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博弈模型;技术转移;双重博弈;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TU984.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4-0012-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3
技术转移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实现技术转移也存在诸多困难[1]。《21世纪议程》就规定技术转移应该“在优惠条件下”进行,这个规定看来过于单纯,因为提供优惠条件可能不符合潜在的商业规则[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义务,但迄今技术转移的水平和步伐依旧缓慢[3]。《京都议定书》也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移技术,但这只是一个良好意愿的陈述,因为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目标,也不必担心遭受任何制裁。国际社会就《公约》下技术转移问题的谈判一直步履维艰。
根据李志军的研究[4],由于技术大多要么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要么研发投入巨大,要求发达国家无偿转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技术它们根本就不愿转让;此外发达国家私有机构和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在进行转让时要求得到足够的商业回报,不可能以无偿的方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转让核心技术。根据欧训民等的研究[5],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低碳技术的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这一点似乎与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现实情况不符。
一种国际合作要想成功,就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合作就不能成功[6]。成功的技术转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7]:第一,技术拥有者认为转让技术的收益大于不转让技术的收益而愿卖;第二,技术受让者认为受让的技术能带来比他把技术转让费用用于其它用途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而愿买;第三,技术受让者买得起,技术转让的费用在受让者的承受能力之内。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构建一个双重博弈模型框架,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角度建立博弈模型,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相应均衡及其政策含义,探求《公约》下促进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机制。
1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参与方及其互动关系
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技术来源和开发者、技术所有者和供应者、技术购买者、技术转移融资者、信息提供者、市场媒介、政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动机存在明显的差异[8]。在《公约》框架下,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实施主体是企业。在给定《公约》义务(包括技术转移)和国际气候协议下,技术转移主要参与方之间的博弈主要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进行,在“企业层面”(博弈I),企业在给定国家政策框架下就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博弈。在“国家层面”(博弈II),国家选择对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见图1)。《公约》义务和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过程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将《公约》义务和国际气候协议当作给定的,并作为博弈I和博弈II的外在限制因素来考虑。
张发树等: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双重博弈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4期
图1国际低碳技术转移博弈关系
Fig.1Relationshipbetweengamesofinternational
lowcarbontechnologytransfer
在博弈I中,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实施主体,它们在特定国际气候体制和国内气候政策以及特定国际低碳技术转移机制和国内低碳技术转移政策的大环境里,在市场上进行低碳技术转移交易,就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博弈。企业的行为受到企业所在国政府的直接影响。当然,国际技术转移也涉及各国研发机构、各国金融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为突出重点,我们将它们作为影响企业决策的外在因素来考虑,特别是从技术转移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其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影响。
在博弈II中,国家之间就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进行博弈,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企业在技术转移中的支付,从而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
本文假定博弈I在先,博弈II在后。当然,这两个博弈并非严格地按照这个顺序发生。更准确地说,在博弈II中,各国政府在选择自己的政策时,必须应对预期的博弈I的均衡结果。
博弈论中有两种形式的博弈――合作性的和非合作性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博弈是合作性的还是非合作性的[9]。在许多现实情况下,并不能确保合作,约束性协议不可行[10]。本文研究的技术转移博弈就属于非合作性博弈。
2影响技术转移参与方动机的主要因素
理性假设要求行为者在做出自己的行动选择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目标。在技术转移中,必须仔细分析各参与方的利益得失,同时考虑各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和复杂策略关系。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影响各参与方动机的因素很多。影响技术转让国政府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气候义务、减缓气候变化和技术差距,影响技术受让国政府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气候义务、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差距和附带利益,影响技术转让方和受让方企业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差距、技术转移价格、技术转移成本、技术转移风险和技术转移补贴[11]。
3对博弈I的分析
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发达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收取技术转移价款来弥补竞争力损失以及发生的技术转移成本,同时获得相应的技术转移补贴(根据政府政策);发展中国家企业虽然需要支付技术转移价款以引进先进技术,而且需要发生技术转移成本,但可以增加自身竞争力,同时获得相应的技术转移补贴(根据政府政策)。在具体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项目中,技术转移价格是转移双方关注的焦点,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讨价还价。下面建立的博弈模型就是为了模型化这一谈判过程。
3.1模型假设
假定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分别为发达国家(A国)和发展中国家(B国)。A国的企业A与B国的企业B就某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博弈。技术转移价格为P;技术转移存在交易成本(不含技术转移价格),企业A和B负担的技术转移成本分别为CA和CB。技术转移后,企业B将减排ΔE的温室气体(GHGs),企业B与A之间的技术差距将缩小ΔT,B国还取得附带利益GB。
假设发生技术转移,则企业A、B的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UA=P-uA,uA=λAΔT+CA-αAΔE
UB=P-uB,uB=λBΔT+CB-αBΔE+BGB
其中:uA、uB表示企业A、B对技术的评价;λA、λB表示企业A、B对技术的偏好程度;αA、αB分别表示企业A、B得到的单位减排补贴;B表示企业B所在国就技术转移附带利益的内部化政策的强度。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实施技术转移,实现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由于减排的全球公共物品属性,A国和B国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气候利益;其次,这种减排有助于缓解A国和B国的国际气候义务压力。因此,国家A和国家B理应给予企业A和企业B一定的奖励(减排补贴αAΔE、αBΔE)。此等奖励与国家可以得到的气候利益和国际气候义务压力缓解利益之间的比例,可以用来表征A国和B国为实现GHGs减排而实施的技术转移支持政策的强度。这些考虑可以表示为:
