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写到：“无论对各国而言，还是对全球而言，创新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致力于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以解决近期疲弱增长的根本原因。”为此，G20杭州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G20杭州峰会提出创新增长驱动经济增长战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着眼于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应对数字鸿沟创造更有利条件，包括更多更好和负担得起的网络准入、促进经济增长及信任和安全的信息流动，同时确保尊重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支持创业和数字化转型、加强电子商务合作、提高数字包容性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将最大程度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
峰会期间，由中国推动并参与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通过，这是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数字经济重要指导原则，为各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在G20杭州峰会闭幕会上致辞时说：“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与以往提及的普惠金融相比，此次出台的《高级原则》被打上了显眼的“数字化”标签。《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括了定义、平衡风险和创新，提供赋能、适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等八项原则。普惠金融对于目前金融服务体系排除在外的群体来说，至关重要。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赋能这一群体，驱动资本与资源在全社会间更合理的流动，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赋予以往被金融服务“遗忘”的群体生产创造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向美好世界之路。这也是中国、G20乃至全世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核心立足点之一。
数字经济将对经济模式进行颠覆和重塑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谓狂飙突进。到2015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达到了11.1万亿，网民数量达到7亿，规模居全球第一。2015年，在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占据了三个席位。此外，一批新的科技类公司也在崛起。这些互联网巨头不但为经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更为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得到了G20成员的高度肯定和关注。9月3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一到杭州就直奔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马云用天猫APP扫码，共同开启了天猫国际加拿大国家馆；9月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抽空造访阿里巴巴，并与马云进行了闭门会谈。
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敦煌网创始人、CEO王树彤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此次峰会上，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引擎，其中，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在B20峰会闭幕式上，德国表示将把数字经济作为明年的重要议题延续下去，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关键词：外债规模;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3-0027-05
EmpiricalAnalysisofChina’sForeignDebtScale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LIYan-ni,RANMao-sheng
(CollegeofEconomics&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University,Chongqin400030,China)
Abstract:Themodestsizeofforeigndebtonacountry’seconomyissignificant,thenwhatfactorsaffectthescaleofChina’sforeigndebt?Thispapersummarizescorrelativefactorsthroughthethreetypesofchannelwhichtheoperationofexternaldebtareinvolvedin.ThemethodsofcointegrationtestsandGrangertestsareusedtoanalyzethefactorstoactonthelong-termandtheshort-termexternaldebts.Theconclusionsaredrawn:thefiscalsurplusGrangercausethelong-termforeigndebt;thestatebudgetinvestmentinfixedassets,thetotalurban&ruralsavingsandhotmoneycausetheshort-termdebttochange.Atsametimetheshort-termdebtwillalsoworkbackonforeignexchangereservesandfiscalrevenue;externaldebtpromotestheincreaseoftheGDP.
Keywords:externaldebtscale;cointegrationtest;Grangertest
1引言
一个国家的外债，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外在的资本资源，它可以补充国内资金来源不足，有助于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提高投资率，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这一力量的作用往往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讲，外债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外推力量。而当其规模相对偏小时，则这种外推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种隐性风险。而过多则存在偿付危机，最终有可能导致一国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以及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国外债自1985年开始不断增长，随着GDP不断增加，外债的增长率在不断下降，到200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率。随后几年又出现稳定态势。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08年我国外债相对2007年增长率仅为0.2%，而2007年这一数值为15%，随着各国对经济出台的刺激计划，经济不断回暖，2009年外债增长率上升至9.9%。在我国外债总额中，短期外债占比从2001年不断上升，截止2009年底已经达到60%。而这几年外债增长率的变化也主要是由于短期外债规模的变化而引起的。我国这几年流动性相对过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下，许多热钱也涌入国内。在我国资本账户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政府严格把关热钱的流入与流出。短期外债成为热钱流入我国的一个主要载体。外债规模多少算合适，哪些因素影响我国外债规模，外债又对经济中那些指标产生作用？本文就是要说明上述问题，为我国外债规模的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影响我国外债规模因素的理论分析
早在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在阐述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曾经指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当利用国外储蓄（即引进外贸）来提高储蓄率。1960年罗斯托在论述其“起飞理论”时，也提出过利用引进外资的方法来增加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使其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不过，在研究利用外资必要规模方面，迄今为止比较系统而又影响较大的还是由钱纳利和斯特劳斯在1996年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主要受两大约束：一是投资约束，二是外汇约束。一国为使经济增长（GDP）达到一定的目标，就必须保证有较高的投资率水平。如果未来国内所能提供的潜在储蓄能力不足以弥补为使GNP按预定的增长目标所需的投资，即存在投资―储蓄缺口，此时应该利用外资，使外资流入弥补这一缺口。另外，如果未来的出口不足以抵偿为使按预定目标增长所需的进口，则该国存在着外汇缺口。一国经济要均衡增长，必须保持储蓄缺口等于外汇缺口。当国内出现储蓄缺口即资金短缺时，必须利用外汇缺口来平衡，当两个缺口本身不具备互补能力以保持自动均衡时，应该采取从国外引进资金的办法来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均衡。Barro和Lucas&Stockey的税收平滑假说认为，赤字是政府在取得既定收入时为了最小化税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而采取的最优政策措施的结果［1,2］。对于财政赤字的弥补，政府可以考虑增发外债弥补赤字。同时赤字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举借外债的规模。可见一国的外债规模与经济增长、投资、国际收支以及储蓄、财政赤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
结合上述理论综述，作者援引自姚长辉的观点，界定我国外债是通过三个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这三个渠道分别为：投资渠道、国际收支渠道和财政收支渠道［3］。那么这三个渠道涉及的因素是如何对外债产生影响与作用的。下面给出具体的理论分析。
