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主席用“四个进程”“五个新的起点”向世界阐释中国的过去、标注中国的未来，深刻揭示出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发展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世界的贡献一定会越来越大。
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壮丽征程。主席回顾几十年来的中国进程，深刻指出，这是探索前行的进程，这是真抓实干的进程，这是共同富裕的进程，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3%，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事实证明，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不仅是自身需要，更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同世界的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经济走向受到外界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位居前列；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完全能够实现转型升级、凤凰涅，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这个机遇，是中国发展新起点的机遇。主席强调，经过38年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新起点上，中国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引领的，必将是中国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消费投资净出口国内生产总值
我国历年GDP中三大构成要素经济数据的描述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根据1978-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支出法GDP数据，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图1用曲线来表示历年来三大要素在GDP中构成比重的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一）投资需求情况
从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结构来看，1978年以来，总体呈现出提高的态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8.1%，年均资本形成率为38.78%。尤其是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高居47%以上，基本和最终消费率持平，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少见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内存在着正向联系的特征，即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为这些年来我国惊人增长所印证。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直接投资方案，短期内对抑制经济下滑，带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会由于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影响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以及整个经济的停滞。
（二）消费需求情况
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消费支出率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下滑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为48.8%；然而到2012年，消费支出率下降到49.2，%，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仅为35.7%，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0%，投资率一般为20%左右，结构构成差异惊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矛盾局面。消费增长速度，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容易导致的明显后果是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局面，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不一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在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将来经济的波动。
（三）出口需求情况
从净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净出口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波动性，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国持续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2006-2008年这三年净出口占GDP比率达到了历年水平的峰值，平均为8.0%。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逐年扩大，到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在2008年进出口率达到峰值以后，逐年开始明显下滑，从2009年4.3%，到2012年仅为2.7%，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想依靠出口拉动中国持续稳定增长不太实际，从长远来看，我国不宜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政府在2012年年底的十报告中指出的宏观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一国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它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的，生产是基础，交换是条件，分配是结果，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的提高要求相应的消费提高或者出口的提高，经济才能顺畅的运转循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各有各自的作用，其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国际上大多数都主要是以消费带动经济循环，消费所占的贡献率最大，有的高达90%以上，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再计算各个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的贡献和拉动率指标，用以测量出GDP增长量和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要素各自的贡献和拉动程度。计算整理得出我国1978-2012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统计数据，见图2。
对上述图2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可见：1978年以来，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4.78%，年均标准差为16.13%，平均拉动率为5.3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39.45%，年均标准差为20.84%，平均拉动率为4.22个百分点；净出口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77%，年均标准差为22.72%，平均拉动率为0.31个百分点。
从图2上看，整个35年期间，三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有交替。资本形成有时与最终消费对应互补，有时与最终消费合起来一起与净出口对应互补。应该说，消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贡献率和拉动率最大，同时数据和图形也显示，其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程度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也是各要素中波动幅度最小的部分。如果分阶段来进行分析，2000年其贡献率基本一直低于投资的贡献率，反映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尤其在2009年这个极端的年份，资本形成于净出口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对应互补关系，国外市场需求疲软给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依赖国内加大投资弥补，资本形成对GDP增加的贡献率接近了90%，拉动程度为8.1个百分点。郑学工（2007）曾对中国和国际上多个其他国家的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进行了比较，文中指出“我国投资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高，而消费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低”，“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15%，消费贡献率为77.14%，几个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16%、
10.19%和26%，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9.17%、73.16%、69.12%和91.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19%、24%、20.11%和27.1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16%、75%、70.13%和69.11%。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消费贡献率为57%左右，投资的贡献显然高于其它国家，而消费的贡献则低于别国”。因此，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是我们将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关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国外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进出口一向被视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经济运行指标显示，净出口贡献率和GDP的增长非强度相关。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净出口反映的是国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净需求，它是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的差额，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综合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高投资、低消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度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对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有限，并且可能会造成不良的恶果，尤其是在面临着挤占需求情况下，会产生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利润下降、失业增加局面。此外，投资激增可能会带来经济过热的问题，一般说来，投资源于储蓄，但我国实际是高投资与高储蓄并存。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并非来自储蓄，而是源于央行货币的超额投放。需要补充的是，大量依靠投资拉动还会使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次，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果的手段，消费不足严重限制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协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效率。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以消费为支柱，消费要素所占的贡献率远大于其它要素，2012年全球最终消费率平均接近85%，我国只有49%，相差巨大。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最小，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而我国消费率偏低则严重削弱了这一稳定器的作用。消费率太低也反映国民福利水平低下，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会加剧消费与投资比例进一步失调，增强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使经济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最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最大，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出口受到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过度依赖出口，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容易导致我国外部经济严重失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产品受阻，出口数量金额急剧下滑，外向型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形势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想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已不太可能。
