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文明的语言环境，引导社会公众抵制网络低俗语言，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长江商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网络低俗语言”的净化工作，编委会多次在采编例会和全员学习会上要求全体采编人员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使用规范文明用语；增强底线意识，坚决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增强导向意识，积极主动引领公众舆论；增强阵地意识，建设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长江商报编委会从报纸、网站、报社公众号、微博等多层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抑制网络低俗语言：
1.严格坚持网络文明用语报纸和网络一个标准。从技术层面努力。通过技术手段将一些出现频率高、比较流行的网络低俗语言，在采编系统中设置为敏感词，净化网络语言。由新媒体部负责“一网两微一端”审核，安排专人值班，全天监控。
2.完善“一网两微一端”稿件流程和审核机制。在当日报纸晚上关版之前，新媒体部通过相应的技术软件对稿件再度过滤，确保网络环境的健康与和谐。
3.重点监控公众号。报社规定分管新媒体的编委不定时值班或巡视，抽查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稿。这样既保证了日常稿件的“三审制”，同时又能保持公众号所刊发稿件的语言干净纯洁。
4.完善报社新媒体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按照相关要求和报社编委会的决议，报社与本单位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了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承诺书。对不文明、不规范用语“零容忍”，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并实行全流程追责。
这当然不是彭浩翔第一次“低
>>宝洁:营销不是哗众取宠哗众取宠Whynot!哗众取宠拼接秀陈升哗众取宠已成“魔”哗众取宠的网红青春不需要哗众取宠成都“棺材”宾馆开张：哗众取宠等哗众取宠再难有市场指数营销切勿哗众取宠公开课切忌哗众取宠哗众取宠的艺术注定被淘汰少一点哗众取宠应用多媒体辅助大学法语教学并非哗众取宠文化跨界，是哗众取宠还是变革创新“寒门子弟不宜当官”是在哗众取宠商业电影一代宗师吴宇森我并没有以暴力来哗众取宠车展是如何走上“低俗”之路的贩卖关羽是如何走上神坛的咸湿作战如何才能如鱼得水?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医学>哗众取宠走上神坛咸湿歧视贩卖低俗哗众取宠走上神坛咸湿歧视贩卖低俗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叶晓萍")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市场·为何低俗？“低俗”为其赢得太多的名和利
这当然不是彭浩翔第一次“低俗”，从《买凶拍人》以来，他在作品里往往最关注暴力、色情、恶趣味。当然这并不打紧，智商为135的彭浩翔绝顶聪明，他向来精于放大夸张，以戏谑的方式游走甚远，当电影完场亮灯，你站起来继续傻笑，还得夸他真是天才，多么深得你心。原因1找到与观众沟通密码：次文化
彭浩翔一直有意挑战主流价值观，但直到两三年前，依然票房平平，拥有粉丝也局限于怪咖小文青世界，一直未能成功讨好大众。《志明与春娇》的出现，港女港男爱情只是布景板，卖点其实是粗口三字经，票房大获成功。几年来彭浩翔写专栏回复读者来信结集《爱的地下教育》，以毒舌风格、恶趣味、“贱”文化教主形象对话粉丝，而“贱”在新语境下实质已是被广泛认同的卖萌。彭浩翔的小文青导演主流化之路，是让次文化找到团员，在分众时代找到受众就是找到金主，可以自立山头，其影响力、权力也水涨船高。所以过去对他显得冷漠的行业组织，今年都大抛橄榄枝。原因2绑架“本土”的商业策略
《低俗喜剧》的出现，从头到尾最强调一句口号：支持本土电影，捍卫粤语文化。低俗=本土？世界上任何“本土电影”都显然不止如此狭隘且逻辑混乱，但从商业角度考虑，香港市场并不只是香港观众，越是有争议、内地禁放的电影越能吸引内地观众组团猎奇，譬如《3D肉蒲团》。所以遑论影片优劣，当彭浩翔、杜汶泽高呼愿为香港多拍纯港片时，其实与台湾电影界近两年动辄高呼“支持国片”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也非常奏效，去年以小成本拍了12天的《低俗喜剧》大卖三千万票房，该片还碰上了“天时”，最近两年内地与香港关系因各种事件不断碰撞，“本土”牌打得恰逢其时。原因3事先张扬的“低俗”，立于不败的聪明机关
戏谑风格使然，从彭浩翔第一部戏开始，所有批评者面对他都很容易陷入“认真你就输了”的悖论，在香港影评界，有人表示最多会私下批评，香港多年来几乎无人会旗帜鲜明地批评彭浩翔电影，因为明知无用，只会令对方越批越红。《低俗喜剧》更是典型案例，这次自贴“低俗”标签，犹如预先巧设机关，自己站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道德低洼地带，等到有人站出来批评，但凡涉及到价值观问题，“低俗”就犹如保护盾牌自动反弹之。在此情况下，电影越被指责“低俗”则越成功，作者品牌也越被打压反而越能激发支持的人气，犹如设置了无限复活功能，逐渐变成“批评你就输了”。原因4主流北上之后，香港成“低俗”特区？