首先,经济的发展依靠社会的投资，投资带动GDP的增长。根据钱纳利的“双缺口”理论中的投资约束，当出现投资―储蓄缺口时，经济的发展通过利用外资来满足社会总投资。利用外资主要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债。在我国年度社会总投资中包括四个部分：财政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投资、自筹投资、外资投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GDP增长的需要以及国内储蓄的情况，从而确定需要利用的外资数量，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可获得所需外债的规模数量。这里还涉及国家预算内的投资额度以及利用外资的投资额度。这些都对外债规模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外债既是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重要内容,又是影响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外债的大小,直接影响我国进口总额,原因是进口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与外债有关的。例如,买方信贷的取得就直接增加进口,商业贷款一般是通过国际招标投标使用的,如果外方中标,进口就不可避免,政府信贷一般也是以进口债权国货物为条件的。外债既影响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又影响经常项目,因此,外债对国际平衡项目―国际储备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情况是,借入外债后,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而经常项目因为进口增加会出现逆差,如果二个差额可以相互弥补,国际储备水平保持不变,但更多的情况是,二个差额不能相互弥补,那么,国际储备就将发生变化。另外受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趋于下滑，在目前全球流动性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国际热钱很可能撤离欧美市场，涌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内地。中国目前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也加大了对投机性热钱流入的监管力度。热钱规模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反映出来，且热钱也主要通过外债这个载体进入中国。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影响外债的因素主要有进出口差额、外汇储备、热钱以及外汇收入。
最后,外债的借入与偿还分别纳人财政收入和支出,从而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同时政府财政收支的差额还表明政府为平衡总体财政平衡而需举债的数额。政府对外债的借入与偿还都将对财政平衡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以及盈余或赤字都对外债有影响。
国内关于分析外债规模的文章，按时间顺序主要有:杨大楷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出对外债影响最大的是以下5项因素，其排序情况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居民储蓄额的影响>进口额的影响>外债余额的影响>还本付息的影响［4］。魏朗对1985至2002年的政府外债与GDP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及协整分析，得出政府外债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债是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5］。金雪军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序列进行分析得出外债规模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还本付息状况［6］。
本文将针对上述理论分析中外债涉及三个渠道所包含的因素指标，利用时间序列中协整以及因果检验实证方法确认影响长期外债与短期外债规模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就本文研究的内容给出后续可研究的一些方向。
3影响我国外债规模因素的实证分析
图1描述了我国外债规模以及长期外债与短期外债规模的时间序列。从图上可以看出短期外债在2001年突然上升，这种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2007年，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有所回升。而长期外债规模从2001年总量上有所下降，而后缓慢增长，这与短期外债的增长区别较大。因此对于外债规模的分析，本文将对短期和长期外债规模单独分析，以区别二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影响二者的不同因素。
3.1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通过对文章第二部分对外债涉及三个渠道的分析，我们选取影响外债规模的自变量因素包括：投资渠道下总储蓄（s）、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gtys)以及利用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标(gtyz)；国际收支渠道下外汇收入(whsr)、外汇储备(whcb)、进出口差额(jcc)和热钱(rq)指标；财政收支渠道下财政收入(czsr)、财政支出(czzc)与财政盈余(czcz)指标。因变量外债则分为短期外债(ys)、长期外债(yl)以及外债余额(y)。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指标时间段选取1985~2009年跨度。数据来源：我国外债规模、外汇收入、外汇储备、热钱（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表示）、实际GDP、进出口差额以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盈余来自中经数据库。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利用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自wind数据库。
3.2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Eviews6.0，采用ADF方法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最优滞后期用SC最小值确定，临界值显著水平取10%。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分析结果如下：外债余额y、长期外债yl、热钱rq、财政盈余czcz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一阶平稳序列I（1），短期外债ys、实际GDP，总储蓄s、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gtys、财政支出czzc为二阶平稳序列I(2),外汇储备whcb与财政收入czsr为二阶非平稳序列，但外汇储备的增量Dwhcb以及财政收入的增量Dczsr为二阶平稳序列I(2)。
3.3各变量与外债规模的协整检验
只有在平稳变量之间或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之间才能进行Granger检验［7］。因此对于短期和长期外债这两个非平稳变量，需要检验各个因素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后，再确定各个因素与外债规模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在3.2中检验出长期外债为I(1)，短期外债为I(2),根据各个因素的平稳阶数以及只有同阶且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才能进行Granger检验这样的条件，我们选择可能对长期外债有影响的同阶因素有：财政盈余czcz，热钱rq，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短期外债有影响的同阶的因素有：GDP,储蓄s以及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gtys，外汇储备增量Dwhcb以及财政收入增量Dczsr。对于热钱对短期外债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短期外债的增量Dys来验证其与热钱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检验，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另一种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的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间Johansen协整检验。这里利用EG两步法检验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分别建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然后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单位根检验通过，则表明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中不能含有漂移项和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则依据AIC准则进行选择。残差稳定性检验的临界值的显著水平取10%。检验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组包括：(ys,gtys)、(ys,Dwhcb)、(ys,s)、（ys，Dczsr）、（ys,czzc）、（ys，GDP）、（Dys，rq）、（yl，czcz）、（yl，rq）、（yl，DGDP）、（y，DGDP）、（y，fdi）。
协整验证的结果表明ys与GDP、yl与rq以及y与fdi这三组变量存在非协整关系。其余每组两个变量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就上述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Granger非因果检验。
3.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长短期外债以及外债总量与各个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Granger非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为了获得最佳的滞后阶数，这里仍然以AIC和SC信息准则为标准。检验结果的原假设概率值的显著水平为10%。检验结果显示财政盈余与长期外债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gtys、s、czzc是短期外债的Granger原因。短期外债是外汇储备增量的原因，同时热钱会引起短期外债增量的变化。外债总额是引起GDP增量变化的原因。下面对上述实证结果做细致的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成为影响长期外债的因素为财政盈余czcz，从3.3节中的财政盈余与长期外债规模的协整检验中，可以得到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即财政盈余越小，则长期外债规模越大。按照前述Barro和Lucas&Stockey的税收平滑假说的理论，对于财政赤字的弥补，政府可以考虑增发外债弥补赤字［1,2］。赤字较高时，如果经济的增长较快以及还款实力较强，可以增加外债规模。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中，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此财政赤字的规模会影响长期外债的规模，且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长期外债也是财政赤字的Granger原因，每年长期外债的还本付息都会影响财政赤字的额度。