（二）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走以消费为主的发展道路，形成消费、投资、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首先，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而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消费潜力惊人，为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应分析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提高中低层的收入水平；扩展农村消费能力和消费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健全金融体系，建立现代消费文化消费观点等等，形成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形式。第二，降低投资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长期的高投资必然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平衡。从国际情况和我国国情来看，投资率应该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下为宜，才能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要注重对投资结构的优化，政府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卫生医疗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从而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增加消费支出。第三，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过去我国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当务之急是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的能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借助市场多元化来规避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郑学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J].统计研究，2007（9）
2.张需松.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J].宏观经济研究，2003（3）
一、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水平总量跃居世界第三
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1949年以前,我国战乱不止,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经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2008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00亿美元。1960年,达到614亿美元。之后,每年的GDP总量呈稳步小幅上升态势。1972年突破1000亿美元,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达到2022亿美元(1982年)。从此以后,我国GDP总量逐年稳步大幅增加,2008年达到38600亿美元。从1960年到2008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大幅上升。196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4.6%,1987年曾一度跌至1.6%,此后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8年的6.4%。
1978年,我国GDP总量居世界第11位。2000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是美国的12.3%,日本的25.7%,德国的63.1%,英国的83.1%,法国的90.2%。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是美国的18.1%,比2000年提高5.8个百分点;是日本的49.3%,接近一半,比2000年提高了近一倍;是德国的80.5%,比2000年提高17.4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但已是位于世界第2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个百分点。6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38.6倍
建国6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高,人均GNI水平也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962年,我国人均GNI只有70美元,到1978年也只达到190美元。但改革开放后,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8年又迈上新的台阶,达到2770美元,比1962年增长了38.6倍。人均GNI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197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1%,200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3%,比1978年提高了22.2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居世界的位次由1997年的145位提升到2008年的130位。
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但这段时间,我国的工业生产及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工业生产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和工业产品的极大丰富,各项工业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前列。
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49年相比均大幅增加。棉布产量增长了35倍;煤产量增长了78倍;发电量增长了762倍;原油产量增长了931倍;水泥产量增长了2061倍;钢产量增长了3057倍;化肥产量增长了9707倍。电视机产量从无到有,1978年只生产4000台,到2007年已达到8478万台,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60年来,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均大幅提升。钢产量1949年居第26位,1978年提升到第5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煤产量1949年居第9位,1978年提升到第3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原油产量1949年居第27位,1978年提升到第8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5位。发电量1949年居第25位,1978年提升到第7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2位。化肥、水泥、布等产品产量飞速发展,目前均稳居世界第1位。
建国初期,我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60年后,无论是从经济结构还是城乡人口比重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是农业大国。但6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61-2007年,我国谷物产量增长了3.2倍,肉类产量增长了25.9倍。1949-2007年,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茶叶、甘蔗分别增长了1.5、9.3、13.5、16.3、27.5、41.8倍。水果产量增长了150倍。主要农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领先地位。1949年,以上农产品的产量均在世界前5位,2007年,除甘蔗、大豆居世界第3位和第4位外,其余均居世界第1位。
四、进出口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少。1950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亿美元,居世界的第28位。1950-1977年累计,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只有1606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6.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贸易交往逐年增加。到2008年,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1950-197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7.4%,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7%高8.7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9.3个百分点;比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平均增速高5.1个百分点。尤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八年中,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更是在高位上逐年大幅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2.4%。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提高。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到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已达25615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9%。与美国、德国的差距逐渐缩小。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4%,相当于德国的8%。2008年已分别提高到73.9%和95.9%。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的第29位,1990年提升到第15位,2000年提升到第8位,2004年提升到第3位并保持至今。近几年,与第2位的德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差距逐年缩小,2004年两国货物贸易差额为4711亿美元,2005年为3261亿美元,2006年为2544亿美元,2007年已缩小到2122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缩小到1099亿美元。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贸易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贸易以年均17.7%的速度增长,获得了巨大发展。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43亿美元,居世界第34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0.6%;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66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2.2%;到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2556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4%。
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前列
1978年前的2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79年我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9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2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8年我国的FDI达到了924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8526.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8万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16亿美元,只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德国的3.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9460亿美元,比第二位的日本超出9423亿美元。1979-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增加648亿美元。尤其是2001-2008年,年均增加2226亿美元。
六、国际出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支规模不断壮大
1978年以前,我国出入境旅游人数较少,国际旅游收支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到我国旅游观光的外国人逐年增多。1978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为72万人次,到2008年已达到5305万人次,比1978年增长了73倍,每年平均增加174万人次。30年来,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1987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7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6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用了4年时间跨过4000万人次大关,用了3年时间跨过5000万人次大关。
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7位上升为2007年的第4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迅猛,由1978年的2.6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411亿美元,增长了157倍,年均增加14.1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4%,提高了2.2个百分点。国际旅游收入居世界的位次由1995年的14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7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多,国际旅游支出快速攀升。1995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只有452万人次,到2007年已达到4095万人次,比1995年增长8倍,每年平均增加304万人次。12年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3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2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2007年,突破4000万人次大关。2008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4584万人次,比上年增加489万人次。