αA=ψA(βA+ηA),αB=ψB(βB+ηB)
其中:βA、βB表示A国和B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程度;ηA、ηB表示A国和B国的国际气候义务压力;ψA∈[0,1]、ψB∈[0,1]表示A国和B国针对技术转移实现GHGs减排而选择的政策支持强度。
假定不发生技术转移时,双方收益为0。假设企业是理性的,企业参与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转移后净收益非负,即Ui≥0(i=A,B)。
假定企业A、B必须就技术转移价格达成一致。博弈过程为无限期轮流出价[12](企业A先报价),其扩展式表述如图2所示。如果技术转移价格P在时期t被接受,则收益为δtA(P-uA)、δtB(uB-P),其中δA、δB是企业A、B的贴现因子。
假定博弈为完全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13],企业A、B之间彼此具有博弈的“共同知识”。
图2博弈I的扩展式表述
Fig.2ExtensivepresentationofgameI
3.2模型求解与分析
3.2.1讨价还价空间分析
企业参与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转移后的净收益非负。因此,双方企业的讨价还价区间为[uA,uB]。我们可以用(uB-uA)来表征双方企业讨价还价空间的大小,它也是双方企业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总收益。
uB-uA=(λB-λA)ΔT-(CA+CB)+(αA+αB)ΔE+BGB
可以发现:
(1)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效益和附带利益扩展了技术转移合作空间,使得原本商业上不可行的技术转移成为可能。双方政府对低碳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都有利于扩大技术转移合作空间。
(2)技术转移合作空间随着ΔE、αA、αB、B、GB、λB的增加而增大,随着λA、CA、CB的增加而减小;如果λB≥λA,合作空间随着ΔT的增加而增大,如果λB
(3)如果技术转移成本太高,或者企业A对竞争力的偏好太大,技术转移的困难可能变得难以克服。对于转移难度太大或者涉及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
3.2.2均衡结果及其分析
本模型与鲁宾斯坦恩“轮流出价”模型[12]在博弈动态和参与人行为原则方面一致,可以运用其求解方法。可以证明,博弈I存在唯一的均衡:
UA=1-δB1-δAδB(uB-uA);
UB=δB(1-δA)1-δAδB(uB-uA);
P=1-δB1-δAδBuB+δB(1-δA)1-δAδBuA
该均衡结果表明:
(1)只要uB-uA≥0,技术转移即可进行。相对于传统技术转移而言,国家应该加强对低碳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减少交易成本,优先争取减排量大的技术转移,发达国家应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还应该积极建立健全有关内部化政策法规。
(2)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存在着“耐心优势”。对于给定的δB,当δA1时,UA(uB-uA),UB0;而当δ固定时,如果δB1则PuA,此时企业A的净收益UA0,UBδB(uB-uA)。
(3)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存在“先动优势”。如果δB
(4)如果(1-δB)uB≤-δB(1-δA)uA,则P≤0。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技术转移应该是无偿的,甚至发达国家(企业A)应该向发展中国家(企业B)转移支付资金。
4对博弈II的分析
4.1模型假设
根据博弈I中对企业A、B收益函数的假设,技术转移时国家A、B的收益以及世界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UA=UA+(1-ψA)(βA+ηA)ΔE;
UB=UB+(1-ψB)(βB+ηB)ΔE+(1-B)GB;
UA+UB=(λB-λA)ΔT-(CA+CB)
+[(βA+βB)+(ηA+ηB)]ΔE+GB
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假定国家也是理性的,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假定博弈II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国家A和B根据企业A和B的反应选择对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ψA和ψB,B。
4.2模型求解与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看出:①由于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可以带来相应的GHGs减排(ΔE>0),并带来一定的附带利益(GB>0),世界总收益得到改善的机会增加了;②只要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量足够大,或者附带利益足够大,同时技术转移总交易成本不太大,就可以保证UA+UB>0。因此,从增加世界总收益的角度看,低碳技术转移是有益的。
在知道博弈I均衡结果的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的收益函数可以写作:
UA=1-δB1-δAδB(uB-uA)+(1-ψA)(βA+ηA)ΔE
UB=δB(1-δA)1-δAδB(uB-uA)+(1-ψB)(βB+ηB)ΔE+(1-B)GB
通过求导,可以发现:
UAψA=-δB1-δA1-δAδB(βA+ηA)ΔE
UBψB=-1-δB1-δAδB(βB+ηB)ΔE
UBB=-1-δB1-δAδBGB
因此,国家A、B的最优策略都是不对技术转移进行政策支持,即:ψA=0,ψB=0,B=0。这是由于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以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附带利益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双方都有免费搭车、让对方采取行动的动机,而且在任何协定下参与者都有作弊的动机[14],导致两国都不提供政策支持,陷入“囚徒困境”。
当(λB-λA)ΔT-(CA+CB)≥0时,根据对博弈I的分析,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仍然得以进行。但是,当(λB-λA)ΔT-(CA+CB)
uB-uA=(λB-λA)ΔT-(CA+CB)
+[ψA(βA+ηA)+ψB(βB+ηB)]ΔE+BGG≥0
为了确保满足该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条件,国际社会首先需要展开谈判,分担所需的国际努力:一是努力减少技术转移成本(CA+CB),二是增加国际气候义务压力(ηA,ηB),三是增加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ψA,ψB,B)。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增加国际气候压力(ηA,ηB),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碳技术国际转移问题,支持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政策参数(ψA,ψB)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公约》框架下,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但现有规定过于笼统、不具体,发达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
在现有自愿合作的国际背景下,走出“囚徒困境”的首选途径应该是通过国际协议的强制性力量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15]。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加快气候义务的谈判进程,特别是在巴厘路线图谈判中,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合作议定书》的建立,提出《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移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量化的减排。这种强制性协议有两种具体方式:①通过谈判,直接确定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移而实现的量化减排义务,促使发达国家制定相应的促进技术转移的具体政策;②通过谈判,在《公约》下建立单独的技术转移资金机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基金,发达国家通过任务分担(辅之以赠款)提供资金,由该基金直接资助相关低碳技术的转移。
走出“囚徒困境”的第二种可能途径是通过重复博弈,使参与方的不合作战略变为合作战略[15]。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对企业来说,博弈I可能是一次性的;但对国家来说,低碳技术转移会多次发生,时间上可能会无限延续下去,至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因此可以进行重复博弈。但是,这种重复博弈途径不一定有效[15],在多边框架下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双重博弈模型框架,分析了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影响参与方动机的主要因素,探讨技术转移的合作空间,通过模型求解,分析均衡的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虽然技术转移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但国家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起着关键作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不应该被当作纯粹的商业活动,更应该是“国家驱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都很大。
