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审计收费；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6日
纵观国内外对审计费用的研究，可以把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部分：审计客户方面和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审计客户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客户规模、公司治理、公司业务复杂程度和财务风险等。在客户规模方面，主要从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等方面研究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在公司治理方面，通常采用董事会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等作为衡量指标来研究公司治理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业务复杂程度方面，主要从经济业务复杂程度、控制子公司数量、行业类型等方面进行研究；财务风险方面，主要从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进行研究，包括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率、盈亏状况、公司治理质量、盈余管理强度等。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品牌溢价与行业专业化；另一方面，从审计定价理论出发，审计费用包含审计成本、风险溢价和正常利润，其中除了财务风险属于影响审计定价的风险溢价因素，其他大部分属于影响审计定价的审计成本因素。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研究关注特定因素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如事务所变更、非审计业务往来、高管背景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一、审计客户影响因素研究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1、客户规模方面。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刘斌等（2003）的研究发现度量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在0.01水平上与审计费用相关。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客户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2、公司治理方面。Sahlstron（2004）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个数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刘明辉、胡波（2006），发现独立董事的个数与审计费用负相关，而蔡吉甫（2007）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审计费用不具有影响作用；刘华（2007）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分离，审计费用越低；Xie（2003）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盈余作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最终降低审计收费。夏文贤、陈汉文（2006）研究发现，公司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蔡吉甫（2007）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存在非线性关系。刘明辉、胡波（2006）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高的公司，其审计收费较低；国内学者蔡吉甫（2007）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在确定审计收费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收取了较高的审计费用。刘明辉、胡波（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制者类型与审计收费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以上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方面的许多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还未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3、业务复杂程度方面。刘斌等（2003）的研究发现控股子公司数量与审计费用在显著相关。韩厚生和周生春（2003）等研究发现控制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控制的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控制的子公司数量越多，业务越复杂，关联方交易和舞弊可能性加大，增加了审计资源的投入。
（二）审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1、刘斌等（2003）利用Simunic模型实证研究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认为资产负债率对审计费用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Simunic最早在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中发现资产负债率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理论上讲，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越大，审计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越多，审计费用自然越高。但是，实证研究中，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2、刘斌等（2003）同样利用Simun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没有发现盈亏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亏损企业的财务风险相对盈利企业比较大，因而可能会有更高的风险溢价，引起审计费用上涨。但是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得出合理解释。
3、刘运国等（2006）借鉴Simunic的修正模型对审计费用和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而伍利娜（2003）在其论文中得到不同的结论，由于盈余管理水平本身不容易衡量，也可能是研究方法、样本选取、模型构建方面的差异，已有研究尚未得到确切的研究结论，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
4、潘克勤（2008）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公司治理质量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质量与审计费用负相关。蔡吉甫（2007）也在其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论。
5、朱春艳和伍利娜（2009）通过研究2001年至2007年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市场反应，发现处罚当年及以后年度被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大。被处罚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公众关注度较高，且这类公司再度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较大，事务所对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往往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
二、会计师事务所影响因素研究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1、事务所规模方面。伍利娜（2003）借鉴Simunic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明显的影响，“五大”比“非五大”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收费有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已被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2、行业专业化方面。行业专门化战略可能为事务所提供总成本领先优势（Ratna，2005），也有可能为事务所带来产品差异化优势，这两种优势会对通过事务所行业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溢价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行业专门化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多数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费用只看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于被审计单位特征，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较少，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取，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困难。所以已有关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也较少。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1、事务所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宋衍蘅和殷德全（2005）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会计师倾向于以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并为此要求较高审计费用，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会计师会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费用。Lennox（2000）发现购买审计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原因，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和审计收费增加正相关。
2、高管审计背景与审计收费。研究高管审计背景对审计师行为尤其是对审计定价影响的实证文献却很少见。对于监督高管，有以下三个理由可解释监督高管的审计背景对审计定价有负向影响：其一，监督高管在公司高管层的出现可能联系着高监督和低成本，这反过来会影响审计师对客户公司的风险评价并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其二，对于具有审计背景的监督高管，在保证独立性的基础上，由于其拥有财务与审计专长，更易监察公司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这会影响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评估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其三，具有审计背景的监督高管对事务所审计业务的一般程序与方法有所了解，在审计定价谈判时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能力（张俊民，胡国强，2013）。
3、行业与地区因素与审计收费。审计收费除了受以上微观因素影响以外，还可能受到行业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国外关于行业特征与审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客户对事务所的选择方面。kwon（1996）、Cairney&Young（2006）分别就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此外，Cahan（2008）对行业的成长性和同质性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行业因素影响审计收费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地区因素大多数学者也只是将其作为审计收费回归模型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对各地区审计收费及差异的稳定性未深入分析。
三、结语
经过国内外有关审计费用的大量研究，理论界对于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实证研究极易受区域经济、研究样本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实际情况，为监管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支持，是当下审计费用研究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制向特殊的普通合伙制转制，能够使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加规范，减少事务所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对于促进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影响审计收费了吗？综合来看，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大规模转制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1］蔡吉甫.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研究.审计研究，2007.3.
