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2-02
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都争议不断。有的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实践性，不涵盖辩证性与历史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还有部分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辩证性和历史性，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认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说。对于以上定义，笔者比较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其实践性本质特点中还包含了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特征，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说得通。
一、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不懂得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只限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注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反映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足而形成的，因此在掌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前，应先分析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一）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必然会导致机械性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的理解以直观形式为主，而这样一来就使得事物的本质得不到体现，难以获取事物内部的能动性及事物能动性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只掌握了事物的外部现象。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只能获悉直观感受下的机械运动情况，认为运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形成起来的，使得原本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变得机械化，而且围绕机械运动来揭露各种不同的现象。尤其将人的所有生理现象纳入到机械运动范畴。比如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者拉美特利将人的身体比作机器，指出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机械运动，且通过实例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性：当人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身体会机械性的往后退；寒冷的天气人的身体毛孔会机械性的闭起来，防止寒流涌入体内。可见，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缺点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因其直观性缺点最终所致。
（二）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世界，必将导致唯心史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在于存在有生命的个人，个人自觉和动物分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非凭自己思维而进行，而是个人清楚的知道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的重要性。个人最初的劳动实践，是人类社未来发展的引领，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各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就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物质生产发展史间的一致性，人类口中津津乐道的世界历史体现的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证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领域中，实践占据重要位置，若不结合实际情况来考察历史，忽略历史发展中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忽略自然科学和工业，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与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相脱离的以抽象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之所以难以涉及社会历史方方面面，是因为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通过感性的形式直观客观世界。所以其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仅仅将人和社会作为直观的对象来认识。这样直观到的人就非常的抽象，是感情领域中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由主观感受到的社会历史仅仅是各类偶然事件的积累过程，不能突出实际存在的必然联系。由于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人类社会，因此无法清晰的明确人类社会就是实际的物质过程，最终朝着唯心主义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以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直观性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与意义是旧唯物主义最突出的缺点，该缺点必然会导致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的产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由于旧唯物主义存在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因此落实科学实践观，从实践角度出发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扬弃旧唯物主义缺点，实现具有实践本质、辩证本质及历史性的唯物主义已刻不容缓。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种本质，其内部蕴含了辩证性特征、历史性特征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真实存在的世界，实现了能动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类实际开展的活动就是能动的改造现实存在的世界。在此基础上理解真实的世界，那么就将真实的世界作为了人类能动的改造领域及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中的人存在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实践来看待客观世界，通过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有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间的统一，并基于此产生了实践的辩证法。其次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理解世界，可以清楚的获悉世界并非是长期不变的事物的全面综合，而体现的是全过程。人类实际活动过程中，在对外部世界施加作用的同时，外部世界也会通过自身存在的能动力量对人施加作用，对实际存在的人的活动方式进行制约，决定了实践活动的成与败，让人们充分的了解客观世界原本就存在的能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实践活动还使人们得到了了解客观世界本质特征与客观必然性的渠道。由此可见，人类要想理解真实世界，就必须注重实践这一“平台”，人们通过该平台全方位的认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规律，并积极主动的体现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通过统一实践辩证法和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后，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全方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集唯物论和辩证法为一体的目标，使得唯物论与辩证法达到了统一性，而一切的统一性都离不开实践观。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实践性特征下了解世界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而要想切实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首先就要从实践理解历史的角度获悉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结合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才能清楚的获悉社会生活实况和历史发展中所遵循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来理解事物、实际、感性，因此就获得了了解历史的途径，进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除此之外，应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意识，清晰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实际活动间的联系性，突出人类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观中的重大课题予以有效处理。从揭露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依旧强调以物质实践角度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物质实际情况及其内部矛盾，可及时准确的获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规律，从而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实践性本质特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突出阶级性
在传统哲学中，总是将人类的理论思维活动看的比较重，而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却关注的较少，将看待与认识世界作为了核心任务，无法主动地站在哲学的角度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传统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直接强调了其不仅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还要以实践的角度来改变客观世界。以哲学的方式改造客观世界最根本之处在于建立符合于世界的哲学思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获悉具有符合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带领人类走向解放。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就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所以马克思非常清晰明确的提出了将无产阶级作为新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了主要的精神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和阶级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淋漓尽致展现。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解放思想主要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指导，消除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陈旧思想观，加强对各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力度，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革命批判的本质；实事求是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从中找寻其本质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一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次，与时俱进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现代社会，注重规律性，强调创新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品质，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功能。解放思维与实事求是都必须符合与时俱进。
此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彼此间存在渗透、促进的关系，将这三者紧密联系可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构建一套涵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内的机制，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本质特征、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得到了统一，唯物辩证中自然观及其历史观得到了统一，客观科学性与革命性得到了统一，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性，始终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对事物、现实、感性科学合理的理解，因此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将直观性、机械性、唯心史观作为本质特征的旧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特征得到了全面体现，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之间存在互通性，有效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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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辩证法；人的实践性；资本逻辑；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50-04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树立了“为人类而工作”的宏愿，从研习法律转向哲学，再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是马克思自觉探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从来不仅是以“批判的武器”去“解释世界”的理论，更是以“武器的批判”来“改变世界”的实践。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辩证法的双重维度
对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我们可以从罗素《西方哲学史》对马克思学说的两处近乎悖论的批评中找到答案。在阐释奥古斯丁的理论时，罗素将其和马克思学说进行了类比。罗素认为，“亚威=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教会=共产党”，“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1]447-448在做了一系列的类比后，罗素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1]448毫无疑问，将马克思思想等同于基督教的信仰，势必会掩盖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罗素对马克思的误读中得到一种启示，即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蕴含着明显的形而上的理想超越维度。在具体分析马克思的学说时，罗素又认为，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马克思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之内，又局限于人类。”[2]343由于马克思仅仅局限于人类，因而其学说没有资格称作科学的哲学。在我们看来，罗素对马克思的这两段批评，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优点所在，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既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诉求，又是一场现实的历史运动。
