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教育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根据民族传统特色去完善适宜的教育内容。首先，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哲学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拥有丰富而宝贵的生态思想，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扎实的哲学根基。一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思想渊源。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相吻合，能够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天人合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系统，不能分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目标层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遵从自然法则是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二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道家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主张人类社会实践要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思想强调“知行合一”“言传身教”等，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天、地、人为一体，强调遵从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现“天人”共存发展的境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倡导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与永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为导向，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传统生态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一体”思想对矫正目前的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过度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实现资源节约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传统生态文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系统观，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第三，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仁爱万物”，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美德，这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精髓在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力，尊重人的价值与权力。作为自然界的关键成员，人类应该尊重生命、关爱自然，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和我国传统生态文化提倡的生态道德观是一致的。因此，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既要以现代生态观念为指导，更要在全民中积极进行生态道德观教育，尤其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观，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伦理意识与生态道德观，遵守生态道德规范，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障碍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渠道，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传播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受经济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多元的冲击，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认知不足，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理念障碍。教师是文化的传承者、学生理念的培育者，肩负着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历史使命。然而，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导入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方面存在着理念障碍。一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设计、内容设计时是以考研重点、政策热点为导向，而对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讲解重视相对不足；二是部分教师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掌握程度不足。对孔、孟、荀等儒家思想和道家、墨家、法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系统学习不足，缺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的现代价值辨识能力，难以将传统生态文化以生动有趣、乐以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进而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三是教师的评价观念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讨论和问题回答缺少充实性、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使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交流中的评价性语言难以起到反馈、诊断与激励作用。传统优秀生态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导致传统生态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难以做到全面和系统，只是点缀和陪衬，不能充分发挥现代生态文明的引导作用。其次，大学思想政治的教学方法障碍。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对大学生进行这些内容的教育需要以青少年所喜爱的形象生动和富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相长”“知行合一”等丰富的教学方法。而现阶段，基于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主要以满堂灌、填鸭式等方式进行照本宣科教学；形式单一，仅有极少数思想政治教师采用图片、故事短片和现代化多媒体声、光、影教学设备，或者采用课堂小组辩论、课外信息收集等生动形象、富有乐趣的形式进行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启发性教学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中丰富而优秀的生态智慧，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和教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而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偶然的课堂提问也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的考查，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网络环境因素。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存在方式、社会互动与精神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与沟通渠道，大学生与互联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大学生开阔视野、探究新知的重要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互联网是继课堂教学和家长教育之外对大学生知识获取和价值观塑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和进行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负面信息、虚假信息也会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冲击，造成思想观念的困惑与迷茫，导致其价值观的错误认知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遭遇障碍。第四，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极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文化学习既需要教师主动在课堂上推动，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熏陶与支持。现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且多数父母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传统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较少。受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文化熏陶，这一代父母为了孩子在未来的就业与发展竞争中取胜，对孩子的教育多是“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大学教育中应试技能的提高，考入知名大学，实现较好的就业。教育观念的陈旧与错误，导致很多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无知与幼稚，过度追求应试能力和成绩提高，而不顾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忽视孩子的兴趣与自身条件。家庭教育的误区加大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功利化趋势，注重个人利益忽略社会利益，注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重利轻义的思想严重。这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三、传统生态文化导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传统生态文化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关系，在培育青少年生态价值观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把传统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首先，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传统生态文化素养与生态文明理念。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教师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较高生态文化素养、职业责任感的教师对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关键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积极学习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知识，树立现代文明理念。在新时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树立生态文明思维和创新精神，结合新时期大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思想价值多元化，将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合起来，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新内容、新形式进行讲授、讨论，提升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接受、学习和内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共生理念，使学生“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共建和谐世界。其次，鼓励大学思想政治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是一个互动的整体，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兴趣和提升大学生传统生态文化素养的先决条件，可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形成完善的生态价值观打好基础。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教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单调、陈旧的教学方法容易疏远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导致学生的厌学、弃学，甚至对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产生反感等负面影响。