(2)在巴厘路线图谈判中,国际社会应该加快谈判进程,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合作议定书》的建立,提出《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移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量化的减排。
(3)《公约》下应该建立单独的技术转移资金机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基金,发达国家通过任务分担(辅之以赠款)提供资金,鼓励和资助技术转移。
(4)虽然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和附带利益扩展了双方技术转移的空间,使得原本商业上不可行的技术转移成为可能,但是对于转移难度太大或者涉及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发达国家(企业)不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加强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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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GamesonInternationalTransferofLowcarbonTechnologies
ZHANGFashu1HEJiankun2LIUBin1
(1.InstituteofEnergy,EnvironmentandEconom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2.LabofLowcarbonEnerg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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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能自愿协议;公众参与;企业环境责任;节能措施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93-04
一、节能自愿协议提出的背景
国外将自愿协议作为制定长期工业节能计划、促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一种政策工具。自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开始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来降低能源消耗。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当时,国际上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磋商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意见,许多欧盟国家将自愿协议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自愿协议,越来越多的被发达国家所采纳,以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目前,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通过自愿协议来激励企业自觉节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节能减排自愿协议行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节能减排的自愿手段,逐渐受到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重视,并展开了广泛的实践。2009年11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节能自愿协议》。这是我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份节能自愿协议,是我国通信产业探索节能减排新机制、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的体现,将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和意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学界对自愿协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并未就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节能自愿协议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技术标准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节能自愿协议的支持性政策、效果的评估、协议的形式、规范化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和构成要件,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对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和实施过程的规范化问题进行探讨。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公众参与原则
自愿协议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一种非强制性节能措施,它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具有灵活性好、适用性强、低成本、兼顾节能和环保、有利于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等优点。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环境法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法的意义上,公众特指对决策所涉及的特定利益作出反应的,或与决策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一定数量的人群或团体。公众参与原则中的公众不仅包括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包括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从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对自愿协议的名称、组织形式和具体措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由政府进行引导,企业(行业)自愿作出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改善环境方面的承诺。政府与企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自愿协议,在实现过程中由第三方进行评估评审,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由公众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
节能自愿协议在我国的广泛实施和推广,体现了节能减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原则。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使公民自觉履行节能环保义务。
一般情况下,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其中的政府机构可以是国家或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此外,除了政府和企业,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中。比如在实施过程中,协议双方可以聘请第三方社团组织或服务机构,提供节能目标设定、节能计划编制等节能技术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
自愿协议(VoluntaryAgreement,VA)是指工业界整体或单个企业与政府部门签订的一种协议,自愿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一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类型,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体现了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理念,体现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
环境行政合同最早产生于日本,是行政合同的一种。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环境行政合同分为内部环境行政合同和外部环境行性合同。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达到节能减排目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签订的协议,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是公法精神与契约自由的结合,具有行政性、自愿性、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双重性等特点。
(一)行政性
