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模式
一、引言
我国有关的金融部门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并未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实践中有比较明显的举措。但是，随着人民币所处的世界经济背景的不断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国际化开始加速。当前世界经济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国际金融合作逐渐加强；金融去杠杆化趋势明显；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结构不平衡中前进；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局部调整。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多重意义。这不仅能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而且可以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降低美国滥发美元带来的冲击，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二、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当前我国人民币国家的实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已经在周边国家开始结算与流通。人民币在经历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始终坚持不贬值的举措赢得了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信任与赞赏。目前，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与我国进行贸易时很乐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这样使得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第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工作开始试点向全面推行转变。2009年我国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几个城市开展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试点工作。2011年3月，我国政府决定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三，持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人民币货币互换业务。从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总额高达6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10年又先后与冰岛和新加波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尽管货币互换只是为了缓和金融危机造成的资金融通问题，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其他国家持有更多的人民币，加速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第四，积极研发和人民币有关的债券业务。我国各商业银行开始积极研发和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以供国外的人民币持有者投资。这样的举措促进人民币在国际投资和流通中的活跃度。第五，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正在建设中。2009年3月，我国国务院正式提出2022年以前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情况相符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人民币流通和使用的范围较为有限。目前，人民币只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受到欢迎，而且在国家和地区中主要的计价货币仍是以美元为主。当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进行贸易时，美元、日元和欧元相较于人民币具有绝对的优势。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我国虽然已经开始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仍未有关当局提出关于如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措施。原因是多元化的，可能由于忌惮目前世界主要货币的强势地位，也可能是考虑其他的经济政治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推进措施，没有统一部署，人民币国际化很难顺利有序的开展。最后，人民币当前仍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要想得到世界货币市场的认可最终实现国际化，必须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度十分缓慢，当然国家当局不能只考虑人民币的国际化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损害其他的经济利益体，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进展缓慢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难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模式选择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模式。接下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人民币在寻求国际化中的定位；其次是实现的路径探索；最后是具体如何安排实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工程中缺一不可。
（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定位
关键词：高校培养目标"两课"
关于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但是，如何把他们原则性的论述同具体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面临着剧变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高校的具体培养目标应该是什么，大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人认为应当是创新型人才、有人认为应当是素质型人才、有人认为应当是工程师、有人认为应当是创业者；有人认为应当是宽基础、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也有人认为应当是合格的中国公民；…。上述观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来看，又都不无偏颇。笔者认为，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应当是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而"两课"内容的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一、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新世纪高校的培养目标
把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确立为新世纪高校的培养目标，既是形势所迫，又是现实要求，也是国外的经验借鉴，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
1、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经济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力度和深度正在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条件下，也是知识流动的全球化，还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全球化。无论是那种资源的流动，起主导作用的，最具活力的、起载体作用的是人的流动。换句话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因此说，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但是，这里的人才是有特性的人才，他必须是同时具有世界性、民族性和知识性的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特性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运动中适应各种不同文化的挑战和认同，才能在全球文化的交互运动中突显民族特色，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保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会被堙没。因此，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中国高校应当把培养具有世界性、民族性和知识性的合格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2、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我国经济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基本形态。三资企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1年底，全国已有外商投资企业约16万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人，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2%。1996年至2000年，中国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减少了3142万人，下降27.9%，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数减少了1517万人，下降了50.3%；同期外资企业等经济单位创造的就业岗位将近400万，私营企业创造就业岗位648万，个体经济创造就业岗位427万，这些新增岗位大部分为新生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民工所填补。广州市的外资企业共有356家，总人数96044人，外籍人才3800人，仅占总数的2%，本土人才占到98%以上，比5年前提高了近8%。目前三资企业仍是毕业生的首选，63.9%的大学生毕业后想进外企。另外，12.10%和7.92%的毕业生选择留学移民和自立创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的进一步涌入，大学毕业生到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还会持续升高。这表明三资企业和出国留学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毕业生主要的趋向。而绝大多数三资企业具有国际背景，大学毕业生进军三资企业和出国，实际上是直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的进程。实践表明，具有世界性眼光、民族文化灵性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毕业生，最容易适应三资企业的文化生态，并很快成长起来。相反，具有较高的科技知识水平，而缺少世界性眼光和民族文化修养者，很快被淘汰。这说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文化修养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不可回避的时代责任。