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17位升为2007年的第6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支出增长迅猛,由1995年的37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333亿美元,增长了8倍,年均增加24.7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0.8%,提高到2007年的3.6%,提高了2.8个百分点。
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极大地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个字的改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简单地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作为第一位的追求。“增长方式”主要是就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的；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发展道路方面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2、更深刻地反映了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要求。内外需结构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是转变增长方式提出多年而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我国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厂”或“生产车间”。这就必然带来投资、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投资、工业的快速增长又必然带动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资品生产的扩张及这些产业的投资扩张。加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又必然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贴牌生产方式来实现，这是支撑现阶段粗放增长方式的机制。因此，单纯就转变增长方式做文章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必须从本源上抓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调整，抓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内外需结构平衡了，产业结构优化了，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消耗高的粗放型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更强，现实指导意义更大。
3、更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包括获得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惬意的环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地区不顾自然规律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越来越多的区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短缺，绿色空间锐减，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确定更全面、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方针。所以，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内容。
二、“三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而提出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将严重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1979-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人口大国尤其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具备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工业化进程加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内需空间。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近几年，我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增长并不慢。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2000-200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但问题是，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一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2、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的。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大而不强，制造业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偏差，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2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2006年的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2年达到峰值以来一路走低，由41.5%降低到2006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必须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但为此投入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却比产出所占比例高得多。2005年，我国消费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水泥10.5亿吨和氧化铝1561万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8%、39.6%、31.8%、47.7%和24.4%。即使考虑汇率因素，我国经济增长付出的能源、资源代价过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有38个，亚洲也有11个(其中日本8个、韩国3个)，而我国却一个也没有。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1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分析
1.1理论模型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全部生产要素归纳为三个：资本、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1.1.1劳动
劳动指劳动力的增加，可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三个来源：人口的增加、人口中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则是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由质量的提高来弥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由数量推动逐步转向质量推动，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人口增长率也高，这时劳动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工时缩短，这时就要靠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
1.1.2物质资本
从发展经济学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累积性的资本形成过程，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1.1.3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反映一定时期特定技术系统投入产出的转换效率。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有时只考虑单一投入要素，仅计算产出与单一要素投入的相对比率，被称为单要素生产率。如果同时考虑几种生产要素投入，由于要素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产出与全部投入之比，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以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占总成本的比重或要素产出弹性为权数，各项要素生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提高既反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又反映要素组合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综合生产率的增长，实质上是知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因素作用于投入要素而引起要素品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于1942年提出。20世纪50年代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形成和大发展的年代；60年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7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不断“组织化”，政府对这一研究日益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在其编撰的有关研究报告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各成员国有关经济活动的效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因此学术界常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代名词。
1.2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结构分析从以上两个图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强力推动。从增长速度来看，无论是在总时间段还是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1979～2007年，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总时间段和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也是最大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从3个子时间段的发展趋势看，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每两个子时间段之间的贡献率增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1979～2007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2.2%。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1年特别明显（年均达到了22.87%），在这一子时间段内，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高于TFP。但在之后的时间段，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大幅降低。1990年之后，其贡献率被TFP远远地超越。2000年之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有5.28%。
第三，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1979～2007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3.08%。在总时间段和3个子时间段内，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和贡献率都远远小于资本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高投资率是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资本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状态，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资本需求的迫切程度远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1990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贡献率比前一时间段有大幅下降，而且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TFP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进入21世纪之后，TFP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出现明显的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但在2000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白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白分点。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在数年之后，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突出地显现出来，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科技转化成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也是需要时间的；进入2000年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术研发上投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1979～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资金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很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2目前经济增长要素结构的阶段性特征