影响短期外债的因素有财政支出czzc、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gtys以及城乡储蓄总额s，且这些因素与短期外债都成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越多，需要的投资缺口也将越多，这将刺激政府对外更多的负债。对于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其数额越多，则意味着财政支出越大，则需要外债也相应越多。总储蓄额引起短期外债的同方向变化，可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说明。我国90年代开始的国企破产改革，职工下岗分流，住房实行市场化后，各项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居民存款的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储蓄不断上升。居民的消费倾向不高，储蓄主要用来高额的教育费用，大额的购房需求，或者医疗支出。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股市投机性较强，民间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投资倾向也较低，导致了我国总储蓄引起的与外债的同向关系。
从3.3节的协整检验中就已经得出热钱rq与长期外债yl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样就更谈不上存在因果关系。而3.4节中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却可以得出热钱rq可以引起短期外债的增量Dys变化，这也与实际相符合。我国短期外债在2001年突然增长，占外债总余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35%增长到了2009年的6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短期外债较大规模的增加有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在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背景下，一方面企业更倾向于借用外债。另一方面，外贸企业更希望进口延期付款和出口预收货款，这些都造成短期外债上升。另外短期外债中的一部分是外资以游资的形式流入中国，这也是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以及中国每年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下，导致了热钱不断涌入中国以期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并且，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迅速高涨，以及股票市场大幅的动荡也都与外资游资有关。因此热钱的涌入导致了短期外债规模的增加。
而短期外债ys也会反作用于外汇储备的增量Dwhcb、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由于我国外汇管理的银行结售汇制度，那么短期外债的增加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因外汇储备是存量概念，因此这里仅指它的流量概念，即外汇储备增量）。
短期外债与GDP无协整关系，长期外债与GDP增量虽有协整关系，但他们之间却无Granger因果关系。而外债总量与GDP增量之间有协整关系，且检验出外债总量是GDP增量的Granger原因。这从总体上肯定了外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于外债总额与fdi在3.3节中已经验证二者无协整关系，那么他们之间也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4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实证结果中财政盈余或赤字是引起长期外债变动的原因这一结论，可以推出一国若想不发生债务危机，应注意保证财政有盈余可以偿付所借的长期外债。在满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适度负债，且保证偿债率不超过警戒线，政府则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如果过度负债，而政府又连续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无力偿还债务本息，那么必将危害本国经济。这就要求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偿还债务，这就进一步要求政府所借债务的投资要有效，以防投资失误，造成过多浪费，造成还款压力。
对于实证得到的结果短期外债则受财政支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储蓄总额以及热钱的影响。可以根据3.3的协整检验，得出财政支出以及总储蓄对短期外债的影响较小，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热钱的流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外债风险的典型例子，大量短期外债出逃给债务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随着这几年我国短期外债所占总外债的比例不断上升，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应加强短期外债规模的调控，防止短期外债规模增长较快。同时加强配套措施的管理，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外债风险，如建立外债风险控制的指标体系和外债预警系统等。同时密切关注境外资金流入，强化对短期资本的监控，高度重视短期投机资金通过贸易、个人外汇和投资等渠道流入流出我国。
实证得出的另一结果是外债总量是GDP增量的Granger原因。我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包括国外资金。基于此，提高GDP增长与外债投资规模的比率系数，是提高外债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应优化外债的投资结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安排好外债投向，坚持“效益为先、质量第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外债为平台，来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由数量规模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的根本转变。
基于本文所阐述的内容，后续仍应着重关注热钱与短期外债数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以便保证我国在不发生短期偿付危机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控制好热钱对我国短期外债的不良影响。对于总储蓄与短期外债规模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一种机理性理论假设。这个假设内容是否与现实相符，还需进一步实证检验。另外对于影响外债规模的因素重要性的排序本文也未作进一步分析。以上这些都有待于以后继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BarroRJ.Onthedeterminationofthepublicdebt［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9,87(5):940-971.
［2］LucasRE,StokeyNL.Optimalfiscalandmonetarypolicyinaneconomywithoutcapital［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3,12:55-93.
［3］姚长辉.外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1994,(3)：10-17.
［4］杨大楷,杨刚.中国外债规模的实证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4)：7-10.
［5］魏朗.政府外债与GDP的协整关系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2):13-16.
［6］金雪军,邢自霞.我国外债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J］.财贸经济,2008,(5):74-81.
关键词：财政风险赤字率债务率国债依存度赤字依存度
中图分类号：F8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86-03
一、引言
财政风险是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风险，这是由财政风险的特殊性决定的。尽管世界各国对财政风险都给予很高的关注，但是对财政风险的定义却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准确说法。国内最早提出“财政风险”这一概念的是财政部于1996年8月15日完成的一个政策报告《国家财政困难与风险问题及振兴财政的对策研究》，该政策报告认为“财政风险，是指在财政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些经济社会因素影响，给财政运行造成波动和混乱的可能性，集中体现为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这个定义概括了导致财政风险的两个因素，即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把财政风险的现实形态表述为“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本文的研究根据这一定义的内涵从财政赤字和债务角度来分析财政风险。
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最常见的两个评价财政风险的指标是赤字率和债务率。这两个指标所遵循的是以欧洲1992年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赤字率3%、债务率60%作为参考标准，以此来评判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2010年3月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我国财政赤字状况及如何管理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谢旭人称，今年全国财政赤字还是严格控制在3%之内。本文的研究虽然也是从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角度来考察财政风险问题，但是本文是从赤字依存度和国债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考察的。