3、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
19世纪有一位名叫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英国伦理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城堡之坚固，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在于人们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德的高下。近20年来，世界各国都在认真检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模式，认真审视新世纪对人才的需求特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举措。1987年10月6日，日本《推进教育改革大纲》正式启动，确立了21世纪日本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宽广的胸怀，强健的体魄，丰富的想象力，自主自立，富有团结精神的世界通用的日本人（培养国际社会真正信赖的日本人）。强调教育要适应国际化，（1）以国际化的眼光来理解日本文化的个性和其他文化的优越性；（2）不仅作为日本人要爱国，而且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命运；（3）深刻理解多元化，掌握国际交流的能力。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其会议报告明确指出："总而言之，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最全面发展的人，将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最开放的人。"成为世界高教改革与发展的主流，为检讨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推动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途径以及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要求我们必须站在21世纪的高度审视和思考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
4、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品格在高等教育领域具体应用的必然结果。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目标是由国家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状况所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时代特点是不相同的，由此引起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途径、手段、形式、教育机制、体制等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因此，学校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必须适应这些新的变化，不断充实、修改、完善原有的目标结构，才能满足学生主体日益增长的全面发展需要和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需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的主题和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成才规律的认识，及时地更新教育培养目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早在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中，就明确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这一教育发展战略不仅是指导我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总体策略和方向，而且也是确立我国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时代脉搏和教育规律，对我国教育发展最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纳入《党章》，"三个代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必然得出高校教育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有民族文化修养和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合格公民。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具有世界眼光，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更好的代表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力，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的内涵与"两课"的责任
那么，世界通用中国公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1、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的内涵。
所谓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是指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认知国家和世界赋予的权利，同时自觉承担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和义务的中国人。进一步来说，作为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应当同时具有世界性、民族性和知识性三个特点。
所谓世界性，就是总体性，全局性和时代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整个世界已经连成一体，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关心的命题，比如人类自身的关怀、环境保护等。他要求新一代大学生要用全球视野去观察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于关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世界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要有多样性的眼光。经济全球化并不排斥多样性。目前，不仅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仍然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应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作为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应当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和把握；应当对世界的多元文化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应当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有更多的了解、尊重和批判。
所谓民族性，是同世界性紧密相连的范畴。俗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首先要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和把握，要有尊重和崇敬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心态；要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和理解；要对自己作为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充分的把握，对行使权利和享受义务具有成熟的心态和合理的期待。
所谓知识性，是指作为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对社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知识的广泛了解与掌握。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有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是作为专业人士对本身所从事专业知识的掌握、运用和发展；二是作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国内和国际知识，包括政治、历史、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等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是形成公民意识，养成世界公民良好行为的基础。
民族性是根，知识性是体，世界性是方向。只有世界性、知识性，而无民族性的人，缺少个性，没有厚重感，很难赢得其他民族的尊敬和认同；只有民族性、知识性，而无世界性的人，容易陷入盲目；只有世界性、民族性，而无知识性的人，缺少质量，容易浮躁。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属性的大学毕业生，才可以称为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才能够成为受到世界人民尊敬的骄傲的中国人。
2、"两课"的责任与局限。
那么如何来实现培养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这一目标呢？多年来，为了实施素质教育，一直有人主张高校应重视学生的人文教育。为此，许多高校开设了大量的人文选修课程，有的学校高达20多门。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有三：一是课时的限制。人文类选修课一般排在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分之后；二是内容缺乏系统性。学生完全是根据个人兴趣来选，确少前后的系统衔接；三是教材缺乏适用性。大多数人文类选修课教材是由专业类教材直接转化过来的，有的甚至就是专业教科书，不适合非专业学生选用。因此，如果继续循着人文教育的思路多开几门选修课，来进行世界通用型中国公民教育显然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笔者认为，以目前中国高校课程建设的现状来看，"两课"能够很好地担负起这一时代重任，而且，改革"两课"的教学内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这是以为：
第一，高校"两课"是必修课，对保证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教育质量有利；第二，高校"两课"课时有保证，尽管目前课时紧张；第三，目前高校"两课"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求必须对其内容进行改革。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两课"内容的改革，来实现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教育目标。转贴于
