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民俗艺术”自有其特征和规律。“民俗艺术”与“民间艺术”、“民艺”、“民间文化”等概念常常被人混用不分,似乎被看作彼此无甚区别的同义词。其实,尽管它们在名称上都有一个“民”字,在社会层次上都与下层之“民”相关,但因视角不同、内涵有别而各有其意。“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它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艺术”,系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等上层而言的下层艺术,作为一种空间性的概括,它强调创作与应用视域的下层性,而不强调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传承因素。其类型与作品既包括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括各种民间的新创,甚至还包括庶民中非群体的个人创作,诸如邮票剪贴、种子拼贴、包装带编结、易拉罐饰物,等等。“民艺”,系日本传入的外来语词,它同“民谣”、“民具”、“民俗”等名称一样,意在强调主体为民的性质。
它不是“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的简称,而是从创作者与享用者的身份所做出的文化判断。如果一定要说简称的话,它倒是有“民众艺术”、“庶民艺术”的含义。至于“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等是属与种的关系,艺术本属文化,它们相互间并非同一的,或并列的关系。民间文化包括民间风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宗教,以及其他的民间知识与民间创造。总之,“民俗艺术”的概念是从传承性、风俗性所做出的文化判断,而“民间艺术”的概念乃立足于社会空间的分野,至于“民艺”一词,则出于对创作与应用主体的身份所做的类型划分。当然,它们都具有“民”的性质,就具体作品而言有时彼此难分归属,这正是它们易被混用的原因,但作为概念,对它们的概括与把握需要有学理的支撑和区分。
二、研究体系
民俗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应构建自身的研究体系,以显现学科的严整,并推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范畴。“民俗艺术志”,是对民俗艺术的类型、作品、传承、分布、现状、制作或表演等情况加以搜集、记录、整理、编写的基础性工作。作为民俗艺术研究的对象,它提供了实证材料和研究课题。“民俗艺术志”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靠田野调查和文献搜求,需要对作者、作品、创作过程、展演空间、发生背景、艺术组织、地域分布、传承情况等做出翔实的调查和科学的判断。“民俗艺术志”的研究,通常按国别、民族、地区、时代、类型、品种等进行,其选题诸如《中国民俗艺术志》、《苗族民俗艺术志》、《南京民俗艺术志》、《宋代民俗艺术志》、《民俗版画志》等。其研究范围能大能小,大到《亚洲民俗艺术志》,小到《ⅹⅹ村剪纸艺术志》、《ⅹⅹ镇印染艺术志》等,都能成为研究的选题。
“民俗艺术志”是民俗艺术学框架的基础,也是民俗艺术研究的起点。“民俗艺术史”,在研究对象上包括“民俗艺术发展史”和“民俗艺术研究史”两个基本领域。“民俗艺术发展史”主要着眼于时间坐标下的民俗艺术及其自身的传承、演化,从而让人们对某地或某类民俗艺术有纵向的全局的把握。“民俗艺术研究史”,则是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做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涉及研究组织、研讨活动、理论发展、出版情况、学术论争、研究成果等方面,偏重理论的归纳与总结。“民俗艺术史”作为民俗艺术学的基本框架,其存在能表明学科固有的历史积累和自身完善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民俗艺术论”,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部分,也是民俗艺术学体系中的核心。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概念、类型、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方法、背景等,涉及民俗艺术的各种内外部规律及其研究方法。“民俗艺术论”着重于理论的阐发和规律的概括,成为民俗艺术学体系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民俗艺术论”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民俗艺术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水平和理论程度。“民俗艺术应用研究”,主要进行民俗艺术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研究,同时也包括保护、展示、培训、创研等领域的研究。民俗艺术存在于民间,本是民间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显著标志,长期以来它在乡村和城镇自然传习,满足着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民众的精神需求,美化着艰辛、贫乏的劳动生活,而在当今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俗艺术已成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资源,获得了新的应用空间。
应用研究包括应用源、应用者、应用场的规律研究[1],就民俗艺术而言,就是扩大或改变其自然传承的定势,走向市场,走向新的空间和新的功用。“民俗艺术专题研究”,旨在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它以实证为基础,并要求从个案分析上升到理论概括。它没有刻意的“史”、“论”之分,其宏观的概括总是以微观的探究为先导。诸如“纸马研究”、“年画研究”、“皮影研究”、“傩舞研究”等,作为一个个的专题,既有相通的民俗传统和艺术背景,又各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专题研究就是要揭示民俗艺术的“类”的特点和“种”的规律。专题面广量大,虽不构成研究体系的主脉,但能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就上述体系而言,当今我国的民俗艺术研究还未能充分展开,民俗艺术学的建设还需要多领域地加以推进。
三、理论支点
理论支点是理论系统的支撑,或专指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支点,我们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传承论”的核心是强调民俗艺术的要旨为传承性文化现象。民俗艺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发生和存在既不会突然偶见,也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我们研究所关注的“传承”首先是有时序的,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体现出古今相贯、承前启后的特点。“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本立足于时间的跨度,而“传承论”的理论乃是对民俗艺术传统的沿袭所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可以说,没有传承,就没有传统,传统依赖传承而发展。“传承论”包括传承人、传承地、传承时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传承媒介、传承节律等范畴的研究,成为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由于民俗艺术以传承为其最显著的存在特征,因此,“传承论”就当然成为民俗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支柱。“社会论”的着眼点是强调民俗艺术的群体属性和社会风格。
民俗艺术作为民间的传统艺术,不论在成果形式、题材内容、材料选择、工艺手段、功能取向、应用时空、信仰表达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基础———社会的需要与认同。民俗艺术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某个个人的独创,它不以个性风格相标榜,而是社群风俗的体现,集体创作的延伸,其间虽有个人的局部改进或创新,但仍顺应社会风俗的氛围,其社会性仍强于个体性。社会以地域的、民族的、行业的人群所构成,正是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才形成一个个各有传统的整体。民俗艺术作为民俗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文化精神的表达,也是其艺术审美的张扬。“社会论”着眼于民俗艺术的主体成分,包括制作者、表演者,赏玩者、享用者,以及营销者、管理者等艺术中介,研究其群体属性,从主体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支撑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框架。“象征论”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民俗艺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象征把意象与物象、事象相联结,虽幽隐、迂曲,却自有其文化逻辑和解读方式。《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
