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WWw.133229.cOm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1《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
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
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农村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交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
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
1.2立法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
2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
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
2.1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
《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
法案要求全国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
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教育、研发等。
2.2法案的立足点
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工业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2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
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
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
3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
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3.1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
《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企业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
3.2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
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
为确保实现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2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2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2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
《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
4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立法动向
4.1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2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
4.2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
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
4.3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2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
5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5.1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
5.2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
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
作者：韩阳张虹敏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巴厘岛路线图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Action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哥本哈根宣言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2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我国的应对措施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一、问题的提起：气候变化与气候变化对策问题的由来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逐渐并越来越受世界瞩目。80年代以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其特有的必须共同应对的性质。因此，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其实质是在“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下，尽快开展全世界范围内的为国际合作。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缔约方通过了《框架公约》。1997年12月《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有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这是因为IPCC提供的科学数据表明，自1750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趋势与人类工业化活动密切相关。《议定书》作为《框架公约》的补充，它的实质在于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进行减排。例如《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其中发达国家（附件1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由于《议定书》充分考虑到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差异性，因此允许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还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同时确立了三个实现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率，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的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美国的“背信弃义”使得《议定书》无法实施。因为从应对气候变化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和可实施的的角度来看，《议定书》规定只有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虽然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在《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国家之内。虽然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也正式批准了《议定书》，但它作为独立缔约方是替代不了作为另一个独立缔约方减排额度的。问题很清楚，要在《框架公约》框架中解决美国制造的难题只有一种可能：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通过《议定书》。俄罗斯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这个机会。2011年10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议定书》，11月总统普京在联邦法律128-F3号，即“关于批准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应该说，这是冷战结束后，在事关全人类利益的国际合作中，俄罗斯第一次以正义者、引领者的姿态，做出的一个与“麻烦制造者”美国截然相反的“华丽亮相”。它的直接效应就是终止了长达8年的“国际磋商”使联合国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庄严宣布：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而截至到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而美国成为惟一的游离在《议定书》框架之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二、问题的主体：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2011年，是俄罗斯作为新生国家
美国和加拿大等部分发达国家正在考虑对中国等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源于碳税，即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在使用中会产生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已被科学证明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于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参加国制定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适当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京都议定书》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规定了“普遍但有所区分的原则”，由于中国是条约控制纲要以外的国家，没有对中国规定限制指标，也就是说豁免了中国。欧盟国家签署了议定书，并且采取了国家间的污染排放交易机制，即排放指标在富余和不足的国家之间调剂指标余缺，不足者购买富余者的指标。所以，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很好地完成了限制排放任务。也正因为如此，部分欧盟国家认为他们的产品与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减排目标的国家产品相比，成本过高，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开征碳税就是为了公平竞争。美国人口占全球的大约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美国至今没有正式批准《京都议定书》，理由看似很充分：发展中国家没有负起减排责任，而批准议定书可能妨碍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如果能对中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则相当于以税收的方式让中国等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并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问题是，为什么恰好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想起来征收碳关税？这确乎有些凑巧。所以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是打着环保旗号的贸易保护主义。《京都议定书》豁免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于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甚小，而时至今日人均排放量较低。如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计算，2003年中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0.74吨，美国则是5.44吨，两者相差接近8倍。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过去成长过程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并没受到任何约束，现在，发展中国家在走几乎同样的道路，尽管技术已进步，排放可以适当控制，但工业化不可避免要排放温室气体。在这个意义上，征收碳关税，违背了契约和公平精神。碳税以及碳关税，是中国不能承受的“美丽代价”。有学者计算过，每减少1吨碳的排放将使GDP损失60美元。环境保护的确很重要，可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来说，经济增长更重要，不然，部分人群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对中国来说，与其付出经济增长代价（每吨60美元），不如在国际市场上花钱买排放权，现在每吨二氧化碳碳排放权的价格大约是45美元。可是《京都议定书》只允许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开展排放权的交易，而不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样交易行为。可以说，如果征收碳税或者碳关税，中国将是一个“净受害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大约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持续恶化，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可是在一定时点会达到拐点，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环境会持续改善。中国还远未达到这个拐点，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大量能源，包括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的消耗，此时，碳税和碳关税都操之过急。曾有美国人说过，忍受环境的肮脏，是美国富裕的先决条件。中国今天也有类似的要求和必要。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有太多迹象表明，现在离美国做出减排承诺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奥巴马在大选中就提出将解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问题，就任后多次强调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并敦促国会尽快通过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限制在内的相关法律。美国人现在是在讨价还价，在美国人看来，如果签定了《京都议定书》，制定了减排计划，而发展中国家不为排放付代价，美国将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碳关税正是美国人讨价还价的一种武器。同时，中国虽然人均排放量比较低，但是从总量上，已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和，而后者占全世界的14%；中国的产品行销全球，但也正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是一种最新的形式。《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今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将就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新协议。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是限制发达国家的排放，则哥本哈根谈判将涉及所有国家。全球都在关注中国能否领受排放指标，而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影响已在青藏铁路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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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外部性；CO2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Sandler，T.andHartley，K.“EconomiesofAlliances:TheLegson8for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