不可否认，高校"两课"在培养"四有"新人和素质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目前高校"两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据调查，某高校有75%到78%的学生不喜欢"两课"。不少人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两课"教学方法陈旧，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大家便千方百计的在改善教学方式和方法上下工夫。实践证明，"两课"教学方法的改善，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如果"两课"内容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两课"的尴尬局势不会得到很大的改观。当代著名思想家约翰·罗尔思（JohnRawls）有点害羞，而且口吃，他为本科生开大课的牌一挂，几百人的梯形大教室，济济一堂。每次都需要提前去"霸位"。哈佛的大学生看重的不是罗尔思的讲课技巧，而是讲授内容。目前高校"两课"内容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两课"教学内容远离社会实际和学生个人实际。《两课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生理发展的特点，遵循教育的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进行教学、着力引导他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教学的说服力和有效性。"但是，现行教材存在着严重滞后性，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思维的产物，通篇贯穿着一种高高在上式的说教，如"当代大学生应当怎样做"等，而没有进一步剖析"为什么要这样做"，更没有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类，什么类型应当怎么做。另一方面，教师授课拘泥于书本的纯理论，不会理论联系实际，不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理论，有相当多同学认为，"两课"教学内容离自己很远，内容空泛，似乎与自己的知识学习和就业前途没有多大关系。
二是"两课"总体教学内容缺乏逻辑性。"两课"大学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使学生感到"两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忽视了"两课"诸课程之间本课程与其它课程以及与"两课"课程体系的逻辑联系和相互衔接问题。同时，在学科体系、教学实践和教学要点中也都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现行"两课"教材越来越倾向于全国统编教材或全省统编教材，相互抄袭严重，全国几十种版本，大同小异，尽管体系越来越严密，但其内在的生命力却在一步步地遭到扼杀。
党的十六大报告反复强调，要与时俱进，搞好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课"内容只有创新，才能使"两课"教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才能担负起培育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的重任。
三、为适应培养目标的变化高校"两课"内容的改革
1、适应培养目标的"两课"内容架构思想
"两课"教学内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只有结合时代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笔者认为，适应世界通用的中国公民目标的培养，"两课"内容体系的建构应当体现这样的基本思想：应当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两课"教学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应当注意在理论素质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上的整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分析当代世界实际相统一，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相统一，切实解决学生中存在的信仰、信念、信心问题；应当遵循继承与创新、突出主旋律与拓宽新领域相结合的原则，界定教学内容的角度和深度，使同一内容的讲授避免简单重复，并体现各门课的特色；应当体现学科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最新发展动向，保持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开放性，及时反映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状况以及党和国家采取的新政策，处理好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激发大学生历史责任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
2、适应培养目标的"两课"具体内容架构
根据培养目标和"两课"内容构建原则的需要，笔者认为新的高校"两课"课程体系应包括以下几门课程：
（1）《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实践的成功与教训；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而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把握。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动力。
（2）《自然辩证法与思想方法》，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系统介绍人类思维科学的发展历程，帮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中国历史与世界文化》，主要介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多元文化，帮助学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多元世界文化。激发学生关注人类发展的命运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世界（包括中国）政治学思想理论和实践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介绍民主、自由、平等等政治学范畴的真实含义及其发展规律，展示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特点及其必然性，帮助学生对当代世界各国政治生态、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中国的政治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知和理解。
（5）《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介绍市场经济思想、法律制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介绍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历史实践以及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增强法制意识和法治观念。
（6）《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主要从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角度，向学生系统介绍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依德治国"的重要意义，增强社会伦理道德意识，重视伦理道德实践。
3、适应"两课"内容改革的其他配套措施
要实现培养目标，课程建设很重要，但是，只有内容的改革而无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的改进，还是难以取得明显的教育效果。根据当前高校"两课"教学中存在的紧迫问题，提出如下配套改革意见：
(1)要进行"两课"考试制度的改革。开设"两课"的初衷乃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成为有良好道德修养和文明行为的人。因此，"两课"学习效果的考察应当把对学生理论知识的考试同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结合起来，作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改变现行"两课"考试制度中，只关注理论考试成绩，不考虑日常道德行为实践的学用分离现象。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地位
一、绪论
经济危机的存在是世界经济的一件大事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经济的发展变化规律，大约十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上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在1997年，那次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因为中国坚持人民币的价值保持，在国际经济领域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秩序失衡，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状况面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在这样的动荡的经济局面下，中国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病，职工失业，内需空虚，出口量下降，筹资困难等状况。
二、世界经济格局现状
只有深入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局势，对现状有一定的分析研究，才能使本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下不会迷失，找准自己的位置，保持清醒的头脑，规划长远的战略目标，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唯有这样，光喊口号，却没有实际措施的状况才能避免，才能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当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仍是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等世界经济新势头的发展一样猛烈，近几年金砖国家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毫无疑问，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最重要最有实力的经济体。各种数据表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既是内在成员间的合作增加，也是外部的有规划的扩大。这样的趋势下，欧盟于国际中无论经济还是其他事情的发言的力度程持续上升。货币方面欧元的金融地位也不断上升，对美元的抗衡也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日本虽国土面积狭小，但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自然不容小觑。但进年来，经济水平有所萎缩，日本的实力水平与国际地位都在日益缩减。我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和新兴的经济势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亦不会很小，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特色市场经济作用下，中国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也将会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因素。