针对追求新奇、思想多元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教师在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选择优化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兴趣。孔子曾指出“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善于运用“愤”与“悱”对学生进行传统生态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启迪、引导，循序渐进，最终达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学习目的。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层面，要让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在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过程中，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大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切实感受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力和魅力。如在讲授“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仁爱万物”等传统生态文化内容时，可通过图片对比，或者组织学生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实地观测，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会真正领悟传统生态文化的现实价值，赋予传统生态文化的新内涵，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实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三，优化传统生态文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
主流传统媒体一直承担对社会公众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价值导向、舆论引导的职责和功能。传统媒体时代，主流传统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领力也非常显著，政府掌握着话语权。在“微时代”，“微媒介”对主流传统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众更多开始从微博、微信中传播、获取信息，对主流传统媒体的关注度、信任度、认同感逐渐降低。主流传统媒体在时间性上相对滞后，主流传统媒体依靠记者进行采访、报道，而在“微时代”，人人都是报道者、评论者，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微博上传身边的事件，有许多人仅仅为了求得关注，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或者刻意强调某些内容混淆视听。公众看到这些信息后就会在微博、微信中进行广泛的评论，这时主流传统媒介表现得明显被动，等到主流传统媒介还原事实后，这些虚假消息已经对某些人或群体造成了严重伤害，而公众对这条消息已经不关注了。例如：2013年网上误传的北京大妈讹诈外国人，即使后来还原了事实真相，也对这位北京大妈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在现行体制内，主流传统媒介受到严格管理，的信息都受到层层把关，经常“报喜不报忧”，在一些民生、敏感话题等方面上往往是“失语”状态，甚至限制公众发言，公众开始逐渐对其失去信任。
二、“微时代”背景下网络舆论工作的途径
1.建设政府微博新阵地微博已经成为公众传播、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是公众舆论主要的集散地，政府要想做好网络舆论工作，引导公众舆论，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微博这一媒介来建设政府微博的新阵地。当前，我国许多政府部门也开通了政府微博，但在利用度上却很欠缺。许多政府微博更新信息不及时，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反映的程度不够，并且一旦政府或者官员出现失误、不端行为，在面对公众的质疑方面，通常采取草草了事，甚至限制、删除公众提问、评论，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公众心里的形象。建设政府微博新阵地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微博是要更好地反映民意，集民之所需、集民之所想，充分尊重民众的观点，使民众真正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让广大民众更踊跃地参与其中，在微博中更多地去反映民生问题，宣传政府颁布的新方针、政策，抛弃那些官话、空话、套话，在面对公众对敏感问题质疑方面，不应该限制公众发言，而是要将公众反映出来的主要看法、问题给予全面解答，消除公众的疑惑。在获取信息方面也不应被动接受，要经常关注民众微博，针对民众的焦点问题应及时给与解答、解决，针对网络谣言应及时揭露、批判，防止民众上当，稳定民心。
2.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契合度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契合度就是要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解释与大众的生活相结合，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加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在“微时代”，公众所创造出的“微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种“微文化”既包含积极健康的思想信息，也有腐朽、不良的信息，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统领“微文化”，使“微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就必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契合度。在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上要生活化、通俗化，公众的知识水平层次、认识能力不同，在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开发解释上要考虑整体大众的接受能力。生活化、通俗化就是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与公众日常生活相结合，与我国社会的传统道德相结合，做到简单而有内涵。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话语简单但是其中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要使公众理解相对比较困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更加通俗易懂，反映了公众生活，体现了传统道德，在宣传上更容易被接受。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契合度，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政治素养、道德规范，就会实现网络舆论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相关概念的澄清与辨析
1.文化与意识形态
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被长期大量地使用并产生了诸多歧义的概念。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更易产生误区，甚至可能陷入话语陷阱。文化研究排斥意识形态要素，或者过分夸大文化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功用，都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意识形态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礎。文化既包括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逻辑学、语言学等非意识形态部分，其中前者是核心和灵魂。文化先于意识形态产生，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后，文化才开始彰显意识形态属性，承载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可以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历史样态，是文化的自然凝结物。在阶级社会，文化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实现生产与传承，因此阶级社会中的大多数精神文化活动和文明成果都是从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的。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社会经济形式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
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具有提高社会凝聚力与形成社会共同意识的功能。[2]两者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统一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其演变依赖于文化的孕育和滋养。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必然导致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冲突，这种冲突内在地表现为主文化引导、消蚀亚文化尤其是反文化的矛盾形式，外在地表现为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博弈。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实质是意识形态竞争，折射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无论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流变转型，还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竞争，文化发展的逻辑、现实和战略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社会中文化的基本性质、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文化的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引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实现了社会对文化的选择、排斥或修正，其中具有更强融合力和传播力、更广泛社会认同和思想共鸣的文化发展为主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话语权的确立，应适应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背景，探索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路径。
2.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高度相关。但将两者混淆甚至等同起来，认为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仅仅是增强其文化影响力，或者认为文化影响力能够直接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这都是认识上的误区。
软实力与传统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等硬实力相对。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在外交领域依靠文化和理念因素获得影响力的能力。约瑟夫奈强调，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他认为，美国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也拥有价值取向、政治认同、生活方式等软实力优势，只要将这些区别于传统的、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美国必能确立并保持优势地位。一般认为，软实力包含外交软实力、政治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三个部分。其中，文化软实力即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既体现在对国内民众的凝聚和动员，也体现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吸引和同化。文化软实力通常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通过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文学艺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等释放出来的国内和国际影响。文化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化影响力的提高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必然途径和重要标志。但某种文化现象的普遍性或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并非必然直接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就曾论道：文化影响力可能会产生软实力，但也可能没有帮助。一个人可能会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但他仍旧对美国持反对的态度。[4]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讲，文化影响力主要由文化市场影响力、文化效率影响力和文化资源影响力等指标因素决定，其中文化市场影响力作用最为直接。因此，基于巨大的文化产业整体出口量，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始终位居世界前列，但并非意味着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形势绝对乐观。
