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
经过西方学者的发掘与阐释，经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解读和实践，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1］在1995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学界对于马克思很早就从哲学高度关注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主义在破解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包括:第一，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类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58“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209第二，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生产，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163美的规律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是不美的。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都是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相违背的。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料与自然界实现物质的交换。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自然环境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以内。资本主义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财富的水龙头，另一方面糟蹋自然，把自然看作“污水池”。第四，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自然界真正复活”，“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二、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根本原则是所谓生态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一味鼓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生态主义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近代以来宣传的启蒙理性都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质疑并批判西方社会自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成果。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倒转。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以生态取代人类的中心位置，把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的价值，而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中心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和平衡为依据。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应该在尊重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中心主义对工业生产、经济增长都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有论者主张摆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在经济上实现零增长，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作为一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生态主义借助生态科学的理论资源，宣传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试图在精神上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方生态主义以生态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显示出“反人类”或者“超人类”的倾向，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对未来的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主张应当激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资源，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分析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他们期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矛盾的揭露来引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方法，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来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提出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6］116，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适用价值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重点的阐发。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的阐发建构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提出的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以生态理性理论取代经济理性理论等策略缺乏向社会现实层面延伸的有效方案，无法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和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其影响力多数时候停留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6］117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弱化”了。有批评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6］117。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
关键词：美国；民主输出；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15-02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格局。美国期望通过全球民主输出，实现其分化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战后美国全球民主输出战略重点评析
二战后，美国为对抗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球民主输出。美苏全球争霸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对外实施民主输出的战略重点。
1.战后美国对德国和日本开展的民主化改造
美国对德日的民主改造已经成为二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成功范例。美国对德日民主化改造的内容，主要涉及两国军事上的去法西斯主义，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方面的民主化。通过民主化改造，德日两国深层社会积弊在不同程度上被消除，进而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有益。如今，德国已经成为能够直面二战历史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民主国家。日本虽然在战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致力于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但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金权政治”等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尤其是日本不能正确面对二战期间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历史，其主导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都引起亚洲被侵略国家的警觉和强烈的反对，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日本想要实现国际化和“政治大国”梦想的实现。
2.美国对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实施的民主输出策略及影响
“”成为美国对东欧和中亚地区输出民主的主要策略。美国凭借武力、科学技术、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绝对优势，充分利用其掌控的国际话语权，对东欧和中亚国家发动了强大而持久的政治舆论宣传攻势，极力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其主导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鼓动活动有了巨大收获。20世纪末爆发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成为美国炫耀其民主输出策略的一大资本。冷战后，东欧及中亚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但旧有传统体制仍在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并与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差别较大。俄罗斯作为苏联大部分国力的继承者，处于维护自身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加强了对苏联控制区域的影响力，阻碍了北约东扩进程。对此，冷战后美国又酝酿并发动了第二波“”，这与俄罗斯形成了短兵相接的局面。
3.美国对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强力干预
中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及经济资源使其在全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渴求，中东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全球民主输出的试验场。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复制到中东国家，并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念改造伊斯兰文明，期望将中东建成美国式民主的典范。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及中东地区固有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的民主输出面临破产的尴尬局面。美国民主输出为当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东国家出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政治力量快速壮大的局面，为中东及世界和平带来威胁。另外，由于美国在推动中东“民主化”过程中奉行双重标准，已经激化了阿拉伯民族的反美和仇美的心理，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已经严重受挫。
4.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民主移植计划
