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娄底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组合方式。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增长方式分成两类:一种是以增加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如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扩大再生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把过去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注重“量”的扩张,集约型增长方式则在“量”的扩张基础上注重“质”的突破和效益的提高。
(一)娄底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目前,娄底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增长方式在工业化的初期确实给娄底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采用了这种传统增长方式才形成了今天娄底工业基础和规模。特别是“十五”后期,我市根据自身特点,坚持以大投资促大发展的指导方针,有效地吸引和激活了各类投资,投资总量、投资速度、投资效益都创造了历史纪录,使得我市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给工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2005年娄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7.4亿元,为2000年的2.86倍,“十五”期间年均增长23.4%。大规模的投资虽然解决了一系列困扰和制约娄底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实现了娄底工业“量”和“质”的突破。但是,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难循环、低效率”后果。不仅受资源瓶颈制约,使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生态退化问题突出,而且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这就决定了工业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将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原有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将逐步回落。因此,要实现娄底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娄底经济增长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现代经济学家判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要依靠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单位增加值能耗、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与同期全社会工业投资额的比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来反映。“十五”以来,娄底工业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效益和质量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2005年,全市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35.9亿元,比2000年增长79.0%;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005年达到了162.7%,比2000年提高86.7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也逐年下降,2005年我市万元GDP消耗能源2.83吨标煤,比2000年减少了0.18吨;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在波动中得到提升,2005年为41.5%,2000年为37.2%;只是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却从2000年的5.1下降到了2005年的2.0,这主要是近两年我市开发项目较多,投资增长迅速,目前投资效应还没有显现所致。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般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作为划分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据。科技进步贡献率小于30%为粗放型,30%~50%称为准集约型,50%以上为集约型,达到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由此可看出娄底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为准集约型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
(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推动娄底跨越发展新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全市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三大重点领城,综合考虑研发条件、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及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规划布局,加强与高等学院及科研机构的联系,重点研发了薄板配套产品的开发、氧气锆陶瓷、肝复乐系列、高效结晶器铜管等项目,着力扶持了新化长青电子、华禾药业冷水江制药、湘源科技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现已拥有特种品牌钢材、耐磨铸铁、矿用提升绞车、KU高段频头等一批部级省级高新技术产品,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娄底新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市累计完成高新技术产值93.07亿元,比上年增长70.86%。
二、娄底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
(一)产业、产品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工业结构朝着现代化产业结构方向积极转变,逐步形成了以冶金、建材、煤炭、化工、电力、机械为骨干的门类齐全的新工业体系,工业及其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结构比由2000年的24.2∶38.8∶37调整为17.7∶48.5∶33.3。但是,我市“吃资源饭”状况严重,产业结构以传统的冶金、建材、煤炭、化工行业为主,重化工业占绝对比例,工业产品仍以“傻大黑粗”为主,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精加工产品少,名牌产品辐射力极低,出口产品少得可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长沙株洲等兄弟市慢得多。产业、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仍停留在固有模式上,虽然有了几个亮点,但还未形成大的规模,市场占有率较低,传统农业仍占主体,产业化经营产值严重偏低;二是传统工业依然占主体地位。我市传统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90%以上,新产品产值所占比例只有28.3%,比重偏低,并且新产品中大都是传统产业的附属物,新产品带来的附加值低,产品链条也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工业根基“头重脚轻”,抗风险能力弱。娄底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可以说仅仅就涟钢一家企业,涟钢工业总产值占了娄底规模工业总产值的39.5%,2005年上半年由于涟钢的推动,我市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居全省第一,下半年由于涟钢主导产品薄板价格的下跌,企业效益锐减,生产更多结果亏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涟钢只得压产,直接影响我市工业经济的正常运转,到年底时,我市工业增速已退居到第十一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市支柱企业单一,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四是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2004年上半年,面对经济过热,土地、能源资源紧张及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意识的控制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我市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行业建材和能源工业受其影响最大,使得部分娄底工业产品价格一降再降,主导产品建筑用钢材价格直线下跌,中厚板市场形势也比较严峻,涟钢薄钢从2004年初的4600多元下降到2005年底的2700多元,海螺水泥价格最高时达380元/吨,但现在只能卖到300元/吨,一些企业因此只得压产限产,自然影响娄底工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第三产业比例偏低,不能给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一是总量占GDP比重偏低,提供就业岗位不够。2005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3%,远低于湖南40.4%水平,而从总量看,2005年娄底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3.83亿元,仅高于张家界和自治州,位列倒数第三,同时第三产业向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少,占全社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严重偏低,沿海发达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40%左右,我市为28.68%,也低于湖南30.2%水平。二是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发挥支撑作用不够。2001年至2005全市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3%,比第二产业低了2.9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也从2001年的36.5%回落到了33.3%,降低了3.2个百分点。三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服务功能不完善。构成娄底第三产业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运输业。2005年娄底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贸易及住宿餐饮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1%。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业、咨询业、旅游业等在内服务功能强又能直接促进产业发展的新兴三产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仅31.2%。可见,娄底传统低层次服务业仍占相当比重,新兴三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三)单位增加值消耗能源严重偏高近几年来,由于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燃料的能源消耗也随之大幅增加,2005年我市规模工业企业共消耗能源682.2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同期增长6.3%,虽低于同期工业生产18.4%的增长速度,但单位增加值消耗能源严重偏高,2005年我市规模工业单位GDP能耗为7.18吨/万元,远远高于全省3.83吨/万元水平。