香港影人大举北上之后，香港本地市场几乎只剩警匪片或者，尤其后者近年票房不俗，前年有《3D肉蒲团》，去年则有《一路向西》，而后者如今也筹划开拍续集《一路向西2之抬西》，另一部由彭浩翔监制、讲述飞虎队员澳门召妓的《飞虎精英之套票出征》也已经杀青。最近《低俗喜剧》引起的满城热议，影片顺势重新上映，也为同类电影增加声势。而这类电影工业上成本未必太大，在某种程度上又顺应市场趋势，自然成为香港电影的出路之一，但如果以后港片主流如此，你又怎么看？价值观·如何低俗？刻意为之，唯恐天下不乱
从彭浩翔这些年的脉络看来，《低俗喜剧》的错位价值观以及粗鄙呈现都是其刻意为之的，他要的也许只是争论和站队，于是特地炮制出接二连三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作品出来，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矛盾以及近年的网络文化都使得彭浩翔在讨好这部分观众的事情上得心应手。
文_朗天（香港作家、影评人、文化活动策划）早期电影聪明导演
彭浩翔的《低俗喜剧》最近因应一宗艺评事件年内二度公映，这在香港可谓极为罕见。评论人因而有了新机会“回顾”作品，顺便谈谈彭导的创作风格。
既云创作风格，仿佛已视彭浩翔为一“作者导演”，可用作者论的方法分析和评论其作品。然而，必须补充，这只是借用的说法，不必太认真。年前在国内撰文论及彭浩翔时，我曾以“聪明导演”称谓之，指出他是典型懂“走精面”的香港仔，机灵多变，紧抓时代脉搏。他的处女作《买凶拍人》，大玩后设观点、后现代反讽，都紧接当时的流行感性；之后的《AV》、《公主复仇记》、《志明与春娇》，更说明只要能引起注意，成就话题，他便毫不犹豫拿来用，不避剥削题材嫌疑。以往是村上春树，社会热门话题（例如网交、港女与戒烟），今天当然可以是香港文化与粗俗本身。彭氏算计站队理论
彭浩翔的成功，首先是票房，却不限于票房。他从来都是计算的，但针对的不是大市场。他的作品是对着分众拍的，因为他擅于掌握的时代感性均非男女通杀，老幼咸宜（男性中心，或者更贴切地说，男孩中心，且不吝鄙俗，因而容易被指歧视女性或不登大雅之堂），不过放到全中国的规模，即使是小市场，绝对数量也非常可观。而更重要的是，彭导对应的时代感性本身，也包括立场至上的论说风尚。所谓立场至上，便是只要你站对队，便赞；站错队，便骂。放回电影作品，便是主题“正确”，意识形态符合阵线方向，拍摄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便可对号入座，竖起大姆指。而彭浩翔也擅于捕捉立场走向，移船就磡，堆起舆论。最佳的例子莫如《志明与春娇》，上映初期行情不佳，他立即安排到不同的大专院校举行座谈会，往不少喜欢他的观众群里，制造毋须太复杂的支持声音，结果成功鼓励更多观众入场，挽回影片被院商以初映票房数字不佳为由提早抽起的命运。
注重美学和理论的影评人不太喜欢彭浩翔，但循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路线的，总不难找到理由挺彭。至于介意拿来主义，相信“真小人”胜于“伪君子”的年轻观众，要在彭导作品中找到认同与共鸣，更不在少数。一出《维多利亚壹号》，被一些影评人批评卖弄无谓的暴力色情，但由于它站对了队，举起批判香港地产霸权的旗帜，声言呈现楼价逼疯市民的怪现象，不少观众也便原谅了那种“艺术的夸张”，也不介意情节的牵强（为制造凶宅拖低楼价而大开杀戒）。鄙俗元素挑动矛盾
粗口及鄙俗元素出现在彭浩翔作品中，不始于《低俗喜剧》。《出埃及记》里温碧霸突然向任达华投怀送抱，一声：“！”早着先鞭。以往影片制作人会主动在影片避免便用粗口，但《低俗喜剧》先天上便决定了以低俗为招徕，所以一切不文、不堪，反而放大了成为卖点。什么吃野生动物性器官、交、在大学以比喻电影监制工作性质等等，全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怕你嫌不够粗俗的思维下炮制出来的，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太刻意（如詹瑞文在片场大谈自渎一段），有些地方则明显累赘过火（如片末杜汶泽在催眠状态下用下体狂撞长椅）。
《低俗喜剧》声言只为香港观众而拍，立场鲜明，固然完全切中了近年因自由行过热、双非孕妇、奶粉危机等而急剧升温的“内地与港矛盾”时机，挑动已绷得紧紧的本土神经线。而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之后，不止一次被内地传媒批评品位拙劣低级；《低俗喜剧》正是反其道而行之，奉行逆思考，偏向虎山行，以期“刀仔锯大树”。内地观众随时讨好
大抵彭浩翔从未想过放弃内地市场，开罪内地人。较早前萧氏父子《3D肉蒲团》成功启示正好是，以香港“本土性”为包装，不单不会画地为牢，反而配合内地与香港自由行，吸引大批内地观众组团来港观影。《低俗喜剧》走钢丝，正是以这种夸大了的粗鄙“港味”吸引各方观众，最好来一记曲线的内地与香港（起码粤港）通吃。因此，片中的内地金主暴龙哥，其实并不是丑化了的歹角。他懂得欣赏曾一度“威震”康城的另类电影《官人我要》，且重情义（虽然“错置”了驴子身上），属于“真小人”一类。他的丑而不丑，从选角上起用喜剧形象一向讨好的郑中基，可思过半。