［2］李补喜，王平心.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2.
［3］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审计研究，2006.2.
关键词：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高管薪酬；盈余管理
中D分类号：F272；C9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65-07
一、引言
根据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管理理论，组织的行为策略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决策过程，更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影响。而已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管理者特征对其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管理者性别以及年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并没有系统考察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且现有研究多假设管理者为理性经济人，而实际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识背景、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对理解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Watts和Zimmerman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计划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之一。随后的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该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薪酬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响。由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在面临盈余管理决策时，其对于风险的判断以及收益的权衡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动机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将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状况。同时也为理解企业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较好的切入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策略与绩效都显著地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了其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行为策略，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济绩效。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会计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同社会学中的年龄与行为分析相类似，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体力与精力也会逐步下降，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随之下降，其行为会更趋于保守，且会更为珍惜目前阶段所获得的财富与声誉，安于公司目前阶段的现状，而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就详细分析了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大，企业会显著减少其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重述的水平也显著较低，企业的盈余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预期随着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会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该行为会让其承担更多的风险，降低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别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是基于风险分析的视角。Groson和Gneezy的研究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回避者，而公司的决策行为都是受到企业的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影响。这种特质反映在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上应该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减少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Francis等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变更为女性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即与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财务报告会更为保守，且市场对于女性CFO在位期间公司出现的负面盈余信息反应不足，这更激发了女性CFO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ni和Vahamaa的研究同样也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会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为保守，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女性管理者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教育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鲜见于文献。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处理公司业务的能力越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从而对公司的绩效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根据叶上葆等的推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能力越强，公司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维持业绩，但是其实证分析只证实了继位管理者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结论。而根据Hambfick和Mason的分析，企业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价值观与认知偏好，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但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一定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团队，其绩效一定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见，良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绩效。但是通过教育所传导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业绩相联系，从而导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管理者在业绩压力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通常会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满足业绩要求。但是考虑到管理者团队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龄管理者安于企业现状，为了保持声誉，不愿承担风险，特别是在现有中国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较多，且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的关联较弱，因此，薪酬对于高龄管理者团队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会进行较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过业绩操控抬高股价，伺机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是通过离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业绩，为离职后谋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笔者认为薪酬对于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确。
而管理者的性别差异对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为天生的风险回避者，其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业绩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则恰恰相反，其可能会实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薪酬激励会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谨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进，从而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报酬激励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而报酬的正向激励以及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都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减少盈余操控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年龄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教育程度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高管界定