二、国债和赤字依存度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一）国债和赤字依存度的概念
1.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是衡量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国债依存度越高表示财政支出对国债收入的依赖程度越高。
（二）国债和赤字依存度的关系
我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国债收入就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部分，而后在1994年我国立法规定不准政府部门向银行透支，国债收入便成为了赤字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债的发行额大幅增加。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额连创新高，其中，2007年我国国债发行额为23139.10亿元，2009年为17927亿元。同时，中央财政的赤字额也不断扩大，这进一步促进了国债发行额的增加，国债发行额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还本付息的压力的不断增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随着财政赤字和国债的不断增加，我国财政的赤字依存度和国债依存度也在循序渐进的增加着。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国债依存度和赤字依存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可以说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如图1。
图1中，左图是国债依存度的散点图，右图是赤字依存度的散点图，两个图的横坐标都是年份，最下面的图是国债依存度与赤字依存度的关系图，横坐标是赤字依存度，纵坐标是国债依存度，从图1中的左、右两个图可以看出国债依存度与赤字依存度，存在着相关关系，从图1中的最下面的图中可以看出国债依存度与赤字依存度存在着非线性的函数关系。
虽然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的安全控制线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国家财政的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国家财政总支出）控制线为15%～20%，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中央财政支出）则为25%～30%。但是本文的国债依存度是用国家财政总支出，所以国债依存度的安全控制线标准选择了20%。由于赤字依存度还没有一个安全控制线的标准，因此本文利用国债依存度和赤字依存度之间的关系，计算出会导致国债依存度超过20%时的赤字依存度，并利用计算出的赤字依存度作为安全控制线的标准。并利用这两个指标判断政府是否存在财政风险。
本文选用的数据中1981-2009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摘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1-2005年的国债发行额摘自《中国财政年鉴2007》，2005-2009年的国债发行额摘自《中国统计摘要2010》（见表1）。本文根据国债依存度和赤字依存度的数据，选用Logit回归模型，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拟合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DEBTi表示国债依存度的值，单位是百分比，自变量DEFIi表示赤字依存度，Pi表示国债依存度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概率。
对模型进行Wald、似然比和比分检验，发现上述模型拟合的很好，且预测效果很好，因此从模型中可以计算出赤字依存度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得国债依存度超过安全控制线的概率50%（在这里是以50%为标准来衡量是否存在危险）。如果以Pi=0.5为分界线，求出此时的赤字依存度为DEFI=6.56%，这就表示当DEFI大于6.56%时，DEBT大于20%的概率就大于50%。鉴于Logit模型中，国债依存度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债依存度大于20%概率为1，另一种是国债依存度小于20%概率为0，因此当国债依存度大于20%的概率为50%时就可以看成是确定性事件，即DEBT一定会大于20%。因此可以把国债依存度大于20%和赤字依存度大于6.56%作为评判财政是否有风险的标准。
从表1中，可以看出，赤字依存度和国债依存度大致遵循赤字依存度大于6.56%时，国债依存度大于20%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在处在财政风险的高概率区，即我国财政存在着一定的财政风险。
三、国债和赤字导致的财政风险
（一）国债风险的概念
国债风险是指政府无法按既定计划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到期的本息，从而丧失国家财政信用的可能性。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国债风险，即国债规模风险，就是指政府是否有能力来应付国债规模的增加带来的还本付息的压力。衡量国债规模风险的主要指标是国债依存度。
如表1，国债依存度的水平稳定，波动幅度较小，1995年以前的国债依存度一直处于20%以下，1995年以后，国债依存度基本维持在25%上下，2007年创下了历史最高，达到46%。由于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的警戒线标准时20%，由此可知，我国的国债依存度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所以我国的财政支出已经处于过分依赖国债收入的状况之中。如果继续大量增加国债的发行额，必然会是财政支出更加脆弱，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因此必须降低对国债收入的依赖程度。
（二）赤字风险的概念
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国家的财政赤字政策既有积极地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2010年3月5日同志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0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财政赤字首都破万亿元。就目前我国经济情况来说，虽然经济呈现回升势头，但基础还不稳固，需要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需要保持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慢，支持压力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因此财政赤字仍需要保持适度规模。这有助于巩固当前经济回升的势头，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财政赤字风险是指由于财政赤字规模过大使政府无法承担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使政府丧失信用的可能性。从定义中可以看出，财政赤字风险主要是指赤字规模风险，衡量赤字规模风险的指标本文采用的是赤字依存度，从上面的计算可知当赤字依存度大于6.56%时，会使国债依存度超过警戒线的概率大于50%，那么我们可以以6.56%作为赤字依存度的警戒线，即当赤字依存度大于6.56%时，产生财政风险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因此在赤字依存度较大的时候应该警惕财政风险的发生。从表1中可以看，赤字依存度基本符合这个规律。
（三）国债和赤字可能导致的财政风险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国债与赤字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债是为弥补赤字而发行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国债来实施的，因此国债和赤字对财政造成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货膨胀风险。国债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发行国债必然会引起市场中流通货币的增加，即货币供给的增加，当货币供给量超过市场中的货币需求量时，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即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消极的影响，造成经济的波动，人们对未来经济预期不好，对政府也会失去信心，同时通货膨胀也会进一步使财政赤字变大，发生财政风险的可能性迅速提高。当出现高通货膨胀时，政府由正常渠道获取收入的实际值持续下降，财政支出却必须针对通货膨胀迅速调整，这样，财政赤字有随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不断扩大的趋势，出现“奥利维拉-坦齐效应”，财政风险由此加大。
2.债务风险。无论是赤字还是国债都是政府的债务。在政府财政收入不能跟上支出的增长的时候，赤字就会不断扩大，国债发行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能使国债全都卖出去，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政府就必须要提高国债的利率，来吸引公众购买国债，这必然使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进一步扩大，导致财政风险的发生。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如果财政赤字过大，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政府举债过多，必然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那时政府想继续举债，就是不可能的了，这时就会出现财政危机。
四、国债和赤字依存度的治理路径
（一）国债依存度的控制
国债的发行实际上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不应该使其成为一种负担。国债的发行额应与财政的承债能力相适应，且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避免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
对于国债依存度的控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控制财政赤字。国债说到底就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才发行的，因此，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国债发行额的增加，基于两者的关系可知，控制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国债规模。在一定的国债规模下，为了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效果，就必须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