(四)工业企业整体效益偏低2005年娄底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工业企业销售利税率分别为155.94点和8.54%,而全省为164.2点和11.83%,分别低了8.26个点和3.29个百分点。构成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七项指标中,只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劳动生产率和产销率略高于全省,而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贡献突出的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娄底总资产贡献率为9.72,比全省低3.74个百分点,资本效益发挥极不理想;资产负债率为66.5%,高出全省4.23个百分点,工业负债投入性发展依赖性较强;成本费用利润率为2.33%,比全省低了2.04个百分点,企业产生附加值能力较低。
(五)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发展缺乏后劲我市企业由于经费紧张及环境不优等原因,科技投入不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开发新的产品不多,而形成“名牌”的产品更少,企业核心竞争力自然无法得到提升。其一是科技经费投入不足。虽然近几年来我市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总量有所增长,但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偏低,与工业投资增长很不适应。2005年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为154180万元,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5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81个百分点。全市创新工作处于领先的涟钢2005年的科技活动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也仅为0.58%,远不足1%,而沿海一些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每年投入的资金超过销售收入的10%。由于企业缺少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打折扣,致使产品更新慢,市场竞争力困乏,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4.7%,较全省平均水平低了15.6个百分点。其次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积极性不高,人力资源投入也不足。2005年全市300家规模工业企业只有34家企业有科技活动,所占比重只有11.3%,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只有1273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数的1.1%,平均每户企业只有4.2人,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和5.3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只有983人,占参加科技项目人员的77.25%。涟钢拥有职工18734人,而从事科研创新工作的科研人员仅425人,只占2.3%。而深圳华为公司拥有职工2万多人,从事研发的人员超过了50%。科技人员严重不足,制约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企业制度和政府发展观念落后也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娄底工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秩序紊乱,经营初放,管理模式仍以“计划式”“小作坊式”“家族式”模式为主,“惟利是图”思想在一部分企业业主头脑中根深蒂固,目光短浅,发展观念淡薄,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极不合理,人力资源很难转化成生产要素,竞争力很难得到提升。一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对“发展”的理解比较模糊,政绩观出现偏差,认为增长快就是发展,片面追求“量”的增长,忽视“质”的提高。粗放型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可以“立竿见影”,正是地方官员实现其“任期政绩”的重要因素,如此一些地方官员默许甚至支持一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的发展,给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等一系列问题带来难度,与我们所追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弛。因此,在传统的以GDP增长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观的制约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被领导和行政行为强化,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化变得更加困难。
三、对加快推进娄底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2005年我市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到2010将近达到2000美元。从国际国内经验看,这一阶段,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工业结构日趋合理;技术创新愈益活跃,并由引进为主向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集聚。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工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智力支持,大力推进“品牌战略”,培育发展一批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品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更新发展理念,加快体制创新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也在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娄底经济增长初期,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为便宜,以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获取比较优势成为必然。但这种高投入战略实际是在人均资源贫乏、资源消耗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条件下进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我市的资源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后,有限的资源并不能长期支持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要确立科学的政绩观,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摒弃那些片面强调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做法,建立起注重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新的考核机制,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愿望和动力引导到科学发展观的方向上来。不仅要改变传统发展观念,还要转变导致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
(二)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必须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以国家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政策扶持为契机,有目的的推进娄底工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纺织、轻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的重大机遇,加快行业结构调整,把娄底建设成为一个沿海先进制造业零配件“中转站”,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薄板工程配套产品开发、特种陶瓷系列产品、高端耐火材料及中药材等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及软件、生物医药、机电加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政府要针对娄底企业组织程度低、企业规模小和生产无序等突出矛盾出台优惠政策,实行资产重组,建立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优质企业集中,对浪费资源、抢占土地和规模效益不好的小企业要加以淘汰,充分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制止项目的重复建设。
(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发展速度相比,我市第三产业增长比较缓慢,这种反差使得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小。为改变我市第三产业落后的面貌,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必须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特点有针对性的出台切实可行的鼓励政策,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好发展规划,积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如引进发展大型物流业,巩固发展一批高智能的第三产业(如信息咨询业和计算机软件业等),深化发展特色旅游业等。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教育投入
1.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人口数量多，而人口质量差”是中国人口现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使得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此，政府需要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科技进步，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然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多少？怎样能够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2研究意义