由此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艺术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象征的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2]2。作为集体意识的表达和解读,象征缘起于原始文化阶段,在文字尚未发明、语言尚未成熟的时期,它是有效的交流手段,它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想象空间,并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激情。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2卷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自身的“密码”。民俗艺术与原始艺术有着渊源关系,象征仍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式。因此,“象征论”亦构成民俗艺术理论的重要方面。
四、研究视野
研究视野是带有空间性的探索领域,它既能反映研究者的学识广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学科的发展程度。民俗艺术学作为新兴的艺术学科,其理论构建应包括研究视野的开拓与认定。我们可以从基本类型、主要环节、自身层次、存在属性、传承形态等角度,为民俗艺术学展开研究的视野。从基本类型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涉及民俗造物艺术、民俗表演艺术、民间口承文学等。“民俗造物艺术”,即木雕、石雕、编织、泥塑、纸扎等手工制作,它以有形有色的具象成果、传统工艺和风俗应用成为其存在的标志。“民俗表演艺术”,即民间小戏、民俗歌舞、傩戏傩仪、商卖吆喝、绝技绝活、民俗游戏、民俗礼仪等,它们依存于一定的民俗氛围,以动态的展演为特征。
民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基础，民俗文化，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民俗及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就比如《水浒传》中的江湖文化、侠义文化都属于民俗文化意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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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雅俗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40―03
研究抵制“低俗之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涉及到的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等相关的概念。鉴于这两个概念对本课题的基础性意义以及学界对其认识的颇多分歧，本文先就雅文化、俗文化的概念内涵展开论述。
一、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
“雅俗文化观”亦可称为“雅俗观”，是人们关于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根本观点或看法。它要回答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文化、什么是俗文化，雅和俗的关系、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关系怎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雅和俗等问题。“雅俗文化观”本身也是文化，它包含着人们关于雅文化、俗文化的内涵理解和价值评价；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来评价雅和俗，就会有不同的雅俗文化观。
在古汉语中，“雅”即是“正”，即正确、正规、标准、规范的意思。如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的“雅”就是正确、基准、标准之意，“雅言”就是古代官方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尔雅》的意思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接近于官方的标准和规范。中国古代推崇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里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雅”收集的大多是孔子之前数百年间奴隶主贵族中士大夫们的诗作。这些诗作相传是由孔子精心挑选出来的上乘作品，之后一直是被奉为儒家文雅之士的经典。根据“雅”的原始涵义及文化传承过程中引申，“雅”逐步有了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雅”是儒家的文化经典，是代表圣人之言的真理性文化。其二，“雅”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的知识才华、文化涵养和精神风貌，是文明的标准、世人的楷模。凡同“雅”搭上界的人，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因此，儒雅、文雅、风雅之士都要“举止优雅”，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雍容雅步”。其三，“雅”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主贵族特别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专利，它标志着剥削阶级贵族集团追求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清净幽雅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古汉语中的“俗”含有民俗（民间风俗）、俗人（普通百姓）、庸俗、粗俗、俗语（群众流行语）的意思。同以儒家经典为雅、以社会权贵为“雅”、以远离劳动人民的悠闲清净为雅的“雅文化观”相比，古代社会“俗”的观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其一，“俗”是指民间风俗；“俗文化”就是指民间风俗文化。其二，“俗”是指向处在社会下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其三，“俗”本身带有没有文化、缺少修养的意思。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俗”字明显带有贬义的倾向，凡是同“俗”字搭上的词，如俗人、庸俗、粗俗、低俗等，更是贬义。它体现着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蔑视和对劳动群众的歧视。它同上述的“雅”观念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雅俗观”起源于以奴隶主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奴隶社会。它一开始就是奴隶主贵族知识分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萌发的，明显带有颂扬剥削阶级、鄙视劳动者阶级的倾向。在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中，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完备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后，“雅俗观”实际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真理标准、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它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劳心者为“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只读圣贤书为“雅”；学而优则仕，为仕则“雅”；它不仅引导人们把追求荣华富贵、富丽堂皇、清净悠闲、光宗耀祖、鄙视劳动等作为价值导向，而且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纲常伦理都赋予了“雅”的意义。