3.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影响力
由于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内在关联，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影响力也是相通相融的。但将两者混淆，从而把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意识形态建设完全等同，又或将两者割裂，从而把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意识形态建设分离甚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意识形态影响力，指的是代表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制度立场、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动准则等被人们所接受、认可和支持的范围和程度。同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表现各异，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不断；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有强弱之分，它们相互竞争、互相影响。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消长取决于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力、意识形态与客体需要的契合度、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权威性、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合理性和意识形态与整体环境的协调性等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效果。[5]从本质上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人们的感召、说服、引导及其强度的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越大，就越能浸润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越能赢得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
意识形态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本质体现。[6]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变化，是国内外观察国民认同、社会稳定、国际地位提高与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一方面，作为塑造普遍共识的社会水泥，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淡化、悬置、疏远、背离会激化不同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导致信仰、信任、信心危机，造成思想严重分化、意识形态扭曲的文化乱象。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关涉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根本利益密切相连。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意味着主动为外来强势文化争夺、占领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让路。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建设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罗伯特达尔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7]达尔还指出，美国人通常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是其他国家的样板。西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虚假、意识形态中立、去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等理论陷阱的布设，以及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背后的推波助澜，体现出其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越来越隐匿、内容越来越具蛊惑性、形式和渠道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着力点有两个：一是以文化人，使文化内化为公民个体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品质；二是文化天下，提升中华优秀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内外，对于置身全球化场景和文化多元化境遇的中国，都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識形态建设而空谈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竞争，意识形态如若不堪一击，思想文化领域就会败北，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优势都将不复存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政治前提是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
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坚持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核心内容。[9]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0]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根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顶层设计，是理论自觉和价值观自信的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文化软实力发展壮大的政治方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化软实力凝神聚气的最大磁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文化软实力骨气和底气的主要源泉；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文化软实力大厦的道德根基。[1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激励和增强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集体认同，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要标志。
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文化软实力提升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除却一定的物质支撑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涉及到文化传承与创新、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既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全民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当代创新相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2]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DNA，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把优秀传统文化自贬、矮化为古董文化，是缺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抛弃优秀文化传统，就是丢掉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割断了自身传承和奋进的精神命脉。对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简单地继承或是粗暴地割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提升传统文化的创新力与创造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弘扬中国创造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冲突与价值共识的关系。我国现代文化生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一个尊重差异、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自我充实至关重要，但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面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和分歧，尤其是涉及社会基本制度、发展模式和核心价值体系等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做旁观者，也不能当开明绅士，更不能泯除是非。必须坚定立场、勇于亮剑，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与各种干扰、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错误思想开展积极的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自觉进行价值比较和价值批判，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其它社会意识和思潮的引导与整合。
三是理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挑战。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些优秀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汲取和借鉴，但进行包装后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则须警惕和防范。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传媒和话语的先发优势，宣扬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背道而驰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实现和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同时，境内外自由化论者、民运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组织等鼓噪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多党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试图制造思想舆论混乱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些舆论动向往往披着道义和法律的外衣，以纯粹、中立的姿态呈现，企图操控和宰制弱势文化族群的文化选择，侵害我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我们要认清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和目的，揭穿西式民主自身以及强行移植存在的悖论和沉疴宿疾，从战略高度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四是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为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文化产业既是衡量文化软实力强弱与否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角斗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提供了物质保障，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同时，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经济效益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快餐式的、庸俗化的、空虚化的文化产品可能博人眼球，但由于背离了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不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没有真正持久的市场竞争力。在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博弈中，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整合与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行政化的过度干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对文化产业造成地伤害；二是挖掘主流意识形态的特色养料，使之注入文化产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引导和支持文化产业坚守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三、文化软实力提升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路径