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人力资本存量低且质量不高，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泰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还存在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对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可以深刻地认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现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然后针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就开始展开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试图通过引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人口问题，劳动力整体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长期中以人口质量提高代替人口数量增长等问题。
目前，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仍在陆续增加，而且较多侧重于对不同省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间关系及其贡献率问题的研究。如乔继红（2004）基于Mincer模型对海南省2002—2003年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薛贺香（2006）分析了1978年以来，河南省的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8%。刘文、房光婷（2008）利用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全国和山东省1978—2006年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人力资本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率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促进山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3.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以上模型或改进的模型，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的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分析。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健康。它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形成。现在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教育投资（通常采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并且，大部分文献都集中在对于公共教育投资与宏观经济增长的研究上。
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早就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曾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关于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理论研究了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这种研究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和规范分析之上，是以教育投入有助于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这种隐含假设的真实性就需要严格的实证支持。沈利生、朱运法假定中国部门经济增长来源于3种要素的增长：固定资产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并假定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i=AiKαiHβi]，计算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0.6%。
尽管固定资产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要两倍于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但固定资产投资占的以上，而公共教育支出却只占的左右。因此，从实际效益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这说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极为重要且极为有效的。王金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分析法，同样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出1978-1998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8.76%。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初、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了结构性实证分析。如沈利生对增加我国大学、中学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最终得出结论：从短期看，增加中学的教育费用可以较快见到效果但从长期看，增加大学的教育经费可以得到更大的效果[9]。尽管以上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并且结果也有所差异，但他们几乎都认为目前虽然我国的物质资本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公共教育支出的收益率较大且人力资本增长贡献潜力巨大，因此应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其质量，以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卢超.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2007
[2]乔继红.海南省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
[3]薛贺香.河南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6
[4]刘文，房光婷.人力资本外部性与山东经济增长[J].东岳论丛，2008
关键词：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物价水平；Johansen检验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制定与实施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在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自货币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来，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中心课题。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使得社会可投资资金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增加，也会推高物价水平。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所作的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使得货币经济增长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逐渐加强，这使得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同时，货币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究竟如何，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增长走势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研究模型的设立
三、样本与数据选择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实证研究模型，本文选择GDP、CPI及M1分别作为经济增长、社会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减少样本的异方差现象和方便变量之间的比较，本文对GDP、CPI和M1分别取对数。
考虑到CPI基期的调整问题，本文选择的研究期限是从2000～2012年。同时，为了研究的充分性，本文所选择的研究数据为季度数据。由于CPI与M1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本文对CPI采取月度算术平均数处理，对M1进行月度的加总处理。
四、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以协整检验为中心展开，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协整检验后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Phillips-Perron检验来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见表1。从检验结果来看，GDP、CPI及M1原时间序列数据的Phillips-Perron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原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平稳。因此，本文通过对数据的一阶差分序列数据进行Phillips-Perron检验，发现其检验值小于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可知，GDP、CPI与M1的一阶差分序列数据为平稳的，因此符合协整检验“非平稳”和“同阶单整”的假设。目前，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本文采用统计性质更优的Johansen检验。
1.M1与GDP之间关系的检验
2.M1与CPI之间关系的检验
（三）Granger因果检验
从协整检验可知，M1与GDP、CPI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这三者的因果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M1不是引起GDP的Granger原因”和“M1不是引起CPI的Granger原因”，表明M1是引起GDP与CPI的原因。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1）M1与GDP存在着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当M1每增加一个单位时，GDP就会增加0.933个单位。（2）M1与CPI也存在着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当M1每增加一个单位时，CPI就会增加0.016个单位。（3）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也可发现，M1是引起GDP与CPI变动的原因，而GDP与CPI也是引起M1变动的原因，M1与GDP、CPI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张丽丽，彭国富.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06）.