1.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形而上的理想超越维度。人类历史是不断走向自身解放的过程，是人不断地从自然、社会中解放的历史。与以往的历史相比，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开启了一个解放的新时代。“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4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没有达到人的解放的高度。人通过国家中介宣布为无神论者，只不过表明了人以间接方式承认自己，实际上仍受到宗教的束缚；而国家作为国家宣布私有财产无效，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财产资格限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一个政治形式”。[3]29因此，德国要实现超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革命的、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3]18
按照社会中人的发展状况，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资产阶级实现的政治解放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的阶段，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52阶段才是人的本真状态，也就是人的真正解放。“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85共产主义从来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也不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规划，其根本意义在于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诉求和终极指向。“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3]197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的原则，指的是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理想性追求，首先是一种价值原则，是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性的回归。因此，共产主义不是人类的社会形态，不是可以进行精确规划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形而上的超越维度是要通过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和人性的复归。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是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罗素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价值取向等同于基督教的思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2.致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形而下的现实关怀维度。正如罗素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全神贯注于他的那个时代和人类本身。罗素指出，自从哥白尼以来，人类已经没有理由自许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从未在科学（或物理学）意义上自许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全神贯注于他的时代和人类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缺点，而恰恰是对马克思的最高褒奖，它奠定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2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工作仅限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而认为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即“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3]500马克思从未作为一个单纯的理论家而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在与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等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必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起关系”。[3]11从无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中寻找新社会得以产生的物质力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出发寻找改变现状的社会力量，是马克思思想解放的“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更是马克思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运动。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39“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3]527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是马克思找到的人类解放的现实根基和出发点。被罗素称为具有“严重缺点”的、“局限于人类”的马克思思想，是马克思实现的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革命。世界历史仍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由资本逻辑形成的必然进程中，因此，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被评为“全球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实现过程，是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链条上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过程。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根源于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超越维度和现实关怀维度不能截然分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是在两种维度的张力中展开的。改变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形而上的价值诉求，根源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性存在方式。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519“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162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过程表明人是超越本能的存在，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物质生产实践过程是人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519“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520物质生产实践不仅生产人们的生活资料，而且间接地生产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过程。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决定了人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的存在。
黑格尔哲学以最抽象的形式表征了最现实的存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三个因素：“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342致力于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和解、人与自然和解的黑格尔哲学，在资本统治时代，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是私有财产即“资本逻辑”对人的抽象统治的理论表征，是人的“异化”现实的直接体现。
马克思在现实世界找到了实践，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马克思认为，德国或许可以超过现代国家，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实践作为感性的物质活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感性力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解放的哲学思想的真实本源，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是比任何理论哲学都更崇高、更神圣的至高价值与伟大事业。”[6]15
人的实践本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则表现为形而上的理想超越维度和形而下的现实关怀维度的统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11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解放是一个敞开的过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实践中统一起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性阶段是每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超越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和“精神劳动”，发现了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找到了改变世界的现实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革命活动。
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类特性观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存在状况的理论表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关系造成了工人的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人本身的异化，导致了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这是资本逻辑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过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表明，它的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并没有为大多数人带来福利，而是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现象，这是当今世界有良知的资本家也肯定的事实。比尔·盖茨指出，世界并非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越变越好，因此，他倡导要建设21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7]11比尔·盖茨的理想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版而已。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找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道路和依靠力量，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需要在实践中增长新的感性力量。
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决定了人是一种生成性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的直接现实性与理想超越性的双重维度决定了人的解放是时代水平上的现实运动。“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3]186我们生存的时代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批判的资本逻辑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是当今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们实现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探索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当代形态，发挥其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必须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用哲学的语言说，我们需要一种内在于资本逻辑而又超越资本逻辑的存在论和辩证法。”[6]18当代中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构筑超越资本逻辑的解放历程，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社会正义秩序。
1.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双重维度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从属地位中获得解放，经过30多年的探索，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表明中国以独立和积极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在信息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世界变为“地球村”。全球化进程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不在于空间距离的“缩短”，而是其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只能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大、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丧失了精神家园、深刻体会到“存在主义的焦虑”和人生意义的失落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自然和社会“祛魅”，人类的生存境况面临着多重危险和多种可能性。马克思揭示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立足于实践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科学。显然，罗素将马克思学说类比于基督教无疑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人类性关怀，但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社会基础。现代西方哲学对旧形而上学的反叛，从表面看是寻找哲学的研究领地，实质则是资本逻辑统治时代的理论表征。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思潮强调哲学的现实效用，努力实现哲学的科学化；人本主义思潮则要求哲学“回到生活世界”，关注个人的体验和理想，以期实现哲学的人本化。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二者都无法达到马克思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解放的辩证法。哲学的科学化自身无法实现，因而不能达到现实的人的解放；个人内在意识的自我表征亦无法走出当代“人类”生存的困境。从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绝不仅是个体的行为，而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过程”。人类解放不是马克思回归到旧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而是应对资本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资本逻辑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紧张关系的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
