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系统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随着二十世纪中后期科技的迅猛发展，新的理论、新的学科不断涌现，成果蔚为壮观。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系统科学应运而生。“它是一种具有元科学，横断科学性质的科学群，是有一批学科组成的，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基础理论学科，系统工程学、系统分析等应用学科以及系统自组织理论、泛系统理论等更一般的系统理论在内。”[1]作为一种具有浓厚方法论特征的科学，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确立适用于系统的基本原则，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和交融性等。
要想更好地把系统科学运用到教育实践的研发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入的把握，因此，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系统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系统科学虽然是在二十世纪之后诞生的，但是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它的萌芽与壮大，从简单到深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中就渗透着朴素的系统观念，《尚书.洪范》中就有相关记载，它的“五行说”把金、木、水、火、土看作是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人们还通过对实物系统直接经验的观察发现了五行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2]这就囊括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对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直接猜测是我国最原始的系统思想。除此之外，老子的《道德经》中蕴含的“天下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抱阴而负阳”（《一章》）等思想都体现了朴素的系统观念。同时，西方也较早出现了系统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他在其代表作《宇宙大系统》中最早使用了“系统”这个词语。十八世纪，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通过对物质世界的长期深入研究，提出了“单子论”的观点，他认为“单子”是“组成复合体的单纯实体”，是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他的“单子论”对现代系统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系统思想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机械论和还原论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一般系统论主要研究系统的普遍原理，以系统为中心概念，以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目的性等为基本原则。贝塔朗菲认为一般系统论在未来科学中的作用，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古代科学中的作用。”[3]
系统科学论的诞生在为我们带来新知识和新方法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系统性思维。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应具备系统头脑和系统眼光，把物质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着眼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先综合，后分析，再到更高层次的综合的方法，以求得对物质系统的准确全面把握。目前，系统科学方法已经广泛渗透到各门学科之中，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建设发展。同样，系统科学方法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方法论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整体性原则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精髓，它始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这个整体的性质和特征只存在于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并不等于各部分的机械相加。部分是构成整体的基础，整体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新特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应遵循整体性的原则。具体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包括明确培养目标、研究教育对象、确定教育内容、制定教育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体等要素。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整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
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调动其立志成才、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教育内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教育方法有说理启迪法、调查研究法、情感交流法等；实施主体包括专职辅导员、党支部、团组织、任课教师等。这些要素都服从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系统整体的目标和功能。由于思想政治的目标、对象、内容在一定时期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要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其落到实处，就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体进行优化组合，充分调动专职辅导员、党支部、团组织、行政机构、任课教师、学生社团的积极性，克服以往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仅仅是学生工作者的事的思想。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发挥出来的潜能远比部分要素发生作用所释放出来的潜能更为有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校党委行政部门的领导部署下，着重理论研究，树立旗帜方向。团、工、青组织、辅导员、任课教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密切联系学生，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任课教师和学生社团。任课教师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一方面是因为和专职辅导员相比，教师的队伍更为庞大。从数量上来看，教师人数是辅导员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没有广大一线教师的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落到实处。从质量上来看，“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要高于政工干部，他们不仅有渊博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具备高尚的人文素养，有些教师还是专家、学者，人格魅力很大，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也很大”。[4]不同学科的教师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分析问题，给学生全面、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应该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上，还要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人文素养作为重要使命来对待。高校应该把教师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纳入教师业绩考核之中，鼓励教师通过校园活动、访谈、专题讲座等形式参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另外，学生社团是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适时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主管部门也要做好对学生社团的监管引导工作。
总之，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的原则，以系统思维的眼光来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各级部门、教师、辅导员、学生社团等组织要形成合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思想政治工作蒸蒸日上的新景象。
2.系统科学的层次性原则要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要抓主要矛盾，分层次和分级思考。层次性指的是系统与要素或者母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地位、等级和相互关系，是系统的一个重要属性。系统不同的层次、要素之间具有不同的结构和性能，“高级层次在系统中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系统整体的性能主要是由其最高级层次的结构和性能决定的。同时，要求我们正确分析系统的层次关系，既要考虑纵向层次的支配与被支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还要考虑横向的相互作用和影响”。[5]
同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也是有不同层次构成的，各层次在整个系统之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根据层次性的原则，我们可以按照政治素养高低及知识能力结构的差异，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觉悟较高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政治觉悟一般的群众；另一类是知识结构不同的文科生和理工科学生。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来看，文科生的接受消化程度要普遍高于理工科学生。针对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分层次、分级来进行，抓主要矛盾。基于文科生中党员同志的思想状况、政治觉悟比较高这一事实，针对这个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以自觉学习、自由参与社会活动为主。相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则是理工科学生中的一般群众，对于这个群体则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合力。
系统的开放性和交融性原则，启示我们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系统科学中的增熵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系统的开放性原则。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热不能自行地、不付代价地从冷物体传向热物体，熵与无序性是相互联系的，在自然过程中，系统的熵趋向于增加，即系统的无序性是趋向于增加的。因此，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地从外部环境中吸
负熵，才能克服内部的增熵，从而保持自身的有序性。换言之，任何一个开放系统都是处于一定复杂环境之中的，也只有在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广泛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才可能保持保持系统的稳定、有序运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同样需要与社会其它子系统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存在着纷繁复杂的联系，这就要求教育必须面向社会，在全社会汲取有效的信息与能量，以确保系统的有序运转。把这个原则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学校内部因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又不可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今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大学生通过网络、社会实践等方式与社会的接触日益强化，这一新情况启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因势利导，持之以恒地运用各种手段春风化雨式的教育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潜移默化地加以引导。面对一些重大社会突发事件，专职辅导员更要站在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层层分析，深入浅出地启迪教育。同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也是随着年龄、知识结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动态开放中把握不同层次学生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教育，这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系统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沟通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工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绝对不是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的唯一法宝，面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些非系统性的因素，系统科学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由于系统科学自身也还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它对教育领域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花朴.系统科学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5（15）.
