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关系；制度性假设；劳动关系学派
劳动关系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依旧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所研究对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现今，发展为对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关注。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转化，其理论框架也经过反复修正之后日趋完善。劳动关系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界限通常较为模糊，并且将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加以应用，在技术方法上也日趋成熟。随着劳动关系研究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劳动关系学者和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劳动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当然，采用多学科角度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否定或降低某一学科对这些问题的贡献和洞察力，而是要将这一领域里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使之达到一定深度，以实现在不同学科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取得殊途同归之效。
一、劳动关系研究的制度性假设
经济学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其特征为从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作为应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劳动关系，其研究的基础也需建立在这样一种制度性假设之上，即劳动关系中劳资之间存在着持续且对立的利益冲突，二者持续的对立冲突也决定了政府规制劳动关系的必要性。这一制度性假设对劳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劳动关系问题和预测的界定，使其与纯粹新古典经济模型以及大部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相区别。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认为，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产生最佳的经济和社会结果。尽管一些双边垄断模型已经表明当雇主拥有垄断权力时，对工会而言存在一个潜在的收益，但对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完全竞争的市场仍保持着对经济交易的最佳配置效用，包括劳动力市场交易。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核心，认为工会以及其他集体组织所追求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或改变劳动关系中权力平衡机制都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劳动关系研究之初，即建立在韦伯夫妇和康芒斯所阐述的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劳动者个体在与雇主一对一的谈判中，从整体上讲单个劳动者在谈判的力量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如将他们单独置于讨价还价的市场上，工资和就业条件将会降低到社会难以接受的水平，这一前提假设为劳动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介绍有关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理论的三个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国家学派，虽然他们对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持续对立的冲突有着相同的判断，但是对于引发劳资冲突的对立利益，就其来源、冲突的范围以及矛盾的处理看法却是各不相同，这也是这些学派形成的前提假设。
（一）多元论者的制度性假设
多元论者把劳动关系看做是多种动机的混合体，自然也把冲突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因此认为劳动关系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存在着利益差别，是冲突和利益相互交织的共同体。从这一点上讲，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才能有效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以及双方如何才能扩展共同解决问题的范围。既然人们都认为雇主和雇员的利益是合法的，那么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确立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方法和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制度性假设
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学派则把冲突的根源归于工人与生产成果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制造了劳资之间利益上的敌对；二是资本主义的协作劳动形成了劳动者力量，为有效地抵抗资本家提供了基础。该学派将劳资之间的冲突视为一种更全面、综合性的冲突，而不是局部冲突。马克思主义学派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任务是理解劳动过程——即努力控制工作场所中工人与代表雇主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三）国家学派的制度性假设
国家学派形成于70年代后期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该学派将社会视为和谐的有机体，其基本假设是：国家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组织，有一个自主性的结构。换句话说，国家所追求的利益与构成公民社会中所有对立团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主要的考虑是内在与外在的安全、公共秩序、政治稳定的维持。因此，国家应该是一个有自己优先事项计划的独立行为者，有能力制定那些不单纯是反映利益团体、阶级或社会需求的政策目标。至于国家追求公共利益所凭借能力来自于它有完整的、稳定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以及税收作为财政资源（Skocpol，1985）。
这些假设引发了多元论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方法、相关问题界定以及有效数据类型等问题上的争论。譬如：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相信或不赞成任何通过员工访谈或民意测验收集的信息，因为这些方法不能避免雇员会受到上级权威或控制所形成的个人错误意识的影响。相反，他们偏爱对劳动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些过程记录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为争取对权力和生产资源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历程。多元论者也怀疑过分依赖对个体态度调查的可靠性，但他们更倾向采用这种的方法收集有价值的数据、重要事件的范围以及被认为重要的过程。例如，劳资合作被认为更具有积极作用，对研究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假设
在劳动关系领域，政府需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同时，政府作为超越于劳资双方的社会公共权力，既要整合和代表双方的利益，又要缓和双方的矛盾，把劳资冲突控制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范围之内，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政党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假设