其实彭浩翔非但不歧视内地人，反而在描述港人北上“食”的作品《春娇与志明》里有过分讨好内地观众之嫌。他人观点张书玮（《香港电影》高级编辑）彭浩翔是“贱”，没有价值观《低俗喜剧》只是一部栋笃笑电影，但也是一次（话题）爆发，当时内地、香港矛盾并未白热化，只是已经发生，彭浩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话题。其实曾志伟、张坚庭的电影也用过这话题，但没那么无赖，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向上的，包括王晶也是这样，而彭浩翔是“贱”，没有价值观。彭浩翔的作品向来故意踩界，这次却只是在借故讨好观众，他的电影会美化很多东西，或者放大描写角色，包括歧视女性，在《大丈夫》、《出埃及记》里的女性都是反面形象。后期他越来越多，也以此作为卖点显示自己的用心，像《维多利亚壹号》。王晶（著名导演）港片的核心价值不只低俗我觉得每个人看完这部片都能发表意见。可是我觉得不需要把它放大到，好像两地的同胞都好像有意见有冲突。那（批评）基本上就是个人的一种看法，也许就是一些觉得自己很有文化的人，看法比较偏激。我觉得基本上香港人跟内地同胞相处得都非常好。（杜汶泽说“低俗是港产片的核心价值”？）每个电影人心中都有一套价值，杜先生的想法也是对的，可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想法，港片的核心价值也不只这个。港片比较狂放，比较自由，这就是港片的一种风范。可是至于港片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觉得不在港片，而在创作人本身。翁子光（新晋导演，影评人）担心他会因此失控如果这件事令他成为“风头趸”，得到大众更多关注，在商业宣传、个人声名上固然得到好处，但这在其作者生涯上，毕竟不是凭借个人努力得来的，这两年我有看到他努力地不断调整自己，但现在这件事横空劈下来，会令他的自我调整程序被打乱。他会否因此失控，发现原来香港文化可以这样玩，透过被攻击、恶评，制造矛盾而建立自我声势？我有这个担心。如果解构彭浩翔的电影，他有没对内地某些文化有剥削？绝对有的。但他的解释是，他对所有事情都有戏谑的。但戏谑如何变成剥削？我觉得“暴龙哥”的角色，和所谓对于内地人一些比如吃野味、屌驴仔等行为，赋予一种不文明的变态形象，这是借题发挥的，角色太容易被对号入座了。彭浩翔娱乐至上的精神冲击了文化正统性，但他又未达到昆汀塔伦提诺、三池崇史、园子温那样的厚度，未能开山立派，影评人觉得他两头不到，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他甚至未能进入讨论议题。但自从《志明与春娇》、《春娇与志明》和《低俗喜剧》，他开始迈向这样一种自觉性、地域性。如何将颠覆、反正统文化变成意识核心，他夹杂的取悦观众的娱乐精神、小聪明，其实是一直障碍着他的。文化·低俗本源港产片困顿下的山寨化延续
《从透视港产片的焦虑》一文所引起的争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则是香港文化对低俗放任自流的态度，一则是这些年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矛盾，当然，说到底，单《低俗喜剧》电影而言，这只不过是港产片的山寨化延续而已。文_列孚（香港资深影评人）香港文化低俗已被放任自流
香港其实与广州一样，市井文化一直是其中的社会文化重要表现，以粗口为例，港人喜欢用男性生殖器官成“助语词”，广州人则相反。基层市民喜欢讲粗口已成传统。当电影成为人们生活情绪发泄或寄托的时候，平时不会讲粗口而出没于中环或珠江新城的白领们一旦遇到一部居然在大银幕上大爆极其流利的粗口时，因工作或生活压抑也许就会这刹间获得解脱，产生痛，便造就了《低俗喜剧》之类电影市场上的形成。
问题是香港在文化上一直就是一个基本放任的社会。如果说市井文化是这个城市文化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是成立的话，那么香港要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时，一切被视为低俗的现象就会在不同时候呈现不同的形态——充斥市面的种种所谓八卦杂志，无不以抢拍女艺人“走光相”为噱头；某女艺员与某人“车震”后上位就被形容为“一震得天下”，这种渲染即是对女性的消费及鄙视成习已为常；畅销报纸配备的“夜生活指南”之类更肆意以半裸职业女性为卖点；又炮制出“模”一词（嫩模）来专指刚成年甚至未成年入行贩卖肉体的年轻女性；杜汶泽在个人talkshow上呼吁观众齐叫“屌高周秀娜！”对女性公然放肆至此，夫复何言！更有甚者，商人们捧出身穿比基尼泳衣周秀娜揽枕销售，对女性进行放肆色情“消闲”。俗文化的确是市井文化一部分，在公众场合如此鄙俗而又成了所谓“核心价值”（杜汶泽言），那么，这种价值观真的具有价值么？将恶俗当有趣还美其名曰“核心价值”，不禁令人回起70年代人们集中在当年佳艺电视大楼抗议该台播出的《哈唠夜归人》教坏青少年、80年代教师协会组织上街抗议影片《烈火青春》中出现的画面，毒害青少年……可是今天比《烈火青春》更甚地炮制色情的《肉蒲团》、《一路向西》都出现了，曾经出现过真正正视社会价值观现象如今不但消失，相反地，《焦虑》一出，却会招致强烈围攻。内地矛盾偏见与落差的综合
这显然与贾选凝的身份有关（内地人）。
自从去年初发生尖沙咀某名牌店因为不允许港人自由拍摄引起围哄事件后，紧接着有些港人称内地游客为“蝗虫”，针对内地游客进行辱骂；不久，“双非孕妇”、“奶粉”事件等等所产生种种对内地人的不愉快，少数港人举起昔日港英殖民地旗帜更公然高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口号等，这次《焦虑》一文引起争议不过是上述事件的伸延。
其实，这与部分港人的失落感有关。过去香港电影、电视剧中曾将内地人进行了夸大的、刻意的贬损，如今部分内地人富了起来后，港人曾自傲地看不起内地人现在却成相反，这种落差令部分港人难以承受。当然，此中会有更复杂的其他因素在内，例如因为互联网的发达，令港人了解到内地越比过往有高一些能见度时，像“地沟油”、“毒奶粉”等等，港人曾经对内地的偏见尚未获真正改观时，对内地人不和谐的声音也会随之出现，亦即《低俗喜剧》中对内地老板暴富心态等进行放大那样，均通过上述综合因素形成。俗之类型本质上是港片山寨化
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电影有史以来总产量高达16000多部，超过包括内地台湾电影在内的总和，其中大部分为通俗题材电影，部分影片就不乏低俗成分。港片曾以有午夜场而自许，甚至，映期上先定了午夜场时间然后才开拍（徐克语），而午夜场观众就是“咬蔗帮”（陈嘉上语）！那么午夜场的观众构成便组成了影片市场走向所要求的“俗”。
