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2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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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认同区域经济合作建构
文化认同理论是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1902―1994)的重要理论贡献,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后被其本人及其他学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末,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与事件,引发了人们从新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探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兴趣,文化被更多地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思考,文化认同理论随之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阈。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对于文化认同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有关欧洲文化认同、东亚文化认同等问题研究较多。学者们对文化认同研究的共识是:区域文化认同的产生有利于消除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障碍,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巩固和深入发展。
一、区域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区域文化认同,就是指区域范围内成员对其共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实践的文化心态,它的目的在于用共同拥有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更好地生活在集体当中,并为集体的团结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由于行政区划的不同归属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区域之间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根据文化认同具有的融合性、可培育性特征,我们是能够建构新形势下的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文化认同的。这种认同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共同的区域一体化意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有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它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演进规律,我国要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地区的发展不能仅从本地区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考虑,还必须从大区域视角着眼,强化地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系统整体思想。区域合作应以横向经济联系为纽带,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整合要素,创造共同市场,实现共同利益,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竞争力。因此,区域内的各省市一定要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赢”思维,要把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一种共识,正确认识发展自身与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系。
2、认同合作创新的新文化。能够给区域发展带来福祉的新文化是合作创新的主流文化的构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文化创新不仅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区域创新的源泉,尤其是区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先导。文化创新就是要培育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为区域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创新文化环境,从而影响区域创新的主体,提高区域创新的能力,并使二者良性循环,以促使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要在合作协同的基础上,强化合作创新的主流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认同和认知程度,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速建成创新型区域,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提升区域竞争力。
3、区域多样性、互补性文化的交流与认同。由于社会历史的不断变迁,各地文化又呈现出各自的个性,区域文化中既包含大都市文化、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也有县域文化、乡村文化等,各种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而且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有利于文化的互补,并促进区域文化的升华与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加强各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实现跨行政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文化认同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文化认同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作用也倍受关注。区域合作中的认同是以地区间共同的文化渊源为基础的,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形力量,对地区之间的交往和合作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1、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跨区域经济合作的风险,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就一个区域来讲,文化认同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力量,它以丰富的内涵,在人类的沟通中引起共鸣,在人们的交流中引发共识,尤其是跨行政区域合作,由于没有行政力的制约,彼此的认同与信任心理是至关重要的,文化认同心理意味着法制风险、经济风险与经营风险的降低,认同水平越高风险就越低,交易成本也就越低。文化认同是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的粘合剂。
2、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磨合成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跨文化经济合作交流中,由于对彼此的文化背景缺乏全面认识,因此,必要的磨合成本是必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合作不利。文化认同能促进彼此的沟通、理解,因此可以大大降低这方面的成本。
3、文化认同可以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凝聚力是区域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凝聚力有利于区域动员一切资源,为区域的共同发展服务。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的程度还直接决定了该区域的发展速度和效率。
三、区域文化认同建构的路径
由小范围的文化认同走向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区域合作中应把有益于区域文化认同的因素整合起来,积极推行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加速文化认同的建构。
1、树立科学的区域发展观。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区域合作与竞争是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区域的合作一方面能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同时,更实现了生产要素与经济利益在区域内外的博弈。从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状来看,一些区域地方政府往往以地方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干预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了较强的功利性、排他性和行政导向性,区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存在着短期化的特征,即在地方区域关系中形形的地方主义、过度竞争、市场壁垒、“块块结构”等现象大量存在,缺乏全局观念和协调利益行为的机制导致了区域合作的“貌合神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的背景下,经济合作既是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当前,区域共同发展的集体意识应是区域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为此,所有成员都应当树立科学的区域观,确立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赢互利思想,各地政府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地方公共利益或区域公共利益的观念,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形成连横的强烈愿望,提高创新成果的扩散效应和地区优势互补效应,提高整体的竞争力。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互利共赢的发展意识真正成为共同的区域认同。
2、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服务功能。区域文化认同的推进,政府的引导与推动是主要因素。一般的区域之间都会因为历史渊源和地缘的关系,山水相连,地缘、亲缘、血缘、族缘关系更利于产生民间的文化认同,政府的引导可以强化民间业已形成的良好的文化认同,并有助于这种文化认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首先,当前我国的区域合作是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因此除了参与各方政府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以外,还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协调,因为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程度、民族特性、文化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关系到各地区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整体利益,因而区域合作需要中央政府从“超行政区域”的角度进行统一的协调。
其次,区域内的各级政府应加强联系,加强互动,加强信任,加强合作,为民间层次的文化认同做出表率作用,为进一步的经济合作起到引导与服务作用。各地应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下放部分省级行政审批权,在政策、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扩大和完善目前的文化合作交流机制,同时制定相应的与市场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有序运行。