因此，这种“雅俗观”实际上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荣辱观”。它以升官发财、远离劳动、荣华富贵的“雅”为荣，以身处下层社会、与劳动结伴的“俗”为耻，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虽然在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中时而也有“民惟邦本”的思想，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仁人志士，有“体察民情”的举动，但总归是无力动摇剥削阶级的价值观体系，剥削阶级的雅俗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它不可能科学解释世界的物质本质，尤其是不懂得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懂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道理，不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其二，受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限制。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同剥削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一致的，其目的是宣扬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对于培养贵族文化意识、巩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强化社会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其三，受旧知识分子固有的歧视劳动群众、脱离劳动群众、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局限。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产物，是其人生观的自我写照；而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和统治集团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傲自大、看不起劳动者是他们的本性，要他们尊崇劳动群众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以剥削阶级的“雅”为荣、以劳动人民的“俗”为耻的荣辱观，鼓舞着剥削阶级贪婪地享受着“雅致”生活，而不顾下层民众的粗俗和贫穷；助长了追求豪华富贵、讲排场比阔气的“大雅”之气，推高了整个社会“附庸风雅”之风，误导了无数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以至于可以称它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劣根”，至今还影响着不少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
二、社会主义的雅俗文化观
所谓社会主义雅俗文化观，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雅俗文化观”，亦可简称为“新雅俗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结束了剥削阶级在中国数千年的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然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雅俗观的荒谬与危害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在意。我们分析剥削阶级雅俗观的错误本质，目的就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和改造剥削阶级的“雅俗观”，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根据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剥削阶级“雅俗观”同社会主义“雅俗观”之间也应当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两种“雅俗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社会主义“雅俗观”的本质内涵。
第一，“雅”与“俗”是关于文化的外部表现形态的评价，而不是对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先进与否的评价。试作如下分析：其一，“雅”和“俗”不等同于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更不能对应于富有和贫穷、高贵与卑贱；不能认为“雅文化”就是进步文化、有钱人的文化、的文化，否则又将陷入剥削阶级“雅俗观”的窠臼。其二，“雅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俗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逻辑上讲，这种观点混淆了雅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特征。它使得雅文化和俗文化失去了“两两相对”的意义，不仅可以推出“先进的俗文化就是雅文化”的结论；也会形成“雅文化低俗化”问题的逻辑悖论。从事实上讲，一切雅文化都是先进文化的命题也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和现实。因为，利用“雅文化”宣传落后思想、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情况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罕见。其三，不能认为雅文化都是落后文化，俗文化都是先进文化；或者俗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雅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由上可见，只有把“雅”与“俗”限定为对文化外部形式、外部形态的评价，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二，雅文化和俗文化概念的指向是社会文化表现形式的成熟和完备程度：雅文化是指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指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
马克思在《导言》曾指出，人的思维着的头脑从哲学上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这一思想被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概括了人类精神把握世界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就是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实践―精神）。我国学界对人类精神形式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类的全部精神文化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部分：社会心理是以感性认识为主的低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形式是以理性认识为主的高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在“社会意识形式”的层次，又分为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基本对应着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善、美”三个方面，因而是精神文化的基本形式。