2.在资本逻辑下，超越资本逻辑需要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对立和矛盾。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揭穿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之后，哲学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下，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这种价值范式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等级制与压迫。而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没有把人类推到自然界的对立面，它倡导个人、社会、国家、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调、均衡、全面发展。”[8]23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社会主义有其社会理想，是现实性维度和理想性维度的统一。资本发展的现代形态集中地表现为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由虚拟经济形成的“价值关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有增无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集中地表现为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由虚拟资本投资引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的异化的最新表现。发展虚拟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措施，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加重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矛盾。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没有社会理想。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然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获得成熟的发达模式，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状况下建设社会主义仍无法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超越资本的生产逻辑，必须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以“实业的使命”为主题的201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表明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和决心，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基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格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成果享用者，是马克思人类解放运动在当今世界实现的重要途径。
3.努力实现资本逻辑下的幸福生活，还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西方国家在宗教批判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华民族则在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后，反省批判传统文化，逐步纳入全球化的世界进程。全球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从未使中国人变为“上帝的选民”，只有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真正的幸福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并未自发地形成当代中国的精神信念和价值目标。当代中国人的解放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自西方的资本和宗教都无法建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创造性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感性力量，寻求绝对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独立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实现诸如“天人合一”、“家族观念”等传统的文化自觉和现代转换，是超越资本逻辑、寻求幸福生活的源泉。创造性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对资产阶级文明所达到的理性自觉和精神自由的辩证理解。缺少纯粹理性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全球化扩张时代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倾向，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要超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状况，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而又超越纯粹理性的精神领域而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更高层次上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在资本逻辑时代，创造性地构建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在平凡中寻求伟大和创造生命意义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辩证法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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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制度解放；脉络
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上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内容容易使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出现理论条块分割的问题，这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具有整体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要掌握好理论的脉络体系，否则对理论的理解只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从本质上讲是以人的解放为理论前提的，其理论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要想实现人的解放除了人的思想解放层面外，还要掌握其制度解放的理论脉络。这对于正确、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理解制度解放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掌握社会历史发展原因的理论基础，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方法论，是理解社会制度更替规律的理论前提。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是理解制度解放的动力源
马克思唯物史观从辩证法中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为理论基础，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阐述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与上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从社会物质生产角度讲，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阶级、改革、革命和科学技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为我们探讨制度解放理论奠定了动力理论基础。
（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是把握制度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既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遵循着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但是也有其特殊性，也就是每个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社会制度更替上更具自己的国情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但是这种跨越性并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否定，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趋势的体现。这一理论为把握制度解放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的制度解放理论
（一）马克思的制度革命理论
马克思的制度革命理论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这一内容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以劳动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工具，从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为切入点，在探讨剩余价值产生、获得、分配的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指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的本性。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有了一定的自我调节，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其仍然是以剥削为制度发展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讲就是具有剥削性的，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是相违背的，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种更适合人类发展的新制度所代替，这就是所说的制度革命。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的制度实践理论
马克思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包括列宁、斯大林以及等后来的共产党人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构想的框架下，包括列宁在内的后来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过程也是遵循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也是社会制度探索的过程。
（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制度构想理论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出发，对未来人类社会制度做了天才的设想。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生产力极大发展，人们思想境界极大提高，人得到全面的自由和发展的社会制度。全面的自由发展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解放。而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解放也就是制度解放，其实这时候应该是社会道德意识代替了社会制度发挥约束作用，起到制度的作用。但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强制的过程。这也是人本性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未来社会社会制度的构想是以制度革命、制度实践为前提的。
三、生产力发展是制度解放的前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发展动力结构。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意味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制度的更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将意味着人们物质、精神财富的不断丰富，进而推动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在这种同步的作用下，向着人所向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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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理解有三种范式即认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本体论与世界观范式，但是，大部分理解却忽略了第三种理解范式。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辩证法，是我们创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的辩证法，其本质乃是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从这一维度看，辩证法是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一种本原性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它强调世界的联系、变化、运动、发展，把事物、世界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看作关系、过程的集合。只有从这一本质维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5-0005-08
本文所讨论的是一个学界非常熟悉但理解上却似是而非的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辩证法。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具有本质重要性的问题，它无论是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内涵、特征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问题，还是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相关领域，如学界现在广泛讨论的本体论、价值论、历史观等问题，都具有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任务就是反思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重新理解辩证法，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前提性的思考。
一、对辩证法理解范式的反思
我国学界对辩证法的理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如果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对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做一个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对辩证法的三种主要理解范式，即认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本体论与世界观范式。对辩证法的这三种理解范式，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
认识论理解范式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理解范式看来，辩证法是一种同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它对事物的理解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而是把事物理解为联系的、发展的，因而我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是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我们通常说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应该联系、发展、全面地看问题，这里所谓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正是强调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功能。不难看出，从思维范式的维度来理解辩证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种理解范式使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方法论的理解范式则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观察处理问题坚持辩证法的观点，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把辩证法称作为方法，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辩证法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从方法论维度把辩证法理解为方法，强调了辩证法在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待人处世等方面的作用。这种理解使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突显出来，更为合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