[2]杨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2（01）.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影响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DP为10.38万亿美元，约为第一名美国的60%，第三名日本的2.25倍。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展的同时，本文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增长过于粗放，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产业偏低端，增加值偏低，增速放缓等。尤其是最近两年来，围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何去何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了当前政府着力解决的事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附加值的提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于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尹小平、马欣员（2013）通过文献综述方式研究分析了美国的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得当的科技政策与相配合的产业结构是美国经济和科技齐绽放的重要秘密。关于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分析的层次也是逐渐微观化，从国家、地区到省级较为普遍。邵建春、李霞（2008）对中国研发支出与经济增长作出了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指出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的拉动作用不大，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滞后期较长。而专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既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区域和省级层面的，区域和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成为焦点。范建华、郭佳佳（2011）利用1985年～201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滞后期1年开始影响专利产出，专利产出在滞后期5年对经济增长有最显著推动作用。关于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落后于研发、专利等其他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且多将科技人才与研发支出等一起综合成创新投入指标然后再分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之帅、杨善林、龙丹（2013）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了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看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以及专利产出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短期来说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但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以上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前的关联关系，实证分析大都直接选取科技人员或R&D研发费用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或者科技论文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直接将这些序列与宏观经济数据即GDP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而利用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经济解读。所得的结论比较相近，即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滞后期。正因为他们选用的数据特点和研究方法比较接近，因此，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性增长理论中，都把技术作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储蓄和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则认为两者与其它变量一样是受具体国家的制度、文化、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决定。尽管如此，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因此直接将技术创新相关的投入和产出序列c总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是不完备的，还需将劳动人口、资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
二、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中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结合在了一起，即既包含了重大的发明创新这种硬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了组织管理改进等这种软技术进步。一般而言，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科技专利上，即硬创新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必要对上述文献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扩展。一般在经济理论中，研究经济增长都是从总产出函数出发，即投入各种要素经过有效的组合和利用能得到多少价值的最终产品。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常用的生产函数的一种形式Y=AF（K，L），即为Y=AK？琢L？茁，A代表技术进步，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与此对应？琢、？茁分别表示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
虽然Solow-Swan（1956）模型相对比较好的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由于将要素以外的部分全归结于技术进步，高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对此，Mankiw，Romer和Weil（1992）提出了引入人力资本后的扩展模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进步被高估的问题。然而，人力资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科技进步的力量。
对此，本文考虑引入两部门模型来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研发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分使用研发经费并聘用科技人员参与研发，其产出为专利，而最终产品部门则使用专利、非研发人员和资本进行生产最终产品。对应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1=KdmLdn，Y2=AY1aKsbLsc，其中Kd、Ld代表研发资本存量和科研人员，Y1代表专利的总价值，Ks、Ls分别代表非研发性资本和劳动数量，Y2代表总产出。m、n及a、b、c分别表示对应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将前者带入后者后可以改写为Y=AKdxLdyKsbLsc，这样本文可以直接考虑科研人员、研发资本存量和非研究性劳动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关系。
三、数据以及结果分析
数据方面，本文总产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量、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即Y、Is、L、Id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而Ks、Kd及Ls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对Ls可以近似使用L-Ld*1.4进行估计，一来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全职折算系数恰好等于7/5，相当于把扣除休息日后的年当量还原，此外利用存留的2009年～2011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所得系数恰好都为1.39，与1.4十分接近。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范巧（2012）综述所介绍的做法，即采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来作为当年的新增资本存量、选择GDP平减指数作为投资品价格指数。其中GDP平减指数按照如下公式计算：GDPdeflator=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本年度国内生产指数），资本存量则采用如下公式：本年度资本存量=上年度资本存量*（1-资产折旧率）+资本形成总额/GDPdeflator。这里本文假定资产折旧率不变为5%。而基期的资本存量的确定，则采用几何永续盘存法公式推导的公式：基期资本存量=基年投资量*（1+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邓进（2007）的做法。即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基期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率+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而研发价格指数，这里则将其取为GDP平减指数，研发支出直接用R&D经费支出，即研发经费支出来代替。
通过数据梳理我们发现，经济体的劳动参与基本不变，即劳动投入基本不变，符合我国多年来劳动供给率持续稳定的现状。因此，纯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非常低了（不包括劳动者素质的改善）。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改进模型，去掉Ls项。我们将解释变量缩减为3个（因为此时可以认为LnLs是常量）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如表1。