笔者借鉴Hambrick和Mason等的研究，将高管团队定义为公司现任监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和独立董事）、总裁、副总裁、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1-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实际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样本：（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行业年度少于15家的行业年度。（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样本以控制IPO效应。（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详以及企业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取样本数为1975个。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数据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简历、通过手工搜集计算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夏立军的研究，Dee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笔者也采用该分行业分年度模型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证监会2001年行业代码，除制造业细分到二级行业，其他行业都采用一级行业代码）。
2，解释变量
笔者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实证考察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选取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Age）、平均学历（Edu）以及团队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为解释变量。同时考察了管理层激励（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对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笔者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的股权激励公式，但是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较少，因此，本文在计算薪酬激励占比时并不考虑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执行的股权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nc=0，010xPricexShares/（0.010xPricexShares+Salary）（3）
其中，Price为股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Shares为管理层持股数量，Salary为管理层工资数额。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笔者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等变量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时，笔者还设定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中经济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四）检验模型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笔者对文中的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征样本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DA均值为0，034，表明企业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仅占到企业资产总额的3.4%，平均水平较低，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极差达到3.784，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就本文的自变量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6.970岁，这一年龄段的管理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既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又拥有持续学习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小值39.370岁和最大值54.660岁来看，不同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具有较大差别，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异。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特征变量之间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管理者特征确实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其呈现一个负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H2与H3。同时还可以看到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00。可以断定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相关性分析仅为单变量分析结果，考虑到有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测度误差。更为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检验的结果呈F。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包括正向与负向两个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大于零组与小于零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大于零组和小于零组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3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3，显著性水平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所在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企业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3，且显著性水平同样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团队平均学历水平的提高，企业同样有减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倾向，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2得到验证。
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中男性成员所占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其统计学意义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较为微弱的经验证据支持。究其原因，笔者推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团队高管大部分成员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因此，团队中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而言，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显著性水平为1%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6，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归中，我们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以进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上述结论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不一致，但是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府支持，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控，提高利润，以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通过表4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呈F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8，在10%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龄对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进行负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原因与正向组的解释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归结果与前4列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与H3没有获得支持。在负向盈余管理组中，其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即越高的负债比率，企业越可能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控制变量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2，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选用了包含时间变量的企业面板数据，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在不同年度可能会受到不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序列相关等问题，普通模型的回归会造成衡量的偏误，因此，笔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稳健性回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H4，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重与薪酬激励的交乘项。由于交乘项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造交乘项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同上文的分组，表5报告了薪酬的激励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学历水平仍旧与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为1%），性别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学历水平与其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7，在10%水平上显著，H4c得到验证。这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团队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时，原先管理者团队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了。但是，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种调节作用虽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设分析中所阐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显著。而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也并不显著。H4b没有得到验证。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特征与负向盈余管理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略去没有汇报。