关于防止党员思想庸俗化的几点看法
关于防止党员思想庸俗化的几点看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无疑是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坚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但当前尤其要防止和克服少数同志存在的思想上的庸俗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与此同时，一些腐朽、消极、落后的思想文化也趁虚而入，一些同志对消极落后，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但缺乏警觉性，不去抵制、批判，反而把“腐朽”当“神奇”，把“毒草”当“鲜花”，津津乐道，四处传播。君不见，现在无论是在车站码头、商场会场，还是茶余饭后、吹牛调侃，可谓是无话不谈，无所顾忌，没有什么不敢讲的。谈论的话题往往不是人生理想、工作学习、文化娱乐，更多的是讲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诸如什么跑官要官，玩股票赚钱呀；什么涉猎酒绿灯红场所、玩女人打麻将呀；什么相面算卦、求神拜佛呀；什么玩弄权术、尔虞我诈，还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见怪不怪，甚至还感到羡慕。谈论内容的庸俗，对消极现象的麻木反映了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庸俗。类似现象虽然是极少数，但其影响很坏，危害极大。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思想上的庸俗化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如果不及时进行克服和纠正，就会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由语言的传播，思想上的羡慕发展为精神上的滑坡，事业上的荒废，行为上的越轨，结果必然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单位、对他人、对自己都是极其有害的。分析一些同志思想庸俗的根源，与理论水平低，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人际交往的层次低，价值观念发生偏移紧密相关，也与一些单位的教育不力，管理不严，风气不正分不开。思想庸俗化是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种正常现象，既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能麻木不仁、放任不管。正确的办法是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施治。谨防思想上的庸俗化既要靠组织上的教育管理，更要靠党员干部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当前，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要不断加强理论的学习，增强思想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人的头脑，正确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消极错误和腐朽的东西就会侵入。因此，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防止思想庸俗化的根本之举，也是坚定理想信念达到政治上过硬的根本之举。作为党员干部和群众，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用进步的东西抵制错误的东西。二是要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摈弃低级趣味。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越高，精神就越充实，情操就越高尚；反之，一个人的追求的是低级趣味，那么精神境界就越低，思想必然庸俗。特别是在当前思想文化多元，社会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尤其要保持高尚的人生追求，决不能让金钱、名利打开思想缺口。三是要注重人际交往的层次。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难免与各种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员交往。但交往是有界限、有层次的，并不是交往得越多，结识人越多就越好。古人尚能做到“益友者三”，我们的党员干部就更不能不注意有选择地交往了。具体来说，就是要多与那些情操高尚、思想先进、工作有为的人交往，从中受到教益，“见贤思齐，与之同化矣”。
《人民日报》在开栏的话中指出: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本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即日起共同开设文学观象栏目，组织文学界知名学者，就当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进行辨析、探讨，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引导创作，助推当代文学繁荣健康发展.