本体论与世界观的理解范式则认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式，具有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在这种观点看来，世界本身不是形而上学地存在与发展着的，而是辩证地存在与发展着的。这里的本体论与世界观基本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即本体论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本体论。所谓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从本原的意义上来理解世界。把辩证法理解为本体论、世界观，从更深层次上指证了世界本身的辩证性质，是对辩证法更深刻的理解。
对辩证法的以上三种维度的理解，我们不难在目前的哲学论著中找到其痕迹。我们遗憾地发现，大部分论著强调的是前两种理解范式，而较少从第三种范式来理解辩证法。不同的理解范式标志着对辩证法理解深度的不同，并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应该把辩证法理解为本体论与世界观，辩证法的世界观维度是更为本原性的，是辩证法的本质维度，它决定了其他维度的理解。因此，强调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我国传统教科书体系中，辩证法是与物质论(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等并列的一个范畴。在对辩证法的论述中，则主要讲三大规律和若干范畴。这样来安排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消解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灵魂的作用。毋庸讳言，这样来理解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与马克思本人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影响了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对于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中贯彻辩证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传统教科书体系批评甚多，批评的最大收获在我们看来乃是赋予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辩证法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对传统哲学体系的反思中却似乎被悬置了，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解并未达到马克思的深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理解总是有隔靴搔痒之感。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辩证法，是我们创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二、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重新理解辩证法
如何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换言之，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辩证法理解的怎样的突破性认识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对本体论与世界观做一个简单界说是必要的。
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来是中国用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一门学科ontology的。但是，这一术语在中国当代哲学语境中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本体论看作研究追问世界本原的学问，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对西方哲学的误解。现在，作为哲学术语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on—tology的本意有着很大不同，哲学界基本上都是把本体论从研究世界的本原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有学者对本体论的这种理解进行了专门梳理，力图还原ontology术语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认为，由于哲学界几乎约定俗成地对本体论做了前述理解，那么我们不妨就按照这个含义来理解本体论，而对ontology从其本来意义上译为另外的名称(如存在论，这个译名实际上更接近ontology的本意)。毫无疑问，哲学中确实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的本体论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某个哲学奠基的基础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学界近年来所作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种种探讨才不是无意义的。
一般而言，世界观被认为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哲学本身看作世界观。我们所熟知的定义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也证明了哲学与世界观无法截然区别开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前辈学者们对本体论与世界观没有做出区分。例如在艾思奇著作中，本体论与世界观就是同义的。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本体论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世界观主要就是本体论。换言之，本体论所研究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对世界本原的认识无疑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世界观所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人们应如何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这无疑包含了世界的本体论这一重要问题。显然，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本体论与世界观，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对本体论与世界观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的。
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我们可否为辩证法进行较为精确的、与以往不同的、一种新的界定呢?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首先，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我们就应该把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把辩证法理解为世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本原性规定。因此，人们之所以应该辩证地认识事物和世界，之所以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遵循辩证法，之所以要在社会生活乃至人际交往中依据辩证法，仅仅是由于事物本身就是一种辩证存在。正是辩证法是世界的本原性的存在方式，是世界本身固有的规定性，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才不得不按照辩证法来办事。由此可见，对辩证法所作的认识论理解和方法论理解，都是奠基于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理解之上的。
其次，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辩证法就不能仅仅规定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所共有的最普遍的规律，也不能仅仅理解为认识论或者最普遍而无片面性的理论思维，尽管这都是重要的；我们更应该从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上来界定辩证法。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讨，把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集合起来理解，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来理解辩证法，这实际上也就是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也有学者指出：“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世界观层次，我们要讨论现实感性世界的辩证本质。这一辩证法有其纵向线索，就是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又有其横向线索，就是讨论从主客体关系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规律；纵横结合，构成辩证法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在认识论和历史观层次，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成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的辩证法。由此可知，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法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相统一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这种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触及了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性质。
我们可以把辩证法做以下界定：辩证法是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一种本原性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它强调世界的联系、变化、运动、发展，把事物、世界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看作关系、过程的集合。这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定，由此出发，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辩证法的方法论理解、辩证法的历史观理解才获得了本体论根基。
也许有人会说，对辩证法所做的这样一种理解并没有新意，因为在传统哲学理解中，我们实际上也对辩证法做了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一直作为一种前提性的理解存在着。对此我并不否认，因为辩证法的本体论世界观维度决不能说是笔者的发明，它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本身的重要内涵。问题只是在于，传统理解对这一重要维度隐而不彰，使我们的理解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的辩证法。如果追问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在于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主要导源于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而不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对马克思的继承者的理解，也没有达到深层理解，而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拘泥于论者字句的表层，而未能从总体上全面深刻地联系起来理解，以致把辩证法表面化、庸俗化。真正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理解辩证法，我们必须追问到马克思本人，因为马克思正是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和阐述辩证法的。
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维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脱胎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对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辩证法成为马克思哲学灵魂。我们必须明确的首要一点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实际上是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上的。他写道：“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黑格尔指出，辩证法具有高度的普遍性，“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高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举凡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作是辩证法的例证。”“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最伟大的继承者与批判者，马克思完全洞悉辩证法在黑格尔整个哲学中的地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在这一基地上展开的。
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青年马克思以充满诗意的笔调热情赞颂了辩证法。“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辩证法是死，但同时也是精神花园中欣欣向荣、百花盛开景象的体现者，是盛着一粒粒种子的酒杯中冒出的泡沫，而统一的精神火焰之花就是从这些种子中萌发出来的。”马克思所情有独钟的辩证法，虽然未完全从黑格尔哲学中脱离出来，但是却不能等同于黑格尔那种纯粹思辨的辩证法，马克思所突出的是辩证法的内在的革命性，是辩证法与精神的联系。正是对辩证法的推崇，让马克思进一步推进黑格尔哲学，把哲学推进到辩证法为内在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做了如下批判：“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的方面把它看成是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提纲挈领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从一定意义上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现实世界与事物所作的理解，即以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表达了历史运动，而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认识到了否定的否定的积极意义，把否定的否定包含的肯定看成真正的肯定，把否定的否定包含的否定的方面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马克思把这种辩证法称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否定性的原则不是思维的原则，不是人们赋予世界的，而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原则，换言之，这种否定性辩证法是世界本身的存在原则。这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显然是从本体论和世界观维度来进行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虽然没有直接对辩证法进行论述，但事实上却是最重要的辩证法文献之一。深入解读《提纲》，就会理解到马克思正是以辩证法的世界观来批判和超越在他之前的一切哲学。《提纲》第一条中所说的实际上也就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把世界、事物理解为辩证性的。