2.国债利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国债利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政府还本付息的大小，实际上也是政府举债所使用资金的成本的大小。当国债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表示经济增长不足以弥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资金使用成本，政府通过国债融资的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这必然会增加财政压力，导致财政风险，反之，政府通过国债融资的方式就具有可持续性。
3.合理搭配长短期国债。当前我国的经济虽然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但是基础设施还需大量投资建设，用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为了能够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就必须既能发挥我国国债规模的潜力，又能够使国债依存度控制在警戒线内，最好的方式就是合理搭配长短期国债，从战略财政的角度讲，只要能够合理的搭配长短期国债，减小每年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即可降低财政风险。
（二）赤字依存度的控制
财政赤字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支出完全受收入的限制，那么必然会限制一国的经济发展。财政赤字实际上也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过大的财政赤字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财政赤字要适度，避免产生财政风险。
对赤字依存度的控制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1.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大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从财政赤字的定义可知，赤字的大小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有关。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可是财政收入的增加确非常缓慢，这就导致了我国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给财政造成很大的融资压力。因此想缓解财政压力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且使其增长率大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之伴随的是财政收入增长渠道不畅，财政收入出现相对缩减趋势，要想缩小赤字，首先要理清财政收入增长渠道问题，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够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2.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来自于财政支出的快速增加，而非税收的增长缓慢，因此提高支出的效率十分关键。一是把资金投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而民营企业又不愿意或无力投放资金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扶贫等。二是优化投资量，投资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效率的最大化。要减少公共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使地区间公共产品提供趋于均等。三是要有长远、合理的规划。防止今天建明天拆，或者建起来后缺乏维修，很快折旧的情况。
3.隐性财政赤字显性化。隐性财政赤字是指政府职能中隐含的，应由财政承担的支出，并在财政收支中实际发生，而在财政收支账面上没有或无法显示出来的财政资金缺口，如社保资金缺口，政府担保资金缺口，公共投资缺口，医疗卫生融资缺口，政府公共部门的债务以及其他无法偿还的债务，清偿国有企业的负债，国家保险范围外的银行破产，环境保护，灾害救济等。通常隐性赤字表现为一种政府道义上的责任，经常会被忽视，而一旦事件发生政府必须承担，对财政造成风险，因此做支出预算时要考虑隐性的财政支出，避免产生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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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消费者市场，2014年全国网购规模高达4508亿美元，占消费品销售总额的10.7%。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陆续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积极的推动因素。
埃森哲2015年的《寻找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显示，在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这种转变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促使数字化即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消费者很成熟，企业技术还不足
资本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却主要由消费者拉动。随着中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网络消费者已变得更加成熟，热衷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与中国消费者全面拥抱技术相比，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却明显不足。在游戏和社交网络等网络服务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总值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但是，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企业，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还仅仅只触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力。
中国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也很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领先网络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银行业等被大型国企统治的主要行业，基于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也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虽然其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则处于落后地位，不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的低利润业务特性也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此外，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在软件和服务方面，却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提升数字化密度，跨越转型鸿沟
埃森哲最近的一项全球高管调查发现，相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在不久的未来，数字技术将会对其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数字创新，并希望积极利用技术推动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但事实上，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共同测评的“数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国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数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李广海是这样解释的：“一言蔽之就是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业务，数字的应用在经济体里的渗透率，或者覆盖率。”
对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密度测量，主要衡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而非仅仅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测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
基于对数字化密度得分卡的综合分析，埃森哲认为可以通过提升三方面的数字化程度来提振经济表现――投资于数字资本；打造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1、投资于数字资本
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应当重点关注商业环境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这是企业增长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有支持性的灵活数字基础设施需要长期统一的战略投资来鼓励数字创新和应用。
2、打造数字化机构和数字市场
决策者必须确保市场已做好适应数字化的充分准备。这条路径重点关注互联网覆盖、网络商业活动、组织灵活性、社会态度、政府数字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开展数字业务的便利性等方面。要想取得进展，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策为优先考虑。
3、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埃森哲对数字企业的定义是，能够通过利用信息、企业资源和数字技术，打造独特的客户体验，从而取得成果，并最终实现增长。在寻求数字世界成功的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可以通过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实现增长。这包括制定数字经营战略，以新的业务成果为目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更优化的全新客户渠道；向新市场进行有效扩张；以及采用新的定价和盈利模型，实现利润最大化。