（三）稳健性检验
笔者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制度约束，上市公司增发配股、保牌以及IPO动机均较强，因此，将样本中去除该类上市公司，研究结论基本不变。（2）将数据进行Winsorize修正之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基本一致。（3）参考陈燕锡等衡量管理者团队的学历、年龄的办法对上市公司中主要解释变量进行重新测量并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一致。（4）采用Kothari等模型来计量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关键词：债务重组方式；准则变迁；盈余管理；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F8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75-07
一、研究背景
制度变迁总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2006年，我国全面修订了会计准则，更多体现出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趋势。债务重组准则是发生重大变更的准则之一。新债务重组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一方面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另一方面却也因公允价值确定的困难，及债务重组收益在当期确认增加了盈余管理空间，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息的可靠性。新准则执行以来，有部分研究发现新准则下存在着严重债务重组盈余管理现象，故为了降低准则变迁的成本，证监会在2007年和2008年的非经常性损益界定中对与债务重组相关的收益做出相应修订，在2008年年报披露的工作规范中还规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豁免或代为清偿债务等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为公司带来的当期收益的增加不计入当期利润，而是进入资本公积。
但上述监管仍不够全面，因为不同的债务重组方式影响到不同的损益项目，而不同的损益项目被界定为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且非经常性损益对扭亏和摘帽及其他避免退市的监管中，包括债务重组收益在内的非经常性损益仍是有效利润；而对豁免或代为清偿方式的监管也只限于债权人是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非关联方重组和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豁免或代为清偿之外的其他关联方重组都没有相关规定。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美国的会计准则赋予上市公司更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因此大部分公司操控应计利润和变更会计政策来进行盈余管理，很少有文献将债务重组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Healy最早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使用应计利润调整当期利润，以增加当期的报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应计利润中可控的部分，Jones首次使用Jones模型将应计利润中的非操控性利润剔除，获得了为了得到政府援助的受外来进口压力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证据；Sweeney以违反债务契约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在违约前5年频繁地做出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且这些变更引起了很大的净收益波动。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多采用Jones模型、一系列Jones模型的修正和拓展以及会计政策变更来验证某一动机下盈余管理现象的存在。
我国会计准则留给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较小，因此更多公司乐于采用安排交易的方式，债务重组就是常用的一种交易安排。因为准则的变迁影响到了收益确认的变化，因此国内相当部分文献对准则变迁下的债务重组盈余管理做出探讨。罗炜等对2001年债务重组变迁下的债务重组盈余管理行为加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1年的准则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扭亏为盈、获得配股和撤销ST。齐芬霞和马晨佳以2007年年报中披露债务重组收益的公司为样本，通过与控制样本对比的方法，发现为了撤销ST和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使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李伟和张然以2005-2008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除了扭亏外，债务重组收益也被用来增加微利公司的连续盈利和减少业绩下滑的概率。上述研究具有如下共同发现：(1)将债务重组视为整体，获得了新准则下债务重组盈余管理的证据，为监管指明方向。(2)新准则下债务重组盈余管理的动机多与避免亏损和退市有关，原因在于2001年后，再融资等资本市场行为监管得到加强，以及新准则申明确债务重组收益确认必须是财务困境公司。在此基础上，为了给监管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我们不对新准则下的债务重组动机做进一步探讨，而将精力集中于债务重组方式的全面分析。
准则详细地规定了债务重组方式对报表损益项目的影响。结合准则，我们将债务重组方式区分为豁免、非现金资产抵债、修改偿债条件和债转股。其中豁免指的是以低于债务账面值的现金清偿获得的利益、债权人直接给予的债务本金或利息的减免和其他方代为清偿。我们还将准则定义的组合方式加以分解，归入上述四种方式。在2007年前实施的旧准则下，只有非现金资产抵债可影响当期利润，因为用以抵债资产的减值准备可以转销。而在2007年实施的新准则下，四种方式都可对当期利润产生影响，除了抵债资产的减值准备转销外，非现金资产抵债下的抵债资产转让收益，以及计人营业外收入的豁免、非现金资产抵债、修改偿债条件和债转股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也都能对当期损益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增加当期利润，旧准则下，更多公司会选择非现金资产抵债，而新准则下，选择其他方式的公司比例会增加，相应地选择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公司比例会减少。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下选择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公司比例会显著减少，而选择其他重组方式的公司比例会显著增加。
如前所述，当前制度背景下，债务重组盈余管理更多地是为了避免亏损和退市。为了获得更详细证据，我们进一步检验债务重组方式的避免亏损盈余管理效果。因为旧准则下，非现金资产抵债是惟一能够影响到当期损益的方式，因此是达到避免亏损盈余管理的最佳方式，而新准则下所有方式都能够产生影响当期利润的收益，出于重组公司自身的状况考虑，公司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债务重组方式，随着其他方式避免亏损作用的增加，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地位相应下降。借鉴罗炜等的方法，我们区分四种债务重组方式，并定义在扣除某种债务重组利润前利润总额大于0，但扣除后利润总额小于0的公司为利用某种方式进行避免亏损盈余管理的公司，对于一年内采用多种方式重组的公司，我们确定其利润影响最大的重组方式，并将其归入该方式。因此我们假设如下：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下利用非现金资产抵债进行避免亏损盈余管理的公司比例下降，使用其他方式进行避免亏损盈余管理的公司比例相应增加。
此外，为了抑制债务重组盈余管理，证监会对2008年年报披露的工作制定相关规范，要求由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豁免或代为清偿债务所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计人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因此我们预测，基于盈余管理考虑，上市公司会对政府监管做出反应，通过将上述有控制关系的豁免或
代为清偿非控制关系化或选择豁免和代为清偿之外的其他方法以规避收益的资本化。故形成假设3：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2008年，选择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豁免或代为清偿债务的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比例小于2007年。
三、研究设计和样本描述
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我们选择是否受到退市的威胁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齐芬霞和马晨佳发现，受到ST制度威胁的公司更有动力做盈余管理，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会在综合考虑自身因素后，选择最有效的债务重组方式以摆脱退市威胁。我们还考虑到各种重组方式的选择会受到重组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ROE、资产负债率和资产质量分别衡量公司的盈利状况、债务状况和资产状况，故这三个指标也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最后与其他文献相同，我们也控制了公司规模，
我们逐一查阅了2005-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5278份年报，其中涉及债务重组的公司共有688家，再剔除以债权人身份发生债务重组的176家公司、未披露债务重组方式的194家公司和重组当年上市的3家公司，最后样本总数为315。样本选取过程见表2(A)所示。
表2(B)列示了新旧准则下选择各种方式的公司比例的变动。显然新准则下，豁免、修改偿债条件都有显著增加，其中选择豁免公司的比例由旧准则下的44.9％上升到新准则下的80.3％，选择修改偿债条件的公司由3.7％上升到13％，选择债转股的公司也小幅增加，但不显著。而采用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公司比例相应减少，由65.4％下降到21.6％，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2(C)比较了债务重组方式的避免亏损盈余管理的效果。