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政党意识形态制度性假设，作为政府社会性规制行为的前提出发点，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规制策略的选择。纵观20世纪的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历史，可见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劳动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
美国工会在执政时期，对劳动政策的影响要比共和党执政时较大。1935年，政府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对劳工组织与集体协商提供了具体的保障。到了1947年，共和党政府通过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对工会某些组织与协商行为加以限制。80年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并无重大转变，不过共和党政府对资方逃避集体谈判规定的行为予以有效规范，明显有支持资方、打压工会的倾向。在英国，劳动者在工党执政下的待遇远比保守党执政时期要好，1964年之后的工党政府通过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法律，内容包括签订劳动契约权利，不当解雇的保护、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女工产假、参加工会活动的保护等等。1979-1990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政府对工会极为强硬，她废除了充分就业和产业民主，采取重新规范的产业政策，对工会加诸较多的限制，对雇主则限制较小，同时进行了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上述这些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的政党倾向社会主义，有的倾向社会公平分配，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具体执政策略选择。执政党在控制国家机器之后，会通过财政手段和社会安定立法等方面的措施，在所得重分配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部分产业冲突往往被转移到政治的角力场中，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其在劳动关系规制中的理念以及具体政策的出台，从而我们对劳动关系中政府研究之初，需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判断，才能够深入理解其执政之后的公共政策。
（二）政府拥有规制权利的制度性假设
政府规制劳动关系权力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在劳动关系领域，以雇主和管理者为一方，雇员和工会为另一方的利益冲突中，政府处于中立的位置。从这种观点出发，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在没有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政府才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个体在就业中的利益，或者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某个产业压力集团侵蚀时，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用任何客观的方法来检验或评估。国家利益是任何政府、媒体或其他个人不断宣扬的东西，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或其他人还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制定政策和采取具体行动，而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和具体行动之间是不一致的，这说明并不存在对国家利益的统一认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政策法规不过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述，是政党利益，或者是各选区利益的表述。有人这样来表述：法规政策与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和观点是不可分的，同更广泛的政治冲突和产业冲突是不可分离的。政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一个政府立法和其他政策的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理解英国工党与工会运动，以及保守党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是政治体制中包裹着的一层“民主的糖衣”。不管执政的是哪个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均是要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正是由于政府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所以政府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劳动关系协调”。这种观点认为，制约着各种政策的所谓“国家利益”，与雇主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政府在经济事务和劳动关系事务上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中立的，不再扮演一个活跃的经济行为人角色，而是容忍经济关系中劳资力量的不对称，从而支持了资方。从这一观点来看，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英国工党政府实际上不可能代表非统治阶层的利益行事，尽管每届政府都要披上一层“国家利益”的外衣来处理各种经济问题和劳动关系事务。
美国学者约翰·W·巴德将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定义为效率、公平与发言权。其认为：雇佣的性质决定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运行、民主的生命力以及对人权予以尊重的程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就三者关系来说，社会经济的繁荣要求劳动关系能够创造生产力，但是经济效益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工作不只是经济交易，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要求劳动者得到平等的待遇也作为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标准。此外，不论是出于对于人的尊重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制度的需要，自决权是重要的，这要求雇员对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依据我国劳动关系的具体实践，可将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目标调整为公平、效率和员工参与，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也应以这一目标作为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98.5
[2]基思·怀特菲尔德.产业关系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12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教育培训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达到1.17亿。一方面，针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别无选择，只能转移到城市谋生，而为了增加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必须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是地区差异、工资、选择工作方式的差异、失业率、城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性别。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的聚集倾向。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昉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2]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J].经济研究，2007（04）.
[3]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04).
[4]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经济研究，2007（08）.