3、媒体的推动。区域文化认同的加强还离不开各方媒体的合作与推动。马丁・巴伯罗曾这样评价现代传媒在促成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传播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同样,约翰・哈特利曾指出:“一个国家是为其成员搭建在数片主要桩基地之上的,电视便是这样的一片桩基地”,而报纸则“都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是最大的虚构,因为它们构筑了想象中的社会群体,构筑了千百万的人每天进行的群众性习俗或活动的基础”。媒体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柔性的渗透力量,协调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增强他们之间的文化共融。
区域合作中的各方媒体应该加强对彼此的文化宣传,各城市报纸、电台、电视台应当给其他城市开辟相关的文化专栏,以加强对彼此的宣传介绍,包括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风物特产、旅游线路的宣传等。各城市宣传媒体还要加强文化综艺类节目的合作,促进多方联动,做到各自地方特色与区域共同特色并重。
4、加强文化建设,加快认同进程。
(1)重视区域文化研究。文化认同不是建立在沙地上的,要让一个区域的人们认同合作区域的共同文化,研究提炼区域文化是宣传和推介的基础。区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积淀,但是对这种积淀需要挖掘、整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应该通过政府的推动,利用整合区域内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推动区域文化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要充分挖掘区域文化的精髓,更加准确地提炼概括区域文化的内涵,培养社会核心价值,提高社会参与度,强化主流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认同和认知程度。
我国各区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区域内的各省市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的交融也都有一定的渊源,各地要共同致力于挖掘区域文化魅力,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尤其是借助于文化理论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各地文化的交流,让历史形成的文化力量成为区域内人们自豪感的基础和凝聚力的纽带,进而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共同文化意识,提升该区域人们文化上的进一步认同。
(2)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将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可以通过政策实施,整合区域文化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区域文化共同发展合力,这种整合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一个区域共同体内,将不同的文化力凝聚起来,促进彼此的沟通、理解和认同。各地区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间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在不影响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双方完全可以以差异为基础,通过构建文化资源开发的联动机制而获得文化市场的互补效应,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补性,也能使各地区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发展各自更具比较优势的文化产业,从而避免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的混乱局面,实现文化资源在区域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
(3)文化产业的共赢。文化的认同不仅是对已有的历史文化加以传承、整理,更要在现实的文化建设中加以交流和创新。特别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各种文化生产要素市场的联网,形成各类文化专业市场的联合体,进而在促进各地文化市场充分发育的基础上,促进区域文化产业的合作,推动统一的文化大市场的形成。
文化产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朝阳产业,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已为世人所认可。区域合作应从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和网络关联性出发,编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避免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而造成各城市文化市场及管理体制上的分割。要把各城市利益与区域大局利益统一起来,整合区域内文化资源,汇集区域内文化元素,凝聚文化发展合力,构筑相互补充的市场平台,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协调机制。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并建立规范竞争的文化中介机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地区间在文化认同上越趋于一致,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就越多,合作机会也越多,地区间形成一个整体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有利于区域合作的实现。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应大力推进区域文化的融合,形成合作共赢的文化认同,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论文摘要：通过对中西部部分省区投资环境、法律环境、监督机制等问题的分析，认识东西合作关键在机制建设，“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是东西合作长久不衰的保证，广泛的合作平台是推动东西合作交流的基础。
1东部与中西部合作存在的问题
1.1对中西部地区政策倾斜的力度不够
在我国，由于目前东部的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经济要素向东流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要使经济要素逆流中西部，就需要国家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对中西部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尽管中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中西部给予政策的倾斜，但目前并没有形成中西部的政策洼地，从而使中西部大开发的进展缓慢，使东中西部合作和联动发展步履艰难。
1.2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亟待改善
东西部经济合作中，东部人特别关心中西部的软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工作的随意性和效率低下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已经引起了中西部的高度重视，但是投资的软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一是观念落后；二是存在官僚作风、办事效率低；三是个别地方政府轻信寡言，给投资者的优惠政策难以兑现；四是急于求成、杀鸡取卵。
1.3地区保护主义严重
客观地讲，地区保护主义在东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已经成为东西部合作的拦路虎。
1.4法律环境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不少经济法规，但是有关地区的立法仍然滞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长官意志还到处可见。
1.5监督机制不健全
过去东部发达省份对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合作模式主要是：捐赠，帮建，无偿或部分有偿开发项目等帮扶模式。但是这种帮扶模式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一些东西对口帮扶的受援地区，帮扶资金不能做到专款专用，资金被违规挪用或被个别利欲熏心的人贪污、私吞的现象时有发生。由发达地区捐赠的物资，到了受援地区，其分配使用也缺乏监督机制。
2东西部合作的机制
2.1东西合作关键在机制建设
东西合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方方面面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资产为纽带，发展区域间各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从长远来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方针才是保证东西合作长久不衰的保证。
2.2东西合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五个统筹”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今后东西合作的指导思想。东西合作要做到“三个符合”要把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东部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优势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立足大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在东西合作项目选择上，要注重实效、突出重点、精心挑选，根据东西合作双方的领域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保证项目建设和运行的质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注重项目的功能建设，保证项目的长期长效运行。
2.3东西合作的平台
实践证明，促进合作与联动发展，关键在于机制建设。“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是建立东西合作的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东部与中西部合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4正确处理东部与中西部合作的利益关系
东部与中西部的协同发展，集中在“合作”这一焦点上。东部与中西部并不缺乏协同发展的经济的互补性。如果通过有效磋商，最终能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则会出现合作各方利益双赢的局面。但是目前我国东西合作中这种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东部只看到企业参与中西部大开发的政治意义，而对其经济意义的认识不到位。这些认识的背后实质上还是缺乏利益协调机制，所以要把现在的被动合作变为主动合作，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关键词：投资环境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及存在的同质性，同时又存在客观、主观及累计方面的差异性。清晰地认识其差异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是寻求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有效路径的关键点。
