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Asabasisforalotofstaticcodeanalysismethodstocontrolflowgraph，thispaperadoptsaaddingcontextanalysistechniquebasedonk-CFAconstraintsandusesthefixedpointalgorithmtocalculatetheminimumsetofconstraintsandgeneratesacontrolflowgraph.Thismethodisbetterthan0-CFA，addingconstraintstreamdataanalysis，whichismoreaccuratereductionunreachablebranches，generatinglessredundantcontrolflowgraph.Thecontrolflowgraphgeneratedinthisarticleasthebasisofthestaticcodeanalysismethodstoimprovetheefficiencyofstaticcodeanalysiscanbeimprovedtoreducetherateoffalsepositives.
关键词：静态分析；基于约束的分析；控制流分析；不动点算法
Keywords：staticanalysis；constraint-basedanalysis；controlflowanalysis；Worklist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217-04
0引言
静态分析在对程序编译、优化以及软件质量保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提高代码质量的方法。控制流图是进行程序静态分析的基础，因此提供一套精确的控制流图，会提高静态分析的效率和质量。
作为生成控制流图的方法，控制流分析是一种识别和构建程序语句间逻辑调用关系的技术，其目的是判定程序块将会如何执行到另一些程序块。一种基于约束分析精简控制流图方法的研究[1]中介绍的加入数据流的基于约束的分析方法可以从语义上约减不可达分支，但对于过程间调用的问题上还缺乏有效的处理机制。本文在基于约束分析的基础之上，加入上下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程间调用的问题，从而生成更精确有效的控制流图。以此作为静态分析的输入可以提高静态代码分析的效率，减少误报。
1研究背景
在一种基于约束分析精简控制流图方法的研究[1]中详细描述了基于约束分析的基本理论，包括格、偏序、不动点、控制流分析等理论，并介绍了两种精简控制流图的方法基于约束的分析和加入数据流的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精简控制流图，但是还不够精确，因为它们无法解决过程间调用的问题。加入上下文的控制流分析主要解决过程间调用，主要思想是使用上下文来区分一些变量的动态实例和程序点，关注如何利用上下文在分析的过程中从多解中选择一个。本文的上下文分析将会使用调用图和控制流图并用的方法，在每个函数的调用点，记录函数调用之前的上下文信息和数据信息，调用过程中记录返回值变量可能的值的取值范围，获得更精确的解。
2加入上下文的分析
基于约束的基本理论及求解方法，已经在一种基于约束分析精简控制流图方法的研究[1]中阐述，下面介绍加入上下文的分析方法。
Uniformk-CFA的主要思想是使用上下文来区分一些变量的动态实例和程序点，关注与如何建模上下文和如何利用上下文来在分析的过程中从多解中选择一个。其中，δ记录了一个动态调用点■，因此在此方法中的上下文最多有■长度的标签序列，而且这些标签序列会在一个函数应用被调用的时候被分析。
■上下文信息
因为上下文将会被用来区分多种变量的实例，所以需要一个上下文环境来记录在现在执行的变量实例相关上下文。
ce∈CEnv=VarΔ上下文环境
上下文环境将会扮演一个类似于语义环境的角色，扩展抽象值来包含上下文环境：
■∈■=■（Term×CEnv）抽象值
需要将抽象表达（fnx=>e和funfx=>e）添加到记录中，本文也会在term的自由变元的定义点上记录上下文环境。
抽象环境■现在将会映射一个变量和上下文到一个抽象值：■∈■=（Var×Δ）■抽象环境
本文将使用一个上下文环境去查找与要研究的变量相关的上下文，然后与通过抽象环境的变量一起使用。这意味着间接地得到了在抽象值中的本地抽象环境的影响。
一致k-CFA分析（uniformk-CFAanalysis）执行类似的抽闲缓存的分析的研究现在映射了一个标记和上下文到抽象值中：■∈■=（Lab×Δ）■抽象缓存
它给出本文所关注的上下文信息抽象值与一个标记有关系。构造了一个缓存，使得每一个可能有影响的上下文环境，本文也都记录了它给程序带来的影响。
3使用加入上下文的基于约束的分析方法生成控制流图
3.1分析步骤本文所介绍的约束分析主要经过下面几个步骤：
①从AST中提取语义约束所必须的节点，并进行重构，使得到的精简的AST树没有冗余的节点。
②本文的控制流分析将会通过定义每个可能执行到的子表达式标记一个数字的方法，提供一种解决约束的解决方案。即在精简的AST树上按照需要的规则标记标识，为制定约束集合提供前提条件。
本文需要标记的节点都是与控制流图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约束下的节点：1）第一类约束与函数的抽象label值有关，对于每一个函数（intx1=Compare2（max3，84））5有：Compare（max3，84）？哿■（2）。2）第二类约束是关于变量值和它们的标识的：如果一个变量x所标的Label是？，■（x）？哿■（？）在程序中每次出现的（x）？，都有■（x）？哿■（？）。3）关于函数功能的，每一个函数调用点和每一个可能调用它的函数，我们都有：在功能上，形参被实参约束；函数体的结果是调用的一个可能结果。
③制定有限的约束集合，针对分析中的侧重点不同，使用的算法也不同。0-CFA主要侧重对语义本身的分析，生成的控制流图是完整的控制流图。加入数据流的控制流分析可以根据数据流来约减一部分控制流图，去掉逻辑上不可达的分支，详情请见论文[1]。Uniformk-CFA加入上下文的控制流分析可以根据上下文调用关系来约减一部分控制流图，初步解决过程间调用的问题。
④使用图形形式化方法，使用有限的约束集合作为输入，输出就是最小解（Worklist算法）。最小解求出之后，就得到了每一个变量实际对应的集合，再根据图形形式化方法中对于边的定义，可以生成控制流图和调用图。
⑤根据最小解绘制控制流图。
3.2加入上下文控制流约束集本文的上下文分析将会使用调用图和控制流图并用的方法，在每个函数的调用点，记录函数调用之前的上下文信息和数据信息，调用过程中记录返回值变量可能的值的取值范围，获得更精确的解。
对于保存所有的常量节点Literal，进行如下的约束集构造：[Literal]■，■■■c？always
对于保存所有的变量节点：Name进行如下的约束集构造：[Name]■，■■■x？iff■（x，ce（x））？哿■？■，δ
对于函数用x表示它的变量，e0表示函数体的话，可以有如下的约束集构造：
[fn]■，■■■（fnx=>e■）■ifffnx=>e■，ce■？哿■（？，δ）
wherece■=ce|FV（fnx=>e■）
对于if语句，加入上下文的约束构造集合如下：
[if]■，■■■if（Expression）■then（Statement）■else（Statement）■■
iff■，■■■（Expression）■∧
■，■■■（Statement）■∧■，■■■（Statement）■∧■（？1，δ）？哿■（？，δ）∧■（？2，δ）？哿■（？，δ）
对于函数之间的调用，假设t1和t2都是函数，那么把t1调用t2暂且表达为：t1t2，意义是t2的返回值是t1的参数，那么约束集构造为：
■，■■■t■■t■■■
iff■，■■■t■■∧■，■■■t■■∧