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片面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推行意识形态崇拜和意识形态泛化是错误和有害的。没有忧患意识，不能警钟长鸣，或者丧失自信，动摇理想信念，同样是错误和有害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建设成就、政治统治和理论灌输，更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性权威，民众广泛、积极的社会认同和思想共鸣才能实现。而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成效意义重大。
首先，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够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世纪末，受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化软实力。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重视并入乡随俗地被成功改造为中国式话语。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文化软实力话语从无到有，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坚持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实践和思想上的自觉。只有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培育和弘扬才有足够的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才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创造和积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既凝结历史又滋长未来，对于民族延续和国家存亡意义重大。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场，就不会有以此为基底的民族自豪、自尊和自信。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和真正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14]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能仅是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效益，更要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唤起国人的文化自信，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民族才能在复兴之路上阔步前行。
再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意识形态较量无声但异常复杂激烈。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文化软实力提升能够为我们掌控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提供保障。相反，文化的内部凝聚力消解、外部吸引力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基础、经济基础、阶级基础；需要增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也需要坚守政治底线和法律边界，旗帜鲜明地对所谓新儒学、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进化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等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放松警惕，把所谓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奉为圭臬，意味着我们将被动甚至是徒劳地应对西方的蓄意挑衅和要挟。提升文化软实力，才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和自信，掌控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消解对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迷信与追求，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基。
关键词:电视传播传播生态生态传播生态电视
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媒介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之一,此处就电视媒体的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传播生态与媒介生态
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枢纽,它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生态的基本形态,但是,媒介生态不能够代表传播生态版图的全景,传播生态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运动的结果。刘达经认为,传播生态(ecologyofcommunication)主要见于由阿什德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的著作中,“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①该书译者邵志择先生关于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解读:所谓传播生态其实就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这种环境除了人自身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使得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在人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传播生态环境逐渐形成,而一旦这种环境成为另一种“实在”,它就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传播生态即传播圈与周遭环境的各种关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获得,其中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和管理及各种资源是其基本框架。③由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关于传播生态的论述是围绕媒介和技术为核心而展开的。传播生态是实现受众―媒介―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已不仅仅是借鉴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概念,蕴涵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的内容,强调四者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④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各构成要素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简言之,笔者认为这里无论是“传播生态”还是“媒介生态”均是围绕媒介所展开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生态系统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子系统。
电视媒介是传播媒介家族中最重要的一员,电视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播和收视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系统。电视节目生产者即内容供应者所传递的精神能量,是通过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能、电能等各种能量转换为电视光电信号能量而流动作用于观众,经观众接收后又还原为节目内容的精神能量。在观众“消费”、“分解”的过程中,电视所具有的各种意图、倾向、意识、精神因观众的不同又被转换为不同程度的精神能量,从而构成电视传播生态系统。
然而,综观电视传播的实践表明,当下电视传播生态出现了失衡与错位现象,要建构一个良性的电视传播生态系统,需要以生态传播为逻辑起点,而生态传播则是以生态电视的建立为基点。
电视传播生态的四个维度
电视生态是媒介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电视,必然要求把电视看做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且这个生物有机体不可避免地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联系。电视传播生态就是电视媒介与电视生态环境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由此,电视生态环境是由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电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总体。陶新艳、肖凭认为电视生态系统有不同的维度,笔者将其核心观点简要概括为如下四个维度:
制度维度。“喉舌定性、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四级建设”是对我国电视制度特征的较好总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电视制度的生态环境与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一方面,“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已经不能适应生态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四级办电视”格局割裂了生态互动关系。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初期采用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但以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为主的体制。按照行政思维的人为分割,不仅切断了电视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电视媒介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经营、实现有机整合的机会,而且导致电视与受众之间的天然联系受到阻碍,作为竞争主体的电视媒介缺乏与受众平等接触的机会。我们应该通过制度改革使电视媒介生态结构的组成部分各归其位,打破行政区划,以恢复电视生态系统的互动性,所幸的是这一状况正逐步得以改善。
经济维度。在当今消费性社会的资本逻辑下,电视媒体也成为资本控制下的一种产业,并按资本的逻辑调整自己的功能。在这个充分显示实力的时代,“经济就是资本”把人们划分为尊贵和低下,生命的价值也因此大相径庭。中国电视媒体正在大力追求收视率和广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告是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支撑性经济来源。这条经济命脉靠的就是“两次销售”,因而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的。在受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广告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运转。从电视媒体的社会价值来说,收视率更不能成为其成功与否的主要考量指标。因此我们应努力减轻“食物链”中对广告的依赖,在与资本市场的互动中丰富融资途径。
文化维度。在长期消费意识形态的氛围影响下,电视的商业运作者早已捉摸透了人们的审美心理、消费心理,“在这些您自以为自主的欲望之外,还有许多难以辨别的需求被精致地营造,然后以按摩式的方式引诱你自愿上钩。你如此的快乐和自足,以至于根本分不清或者干脆不愿分清哪些是自主的欲望哪些是被灌输的欲望,反正它们都是必须被满足,也有条件去满足你的欲望系列,你最终成为一个‘商品视听奴’”。⑤近年电视文化生态的同质化现象加剧了这一问题,从形态到内容,从节目、栏目到整体频道定位,“克隆”之风渐长。这给我国电视文化生态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也违背了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因此,无论是电视媒介之间的种内关系,还是电视媒介与其他媒介之间的种间关系,都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同位”竞争只能是死路一条,“差异”竞争才是制胜之道。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对受众需求的挖掘不够,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还处在较浅的层面。从中央台到省台都配备了综合频道、影视频道、体育频道、教育频道等,上星的省级卫视之间同样存在着定位雷同、节目“跟风”的现象。但若各家电视台都能通过最恰当的竞争策略来寻找自身最恰当的生态位,开发出既丰富多彩又为受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我国电视的文化生态环境必将在多样化中实现平衡、和谐。因此找准生态位,避免同质化竞争是电视文化生态的当务之急。