文学观象在前几期文章刊出之后，即在文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题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的新路文学观象激起学界热烈反响》的文章中报道说:著名当代诗人贺敬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在阅读了文学观象的文章后，纷纷表达了对栏目观点的赞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谈到，文学观象相当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主张和美学目标，积极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今后能看到文学观象的更多文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认为，文学观象批评的种种乱象不仅存在于文学界，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在充分尊重观念多样性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贯彻主旋律、释放正能量，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是我们而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俞吾金认为，应当保持批评状态的多样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既凭着高度责任感批评体现负能量的作品，也凭着高度使命感褒扬负载正能量的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文学观象的文章经过媒体、社交网络的大量转载，其影响已经超出学界，赢得了普通读者的共鸣。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微博堪称网上最火的道德模范微博。微博开通不到三年时间，粉兹数已经突破两千万大关。郭明义在微博评论转发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引来众多粉兹点赞。文学要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还必须表现社会主体的心灵。有网友在个人网络空间写下了对文学观象的读后感。该网友说，文学观象的观点言中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许多说法让人耳目一新、有醒醚灌顶之感。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文学观象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承载着深刻厚重的内容，尖锐中饱含真诚，平实中蕴含灼见，引起广泛共鸣，说明大众并非不关注理论、不理解学术，关键在于我们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和学术。文学观象栏目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新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暨《人民日报》文学观象专栏作者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宝善，副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主持会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宏、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来自、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的有关领导，著名作家陆天明、周大新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评论家四十余人参加座谈会。
朱虹说，像“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不让其流布于社会。
对此，网络红人凤姐回应说，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凤姐接下来说道：你今天把我罗玉凤按下去了，明天就有下一个这样的人冒起来。我觉得他们应该从整个社会文化着手，而不是打压我们这些混口饭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人。
凤姐虽说是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要能力没能力，要财富没财富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根一族，但其回应之语率直质朴，很真实，不做作，真实是一种很能从内心打动人的力量。