（？坌（fnx=>t■■ce0）∈）■（？1，δ）：
■，■■■t■■∧
■（？2，δ）？哿■（x，δ0）∧■（？0，δ0）？哿■（？，δ）
whereδ0=[δ，？]k
andce′0=ce0[x■δ0]）∧
（？坌（funfx=>t■■，ce0）∈）■（？1，δ）：
■，■■■t■■∧
■（？2，δ）？哿■（x，δ0）∧■（？0，δ0）？哿■（？，δ）∧
（funfx=>t■■，ce■∈■（f，δ0）
whereδ0=[δ，？]k
andce′0=ce0[f■δ0，x■δ0]）
其中，fun是递归函数，f为函数名，其它定义同fn。
3.3求最小解一种递归的计算集合的解的方法就是使用约束的图形形式化（Graphformulationoftheconstraints）。这种方法将会将把？∈Lab*和x∈Var*初始化为节点C（？）和r（？）（其中C（？）对应于上文所述的■（1），r（1）对应于上文所述的■（x））。对于每一个节点p，有一个数据领域D[p]，被初始化为：
D[p]={t|（{t}？哿p）∈C*〖e*〗}
为了更详细的描述，请看解决约束的算法。它的输入是约束集合C*〖e*〗，输出是解■，■∈■*×■*。它的主要操作都是基于下面的数据结构：
①一个工作表W，里面存储着一系列的节点，这些节点的边都需要遍历。
②一个数组D，每个节点都给出一个■*的元素。
③一条边E，每个节点都从一个可计算的前驱节点列表中给出约束列表。
节点集合由在■*的l中所有的C（1）和在Var*中所有的x的r（x）组成。这个算法的第一步是初始化数据结构。第二步建立一张图，并且执行初始化的程序片段到数据域。这一步的建立时使用了过程add（q，d）：在D[q]中包含d，且如果d不是D[q]的一部分将q加入到工作表中。第三步是继续遍历直到工作表为空。第四步是用更熟悉的格式计算解。
解决约束的算法（Worklist算法）如下：
INPUT：C*〖e*〗
OUTPUT：■，■
METHODStep1：Initialisation
W：=nil；
forqinNodesdoD[q]：=？
forqinNodesdoE[q]：=nil；
Step2：Buildingthegraph
forccinC*〖e*〗do
caseccof
{t}？哿p：add（p，{t}）；
p1？哿p2：E[p1]：=cons（cc，E[p1]）；
{t}？哿p？圯p1？哿p2：
E[p1]：=cons（cc，E[p1]）；
E[p]：=cons（cc，E[p1]）；
Step3：Iteration
whileW≠nildo
q：=head（W）；W：=tail（W）；
forccinE[q]do
caseccof
p1？哿p2：add（p2，D[p2]）；
{t}？哿p？圯p1？哿p2：
ift∈D[p]thenadd（p2，D[p1]）；
Step4：Recordingthesolution
for？inLab*do■（？）：=D[C（？）]；
forxinLab*do■（？）：=D[r（？）]；
USING：procedureadd（q，d）is
if（d？哿D[q]）
thenD[q]：=D[q]∪d；
W：=cons（q，W）；
4实验结果
4.1被测程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的测试用例选择的代码比较短小，但是能说明问题。对于一个程序使用加入数据流的分析，加入上下文的分析可以使控制流图更加精确。
1.publicbooleantest（）{
2.booleanresult=false；
3.inta=10；
4.intb=5；
5.intmax=0；
6.if（a>b）{
7.max=a；
8.intcmpRst=Compare（max，8）；
9.if（cmpRst>0）{
10.result=true；}
11.else{result=false；}}
12.else{max=b；}
13.returnresult；
14.}
15.publicintCompare（inta，intb）{
16.intresult=0；
17.if（a>b）result=1；
18.elseresult=-1；
19.returnresult；
20.}
4.2加入上下文的控制流图的分析结果针对测试程序，加入上下文的分析结果如图1。
分析测试程序可知，对于子程序Compare，如果没有加入上下文的分析，那么子程序中的两个分支是需要都体现在控制流图中的，默认的是两个分支都可达。但是此程序使用加入上下文分析后，可以准确的判断其中的一条分支是不可达的。同时对于主程序test，经过加入上下文的分析后，可知被测文件的13行else分支也是不可达的。
4.3加入数据流和上下文的分析结果如果同时构造加入数据流和上下文的约束集，可以得到如图2的结果。
由图可见，当加入了数据流和上下文的约束集之后，分析变得更精确。
5结论
近年来，静态分析作为软件质量保障的手段之一越来越被重视。静态分析中的很多技术都以控制流图作为基础（例如：可利用表达式分析，忙表达式分析，到达定义分析，活性变量分析，常量传播分析，形态分析），所以提供一套精确的控制流图对提高静态分析的效率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介绍的Uniformk-CFA分析，可以记录上下文相关变量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程间调用的问题。比起0-CFA分析和加入数据流的分析，加入上下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对控制流图进行精简。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到，同时使用Uniformk-CFA和加入数据流的分析可以比较精确的对控制流图进行精减，提高静态代码分析的效率，降低误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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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集约利用；城市化；耦合关系；空间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3-6281-07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3.069
Abstract：Byusingthespeedevolutionmodelinphysics，thespace-tim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landintensiveutilizationandurbanizationwasanalysed.Andtherelationshipwasdividedinto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entropyincrease，degradationdisintegrationandanewcyclegeneration.Atthesametim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areawasfurthersubdividedfortheearlyrunningperiod，interimcoordinationperiodandlateantagonisticperiod.Finally，byusingARCGIS10.0softwaretocarryouttheregionalanalysisandspatialclusteringanalysis，JiangsuProvincewasaclusterdevelopment：theSouthofJiangsuregionwashighconcentration，thenorthernofJiangsuareawaslowconcentration.
