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关键词】经济发展中国道路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前言
文化决定论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尤其是东亚的崛起和中国经济奇迹更引起人们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我们并不认可这种单因素决定论思维，但赞同文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某种基因或根源作用观点。现代生物学研究显示，很多看起来不同的生物，其实它们的基因组合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造成种族、个体差异的是非常少量的基因。那么社会经济领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制、机制大同小异，但绩效差异却大的惊人。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或许就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少量经济发展“基因”差异造成的。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有学者认为，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文化基因”。①一个共同体无数的个人行为汇集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而这些共同体内的人的行为动机或这些人的人性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内在特质，而正是文化而不是别的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动机，塑造了不同族群人性的不同个性色彩。
在国际学术界，在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正统现代化论认为，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摈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现代化修正论者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②
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源
现代增长和制度变迁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具有根源性的却是文化。从直观看，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开发利用的结果，但自然禀赋优越并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少数石油储量丰富国家是特殊情况）。即便发展的初始条件十分不利，但如果一国有科学而合理的发展战略，同样可以趋利避害，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好的发展战略的制订和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品性。而政治的特性又主要是历史与文化思潮诱导下的产物，一国政治精英集团的科学思维和进取精神一方面具有历史遗传的基因，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先进社会思潮的洗礼。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也深深打上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深受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好的发展战略有效实施还与国民的参与紧密相关，而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规范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当然，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潮、市场化思潮被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思潮都被中国化了，传统文化的基因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经过现代转换，融合了其他文化元素，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国民，不同的政治和国民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效果，也就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
可见，对于后发国家，适宜的发展战略、适宜的政治、适宜的文化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文化具有根源性，它对另两个条件具有催化和孕育作用。虽然它对发展不是独立、直接地发挥作用，但它的影响却更广泛、更持久，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依附在整个经济社会之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政治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约束。因此，文化赋予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它带有的巨大历史惯性使制度模式呈现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它作为一种历史沉淀还可以加速或延缓制度成长。尽管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文化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它还是朝着自己习惯的方向前进。当然，虽然文化对现展的启动具有根源性作用，但不能无限放大。
需要指出，这里对文化优劣标准的判断，主要是指它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作用，而且这种好坏的判断是一种事后观察。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大浪潮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只有日本是例外），第三次大浪潮明显地转向儒教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文化圈）。从历史事实看，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是有利于现代化的。当然，从上面的历史事实并不能得出其他类型文化的国家就完全与现代化无缘的结论。只能说哪种文化更有利于现代化。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伊斯兰文化国家在世界发展大潮的冲击碰撞下也会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同时，我们也不能从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文化就可以用优与劣、先进与落后这些简单的字眼来评判西方和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承认，不同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成长发展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各种文化系统都可能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获得自己的现代性。韦伯所指的新教伦理可能最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其它文化可能相对次之（儒学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是仅次于西方文化的）。同时，在不同文化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方面，应区分“产生”与“同化”。现代经济体系虽产生于西方，但不可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一种典范，而可以有儒学的资本主义、伊斯兰教的资本主义，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家传统文化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立基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局限性以及中国道路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毫无疑问，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是这种现代性并不具有普世性，也不是人类唯一可选择的发展形式，更不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③。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十分自负的历史观，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固有的偏狭。《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保罗・柯文写到，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之脑后。西方中心论者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在考察历史时把眼光只放在近200年的短暂时空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从人类起源到资本主义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很多辉煌的文明，这些文明属于不同的类型。马克思曾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④来描述这种文明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开辟了现代化的先河，但它只是人类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其存在时间还很短暂，其成功的范围还很小。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共有44个，只占所有国家的18.5%，大部分国家还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甚至挣扎。这充分说明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有限可扩展性和复制性。西方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被称为西方标准处方的“华盛顿共识”，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给拉美国家、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另一种是后发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仅在国际环境上与先发国家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对西方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虽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其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45年后，日本一直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亚洲四小龙也因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并未对西方发展模式形成真正的冲击。
中国道路的兴起真正使西方模式走下神坛，解构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使当今人类文明没有成为清一色的西方翻版。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国是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文化类型。中国是巨大体量的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描述中国不甚妥当。随着中国的崛起，现代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人口的结合，而在当下，工业化正在与13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更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从文化溯源看，中西方两种文明分别发源于古黄河和古希腊群岛，几千年来，两种伟大的文明以路径依赖的方式独自平行发展，形成了迥异的特质，可以说各有千秋。
