸦学生却是情理之中——这幅画画得太好了，画中的杜甫甚至适合用来改编成任何漫画剧本的、电影剧本的乃至各种剧本的主角。如果说大师描绘出来的还只是形象，那么诗圣本身的名气更是适合出演任何角色而不至于让饰演对象掉价，且只会让饰演对象有更浓的文艺气息。这种娱乐化的意识形态，给“杜甫很忙”事件传播充足了行动力。“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工部的诗，至今读来，仍让人精神振奋。希望对诗圣的缅怀，在小小的玩笑之后是真心的学习和敬重。希望所有拿杜甫开涮的小朋友以及用杜甫来卖广告的大朋友们，不要忘记诗圣安于清贫却忧心家国的精神。要知道，只有尊重古人、尊重原创，才是对待自己、对待未来最正确的态度。
“中”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四）积极组织阐释研讨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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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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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和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非凡是电视的发明和成熟，其功能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摘要：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探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探究的动力摘要：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探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探究和应用探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探究部类，正为这样的探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和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和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心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索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功能，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新问题的希望摘要：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新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摘要：“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假如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索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索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索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探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探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奇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和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和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假如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摘要：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功能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征。和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功能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有关“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功能，在传播学探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探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摘要：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功能，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经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重。
和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闻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探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探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探究就是探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探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探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摘要：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新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新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新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新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摘要：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和社会关系这一新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和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新问题，假如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和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新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经常和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和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非凡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目前状况，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向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的方式。
2.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3.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诗歌，这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生活的纪元时，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没落。新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选择，以电子媒介为核心的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蕴含的价值必然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诗歌曾经给与我们的，今天已很难再次给与。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地位已经降低了，对它的相关研究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事实上，整个文学研究还是以诗学研究为基础，这个基础依然是无法动摇的；文字仍在语言符号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今的诗学，必然要发生应有的变化，才能适应时代的主体生活。
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和进行着建立文化诗学的尝试，即将诗学问题纳入整个文化语境中去，这样的实践从二十世纪初起一直在进行探索之中。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样事物的相对稳定的规定性特征。面对文学的命题，一定要结合相关要素而不能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考察，因此，诗歌研究必须拥有一种广泛视角。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概念产生较晚，和诗学传播有关的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在国内建立诗歌传播学十分必要。
著名的文艺学理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的观念的形成》中指出：“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建立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拥有一种互文本性的研究视角，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他将文本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这种诗学见解为诗学的研究和诗歌传播学的创建拓展了思路。
诗歌文本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呈现物，而是在特定的关系里产生的特定内涵，这种关系的基本纬度是由“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语境的构建和文本发生的意义来研究诗学，仅把着眼点放在文化语境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所有要素，即信源、编码过程、讯息、渠道、解码过程、接受者、反馈的可能性、噪音等。另外，诗歌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征，研究者要努力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诗歌传播的具体特征，在关注诗歌传播社会功效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诗歌和个人内心情感的关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2)一文中，从文本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传播手段切入，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口头传播主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播，书面传播主要用书写刻印的文字符号来传播；从载体的物质形态出发，可分为单篇传播和书籍传播；就其传播途径而言，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传播；就文本形态而言，有笺注式传播、选择式传播、评点式传播、本事式传播以及陪画式传播和改编式传播等等。该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研究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杨志学在《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1)一文中，从传播者的角度把诗歌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内向传播是指诗歌的自我传播，是其他传播方式的基础；人际传播是诗歌符号的双向互动，是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群体传播是指因人生志趣、审美态度、地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诗歌群体行为；组织传播是官方组织和其它机构有意主动介入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指借助媒介力量进行的具有商品属性的传播行为。这篇学术论文从崭新的角度归纳了诗歌传播类型，虽然分类不一定十分科学，但对诗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