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变迁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着,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着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32.9%,德国40.6%,意大利33.1%,美国下降达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中国春秋时代儒家的财政观点就普遍主张减轻徭役,薄敛赋税,即轻徭薄赋之说。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例如唐代刘晏、杨炎的财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财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财政思想等等,对于指导封建王朝的财税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众多的财政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着。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着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着作,如陈启修着《财政学总论》、李权时着《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着《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些着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三、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财政学科的本质、职能、原则、经济范围及其属性。50年代初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过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其需要,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经济行为的界说,我认为这一命题,只简要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而没有触及财政本质的深层次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或专门着述。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经济学“唯我独尊”,国内理论研究一边倒,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理论。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受到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即“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许多历史事实缺乏充分依据支持自己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从国家实现其职能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
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个性化财政学本科大学生的具体方法
一、我国为扩大内需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为了防止经济滑坡，尽快启动经济，我国财政政策频频出台：
1.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国家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实行免征税和进口增值税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也规定了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扩大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机电产品、船舶等出口退税率。
2.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据统计，我国1998年全年累计发行国债已达600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8年国债发行余额可能接近1万亿元。从具体种类上看，1998年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发行凭证式国债2200亿元，专项国债发行也是品种齐全。在财政收入总体不尽人意、不能保证大规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规模发行国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调整有关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财政为配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宣布用三年时间争取逐步取消财政周转金。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又安排了144亿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了缓解地方的困难，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养老金借款，以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并尽快补发以前年度出现的拖欠。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的内需扩大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政治因素
（1）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与中央在财政上分权，地方既然相对独立地享有对地方赋税的支配力，也就以相对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向该地区的民众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收入上的划分必然带来政府支出义务的划分。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分权是清晰的，而在财政支付上的责权划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为支出责任的划分更多地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所以财政改革长期停留于财政收入分开但财政支出责权不明的状态。
（2）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方财政的贫富悬殊也日渐明显。尽管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平衡能够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中央财政的地区平衡职能，并不能也不应在根本上造成富裕地区的人群与贫困地区的人群享受一个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明显差异，也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向本地区利益负责的财政责任。
2.在政府诱导型公共支出扩张需求面临制度障碍的条件下，财政扩张政策体系结构设计不合理，仅为政府注入了内需扩张的激励，而未能为企业注入内需扩张的激励。其主要表现在，现行政策体系未能将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与减免企业税赋同时并行。减税意味着提高企业资本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由此可促使企业增加更新改造和基本建设投资，也会诱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也降低其信贷风险。
3.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政治经济集中地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策略
1.国债政策要符合新的发展观
这种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该立足于国情和转轨的现实需要，应该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我们在更具体地考虑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结构时，应该继续关注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来保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并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的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之上，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发展。
长期建设国债应当与其他财政政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促使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的作用，更多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服务于培养财源、做大蛋糕这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够胜任的发挥政策倾斜作用的重要事项，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使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互补地来解决我国的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发展任务，同时也要进一步解决我们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
2.健全分税分级财政框架
在对长期建设国债扩张性政策的力度和结构、配套事项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深化的方向和思路。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就有必要明确：我们要巩固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同时分析认识它仍然遗留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在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考虑怎么样真正建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相互配套协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而重点就是要在1994年已经搭出的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体制框架之下，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
而在这里，五级政权的框架这条路看来走不通，应该设想逐步调成三级实体政权，建立三级的分税分级财政。我们现在可以先考虑在乡镇这一级结合一些已有举措，逐步地把它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另外可以借鉴浙江等地市县在财政体制上平级这种经验。从长远的目标来说，也不排除把原来已经由地区改为实体政权的市这一级，再改回去，变成省级的派出机构。看来需要明确地认识以后远景上所设想的分税分级财政的完善到位问题。
3.刺激私人消费政策的分配效应
刺激私人消费的政策也可称之为收入政策。这三年实行的大部分收入政策是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设计的，因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有可能缩小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中央政府在2000年增加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保障基金的拨款以切实执行“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政策，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下岗职工和其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增加政府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对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在沿海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他们工资收入的增加将会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然而，在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在平均水平以上，增加工资很可能会扩大当地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此外，增加公务人员工资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和差距，因为24个中西部省或自治区为此得到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
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肯定会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城镇居民持有80％以上的储蓄存款余额。征收利息税也可能改善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该项政策对最高收入组的城镇居民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国债、股票、不动产，其投资收益是免税的。