在二战后，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民主输出包括战争、扶持亲美政治势力、文化渗透等，并制定了各种实施计划。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布什政府的“美洲倡议”等都是以在拉美促进民主为目标。美国正是以这种非民主的方式向拉美各国输出民主，其结果难以如人所愿。从拉美国家的政治现实来看，亲美的独裁政权，以及忽视自身国情而盲目照搬照抄美国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中，多数都出现了政局不稳、虚假民主、社会秩序混乱及经济衰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既有来自拉美各国本身的问题，同时美国输出的民主及价值观无法得到当地文化认同的现实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美国自诩为太平洋大国，亚洲也是战后美国民主输出的重点地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冷战后美国再次将民主输出的矛头指向中国，中美之间的民主对垒必将日趋激烈。
二、美国民主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中美在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美国针对中国进行的民主输出从不曾放松过，这正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1.美国民主输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战后，美国对新生的中国持否定的态度，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合法地位，不愿意看到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美国一直坚持不懈地向我国倾销其民主、自由、人权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思想，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背离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
2.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必须坚持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也把其作为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然而，美国的民主输出使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意识形态攻势，及其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成就，使其将这些成绩都归结为意识形态及国家制度的原因，在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面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容易在简单的对比中，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产生倾慕。特别是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低潮，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也因此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受到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世界各国实行对外交往的重要战略支撑。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文化话语霸权，在对外交往中极力鼓吹“全球文化同质化”，并借助其在媒体传播领域的优势地位，向我国大肆“抛售”其核心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妄图引诱中国民众接受美国文化，实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靠拢，最终实现用西方文化取代社会主义文化，达到其建立文化帝国主义的野心。如果我们忽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那么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就会因文化的缺失而失去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
三、建构应对美国民主输出的战略对策
纵观美国民众输出的整个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我们与西方之间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不会停止。
1.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理论体系，既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产生更符合中国建设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脑，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2.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并没有大幅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致使党的执政失去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沉痛的历史教训再次证明，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政权稳固的基础，也是其意识形态最具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根本。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为此，我们必须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有更高的发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前提下，稳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
3.以理论创新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本质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进理论创新始终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根本任务和核心内涵。正是理论创新使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使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也日益巩固。由此可知，要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使其始终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且理论创新必须要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反应时代特征为出发点进行。只有如此，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的冲击和挑战。
4.加强意识形态队伍建设，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则肇始于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所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逐步完善“走出去战略”，直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明确界定：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的重大措施有：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
随后，文化部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推动实施五大发展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十报告中，针对文化领域着重提出的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文化领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口号鲜明、响亮的提出，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做了最好的诠释和铺垫。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基本内涵
中国文化的内涵很宽泛，既包括语言、书法、绘画等具体的符号或形式，也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无形而抽象的内容，甚至中国人际关系的相处模式和生产方式等，也都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概括来说，中国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指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经过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和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上激荡交织，共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将我国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推入国际文化市场，深入参与国际文明的对话与切磋，把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传播至世界各地，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所占份额，在获得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通过文化产品这个良好的载体，让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①究其实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走出去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理念以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大文化胸襟。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出台，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多种文化体系的激烈竞争。当今世界在科技的创新推动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提高，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呈现出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复杂局面。在生产力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前提下，人类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时文化作为产业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对象。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先后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的构建离不开经济实力做后盾，而经济又呈现出全球化的姿态，也带动了文化领域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发达国家在建设文化强国时，除了满足国内的基本需求，也把目光投向国外，希望能够在国际文化市场占据一定的地位。目前，发达国家都对本国的文化产业投入巨大的关注度，并先后将文化建设和战略构想细化考虑。
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已成为各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各国都不可能杜绝与他国的联系，在独立和隔绝中发展和生存。多种文化体系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成为世界文化领域最显著的现象。尤其是在无线互联网迅猛发展，将世界各地无缝链接之后，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变得更加直接和迅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即使不想参与，也难以独善其身，与其被动地被裹挟其中，不如主动出击，积极筹划，力求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谋求将来的主导地位。