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所以被称为“形式”，强调的是它们各自稳定的形态和样式，包括各自的格式、规范和要求，特别是各自“语言”形式的专门化和规范化。比如，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格式；科学是研究一定领域客观事物并揭示其规律性的理论体系，不同的科学门类都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和方法；道德是关于善恶评价的“实践―精神”，它有向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全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性；宗教有自己规范化的语言和仪式；艺术有塑造“美”的形象的特有手法；等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文化形式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有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发展的主渠道。一方面，前人总是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把人类已有的文化精华记录传承下来，后人只有通过理解这些不同文化形式和语言来解读人类智慧的密码、接受前人的文化信息，才得以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后人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也必须依赖、通过这些形式；游弋于这些文化形式之外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较大贡献。
怎样理解雅文化是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呢？所谓文化形式的成熟和完备，是指某一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样本符合它所属的文化形式公认的规范和要求，代表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个时代的较高或最高水平，即所谓的经典、传世之作。这里的“经典”不仅是指经典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经典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如，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经典饮食文化、烹饪技术，经典的建筑文化、建筑技术，经典的中医文化、中医医疗技术，传承已久的手工艺文化、高超的手工艺技术，等等。所谓不成熟、不完备，是指精神的或物质的某一文化样本虽然包含相应的文化要素，但还处在自发的、初始的、比较素朴状态的文化形式。比如，合乎规范的文章和杂乱无章的文章，样态和结构规范的建筑物和不规范的建筑物，符合宗教规范的寺庙与乡村小庙，严谨规范的音乐舞蹈与随意发挥自娱自乐的音乐舞蹈，等等，前者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后者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雅”的这个涵义同古代“雅”的原始涵义是一致的，但是古代的“雅”只是限于书面文字的雅，限于知识分子的“雅”。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人”就是指那些有较高专门文化素养、代表一定时代文化水准的人，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和物质文化生产领域各行各业在内的比较知名的专业代表人物，这样的“雅人”就是所谓的文化精英。“文化精英”不仅是指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俗人”就是普通人、一般人、平常人的意思，同样包括各行各业的人。这里的精英人士和普通人士都只是对“专业技术”方面的评价，与他们财富的多寡、政治权力的大小、思想觉悟的高低、道德品质的优劣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雅文化和俗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
【论文摘要】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美。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色彩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历史中，透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特性。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民俗，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汪曾祺的故乡江南水乡高邮，故乡的地域文化环境给了他们以柔美、清丽、隽逸的地域文化熏陶淳厚素朴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的习俗禁忌、饮食起居、歌谣谚语、节日娱乐等独特的民俗文化对京派作家产生了潜在影响。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其作品呈现出景物的美、意境的美、神韵的美，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之美。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正是以x／，湘西苗汉各族特有的婚姻、节日等习俗的传神描绘，构成了他小说独有的情调，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说的艺术魅力。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由湘西汉、苗、土家各族文化交织成的复杂而又多彩的民俗生活画卷。打开沈从文的作品，湘西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奇特的风俗人情便纷至沓来：碧水环绕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烟火，如雷的鼓声，端午的龙舟竞赛，中秋的舞龙耍狮，月夜的对歌，点着火把走夜路，军民同乐，孩子的取名。迎婚送亲的唢呐声．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无不新奇别致。这些山花流水般绚丽神奇的风俗画面．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显示了湘西山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情调，使人神往．令人陶醉。给《边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时令节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El，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到河边看赛船。”为了增加这节日的气氛，人们还“把三十只绿头长颈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让人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Il1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优美啊!由于沈从文的湘西风俗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湘西人民，特别是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读着他的作品，不但随笔入境，而且止不住掩卷沉思，发现这神秘的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优美中含有粗野，柔美中含有忧愁，正是这优美、古朴、奇异的风俗和令人伤心的美，深深地感染了读者。端午节中的划龙船，这是一种湘西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而这些风俗又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传统．划龙船的民俗积淀着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内涵，这种民俗一旦进入了文本就打上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四次写到了龙船比赛，仔细审视详略不同的四次划龙船，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作者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被刻划得细致人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醮酒写“王”字；赛龙船敲的高脚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深夜中老道拿着纸幡引路，孝子第二，杨马兵殿后，绕着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旁边有人打着锣钹．老道闭着眼且走且唱．用杂色纸花，撒向棺木，象征亡灵升上极乐世界的丧葬仪式。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边城》里茶峒渡口的老船夫，免费招待烟茶，拒绝过客报答，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像《长河》里写当地人“赶场”进行交易时，成交以前必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吃食摊子上去喝酒挂红，“若发生了纠纷．上庙去盟神明心时，还必须用～只雄鸡，在神座前咬鸡头各吃一杯血酒，神方能作见证”。从这种传统的原始民风里，让我们看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浑厚、正直和朴素。写湘西女子有爱美的天性，但她们审美的标志如头发挽成一个大髻．缠上一匹一丈六尺的绉绸手帕，以及那打扮在身上的精心编织的、百种千般各具其妙的纹样和色彩的“苗带”，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风情美。写湘西房屋建筑的奇特．如傍山作屋舍．临水建吊脚楼，村中多庙宇祠堂，这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人们其俗信鬼而好祠等多种信仰分不开。作者从富有民族特色从而使他的湘西小说具有了丰厚的审美内涵。沈从文这些描写湘西风俗画的作品。使他获得了“湘西边区少数民族生活的画家”的赞誉。