技术维度。综观媒介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是媒介生态系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媒介技术的发展史。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的诞生,并由内而外地影响、改变整个媒介生态系统,进而波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新技术带给电视的竞争压力,迫使电视努力增强自身的科技含量,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满足受众在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当下技术进步、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强势进入,电视的技术生态环境已经悄然改变。从2003年有线数字电视切入至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推进数字化,目前已经在广播电视台、地面无线、直播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等领域全方位地推进数字化,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电视必须顺应媒介融合大势,实现协同进化。
电视传播生态的调适与生态传播理念的建构
电视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媒的节目内容对广大观众的灌输和引导就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文化对人的全面嵌入,它以精神生态的塑造者或精神生态的颠覆者出现。电视媒体和电视传播者的责任就是用健康、向上、进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引领人的精神生态,抑制电视中的颓废、堕落、消极、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环境。
电视和其他人类创造物一样正在发生着异化,逐渐演变成为商品经济时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一场场视觉游戏。当人们为电视的诞生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谁也不曾料到,电视带着“利”与“弊”这对“孪生姊妹”一起降临到人世间。西方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利呼吁建造的“生态纪”所必需的未来观是:一、“可生存性”原则,即发展一种人在地球上可生存的存在方式。二、亲密感―共同体原则,即要求人类与地球组成一个具有亲密整体关系的单一共同体,即在事实上和哲学意义上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意识到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是一个整体。三、“赞美”原则。托马斯・柏利特别为可生存性原则设计了三条路径:必须从“人类中心论”转向“地球中心论”;反对和限制人类集体不加克制地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由面向大自然的“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为此,他在《重塑人》中强调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在一个物种的层面,用批判性的反思,在生命系统共同体内部,用一种发展的眼光,通过故事和分享美梦般的经验重塑人。”⑥他提出向“生态纪”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退化了的生态意识的恢复,是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的恢复,也是紧密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人性的恢复。这也是生态传播理念的精髓。
刘先生在《生态电视论》中认为生态电视是体现生态文化的最佳载体。他首次提出要自觉构建生态电视,实现传统电视向生态电视的转型。⑦生态电视的概念,是与传统电视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传播特定电视内容的文化形态,在外在形态和传输手段方面没有任何差异,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所传播的节目内容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生态电视是以传统电视为基础的,以生态意识和生态精神作为内容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其统领的理念和视角上完全“生态化”了。就自身目标而言,生态电视就是建构起最终能引领人类确立生态意识的合理结构的节目系统。就终极目标而言,生态电视旨在重构人的最佳精神生态系统,矫正和抑制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身精神环境的和谐关系。生态电视就是生态化的电视,是把生态学原理移植拓展到电视传媒的实践层面,用生态学的思想和理念审视、批评、重构人类电视文化系统。在传播生态文化指令和精神能量中,生态电视弘扬终极的生态价值,培养全面的生态素质,塑造人们崭新、健康的生态人格,从而矫正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达到矫正错位的精神生态、修复畸形的社会生态、挽救失衡的自然生态的综合整体目的。
生态电视表现出来的生态精神,就是人文精神通过电视文化在人的生存状态中的充分体现。生态电视在构建人类新型文化体系的进程中,不可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人的现代化。大量的事实告诫我们: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往往是基于塑造了一代新型的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具有正确价值观体系的人,而一个国家的落后与停滞不前又往往缘于人的落后。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重申勒纳的观点说:所谓“现代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形式,它还是一种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和思想的改造过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生态电视对人的文化指令的引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整体引领,就是说引领的指令是使人能正确处理人与精神生态、人与社会生态、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使之相协调的能量。这些能量就是生态化的思维观、自然观、伦理观、美学观、发展观、消费观、科技观和未来观,它们在人的意识深层集合起来,就融合为生态意识。
一言以蔽之,电视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实为一体两面。
注释:
①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邵志择:《传播范式与传播生态――评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新闻记者》,2003(12)。
③吴志文、张茧:《传播生态与新闻范式》,《韶关学院学报》,2006(4)。
④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2)。
⑤王伟芳:《电视广告给我们什么》,《文艺报》,2004年1月3日。
⑥赫尔曼・F・格林・托马斯・柏利[美]:《“生态纪”》,《新华文摘》,2002(9)。
⑦刘:《生态电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与缩影，是演绎时代进程的“活化石”，并成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和医治心灵创伤的重要法宝。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文化逐渐受到热捧并在旅游业中得以广泛应用，但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导致出现传统糟粕文化再生、优秀传统文化流失、传统文化舞台化与庸俗化严重等问题。因此，如何促成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理性复归就成为亟需关注、高度重视并予以有效解决的问题。文章在阐述传统文化对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文化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品牌营销、旅游业态创新、旅游规划开发等方面的应用表现，并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进行传统文化开发时所需遵循的原则及思路建议。
关键词传统文化；旅游业；应用开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将消费的重心由物质生活向精神文化生活倾斜。而传统文化作为古代与近代文明的见证与浓缩，在经过五千年的洗礼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2009年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同时在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为发展文化强国的战略作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政策环境。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总体概括。而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传承沿袭下来的，并根植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和动态的东西，并对社会形成一定影响[1]。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刻印，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生产生活的总体表征，能够真实地反映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精神风貌[2]。
五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在精神素质、文化结晶、民族认同等方面的表现，主要包括团结凝聚、自信自强和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包括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和伦理中心的传统文化特色。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关于自然的、又有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从时限上看，中国文化有古代的传统，也有近代和现代的传说[3]。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概念，由于地域空间限制和时间演化的影响，传统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空间性、民族性和传承性、变异性和时代性。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又会随着时间的洗礼，在传承的基础上，与现代文明元素发生碰撞、产生融合、实现创新，呈现出一种永续发展的状态。
二、传统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价值诠释
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逐渐发现并证实了传统文化资源在促进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业态创新，以及旅游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是构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是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
（一）传统文化是构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消费品味的不断提高，游客逐渐将消费方向从传统的自然观光游转向深度的文化体验游，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合理开发迫切而重要。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其科学合理的发掘、利用和保护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吸引物的数量、质量及功能组合，进而影响到旅游开发的效果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之一，其吸引力就在于它与游客所处、所感的文化介质有所不同[4]。旅游开发能够为传统文化补充新鲜血液，使其得到发展、推广和延伸，而文化则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根基，脱离文化内涵的旅游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服饰、书画、建筑、饮食、戏剧等文化精髓，成为展示地方特色，吸引游客参观体验的重要旅游吸引物。例如：大型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播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由于轰动效应而产生的强大宣传作用，成为吸引游客前去当地品尝美食的助推器。
（二）传统文化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该地区旅游产业成熟度的重要标志[6]。而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从中吸取出有代表性的内容就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因其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流传久远，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7]，成为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
没有内涵的旅游活动，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将走向衰落。而传统文化中的民俗风情、地方特产、特色饮食、建筑风貌、名人轶事、遗址遗迹、生产方式等要素，都成为开展旅游品牌宣传营销、旅游活动策划设计的重要法宝，成为有效开展旅游活动的科学依据来源。