三、经济危机下世界经济的变动
（一）经济危机下的美国主导地位不再
需要重新对美国的经济水平进行衡。08年的一份论文报告让美国经济已经陷进衰退的状态。这一结果令人哗然，其认为美国自二战以来，曾有过多次金融危机，经济水平动荡地称下降趋势。不可否认的，美国经济确实在出去一个衰退阶段，这必然会动摇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美国模式尤其是经济模式的评价也要重新进行。美国模式，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模式。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倡导市场的自主作用与自我调节，尽量少地政府的管理和监督。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摸索发现，逐渐形成了鲜明特色的美国经济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成就相伴的还有随之积累的问题和麻烦。这也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源头。
（二）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
只有客观正确地认识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详细有效的规划和排布。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一个国家的进出口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对外交往能力的体现，是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渠道，同时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形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量也日益增加，这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
四、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压力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金融也受之很大的影响。经济危机出现使得外需减少，出口量受到巨大压力。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外的内需减少，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进出口往来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受到很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推广，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危机引发的人们恐惧使得这一保护主义再次登上经济舞台。现如今，国际间经济合作不断加深，面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应齐心协力加强措施共同应对，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使得国家之间有了隔阂从而得不到更深度的合作共赢。这将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就是，经济危机的出现造成世界性的投资变动，我国对外资投入量极其不稳定，还伴随着非正常的外部撤资。使得我国经济处于较被地位。且金融危机也显露出来一系列存在我国经济中的问题。譬如说我国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特别是我国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较为强烈，所以经济危机后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巨大。
五、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世界经济局势的改变，但是在改变中不仅仅是困难与危机，还有机遇和挑战。每个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性，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环境下，认清国际局势，不间断改革发展的道路，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下才能保持自我，提高自我的创新发展里，在世界经济局势中占据有利地位。首先，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国际经济中各国相互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我国应配合世界各经济组织，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寻求相同，寻找利益共同点，从而进行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重视对外贸易的同时，内需的作用不能轻视。此次经济危机中，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我国对出口业务的过度依赖使得危机一旦出现，我国的经济必然出现缺口，其依靠国外经济的弊端不可避免。所以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就是扩大内需。当外部经济面临低迷时期，我国就可用内需的拉动填补经济出现的空缺。从依赖对外贸易的需求过渡到内外需相结合的模式，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树立特有的品牌，从而把内需拉动上来。再有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营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迫切地需要从劳动力为主要元素的经济状况发展到由品牌、技术影响的有实力的发展方式。
六、结束
对全球经济都影响颇深的经济危机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在这场经济大变动下，世界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日本在经济危机过后，收到较大影响而没能很好地恢复，近几年的经济状况一直呈低迷形势，而中国借发展较好的势头超过日本，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随之提升。但我国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姿态，对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到处惊不乱，以沉稳的世界大国形象在经济领域立足。
参考文献
[1]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2]白宇飞《.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3]陈岳《.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4]陈勇《.中国式突围：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机遇》.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5]鄂志寰《.华尔街风暴现场观察》.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一、世界经济风险因素增多
2011年伊始，世界经济总体上在上年的基础上保持着复苏增长态势，良好的开端使国际经济机构初期对世界经济前景作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①但事实上，2011年前半程未过，世界经济复苏性增长的稳定局面还未形成，先是北非和中东局势风云突变，许多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权变故，持续动荡的北非和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并引发全球性通胀压力增大；尔后便是5月后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特别是，在新一轮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凸现的影响下，为世界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没有前期预测的那么乐观了，不仅世界经济基本面乐观因素在渐渐减少，而且风险因素日渐增多；急转之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导致市场信心严重受挫，市场恐慌情绪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全球股票市场一度连连重创，期货市场石油和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上窜下跳，多次走出了反复振荡行情。由此，受到欧债危机发酵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影响，经济二次探底的议论接踵而来，发达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其中欧元区国家更是危机四伏。从2011年中期以来世界形势经济的基本面看，主要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与经济风险因素增多。从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基本面看，前期缺乏就业改善的复苏似乎到了尾声，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乏力端倪，特别是前期过度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复苏，又随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的减弱而得不到新的支撑，同时随之而来的债务和经济下行风险使发达经济体处在一个经济低速增长、就业率低下和经济政策选择两难的境地。发达经济体未来潜在的风险因素既有经济复苏上的反复，也有前期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潜在通胀上升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滞后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避免经济的下行和缓解就业压力而更加依赖于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以欧元区为典型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国家在债务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以及通胀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缺少刺激性政策上的支持而难以为续复苏态势，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由此，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债务和财政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2．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新一轮金融危机风险因素增多。目前，在发达经济体内普遍存在着公共债务危机和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尤其是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是导致其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其影响，2011年中期以来不仅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债务危机应接不暇，而且人人自危，债务危机成为发达经济体国家一道难以迈过的“门槛”。进入2011年5月后，随着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债务违约风险的骤然升级，欧元区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旋涡，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整个欧元区国家将有可能被拖累，出现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有人不无担忧地预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导致欧债危机全面爆发，甚至是欧元区的彻底崩溃。当前，债务危机已成为欧元区难以抹去的阴影，其影响面也在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增添了另一层面的风险因素。此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也相继浮出水面，其中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更加令人担忧，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和风险外溢，将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领域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