在那里，马克思要求人们不仅要从客体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事物，也要从主体角度理解事物，把事物理解为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马克思对事物的理解正是辩证的理解，这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应该注意，此处马克思所讲的事物、现实、感性，都不是离开人的自在存在，而是属人的存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人的自然是抽象物质的，甚至是唯心主义的。从马克思对世界的属人性的理解来看，世界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就是说，世界是在人类的创造活动中开显出来的。这里也可以看出，世界、事物存在的辩证性理应包含了世界、事物的存在的历史性意义。正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提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实践观来批判了一切旧哲学，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要从本体论与世界观高度的辩证法维度来理解，否则对《提纲》的理解未免就会局限于认识论范畴，从而贬低了《提纲》的实际价值。甚至《提纲》中看似专门讲认识论的第二条也不应仅仅从认识论来理解。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初看起来，马克思似乎在强调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但是第二句话却整个的是在强调思维、理论要贯彻到实践之中，要变为实践和现实。换言之，仍然在强调改变世界。思维只有变为实践才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整个提纲所开显出来的正是一种新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因而《提纲》从第一条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而以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宣言结束，就决不是偶然的。这改变世界的内在律令，是马克思从辩证法的世界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与说明，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的运用。这部著作以辩证法的世界观来论证了历史的发展，把辩证法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因此这部著作既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论证。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世界观论证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辩证法过程，论证了共产主义也是一个辩证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揭露了黑格尔使精神独立化的过程。首先是把现实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使这些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把它们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把自我规定的概念变成自我意识，并使其实体化为个别的人物。归根结底，黑格尔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哲学都没有真正理解现实的个人。而马克思恩格斯以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辩证法来理解现实的个人，把现实的个人理解为历史逻辑的出发点。他们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批判相呼应，在那里他们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辩证地还原绝对精神之后，就可以得到现实的人这一辩证的概念。可以肯定，没有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为基础，就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的历史辩证法。
在《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辩证法思想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马克思写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里，马克思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以往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这诚然是正确的，马克思确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作了批判，并把自己的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之上。但是仅仅做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够的。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双重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实际上马克思是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的，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世界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是和黑格尔相反的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其辩证法都不是脱离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本身就是世界观。因此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时，首要的就是要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那么这一合理内核是什么呢?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恰恰是对合理内核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就在于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在于对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包含的否定性理解，即事物的运动性、暂时性，这也正是事物的辩证性。马克思这里虽然讲的是对事物的理解，实际上更是对现实事物的描述，即现实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正是现实世界本身的辩证存在，才要求我们对现实事物做辩证法的理解，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乃是理解世界的辩证法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对辩证法合理内核的这种阐释也只有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才能领会其内在意蕴。否则，将会错失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本意。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后来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解更多地执着于它的认识论维度和方法论维度，似乎这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来的一种思想传统，但事实上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也主要是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恩格斯曾指出：“辩证哲学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这一描述，正是描述了世界本身本原性的存在方式，这说明恩格斯的辩证法正是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同样，在列宁那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本身就是同一个东西，具有同一性，同样强调了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性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的辩证法，其本质乃是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只有从这一本质维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证法。同样，只有从这一本质维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本质同时也是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并不是外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
四、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理解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出发来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及其传播发展，使我们获得了对辩证法理解的新的视角，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读，也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理解的新的启示。
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为我们理解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我们把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它与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并置起来，遮蔽了辩证法的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核心地位晦暗不明。缺失了这一本质维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也就受到了限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僵化肤浅之解。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理解辩证法，就必须重新理解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必须把辩证法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把它贯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组成部分、所有概念范畴和所有基本理论的理解中去。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结构意义上的组成部分，而是其核心与灵魂。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法。
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原则贯穿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中去。由此出发来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同时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由此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核心范畴和原理的新的理解。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历史、物质、人、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要概念，只有从辩证法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同样，只有从辩证法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结论以及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理论。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辩证法的合理的自然的结论。
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来理解辩证法，给我们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以新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以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辩证法来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内容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即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和主要成果是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众史观、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史观和当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二是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即本体论与世界观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进程。从其表现形式与成果来看，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与深化过程。具体来看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以及在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路线。这是作为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辩证法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明线的话，那么辩证法的中国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暗线。
辩证法这个曾经家喻户晓、风光无限的哲学范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史上所遭受的误解和歪曲也是最多的。辩证法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被魔化为充满机心与乡愿的“变戏法”，成为阶级斗争乃至人身攻击的工具。而今，辩证法似乎又被打入了冷宫，中国的学者们不再愿意讨论辩证法，西方的后现代和后马克思思潮则直接拒斥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哲学所说的“拯救辩证法”的话语，也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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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6-0025-05
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来看，虽然宣传和传播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一、哲学解释学解释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读者与文本是何种关系？文本的意义是读者生成的，还是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古典解释学坚持一种“客观主义”立场.即文本是解释的“客观”对象。文本所谓意义是作者赋予的而不是读者生成的，理解的任务就是去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文本一旦被创造，其意义就是固定的，文本的意义常常难以被读者准确把握。误解文本的现象在所难免。其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都认为，既然文本的作者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要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就应当重现文本的当时历史情境，解释者需要做的就是克服由于时间距离而造成的主观偏见，尽量做到“客观”，客观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但“客观主义”立场也面临一个难题：文本的意义到底在哪？如果它是作为一种“存在”，即寓于文本之中的存在，那么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还是物质性的存在？如果文本之意义是以文本的存在属性（物质属性或精神属性）而存在的，那么如何证明这种属性的存在？如果“客观主义”对此无能为力，那么又凭什么说文本的意义是客观的、固定的？另外，“客观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即他们都相信，只要找到适当的方法，就能回到文本的本义，对文本的意义“复原”。