西方文化体系的弊端凸显。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改善了人类衣食住行的面貌，在世界各地赢得广泛赞誉和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消失，出现波折和困难，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步入困境，尤以2008年在全球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后，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语境逐渐产生怀疑和质疑，深入挖掘出现经济危机的实质，则指向了美国式文化体系中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失望的情绪蔓延扩散，引发全球性的道德信仰危机。在重新建立全球道德信仰时，必然渴求不同文化形式的崛起和救赎。学者们开始重新认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甚至有学者发出了“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断言，也使大家对我国文化产生好奇和探求。可以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学界舆论的引导，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社会转型期的内在需求。当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转折期，国家各领域都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进入深入推进和攻坚阶段。但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尤其需要的是全体人民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反映时代、凝聚人心、具有较强感染力和整合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进。中国文化亟需整合和调整，以适应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将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行业，转化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产业，为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增强。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崛起，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普通民众共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成果，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将这种自信心延伸至文化领域。同时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发展模式、文化传承的巨大兴趣。对外汉语热和孔子学院的筹建便是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国际汉学热的兴起对于促使民众反思本国文化的特点，间接推动人们增强了对于中国文化认识的觉醒和认同。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可以树立和维护良好的中国形象，顺利搭建具有中华文明背景、加强中国文化话语权力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与世界各国增进共识，和谐发展。在这里，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的层面，对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变文化贸易逆差局面，取得相对优势地位。文化贸易是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地把本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至别国，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文化产品，导致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经济实力已经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文化对外贸易方面却是非常薄弱的，与我国作为全球领先经济实体和出口大国的地位形成鲜明反差。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来说具有独特的经济意义。在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使用限制颇多，工农业生产提升空间有限，房地产业泡沫严重的情况下，中国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平稳发展的经济态势，需要在包括文化在内的第三产业下功夫、做文章，把以文化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做大做强，使文化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驱动轮”，并将其打造成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产业，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②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文化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且具有在不良经济环境中“逆势而上”的产业属性。因此，很多国家都把加强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做法，将文化产品的出口看作国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当前，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扩大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完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开放水平，是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领域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要达成这个目的，就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扶持重点媒体瞄准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新鲜资本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等。采取以上多种措施和形式，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文化精髓和思想理念通过声音、图像、文字等形式对外传播，营造东方文化语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以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可持续发展。
对抗外国文化侵入，保卫国家文化安全。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主题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便成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隐性武器，被发达国家利用，将本国文化“合理”地输入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借以扩大本国影响力，进而在他国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的趋同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技力量和传播媒介，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进行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和渗透，对我国年轻一代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渗透。
另外，我国在逐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经济、技术管理理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化也引入国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习惯形成破坏和隔断。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中国文化日趋式微，难以在青年一代中引发共鸣，从而危及中国文化的安全。这时，消除外来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主导，重新梳理国内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标准，是相关部门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全球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渗透中，我国面临的形势较为复杂，要同时应对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和来自东方的同质文化的双重竞争，在双重竞争中突出重围，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从重塑文化自信，使中国文化走出去。
提升国际文化领域话语权，维护国家形象。当今国际社会，依旧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着话语权。话语权的获得，除了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外，文化因素是一个最容易利用且不容易用好的东西。就世界范围内来说，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比较弱，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僵化的形象和符号，不理解其价值精髓。文化的弱势，就造成了中华文明语境在国际社会上的失语状态。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要为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华文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能够有机会客观公正地展示我国的国家的形象，为我国争取更多的东方文化语境和话语权，发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主导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大繁荣。在世界范围内，多种多样、风格迥异的文化并存，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人类产生、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上，正是由于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才使得当今世界的文化呈现出蓬勃繁荣、丰富多彩的面貌，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正如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一个完整、和谐的生物链。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基础和源泉。没有这个丰富的精神家园，人类的心灵世界似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将无处栖息。想要维持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必须要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它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的问题。
文化虽然是多元的，但每种文化都具有某种独特性，鲜明地代表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智慧与文明，不可替代，无可复制。文化之间的互融共存，一起推动了世界在年轮的轨道上，顺应历史的发展，滚滚前行，呈现出多姿多彩、精彩绝伦的文化大观园景象。