（三）传统文化是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使人“自强、自律、自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服务人员经常接触旅游事务，对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名人轶事等如数家珍，而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仁、智、信、忠、孝”等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能够对从事旅游的人员产生心灵上的陶冶和道德上的熏陶。对其中的文化精髓进行有效吸收和充分发扬，能够提升整个旅游行业的整体形象，充分展示“忠孝”、“爱国”、“诚信”等价值观念，同时也会上升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形成民族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华山旅游大巴司机杨京红、导游员文花枝、导游员王伟等感人事迹，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完美诠释。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创新的应用表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内核，而旅游则是文化的有效载体和展示途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朝气蓬勃的旅游业的交叉融合，能够迸发出美丽的火花，产生强大的营销作用和完美的体验效果。两者的相互借鉴及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提供丰富旅游文化产品、助力品牌营销、创新旅游业态，而且对旅游规划与开发也能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传统文化融入旅游产品设计
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许多濒临灭绝或失传的文化景观、民间技艺得以留存和复归，并得到大众的关注和重视，使其获得新生和延续。例如传统文化中诸如腰鼓、秧歌、花船、龙灯表演、舞龙等传统民俗文化表演的复苏，就使现代人能够一睹古代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传统。
此外，传统文化中还包括众多的思想观念、诗词题咏、游记碑刻等形态元素，在本质上表现为无形性。因此，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就需要有一种物质载体和平台来承担。而旅游纪念品作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精巧便携、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工艺品、礼品[7]，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外，同时还具有纪念价值、收藏价值、使用价值和馈赠价值[8]，是传播传统文化最好的物质载体和途径。刻有诗词歌赋的扇子、竹刻、石雕、钥匙扣、钱包等装饰品和实物，成为传统文化在旅游产品设计开发中的典型案例。
同时，旅游线路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同样对传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例如：“跟着课本游绍兴”，这种寓教于乐、寓乐于游的形式很有创意，是旅游产品开发的一个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但现实中往往存在偏离科学价值观念的旅游活动，例如“鬼子进村”、“土匪抢亲”、“西门庆庄园”等项目，不仅使旅游没有了任何思想寄托，而且陷入了以丑为美、把疮疤当酒窝的怪圈[9]。因此，这就要求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秉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科学的旅游观，凸显旅游产品设计的科学性、创意性和价值性。
（二）传统文化助力旅游品牌营销
旅游能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载体和市场空间，而传统文化则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雄厚的资源基础，成为开展旅游品牌营销、创新旅游活动形式的现实依据和可靠来源。
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御”、“射”等休闲要素及体验价值更能满足现代人的参与体验需求，产生较大的共鸣，并获得较高的顾客回头率。例如：为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曲阜市创新推出了“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岳阳市也从2013年春节推出了“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活动，江西滕王阁景区也曾推出背诵《滕王阁序》免门票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与契机，同时也扩大了当地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了当地的综合效益。
（三）传统文化促成旅游业态创新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而旅游是文化的传载形式。二者的相互碰撞、交流与有机融合，催生了一批旅游新业态，培育形成了新的旅游产业，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一批文化场馆的修建和开放，成为展示遗产遗迹的最佳场所；同时民俗表演与旅游业的结合、体育活动与旅游业的结合、红色革命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等促成了节事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等新的旅游业态；除此之外，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的出现及兴起，成为游客对传统文化的静态观赏向动态体验转化的有效途径和最佳方式。
（四）传统文化指导旅游规划开发
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种思想，其中的优秀思想观念成为影响旅游规划开发的重要因素。在现今越来越强调生态、低碳、环保的社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就尤为重要，天人和谐思想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传统景区对大自然山水始终保持着亲和的态度。例如：西湖文化景观融合了自然、人文等元素，在具体的规划建设上追求人工构筑与自然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与统一之美。从西湖整体的山水格局来看，西湖从疏浚治理之初便充分显示了水利工程与自然风景的高度结合。从建设量比例看，人工构筑在景区整体环境中所占建设面积较小，但是往往是景观中的点睛之笔，烘托渲染了西湖的自然风景之美[10]。此外，“小鱼捉尽，大鱼不见”、“生时多种一棵树，死后子孙有阴凉”等农谚，也直接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1]。这些思想观念都成为当下指导旅游规划开发的重要依据。
四、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思路与建议
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对传播品牌形象、引领行风建设、创新旅游业态和引导旅游规划开发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传统文化的科学合理及有效开发，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就必须秉持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紧跟时代潮流，加大保护措施，促成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有机互动与相互融合。
（一）遵循的原则
1.追求品质，有所扬弃
一个真正成功的事件和话题不仅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获取知名度，而且还能通过沟通引起消费者的心理共鸣，产生品牌偏好，实现由知名度向美誉度的转化。如张瑞敏“砸冰箱”砸掉的是过时的经营理念，砸出的是质量意识和消费者的偏好[12]。但是知名度并不等于美誉度，事件或话题的制造在旅游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会起到极大的“轰动效应”，能够产生较强的知名度。然而不一定会产生较好的美誉度，例如黄山、阳谷、临清三地争抢“西门庆故里”事件，是一种对滋生的糟粕文化的不良倾向，是应该得到摒弃的。所以这就要求遵循“扬弃”原则，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和弘扬，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摒弃和抵制，通过制造有影响力的、能够反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件，使旅游企业、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等旅游行业人员从追求知名度向追求美誉度转变。
2.深挖内涵，引领潮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步，时展瞬息万变，旅游业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体验经济时代、散客时代、大数据时代和小苹果时代，因此就需要结合游客的实际需求，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体验度和幸福感。
近年来，在全球化、城镇化的影响下，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由于核心功能的丧失而逐渐消亡，能够承载传统文化的物态载体虽受追捧却由于其静态性质和同质化现象而让人体验不够、印象不深[13]。这就要求深挖旅游内涵，突出旅游特色，通过静态展示与动态互动的方式，找到吸引游客的突破之道。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的快速传播，信息化、智能化、全媒体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涌入各行各业。而信息化和旅游业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旅游电商的快速成长，同时也方便了旅游者的出行与游览。电子导游解说系统，旅游电子触摸屏等设施设备，方便了游客信息的查询。而微信、微博等现代新兴媒体的兴起，为景区品牌促销、形象宣传提供了展示途径，这就需要将传统文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展现出来，使其“活化”，在现代社会展现出其生机与活力。
3．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旅游开发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传载形式，而旅游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相结合，可以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因此，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必然要求。旅游开发商为了迎合更广阔的市场主体，通过多样化的产品形态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获取经济利润，会尽量开发并形成多种旅游消费形式。当盲目、无度的旅游开发使旅游形式超出传统文化资源的承载限度时，就会造成对其文化内涵的破坏。由于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融合性，旅游行为使游客所体现的现代文化和目的地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作为主流强势文化的现代文化对弱势的传统文化有较强的同化作用，极易造成目的地传统文化特征的减弱和消失，进而影响其旅游吸引力[4]。这就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游客共同打造和谐旅游文化、共建“美丽中国”形象。
（二）路径与措施
1.当地政府应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是相互联系、互为矛盾的统一体，需要用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目光审视传统文化并对其中的矛盾进行有效解决。而文化资源的开发却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开发难度大，需要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
当地政府在传统文化发展及旅游业发展中充当着利益协调人的角色和地位，对于传统文化应该积极开发和保护，从领导机构的建立、保护规划的编制、资金的投入、政策的支持到人才的培养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宣传进行顶层设计，为实现传统文化对旅游业的贡献发挥积极助推作用。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要以科学合理的规划为前提，同时应组成由文化、城建、土地、环保等统归于政府领导的保护机构来统一制定并实施有关的保护建设法规条例，避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无序开发和随意利用。积极培育地方文化意识，树立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传统文化保护主动性，形成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氛围；要在加强对传统文化核心要素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整合现代文化现象，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效融合。加强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有针对性的宣传促销和知识普及，提高公众的认识层次和消费兴趣，使传统文化保护变成人们的普遍意识[4]。