海德格尔等人从哲学上指出过古典解释学的缺陷并将存在论的基础建立了“此在解释学”。他认为，理解与解释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这是因为，“此在”不是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人，也不是他的精神或意识。换言之，“此在”既不是生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是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此在”只是人这种“在者”与他的“在”的本质关系，“此在”的“在”的意义就在这种关系中.它只有通过理解才能揭示出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序言中表明自己的任务：“借用康德的话，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解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解释学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它是提供正确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任务不是研究如何正确地把握文本意义的方法，而是研究理解本身的存在，研究理解何以能够发生，“诠释学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发展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要澄清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他尤其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的理解是本体论的，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解释者与文本总是有时间和文化距离。古典解释学为了克服这种时间与文化距离，从而避免误解，因此主张理解就是回到文本，超越时间和文化障碍，进入到作者当时所在的客观世界，进入到作者所处的环境，以重获作者创作时的心态，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仍然是把解释学当成一种方法，而没有真正弄清解释学的本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不但不必消除，而且还是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时间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克服的鸿沟，而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因此，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并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创造性的可能性。它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充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自身。
古典解释学只注意到了作者是处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中，而没有注意到解释学者也是处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中。伽达默尔认为，那种要求解释学尽量摆脱自己的历史性而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作者的历史处境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妄想。他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的创造性基础，“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的意识的统一体，即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统一体，因此历史只是一种“效果历史”。
正是由于解释者必然受到历史处境的影响.解释者的“视域”总是受到了历史处境的限制。伽达默尔此处所谓的处境是指“解释学处境”.即解释者所涉及的一切前提，包括前见、前理解结构、解释者的预期等。文本的作者有自己的“视域”，解释者亦有自己的“视域”，解释就是两者“视域融合”的过程。正是由于解释者有自己的“视域”，所以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去理解文本。古典解释学主张尽量抛弃偏见，但是伽达默尔认为，居于一定“处境”之中的解释者不可能抛弃偏见，也没有必要，因为偏见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理解的基础，正是有了偏见，理解才有可能。
依照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能不受“历史处境”影响。历史的处境决定了大众的“视域”，从而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来看，大众的处境决定了大众化的规模与水平和程度等。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力不仅仅是如何解读或认识文本，更不是让大众回到“马克思”，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生动，由少数人掌握到被大众熟悉和理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就是理论掌握群众，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或者说，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当代青年，能够普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普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修养。
从我国的教育方针来看，高校是培养德才兼备、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人才。为了保证高校培养出来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其他事业的接班人，我国的大学生都应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大学生自身发展而言，他们未来要承担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其思想道德素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与方向。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能够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在许多层面和平台进行，其中高校是最重要的平台，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主战场”。这是因为：其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社会思潮易于向高校集散、社会问题易于向高校投射、社会热点易于向高校传导、社会矛盾易于向高校转移。此外，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但理想信念还不稳定，同时他们涉世未深，求新心理很强，所以容易受到种种社会思想的影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往往乘虚而入，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并希望通过影响大学生而改变现实世界。其二，高校能够有效地实施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拥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和师资等，具备系统地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良好条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即是一定阶级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向人们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在广大青年中得以传播，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是“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一部分。
从历史上看，高校也一直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平台，其主要方式是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早在1949年10月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发文件规定专科以上的学校都必须学习公共必修课，主要课程内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1951年9月，教育部又作出规定，为了加强学生的世界观，“社会发展史”一课增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后，虽然课程类型和名称不断发生改变，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性质没有变，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方式。
正因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大众化重要载体，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大众化状况，反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提高了人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方法和实践都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办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被看成只是一个认识问题.所以工作重心就放在提高或改进“认识”的方式和手段上，也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赞同列宁的主张，即认为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很有必要用“灌输”的方式，并且论证“灌输”是任何理论宣传都必不可少的方式。但实际上，按照现代哲学解释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远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生存论的问题。
大众和作为大众的特殊部分――青年大学生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根据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他们是处于一定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前见”，但这不是消极的。这种影响和“前见”正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大众和大学生都是从自己的“视域”出发去面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顾大学生的“视域”，忽视他们的“前见”的合理性，那么要求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尽量消除自己的存在，以便来走进所谓客观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考虑到接受者的历史文化处境，尊重他们的自主性。
无论是大众还是大学生，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关系。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观点，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现代哲学解释学的问题。“大众化”就是大众解释文本过程，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解释是大众的生存方式。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已经与大众处在某种存在意义上的先行关系之中。就高校大学生而言，他们中绝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广泛地接触了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本不是仅仅限于纸质的东西，党的方针政策、红色遗址、红色的影视影像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党的政策方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外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而这种文本与大众关系最为密切。
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普及只看成一个认识问题，所以，我国虽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广大宣传工作者和教师也想方设法改进方法和提高效率.但是其效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异常复杂，但是最根本的的原因是影响大众和青年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背景――社会民生状况还不尽如人意。所以就此而言.改善民生迫在眉睫。所谓改善民生，“就本质而言就是让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是对作为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尊重”，然而，在当代中国，改善民生的作用与影响远不止此。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改善民生还关涉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问题，也涉及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否信任等问题。民生改善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有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接受和信仰的人逐渐增多。改善民生也改变了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改善民生使大众的“处境”变好，同时改变了大众的“视域”。大众的处境和视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模与水平。
高校与社会只有一墙之隔，大学生通过各种途径与外界接触和联系，因此，社会民生状况的改善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和评判，也将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在当代中国，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的关键不在于使大学生如何正确地解读文本，在课堂让更多的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让大学生接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在于宣传教育的形式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的关键因素不在学校之内，而在于学校之外.在于社会、国家大环境。因此改善民生状况，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基础，必将从根本上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前中国，仍然有不少群众生计困难.处境艰难，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这些状况成为了制约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瓶颈，这个大背景也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举步维艰。所以，改善民生状况，使广大群众处境变好，必将拉近大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缩小大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也将使广大青年学生更加认可、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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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当代性传统思想
[中图分类号]BO－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014－0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提出者的本意――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当代人向马克思原典的回归，缩小乃至消除我们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间距”。他们要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束缚，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以期找到哲学新视角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哲学体系重新建立起来。这被称之为“文本与历史分析”方法。