3．全球性通胀压力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1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前一段全球极端天气和近期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的因素在从中推波助澜，从而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下全球范围的通胀已成事实，通胀压力的形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基本面中又一潜在风险因素。尽管下半年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上，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4．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减弱。2011年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和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则遭遇到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同样面临经济增速回落风险。为了加大抵御通胀风险的货币政策力度，许多新兴经济体选择了加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经济的强劲复苏势头；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被视为当前牵引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撑着世界经济复苏，而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也就削弱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基于上述风险因素和发展变化，到了下半年，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发出风险预警，提示世界各国警惕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危机，一方面纷纷下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始终被发达经济体债务危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所笼罩，欧元区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是否能够有所改观？世界经济的走向又将怎样？这些答案的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声水起”。特别是欧美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缺乏动力，而且均被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困扰，这种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债台高筑以及高失业率下的经济复苏，一方面必然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难以维续，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其风险向全球释放，增大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事实上，根据上述分析和判断，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在临近2011年底，不仅发达经济体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办法来保证其经济在2011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了继续维持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尚且不论宽松货币政策对发达经济体经济的修复和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效，恐怕还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也会带来通胀风险的进一步上升，使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新一轮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当然，前期国际金融机构对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增速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仅从国际金融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预计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反复。
二、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
受希腊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的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言论一度被大肆渲染。但到了2010年下半年，随着各国经济转危为安，曾经议论纷纷的经济二次探底言论渐渐淡出了媒体和人们的视野。但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只是被暂时欧债危机的缓解和各国经济的利好数据所掩盖。2011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日趋恶化的财政赤字与不断深化的债务危机导致其经济与金融风险进一步显现，其中尤以欧元区国家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而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也成为这场债务危机的高危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波动对于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十分巨大。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使其信用等级下降和货币大幅度波动，从而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再加上发达经济体国家普遍失业率得不到改善等多方面负面因素也渐渐显现出来。由此，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达国家普遍债务问题的爆出，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高企，发达经济体下行风险再次显现，世界经济徘徊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大，发达经济体债务和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因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强劲增速的减弱，不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而且一度消声匿迹的二次探底议论成为全球各界关注的话题，并又一次在媒体中升温。其中有不少言论指出，尽管经历了衰退和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已走上了复苏轨道，但毕竟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然缓慢且又脆弱，再加上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和债务风险深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极有可能出现反复和下滑。
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首先，虽然美国经济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等因素影响将会有所减慢，美国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消费低迷仍将是美国难以走出的困局，为此美国则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即便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美国经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美国经济的刺激将更加依赖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严重冲击。其二，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的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其三，虽然日本经济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日本经济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地震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另外，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2011年以来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和全球范围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同时，一旦美国强化刺激经济措施的力度，通过美元的新一轮贬值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从而导致全球性通胀进一步上升，新兴经济体承受的通胀压力必将增大。