激发数字化潜力，把握增长红利
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出，数字化密度在五年内增加10分（百分制），就将推动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提升0.25%，而新兴经济体的增幅可达0.5%。预计到2022年，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见图），也就意味着数字化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超过四千亿美元的红利。
研究发现，为了实现数字化的全部潜力，中国必须确保数字技术覆盖所有行业和企业。为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埃森哲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红利，有三条有待加速发展的转型路径。第一条是继续投资于数字资本，即进行商业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条是支持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建设，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府政策为优先考虑。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则是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中国企业高管在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推动增长、培养新型数字化企业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企业不仅应当专注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和效率，降低成本，同时还应当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和增长。此外，他们还应当积极探索产业物联网，寻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释义
数字经济就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所以，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
数字经济在中国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18.6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双11”购物节再创全球在线交易新纪录、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形形的O2O等无不显示出，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更是渗透到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群体性突破是构建现代技术产业体系、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先进的信息生产力将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数字经济阶段演进。
按照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到2022年，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以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供给体系基本形成。到2025年，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信息消费总额达到12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67万亿元；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到本世纪中叶，数字红利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首先，数字经济对基于传统经济构建的国际税收规则和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在今年7月份成都举行的央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例，指出对数字经济征税存在难度，因为其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既得利益。同时，征税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首先要实现监管。对此，楼继伟解释称，共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可以逃过常规的知识产权监管，在这一领域如果不进行监管，财税部门也无法征税。因此，监管是基础。
Abstract:accordingas‘S’typeofnewtechnologypopularizationroute,ArticleanalyzesandpredictsourcountrydigitalTVgrowthstageandcorrespondingtactics.Firstly,IntroduceLogisticincreasemodelandanalogthegrowthstageofdigitaltelevision,Secondly,throughananalysisofrelevantparameterinthemodelCombiningthetwo-waynetworkcharacteristicofthedigitalTV,articleindicatethatwecanmakeuseofnetworkeffectstodesignthemarketingstrategyofthedigitalTVatthepresentstage.
关键词：Logistic模型
网络效应
正反馈
数字电视
导言
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十五”规划中，我国数字电视用户规模20__年要达到100万，20__年达到1000万，20__年达到3000万。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__年国内数字电视用户数充其量40万，20__年用户数不足150万[1]。以目前的发展势头，20__年指标的实现很困难。问题究竟是出在技术上还是市场上？节目内容不足、数字化标准推出迟缓、机顶盒定价过高等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市场需求疲软、数字电视运营商和平台商的犹豫不决等现象，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和关注的焦点。是不是解决了上述问题，数字电视的推广就能一帆风顺呢？
其实，在任何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初期，现有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在接受新技术的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惰性，来延缓新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市场经济中，很少有新技术的推广是立刻普及的，数字电视也不例外。这是供求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供应方期望需求有快速地增长，不太愿意在形成足够的需求以前沉淀太多的推广成本；而需求方的新技术用户则期望数字电视的转移成本不断下降，技术不确定性不断减少。无论是过去的电话，还是现在的数字电视和今后的3G技术，都不能避免这种选择的犹豫过程。
实证表明，很多成功推广的新技术，其扩散的过程和路径是相似的。它表现为一种“S”型增长特征，即先缓慢启动，然后高速增长，最后减速增长并趋于饱和。这种“S”型的增长模式在生物世界中非常普遍，病毒的扩散、传染病的传播都是按这种模式。在信息技术领域，S型增长模式也是随处可见，传真机，CD，彩色电视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它们的推广和普及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本文认为，数字化技术在电视系统的扩散也将经历这种典型的S型增长过程。Mansfield（1968）及其追随者证实了“S”型曲线在新技术普及和扩散问题上经济计量上的成功[2]。不失一般性，本文选用Logistic增长模型来模拟数字电视的S型增长过程，根据对模型中参数的分析来归纳数字电视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它们的作用机制，在整体把握数字电视推广过程的基础上，来预测和调整增长的实际走向，为加快数字电视的普及提供一些策略依据。
论文第一部分首先引入用于模拟S型增长的logistic模型，根据相关参数来描述S型曲线演化的不同阶段。并用我国移动和固定电话用户增长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新技术增长中的S型路径。进而，结合数字电视当前所处S型增长阶段，提出要顺利扩散的二个必要条件：突破临界规模和激发正反馈机制。论文的第二部分，根据模型并结合我国现有电视用户的相关统计数据，指出我国数字电视要达到起飞点的临界规模值和能激发正反馈机制的网络效应。论文第三部分，着重结合数字电视双向网络特性来讨论如何激发和利用其强大的网络效应来加快市场的推广进程。
Logistic增长模型与“S”型曲线描述
Logistic函数，也被称为生长曲线函数，由美国生物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珀尔（R.Pearl）和利德(J.reed)（1920）首先在生物繁殖研究中发现，后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生长过程和产业成长过程的描述[3]。消费者对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消费方式的形成与生长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微经济系统的生长演化问题，因此用Logistic生长曲线函数来分析其阶段特征，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可行性。其函数原型为：
方程1
其中，t为时间，Y为因变量，这里指（有线）数字电视的用户数（规模），L为Y的最大极限值。比如，据统计我国现有1亿多有线电视用户，这可当作短期内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的理论极限值，并可根据实际数据做相应调整。a、b分别为可控参数，它们的取值大小是由新技术扩散自身特征和扩散中的环境所决定的。c为常数系数。通常，在新技术扩散模型中，a表示消费者自发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技术的特征优势和消费者自身的需求状况，也称为自发性扩散系数。b表示消费者受己使用新技术者影响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称它为影响性扩散系数，在生物学应用中，b通常包含二方面影响：自身规模和外部环境。
通过原函数求t的二阶导数，可解得曲线唯一的拐点Y*＝L/2，t*=(lnC－a)/b。同样，通过其三阶导数，可解得其一阶导数的二个拐点Y10.211L，Y20.788L。对应的时间分别为t1=[ln(C/4)－a]/b，t2=[ln(c/0.27)－a]/b。
由此，根据函数特征，得到如下增长曲线（横轴为时间t，纵轴为用户数Y）：
L