Keywords：landintensiveutilization；urbanization；couplingrelationship；spatialclusteringanalysis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面积地区出现增划经济开发区，扩大城区面积，这种无序的扩张行为，导致城市土地粗放利用，严重威胁到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因此，第25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提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推动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针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国外大体从以下三种角度研究：一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划理论分析研究[1]。二是基于土地资源配置和规划的模式分析研究[2]。三是基于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角度分析研究[3]。而国内则大体从以下两个角度研究：一是通过学习国外土地利用理论研究国内土地集约利用[4，5]。二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分析、评价土地集约利用。
一些学者基于城市化进程中不同阶段发展速度水平，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表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的效益最大化[6]。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存在明显不同，从人力资本型集约到资本技术型集约，再到结构型集约，最后形成生态型集约[6]。最后，根据上述研究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系，制定出合适的土地政策，合理进行土地资源配置。不过，上述研究虽然创新点十足，但几乎都为定性分析，未引入定量模型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关系，更没有实证研究。
本研究引入物理学当中的速度耦合关系模型，定量分析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关系，以2004、2007、2010年以及2013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计算综合因子得分，借助耦合模型，测算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度。并基于SPSS17.0和ArcGIS10.0对江苏省进行空间聚类分析。为国土资源部门制定土地政策，优化城市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1理论与基础
1.1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内涵
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是指以提高经济社会总体效益为目标，以现有平均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设施为标准在满足生产生活合理环境水平基础上，实现土地资源投入产出的最大化[7]。
城市化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概念是人口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8]。广义概念是除人口城市化以外，人们通常所说的土地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9]。简言之，狭义与广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人口城市化为基石，城市化的广义概念都是从人口城市化延伸出来的，“人的城镇化”[9]也正验证了这一关系。
1.2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耦合关系
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10]，土地集约利用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1]。土地集约利用作为一个系统而言，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12]，受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产出程度3个因素的制约。土地集约利用系统通过优化土地布局，增加土地存量，来实现城市化系统内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相反，城市化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导致的，所以空间集聚性是城市化的显著特性，空间集聚成为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来源[13]。这种空间集聚是伴随着人力、资本以及土地的汇聚。汇聚程度越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强，汇聚程度越低或分散，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弱。因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关系，将直接影响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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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通软是首批认定的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中国著名的ERP软件及服务供应商，在咨询服务、IT规划、软件及解决方案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作为ERP实施的典型案例，其在中铁二局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成功应用，满足了集团企业垂直集中管理的要求，实现了“集中于咫尺之内，控制于天涯之外”的目标。对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快速做出反应，使财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决策性转变，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铁二局成立于1950年。成立之初，元帅授予“开路先锋”大旗。半个多世纪以来，二局人始终高举这面旗帜，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参建铁路100多条，共计9000余公里，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信息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以建筑业为主的特大型综合施工企业，总资产和年营业额均在100亿元以上，其控股子公司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铁路建筑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公司三度位居“中国500家最大建筑工业企业”之首，无论是声誉还是核心竞争力在建筑行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快速发展遭遇管理瓶颈
从目前建筑行业的应用来看，大部分企业都进行了信息化建设，而中铁二局作为铁路建设行业第一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上市的企业，辖有大小会计主体700余个，财会人员1100多名，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础较好。集团高度重视财务信息化，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展会计电算化，自行开发并在集团各单位广泛推广使用“易通”财务软件。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增强，以及建筑企业特有的财务管理与核算要求，单纯的财务核算软件已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对于中铁二局来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财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财务规范制度不能落到实处。
2.分子公司、指挥部、项目部分布国内外，各自建立自己的账套，数据孤立、分散，缺乏统一的对比、分析、监督、考核平台。同时，上级单位无法实时、准确了解各分支机构的财务状况。
3.管理成本高：大多数项目部地处偏远地区，现场审计成本高、效率低；内部交易、债权债务虚增业务、权益变动等业务需要人工识别、调整以及报表层层汇总上报等，导致合并报表编制周期长、耗用人力大；预算指标的下达、上报等都需要手工进行，同时还需要多个单位、多个部门参与，多个领导审批等，这些环节导致预算编制周期拉长。
4.上级单位无法实时了解资金存量、分布情况以及大额资金流向，尤其对异地资金的管理和监控缺乏有效信息手段，资金使用风险大；资金管理人员忙于资金的筹措，而无暇集团资金的监控和分析，导致财务风险较大；资金预算停留在手工阶段，集团层面不能适时掌握资金存量，难以保证收支平衡，融资压力较大。
5.费用支出不能实时控制，既定预算不能严格执行：大量工作处理停留在手工阶段，由于缺乏集中式信息技术的支撑，财务信息不是即时反映，从而费用的控制更多的是事后审核，未将对费用的控制前移，预算对费用的控制也形同虚设，起不到控制作用。