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TFP的提高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1从资本投入来看
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占国民储蓄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0%，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5%下降到2005年的56%；而家庭总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6年的38%。相关研究表明，高国民储蓄率和我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如果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由于要动用储蓄的人多了，能够储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就会下降。而随着我国逐步满足老龄化社会，我国高储蓄的状况将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将下降，储蓄率也因此将会下降。因此，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2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看“十二五”期间劳动力的供给有两个显著特征：
2.2.1劳动力价格上升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快速下降，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熟练工人普遍难招。劳动力供需区域失衡，出现“民工荒”，直接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率先上升。以东部地区企业加薪和中西部地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为标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不断闪现。与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相比，中国经济多年来处于廉价劳动力时代。2002年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幅度为10.13%，但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为8.18%。长期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反映了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随着“80后”“90后”人群和“新一代农民工”走上就业岗位，他们渴望得到比父辈们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2.2.2劳动力供给高峰将结束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人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间，中国50～64岁的老年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1）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2）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起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3）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2.3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
2.3.1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约束，存在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一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2.3.2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从发展现状来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表现的TFP增长具有极大的空间，具备通过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我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从1979到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年到时间段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诸如资金的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MainScienceand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R&D数据来看，中国R&D/GDP比例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深化专业化优势的关键。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看，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足，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水平，三次产业的比重失调。2008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49%和40%，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低，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第二产业。在技术创新较弱以及对经济贡献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未来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升级。
3经济增长要素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索洛余值法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01-05
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阶段分析
1.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计量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主要为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价格逐步放开,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开始由计划调控转为市场配置;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江苏对外开放经济步伐逐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开始提速;2001―2008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江苏大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利用外资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及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及出口迅速增长。利用国际上通行的索洛余值法计算出各阶段江苏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见表1)。
收稿日期:2009.10.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8EYD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国方,南京工程学院科技处副研究员,211167;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10013;石贵舟,南京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210000。
2.简要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并且科技进步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4.4%,这充分反映出“九五”以来,江苏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努力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
(2)资本投入增长仍是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资本的增长率为23.18%,明显高于总产出的增长率11.29%,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达到54%,这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资本推动型的增长。数据显示,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资本的贡献率在逐步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2001―2008年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2.64%。
(3)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作为传统生产要素,依靠劳动投入增长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及职业技能教育,致力于提高劳动参与者的素质与技能。[1]
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国际比较
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水仅相当于美国1900―1960年的平均水平,不及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53%的水平;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远不及西欧国家1960―1985年的水平。与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仅相当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远不及新加坡1980―1993年62%的水平、香港1980―1993年56.5%的水平、台湾1980―1993年50.6%的水平。表明与已进入集约化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相比,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水平仍较低,处于半集约化发展阶段(见表2)。
国外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先进经验
1.美国经验
在促进美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的诸因素中,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处于首位。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国发展,所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发展很快。1992年,美国的R&D投资已经超过日、德、法三国的投资总和[2]。同时,美国政府还非常重视科技成果在经济上的应用,支持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
注:美国数据来源: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日本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5;西欧数据来源:Boskinand
Lan,1990;东亚数据来源:葛霖生.亚洲“四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6)
(1)人力资本方面。美国科技创新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保证的。美国人力资本的优化主要依靠多层次的教育来实现。二战后,美国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各州都实行了九年或十一年、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1983年美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基础研究能力的开拓型人才,为科技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具体的内容包括:提高中等教育质量,加强外语、数学、科学、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教学,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注重大学通用人才与尖端人才的培养。
(2)结构调整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大规模地对传统产业进行有效技术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巩固和加强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为了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美国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收购重组和内部经营结构的整顿,优化了资源配置并获得了最佳经济效益。政府方面也实施了促进结构调整的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企业政策。
(3)政府政策方面。例如税收优惠、价格保护、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制定规划、信息等等,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升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农业发展及住房、公路、航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发展。
(4)在科技政策方面,政府出资支持大量的科研活动,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正确的引导。在企业政策方面,积极扶持小企业发展,成立代表小企业利益的小企业管理局,一方面向小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及其他帮助,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小企业意见,并实施了一系列立法对小企业加以保护。