节能自愿协议确定、变更和消灭的是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体现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节能自愿协议的当事人有且只有一方是环境行政主体,这是节能自愿协议行政性的体现,也是区别于民事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环境行政主体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组织。出于环境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环境行政主体一方往往享有一定的优益权。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环境行政主体一方,政府机构多为国家或地方的节能主管部门。
(二)自愿性
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在法律规定之外,企业“自愿”承担的节能减排义务,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自主参与权,是行政法和民法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了民法的自愿原则。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应就协议的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磋商,双方的意志都应该得到体现和尊重。
(三)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性
节能自愿协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节能自愿协议可以使政府和企业获取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效益。对于政府而言,自愿协议是传统指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手段的补充和创新,可以有效避免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的低效率和高社会成本,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整个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对于企业而言,节能自愿协议以其非强制性、灵活性易为企业所接受,使企业的管理理念发生变化,通过自主设立节能目标,提出与企业管理体系协调的节能计划,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四、节能自愿协议的构成要件
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多表现为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自愿与政府部门达成的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节能自愿协议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上,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一)自愿协议的主体
从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和企业是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出于需要也可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的协商或履行过程中。本论文主要对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行分析。
1.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重要主体,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环境保护问题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公益性”十分突出的事业,这就决定了环境保护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项基本内容。政府以其权威性、不可更移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在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从传统的制定标准、强制性执行转向尊重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保护主体地位,在协商的一基础上和企业合作,推动并促进环境政策的实施。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引用契约方式对环境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目的是使环境行政机关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公务,有效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政府通过节能自愿协议进行环境管理比使用其它政策手段更节省成本,因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成本较高,且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更愿意把节能自愿协议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补充手段并大量应用,尤其是在法律执行困难或者空白的领域。
2.企业。传统经济发展理念认为,经济责任是企业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从事经济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只要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就无需承担特别的社会环境责任。实际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会对环境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环境合作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强调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即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也是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需要由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企业既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环境问题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联系,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有效途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企业在法律规定之外,自愿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企业的环境责任要求企业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关注。节能自愿协议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管理理念发生改变,在管理体系中自觉纳入对环境保护的考量,使企业的管理决策更具科学性。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就协议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双方的意志都应得到体现和尊重。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不同企业与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一节能减排目标;二是政府给予企业以某种激励。
政府和企业作为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其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节能自愿协议中,如果政府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过多的甚至全面的行政控制,往往会构成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适当限制,妨碍企业经济自由并因此而降低其活力特别是竞争力,违反“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节能自愿协议法律关系中,政府的权利体现为对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其义务则是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或者奖励措施,如在财政、税收、融资、技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
企业作为“经济人”,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参与节能自愿协议的。为了平衡企业的利益、鼓励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节能自愿协议通常会赋予企业获得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的权利,这是企业主动参与节能减排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遵守国家节能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书面形式提交协议执行报告等,以配合政府的监督指导,保证节能自愿协议目标的实际、全面履行。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它是将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没有客体为中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一般认为,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是法律关系客体的典型形态。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而签订的协议。在节能自愿协议这一法律关系中,政府、企业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围绕节能减排这一行为设定的。