6.成本核算和过程控制是管理中的盲点：现有的财务软件数据流向是单向的、静止的，只是对企业运营结果的财务记录，不能反过来控制、影响企业的运营过程，尤其是成本控制方面，不能对施工的每个作业链进行考核、控制。
目标：集中于咫尺之内控制于天涯之外
2004年下半年，中铁二局集团开始集中式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并列入2005年科研项目。通过大量的调研、选型和论证，中铁二局选择了在集团管理高端市场具有领先优势的浪潮集团，强强联合，共同进行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以满足集团700多个独立会计实体的财务核算与管理的需要，建立中铁二局全集团国内外所有分、子公司和项目部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达到“集中于咫尺之内、控制于天涯之外”的目的。
2005年7月，项目实施工作正式启动，先后完成了需求调研与方案设计，制定了《中铁二局财务管理信息化主要应用需求》、实施方案、标准建账方案和内部抵销业务处理方案；集团各单位113个会计主体共254人参加了系统培训；2005年10月，开始系统并行；2006年1月1日系统正式上线；2006年7月，项目通过集团内部科技成果评审。
项目验收会上，各评委一致认为：中铁二局财务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基于浏览器的B/S构架，采用集团“一套账”的模式，系统功能强大，运行安全稳定，维护简单，操作方便，数据集中共享，适合中铁二局项目众多、分布广泛、管理分散的行业特点，能够满足中铁二局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需要，同时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决策相关性，有利于财务信息的实时集中监控和管理，满足了集团财务集中管理的要求。
截至目前为止，该系统已成功应用到集团公司、股份公司本部、分公司、指挥部、事业部、直管项目部及子公司本部等110多个单位，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集团建立了统一的基础数据和标准，统一了财会政策，实现了财务集中管理；优化了财务报告流程，实现实时并账、并表；实现了异地实时动态查询与分析，可进行数据透视，充分发挥集团总部的远程事前预测、事中监控职能；建立了实时的管理驾驶舱系统，帮助管理层发现企业潜在的问题和发展机遇，轻松驾驭企业管理，让集团管理者“集中于咫尺之内，控制于天涯之外”的梦想成为现实。
效益分析
实现会计集中核算，统一标准，优化流程，大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通过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完善，实现了会计集中核算,统一了全集团的标准科目体系和财会政策；大大优化财务报告编报流程，缩短报表周期；实现远程实时穿透式查账、分析和监控，大大加强了集团财务控制的职能，对直属单位经费支出、子公司资本支出等预算的过程控制都成为现实；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大大提高。
强化集团财务监控，实现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过渡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有利于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集团各单位的财务状况，满足集团企业垂直集中管理的要求，对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快速做出反应，正确地进行决策，财务从核算型真正向管理型、决策型转变，大大提高决策质量。
经济效益用数字说话
截至目前，进入中铁二局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会计实体共有115个，平均每年可节约成本800多万元。
其中办公费用降低：按每个单位每月节约纸张、耗材等100元计，则每年可节约办公费用13.8万元；
通讯成本降低：按每单位每月节约电话费200元计，则每年可降低通讯费用27.6万元；
节省人力与差旅费用：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检查和下级单位到上级单位汇报的频次和时间减少，按每单位每年节约6万人力成本和差旅费计算，则每年可节约费用692万元；
【关键词】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失信行为实证分析
有关地方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失信的问题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学界与民间均见仁见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执政行为面临其执政范围内的具体约束。地方政府有些执政行为虽满足上级政策，却没有带来效率；有些执政行为看似与上级精神相违背，却是符合其辖管范围内的经济运行需求、满足效率的原则。孰是孰非不能仅凭一家之言，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试图实证的分析地方政府在面临不同局限条件时行为的变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给出合理解释，在推测地方政府行为的基础上给出建议，努力使上级、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之间的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本文中，分析方法采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以需求定律作为一切解释的出发点。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经济人必然力图使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因此当一系列局限条件给定时，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总的交易费用一定处于最低的水平，否则总会有人出于私利将自己的资源配置到减少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上，只要在他看来作为代价资源的付出小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如果降低交易费用努力的过程，若不会使其他人的福利降低，那么属于帕累托改进；若降低他人福利，将会面临科斯定理所针对的情况，此时如果由政府出面阻挠经济人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将损害经济人利益。如果这一损害与其所造成的其他人的福利降低的水平并不相等，那么他们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可以交易的空间，以引导他们彼此交易以使自己的损失变得更小，直到至少一方认为继续交易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社会总体看来交易费用必然最小。
若要使交易费用在整个社会看来变的更小，唯一的方法是引入新的局限条件，这一情况就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的作用就是帮助制度的制定者使其自身面临的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市场是一种制度，由私人来配置资源；政府也是一种制度，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市场和政府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上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对各自交易费用节约的比较。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都属于对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因此，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就体现在对社会交易费用节约的多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那么它的执政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以下就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开始，采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
案例：公共品投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或准公共品具备其中的一条属性），因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体收费困难（非排他性），所以这项工作应该由政府完成，比如国防。但是，仅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少公共品其意义能够与国防等同从而非政府投资不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投资所依赖的资金也无非是纳税人上缴的税金，同样数量的货币，是由民间经济力量来支配还是由政府来支配经济效率更高呢？由于民间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政府充分，且“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要细心”，在非公共品领域的投资上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政府的投资就其可以选择的范围应该集中在公共品投资上。事实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属于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这是因为，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公民对税收的交纳，这就相当于私人（对应不同的民间经济力量）联合起来委托政府进行了一项经济活动而不是他们选择自己进行这项经济活动。