表2(D)显示，非现金资产抵债是旧准则下最有效的盈余管理方式，其占所有达到债务重组避免亏损目的公司的60％，但新准则下豁免的盈余管理效果最佳，所占比例为87.27％；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下，采用豁免避免亏损的公司在新准则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增加，选择非现金资产抵债以达到避免亏损目的的公司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减少，修改偿债条件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不显著，基本与预测相同。表5则是选择控制和非控制关系关联债务方式的公司在2007年和2008年之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因为监管的加强，2008年选择控制关系豁免的公司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少于2007年，但是在2008年，采用非控制关联的关联豁免的公司比例从28.6％上升到45.8％，较2007年大幅增加，采用非现金资产抵债和修改偿债条件方式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可以推测2008年，在政府对控制关系的豁免加强监管的背景下，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重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将控制关系豁免非控制化，或选择其他方式以规避监管。
四、实证过程
表3显示了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假设1和假设2的样本数为315。扣除了2005年和2006年发生和没有披露关联关系的重组公司样本后，假设3的样本数为194。由表3可知，就总体样本而言，66％的重组发生在2007年后的新准则期间，59％的样本公司是财务困境公司，财务状况不容乐观，ROE的均值为－0.469，中位数为0.0445，盈利状况不佳，负债比例较高，均值为188％，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6.93％。披露了重组关联方重组60％发生在2007年，63％的公司为财务困境公司，ROE的均值为0.497.3，中位数为0.0514，资产负债率偏高，达到162.36％，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平均约占资产的1／5。此外，三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假设1和3中的资产负债率和ROE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767，其余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55，因此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因为篇幅限制，我们省略相关表格。
表4是假设1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退市制度的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规模后，新准则下，选择豁免和修改偿债条件的公司比例分别在小于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多于旧准则，系数为1.149和1.377，相应地，非现金资产抵债在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低于旧准则，系数为－2.11，选择债转股的公司较旧准则有所增加，但不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规模越小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豁免；资产质量越低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非现金资产抵债，这说明资产抵债更多地是把质差资产抵出公司，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债务，减少了劣质资产，还可获得抵债资产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转销。
因为新旧准则下都没有公司选择避免亏损的债转股，故我们不对其做回归比较。表5显示了其他三种方式避免亏损盈余管理债务重组方式选择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新准则下，豁免避免亏损盈余管理效果最好，系数为2.288，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旧准则下，取代了旧准则下的非现金资产抵债的避免亏损盈余管理地位，新准则下非现金资产抵债的避免亏损盈余管理效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劣于旧准则下，系数为－1.794，修改偿债条件的效果也较旧准则下有所增加，系数为16.863，但并不显著。此外受到退市压力的财务困境公司、债务比例低的公司、资产质量差的公司、规模越小的公司更多地选择豁免方式来避免亏损。
假设3的回归结果见表6所示。根据表6，2008年发生的控制关系豁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低于2007年，系数为－1.157，但非控制关系豁免却较2007年有所增加。同时，为了摆脱退市的威胁，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更多地豁免或代为清偿债务，但这些公司所进行的非控制关系豁免却较暂无退市威胁的公司少。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直销盈利模式电子商务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戴尔（DELL）公司创立以前，计算机行业都是由制造商生产后，配售给经销商和零售商，再由他们卖给消费者。戴尔公司认为，电脑的间接销售模式不仅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并且由于计算机部件更新率快，大量的库存积压会使计算机制造商的收益率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戴尔确定了其公司“基于网上目录的直销模式”，改进消费者购买电脑的过程，把电脑直接销售到使用者手中。公司凭借互联网等电子商务平台向客户直接销售，使公司更贴身的为顾客提供价值及服务。
（二）研究方法
（1）通过戴尔官方网站，体验PC机的购买流程，以了解戴尔产品的品质特征，客户服务方式态度及售后服务的保证，为后续的定量研究提供方向和思路。
（2）与周围消费戴尔电脑的同学进行访谈和调查。受访者的经济状况有明显的层次区分，不同性别的人数各占一半，大多数为在校学生，小部分刚刚就业。
（3）通过“鱼骨图”分析法，找出制约戴尔“基于网上目录的直销盈利模式”的制约因素；通过“SWOT”分析法，找出戴尔电子商务盈利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威胁和机会，分析戴尔的竞争力。
二、戴尔直销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一）基本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戴尔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提品和服务，在过去的几年内戴尔的网上商店销售额在全球保持增长态势，在亚洲的发展逐步增强。
中国目前已成为戴尔全球收入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自2000财年到2010财年，戴尔中国的收入增涨了11倍，销售量增涨了52%。根据IDC（InternetDataCenter）的报告，戴尔现在成为中国第二大计算机供应商，拥有9%的市场份额。
（二）戴尔“基于网上目录的直销盈利模式”制约因素
戴尔营销模式的主要制约因素有：搭建和维护电子商务平台网站费用高；建立相应的库存和配送系统耗时长；网上交易数量小，商家因为订货过少而承担相当高的订货的价格；整个商品目录庞大；支付和安全认证等技术因素制约。
（三）戴尔“基于网上目录的直销盈利模式”的竞争力分析
根据对同学们在网上商店购买，使用戴尔电脑的调查与汇总，利用SWOT分析方法发现戴尔网上直销盈利模式的特征。
（四）戴尔网上直销盈利模式运行原理
戴尔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与戴尔以企业外部网相连，建立了一个供应商门户网站，客户订单每两小时更新一次，供应商根据客户需求立即供货。在戴尔公司的直销网站上，提供了跟踪和查询消费者订货状况的借口，使消费者可以查询已订购的商品从发出订单到送货的全过程。
三、戴尔直销电子商务模式启示
戴尔之所以能在网上直销盈利模式中获得成功，关键因素就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商业系统，即一个富有成效的供应链以及零库存的经验模式。戴尔主要采取B2C网上商店的电子商务模式，绕过批发商、零售商等中间环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直接将生产的产品销售到终端消费者。
关键词：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盈余质量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于盈余质量，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形成其定义的一致看法。一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作者简介：万宇洵（1950—），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会计学科带头人，特聘专家。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肖秀芬（1988—），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理论与实务
的定义是盈余质量是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也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能力[1]。在资本市场上，外部投资者盈余信息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年度和中期报表[2]。财务报表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公司盈余质量的高低[3]。