汪曾祺常常称自己的小说为风俗画小说。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它保留着一个民族的童心，它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这样，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感情就浸润在风俗之中。所以，汪曾祺的风俗画不仅为人物营构了氛围，而且更反映出了特定环境中永不衰老的民族精神。它蕴涵着汪曾祺的美学认识：美的事物，美的情操，必须交融在美的艺术境界里，才能突显出来。他的小说与民俗确实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汪曾祺叙写自己从小所体验过的生活，内容广泛，涉及到风俗的很多方面，诸如礼仪、岁时、娱乐等，他的作品往往从而成为一幅幅饶有兴味的风俗画。如他的小说《陈四》，全篇4000多字抒写了迎神赛会的风俗民情，酝化出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欢乐”情调，酿造出一股朴野粗犷的文化氛围。后文仅用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等，人物被浸泡在浓重的古~I-N，习之中。如迎会的场面：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I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f一种很“面”的香瓜1、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糕，各种精细点心。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接着讲述了自己家乡的赛会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赛会的不同，将赛城隍的各个方面写得淋漓尽致。
汪曾祺的笔下，并没有自然主义地表现风物本身，而是以风物为作品的细节，透过它与民情风俗相联系的现象。表现生活的广度．加深作品的历史深度，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风土情，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千百年来民族历史的产物，民族文化的缩影。小说、散文中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正是民族特色的表现。再如《大淖记事》，文章一开篇就极力描绘大淖四时景物和风土人情．这里人的生活、风格、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与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日”的人完全不同，特别是他们的婚俗，大淖开化得很，“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在这样一种风俗的制约下，倘若巧云安分守己，巧云与十一子明媒正娶反而显得“离经叛道”了。入乡随俗．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好。正是在这种环境里．才显得自然生动，富有大淖气息。
在京派小说的文学视界里。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古老风俗的创制者和传承者，乡风民俗具有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生命内涵，它们沉潜于民族历史的皱褶之中，弥散在乡村民众的气息之间。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以持久坚韧而又诗意盎然的方式，规范支配着乡土中人自然淳朴的生命气质和人生形式，也成为他们行为的心理渊源和价值向导。正是在这样审美观照之下。废名的乡土小说在20世纪中国乡村文学的叙事中，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废名小说以美伦美奂的风俗描写展开对乡土家园的审美发现，其作品不论是以情取胜的《桥》，还是以理取胜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以大量篇幅将乡土风情如艺术画卷般次第展开。在这一幅幅的艺术画卷中，风俗描写不是底色，也不是背景，而是承载其作品意义的骨架和血肉，《桥》中没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即使没有小林、琴子这些角色，《桥》中的风物礼俗依然如画如诗。《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大量的风俗片段更可篇篇独立，皆成美文。废名站在20世纪启蒙话语对民俗文化彻底批判的对面，视乡风民俗为中国民问社会的集体抒情，从《桥》中尽言其美，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发现其用，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尽显乡风民俗之社会功能，从而使有世外桃源美誉的废名小说于审美价值之外更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学价值。
民俗是同人们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鱼儿生活在水里。的确，乡风民俗与乡村大地是水乳交融的。风俗是文化沉积的标记，人类以此追寻自己的文化根脉。对乡村中国民间风俗的复杂内涵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入挖掘，不仅显示出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对于乡村人物精神世界多方面、多层次的制约与塑造，更将民间文化之于乡村中国的意义价值全面呈现出来，京派小说的民俗文化观也因此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学意义。民俗文化的研究不但要放到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去考量．还要在文学系统中考察意象的发展及给文学带来的影响，研究审美意象在文学史中的变化、影响。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着特定地区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风尚，一方面通过对地方文化色彩的描绘．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这种特定地域的民俗事象的描绘一旦融入社会历史与民族心理的特定内涵．就暗示和体现出更加深广和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存在于不同作家群体关于不同地域民俗事象的集体表现之中，而且也深刻的灌注成作家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可见由此表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及风格也各不相同。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事象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这正是不同的文学大师笔下的生活显示出清晰的不同分野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见北京风味的胡同院落、茶馆、店铺和那具有幽默感的京味语言，就会判定是老舍的作品；而看见具有浓郁湘西边地风情的吊脚楼、划龙船、端午节、奉神信巫等就会想到是出自于沈从文的手笔。