此时，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良好，F统计量高度显著。从截距项和各个变量的系数角度来看，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而且Ld更是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并且各系数符号都为正，符合其应满足的经济学含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由此方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各驱动因素中，以非研发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最大，其次是研发人员数，而研发性资本存量最小。这与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模仿和山寨式创新，而非自主创新薄弱的基本F状基本吻合。依照全要素生存率的计算方法，本文再进行该模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由此得到纯的软技术进步贡献率：
从各项科技投入指标的增长率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非研发性资本投入和研发性资本投入，此外研发人员增长也具有一定贡献程度，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上都是由于研发相关的硬创新进步带来的，而这些年来我国的软技术进步，即通过管理组织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等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为负，且开始逐渐恶化。这与现阶段一些基本经济情况是相符合的。现在企业加班加点多了，但是相应的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虽然延长了生产工作的时间但效率却是下降的，产生消极怠工和磨洋工等现象，使得相应的产出并没有保持同比例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我国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敏感位置，但是目前劳动供应基本上比较充足，从模型中看就是对数后的劳动就业量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过去二十年，基本上可将劳动供应视为常量。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直到2016年才完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表明之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
其次，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其中又以非研发型资本投入为主，着重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如火如荼的发展窥见一斑。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硬技术创新，即以研发投入和科研人员数反应的发明创造，而通过对新的管理理念理论和组织方式方法的采用等软技术进步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非常微弱，基本为负，并且近几年来呈现恶化的态势。这表现了我国当前当前经济活动中，钟实际创造和实际的付出，而比较轻视管理、组织等软科学方面的创新和效率。
再者，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要低于非研发资本和研发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我国创新之路也只是遵循着跟随策略，即山寨和模仿，并吸纳大量的相关人才，而投入资金作自主研发的相对较少，并且经济上也不划算。
基于该模型和相应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研究型教育的扶持和引导，趁着劳动力充足阶段，多储备大量的研发人员。因为研发人员对总产出的弹性比较大。另外，随着跟随策略下，技术的累积，相应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需要自主和原发的创新越南越强，因此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社会资本存量已经处于高位，但是研发资本存量却极其低。因此，需要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交易网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各种创新研究项目中来，着力提高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完备的产权保护体系，良好的制度设计，搭建便捷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自主创新物有所值，让每个自主发明创新的人都能真正收获到创新创造带来的丰厚利益。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三是加强对管理科学与技术等软科学领域创新创造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引用实践，改善当前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弱的问题。可以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若干相应的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新的管理、组织方式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机制，着力做好相关的成果实践和转化。使软科学研究不再流于形式，相关的成果也不再是一纸文章，尘封故纸堆。
尽管以上模型分析基本保持着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及逻辑论述的正确和准确上，但并不能保障所做的探索就一定是正确或科学的。比如劳动供给怎么就可以视为常量，这是值得去深思的。此外是否可以直接利用专利的数量，进一步细化分析各种类型的专利及科研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可以探索的。不过得出软技术进步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负面，确实有些意外。因为，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学习引进了不少的东西，包括软科学方面的管理、组织等内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国人天性中有一种不服管，不太愿意接手和严格重复按照标准做事的倾向。因此，容易造成同样一套在国外其他地方运作良好有效的机制，移植过来却难奏效，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论。总之，从本文研究出发，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实现经济持续有质量的增长，必须着手解决自主创新问题，解决科研人力相对不足问题，解决软科学研究和创新滞后，与实际脱节，应用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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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创’研究”（项目号：2015YZD03）。
[关键词]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转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031
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并且在世界上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第三大国。但我国传统的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凭借能源的消耗为支撑的，这样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生产，因此众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时代中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进行改革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格局发生较大动荡的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压力都迫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改革转型，同时也要考虑新经济时代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与转型问题，以便实现新经济时代中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1“新经济”的含义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较大的区别，新经济是一种以网络经济作为核心内容的，以知识要素作为有效驱动力的，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基础的新型经济，新型经济简单地可以总结为“新经济是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综合”。新经济含义中所提到的知识经济则是指建立在时代科学技术核心基础之上进行生产、储备、使用以及消费的经济形式，知识信息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当代新经济迅猛的发展形势下，人力资源逐渐成为新经济的核心构成要素，正因为新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所以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掌握先进技术的技术型人才和具有大量知识储备的知识型人才在新经济的发展中必将成为核心供给者。关于网络经济可以做如下简要概述，网络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其中消费、信息资源、现代通信、生产交换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网络经济中相互交织渗透，网络经济除具有传统经济所具备的全球化的性质外，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且网络经济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强大优势在全球的各个国家受到广泛的青睐。