关键词：项目成本；劳动定额；成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406.72文献标识码：A
引言：加强项目成本管理，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成为首要任务，劳动定额作为项目成本核算的基本依据，必须作为工作的重心，但现行劳动定额管理却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为使劳动定额工作能更好的服务于项目成本管理这个核心，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要确定劳动定额管理的发展方向。
一、关于劳动定额管理
为了搞清楚劳动定额管理的含义，首先要弄清楚劳动定额的概念。劳动定额是指在相同的生产条件，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消耗的时间，或者是指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从劳动定额的概念分析，劳动定额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商品数量一定；另一方面是时间一定。
从宏观意义上说，劳动定额管理是一系列管理规范的总称，而这些规范制定的依据就是：确保劳动定额管理工作按照正常程序进行。一个企业建立的规章制度是否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管理规范合理性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企业需要按照快、准、全的原则制定劳动定额管理模式；劳动定额管理涉及劳动定额管理的机构或岗位、企业相关领导的相关责任、劳动定额管理的负责人以及分工权限等内容。
二、劳动定额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业务管理覆盖范围过窄
长期以来劳动定额工作偏重于生产岗位定额标准的制定、应用和统计，很少和其他部门发生联系或是有联系也十分少，甚至与其他管理部门脱节，协调性比较差。
2、管理手段以行政命令和控制为主
传统的劳动定额大多依“控制”为核心，它在思想上效率意识不强，在管理手段上主要靠行政命令，考核标准主要是以时间为准。这种传统的劳动定额标准大都是在工人“习惯”性操作的基础上测定的，带有较多的经验估工成分。
3、定额水平偏低
目前的劳动定额水平基本是“平均先进”的水平。项目成本管理要求劳动定额水平必须“科学先进”，而按当前这种定额标准计算的人工成本和工作效率，与按市场价格测算的人工成本和工作效率会出现比较大的差距，不能提供准确的项目人工费控制标准。
二、劳动定额的发展方向
1、在管理范围上，应由单纯业务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为适应项目成本管理的需要，重新设计劳动定额在企业管理中的功能，扩大劳动定额管理的范围，真正纳入综合管理的轨道。研究的基本内容要从生产组织、方法研究到成本控制。通过研究制定生产作业计划，人员调配和技能培训计划，以及成本控制和资产、设备的高效配置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劳动定额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同时，既然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人工成本涉及到一线工人和机关后勤服务人员，所以劳动定额管理也必须是对全员劳动效率的管理：对一线施工人员，通过制定完整的定性、定量考核标准，并将完成的定额工时与工程技术、产品质量、安全、工期、成本等指标一并考核，兑现奖惩；对勤杂、服务人员实行“定岗定薪制”，按其工作任务量、责任大小等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并按考核结果相应发放工资；对机关管理人员根据其在项目成本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工作任务、管理责任、业务水平、贡献系数、劳动态度和特别贡献五项进行考核并分配。
2、在管理方法上，应由“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分档制定定额标准，实行分档劳动定额管理。例如；制定不同档次的劳动定额标准，划分工时单价档次，在贯彻实施中，由操作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定额水平；对施工中的关键工序，可以按高档次确定定额标准，使关键岗位的人员能够享受相应的高待遇。
通过推行全员劳动定额管理，使每个工种、岗位都有一个可以对比的考核标准，在分配时根据此标准折算不同岗位的报酬额，从而避免因各类标准不统一，含水量大造成的不同岗位工作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的现象出现，使不同工种、岗位的工作量都有一个科学的、公平的考核、分配标准，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加强动作研究和方法研究，改进生产工艺，改善工作地布局，优化操作，减少工时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3、通过与项目成本管理的有机结合，促进劳动定额水平的提高
在项目成本管理中可通过对“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办法，将传统的“平均先进”的定额标准向“科学先进”的定额标准转变。通过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追求最大收益的过程和采用先进的制定定额标准的方法，将定额水平逐步推向科学先进，在推进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同时，又提高了劳动定额的水平。
(1)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内容和方式
项目人工费总额承包的内容，主要包括直接人工费、间接人工费和项目部组织及管理人员所需的费用(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兑现费用，工资附加费和劳保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办公费用、施工转移费用和包干费用等现场经费。将这四项费用以承包责任书的形式下达到给项目生产和管理人员。
(2)项目人工费总额的测算
由于项目成本管理要求管理层和作业层在经济核算体系上各自独立，二者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该总额的测算主要依据工程规模大小、技术复杂程度、施工难易程度以及国家和省市有关定额标准，通过对比、分析、计算，确定工程造价，从而测算编制出完整准确、合理的人工费总额。
(3)通过项目人工费总额的分层控制，间接提高劳动定额水平
项目的管理层对项目的工期成本、质量安全目标、文明施工、现场管理等负责，并在施工前签订承包合同书，规定其基本的职责、权限、义务和目标以及奖罚条例。这样使管理层把注意力放到项目人工费上，以项目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全部管理工作都围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开展，为劳动定额管理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结束语：
对于任何一个施工企业而言，要将劳动定额管理模式逐渐规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在施工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劳动定额管理模式又是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不断努力，敢于面对问题，不断完善劳动定额管理模式，进而使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昆亮.浅论企业定额的意义和建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03）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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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关键词：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VAR模型
0引言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1961）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他指出人力资本涵盖了人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诸多内容，一般可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式进行投资积累，其中教育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舒尔茨（1961）根据美国1929-1957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得出美国经济增长有33%来自于教育水平的提高[1]，但舒尔茨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内生性的问题。Romer（1986）、Lucas（1988）指出由教育投资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2][3]。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使用PWT1数据中1970-1990年每隔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从教育、工作经验和健康三方面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Howitt（2005）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并研究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
在此基础上，HongyiLiandLiangHuang（2009）基于M-R-W模型，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王超、罗然然（2004）从教育的财政投入角度出发，研究发现教育投入（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外部促进作用。[7]杨建芳等（2006）基于扩展的技术内生化的Solow模型，以健康和教育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和教育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8]。彭芳（2008）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通过对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9]；但于东平、段万春（2011）指出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具有地区差异性[10]。许长青（2013）基于新古典经济生产函数，根据广东省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贡献作用[11]。刘健、宗华平（2013）指出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存在关联性，教育是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之一，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2]。