Y2
Y*拐点
Y1
起飞点
t1
t*t2
t
图1：S型数字电视用户Logistic增长函数
如图1，一个成功扩散的S型新技术的增长演化过程可划分4个阶段，如下表所示：
阶段形成阶段加速增长阶段减速增长阶段平稳阶段
时间段0~t1t1~t*t*~t2t2~
的变化增加增加减少减
少
的变化增加减少减少增加
特点缓慢增长加速成长快速成长成熟稳定
在拐点的左边，包括二个阶段：在形成阶段（0~t1），人们对新技术或新产品的优势和收益的认识有限，加上较高的转移成本和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这个阶段新用户的增长缓慢，大多数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t1~t*的加速增长阶段决定着新技术最终能否推广和普及，从t1点起Y加速上升，消费者对新技术或新产品的预期不断变好，开始主动接受这种新技术或新产品，并且由于消费者相互间的自我增强机制，使得增长出现“井喷”行情。我们将t1对应的时间点叫做起飞点，将其对应的Y值叫做临界规模。
在此期间里，人们所关心是新技术本身的性价比，是否优于其它可能近期出现的新技术，是否有供给方的强力保障和支持，其他消费者是否也会接受。这一合法化过程类似于一个标准设定过程，它所需要的时间可能决定于旧标准到新标准的转换成本，新使用者的规模和对于市场增长和技术未来发展的预期。尤其是新使用者的规模是否达到临界规模（起飞点）和对未来的预期将直接决定能否顺利进入起飞区的关键，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论述二者的关键作用。
在拐点的右边，同样有二个阶段：减速增长阶段。此间，新用户数己达到其极限值的一半，随着饱和程度不断上升，增长速度由“递增”转入“递减”。随着潜在用户数量的减少，市场出现规模报酬递减，使得早期采纳者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开始下降，这也降低了未采纳者对采纳收益的预期。最后，进入平稳阶段，新用户规模越来越接近于极限，增长速度慢慢收敛到0。如有另一替代新技术出现，它将开始出现负增长。
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新技术的成功推广整体上都经历以上四个阶段。以我国固定电话推广为例，我国20__年的家庭总数约为3.7亿[4]，以此为极限值估算固定电话的起飞点用户规模（0.21L）约在7500万左右，拐点处用户规模（L/2）大约等于1.85亿。来自信息产业部的数据证实[5]，到1998年我国固定电话达到8000万左右，期间用了几十年时间才达到这一起飞点的临界规模。而从1999年起到20__年只用了3年时间就达到2.01亿，可见1999年我国固定电话增长确实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这与Logistic函数的模拟走向比较接近的。20__年我国固定用户己达2.01亿用户规模（超过1.85亿的拐点规模），据此可判断出20__年固定用户增长己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后续数据也支持这一现实，20__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2.47亿，比20__年增长15.7，20__年截至9月达到3.06亿，与1999年至20__年之间的增速相比明显下降。同样根据Logistic函数估算出其进入平稳阶段的用户数（0.788L大约为2.9亿），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判断，20__年起我国固定电话将进入平稳阶段，用户增长空间有限了。再看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增长情况，从1988年开始到20__达到1亿用户共花了13年，而到20__年4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2.957亿，不到3年时间增加了近二倍规模，可见我国移动电话己进入加速增长阶段。即使以20__年统计年鉴中我国15到64岁的8.88亿人口为其增长极限（实际远达不到），其拐点处用户规模大约为4亿多。对比20__年的3.57亿的估算值，我国现在移动电话业务进入减速增长阶段为期也不远了，于是人们又开始憧憬3G新技术带来新一轮增长。
由此可见，与步入增长平稳期的中国电信固定电话业务和即将进入用户规模减速增长的中国现有移动电话业务相比，广电数字化业务增长还刚刚起步，其增长的空间也着实诱人。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系统需要考虑如何抢占先机，加快进入加速增长阶段的步伐，充分享受先占者的优厚利润，以避免“自己栽树，别人乘凉”局面的出现。
与此对照，一项失败的新技术推广一般只在第一阶段徘徊不前，无法顺利进入后续阶段。它们或者因达不到临界规模而夭折，比如，铱星公司20__年倒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从纯技术角度考虑，它比现有的有线加天线的移动通讯模式要更先进。或者虽然达到临界规模但在面对竞争技术或产品时，没有激发起消费者的自我增强机制而导致市场萎缩低迷甚至失败，如网景浏览器。
显然，在四个增长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二个阶段：加速增长阶段，它直接决定了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市场推广的成功和失败。从S型曲线可看出，进入这个阶段的二个必要条件是：首先要达到起飞点，突破用户临界规模，其次引发加速增长（产生自我增强机制），二者缺一不可。对于数字电视推广来讲，随着各地“整体平移”政策的实施，如何在达到起飞点后，在消费者群体内激发自我增强机制，促使用户规模的加速增长，成为下一步关键。
二、Logistic模型的应用与数字电视的网络特性
以1.4亿户的估算值为今后几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极限值L，那么“有线”数字电视推广的临界规模在2800万左右。如果按照广电总局原计划，20__年数字电视用户能达3000万（其中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主）。但无论从现状还是从Logistic模型上来看这显然过于乐观，据最新报道广电部己将20__年数字电视用户推广数下调到更为现实的1000万。按此计划，到20__年末或20__年，中国“有线”数字电视增长就有可能突破2800万的临界规模而出现“井喷”行情。如果以全国3.6亿电视用户数作为我国整个数字电视用户极限值L，则全部电视数字化的临界规模则大约在7200万左右，加上直播卫星电视和地面数字电视的推出，20__年末达到起飞点的可能性较大。但这种“井喷”行情何时出现，又能持续多久，从上文的t1，t*和t2值的表达式可看出，它与数字电视logistic函数中的可控参数a和b的大小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控制自发性扩散系数a和影响性扩散系数b来调控数字电视实际的增长路径和效果。从Logistic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和t值的表达式可看出，在其它条件不变下，a和b与加快新技术扩散速度、缩短推广时间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即a和b增加能使得“起飞点”和“拐点”左移，扩散速度加快（表现为一阶导数增加）。
理论上，在新技术扩散的Logistic增长模型中，a表示消费者自发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技术的特征优势和消费者自身的需求状况。就目前我国数字电视的推广状况来看，消费者自发采用的可能性普遍较小。毕竟，数字电视只是从模拟到数字的一次技术升级，远不具备革命性、突破性的技术优势。而且，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短期内尚未带来质的增长。这与数字电视的技术优势和效果还远末被消费者理解和消费者对数字电视的需求在其需求层次中还不是主导需求，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光靠自发性扩散系数a来调整，可能十多年都未必能积累起必要的用户规模，欧洲数字电视近十年的市场发展仍在小打小闹便是明证。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经验都表明，单纯通过自发需求来推广数字电视，试图短期内达到起飞点所需的临界规模是不现实的。虽然，当前我国各地实施的“整体平移”带有一定行政强制色彩，但它的确是弥补消费者自发扩散不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Logistic函数中的影响性扩散系数b表示消费者受己使用新技术者影响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它受本身规模影响，同时决定于现有规模和消费者预期是否能成功激发市场的自我增强机制，引起用户加速增长。而这种由本身规模决定的影响性扩散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网络效应，它也是近20年网络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通常，网络效应是指当一个用户使用一种产品所获得的效用随着使用该产品的用户人数而增加（katzandShapiro，1985）[6]，它在一切具有网络结构的产业中发生作用。“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law)[7]进一步将其量化为，网络价值与连接到该网络上的人数的平方成正比。由此推出，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连接到一个较大的网络显然要优于一个较小的网络。这种网络越大越好的“网络效应”，使得用户评估某个网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上用户数量的多少。它产生一种“正反馈”的收益递增现象，即随着使用同种产品的用户规模增加，该产品的价值上升；与此同时，产品价值的上升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加入，这就是前文提及的加速增长阶段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所需的自我增强机制。罗尔夫斯（1974）、卡茨与夏皮罗（1985）、法雷尔和沙劳纳（1985）[8]的研究都表明，网络效应产品市场表现出与其他产品市场最为不同的特征是它面临着启动问题：只有超过临界容量的网络才能生存下来。这与S型增长曲线的分析是一致的。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具有网络结构的经济形态越来越多，网络效应和正反馈作用也到处可见。“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成了很多行业的生态现状。电视用户通过有线网络或卫星、地面网络连接到一起，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拓扑结构，具备网络的基本特性。从网络结构上看，电视数字化将单向的模拟电视网络升级为双向的数字电线网络，这使得电视产业的网络特性更为明显，网络效应也大大增强且作用方式发生变化。单向网络具有间接的网络效应（即通过互补产品来增加产品价值），而双向网络除了间接网络效应外，还带有较强的直接网络效应（即用户规模直接增加产品价值）[9]。模拟时代的广电网可以看成是由硬件（网络设施）和软件（广播电视节目）构成的单向网络，以发挥间接网络效应为主，坚持“内容为王”来增加网络价值。而数字化后，双向广电网络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网络效应。我们的市场策略和运营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加以拓展，兼顾间接网络效应的同时，应重视直接网络效应的开发和运用。三、基于网络效应的数字电视推广策略