一个民族特有的风士人情、道德价值观、宗教信仰、节庆仪式、人生礼仪、生活习俗等，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作品民族化的程度，而文学作品是否有民族独特性则和它所展示的民俗化内容密切相关。民俗化倾向的文艺作品，只有从具体的民俗描写中．展示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才能构成其内容和形式的民族化特色。可见民族特色常常是由风俗习惯作为标志体系，京派作家一贯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上去观察人、研究人和表现人，所以，他们笔下的民俗没有停留在纯粹民俗事象的描写上，而是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风俗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方长期形成并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中国传统风俗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精华与糟粕并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良风美俗对社会生活发挥着规范、教化和调节的作用，陈规陋习则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把移风易俗作为奋斗目标之一，始终领导人民进行移风易俗，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移风易俗的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目标，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P663，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革命。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其中的陈规陋习就成为党领导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改造旧风俗，以革命性的内容完全代替或部分代替了旧风俗。
（一）实行妇女解放，确立男女平等原则。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的妇女解放，是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解放，革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妇女彻底解放与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2]P78，因此，“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2]P57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妇女方面移风易俗的重要成果有三项：一是废除了包括缠足、束胸、穿耳在内的损害妇女身体的陋俗。缠足在中国盛行千年，尽管自清末以来持续不断地开展不缠足运动，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的乡村依然盛行，严重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所以，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一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把禁止妇女缠足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持续开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完全禁除了农村地区的缠足陋习，彻底实现了妇女形体上的解放。束胸、穿耳虽然对妇女身体伤害较轻，但同样被严厉禁止。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确立了男女一律平等的原则，妇女与男子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享受平等的权利，妇女参政、参战、参加生产、接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成为根据地社会的主流，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三是革除妇女传统的服饰发式，以应对险恶的战争环境。大力倡导剪发运动，短发或简单的发式替代了传统的“结髻”；不戴首饰、不打扮，服饰款式删繁就简，使简单成为时尚，节约物资和时间，体现了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革命斗志。
（二）废除封建婚姻制定，实行一夫一妻制。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禁止童养媳、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近亲婚配、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废除了一切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确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成为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开端。同时，取缔娼妓、废除蓄婢纳妾以及寡妇守节等习俗。与婚姻相关的聘礼、聘金、嫁妆、送亲、送礼、吃酒等陋习也一并废除。“爱人”成为配偶之间的新称谓，体现了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关系。这些法律和政策体现了党在婚姻领域的基本主张，在各根据地都得到普遍贯彻执行。
（三）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农村地区迷信盛行，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舆、烧香磕头、还愿打蘸现象非常普遍。庙宇祠堂充斥乡间，僧道、巫神、风水先生等肆意诈骗百姓钱财。农民迷信天命，甘于贫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绅、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常常利用农民对迷信和神权的盲从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影响根据地的社会安定。为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各地普遍开展破除迷信、反对神权运动，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提倡科学文化，反对神权，破除迷信，取缔一切宗教迷信组织和活动，没收或销毁其财产及工具。通过发展包括从儿童到青壮年在内的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教育体系，开展全民教育，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形成一种具有崇高革命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的新社会。
（四）反对铺张浪费，倡导艰苦奋斗。党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享乐主义。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官兵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到长征中的草根树皮，从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财政节省方针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克敌制胜。1938年3月，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党内可能因胜利而生长的骄傲和贪图享乐等情绪，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1438—1439。正是依靠艰苦奋斗这一强大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也由此成为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