一、投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从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投资的差异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张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差异性的认识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差异和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最重要的认识平台。从政府投资环境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不同行政区域的自热地理位置和自热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务，进而形成特点各异的政府投资环境。地理位置不同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另外，资本的流动性会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客观上对政府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政府投资环境在质和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
2、政府投资的主观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的主观差异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观选择而使不同的行政区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这种差异性来自于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理念、观念创新能力以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多个方面。这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最重要而又经常发生作用的要素。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实际发生作用的观念创新，并不表现在认识水平和能力高的个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行政区域集体的观念创新能力。观念创新能力的差异，也就构成了政府投资环境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府投资环境的积累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积累差异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资环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从客观上讲，由于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的差异性还足以支撑既有利益结构的条件下，这种调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从主观上讲，主管差异性的历史积累，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特别是其历史惯性影响最大。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一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
二、投资环境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不同行政区域政府间投资环境质量的对比。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这种对比具有特殊性在于他们不是各种经济要素及其构成相同的行政区域的对比，而是所有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对比。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竞争。
1、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特点
认识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市场主题的竞争有相同之处，但又与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不同。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相同对手”的竞争。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综合性竞争。普遍来说，市场主题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产业中的竞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则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竞争。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一种合作和互补性的竞争。作为想同对手”，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既存在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占有或赶超对方的竞争关系，更存在着因自然和历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既是在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是在合作中不断培育和生长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区域间的有效的竞争。
2.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就其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更多的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政府投资环境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1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是因其具体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加强政策环境建设，以及其他政府投资环境建设，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2，是不同行政区域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互补的空间。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差异性，形成本行政区域的优势产业，增强与其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升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3，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提升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毕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建设，不能简单地复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等，而是必须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产业结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投资环境如同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的身份和体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体、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异性为基础。
4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本途径，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总之，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减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的基本途径。主要取决于其优势产业和相关的产业链条的平均成本。政府投资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最大的合理利润空间。当然，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首先是降低其优势产业特别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的平均成本，以此来吸引市场主体和集聚民间资本，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只要要把降低优势产业的投资成本作为首选政策目标，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WwW.133229.COm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2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www.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www.shaanxigov.cn
关键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32-01
一、概念的界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贸易中，并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圈。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亚经济圈。这些经济联盟与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畴，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并将概念界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范畴内。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和“金融创新论”。这些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只有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进行金融创新才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从金融政策、金融组织及金融工具等方面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2.金融约束论。赫尔希曼、斯蒂格勒茨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约束论是介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并且比它们更有吸引力的模式。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政府安排一种有差别的特定的金融政策制度比竞争性制度更能促进地区发展。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1.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侧重点不同。目前针对中国-东盟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有从区域经济合作对策的角度出发的，如庄芮（2009）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效应、现存问题及中国的策略》，张莎（2013）的《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阮锟（2013）的《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金融对策研究》；有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的角度出发的，如史智宇（200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李占卫、李皖南（2004）的《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针对东亚经济圈的研究角度比较少，主要是从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研究的，如陈淑华（2001）的《经济安全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吕超（2008）的《中国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谢岩（2006）的《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李光（2009）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