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强国，积淀了丰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精神和西方新教伦理一样，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人文资源将为矫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提供最好的药方。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既坚持了创始人奠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内核，又与时俱进，以开放的胸襟吸纳时代精神精华，努力创新，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是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文化不仅滋养着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曾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文化沃土。1971年，美国《科学》杂志把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理论列为1900～1965年62项“社会科学中创造性成就”之一。今天，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恰如其革命一样富有神秘色彩，其战略、措施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毫无章法，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但正如它产生的绩效出乎人们始料一样，其蕴含的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改变世人的发展思维。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
我们并不想对世界文化与现展的关系做全面的探讨。本文主要讨论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为什么在西方文化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领地。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重要文明，但几乎都中断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与所有这些文明不同，中国是惟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其文化的独特性被延续下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华文化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转化，获得了新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特色。
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在1979年出版了两部相互关联的书：一本是与佩合作的《日本的挑战》，该书以日本为对象，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另一本是《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及其以后》，该书第一次正面以儒家伦理来解释整个东亚的经济奇迹。康恩称自己为“新文化主义者”，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势表明，中国文化与工业化不相容的观点颠倒了，变成了“中国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工业化”。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把儒家伦理分为“上层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他认为，中国士大夫儒家思想是有害于现代化的，但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作为一种“后儒教伦理”，可以解释东亚经济活力之所在。⑤其实，当前中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思想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到根源。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的追求和谐与秩序的因素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和思想提出的重要文化基础。中国天下为公的理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土壤。数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与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自由人联合体”是非常接近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形式，仍然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性生发出来的一种实体。革命、政治运动和30多年的改革，也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
此外，中国官民一体的思想（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经济计划性与政府积极干预的特点，也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具有协作精神，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使中国有很高的就学率，节俭的精神使中国有着很高的储蓄率和居民积累率。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为对外开放，吸纳其他国家、民族的长处，为我所用提供了文化基因。
早在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就指出“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从中国文化的特质看，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后，不会称霸，而是将在文化等方面展现其实力和影响世界秩序。中国文化具有突出的和平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反倒流传着“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之类和亲和番的动人故事。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即使有，其历史时段也不超过200年。这样算来，和平与扩张的时间比例为：5000：200=25：1。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的政府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长达200多年，从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没有中断过，达到600余年，这样一来，西方扩张的历史长达1000多年。其和平与扩张的时段比例为：2500：1000=2.5：1。到21世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使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社科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专业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ZH009）
【注释】
①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3页。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⑤[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20～425页。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参考文献：
马克.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3）：3―22.
刘林海.中古与封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0.
日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6）：38.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5）.
李洁琼.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49）.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60―80.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47.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81―82，91.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02―205.
张云鹤.评.历史研究，1985，（6）：188.
【关键词】东方主义魏特夫超越
大概在美国学者中，像魏特夫这样引起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强烈关注的并不多见。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使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本人及其著作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他们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拟从探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着手，分析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并对史学界目前比较关注的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一、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命题涉及的问题
在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中，魏特夫确实独特，倾其一生研究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综观全书，大体说来，魏特夫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治水一专制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宏大的分析框架。据此，他把世界分为“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这是该书的核心理论和灵魂。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纵贯全书的核心概念和主题——“东方专制主义”。
第二，他根据自己对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把“东方社会”、“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等混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和“官僚机构”和“东方专制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三，他从宏观世界史的角度，通过东西方社会比较，对东方社会的结构、东方国家的起源、东方社会发展的动力、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在他看来，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能被打破的。
第四，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他曾宣称，他之所以研究东方专制主义，其目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极权政治”展开批判。他在该书的1957年导论中称：“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应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①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人们不难看出，魏特夫的著作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写成，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共政治色彩，这使得他的论述从不存在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毕竟魏特夫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并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全书涉及时间跨度长，抓住“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从管理、税收、徭役、财产、宗教、法律、心理等方面对专制制度作了全面分析。