网络效应理论认为，一个产品的效用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产品的基本效用（basicutility）和网络效用（networkutility）。前者取决于产品自身特征，后者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人数（即网络规模）。与之对应，在logistic模型中，可控系数a和b分别作用于产品基本效用和网络效用。相比于加强内容生产和提高数字电视技术优势等提高自发性扩散系数a的质量措施，现阶段，用于提高影响性扩散系数b的短期市场推广策略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其强大的网络效应没得到明确的认识，自然谈不上充分的利用。某种程度上，市场中没有卖不出的产品，只有营销不适的产品。我们不能总以产品（如节目内容）质量不高为借口，而忽视数字电视网络营销方面努力的不足。针对数字电视的双向网络特性，我们该如何充分发挥其网络效应，来享受正反馈机制所带来的收益递增？
⑴影响消费者预期及必要的市场推广策划
夏皮罗（1999）指出，“当网络效应明显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预兆是强有力的武器，成功与失败受消费者预期和运气的驱动与受产品本身价值驱动一样多”[10]。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预期有线数字电视必然普及，它就会成为流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则恶性循环占据主动，这也被称为“预期的自我实现”。因此，在正确的时间（用户规模接近临界规模）向正确的方向稍微前进一点儿，成功便唾手可得。此时，用来影响消费者预期的营销策略是关键的关键。
消费者会对数字电视未来的网络规模，产品服务质量，辅助产品供应、更新等问题进行预期，只有在这些方面都能让消费者有较为满意的将来，才能真正打动他们。对于数字电视的未来前景，调查表明大多数消费者是认可的。近期网络数字电视和20__年数字直播卫星业务的推出，更是明确了我国政府支持数字电视的决心和努力，这对于增强数字电视用户的信心无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我们可利用市场手段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与辅助产品供应商（如电视机厂商，电子商务企业等）结成战略联盟并对外宣布有关新技术和设备现在受欢迎程度和未来更新前景，同样能直接影响消费者预期。在很多产业，类似的“产业预告”都是企业用来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和市场预期的常用策略工具。另外，在节目内容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承诺和更多的广告宣传，对于繁荣市场、吸引注意力、增强消费信心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邀请更多竞争者进入将能创造一个合意的网络效应，也将给消费者一种可信的高产出预期，因为消费者知道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产业将有更高的产出和前景。甚至在强网络效应市场，在位者给竞争者提供补贴来刺激更高的产量也被证明是极好的市场策略[11]。
除了上述相关的数字电视产品策划和广告推广外，必要的促销活动和新闻公关也是必要的辅助。以数字电视入网并低价甚至赠送广电宽带，或赠送部分收费频道等活动来吸引先期消费者。以“数字”生活的数字电视产品报道为主，行业新闻为辅，同时围绕数字电视不断获得的支持和进展举行新闻会。这些市场手段对于数字电视上市推广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销售终端的执行，如产品的展示、服务的规格等，由于直接与消费者发生关系，自然也是策划的重点，需要用心布置。
⑵价格策略和用户资源的开发
不可否认，数字电视供应商的前期投入成本是巨大的，但如果将成本全部平摊到用户头上，收视费用必然高居不下，这很容易强化用户的抵触心理。与其他网络信息行业一样，数字电视行业的成本结构也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支出结构。这这种结构下，新用户的边际成本较老用户有着明显的优势，用户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因此，理论上，只要定价高于边际成本，并能获取足够大的规模使得总平均成本下降到平均收益之下，就能获取巨额利润。所以，在信息网络产品市场上，低价进入的抢占策略到处可见。而且这种低价策略与传统产业的“赔本赚吆喝”最大不同是，前期的低价损失将由后期的高价来弥补。这种靠低价来吸引用户，然后随着用户增长而加价的策略，被论证是网络效应市场中垄断企业的均衡价格路径（Rohlfs,1974;KatzandShapiro,1985;SalantandWoroch,1999）。
值得期待的是，即使后期加价不成功，仍有其它潜在收益途径可弥补短期内用户收视费用的不足。信息时代，用户本身的信息资源就是个巨大的可开发财富，用户可能成为极有价值的资产。以较低的收视费用，获取用户相关的信息，包括消费习惯，爱好和需求信息等，再经过用户数据库的维护与整理，既可将它卖给相应的市场厂商，也可自己加以开发，生产各种市场研究报告和增值服务，还可以将接近你用户的机会出售给需要的商家，来获取额外收益。随着数字电视双向网络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各种基于电子商务的B2B，B2C增值业务也将是又一巨大的利润来源。
进入后工业社会，企业竞争重心从产业链的中端（生产），开始向产业链二端集中，研发和用户服务成为最大的利润区。许多国外企业开始重新战略部署，近期的IBM将电脑生产部门出售给联想，菲利浦出售苏州OEM显示器生产基地便是它们向服务和研发重心转移的战略规划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电视用户端资源的获取似乎越来越重要，它将成为广电系统在未来“三网合一”的产业融合中的核心战略资源。一旦你获取较大规模和稳定的用户资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以升级、维修
合同、新设备的出售、互补品销售的形式依靠你的用户资源享受未定的经营利润。因此，以较低的收视费或较大的折扣换取对用户资源的控制和再开发的潜力，长远来看，投资回报是相当巨大且增长稳定的。反之，如果因为过高的收视费用而失去用户资源，并错失市场先占的机会，那么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未来争取新用户的成本将远远高于现在的转移成本，而且可能因为没达到临界规模或没能激发正反馈机制而惨淡经营。
⑶锁定策略
一开始就狠打折扣，以此来迅速扩大用户规模的抢占策略，是网络效应下的有效竞争手段。但除非它促成的顾户群随后能被充分挖掘利用，否则即使通过明智的低价占领市场也可能徒劳无功。因此，如何锁定这些低价吸引来的顾客而不流失，成为接下来的关键问题，而这也正是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电视网络、网络数字电视等今后需着重考虑的竞争策略。
当我们需要转移到新产品或新技术时，原先的投入（物质、时间、精力甚至包括感情）因为不可能完全收回而构成转移成本，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惰性。转移成本越大，消费者惰性越大，这种情况称消费者被锁定。不同的供应商对象，对待锁定的策略不同。作为老产品或老技术供应商，想方设法增加消费者的转移成本，希望锁定程度越深越好；而新产品或新技术供应商则相反，使用各种策略试图打破原有锁定，鼓励老用户转移。以数字电视为例，早期希望不断减少模拟电视消费者的转移成本，增加其对新技术的收益预期，打破原有锁定。“整体平移”，免费赠送机顶盒，降低数字电视收视费用，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制订差别定价，广告促销等策略对解除原有锁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其中来自政府对转换用户的补贴也被证明能有效消除过大惰性问题：“泵中灌水”使潮流流动[12]。
虽然，数字电视的转移是不可逆的，一旦消费者转移到数字平台，将被牢牢锁定在数字系统中。但在数字电视内部，由于出现不同的竞争者，供应商在获得一定的用户基数（规模）后，仍需运用一定的锁定策略，迫使早期的消费者不能轻易地从现有网络转移到其他竞争性网络，如从数字有线转移到直播卫星。对此，我们可从收益和成本二个角度来实施相应的锁定策略。收益方面，可通过不断为顾客提供越来越多的增值服务来加深同顾客的关系，交互电视、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都将为数字电视用户带来较大的增值空间。而转移成本方面，可通过必要的顾客忠诚计划对收视费进行规划以吸引和保留最有利可图的顾客，如根据预交服务费的时间和金额对顾客进行等级划分，并据此设计顾客增量购买的优惠条款。此外，通过向顾客开发并提供竞争对手不能提供的互补产品仍是最有效的竞争方法之一。将来，有线数字电视网络供应商应充分利用双向网络的交互平台，与其他产品行业进行商业合作，设计和开发各种增值服务和互补产品。以优惠、打折的方式，通过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共同挖掘用户消费市场；将不同时段节目拆分打包，为消费者定制自己的专有频道内容；追踪电视用户的收视结构和购买习惯，定期为顾客提供选择性折扣和打包服务等都将成为锁定策略的常用手段。结论
现代经济学认为，技术可行性必须符合经济可行性的要求，某些个人或团体得到的利益必须超过成本。数字电视的推广问题也更多地应从市场经济行为方面寻找答案。本文认为我国数字电视用户增长尚处于S型路径的第一阶段，现阶段盲目乐观和过于悲观都是不可取的。结合Logistic增长模型提出我国数字电视推广要顺利进入高速增长的第二阶段的二个必要条件，文章进一步提出现有的“整体平移”思路有利于实现第一个必要条件：突破临界规模，而要实现第二个必要条件：激发市场正反馈，则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电视的网络特性，不能将目光只停留在“内容为王”上。
对于具有明显网络特性的数字电视，文章认为，现阶段的推广策略应该尝试以最大发挥其网络效应为目标，迅速突破用户临界规模，形成自己的用户资源（规模），利用市场手段激发用户自我增强的正反馈作用，谋求在位者的先发优势。网络效应下，对于数字电视推广，“做大”似乎要比“做强”来得重要。毕竟拥有一个巨大且有较强锁定性的用户网络资源，将是广电网络系统未来与其它网络系统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和发展基石。
注释：
[1]数据引自于人民网电视动态栏
[2]Mansfield,E.1968.IndustrialResearchandInnov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etricAnalysis.NewYork:Norton。卡米恩和斯沃兹（1982）在考察这种经验证据时还注意到，扩散在非垄断产业中趋于更快的速度。
[3]R.PearlandL.J.Reed,Proc.Nat.Acad.Sci.,1920,Vol.6:275
[4]和下文的人口数据都来自《20__中国统计年鉴》，P104-110
[5]数据来自信息产业部官方网站公布信息，详见
[6]Katz,M.,workExtenalities,Competition,andCompati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75:4pp.24-44.
[7][美]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P162
[8]Farrell,josephandG.Saloner.Standardization,Compatibility,andInnovation.RandJournalofEconomic,1985,vol.16,pp.70~83。另外，伊克洛米德斯和希梅伯格（1995）还进一步证明了临界容量在网络增长中存在的一般性。
[9]Katz,M.,andC.Shapiro.SystemsCompetitionandNetworkEffect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4(8),pp.93-115
[10]同[7]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