从上述情况看，2011年经济二次探底的话题再度被各界所议论显然是针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①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已经站在了二次探底的十字路口，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非渲染的那么大，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复苏性增长阶段，复苏态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滑对全球经济影响还十分有限，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树立信心克服当前困难，世界经济依然有希望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在2011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力排众议指出：关于经济会不会进入二次探底，我个人认为不会，全球经济在降速，特别是整个发达国家的速度下降得很厉害，比如说美国的经济以前预期大概2011会增长3％左右，现在看可能在1．5％到1．8％左右，所以整个降幅很厉害。同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下调，比如说印度、中国，但是经济还在增长，只是增长得比较慢。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认为：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情况确实比较糟糕，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波动，但今天的世界经济和2008年不一样，更为多元化，因此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朱民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危机中非常关键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的话，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也认为：大的经济体目前特别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非常敏感复杂，很可能继续恶化，并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这一次不是到底，还会继续走向衰退。如果解决好这也是一个平底锅的锅底，一个长期的、持久的、缓慢的复苏。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引起另一次新的经济危机。
尽管对于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看法和争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毕竟各界对经济二次探底或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困境可能性存在的现实没有否认，忧虑也没有消除，各界的担心和国际机构发出的警示不是没有根据，媒体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渲染也不是没有道理，部分经济界人士的言论也不能说是耸人听闻，防范和警惕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依然是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当然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2010年在各国积极努力下，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成为现实，如果世界各国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依然可以避免世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三、艰虞之际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前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风险重重之际，不仅灼烤着发达经济体各高危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的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中，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显然发达经济体需要的是摆脱债务危机和努力修复经济，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则不仅需要应对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处在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展望世界经济前景又将何去何从？不仅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量的问题，对其它各经济体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十分盛行，这不仅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重危害，也严重威胁和影响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深受其害。由于导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严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处在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之下，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错综复杂，各领域争端不断增多。尤其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逆差，在短期内又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在不断升温，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相互间随时有可能引发“贸易战”。近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有增无减，这不仅反映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反映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和新兴经济体内部之间。二是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不同步和经济增速差距的扩大，主要各经济体间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协调出现严重分化，导致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大。其中，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发行泛滥和竞争性贬值，一方面使全球范围的“汇率战”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使全球性通胀有增无减，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是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中，既面临着挑战也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第三次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8903
1引言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俯瞰世界，纵观全局，站在时展的最前沿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重新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让这伟大的思想历久弥新、重新焕发光彩对于加快实现社会第三次转型，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指引作用。
2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状况，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支撑。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的合理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2]马克思还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马克思在原著中多次提及并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他从物的角度和人的角度两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影响甚至控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所说的“革命阶级本身”是指工人阶级，这时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的社会知识被工人阶级所掌握，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以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生产力中也包含了很多的要素即矛盾内部的各个方面，有劳动者、科学技术、管理、劳动资料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种要素凸显出来成为生产力矛盾的主要的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主要方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状况的反思与总结。
国际社会状况：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演变到一超多强的局面，这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1]。
国内社会状况：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邓小平深知中国的生产力薄弱，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3]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面，他开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处方。二是我国科研力量薄弱，科学技术落后。1977年5月，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人，苏联有90万人，我们只有20万人，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4]邓小平充分认识并承认了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面对我国当时高科技军事武器缺乏、工业技术老套，新型农业工具严重匮乏等状况，他将解决重点落在了科学技术上，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5]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伟大论断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总而言之，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邓小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