二、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
对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内学者已结合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的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地作了批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主导魏特夫等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问题。
1．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
“东方主义”一词是由美国学者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现代东方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是西方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学科，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企图主宰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建构物”，②是一种宣称西方对于东方具有内在优势的世界观，它建构了一个优越西方的永恒形象，也建构出落后东方的“他者”形象。③可见，所谓的“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
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人肯定东方文化价值的观点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在其著作《历史》中谴责波斯的专制制度，歌颂希腊的民主、自由，但总的说来，他能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描述异邦文化，并坦率地承认东方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提到，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人希腊的，不少风俗习惯也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④但同时西方人否定与贬低东方民族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希腊人的思想观念时说，希腊人是天生的自由人，亚细亚蛮族则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57页。
③johnm．hobson，theeasternoriginsofwesternciviliz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7．
④希罗多德：《历史》，ⅱ，50—51。
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①此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世纪，“中国热”风靡欧洲，这时不少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榜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分推崇。他在《风俗论》中指出，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作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当欧洲人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②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持批判态度，对中国的礼教则极为赞赏。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经济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否定与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形成，并成为西方人认识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许多西方学者诸如黑格尔、孔德、穆勒、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韦伯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部著作，试图通过东西方比较对为什么只有西方能够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而东方则没有实现进行解答。在他看来，东方是与倒退、专制、永远处于停滞和奴役状态相联系的，而崇尚理性、自由的西方则创造了勤奋、进取、个人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性，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形成，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的著作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他的著述深深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东方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之，在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建构下，“专制主义”成了“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③“东方”、“亚细亚”等地理名词，被视为丑陋、罪恶、残暴、贫穷、愚味的代名词。于是，东方的形象就被西方主流话语系统定格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叙事文本。
1896年出生于德国的魏特夫，显然受到了“东方主义”的熏陶。他从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专制组织和灌溉农业相互关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观念。受韦伯的中国“对治水以及君主官僚制直接统治的依赖似乎曾经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④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魏特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治水社会和治水国策的特点。和韦伯一样，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贯穿魏特夫著作的始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说明了该书的特点。
魏特夫的研究是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东方主义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也以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为价值尺度来进行总结的，这就使他的阐述缺乏客观性，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他在将东方和西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⑤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专制独裁政权的暴虐是人类20世纪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恶梦，魏特夫对此“视而不见”，显然是受东方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魏特夫的研究潜意识中笼罩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尽管他对东方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可由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预设，使得其研究大打折扣，一些结论和认识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6页。
③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⑤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导论，第11页。
2．“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使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世界，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就在与东方人的接触、碰撞中，建构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东方”形象。①从此，东西方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分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和潜在意识。当这种思维定势与东方主义结合起来后，它便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问题。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廷、俄国到拉丁美洲，甚至夏威夷，都把它们视为东方社会。通过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欧洲、美国、日本)、东方社会内部的比较，他建构出来的东方治水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问题是，他使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涵盖和准确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例如，他把“服从”说成是东方专制社会中公民的美德，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斯巴达和罗马，在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服从”同样也是其公民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曾经提到，有人声称斯巴达人只知道如何服从，不懂怎样指挥。当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善于指挥时，斯巴达国王特奥蓬波斯回答道，这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②又如，魏特夫在书中强调父权在东方社会的强大，却忽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同样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家父掌握着家中的法律、经济、宗教祭祀等一切大权，对他的妻子、子女和奴隶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对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利。上述事实表明，由于戴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并以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魏特夫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3．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
如同汤因比创建了“挑战与应战”的历史分析模式一样，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建构了“治水—专制主义”的宏观理论分析模式和框架，并以此来分析东方社会。然而，任何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当学者们面对由最活跃的因素“人”所创造的千差万别的历史场景时，他们就有可能产生生搬硬套、随意裁剪以符合其自身的分析框架的冲动，并由此导致了一种主观性的出现。而当这种带有主观性的理论模式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受其支配和影响。魏特夫的困境正是这样的，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处处可见尴尬的处理和无奈的“忽视”。由于宏观分析框架的局限，他不得不削足适履，裁剪历史，甚至偷换概念。
①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23页。