凤姐的回应，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当然，反对者也不在少数。这就是网络，永远是口水不断，一派观点很难说服另一派。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无论电视文化，还是网络文化，其主要功能是什么?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一直在争锋，即教化功能与娱乐功能。前者高擎道德的大旗，以为教育可治社会百病，仿佛节目高雅了就能塑造人的灵魂，腐败分子和社会沉渣看后就会幡然醒悟，从此改邪归正；后者注重趣味与轻松，认为这些视听文化主要的作用就是娱乐大众，博大家开心一笑，替沉闷而忙碌的人生透一口气，至于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不是很重要。何况全国人民以下层劳动者居多，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俗人居多，看看低俗文化有啥不好。
笔者认为，除了承担舆论导向重任的新闻节目外，其它的节目都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不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摧残人身心的黄赌毒等负面因素，都可以和受众见面。让大众文化真正回归大众，使其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化盛宴，品种齐全，花样繁多，根据各人的喜好，雅者可选雅的，俗者可选俗的，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文化历来属于大众，并非是文化话语权拥有者与文人雅士们的专属。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传媒一直在为少数人服务，其视野中很少有下层人民。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让长期被主流媒体排斥在外的草根阶层为之而欢欣鼓舞，大家有了尽情交流的新平台，而且扬眉吐气做了主人……网络很公平，话语权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在文化方面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汽车商业评论》评论员
今年的北京车展丢人丢大发了。这倒不仅仅是被“胸展”事件闹得低俗不堪，而是“庙会”升级带来的焦虑使人不安。它表明，汽车业的病态和社会畸形“混动”而酿成的恶果，看来在短时间内难以祛除。
还是应了一句老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虽偏激了一点，但有据可依。因为在“车展”这个概念被市场化偷换之后，就有人预见过有这一天。尽管路人皆知它是“唐僧肉”，但不曾想到过会这样露骨地去毒杀人的眼球，令人惊骇不已。
然而，车展可以合谋造势，各取所需，搭建平台，无穷地复制，创造生意，形成产业，这些都加速了车展的变味，以至于为了趋利可以疯狂地生产渗透了货币血腥的“文化垃圾”。
如果说，以前的车展像“庙会”，那还是个办展的水平和形式上的肤浅，或者说，眼界和欣赏力都还不高的话，那么，现在的“胸展”则是迎合了需求，刻意而为的创收手段，还被披上时尚的外衣，堂而皇之，道貌岸然。
圈内人都清楚，今日北京车展之低俗，并非偶然，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一日之寒”。北京车展是国家车展，跻身世界六大车展之列。规模是一次比一次大，展商是一次比一次多，新车是一次比一次增多，关注度是一次比一次扩大。而印象却一次比一次差，问题是一次比一次多，以至于发展到连政府都看不下去勒令主办方整改的地步。
这在中国办车展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一个单纯的车展竟涉及到意识形态，有伤风化的程度，这不仅让这个行业尴尬，在汽车史上也是个笑话，恐怕在世界车展中也是破纪录的“亮点”，这就难以让人瞧得起。
那么，是谁伤害了它，它又将伤害了谁？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车展重视模特的大尺度展示，其实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兴趣、趣味。”但也有学者分析，“这30年的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吃饭问题，心灵的问题没有解决，这30年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很快，但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轿车进入家庭的激辩，竟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有媒体甚至把它看作是“消费权利”的争取，而产业界躲在后面不吱声，等待政策放闸；而今有关车展的低俗化再度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学者再次披挂上阵，探讨文明的失落与重建，而产业界再次躲在后面无语，竟当没事一样。
我想，最终得益和伤害的还是产业。如果说，轿车进入家庭的讨论解决了老百姓拥有私家车的问题，那么对车展低俗化的批评，实际就点出了“汽车问题”的严峻。表面上看是“打”在了“低俗社会”的屁股上，却痛在汽车产业上。因为快速发展，汽车业给这个社会制造了不少麻烦和后遗症，引发的“并发症”并不是一个低俗那么简单。作为“物化文化”的汽车产业难道就没有责任，就不应反省和思考？
不论从怎样的角度看，车展低俗化，一方面折射了中国汽车产业没灵魂的失控，另一方面反映了文化糟粕的泛滥。汽车带来的焦虑渗透到了社会的内心，这种危机既有西方社会裹挟的顽疾，也有功利主义的疯狂，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了道德底线、文化操守、价值观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