很显然，“回到马克思”不是从现代解释学立场而是从传统解释学立场提出来的。只有传统的解释学才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是返回作者的原意。如何才能做到返回作者的原意呢?它认为只有提供严格程序的方法论才能做到。这种方法论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理解者的成见或自身视域。只有将理解主体的自身视域彻底消除，理解者才可以做到：一方面就文本自身理解文本，这是通过语文解释方法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自身置入到作者创造文本的境遇之中，即通过重建作者创作文本的心理活动而完成的。通过这种语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来达到消除存在于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是传统解释学理论的一种普遍要求。第二步要解决的是文本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通过部分与整体意义关系的解释学循环来完成的。我们阅读一个文本，首先接触的总是文本的某一个部分，对某一部分的理解靠的是对整体的把握，我们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把握部分的意义，而对整体的理解又只有在理解各个部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因此，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就这样来回地奔忙着，最终的理解则靠顿悟来解决。这是一种封闭的解释学循环，其前提就是设想了一个由文本圈划出来的孤立的意义“岛屿”。总之，传统解释学是仿照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来设计人类理解范式的。它先认定对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理解主体的“客观意义”即“原意”或“本意”，然后，寻找具有理论的或逻辑的确证性的“第一原则”或“起点”，从而建构或再现关于“文本”的完整的意义体系。这里的关键就是获得一整套解释学方法。有了这一套一般的方法论，我们就可以达到对任何文本的“原意”的理解。
但这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其一，任何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都有自身的历史性，都是相对于当时的处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而写下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作者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的种种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时代的人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来解决一切时代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试图为人类提供永恒指导原则的文本，也只有在这些原则能够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生活着的人们的具体实际、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只有在使自身不断接受新经验的洗礼、具有对新经验的容纳力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才有可能被视为正确的、对人类有益的。因此。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绝不可能是静止着的。它不可能永远矗立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其二，作为理解者，果真可以彻底清除掉自己的一切主体性因素么?这也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我们反思我们的存在时，我们就已经存在着了。正如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空气、水、阳光和大地一样，我们根本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习俗、传统、制度、国家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伽达默尔对此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已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其三，就理解过程而言，理解绝非是一维地指向过去，指向历史文本或流传物。我们理解文本、理解历史或历史流传物，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我们所处的现时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才去理解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因此，理解乃是一种中介，通过它，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和文本中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回到文本的原意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得到了所谓“原意”，回到了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所说的话语是针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说的，把它们套用到我们今天的实际，那就只能让我们削足适履，大闹笑话。虽然马克思主张的一般原则、原理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强大的指导作用，但如果不与我们的实际联系起来又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而且，如果没有现在的眼光、立场和旨趣，没有我们针对现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也达不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真正理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回归马克思”就真的是在用一种“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于我们当前实际无补，而且也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倡议者提出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充分的理由是：只有“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够杜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随意性和相对性，从而保证我们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客观性。这恰恰把问题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不是建立在主观的一心理学基础上的原意，而是“客观的、在效果历史上被调解了的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本身是随理解者的理解而生成变化着的，我们的理解只有在能够呈现或揭示这个处在生成变化中的客观意义时，我们的理解才能够被称之为“客观的理解”。反之，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静止化、凝固化，并认为理解就是对这个不变意义的把握，那么，我们的理解就只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或许有人会这样提问题：只有对・个确定意义的理解，才使理解具有确实性，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对一个变化着的意义的把握。因不具有确定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客观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提问题，只能表明提问者对现代哲学解释学缺乏深度理解和把握。现代哲学解释学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存在的根本性质“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那种可能方式”。既然如此，存在的意义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只能是变化发展着的。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生成变化着的，而且与存在一样具有整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就是指存在的意义既不单属于文本，也不单属于理解者。而只能在文本和理解者之间产生和形成。这个意义就像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同心圆”，对一切理解
者来说。它都是共有的。我们进行理解，一方面是通过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领会和体验来扩展这个“同心圆”，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共同意义的分有”。每个理解者在理解时，他必然地具有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或先行存在中获得的立场、视域等所谓“前理解”因素，没有这些因素，所有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模式、一种理解，而只有一种理解的理解就根本不能称之为理解。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仅当本文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时，本文才可以说得到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之所在。所以，理解者的个别理解看上去又必然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或片面性。但是，正是“通过这种片面性。解释就使得事物的某个方面得到了强调，以致为了达到平衡，这同一个事物的另外方面必然会继续被讲出。正如哲学辩证法通过矛盾的激化和提升，使一切片面的观点得到表现，诠释学的努力也有这样的任务，即从它所关联的全面性中开辟意义的整体”。甚至，“在观点的相互冲突中”，“建立起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超越了个体和个体所从属的团体”。通过个别的、特殊的理解达到对存在之整体意义的开放性的把握，这就是理解所具有的确切性质和情形，这才是客观的理解。
总之，理解的确定性绝不意味对某种并不存在的“原意”的把握，而只意味着对理解的性质和实际情形作出一种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描述。从这种意义上看“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就只能是主观的，并不具有任何客观基础。还容易造就如下混乱：我们是回到早年的马克思还是晚年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还是回到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个别的马克思还是回到作为整体的马克思?这些问题在“回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很难解决的，注定得不到任何主张者满意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
许多论者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经过思考，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这就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提倡者认为这一口号有三重意义。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二，只有在当代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理解。第三，在当代视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主张“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虽然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它。在他们看来，“回到马克思”只是一种手段，“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回到马克思”才能“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能保证走人当代的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由于“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主张者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回到马克思”相提并论。所以，凡是“回到马克思”的提倡者所面临的诘难，“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也同样要面对。如果“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那么“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虽然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着的，但实际上思路却完全一样。它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对象。“回到马克思”是要我们作一个趋近这个对象的运动，“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是要将这个对象拉到与我们并列的位置。这种对象性思维方式只能让我们和马克思哲学永远处在一种外在关系中，我们根本达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解。
“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主张，除了它与“回到马克思”不恰当的关联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
首先，“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显然过多地强调了理解者的主观愿望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似乎理解就是理解者的主观行为，仿佛人们要怎样的马克思出场，马克思就以怎样的形式出场。这是对人类理解活动的严重误解。提倡者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进行理解时，不仅会受到文本的制约，而且更会受到我们所具有的“前理解”因素的制约，我们永远都不会随心所欲地进行理解活动。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先，我们就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正是这种存在方式决定我们理解什么和怎样去理解。因此，“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如果说得更清楚，那么，“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很显然，如果没有我们自身和理解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就不能理解，而这种联系不是在心理层次上或思想中进行的，而是先在的。也就是说，只有我们与对象存在一种先在的实践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而所谓真正理解，就是我们和对象一同被理解。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我们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现实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而是中国的现实和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决定马克思能否或在何种程度上走入当代。