自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文化一直在处于“闭关自守”和“全面防御”的状态中，究其根本，还是缺乏一种走出国门时的自信。21世纪初，我国逐步确立了文化强国、文化“走出去”的治国方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主动投入世界文化发展和竞争的潮流中，勇于面对未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既有利于自身兼收并蓄，在传承中创新，也有利于为世界提供另一种东方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人类自身和赖以生存的世界。
（作者为安阳工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CKS014）
【注释】
①杨明辉：“美国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
一、学习专题及时间安排
全年学习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各级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全省、全市“两会”精神以及全省盐业工作会议精神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及省局一系列重大决定和部署。内容分六个专题进行，每个专题安排一次集中讨论，时间半天。
第一个专题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要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坚定性，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
第二个专题抢抓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重大机遇，推动盐业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区建设中快速发展。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市两区相互叠加，面临千载千逢的历史发展机遇。要认真学习两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展目标、规划布局，充分认识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半岛蓝色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明确我市的重要地位、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明确盐业在全市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主要目标、重点任务。进一步增强“主战场”意识、主阵地”意识和机遇意识，加强组织领导，搞好集中学习培训，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机制，抓好任务落实，以盐业的迅速发展推动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快速崛起。
第三个专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省盐业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有机统一起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环境友好型盐业循环经济，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第四个专题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文化服务水平。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历史机遇，深刻认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顺应世界文化发展大势的战略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要求，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第五个专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切实提高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充分认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的政治优势的需要，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把握的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和重点抓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坚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四项重点工作。深入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
第六个专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反腐倡廉，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深刻领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学习我党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反腐倡廉，进一步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内涵外延和实践要求，自觉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的忠诚和信任。自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
学好上述6个专题的同时，要继续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知识的学习。
二、学习要求和学习活动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切实把加强和改进中心组学习作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学习情况，提出改进措施，抓好督促检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为中心组学习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加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要坚持和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党委中心组学习任务的落实。
2加强党委中心组建设。按照“有组织、有固定的场所、有健全的制度、有科学的评估办法、有行之有效的活动方式、有高素质的学习秘书、有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七个有”标准，把党委中心组建设成为推动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强有力组织。
3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单位的中心工作，安排部署学习任务和内容，以优良的学风，促进学习成果的转化和运用，增强学习的时效性。
【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展理念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认真研读可以看出，《建议》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通篇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五大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新理念
《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也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也就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上述“五大发展”新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要贯彻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的新思想
《建议》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议》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应对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新变化的新常态的思想。
新常态首先是经济范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概括起来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些特点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趋势。
新常态同时也是经济社会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社会并最终决定其它领域的状况。因而还要从经济社会范畴上来理解新常态。说到底，新常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形象而准确的表达，这些阶段性特征就是《建议》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先承认它，才能有效地应对它。正如所指出的：“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因此，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是关于我国发展的新思想。我们要努力做到《建议》指出的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当前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在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正朝着更加重视质量、效益、创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正如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四个全面”是我国发展的新战略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协调推进我国全方位发展的新战略。这个新战略，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支撑，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由此可见，这个新战略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缺一不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总抓手。《建议》在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论述“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时，都指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国发展新战略这个重要思想。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新战略，其实质和关键在于“全面”。经济管理学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再过5年我们就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必须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联系实际可以看到：首先，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我们不可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其次，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再次，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对我国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的状况而言，又是一个突出短板。因此，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总之，我们在“十三五”时期要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战略，万众一心、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一定能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贡献。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参考文献】