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根据《实现“十一五”环境目标政策机制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为了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应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多地采用包括命令型手段、经济手段和自愿手段在内的“混合”政策措施,同时应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推进节能减排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源节约型企业的建立。
既然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环境政策工具,我们就应该考虑借鉴和采用这种工具,使之服务于我国节能减排的要求,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其可行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一般的环境行政合同相比,节能自愿协议更具有灵活性。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目标制定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为了避免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达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有必要对节能自愿协议的节能计划、技术通则、协议样本等进行探讨,以保证其规范实施。
(一)节能计划
节能计划是企业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期间,为提高能效所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实现协议期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及时间表。一般在自愿协议中,只要求企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某个节能减排目标,而对于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并无特别的要求。但是作为节能自愿协议效果评估的依据,对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可以促进企业自觉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
企业需要按照所签协议的要求,根据潜力评估的结果,制定详细的节能计划,包括实现中期和长远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企业制定好初步的节能计划以后,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该计划进行评估和批准,以确定该节能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节能计划在时间进度和投资上是否切实可行。如果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规划的节能项目发生了变化,节能计划应重新修改,并递交给第三方重新评估。节能计划是节能自愿协议的活动方案,其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实现节能目标的可行性,对企业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方式提出要求,可以推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规范化。
(二)技术通则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和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当事人都可对协议的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协商。为了减少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具有指南性质的手册或标准,对协议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基本内容进行规定。
随着节能自愿协议在全国多个地区的推广,《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于2010年1月通过了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审定。这项技术标准适用于节能自愿协议项目或类似项目(如能效协议)的实施。该标准对节能自愿协议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作了规定,明确了节能自愿协议的实施程序和技术要求,指出协议双方应对能效基准、节能目标、核查和验证方案进行充分磋商,达成一致。
从《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的通过审定可以看出,节能自愿协议已引起了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并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项技术标准是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配合具体的可行性措施和政策。如在“实施程序”部分,该技术标准只是对节能自愿协议基本程序的简单罗列,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和其他措施,如节能目标、节能计划、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等结合起来。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该项技术通则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细化,以提高其实施效果。
(三)协议样本
协议文本作为节能自愿协议项目实施的载体,是协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重要依据。从国外节能自愿协议的的实践经验来看,虽然各国自愿协议的模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要素:明确协议的各参与方,明确各方职责和义务,描述节能目标,描述如何达到节能目标,描述所需的评估和监测过程,一致认可的修改和终止日期等。
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不同,协议文本也会有所差异。为了促进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实施,可以在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的普遍需求,创造性地研制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节能自愿协议样本。《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所附的协议样本,对协议的参与各方、能效基准、实施周期、节能目标、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履行义务的承诺等主要内容作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样本的规定一般较为概括,对节能自愿协议实施主体仅起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并非对每个具体的协议主体都完全适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从自身利益的需求出发,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产业特色,参照以上协议样本的格式,制定出专门的协议文本,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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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佑海,张天柱.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一、引言
随着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推出的“学龄前儿童禁止学习外语的规定”和中国大陆部分城市教育部门实行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允许布置作业的规定”的实施，中小学教育减负和素质教育再度成为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谈论的热门话题。平面媒体和网上爆出的因学习压力大而产生的厌学，自残甚至伤害家长的各种案件，也要求全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教育减负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应该也不能仅仅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等教育层面上谈论教育减负，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从参与教育活动的教育主体来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博弈分析的理论，然后建立了学校与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之间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两个博弈模型并进行了博弈分析，最后对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二、博弈理论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可以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则有限理性能力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时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三、博弈模型