2.社区居民应保证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社区居民既是旅游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旅游活动的受益方，在旅游活动中，应极力避免传统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与商品化，应建立健全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特别是要注重抢救性地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力求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社区居民应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增强自身的文化保护意识，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培养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避免传统文化的流失或断层，保证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传承与弘扬[14]。
3.旅游企业应坚守职业操守
面对旅游业巨大利益的诱惑，开发商逐渐将传统文化注入过多的商业化元素，使传统文化被过分商业化，使其丧失了原真性。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地点，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很多这种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15]，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为了接待旅游者，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将传统的文化习俗逐渐庸俗化，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使传统文化失真，甚至被扭曲[14]。这就要求旅游企业坚持本真的原则，追求品质，对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进行扬弃，同时深挖内涵，引领时代潮流，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
4.旅游者应提高自律和自省意识
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引导功能，能够对人产生较强的“自律”和“自省”作用。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该自觉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在旅游之前应详细了解与目的地有关的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在旅游过程中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盲目消费，对旅游活动中出现的旅游事件能够做到理性维权。另外，应养成洁身自好的行为习惯，对“”、“色情”等糟粕文化进行摒弃和抵制，从自身的角度促进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据来源，并且成为当下优化旅游行业之风的关键要素，在当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被广泛应用于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品牌营销、旅游业态创新、旅游规划开发当中，成为全面打造“美丽中国”形象和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内核。同时，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及开发中，要明白“知名度并不等于美誉度”、“眼球效应”并不能带来“联动效应”的道理，正确处理好“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关系”，要严格遵循“追求品质，有所扬弃”的原则；此外要深知“只有筑牢里子，才能更好地撑起面子”的道理，正确处理好“里子与面子的关系”，通过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手段对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深挖，从而实现引领市场潮流的目的；最后要对“问题倒逼改革，改革需要科学”进行深层理解，树立“科学旅游观”，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的问题，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总之，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有效保护及合理开发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与游客的广泛参与和协调配合，加强在政策、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投入，用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目光审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及未来走向，通过各方面的齐抓共管与通力合作，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理性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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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6-0039-05
当前，学术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时。一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都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此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模式的冲击。少数人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彻底改造中国。在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客观存在和现实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制度沉淀。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不容忽视。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优势特色”、“巩固完善”必须面对的文化生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过程。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生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涵盖政治、经济、民族、法律等多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1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历史逻辑来看。旧中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成功尝试提供了历史的启迪、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弊端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产生着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面对复杂局面，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危机的“应变精神”：二是“贵和持中”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中”文化：三是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的“求实精神”。
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在历史上的统一与发展中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复杂政治斗争，因而使得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应变精神”，在每个历史交接点，能够镇定应对和巧妙处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的任何困难和危机，中华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保持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华民族厉久弥坚，自古至今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应变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应变精神”的主要体现，所谓“柔弱胜刚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与同”的“和中”文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和中”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中”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和谐到达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和与中”就是不走“左右”两分的极端，善于把握平衡，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求实精神“是最具鲜明特征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华，也是造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品格。”实事求是就是“求实精神”的现代表现。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无论是在先秦儒家还是法家、道家都有体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析万物之理”、“知人论世”等等是其具体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应变精神”、“贵和持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中”文化以及知行合一的“求实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尝试的失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使中国社会制度发展有了新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尽管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现实的国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果断实施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具有了“中国特色”。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归纳总结，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与“和与合”的文化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从某种程度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也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相适应。是导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文化中的“求变”、“求实”与“和与合”相结合，客观上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根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正确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之门、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应变精神”、“贵和持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求实精神”等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与次要”、“一元与多元”的结构特点体现了辩证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与同”传统文化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基本制度上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体制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主要与次要”、“一元与多元”的结构特点。实现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尽管这种制度模式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但是经过30多年的实践，这种制度模式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中国与瑞典比较的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基，是传统文化精华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绝佳结合。而且在两者的结合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培育与生成。