关键词：网络战略管理战略网络
一、导言
随着internet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已步入网络时代，它将彻底改变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战略行为。网络时代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合作网络之间的竞争，这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网络竞争。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基于“公司是独立、自治实体”的假设和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研究企业战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必须从嵌入于企业的关系网络视角来研究企业战略。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新战略思想。
所谓战略网络，是指由社会的不同组织或个人为了共同的远景，通过一定的协议或契约联结在一起，以彼此间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为基础而构成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断进化和优化的动态合作网络。战略网络及其管理“必然将成为新的管理范式与新的竞争游戏规则”，“战略网络管理是当今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战略网络研究既是一个急需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正如《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在2000年3月出版“战略网络专集”时，编辑所评论的那样：“我们觉得认真地强调战略网络是如何影响公司的利润率问题——战略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的时机已成熟”。战略网络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现有的战略网络研究系统性不够，缺乏定量和动态分析及其支撑技术。为此，本文在评价现有战略网络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将是系统化、动态化和定量化，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可操作的战略网络理论与技术方法，使得战略网络理论能真正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之中。
二、战略网络研究沿革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资源稀缺，而且企业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控制和市场的份额上，网络参与者将网络视为一种投机选择，协调成本高和机会主义多，因而网络被许多学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缺乏效率，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认真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网络化日益凸现，而且网络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国际化经营效果显著，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并非以单个原子状态来活动，而是以一群合作企业或组织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了世界级的核心能力。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管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继出现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ecosystem)、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组织域(organizationfield)、企业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关系(partnering)、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业(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竞争(co—petition)、组织间竞争优势(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关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关系资源(relationresource)、网络资源(networkresource)、联盟网络(alliancenetworks)、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战略区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间信任(inter—firmtrust)、供应商网络(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学者和先行的厂商已认识到企业隐含的、不可模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联盟伙伴，是“创新关键来源”、“组织学习的关键来源”、“学习和能力的关键来源”。r·gualti等人将这些具有持久性的、对进入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之间的节点构成的网络统称为战略网络，这些节点包括了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等。于是，战略网络研究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就战略管理学者对战略网络研究历程看，首先提出战略网络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题为“战略网络”的论文，可谓是战略网络理论的经典之作。该文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战略网络的内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关系网络，获取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网络组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战略管理研究者开始对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1992年n．nohria等编写出版的论文集《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汇集了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战略网络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战略网络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证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专著《战略网络》，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促进战略网络理论走向实践。2000年《战略管理杂志》出版“战略网络’论文专集，介绍了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这一理论要整合和系统化，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这标志着战略网络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研究阶段。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学派
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目前战略管理的学者们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略网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战略网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综合有关文献，将现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五大学派。
1．以r．gula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战略网络》、《联盟与网络》、《网络位置与学习：网络资源和公司能力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是：(1)规范了战略网络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网络的研究范围，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用社会网络理论的“嵌人性”和“结构洞”原理，证明了战略网络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说明战略网络及其管理能力是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战略网络参与者在参与网络后所获得的独特资源，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一种核心能力。(3)强调战略网络是一个公司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能够取得学习、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战略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4)嵌入于战略网络之中的网络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既有机会又有约束的资源。因为“网络也意味企业被锁定在非生产关系里或排除了与其他可行的组织结成伙伴的机会”。(5)提出要整合战略网络于企业战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从产业结构、产业内分析、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网络进化和企业收益来与现有的战略研究相结合。
该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如何整合战略网络于战略研究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缺乏技术方法研究，难于对企业的实践有实际指导作用。
2．以j．c．jar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组织学派。其主要代表作为《战略网络》、《战略网络——创造无边界的组织》(专著)。
他的主要观点有：(1)最早捉出战略网络的概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提出了用商业系统思想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他认为，实现产品／服务有效地传送到顾客手中，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要合作，如何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3)提出了组织商业系统活动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最大化组织效率与灵活性，并通过比较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织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经济时代最佳组织模式。(4)初步形成了战略网络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指导企业进行战略网络管理，包括网络选择的时机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何时建立网络为好，利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加强组织间信任的机制。
其主要不足是：没有考虑网络关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及其效率的影响，没有分析战略网络的成因、特征等基本问题，没有对战略网络中组织间学习过程和网络进化过程展开研究。
3．以p．j．richter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他根据自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担任国际跨国公司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长期交往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有关东亚企业成长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