1.学校与教育监管人员之间的博弈
假设学校和代表教育部门的监管者作为博弈主体，都具有各自特殊的利益目标，他们的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在交易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者各有自己的行动组合，学校的行动集为（减负，不减负），其决策主要受到学校的升学率教育排名本校的声誉的影响，以及学生家长的期望，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代表政府的教育部门监管者的行动集为（不检查，检查）。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作为博弈的直接参与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和知名度从而取得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给予其他方面的各类资源，从短期行为来看减负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必然下降，学习成绩的下降必然导致学校的排名升学率等方面的下降，进而导致学校行政领导和老师在行政级别工资待遇方面的下降，所以对学校而言，在不减负而不被监管的情况下，综合利益是最大的，对监管者而言，对学校免检则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力物力，此时利益最大的。故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为
表1
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免检，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不减负；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检查，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减负。在没有政府监管部门强制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纳什均衡是监管人员免检，学校不实行教育减负。因此，对素质教育这个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的重大问题，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部门一定要严格理性自己的职责，不能实行免检制度。
二、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
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明白教育减负的好处，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危害，在应试教育下过重的学习负担，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带给了家庭和社会一系列问题。在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博弈中，支付矩阵如下：
表2
从上述支付矩阵我们发现，家长A和B都选择减负情况下，对家长孩子和社会都是最佳选择，应该是整体理性的选择，但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家长们的选择的策略是不减负对不减负。家长们选择了不管别人家的是否减负，自己的孩子都不减负的策略，因为在现阶段的情况下，不减负意味着学习比别人好，比别人学习好意味着有更好的中学，更好的大学，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福利待遇。但在实际上却造成了给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更大的压力，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四、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的建议
1.继续建立和健全教育监管制度，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整合资源实行统一监管。
2.完善人次选拔体制，应该把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拓宽学生的成才成功渠道，不拘一格取人才。
3.完善对学校和老师的评价体系，改变用升学率，分数等评价学校和老师的定量方式，制定出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
4.培养个体理性认识，创新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予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王竹天，杨大进.食品安全与健康.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笪桥镇沙田小学积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优化课堂教学，创新课后服务，让“双减”工作掷地有声，让教育理性回归校园。
一、凝心聚力理念先行
我校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部署落实“双减”工作。陈汝坤校长在专题会议上领学了“双减”文件，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分析解读，要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从减负、提质、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搭建全面健康发展的平台。
二、家校沟通同心筑梦
为扭转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联系沟通，学校及时召开全校家长会，宣传“双减”政策。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美篇公众号推送、宣传橱窗等载体，对“双减”政策、“五项管理”、“课后服务”以及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解读，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教育政策和学校新举措。
三、唤醒教师赋能“双减”
教师是学生“减负”的主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力军，学校力促教师成长与发展，多举措激发教师教学的内驱动力。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引导老师多读书读好书；定期开展“三星”（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让榜样引领激励成长；还通过教师培训、奖励教研成果，专家讲座等方式，打造敬业乐业精业的教师队伍，为“双减”赋能。
四、活力课堂提质增效
“双减”，减“量”但要提“质”。只有教师真正提高教学意识，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业减负。一是落实教研备课改革。抓实备课组教研，找准单元重难点，研讨突破教学难点，构建“三学一反思”活力课堂新模式。二是树立名师典范引领。发挥学科带头人、实中名师的辐射作用，努力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三是示范课公开展示。学校的“党员教师”和”优秀教师”带头示范，示范课公开展示推广。四是改进创新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先进高效的教育方式，采用学生展示、小组合作等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提升到位。每学期组织青年教师讲过关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促其快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五、作业布置有效有趣
一是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教务处做好作业统筹管理，备课组每周研讨作业内容，班级调控各学科作业量，落实作业全批全改及时反馈。二是校本作业设计提质。推行校本化作业设计，加强日常作业、假期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精选作业教师试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果。三是分层作业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分层设计布置，把作业设为“A类”基础性作业；”B类”研究性作业；”C类”拓展性作业，因材弹性施教，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爬坡”的阶梯。四是严控作业完成时长。保证学生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40分钟。五是“红色”育人作业，布置学生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手抄报和黑板报；“绿色”自然作业，组织学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活动；“感恩”劳动作业，要求学生为父母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六是作业监控科学规范。严格落实“十不准”，通过学生座谈、家长寻访，学校检查等多种形式，坚决杜绝教师随意乱布置作业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六、优化课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