[2]王有英.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6）.
[3]赵文华.高等教育系统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versushard)和纯/应用(pureversus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
[3]同前，第557-558页。
[4]同前，7-10页。
[5]同前，第15-19页。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如何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认识不一。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是同一层次、同一性质的理论？其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存在以下三种看法：（1）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即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2）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目的、原则和功能等具体内容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3）是以西方行为科学、人格理论和心理学为借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概括为“人格分析规律”等一些具体的指导规律。
笔者认为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存在分歧主要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分歧，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存在不同意见，当然这些不同意见未必是不好的。笔者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分歧在于：（1）“思想政治教育”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而提出的，主要是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它的提出和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条件下提出的概念就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使我们在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一门科学在回溯的过程中，自然出现了对历史概念仁者见仁的不同看法。（2）“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合成概念，我认为至少包括了“思想政治”和“教育”两个概念，当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时难免都脱不了从各自成熟的概念群中去寻求这一合成概念的规律，自然就有了把教育过程的规律当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把思想政治的任务、目的、功能等具体内容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不同认识；而且从系统性上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倾向性是不同的，总是在特定阶段倾向于某个方面，因此使两种观点都有较多的支持群体。（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需要操作的实践工作，如何在实践过程关注教育的对象，关注教育对象对所接受价值的反映，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关于人的教育发展的理论可以借鉴，这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是有益的好的补充，因此出现以西方行为科学、人格理论和心理学为借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概括为“人格分析规律”等规律的观点也属正常。（4）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使这上概念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关系，每一个新的关系或交叉关系又成为这一学科的新的方面，对其规律的总结表现出滞后性，难以指导现实。例如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想品德的现实水平、与某一具体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乃至社会民展的关系，使其作为一门学科展现出其方方面面，这些方方面面的新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
长期以来正是由许多专家、学者讨论、比较、争鸣的不懈努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上形成了很多一致的看法。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持的规定性即客观性的普遍性，使人闪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有统一也有分歧，但总的来说，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对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科学的学问，要充分认识其规律，不能把其简单化和概念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涉及多种因素和复杂的关系。这种多样、多变和复杂的因素和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从表面看与其他问题无二，有人认为只需从整体把握，处理好偶然问题和人为的随意性即可，这实际上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化，否认了其规律和科学性，危害是很大的。
因此，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当成一门学问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告诉了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是同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要在大的环境中去考虑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胶柱鼓瑟，不能生搬硬套。社会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任务、目的和功能。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在模式上改变过去“你说我听”的僵硬模式，尝试体验式、经历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现在的红色旅游；尝试对某些问题设置情景，测验数据，通过对比推广更加好的形式，改变过去典型一推到底，一刀切的模式；尝试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和信息源，时刻关注社会风气和价值判断，有目的地进行纠偏等等诸如此类的办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实践性的工作，在工作中要一切落到实处，反对不切实际的空价值和假道德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小到个体对个体，大到社会对大众，具有双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互为主体，相辅相成。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过程中，把思想政治工作简单看成不出事或者通过教育、告诫、警示等单向度的办法为主要内容是错误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必须是具有可行性的和可推广性的。为此一定条件下的试点是必要的，它可以显现出主客体的反馈信息。
同时，只有明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才能对具体规律有更加清楚地认识，在具体工作中对症下药，借鉴成熟的经验，更好地应用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周围的经济形成一致，不能孤立自身和孤立自身文化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不是脱离实际的。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方法和功能是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不应该固步自封，要充分考虑其多样性和可能性，所讲、所学、所行都是与社会主流相适应。要充分考虑到作为社会人的本质，考虑到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
四、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的肥众是全社会，既然是全社会的教育，这就从本质上区别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区别。拿学校为例，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那如果学生的学业不好或身体不好乃至道德上有瑕疵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败吗？笔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有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简单说，最高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最低目标就是不违犯国家法律的社会公民，而不是简单的以一概之。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