4.优化消费的财税政策结构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降低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其生活安全感。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当前要抓紧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根据构建公共财政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发行等办法，开辟新的筹资渠道，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征收和专款专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
（2）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行优质优价，从价格上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支持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收入分配制度。—是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也相应增加，二是着手研究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企业职工工资激励不足、约束乏力、管理失控、渠道混乱等问题，建立企业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工资制度，三是落实“两个确保”工作，确保居民全部纳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给予必要的生活费用支持，做到应保尽保。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关键词：财政学课程内容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28-02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范畴。尽管从我国的学科划分来看，财政学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由于财政学研究政府收支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财政学实际上是介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工具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当前国内财政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国内财政学教材的内容相对落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其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紧密相关。传统的财政理论是为国家的财政计划和管理服务，主要是进行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研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研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另外，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各级政府的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也应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而国内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维持了“收、支、平、管”框架{1}，没有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内各级政府职能的变化，不仅与国际上通用的财政学教材的体系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其次，财政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践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属性，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实践性。但目前国内财政学教学中过于重视书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轻视财政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教师教学上是满堂讲，而学生是满堂记，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倍感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常常是一知半解，理解得不够深{2}。不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主要讲解财政概念和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而对于理论与实践连接点的财政政策讲授的比重过小。很少有教师能够很好地讲解财政实际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方法，以及利用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去分析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使学生难以很好的掌握所学的财政学理论知识。
再次，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制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财政学的教科书有很多版本，但大多数的教材都是追求内容全面而显得重点不突出。有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出适合的教学目标和讲授不同专业学生所需要的相关财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这对于学生随后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以后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利的。
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加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也要与国际接轨。现代财政学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密切，其必须回答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3}。因而当前的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反映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不仅要借鉴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利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各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知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进一步明确，确定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也应该是我国财政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的政府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而且还应该包括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财产是国家财政不可推卸的责任{4}。所以相对于西方财政学教材的内容，我国的财政学教材是应该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内容的。
其次，财政学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基于财政学不仅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关系密切，而且分析的诸多问题又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一门主要揭示政府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而财政学的教学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强化实践教学，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一，教师上课时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这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其二，要加大课程中案例教学的比例，在讲解基本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要辅以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相关财政学理论的理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三，要增加财政实验课程和加强实践模拟教学。有条件的高校要完善财税实验室及实验课程建设，使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软件对课堂上的教学结论进行验证性实验，也可以对预算编制和政府会计等具有明确管理流程的业务进行仿真模拟型实验，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5}。
最后，财政学教学需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差异化”的教学。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对于高校财税专业的学生，其要求应该要高些，讲解的内容也要更全面些，而且要侧重理论分析，重点讲解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收支理论和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等。考虑到财税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后续专业课程，例如财税专业的学生一般都需要上国际税收课程，所以财政学中国际税收部分可以先进行简单讲解或者不讲，待学生上该门课程时再详细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需要针对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讲解的内容。例如，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而言，为何消费地税在全球资源配置上要优于产地税的理论推导可能不需要掌握，只需要掌握结论就足够了，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详细讲解了。另外，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公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相关内容的讲解，而对于工商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其重点掌握税收的理论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财政学知识。
总之，鉴于财政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政学教学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财政学教材相对滞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加强财政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并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来提高财政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优化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财政学科建设刍议:结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财贸经济,2007(2):28-33
2.王鹏程,查政.关于“财政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5):152-153
3.郝春虹.“财政学”理论发展及研究性质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12):40-48
4.苑梅.《公共财政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2):135-136
5.崔惠玉,孙晓峰.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的设计与要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2-24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馨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高培勇“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财贸经济，2002，（12）：33-36.
[5]王世运，周巧红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财政研究，1996，（3）：17-19.
[7]李樱木大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