近年来，不少上市公司通过粉饰财务报表等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实施盈余操纵甚至财务欺诈。公司高层管理者有能力且有动机进行这一系列的行为，于是公司高管成为公司盈余质量影响因素中的一大研究热点。Hambrick等（1984）针对公司高管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相关信息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继而影响企业行为，对公司的盈余信息也产生着重要影响[4]。基于高层阶梯理论，Bantel等（1989）认为，管理者由于学历、年龄、性别和工作经历等身份背景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个人信念和情绪，进而会在公司的财务行为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Peng等（2007）研究发现男性管理者比女性观者表现出更多的过度自信；Krishnan等（2008）利用美国Catalyst（美国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公布的1996～2000年的财富500强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却发现男女性别的特质差异程度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有所不同（Roxas等，2004；Bernardi等，2008）；张会丽等（2010）选用我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高层女性比例的高低对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影响，支持了Roxas等（2004）和Bernardi等（2008）的研究结论[5]。在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Vroom等（1971）和Hambrick等（1984）研究认为，年龄大的管理者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企业盈余质量较高；Prendergast等（1996）认为年轻管理者为了展示自身能力，容易在企业决策中表现出过度自信，操纵盈余的可能性更大；何威风等（2010）的研究则表明高管年龄与财务重述负相关。在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Spence（1974）提出了劳动力市场上信号传递理论，该理论认为雇员的学历能向雇主传递其能力信息；Amason等（1997）的研究表明，高管成员教育背景的多样性对于改善决策质量有益；陈传明等（2008）发现高管学历影响企业多元化；姜付秀等（2009）则发现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管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且往往只针对高管背景中的一项如性别、年龄等进行集中讨论，没有对高管背景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本文基于高层阶梯理论，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避免了以往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等方法的弊端，不受实验环境控制，问卷设计合理性等因素的影响，首次从高管身份特征这个角度来研究企业盈余质量问题，逐一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各个身份特征与企业盈余质量的关系，意在使研究结果更趋科学合理，拓展了企业盈余质量研究的研究视野。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盈余质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高管的身份特征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958年March和Simon提出有限理性人理论，企业管理者作为有限理性人，很难在企业决策中做出完全符合经济学意义的理性决策。Hambrick等（1984）也认为管理者不可能对复杂的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性观察，这样相关信息的选择，观察，解释和处理就取决于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即企业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者特质的影响——这就是管理学的重要理论高层阶梯理论。由于管理者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的难以衡量性，后人采用与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等作为替代，来研究管理者特质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6]。本文选取管理者身份特征中最具代表性的性别、学历和年龄，来研究其与企业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高管性别与盈余质量
性别影响行为是心理学界的共识。将心理学理论引入管理学后的研究表明，在企业决策和战略行为中，男性管理者和女性管理者存在差异[7]。Eagly等（2003）认为女性董事必须施展出更优秀的才干才能升至公司高层。女性管理者对自己的任务会做充分准备，因为她们对自己的持有比男性更高的期望（Fondas等，2000）。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更容易在行业中生存下去（Boden等，2000）。与男性相比，女性管理者更少表现出过度自信（Peng和Wei，2007），因此面对同样经营环境时，更能做出正确决策。女性管理者也比男性管理者更厌恶风险（Schubert，2006），因而决策更加谨慎。基于此，本文认为女性管理者在公司决策中更加谨慎，更不容易因为过度自信而做出控制盈余行为，公司的盈余质量相对较高，于是我们提出假设1：
H1：上市公司高管男性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二）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
首先，管理者年龄代表着管理者的阅历和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年龄大的管理者更加厌恶风险，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Vroom等，1971）。而年轻的管理者由于急于展示自身能力，在企业决策中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而做出降低盈余质量的决策；其次，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一定的个人声誉，而对于管理者而言，声誉时常与职位升迁、薪酬等许多长期的利益相联系。管理者一旦被发现有夸大公司盈余，粉饰财务报表的嫌疑，将会严重影响个人声誉[8]。所以拥有了一定声誉的年长管理者更不愿意用自己的声誉冒险，因而更不会操纵盈余。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三）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
学历代表着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反映管理者的知识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管理者的认知能力【7】。学历越高的高管，越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姜付秀等，2009）。学历越高的管理者知识越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决策的准确性也就越高。盈余操纵是一项高专业性高风险的行为，学历高的管理者更能识别盈余操纵行为，更懂得盈余操纵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因此，高管学历越高，企业越不可能发生盈余操纵行为，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情况
本文样本选自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企业。由于我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会计准则，为避免会计准则变动带来的影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2007—2011年。剔除有行业特殊性的金融保险业外，仍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工业等12个行业。同时，剔除ST、PT的企业，最后获得762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所采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高管背景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中一部分高管身份数据缺失，我们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巨潮网、新浪财经频道以及与此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的相关数据进行补充。
本研究中高管根据魏立群和王智慧（2002）、王建华（2008）、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等的研究，界定为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能在公司中影响财务决策的人员[9]。
（二）模型设计
本文将盈余质量定义为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也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基于这种定义，我们采用Easton和Harris提出并验证的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来评价盈余质量，并用盈余反应系数来度量盈余质量。盈余反应系数是学者们经常用来度量盈余质量的一个研究工具，是指投资人对盈余宣告的反应程度[10]。
本文以基本的盈余反应系数为基础，结合研究目的，加入需要考察的变量，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根据Fan和Wang（2002）、王化成和佟岩（2006）以及王建华（2008）等的研究，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Size、托宾Q和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将时间Year和行业IND加以控制，得到基本模型（1）：
对于假设1，我们在上述基本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上市公司高管性别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2）。对于上市公司高管性别这一因素，当高管性别为男性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i公司高管性别Gend这一虚拟变量为该公司所有高管性别的平均数，也是该公司男性高管占所有高管的比例。当把高管性别这一虚拟指标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性别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1，该项的系数预期为负。由此，我们得到模型（2）：
对于假设2，我们在基本模型（1）中增加上市公司高管年龄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3）。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年龄这一因素，采用上市公司所有高管的年龄平均数。将上市公司年龄这一虚拟指标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年龄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2，该项系数预期为正。由此，我们得到模型（3）：
对于假设4，我们在基本模型（1）增加的基础上，加入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3）。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因素，当高管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以下时取值为1，大专时取值为2，本科时取值为3，硕士时取值为4，博士时取值为5。i上市公司高管学历Edu这一虚拟变量为该公司所有高管学历的平均水平。将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虚拟变量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学历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3，该项系数预期为正。由此，我们得到模型（4）：