②plutarch，lycurgus，30，3—5．
魏特夫的核心理念是把东方国家与“治水社会”挂钩，而当他用水利灌溉无法解释东方各国国家形成的实际状况时，便把东方社会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次边缘地区”；①又引入“所有制”作为分析工具，将治水文明划分为简单、半复杂、复杂三种类型。②由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无法符合魏特夫治水社会一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准，所以他只好把日本从东方社会中“除名”，纳入“非治水的西方社会”。至于东方的另一些重要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则被有意识忽略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忽视了东方社会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魏特夫论述重点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要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存在众多邦国，其中重要的秦国、楚国、齐国等并不是因治水而形成的。③再以宋、辽、金、夏以及蒙古帝国的兴起而论，情况更为复杂，治水与否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兴衰更替的历史。再如，连魏特夫也承认俄国是个例外，可为了把它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是给它安上“边缘、次边缘”的名义。这样的处理，使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一个等式链条，并成为了一种衡量的标准，这完全是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做法。此外，他为解释的需要而引入“所有制”，这不仅牵强附会，更有偷换概念之嫌。实际上，治水社会、所有制与东方专制主义无法形成逻辑的链条。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用水利灌溉组织的单一因素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种“合力”造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用单一的因素解释历史发展的机械因果论，必然导致其解释漏洞百出，甚至扭曲历史的原貌。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魏特夫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他把东方、西方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而忽视了它们各自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城邦时代，200多个城邦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逐渐建立了民主政治；后者以农业为主，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但是，魏特夫却硬是把古希腊视为一个整体的“非治水社会”，与专制的东方治水社会相比较。同样，早在古代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与共同处于东方的印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刘家和先生认为，古代印度注重宗教研究、主张无差别的平等、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代中国则注重人文研究、将具有礼的形式的人与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④在其宏观理论分析模式的框架下，魏特夫却不愿承认、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别。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的宏大叙事理论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其特点和根源已为众多的近现代学者所揭示。利奥塔指出，宏大叙事的表征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普遍有效的原则来阐述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标准。康德分析了工业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物性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单向度的工作机原理带来了单向度的价值偏好的人，宏大叙事般的工业主义形象与实体带来了人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和习俗。⑤这些论述分析了宏大叙事方式生成的时代背景，说明了近代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163页。
②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237—240页。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这部著作中，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位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近年来，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通过重新“发现”东方，开始改变过去被脸谱化的“东方形象”，并在研究中注意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力求尝试能真正建构全球和“东方”的历史。例如，1997年，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作者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1998年，德国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明显带有“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意图，认为世界体系至少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全球性关联”的比较研究后，正确地指出“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领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①2004年，英国学者霍布森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了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著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我国翻译出版，该书以“传统”和“交流”为主题，试图以全球的眼光进行历史分期，并描述人类的过去。②
显然，上述批判反思的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圣光环。然而，“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是一种观念、一套话语体系，又是一种关照场域和思维定势，其产生与发展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或“退出”历史舞台。除了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需要防止对西方历史的“误读”。世界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多元的整体。我们认为，叙述世界历史，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纳入其中，目前可行的选择就是倡导全球史观，以全球的视野重构世界史。③
2．重视差异，提倡思维的多纬度，反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方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长时间东方、西方都是相对概念，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但在欧洲崛起以后，“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并赋予了特殊含义和形象。于是，东方和西方地位不同、时间序列中位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等差异，被人为夸大。历史学的发展已印证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分析方法的主观和不足。东方西方原本就是人们想像的“共同体”，历史和今天发展的实际已超出了东西方简单对立的模式，需要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采取抛弃和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人类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东西方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中发展的。因此，尊重历史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在多样性中发展统一性，这才是对待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风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问题，可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慎用“宏大叙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和贯穿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才能科学和客观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那种只见东方、不见西方，片面孤立看事物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和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总结其共同之处，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认为，针对特定对象的一定的理论分析模式对认识复杂的历史来说是有帮助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明确它的边界和解释的能力。历史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一种解说模式只能就历史的某一层面展开讨论，从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无法涵盖全部历史。明乎此，也就能正确对待理论分析模式的作用。
4．坚持用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对待历史现象
【关键词】东方主义魏特夫超越
大概在美国学者中，像魏特夫这样引起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强烈关注的并不多见。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使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本人及其著作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他们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拟从探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着手，分析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并对史学界目前比较关注的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一、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命题涉及的问题
在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中，魏特夫确实独特，倾其一生研究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综观全书，大体说来，魏特夫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治水一专制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宏大的分析框架。据此，他把世界分为“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这是该书的核心理论和灵魂。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纵贯全书的核心概念和主题——“东方专制主义”。