（五）革除社会陋习，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社会生活方面的移风易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禁赌、禁毒，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运动丰富军民的精神生活。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律禁止、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开展政治、生产、军事、文化、体育等各种主题与形式的运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例如，中央苏区广泛开展选举运动、扩红运动、反帝运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卫生运动、轻骑队运动、节省运动、红五月运动、五卅竞赛运动、革命竞赛运动、妇女冲锋季，等等；陕甘宁边区常举行晚会、舞会、新秧歌运动、新歌剧运动和体育运动，等等。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利于激发群众革命斗志。二是改良卫生。各根据地通过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变农民不刷牙漱口、不沐浴，随地吐痰、便溺、倒垃圾，人畜共居，喝生水等坏习惯，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三是改造游民（陕甘宁边区称之为“二流子”）。游民多为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不务正业、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名声坏、社会地位低。各根据地通过宣传教育、分配土地和工作等措施改造游民，纠正社会对游民的歧视，使之成为对革命有用之人。最著名的延安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成功地把边区4万多“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此外，“同志”称谓的流行也改变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曾自豪地称赞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P718，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边区社会政通人和，稳定和谐，井然有序，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总之，持续不断的移风易俗使革命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得到了传播，不仅把广大妇女和农民从封建礼教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证了革命所需的力量，而且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风气，广大军民面貌焕然一新，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二
1949年，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伟大实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移风易俗，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移风易俗的新途径、新方法，成效同样显著。
（一）实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妇女方面的陈规陋习实行移风易俗，主要成果有三项：一是经过50多年的立法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诸多专门法律以及地方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全面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二是1995年把男女平等列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务院将妇女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颁布了5年和10年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在实践中实现了促进男女平等的重大突破和飞跃。三是建立妇女组织和妇女机构。一方面建立妇女联合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纵横交错、功能健全的组织网络，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先后成立妇女工作机构，支持和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些举措对革除妇女方面的陈规陋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妇女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
（二）改革婚姻制度，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婚育方面移风易俗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改革旧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妇女婚姻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基本主张。为保证《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一系列指示，广泛开展学习、贯彻、执行《婚姻法》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形成婚姻自由、婚礼简化、男女平等的社会新风气，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大量涌现，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2001年再次修改的《婚姻法》，继续体现了维护妇女权益、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已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生活的主流。二是计划生育。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曾酝酿计划生育。随着人口的增长，70年代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和少生优生，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列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成立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这项被党中央称为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一方面通过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活动，破除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施行《计划生育法》，照顾独生子女、计划生育夫妻及其家庭，使计划生育深入人心，蔚然成风。30多年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三）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化。为持久有效地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科普组织，通过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破除迷信的能力。在这方面有两项成果值得特别记述：一是取缔会道门，反对迷信。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常常打着宗教旗号，传播迷信，蛊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针对这一严峻现实，党和国家结合、减租、剿匪、文化教育、卫生、救灾、生产、时事教育等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开展了一场以反对封建迷信为中心的取缔会道门的运动。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禁赌、禁娼活动，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给游民分配土地和工作，铲除会道门生存的社会土壤，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二是取缔“”组织，反对迷信。20世纪末及其操纵的“”组织活动猖獗，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进行、反人类、反科学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在坚决取缔“”组织、打击其犯罪活动的同时，广泛开展以崇尚科学、反对愚昧为主题的唯物论、无神论教育活动，揭批“”组织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反动本质，教育了群众，也成功教育转化了“”痴迷者，取得反斗争的胜利。