richter的主要观点有：(1)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3)运用企业系统理论、成长理论和博弈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的动因，为战略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重点分析了战略网络企业间的网络学习过程，说明战略网络在知识管理和能力培养中的特殊意义。(5)论述了企业后勤合作、技术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战略网络管理问题，为战略网络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6)强调了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仅从文化视角研究战略网络，没有将战略网络管理整合于战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难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对战略网络进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对战略网络管理对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由于企业集群理论起源于区域经济研究，故我们将此学派称为区域经济学派。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结成的网络。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是战略网络的一种，集群研究也属于战略网络研究范畴。波特有关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国家竞争》、《亚当·斯密：区位、集群和竞争的“新”竞争微观经济学》、《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新议题》，其集群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国典型区域的企业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顿的高新产业区、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业集群等)的实务观察和研究所得，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观点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内获得异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个竞争优势。(2)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外部效应，同一地区内的公司或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共享知识，企业集群是一种“新竞争”和“新经济”。(3)企业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形成的，具有历史依赖性。(4)集群是空间布局上的新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是一种合作竞争思想，是一种群体思维的战略思想(突破单个实体的狭隘思想)。(5)分析了企业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网络关系，揭示了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丰富了战略网络研究的内容。
其主要缺点：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地点仍是竞争的根本”，产业选择首要问题是区位：过分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关系网络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利用集群理论侧重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商业生态学派。moor提出的企业商业系统包括了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对手、顾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所形成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战略网络，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也应属于战略网络研究领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和战略》。他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他强调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战略逻辑和新的实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论——商业生态学来全面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
moor的主要观点包括：(1)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透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和研究战略，拓宽了战略网络研究的视野。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这个系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价值，这个系统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2)按照自相似、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进化的原则来设计网状结构组织和商业生态系统(即战略网络)，通过共创愿景、系统思考、网络学习、共享知识、协同作用，使企业在创造未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立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共同进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中的合作效率和网络关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间相互合作演化过程，包括了开拓、发展、权威、重振或死亡，企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不断进化、异化和蜕变。(5)强调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渗透，企业的边界模糊。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其所在的系统制约，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
其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系统选择企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业核心能力对其战略行为的决定作用和对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仅强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的合作，忽视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有合作也有竞争，并认为合作有周期性，无法持久。
综观战略网络研究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研究有以下的特点：(1)应用一种理论从某个侧面研究的多，而综合各种理论从系统观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战略网络形成和企业战略网络案例分析的多，而对嵌入于战略网络的关系分析与战略网络结构分析的少。(3)侧重于战略网络的静态研究多，企业战略网络管理的动态研究少，更缺乏对深层次的网络管理问题和网络进化问题的研究。(4)在技术方法研究上，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动态性的技术方法，更缺乏有关动态战略分析方法、网络信息管理支撑技术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战略网络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基本战略理论及其技术与方法，使之未能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之中。
四、战略网络研究趋势和主要方向
从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是：(1)战略网络研究系统化。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的内容，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才能对战略网络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2)战略网络研究动态化。战略网络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变化和不断进化，只有引入社会网络技术、系统动力学、进化博弈、离散仿真的技术等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网络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才能真正揭示战略网络的演化规律。(3)战略网络研究定量化。由于战略网络涉及的组织多、相互的关系复杂，未来的研究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统计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利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分析网络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才有保证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统观进行战略网络理论框架研究。综合应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商务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从系统观的角度，构建战略网络理论框架。它包括战略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战略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动态关系网络分析，战略网络的目标与选择，战略网络的动态管理，战略网络绩效评价与网络进化。
2．战略网络中的组织间动态关系分析与技术方法研究。要运用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技术方法和离散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组织间动态关系网络分析与仿真模型优化，明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发挥不同作用网络节点之间的动态关系，保证战略网络的优化。
3．战略网络动态管理过程研究，要促进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和可操作性，这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包括：(1)利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网络学习中的博弈均衡问题，制定出企业在网络学习中的最优策略。(2)运用委托—理论，建立长期网络信任机制，保证网络知识有效转换、整合与创新。(3)运用协同商务的原理和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开发和实现基于协同商务观的企业战略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网络内部信息、知识的快速交流、处理和共享。
4．战略网络进化研究，体现动态性和共生性的特点。要以进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结合进化理论和遗传基因理论，揭示战略网络进化规律，针对有限理者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建立战略网络动态进化模型来描述其进化过程，研究网络行为的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