其次，如果“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命题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含义是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如何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抽象地现成地作为原则、信条、公理存在于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还是与他们所论述的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回答显然只能是后者。纵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我们很少发现有专门论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著作。经典作家们也没有写一本试图建立一个体系的哲学文本。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部都与他们所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既然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因此，关于永恒存在的原则也是没有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除了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倡任何不随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永恒原则，当然也就没有提出一套真正离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时认为它们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理解和把握到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他们论述的具体问题相分离、得到一些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方法之后，然后再将它们运用到当代现实生活中来。这里实际上把理解和应用分解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做法可能迫使我们承认存在所谓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东西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中去的。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教条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的当代视域和马克思分析解决他们自己时代所产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也非完全是我们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种新视域才既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能够解决我们自身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
再次，“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未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基于用抽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令人感到困惑的情形或悖论。要么我们永远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抽象的东西进行不断的证实，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新的发展；要么，我们要发展，就得否定这些东西，其结果就要遭遇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责。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仍然是：不是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而是我们捕捉到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之后，去阅读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各种问题中获得启发，得到借鉴。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视域融合之后的新视域来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列宁、、邓小平这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实践活动以及理论创新中获得这一认识。只有他们这种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向前进。又绝不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甚至也绝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当作教条的做法，才能说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在理论上采取非教条的做法，采取让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适应变化着的实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态度，才能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或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会用来解决我们今天的实际问题并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是在反对“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同时提出来的。在提倡者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本身就是有着当代意义的，我们根本用不着“回到马克思”，只要我们立足当代视野，我们就完全可以发掘出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倡导者还给出了如下推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具有当代意义，原因在于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马克思哲学提出的改变世界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立足当代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包含着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社会的现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视角看，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是有意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却不是我们“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如果这样说，那就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自在的意义”或“固有的原意”，似乎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某处的。过去，我们没有发现它，或者它被遮蔽了；现在，只要我们用心思考或用力“发掘”，我们就可以得到它。这样认识的后果就是论者把自己反对的东西又偷偷地从后面放了进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只能是在当代人对它进行理解时重新生成的。这个重新生成的意义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非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随心所欲的主观成见之类，它只能是两者交融的产物。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大小――按我们的理解来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大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了，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
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一命题除了有“原意说”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值得斟酌的地方。首先，倡导者在提出这一命题时的底气不足，可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信心不足，其错误推论甚至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任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他提出的任务也远未完成，世界历史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难说是遵循着马克思的设想和按照马克思设计的道路在发展。这难道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缺乏效力吗?这难道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空想”性质吗?之所以会导致人们这样去推断，原因在于倡导者自身的推论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没有对“问题”作出界定，混淆了“一般”问题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就问题而言，既有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始终的所谓“一般”问题，也有特殊时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问题。这两类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所说的“一般”问题。就是只能在思维中对其进行抽象、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问题。我们在现实中能够找到的只是表现“一般”的个别的特殊问题。无论是谁，他都无力解决人类社会的一般问题，这些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而永恒。人们着力解决的只能是自己所处时代产生的各种特殊的问题。但对特殊问题的解决及其所运用的方式和手段往往能够为其他的时代的人们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一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特殊表现――提供借鉴和参考。马克思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只能提出和解决他所处时代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无可挑剔，是做得最好的。他指出的人类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说马克思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未完成他提出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苛求，是试图让马克思做一个能解决一切时代的“一般”问题的“超人”或“神”。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靠的是不同时代人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试图让某人代替一切时代的人们去思考和行动，这是荒谬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同样愚蠢的。”
其次，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所谓“理解遗忘”问题，并促使人们直接将马克思的理论拿来运用于对我们今天各种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会产生“理解遗忘”，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认定“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与马克思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时间距离”，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就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理解遗忘”的结果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照搬照抄，只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依赖。最后是我们都成了懒汉，马克思则成了最忙碌的人，成为代替我们思想的思想家，被赋予太多太大的责任。这样一种结果肯定为倡导这一命题的论者所不愿见到。但提出这一命题却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不愿见到的结果。因此，我们还是取消它为好。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
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是西方学术思想界的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只是儒家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如汉学家列文森就认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指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一些国外学者则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
国内虽鲜有人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但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概念、范畴上的相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可相互结合却不乏其人。当然，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原因不是指它们在概念、范畴上有什么相似相通或渊源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则无疑属于前近代哲学。在现代和前近代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近代文化形态，从存在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处在与近代哲学对立的态势上。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相似而不是什么概念、范畴方面的相似，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相互结合。也有资深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至于两者有机融合，则不可能。
以上所举各家观点相互矛盾且充满争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这个问题完全梳理清楚，但至少可阐明我们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首先。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或儒化的观点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传统哲学所同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同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只能是视域融合。只有视域融合才能产生新的境界和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视域融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一种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只有在两者通过实践分别改造提升自己的基础上实现的结合，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如果只是同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同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化，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果实产生。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述精神如何从它自身中走出，如何在他物，即在异质的事物中达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些话的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要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它就必须从自身走出，去主动接受许多异质的东西，而对异质东西的接受就意味着必须对自身作出某种否定，不经过这种否定，不去冒任何风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不能成就自身。这正如黑格尔所言：“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结合”意味着结合双方都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只有自我否定，才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富有成果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