1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与现实困境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形成与瑞典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瑞典民族文化深受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和欧洲人文传统的影响。瑞典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没有间断过，具有连续性，它现在的文化与价值观，很多是数百年民族连贯性的沉淀。瑞典民族心理中，倾向于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就是不是通过冲突而是通过妥协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民族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大的民族冲突和矛盾。社会各阶层间妥协与合作，为瑞典社会在生产资料社会化行不通后选择了和平的方式，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财富再分配去曲折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这种各阶级妥协与合作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瑞典各利益集团之间在利益分割的问题上采取互相让步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集团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愿意接受较高额的税赋，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在不触及私有制前提下要求实现就业和财富再分配。瑞典混合经济制度、温和型政党制度、以高福利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内阁制度等正是这种妥协与合作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应该承认，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在政治上一定程度扩大了人们的自由民利，维护了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提高了公民的参政意识，使普通民众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同时也缓和了劳资冲突，使瑞典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从经济上看，扩大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参与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大权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一定程度克服了私有制下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局限性和弊端，相对改善了雇佣劳动者的处境，同时也促进了瑞典经济不同程度的发展。从社会来看，社会福利制度和再分配体系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缩小了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完备的社会保障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显然，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瑞典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工人在企业中并没有真正享有参与权，资方仍是主要的决定者。政治妥协与阶级合作的文化价值观使瑞典各阶级实力相当，各阶级间为了平衡在互相妥协中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直到今天，社会连续失去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从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绩效来看，虽然从20世纪50到80年代，瑞典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的弊病，瑞典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因此，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称其量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形态，显然无法担当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征
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辩证的“应变精神”、“求实精神”、“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同”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具有注重整体与长远利益的鲜明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些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的具体制度和体制，都是在不同阶层和群众之间寻求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切合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无论是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这种包容精神符合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民主、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注重整体与长远利益，而且形成了一套处理和协调人民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运行机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民主等实现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很明显。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在私有制基础上保障的是少数集团的利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能真正保障“自由、平等、团结”价值观的实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地保证了所有制之间的动态和谐、各民族共同体的动态和谐、政党关系的动态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应变精神”、“求实精神”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为每个人提供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大限度地形成制度共识，这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深刻变迁、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可以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提供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纽带，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和制度优势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与实践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安全风险与文化生态建设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文化安全风险
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新一轮科技革命进一步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以所谓“普世价值”的方式在世界蔓延，企图颠覆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各国。一方面。少数发达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其经过“新自由主义”包装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全球策略。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在新一轮选举中出现回暖迹象。个别国家社会党重新执掌政权，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种状况与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派遥相呼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今天，社会思潮和文化多元化是一种世界趋势。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主义是其干涉、颠覆发展中国家的软手段，这种状况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建设。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
从国内来看。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获得显著进步。但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格局的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更多风险，还存在很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所有制结构还不合理、分配关系还未理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十报告中从经济、政治、社会、党的形势等多方面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也体现了党中央直面现实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高度的制度自信。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腐朽的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如“官本位”、“人治”、“权大于法”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中必须努力克服的。但是，少数人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文化与制度现代化混为一谈，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看作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发展的橱窗和样板，主张实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企图照搬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这种认识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
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文化安全风险，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出有力的回答，必须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的优化来说明这种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首先，应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受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应在中国客观的经济社会基础上构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良好的文化生态。经过30多年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发展不平等，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同时并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协调，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等得到了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复杂的国情，“官本位”、“权力至上主义”等腐朽的封建残余文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生态建设必须从这样的国情出发。
其次，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优化组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质文化生态。任何制度缺少传统文化底蕴，哪怕设计再完美也不过是纸上文字。转轨后的俄罗斯，其基本制度完全照搬西方，结果运行起来就变了味。而中国，就经济制度而言，既不是单一私有制，也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经济体制来说，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政党制度而言，既非“一党制”，也非“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无不体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合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生态建设应该包含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本土化。寻找本土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点，并使之制度化；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和时代的要求进行培育和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文化。由此而言，没有文化就没有制度，难怪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