纵观以上文献，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较为充分，但主要是从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单方向关系进行研究，而且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静态的视角，侧重于动态角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还只有值得研究的空间。美国计量经济学家Sims（1980）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用于预测时间序列数据，是以内生变量对系统里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做回归，分析随机扰动对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具体分析了江西省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
1实证分析
1.1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1.1.1数据来源
本文中各指标数据选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宏观经济指标，如江西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投入，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遇到数据残缺年份，则利用已有数据，使用数学软件Matlab逐步拟合，进而获取相关指标的完整数据。（考虑到版面原因，原始数据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1.1.2变量说明
1）经济增长（Yt）。经济增长以江西省1978-2011年的GDP作为实际产出量的指标。为了消除价格影响因素，以1978年为基期，根据当年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计算可得各年GDP。
2）物质资本存量（Kt）。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存量K作为物质资本投入的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13]。以1978年为基期，本文中将固定资产折旧率分为两个阶段计算：1978-1990年期间固定资产折旧率按5%计算；1990-2011年期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按5.5%计算，分别测算出江西省1978-2011的物质资本存量。
3）教育人力资本（Et）。本研究借鉴胡德龙（2008）[14]、刘健（2013）等学者测算教育人力资本的方法，依据他们的计算求解过程，最后得到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大学阶段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权重系数分别为1、1、2、6.75。基于此权重基础，测算了江西省1978-2011年劳动人口的教育人力资本，具体测算过程详见参考文献[12][14]。
4）劳动力（Lt）。经济增长中影响劳动投入的因素有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历年就业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
1.2实证分析
1.2.1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异方差现象，对原始数据取对数为lnYt、lnKt、lnEt和lnLt，其数据的一阶差分lnYt、lnKt、lnEt、lnLt表示各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同时，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应用计量经济学Eviews5.0，运行结果如表1所示，lnYt、lnKt、lnEt和lnLt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变换后的序列平稳，即lnYt、lnKt、lnEt和lnLt均是I（1）序列。
注：检验类型（C，T，N）中，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时间趋势项，N表示所采用的AIC自与SC自动确定的滞后阶数。*、**、***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临界值对应的显著水平均为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
通过平稳性检验，lnYt、lnKt、lnEt和lnLt四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要求，即系统存在长期均衡稳定性，故可建立长期均衡模型：
即：
其中，R2=0.992，F=1394.501。式（1）中长期均衡方程（括号内为标准误）内各变量均显著，反映了经济增长与教育人力资本等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趋势，并且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弹性系数远远高于物资资本存量弹性系数，这说明江西省教育人力资本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效用比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用要大。
1.2.2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1）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建立。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存量、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四个内生变量的相互影响的路径变化，基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基础上，建立VAR（p）模型。由以上可知，序列lnYt、lnKt、lnEt、lnLt都是平稳序列，可以建立VAR（p）模型。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的LagLengthCriteria功能，根据AIC和SC和LR法等检验准则，经过多次测验，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p=2，据此，VAR（2）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AIC=-16.387，SC=-15.470，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lnYt=0.573，R2lnKt=0.88，R2lnEt=0.249，R2lnLt=0.08。从以上的VAR（2）模型可以看出，三个变量的拟合效果良好。但VAR模型更加注重整体效果，对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具体给出VAR模型的结论，还需要借助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2）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
seFunction，IRF）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系统中各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轨迹，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可以直观分析冲击对每个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图1中的（a）、（b）、（c）、（d）分别表示当模型中各个变量受到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各个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路径曲线。由于脉冲响应函数对冲击次序非常敏感，故对于不同的内生变量，其冲击次序是不同的。
由图1（a）可以观察到，当本期给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标准差冲击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和其自身的响应是正向冲击，并且对经济增长自身的冲击响应是最大的，冲击波动的幅度逐渐减弱，物质资本在第二期达到最低，随后趋于平稳；对教育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冲击在短期内为负效应，随后冲击逐步减弱，教育人力资本稳定性存在滞后性。
图1（b）为内生变量对物质资本冲击的响应。短期内物质资本的冲击会对经济增长、教育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自身产生正向冲击效应，对劳动力产生负向效应，物质资本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是最大的，随后冲击的波动幅度逐渐减弱趋于收敛。这说明长期内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拉动作用；短期内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劳动力投入带来负效应，劳动与物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物质资本投入会挤占劳动力投入。
图1（c）为内生变量对教育人力资本冲击的响应。短期内教育人力资本对其自身的冲击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这种冲击响应第二期转变为较小的负向效应并趋于收敛，对物质资本产生负向效应，对经济增长冲击具有正向效应，但冲击效应微弱。对劳动力投入具有正向冲击，这与周亚等学者（2006）认为人力资本教育投资通过改善劳动力结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是一致[15]。
图1（d）为给劳动力一个标准差的信息后，各内生变量的冲击响应路径。当本期给劳动力投入一个标准差的信息后，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冲击效应，对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产生负向效应；长期内这种冲击对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