如果私人直接出资提供公共品，由于公共品非排他性，对消费个体监督的费用颇高以至于无法对其实行收费，因此提供公共品的私人放弃了对消费个体收费的权利。但是如果放弃的本身能够带来一项收益并足以弥补因为放弃而产生的成本，那么公共品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例如，在自助餐中，买方只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金额，对食物就可以尽取所需，直到消费者边际效用为零。卖方承担提供“自助餐”的义务，那么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自助餐所提供的“免费”食物具备了非竞争性，已成为准公共物品，但它却是由私人提供。消费者享用的食物来自卖方付出成本的获取，因而如此“免费”的行为对卖方而言是放弃了对应的收费从而属于成本，但另一方面，卖方因为不用操心顾客具体需求从而节约了对菜品的整理、监督等费用，后者对交易费用的节省大于前者对交易费用的支出，所以私人才愿意并且提供这种（准）公共品。
“自助餐”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思路，虽然公共品由于非排他性而难以收费，但是如果对其的提供能够伴随着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后者大于前者，那么公共品就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蕴涵着私人提供公共品对自身有利可图并且符合效率）。如果因为难以收费而放弃的收益（交易费用）大于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那么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就是有效率的。
因此，对公共品的提供面临着两难冲突，即提供公共品希望放弃的收益越小越好，而对其它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越好，解决这一两难冲突的关键就在于对交易费用放弃与节约的比较。到底由私人还是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在于谁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更有利。如果对某一种公共品的提供私人将比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地方政府却执意要承担起对该公共品的供给，无疑是执政能力低的表现。
【关键词】：设计原则；总体框架；施工管理措施；现状下激励机制
一、设计原则
1、绿色建筑设计是建筑规划师及设计师进行绿色生态建筑全过程设计指导，从建筑布局，景观设计，到建筑护结构，内部格局以及系统设计，都存在建筑节能设计的极大空间，优秀的设计能够在不增加投资甚至减少投资，大大节约建筑的运行成本，提升建筑品质的同时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损害。绿色建筑方案设计与结果评估建筑物全年逐时能耗分析小区热环境，风环境，日照模拟评估，室内环境品质评估；自然通风，照明采光，热舒适性评估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设计：墙体构造，遮阳，门窗幕墙系统节能方案设计建设项目新能源资源分析、能源利用总体规划节能空调系统技术经济分析：热泵应用，滞水层技术，空调系统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行性论证：太阳能光热，太阳能光伏，风能应用，生物质能应用，其他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光导管应用，节能电梯，智能照明，绿化，雨水与中水利用。
2、方案需因地制宜项目调研
（1）应结合当地的发展方向及当地特色来开展新城的低碳生态规划工作，对当地的相关规划及本地特色进行性一定的详细调研。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a）开发区域现状调研b）生态城管委会调研C）地区整体现状调研.
（2）制定低碳生态指标体系
根据低碳生态规划目标，制定生态规划指标，并对各个指标的量化数值进行一定的可行性分析研究。
（3）编制低碳生态指标实施导则
对低碳生态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将各个指标具体分解到落实层面，指导生态城的规划和建设。
（4）低碳生态城经济效益分析
详细分析进行低碳规划涉及到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增量投入及建筑方面的增量投入，并分析进行低碳生态规划带来的各方面的收益，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5）、制定低碳示范技术体系
针对开发区域的规划制定低碳生态指标，充分考虑不同地块的功能性质却别，将指标融入地块的规划及设计中。
二、总体框架
绿色施工总体框架由施工管理、环境保护、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六个方面组成（图1）。这六个方面涵盖了绿色施工的基本指标，同时包含了施工策划、材料采购、现场施工、工程验收等各阶段的指标的子集。
图1绿色施工总体框架
项目经理部实施绿色施工管理主要包括组织管理、规划管理、实施管理、评价管理和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五个方面。
三、施工管理措施
建立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各项目部要成立由集团总公司公司、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项目部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工程项目绿色施工全面工作。
“绿色施工管理领导小组”应明确专人负责其单位职责范围内的绿色施工管理工作，制定绿色施工管理责任制度，并组织实施。集团总公司责任集团总公司是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的责任主体单位，应向施工项目部单位提供建设工程绿色施工的相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求施工单位整改或停工。施工项目部单位责任
集团总公司在内部考核文件及内部承包合同中对施工项目部单位的责任应约定如下：
施工项目部单位是建设工程的绿色施工管理的直接责任单位，负责具体实施绿色施工的各项工作要求，项目经理是绿色施工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的绿色施工负总责。各专业分包单位应服从总承包项目部单位的绿色施工管理，并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绿色施工负责。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绿色施工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组织绿色施工教育培训，增强施工人员绿色施工意识。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定期对施工现场绿色施工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做好检查记录。
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区和生活区应设置明显的有节水、节能、节约材料等具体内容的警示标识，并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施工前，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施工现场环境保护和人员安全与健康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按照集团总公司提供的设计资料，总承包项目部单位应统筹规划，合理组织一体化施工。施工合同中应约定施工单位绿色施工的权利、义务，及相关处罚措施，并应便于操作。
四、现状下的激励机制
绿色建筑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组成部分的低碳建筑的发展，必须意识先行。然而，现阶段绿色建筑理念并未普及，人们绿色建筑意识淡薄。往往激励企业注重短期的“低投入”、“高产出”，而这一“低投入”就必然伴随着“高碳排”。因此，旧有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依然存在，并严重阻碍了绿色建筑在我国的推行。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及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阶段，由于缺乏先进、有效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技术，经济仍停滞在高能耗、高排放发展的落后时期，这势必带来更多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由于投入所限，至今尚未建立行之有效的绿色低碳监测系统，也是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重要制约因素。有数据表明，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使用中央空调的能耗为普通建筑能耗的2―3倍，由于缺乏对大型公共建筑的碳排放量的监测数据，不能及时观测与控制这些建筑的能耗和碳排放情况，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建筑能耗大户高碳排的问题。对绿色建筑的认识不足，相关政策的缺位，以及目前我国科技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的限制、技术转让费高昂、产业结构的失调等，都极大地阻碍了低碳建筑的发展。