第二，他根据自己对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把“东方社会”、“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等混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和“官僚机构”和“东方专制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三，他从宏观世界史的角度，通过东西方社会比较，对东方社会的结构、东方国家的起源、东方社会发展的动力、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在他看来，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能被打破的。
第四，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他曾宣称，他之所以研究东方专制主义，其目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极权政治”展开批判。他在该书的1957年导论中称：“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应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①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人们不难看出，魏特夫的著作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写成，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共政治色彩，这使得他的论述从不存在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毕竟魏特夫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并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全书涉及时间跨度长，抓住“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从管理、税收、徭役、财产、宗教、法律、心理等方面对专制制度作了全面分析。
二、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
对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内学者已结合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的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地作了批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主导魏特夫等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问题。
1．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
“东方主义”一词是由美国学者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现代东方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是西方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学科，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企图主宰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建构物”，②是一种宣称西方对于东方具有内在优势的世界观，它建构了一个优越西方的永恒形象，也建构出落后东方的“他者”形象。③可见，所谓的“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
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人肯定东方文化价值的观点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在其著作《历史》中谴责波斯的专制制度，歌颂希腊的民主、自由，但总的说来，他能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描述异邦文化，并坦率地承认东方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提到，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人希腊的，不少风俗习惯也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④但同时西方人否定与贬低东方民族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希腊人的思想观念时说，希腊人是天生的自由人，亚细亚蛮族则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57页。
③JohnM．Hobson，TheEasternOriginsofWesternciviliz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7．
④希罗多德：《历史》，Ⅱ，50—51。
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①此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世纪，“中国热”风靡欧洲，这时不少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榜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分推崇。他在《风俗论》中指出，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作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当欧洲人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②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持批判态度，对中国的礼教则极为赞赏。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经济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否定与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形成，并成为西方人认识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许多西方学者诸如黑格尔、孔德、穆勒、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韦伯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部著作，试图通过东西方比较对为什么只有西方能够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而东方则没有实现进行解答。在他看来，东方是与倒退、专制、永远处于停滞和奴役状态相联系的，而崇尚理性、自由的西方则创造了勤奋、进取、个人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性，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形成，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的著作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他的著述深深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东方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之，在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建构下，“专制主义”成了“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③“东方”、“亚细亚”等地理名词，被视为丑陋、罪恶、残暴、贫穷、愚味的代名词。于是，东方的形象就被西方主流话语系统定格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叙事文本。
1896年出生于德国的魏特夫，显然受到了“东方主义”的熏陶。他从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专制组织和灌溉农业相互关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观念。受韦伯的中国“对治水以及君主官僚制直接统治的依赖似乎曾经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④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魏特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治水社会和治水国策的特点。和韦伯一样，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贯穿魏特夫著作的始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说明了该书的特点。
魏特夫的研究是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东方主义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也以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为价值尺度来进行总结的，这就使他的阐述缺乏客观性，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他在将东方和西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⑤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专制独裁政权的暴虐是人类20世纪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恶梦，魏特夫对此“视而不见”，显然是受东方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魏特夫的研究潜意识中笼罩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尽管他对东方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可由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预设，使得其研究大打折扣，一些结论和认识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6页。
③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⑤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导论，第11页。
2．“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使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世界，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就在与东方人的接触、碰撞中，建构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东方”形象。①从此，东西方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分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和潜在意识。当这种思维定势与东方主义结合起来后，它便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问题。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廷、俄国到拉丁美洲，甚至夏威夷，都把它们视为东方社会。通过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欧洲、美国、日本)、东方社会内部的比较，他建构出来的东方治水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问题是，他使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涵盖和准确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例如，他把“服从”说成是东方专制社会中公民的美德，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斯巴达和罗马，在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服从”同样也是其公民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曾经提到，有人声称斯巴达人只知道如何服从，不懂怎样指挥。当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善于指挥时，斯巴达国王特奥蓬波斯回答道，这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②又如，魏特夫在书中强调父权在东方社会的强大，却忽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同样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家父掌握着家中的法律、经济、宗教祭祀等一切大权，对他的妻子、子女和奴隶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对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利。上述事实表明，由于戴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并以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魏特夫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3．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