从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看出，江西省经济增长存在短期效应，并且主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教育人力资本对江西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改善就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2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1主要结论
本文测算了1978-2011年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间动态关系，建立了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间的VAR模型和长期均衡模型，对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江西省经济增长（GDP）、物质资本存量、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都是一阶平稳，从长期均衡模型来看，其物资资本存量、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说明江西省的经济增长模型为递增报酬型；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弹性系数远远高于物资资本存量弹性系数，说明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相比，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更大。
其二，本文各变量脉冲响应过程分析表明，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应该注重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物质产出，提高就业人员的质量，为劳动力市场提供较高劳动生产水平的劳动者，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产出，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2.2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过程可以看出，江西省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其原因主要在于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省劳动人口中受初中级以下教育者数量偏多且人均受教育年限比较低，劳动参与率也较低，农村教育投入力度不够，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等因素。因此，江西省要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还需要深入探讨江西省教育人力资本发展之对策，充分发挥江西省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有的作用。
首先，全面普及基础教育，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由于江西经济总体处于中下游水平，教育普及力度和教育投入层次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失衡，使得农村经济增长发展缓慢，这也是造成江西就业人员中低层次学历水平的比重较大的原因。因此，加大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并建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的资金到位，改善农村教学的硬件设施，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尽量缩小城乡间基础教育的投入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其次，推进职业教育，加大技工培养力度。职业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要转变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强化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将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专业和培训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市场需求相结合，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术能力；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对高级技术工人和技师的培养；充分利用城市和周边发达省份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强与城市和周边发达省份职业院校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尽快改变江西省高级技工严重短期的局面。
第三，增加企业资金投入，积极开展员工培训。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不同的发展结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为此，企业要兼顾企业和员工的发展需求，及时制定阶段性培训计划，开展培训活动，这可以极大地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组织与员工的绩效产出。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积极开展员工在职培训，结合实践进行学习和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最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合理产业结构可以吸引大量的高层次人才来赣就业，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从而完善产业链和人才链；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形成资源的有效利用，带动其它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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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的最新研究进行综述，并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进展
当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大城市人口规模、增强城市集聚效应的必由之路，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要想顺利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一、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对劳动力转移动因进行了拓展研究。卢万青和李未无（2010）[1]着重考虑企业劳动力需求因素，修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为城乡收入差距，但沿海与内地收入水平不同，且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与高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也不一样，进而得出“民工荒”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但其基本沿袭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缺陷：农业工资不变，外生给定城乡收入差距。姚先国和来君（2005）[2]认为民工到城市打工的动力不是简单的两部门工资差异，而应使用城乡生活效用差异来度量，同时，农民收入也会随农民数量的减少而提高，并以此修正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发现，尽管两部门工资率仍然存在差异，但“民工荒”现象可能意味着均衡状况已经出现。但仍然是外生给定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没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内生决定部门间收入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在经验研究方面，学者们也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行了拓展与检验。周平（2008）[3]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用区域生产总值概念，以向量内积的形式建立简单计量模型，实证揭示了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转移的要因；人口流动的主方向是人均区域生产总值较低的区域向较高区域的移动。刘建民和贺彩银（2010）[4]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实出发，将民营出口贸易引入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并运用1996-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具有自生能力的民营非农业部门是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经济部门，其对外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民营进口贸易在推动自身发生技术创新和加深劳动力使用偏向方面有正向作用，进而间接加快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些经验研究虽然基于中国现实考虑不同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它们都忽略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基于托达罗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引入迁移风险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汪小勤和田振刚（2001）[5]认为Todaro模型忽视迁移风险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建立了考虑城市就业、定居城市、城市收入等不确定性的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模型，认为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就业概率、转移者的择业能力等，由此提出选择合适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等对策。