上述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下表1：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stata11和excel。表2为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上市公司高管中男性比例平均为84.76%，甚至有某些公司全部高管均为男性。女性高管比例最高为66.37%，说明在该类公司中女性已经能在公司中通过个人决策影响公司行为。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为48岁，高管年龄最长为57岁，最小为36岁，说明上市公司高管中不乏年纪较长，经验丰富者，同时也有年轻人走进公司最高决策层。上市公司高管受教育程度为本科水平。该统计结果与何威风等（2010）的统计结果相近。
（二）回归分析
1.上市公司高管性别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本文以高管性别平均数为0.5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性别平均数小于0.5为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组，高管性别平均数大于0.5为女性高管比例较低组。分别对两组数据按照盈余反应系数基本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
表3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相对较高。当女性高管比例较高时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1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按照模型（2）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
由上表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有负面影响，即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二者之间仅有中等强度的负相关关系。
2.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我们以高管平均年龄为45岁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平均年龄大于45岁为高管年龄较大组，高管平均年龄小于45岁为高管年龄较小组。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表5：
表5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高管平均年龄较长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明显较高，且均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2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按照模型（3）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此次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6所示：
由表6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有正面影响，即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明显的相关关系。
3.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我们以高管平均学历为3（本科水平）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平均年龄学历高于3为高管学历较高组，高管平均学历小于3为高管学历较低组。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上表7。
表7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高管学历较高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相对较高。且均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3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将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8所示：
由上表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有正面影响，即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明显的相关关系。
五、研究结论
在研究中，本文选用使用新企业会计准则后连续五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和学历三个因素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
（一）上市公司高管男性比例与盈余质量存在并不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结果说明由于女性在性格等方面的谨慎等原因，比男性更适合财务决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因此，在公司规划与任命企业高管人员时，应当充分让女性高管发挥在财务工作上的优势，认识到女性高管对于提升公司盈余质量的意义，给予女性更多的升职空间。
（二）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说明：首先，年龄越长的管理者越不愿意冒风险来操纵盈余；其次，年龄长的管理者经验更丰富，决策相对而言更准确。这两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因此，公司在任命高管人员时，应适当关注该人员的相关工作经验和时间长短，尽可能让经验丰富、作风谨慎的人员进入公司决策层。
（三）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说明学历高、会计专业水平高的管理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财务领域，在工作中更能发现风险和差错，提升公司盈余质量。因此，公司在进行人事任命时有必要考察其教育背景，尤其是在对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会计决策岗位进行任命时，在考察会计专业学历的同时，可以适当考虑CPA等难度较高的专业水平资格者。
总之，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人，能影响其情绪、理解力和认知的身份特征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完善治理操纵盈余质量行为的制度设计上不能忽视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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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化成，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J].会计研究，2006（2）：66-74.
[3]余怒涛，沈中华，黄登仕.审计意见和年报会影响盈余质量吗？[J].审计研究，2002（3）：55-63.
[4]DonaldC.Hambrick，PhyllisA.Mason.UpperEchelons：TheOrganizationasaReflectionofItsTopManager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984（02）：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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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者联系方式：
肖秀芬，湖南大学北校区会计学院276信箱，邮编410079
关键词：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相关性
基金项目：34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商务运作与企业服务创新项目
在我国，上市资格作为一项十分珍贵的“壳”资源，深受上市公司重视。大量研究表明，为了避免持续亏损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别处理和退市，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亦被广泛使用。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特别处理（以下简称ST）、退市风险警示（以下简称*ST）制度的存在，往往使得财务困境中的上市公司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在这样的经济制度背景下，ST类公司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制度背景、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公司特别处理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公司法》第157、158条的规定，即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1998年4月22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对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异常的上市公司实施ST制度。此后，沪深两市自2003年5月8日起正式实施*ST制度，主要针对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如果第三年依旧亏损的情况。如果公司继续亏损，则将会被暂停上市（以下简称SL）甚至退市（以下简称TL）。由此可见，公司状况的转变存在以下几种类型：（1）状况的恶化，即上市公司的交易状态由ST转为*ST、SL或TL以及由*ST转换为SL或TL；（2）状况的改善，即上市公司的交易状态由*ST转换为ST或正常状态以及由ST转换为正常状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正如Schipper（1989）所言，盈余管理实际上可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对于两者的相互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结论。Cohenetal.（2008）对Sarbanes-Oxley法案的实施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该法案实施之后盈余管理的手段由应计盈余管理转换为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认为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Zang（2012）认为，如果公司实际真实盈余管理低于预期，则公司在财政年度末选择高应计盈余管理来实现公司的目标；反之亦然，因而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负相关关系。张俊瑞、李彬等（2008）发现微利企业的异常现金流、异常费用显著低于非微利企业的水平，异常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微利企业。此外，会计弹性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会计弹性较大的公司较少利用真实盈余管理。不同于以上研究结论，王良成（2012）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能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在法律基础、投资者保护意识、相关会计制度等有待完善以及我国独有的市场制度背景下，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并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具有同高同低联动的正相关关系。