2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分析
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将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充分运用网络的有利途径和知识的创造性等两者的优势创造更多财富，满足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物质需求。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具备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和追求市场垄断等特性，同时新经济注重经济竞争中时间价值的主导地位。
21新经济的正反馈性分析
传统的旧经济是一种负反馈性质的经济，价格与生产产品的数量正相关，消费者与价格的高低和产品生产的数量负相关，这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负反馈机制对市场的均衡发展起到调节作用。对新经济而言因为其正反馈的特性不存在均衡市场的性能，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更高报酬和更高效率的创造依赖于需求量的增加，使得供给方进一步下调价格，促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供给和需求在新经济中表现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正反馈机制促进新经济发展的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22新经济的适者生存性分析
由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均较高的缘故，传统的旧经济市场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能够保持不被淘汰，但在新经济形势中经济市场的竞争法则就有所差异。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市场的竞争是一种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经济市场，市场竞争规则类似于达尔文式的竞争规则，这种新经济的适者生存的特征属性是新经济本质属性的体现，新经济下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与传统经济相比降低很多，使得经济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有效，在新经济下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必将把处于经济竞争市场劣势的企业淘汰，从而实现新经济市场下优势企业的市场垄断，追求企业的最大效益。
23新经济的追求市场垄断分析
新经济下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具有很低的边际成本和很高的固定成本，这一新经济的内在属性就直接决定了新经济是一种追求市场垄断的经济形式，新经济只有通过这种垄断市场的力量才能够在经济市场上获得利益，若新经济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不能形成有力的市场垄断力量，那么其产品的价格存在被压制到边际成本的风险，难以与极高的固定成本相适应，新经济的这种垄断是某些产品生存的客观需要，这种新经济下垄断的打破需要借助新的经济创新。
24新经济的时间价值性分析
在传统的旧经济中，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决定了产品的价格高低，但是在新经济形势下，新经济产品的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已不是在社会劳动中花费时间的长短，其价格的高低受到新经济产品在生产出来的短时期的排他性。新经济在时间方面的价值与传统经济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经济下的时间价值在新经济产品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产品价格起到决定性作用。
3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分析
31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传统旧经济的增长由社会分工、资本积累以及国民技术的动态技术进步和储蓄等因素决定，而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变化，企业的创新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新经济增长方式决定因素的转变，说明企业微观方面的创新活动在企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要比传统经济形式中资本储蓄与社会分工贡献大，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经济的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考虑传统经济中资本积累、社会分工等宏观因素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新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转型具有重要贡献的创新性等微观因素的考虑，在微观的基础上对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发展和建立一套符合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型所需要的新增长理论。
32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所需社会经济条件
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以为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有利条件，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提供良性的发展所有权，在新经济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知识是一种可供多人同时使用、拥有的非竞争性知识，因此知识的配置与生产就不能由市场的竞争力量进行决定，否则新经济所带来的价值大大降低或难以受益，因此必须创造知识所有权；二是发展风险融资，新经济时代存在结构性的资金短缺和极大的投资风险问题，风险金融的发展是新经济发展的有利保障；三是发展企业创新，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经济方面创新的有力支持，任何经济体都离不开创新能力l展这一微观基础的支持。
4结论
在新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要依据新经济下时展的需求进行不断探索。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要对“新经济”的含义深入理解，要对新经济的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追求市场垄断性的特性进行科学把握，要对时间价值在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进行合理掌控，深刻理解新经济与传统旧经济在增长方面的区别，积极创造新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实现新经济时代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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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研究，探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从理论上探索金融支农的可行性，为后期研究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民族地区
农村经济增长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全国7017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3年来累计脱贫人口达到5564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发生率下降达5.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地区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文献进行研究，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找到突破口，更好落实党中央十以来关于精准扶贫新部署。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学界，对于二者相关性的探讨和研究，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国外以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克鲁格曼等为代表，国内以叶志强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无相关性或者只具有弱关联性。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主要是基于货币中性理论，认为通过货币的供给的增减，只能对经济社会的物价成相应比例产生变化，并不能对社会的投入、产出以及就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Krugman[1]（2003）通过对拉丁美洲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案例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必然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只具有弱关联性。叶志强[2]（2011）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各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发展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扩大，因此他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具有相关性。