五、【结束语】在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打造国际水平的绿色建筑将对绿色生态城市建设和推进绿色建筑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对于业主、建筑承包商、或物业管理单位而言，绿色建筑评价不但能帮助管理者发现建筑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更能极大的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建筑物出租率和商业回报。目前，我公司将推广绿色建筑作为企业形象建设和社会责任之一。
【参考文献】
1、《绿色建筑概论》刘加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关键词：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契约选择；农地租赁；股份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013-08
农地流转是伴随着家庭承包制度实行应运而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政府“稳定地权”和“减负增收”等农业促进政策的落实，农户家庭收入“拐杖逻辑”的强化，刘易斯拐点的不期而至等，导致了可流转农地的潜在供给的增加，提升了农地流转的制度需求，乃至农地流转模式的创新。不同经济区域出现了迥异的农地流转模式选择，亟待理论解释，但已有研究文献，依然仅专注于农地流转规模及速率变化的实证研究，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农地流转模式的区域差异较少涉及。鉴于此，本文基于不同地区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偏序，以契约选择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提供制度解析，以期为传统农耕地区的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提供政策思路。
一、研究文献述评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历时久远，有关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文献也浩如烟海，但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区域差异却亟待学者提供制度经济解释。1984年《宪法》确定农村集体的农地所有者身份，意味着农地所有权从国家到农村集体的转移，激发了农地制度变迁的自发性创新，带来了农地制度的区域多样性（姚洋，2000）。实际上，农地制度变迁是国家对于农地从全面管制到管制放松的动态过程。就农地产权而言，农地流转意味着农地产权集柬中部分权力的转移，是转让权的实施过程，而转让权的管制放松则是农地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何一鸣和罗必良，2011）。翻然而，相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言，尽管农地流转规模和速率都严重滞后（刘芬华，2011a），但农地流转模式从细碎化转租、向集体反承包，再到股份合作制等整体流转变化（史清华和贾生华，2003；刘芬华，2011b）。广东省作为较早探索农地流转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股份合作制模式为主，而传统农耕种植业地区，则以零碎化的转租为主，且规模不大（张德扬：2004）。[蜘在内地经济次发达地区，都市经济圈内的租赁行为比重较高，而其他地区的转包比率显著（邵景安，魏朝富和谢德体，2007），至于豫东北平原典型的传统农业经济区，“代耕”而不是流转却是农户的理性选择（刘芬华，2011a）。究其缘由，家庭收入处于“拐杖逻辑”中的农户，对于农地保障功能的依赖存在差异。
农地流转的契约选择，受到农村集体组织力量、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农户意愿和行为目标等因素的制约。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组织力量在农地整体流转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地区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以及凝聚力等，决定着农户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程度，也决定了农村集体组织的号召力。当然，农村集体组织“强权干预”的农地流转也存在着诸多诟病（李怀，2009）。但是，更多地区，包括广东省的欠发达地区，集体组织力量薄弱，农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户自发的农地流转多是“亲缘、地缘”关系中的口头契约，流转交易主体的地域空间小，即使存在书面协议的农地流转，契约安排格式各异，协议条款规范性差，有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相当模糊（叶剑平，蒋妍和丰雷，2006）。
有文献从交易费用视角研究农地交易契约安排的差异问题。黄英良（2005）比较了市场、政府和中介等不同主体组织的农地流转形式的交易费用问题，其结果认为中介组织能够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省。而王颜齐（2011）则把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归结为双边交易和集中交易的区别性结果，中介组织介入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收益预期。因此，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李孔岳（2009）认为不确定因素，诸如合同缺少公正、行政无端干预以及政策不明确等，对于农地流转形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而资产专用性对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有限。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如何建立实现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运行机制上来，根据不同的农地环境的资源属性和交易特性，构建农地流转的不同组织形式予以匹配（何一鸣和罗必良，2011）。
上述文献表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交易费用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预期收益确定的前提下，本应该受到交易主体最为关注的交易费用最小化，为什么没有成为不同地区农地流转交易的共性追求？农地流转模式（无论反承包、转租，还是股份合作制）选择的内部制度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匹配问题（Ensminger，1992），即市场经济不同发展形态下的市场组织嵌入交易的程度及其在交易费用最小化追求中的角色问题，应该在农地流转模式区域差异比较研究中得到应用和拓展，成为农地流转问题研究的制度分析架构。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以农地流转中的租赁和股份合作制两种契约形式为分析对象，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区域差异寻求制度解释。并以广东省的中山市和清远市作为本文比较分析的典型样本地区，通过两地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差异分析，以期归纳出适应不同经济区域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一般性理论依据。
二、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适用性描述
WiUiamson（1975）、Hart和Moore（1999）等研究发现，因为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大于零的交易费用等，现实经济中的交易契约是不完备的。在契约不完备性理论语境中，为保证交易契约得以正常执行，即为保证交易得以按照契约规定进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三种费用（Tirole，1999），包括预见成本、缔约成本和证实成本等，构成所谓的交易费用。不同契约安排会产生不同费用，这被称为是制度安排的效率差异。组织（第三方）对于交易的嵌入，会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但组织的嵌入，本身却会产生管理费用。因此，组织是否嵌入交易，一方面在于交易规模能否支撑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则是，在交易具备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关键在于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之间的比较，这是科斯（1937）的企业性质的真谛。
契约不完全性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契约选择的目的是基于不会发生再谈判成本的预期，诱使一个有效的投资水平发生，即不完备的契约能够得以执行；而交易费用理论则将有限理性视为理解契约关系的核心概念，是鉴于契约是不完备的，并且假设签约当事人可能利用该特征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契约关系就应该是交易费用最小化过程的结果。因此，契约安排不仅是一种诱使有效投资的激励工具，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事后适应性工具（适应效应），即防止专用性资产被签约后敲竹杠问题。基于契约不完备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我们把关于契约选择的两个命题引申为本文所选择主题研究的基本定理。