就理论而言，公司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既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又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现实中，真实盈余管理在选择和发生时间上先于应计盈余管理，贯穿整个财政年度。如果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较应计盈余管理而言略低，公司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多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而少选择应计盈余管理，两者形成相互替代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如果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应计盈余管理成本相当，两者形成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鉴于以上分析，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提出如下假设：ST类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为了消除退市制度变化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04年至2011年A股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若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内多次被特别处理，以第一次被特别处理年度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将交叉上市类、金融类、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同时剔除扭亏年度更名的上市公司及个别极端值。经过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42个，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ST公司的样本数明显高于ST公司，ST公司扭亏的比例为34.29%，而*ST公司扭亏的比例为91.79%，这表明由于*ST公司退市压力更大，因此存在更强的扭亏为盈动机。本文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的数据来源于CCER金融数据库，其他研究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
（二）变量设计。
1.应计盈余管理的衡量。本文使用可操控应计项目DA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采用修正Jones模型来度量可操控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公式如下：
TAt/At-1=α1（1/At-1）+α2（ΔREVt-ΔRECt）/At-1+α3（PPEt/At-1）+eit
NDAt/At-1=α1（1/At-1）+α2（ΔREVt-ΔRECt）/At-1+α3（PPEt/At-1）
DA=TA-NDA
其中，TAt为t年的总经营应计项目，经营应计项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减经营现金流量；At-1为t-1年的总资产；ΔREVt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ΔRECt为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t为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2.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方法，本文从三个方面衡量真实盈余管理：（1）销售操控，通过加大销售价格折扣或采用更宽松的信用政策来暂时增加销售或将下一年度的销售在当前年度提前确认，这些额外的销售带来的盈利将会产生比正常销售水平下更低的经营现金流量。（2）生产操控，通过扩大产量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的产品上，以降低单位产品所负担的固定成本，但实际上公司却要负担更高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固定成本。（3）费用操控，通过降低酌量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如缩减研发开支、广告开支和维修开支等费用。
因此，第一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本文采用如下经营现金流量模型来计算正常的经营现金流量：CFOt/At-1=a0+a1（1/At-1）+b1（St/At-1）+b2（ΔSt/At-1）+et。异常现金流量A_CFO等于实际经营现金流量减使用上述方程计算得出的现金流量。
第二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生产成本，本文采用如下生产成本模型来计算正常的生产成本：PRODt/At-1=a0+a1（1/At-1）+b1（St/At-11）+b2（ΔSt/At-1）+b3（ΔSt-1/At-1）+et。异常生产成本A_PROD等于当年实际生产成本减通过上述方程计算得出的生产成本。
第三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酌量性费用，本文用如下酌量性费用模型来计算正常水平的酌量性费用：DISEXPTt/At-1=a0+a1（1/At-1）+b2（St-1/At-1）+et。异常酌量性费用A_DISEXPT等于实际酌量性费用减通过上述方程计算出来的费用。
其中，CFOt为t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t-1为t-1年的总资产；St为t年公司销售额；ΔS为t年的销售额与t-1年的销售额之差；PRODt为t年公司生产成本，等于公司t期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额之和；DISEXPTt为t年公司可操控费用，等于t期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
已知销售水平，存在上述盈余管理的公司很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况：不正常的低经营现金流，不正常的低酌量性费用，或不正常的高生产成本。本文以真实盈余管理RMt来综合衡量真实活动操纵盈余管理程度，即：RMt=A_PRODt-A_CFOt-A_DISEXPTt。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首先对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于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和目标的不同，因此存在着向上和向下调节盈余的可能性，为了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以各盈余管理数据的绝对值，即AB_DA、AB_CFO、AB_PROD、AB_DISEXPT作为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相关的分析。从表中可以发现均值显著不为零，检验结果初步表明，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而且可能实施了多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将样本公司分为ST公司与*ST公司，对盈余管理数据分别计算均值与中位数并进行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Z检验，如表3所示。发现ST公司与*ST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区别，而真实盈余管理中异常现金流量通过了0.1水平的均值T检验，异常酌量性费用通过了0.05水平的均值T检验和0.1水平的中位数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ST公司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存在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其盈余管理程度与ST公司有显著差异，而且差异主要体现在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上，包括销售操控及酌量性费用操控。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应计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与真实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之间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之间存在着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管理者会倾向于同时使用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具体来说，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存在销售操控盈余管理的公司很可能出现不正常的低经营现金流量，即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越低，销售操控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检验结果还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中的销售操控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样印证了两者同高同低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管理者在同时使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操控盈余时，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操控方式为销售操控。而真实盈余管理中的生产操控与酌量性费用操控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经常被同时使用。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由于法律环境并不完善，外部力量不能很好地对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及相应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为此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ST类上市公司若要避免退市风险，在短时间内扭亏为盈，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改善经营状况。但是由于该类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恶化及财务状况的制约，仅通过单一的盈余管理操纵并不能达到目的，从而公司在实施高真实盈余管理的同时，在财政年度末往往还会选择高应计盈余管理，这就导致了ST类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蔡春，朱荣，和辉，谢柳芳.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性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