廖淑华和余光英（2004）[6]指出，由于户籍及劳动力就业保护制度的限制，使得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决定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原因不是Todaro模型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是转移的预期净收入；并认为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工资歧视及劳动力进入成本不能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会造成城市就业容量的损失。但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周天勇和胡锋（2007）[7]则考虑农民流回农村的理性，即农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时会流回农村，城乡人口流动一直保持均衡状态。同时假设农民迁移决策是家庭理性决策行为，一国劳动力和失业人口在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分布始终保持一种均衡状况，由此改进托达罗模型，得出相反结论：发展城市不仅能改善城市失业，而且能提高工资收入；而发展农业只能带来非常有限的收入增加，并会在农村积累更严重的隐蔽性失业。遗憾的是，其仍然是外生给定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没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内生决定部门间收入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在经验研究方面，马颖和余官胜（2010）[8]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扩展到存在贸易开放的情形，认为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为制造品，贸易开放将会减少就业，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也验证了其理论结论：当不考虑劳动市场刚性时，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能增加就业；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大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反而促使贸易开放减少就业。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制度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席恒和周明（2008）[9]将农民工面临的制度歧视成本引入托达罗模型，并通过对乌鲁木齐市农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决定农村居民转变为农民工的根本动因在于比较转移前后的家庭收益和各种制度约束下的成本；制度性歧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产生影响，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但其对于制度歧视成本也侧重于定性描述而没有量化。
三、基于推拉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上，程名望等（2006）[10]通过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建立推拉模型表明，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t模型和基于微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分析都很好地验证了该结论。研究同时表明，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深远意义，性别、家庭收入、区位等因素的差异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明显影响。由于程名望等仅仅建立了宏观理论模型而没有考虑微观行为，故也未能内生地解释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经验研究上，周孝坤等（2010）[11]基于城乡统筹发展视角，利用重庆1997-2008年数据，针对“推”和“拉”的因素分别建立模型定量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人均耕地减少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提高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力”，而城市较高的收入和现代化水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拉力”。此外，Li（2004）[12]运用重力模型，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行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口乡城转移具有推动作用，而城镇失业率及工资水平的作用不显著。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制度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
四、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Chen等（2003）[13]考虑工人的异质性建立了一个迁移模型，发现，即使迁移者的收入更低、风险更大，迁移也可能会发生。但仍然没有建立微观基础以内生地说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未能深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经验研究方面，朱明芬（2009）[14]基于在杭州务工的543名农民工1995-2008年的追述式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态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以新迁移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行为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在近14年中，杭州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发生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夫妻携子女迁移的情形日益增多，人口迁移间距越来越短，入迁居住方式更加城市化。然而论文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盛来运（2007）[15]利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使用家庭转包出的耕地面积占承包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等多个层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相关因素影响劳动力外出可能性的16个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34000户样本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实用性。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对于家庭所在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此外，土地制度对劳动力外出具有显著影响。但正如他本人所说“制度变量又是最难度量的，很难找到能充分体现制度影响的合适的制度变量放入模型。…，我们试着在模型中放入一个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可见，这种使用家庭转包出的耕地面积占承包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也是比较粗糙的。
五、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的最新研究，在理论上，大多是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或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化，但都不能内生决定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因而无法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因；经验上，大多忽略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即便少数研究考虑了制度因素，但其对制度因素变量的选取也比较粗糙。事实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其直接原因，但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并非外生给定，而是内生决定的。因此，如何阐释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是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更合理地度量制度变量进行经验研究也是我们以后需完善的工作。（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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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席恒，周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决策动因研究[J].理论学刊，2008，（08）：77-80.
[10]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04）：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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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enKP，ChiangSH，LeungSF.Migration，family，andriskdiversification[J].JournalofLaborEconomics，2003：35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