命题Ⅰ，在特定交易中，可被剥削的准租金（源于资产专用性）越多，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机会主义行为，当事人就越是希望契约是长期且完全的，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再谈判。
命题Ⅱ，交易越是不确定，当事人就越是希望契约是短期且不完全的，从而避免被陷入不利的长期契约。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每一种交易都是一种契约，根据不同契约带来的交易费用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交易双方经协商谈判达成一致后签订契约的同时，也即确定了协商机制及其初始的交易费用水平，双方签约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交易净收益。基于此，可做如下推测：（1）一些契约未能达成的原因，正是初始的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带来的净收益过少。（2）已达成的合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从而交易费用的增加难以避免。因此，双方当事人在各自可能的契约集合中，倾向选择自己的交易费用尽可能小的契约安排。（3）在履约过程中，原有契约条款不适应环境或者资产专用性的变化，而且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增进双方收益的获利机会，双方会再谈判一致同意修改契约条款，即契约的适应性完善。
在本文中，农地流转的两种交易契约安排，指农地租赁契约形式和股份合作制契约形式。之所以比较这两种契约形式，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区域的农地流转主流模式和传统农耕地区的农地流转主流模式，也是中国各区域经济中农地流转模式的两个极端模式，具有代表性。
（二）农地租赁契约安排
1农地租赁的简单交易过程。农地租赁是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农地租赁出去，承租人是承包农户所在集体组织之外的农户（或者农资企业），农地的流出方与发包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不发生变化。承租人通过租赁合同取得农地的承租权，并向出租农户支付租金。
农地租赁契约签订前，租赁双方要搜寻交易对象，在可选择的交易对象集合内进行交易谈判，协商价格及安全保障条款，经过比较确定唯一交易对象（双向选择），在谈判达成一致后签订租赁合同，进而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出现争议时做出保护合法权益的诉求和努力。租赁契约属于双边交易，满足了双方的流转需求，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作出交易决策，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投入。
2农地租赁的交易费用的结构拆分。如果把农地流出方的交易收益简化为一个公式，则为：
交易收益=交易价格-（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农地流出方自我经营所交易农地时能够获得的最大收益。对于农地流入方（承租方）而言，其交易收益的简单公式为：
交易收益=农产品产出收入-（交易价格+交易费用+生产成本）
观察上述两公式可知，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交易双方能否达成交易的共有影响因素，这意味着，交易费用的降低是互利的，理论上存在着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合作降低交易费用的自发激励。
3农地租赁交易双方存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动机。按照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双方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降低交易费用。
（1）自我履约，主动减少或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升相互信任水平，减少摩擦；（2）信息主动共享，降低信息搜寻费用；（3）合作开发农地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升合作收益水平（共享其他获利机会），使交易费用与交易收益的比例缩小；（4）联合起来的规模交易，减少交易次数，降低单笔交易费用。比如对于农地流出方而言，组织的嵌入可以降低谈判成本。组织的参与，使得流出方不再是单独进行交易，而是联合的多个流出方的集体行动。集中较大规模的农地面积，有组织地进入交易市场，既增强了独家农户所不具有的集体谈判话语权，也因流出农地规模扩大从而扩大了市场交易方式的选择空间。对应地，具有农地流入需求的经济组织，如农资企业更加青睐农地的连片经营，更加愿意出较高的价格，因为这样更适合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
中介组织可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专门交易市场服务机构等，也可以是其他市场化组织。但是，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会产生组织管理费用，从而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但组织的介入。因为其强有力的配对能力和中介能力，也会带来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减少。各种组织在管理费用和非组织费用节省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但无论何种组织成为交易中介，都存在着组织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建立在“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产生于相互熟悉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乡村的声誉机制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因，更有可能成为首选的组织形式。在引入现代产权制度——股份制后，股份合作契约形式应运而生。
（三）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
1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交易过程
农地流转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是指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形式集中农地，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农民由承包权证交换股权证（张德扬，2004）。[句与农地流转的租赁契约安排相比，农地股份合作契约具有多边治理特征。对于农地的流出方而言，农地的股份合作契约安排的交易收益取决于交易费用节约与分担的管理费用之间的比较，而管理费用的分担使得农户个体承担的管理费用大大降低，进而带来的交易收益的增加。从资产专用性视角来看，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能够带来附加的收益内容，即契约相关的专用性资产增值效益，带来交易的总收益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地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作为农地流转的正规制度安排，是当事人基于农地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减少的偏序选择基础上的适应性完善。
2资产专用性对股份合作制交易费用的影响
本文重点从地理位置、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两个维度来解释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农地增值效应。（1）地理位置。作为交易标的物的农地，所处地点不同，其潜在的价值有所差异。地理位置引发的专用性资产增值与农产品特性有关，诸如蔬菜、瓜果等生鲜农产品具有易腐、易损的特性，导致远途运输成本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地区，生鲜农产品需求价格水平高于农村，由此导致在城市周边农地规模流转受到种植大户或企业的青睐。（2）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某个经济区域，由于特殊气候条件、长期工艺积累等与农地物理特征不可分离而形成特殊口味、质地、营养成分，进而形成农产品的特色声誉，对于当地农户来说，是潜在的经济收益。有研究表明（黄蕾、罗明，2007），农产品的特色声誉因为准公共性特征，在农户分散经营方式下容易受损，适合采取有组织的经营给予保护，通过申请原产地地理标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与开发市场等手段，实现特色声誉的潜在市场价值。农地流转基础上的产业化规模经营为特色声誉保护创造了有利条件，采用产权明晰、利益共享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契约形式更为合理。
3制度效率差异
制度效率是指农地交易中的不同制度形式嵌入的组织效率。国内农地流转实践中的股份合作制探索体现了上述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制度创新逻辑，即股份化和合作化更加容易实现农业企业组织和管理形式的一体化，以股份化分配形式共享合作收益，在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决策权的集中化实现对土地潜在收益最大程度的挖掘和集体分享，从而带来交易的机会成本最小（王小映，2003）。但是，农地的股份合作制度，作为标准化的交易契约安排，其在签约阶段，不仅存在着组织管理的严格约束，同时存在着农地交易规模的基本要求，小规模的农地交易，其最终收益难以支撑中介组织嵌入的组织管理费用，而且小规模的农地交易，其交易范围难以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社会圈层。因此，转租转包，作为小规模的农地流转交易契约安排，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同时，股份合作制契约安排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集体协调的效率下降，导致组织运行成本过高，削弱能够获得的外部利润，因而其约束条件严格，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股份合作制获得适应性自我完善的可能性。