如同汤因比创建了“挑战与应战”的历史分析模式一样，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建构了“治水—专制主义”的宏观理论分析模式和框架，并以此来分析东方社会。然而，任何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当学者们面对由最活跃的因素“人”所创造的千差万别的历史场景时，他们就有可能产生生搬硬套、随意裁剪以符合其自身的分析框架的冲动，并由此导致了一种主观性的出现。而当这种带有主观性的理论模式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受其支配和影响。魏特夫的困境正是这样的，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处处可见尴尬的处理和无奈的“忽视”。由于宏观分析框架的局限，他不得不削足适履，裁剪历史，甚至偷换概念。
①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23页。
②Plutarch，Lycurgus，30，3—5．
魏特夫的核心理念是把东方国家与“治水社会”挂钩，而当他用水利灌溉无法解释东方各国国家形成的实际状况时，便把东方社会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次边缘地区”；①又引入“所有制”作为分析工具，将治水文明划分为简单、半复杂、复杂三种类型。②由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无法符合魏特夫治水社会一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准，所以他只好把日本从东方社会中“除名”，纳入“非治水的西方社会”。至于东方的另一些重要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则被有意识忽略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忽视了东方社会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魏特夫论述重点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要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存在众多邦国，其中重要的秦国、楚国、齐国等并不是因治水而形成的。③再以宋、辽、金、夏以及蒙古帝国的兴起而论，情况更为复杂，治水与否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兴衰更替的历史。再如，连魏特夫也承认俄国是个例外，可为了把它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是给它安上“边缘、次边缘”的名义。这样的处理，使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一个等式链条，并成为了一种衡量的标准，这完全是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做法。此外，他为解释的需要而引入“所有制”，这不仅牵强附会，更有偷换概念之嫌。实际上，治水社会、所有制与东方专制主义无法形成逻辑的链条。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用水利灌溉组织的单一因素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种“合力”造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用单一的因素解释历史发展的机械因果论，必然导致其解释漏洞百出，甚至扭曲历史的原貌。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魏特夫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他把东方、西方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而忽视了它们各自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城邦时代，200多个城邦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逐渐建立了民主政治；后者以农业为主，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但是，魏特夫却硬是把古希腊视为一个整体的“非治水社会”，与专制的东方治水社会相比较。同样，早在古代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与共同处于东方的印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刘家和先生认为，古代印度注重宗教研究、主张无差别的平等、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代中国则注重人文研究、将具有礼的形式的人与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④在其宏观理论分析模式的框架下，魏特夫却不愿承认、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别。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的宏大叙事理论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其特点和根源已为众多的近现代学者所揭示。利奥塔指出，宏大叙事的表征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普遍有效的原则来阐述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标准。康德分析了工业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物性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单向度的工作机原理带来了单向度的价值偏好的人，宏大叙事般的工业主义形象与实体带来了人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和习俗。⑤这些论述分析了宏大叙事方式生成的时代背景，说明了近代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163页。
②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237—240页。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这部著作中，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位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近年来，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通过重新“发现”东方，开始改变过去被脸谱化的“东方形象”，并在研究中注意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力求尝试能真正建构全球和“东方”的历史。例如，1997年，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作者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1998年，德国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明显带有“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意图，认为世界体系至少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全球性关联”的比较研究后，正确地指出“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领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①2004年，英国学者霍布森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了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著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我国翻译出版，该书以“传统”和“交流”为主题，试图以全球的眼光进行历史分期，并描述人类的过去。②
显然，上述批判反思的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圣光环。然而，“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是一种观念、一套话语体系，又是一种关照场域和思维定势，其产生与发展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或“退出”历史舞台。除了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需要防止对西方历史的“误读”。世界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多元的整体。我们认为，叙述世界历史，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纳入其中，目前可行的选择就是倡导全球史观，以全球的视野重构世界史。③
2．重视差异，提倡思维的多纬度，反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方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长时间东方、西方都是相对概念，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但在欧洲崛起以后，“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并赋予了特殊含义和形象。于是，东方和西方地位不同、时间序列中位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等差异，被人为夸大。历史学的发展已印证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分析方法的主观和不足。东方西方原本就是人们想像的“共同体”，历史和今天发展的实际已超出了东西方简单对立的模式，需要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采取抛弃和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人类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东西方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中发展的。因此，尊重历史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在多样性中发展统一性，这才是对待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风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问题，可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慎用“宏大叙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和贯穿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才能科学和客观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那种只见东方、不见西方，片面孤立看事物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和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总结其共同之处，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我们认为，针对特定对象的一定的理论分析模式对认识复杂的历史来说是有帮助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明确它的边界和解释的能力。历史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一种解说模式只能就历史的某一层面展开讨论，从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无法涵盖全部历史。明乎此，也就能正确对待理论分析模式的作用。
4．坚持用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对待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