而另外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却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该论述最早可追溯到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西方在该领域先后对微观和宏观2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最开始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产业以及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上，期间以1912年Schumpeter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为代表，通过论证其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能起到关键作用。Rajan和Zingales[3](1993)将不同产业的成长过程与金融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其研究发现，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在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学者通过构建一系列数理模型进行了研究。Romer[4](1986)、Lucas[5](1988)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数理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对资本积累进程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Diamond[6](1983)等通过构建流动性风险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互动性，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风险管理实现的。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谈儒勇[7](1999)、李广众[8](2002)等先后通过各自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米建国、李建伟[9](2002)通过研究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高互动性，并且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反之金融抑制或金融过度发展都会损害经济增长。郑常德[10]（2008）通过研究论述了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能够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并最终减缓贫困的发生。
2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M.T.Belongia和R.A.Cilbert[11]（1990）通过建立农业产出的市场分析模型，分析了农业融资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国内最早从实证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是徐笑波[12](1994)，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冉光和、张金鑫[13]（2008）通过收集1981—2005年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并建立帕加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分析，最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也发现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H•T•Patrick[14](1966)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农村金融不但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农村贫困的产生。行怀勇[15]（2008）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农村资本配置不合理。林毅夫[16]（2000）则认为由于我国各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资金缺乏横向流动等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体制性矛盾。学者就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协调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E.S.Shaw和R.L.Mckinnon（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普遍存在金融垄断，农村金融垄断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运转效率低下，从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JacobYaron等认为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我国学者在探究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原因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何广文[17]（2006）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存在主体产权改革不充分，农村利率市场化不足等问题，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E.S.Shaw和R.L.Mckinnon（1998）指出打破农村金融垄断的必要性。JacobYaron等认为政府应减少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杜晓山[18]（2003）提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先应当从金融体系内部入手。黄勇、谢朝华[19]（2008）提出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并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实现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3金融发展与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在国外相关文献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对某一特定民族或者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国外更多是针对社会中某一特定少数人群进行研究。在我国，为促进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探讨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地区金融制度，以扶持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郑长德[20]（2007）通过对我国五大自治区以及青海、云南等多民族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后，指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廖群云[21]（2005）认为当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协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金融支持弱化，而金融支持弱化体现在信用环境不高、政策引导不力以及法制建设落后等多方面。侯晓荟[22]（2005）通过对恩施地区的研究指出，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支农体系无法适应各民族地区的差异性，从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专家学者也就各自的研究方向进行政策建议。徐珺[23]（2003）认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方式，应当采用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合作金融形式，从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郑军、周运兰[24]（2012）更是提出从民族地区企业自身、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扶持等三个层面进行优化，共同发挥金融支农的作用。伍艳、黄煦凯[25]（2006）针对自治区的金融抑制现象，则提出了发展寺庙经济的建议，通过发挥金融的作用促进寺庙经济对外的辐射力，建立当地特色的寺庙经济。
4结语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阶段的文献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关于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真正深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四川凉山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二是关于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运行机理、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虽然陆铭宁、吴江[26]（2011）以及陆铭宁、陈璐等[27]（2016）先后通过构建信贷交易合约模型以及其后对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抑制的产生机制以及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索，但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三是目前不少学者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但真正具有创新意义，以及符合民族地区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措施较少。目前正值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以及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关系，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找到突破口，以便更好地落实十以来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新部署，也是本项目以及本文的研究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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