三、广东省的中山市与清远市的区域比较
（一）比较研究案例选择的相关说明
广东省整体农地流转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但省内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张征，2009）。截至2010年10月，广东省农地流转面积为582万亩，占全部农地面积的20.8%（冯善书，2010）。我们选取中山市与清远市作为比较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1）两地流转规模与形式的显著差异。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山市统计局统计的全市农地流转率为80.46%，股份合作模式的集中流转为主，而其农地流转规模则为股份合作制模式奠定了规模基础。而清远市统计局统计的全市农地流转率仅为1.47%，以自发性的租赁方式为主，当然其中也存在政府引导。（2）两地的农地资源价值、交易规制结构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易于比较其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理解两地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差异原因。（3）两地文化差异不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区域差异的变量可控，所得结论更具有政策价值。
（二）两地区的农地流转差异描述
中山市与清远市两地区的农地流转交易契约的主体模式分别为股份合作与租赁，两种契约选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包括农地价格、契约期限和交易收益方式等在内的契约内容；（2）契约治理形式。具体如表1。
（三）两地农地流转交易契约选择的制度析分
1资产专用性
（1）地理位置。中山市受益于珠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带以及港澳地区的带动，其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清远市。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拓展了农产品价格的增长空间和农地资本化增值潜力（孙虹桥、朱琛，2010）；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高，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拉动了以蔬菜水果等非粮食作物价格上涨，带来了更高的农地流转收益诉求。地理位置方面的农地资产专用性具有难以替代性，居民收入水平差异预示着中山市的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显著优于清远市，农地流转的规模化趋势以及农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预期远比清远市乐观，股份合作等以集体规划经营的农地流转方式在中山市经济区域内得以积极探索。（2）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市场规模是农地资产专用性的决定变量。本文中的专注性资产主要是指具有特色声誉的农产品种类，因其自然禀赋与历史传统有机融合而形成潜在的、无形的资产价值。据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情报研究所的统计报告，中山市获得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共74个，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30个；清远市荣获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农产品共27个，广东省名牌产品15个。中山市虽然农地面积远小于清远市，但是在专注性资产以及特色产品品牌声誉积累和实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3）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通用性人力资本、经验性人力资本和状态型人力资本三种。虽然后两种人力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表明通用性人力资本越高越容易在非农领域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由此推断，通用性人力资本越高，则在非农领域就业机会越多，对于农地的依赖就越弱，可流转农地供给约束就越能够得到释放。鉴于人年均教育支出与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人年均教育支出指标比较两地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高低。中山市2010年人年均教育支出1068.13元，清远市相应指标565.15元，二者之比为1.89：1；反映在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中，中山市的农户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清远市的2.17倍。中山市户籍人口中仅有9.5%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清远市对应指标则超过50%，清远市转移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拓展农民收入的压力大，农地流转规模难以达到集中交易边界，农地流转的零散交易是自然而然的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从资产专用性视角比较，就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专注性资产）两个因素而言，中山市因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农地资本增值收益较高，导致长期的、完全的契约安排现实需求；清远市则资本增值收益总体相对较低，适合以短期为主、较为简单灵活的租赁形式，但不排除清远市城郊农村地区资本增值收益空间逐步显现，由规模交易逐渐向股份合作制演变。就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因素来说，中山市农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较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较高且远高于农业经营性收入，农地流转需求比较集中，更有利于采取有组织的集中流转；清远市农户通用性人力资本较低，农业就业人口较多，农业经营性收入是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不可缺少，因而自发的农地流转需求规模低，外部企业、种植大户的介入能够提升资本增值收益效应。
2市场组织嵌入与制度效率
中山市农地流转的探索实践较早，2002年开始探索由村组集体主导的农业经营股份合作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农地流转形式，即通过农地反承包然后由村组集体实施农村股份合作制。该地区之所以接近100%的农地流转速率，整体流转的股份合作制交易契约在全部农地流转模式中占据绝对比例，体现出中介组织在农地流转中的协调优势。也就是说，市场制度嵌入程度、政府的制度供给、村组集体组织对于农地流转的态度、中介组织及其发育状况是农地流转速率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
中山市政府把农地流转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推出了系列的促进农地流转规范与创新的政策和措施。为了实现农地流转效益最大化，农户承包农地在流转时不向社会资本开放，而是全部由村级集体的股份经济联合总社从农户手中“反承包”下来，再由村级股份经济联合总社（村级集体）向社会统一发包。鼓励农地向大农户乃至农业企业集中，或者由村集体组织统一核算安排，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园区或者农业基地，安排特色农业产品经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同时就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对于清远市而言，虽然政府大力推出了农业产业化优惠政策，诱致农户农地流转供给，但落实政策的市场组织以及村组集体力量相对薄弱，相关制度的啮合程度低，农地流转行为依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农村社会规范维系。农地流转仅仅发生在亲邻等封闭范围内，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有关，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农户之间存在自发性的农地流转，其中相对正式的农地流转协议，也会有中人见证与担保，但作为组织机构的农村组织，除村组集体在农地争端协调机制上发挥一定作用外，至课题组调研结束之日，几乎没有正式的中介组织介入农地流转过程，或者说农地流转规模难以支撑作为正式制度的中介组织的存在。因此，亟待地方政府推出相关制度予以匹配，以推动农地流转交易超越农村社会圈层的信任关系，提升市场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私人合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