2.日本经验
在推动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方面,日本的主要经验有:
(1)重视科技进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且对引进的技术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市场需求等基本国情;其次要有利于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第三要有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潜力。在1959―1979年中,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除重视技术引进外,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性技术研发,在尖端产品的生产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中包括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等,成功从引进、模仿西方技术的国家发展成为技术出口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国家。8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的科研开发产出不断提高,平均每年申请专利达34万件以上,占全世界的40%,为美国的3倍、英国的10倍。技术进步为日本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提供了动力,而巨大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物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3]同时,日本逐步形成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力军作用。
(2)重视教育事业。日本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20世纪60年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促进了中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普及中等教育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推进教育的个性化、信息化和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发展研究生教育;近年来进一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质性发展,并推进高层次远程教育,倡导终身学习。此外,日本还注重培养多元化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才,尤其重视理工科人才培养,并建立企业人才成长评价制度,提升职工的知识水平和训练水平。通过教育的发展,日本全民族文化素养和劳动力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为科技进步储备了数量大、质量高的劳动资源。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都位列前几位,通过发展教育,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3)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的载体,日本产业政策经历了“产业合理化――扶植重化学工业――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重视环境保护”的调整。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依靠“倾斜生产方式”,政策倾向于支持军工、煤炭、钢铁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力、运输行业的发展;在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推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提高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及其技术装备水平;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稳定的中低速发展时期,转而实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调整的直接效果是优化了产业结构,并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了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
(4)政府干预方面。日本政府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确定了“贸易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在“贸易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配套措施:制定鼓励出口的外汇使用办法,建立降低出口厂商风险的出口准备金制度,允许出口厂商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并允许它们结成卡特尔等等。在“科学技术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配套措施: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给予税收优惠或政府补贴支持,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和相关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增加对新兴产业和企业的投资等等。由于政府直接投资通常具有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性质,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预大多不予采用,而是仅限于审查、认可企业法人的资质,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发展。此外,日本政府更多地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促使企业把握产业的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向集约型部门转移。
3.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在推动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方面,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措施包括:
(1)加速科技进步。亚洲“四小龙”在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机构和科研基地、制订高新技术产业计划等方式来促进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同时,亚洲“四小龙”还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文化层次及水平。
(2)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工业化初期,亚洲“四小龙”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就业的压力,因而都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劳动投入也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劳动力供应紧张时,它们又都抓住西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加速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了高效低耗、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和竞争力强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顺利实现了比较优势的转换。
(3)高度重视资本积累和提高投资效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投资、高储蓄是其显著特点,但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将提高投资效益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一点为其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4)强化对外开放政策。二战后,亚洲“四小龙”都无一例外地把自身经济发展融入到了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及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战略上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转换,出口产品中制成品一度占到90%以上。在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新加坡和韩国的成效尤其显著。新加坡主要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来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而韩国则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产业发展的重点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如在60―70年代主要采取了非贸易型的技术引进方式,通过研究公共文献、进口产品仿制、引进归国人才等方式来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策建议
当前,江苏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必须通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另一方面,必须使现有的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化为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能力素质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消除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为此,江苏应在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同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内资经济成长,增强科技进步的内生能力。
1.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制度环境
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通过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此,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提升经济增长的集约性;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价格形成机制,提升资源要素投入的效益和质量;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上来;强化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提升科技水平中的作用。
2.推动自主创新,提升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关键在于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此,应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应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长效机制;构筑共性技术平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增强企业集成创新、联合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扶持有条件的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鼓励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4]
3.培育和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才集聚的形成
科技水平的提升,关键靠人才。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江苏是人才大省,人力资源丰富,但高层次尤其是一流人才紧缺,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行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股权、期权等分配制度,引进各类行业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加快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人才高峰的形成。其次,积极创造优良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创造对人才发生作用的“磁吸效应”。必须打造能让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环境,要形成有利于尊重人才、关心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文化氛围,做到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同等重要、平等竞争,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冲动。
4.推动产学研结合,加速科技进步
围绕重点产业振兴,构建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5]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和支撑;开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引导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科研仪器设备等条件设施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服务等;科技、教育、发改委等应联合出台促进产学研结合的配套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建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等。
注释:
[1]方建中.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
[2]高峰.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
[3]田春生,李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