（四）革除社会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面移风易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春，党和国家组织了全民卫生防病的伟大爱国卫生运动，成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城乡卫生面貌也得以改观。此后，《宪法》作出“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使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改革开放后，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了社会发展规划。1990年开始对城市进行卫生检查评比活动，开展创建卫生城镇活动；农村则着眼于解决水和粪管理这两个基本问题，推动了城乡卫生状况的改善，达到了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目的。二是殡葬改革。土葬是中国殡葬的主要形式，重殓厚葬、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1956年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为增加土地，倡导殡葬改革，推行火葬。同年4月27日，第一个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签字，、、康生、刘少奇、、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随后也在倡议书上签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倡导社会习俗改革的签名活动，对殡葬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1997年7月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确定了“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殡葬改革方针，到2005年全国平均火化率达到53%[4]，网络祭奠、树葬、花葬、草坪葬、深埋、撒散、海葬等绿色殡葬也在各地推行。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曾多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农村建设由此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两项要求就是引导农民移风易俗、转变观念、提高素质，逐渐消除许多农村存在的打牌、封建迷信、不赡养老人、言行不文明、红白喜事铺张浪费、不讲卫生乱扔垃圾等陋习。
（五）反对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持续不断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英模人物、普法、“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观”和“三讲”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确立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方针，开展“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倡导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作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公民的道德建设，注重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进入21世纪后，全国各地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覆盖全社会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了全民自身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被中央誉为“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5]P18。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现象，在2006年3月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基本内容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将它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支持。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在要求全社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的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此后，中央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省市区按照中央的规定和要求及时下达了明确的实施意见，切实做到精简会议活动、简化接待活动、禁止公款请客送礼，相关支出明显减少。由于政府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带动了社会消费氛围的转变，不仅企业纷纷取消了奢华年会和宴请等商务活动，寻常百姓也开始崇尚节俭之风，勤俭节约。党风政风的改变带动了民风的转变，开始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尚。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分三个层次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移风易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总之，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不断开展移风易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演绎着“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但不能否认，移风易俗也经历了不少挫折，“”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6]，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包括良风美俗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巨大的劫难。
三
回顾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全部历程，尽管其间有过曲折、失误甚至错误，但她不仅成功地进行了空前伟大的移风易俗实践，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新风俗、新风尚，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继续推动移风易俗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移风易俗是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基本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具有战略地位。风俗事关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广教化，美风俗”是自古迄今的政治目标，“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离不开移风易俗。当今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远没有完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异常艰巨。但许多人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却又保守着旧有的思维与习惯，甚至热衷于陈规陋习，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进行移风易俗，这对于保持社会和谐、激励人们奋发向上、防止社会肌体腐败至关重要，不容懈怠。
第二，移风易俗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立足长远，常抓不懈。“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7]P224中国的传统风俗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不会在一朝一夕消亡，它经常会以更新变化的形式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之中。风俗这种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稳固性和变异性特征决定了移风易俗的艰巨性、复杂性、广泛性和长期性，要实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风俗的传承与演变规律，区分优劣，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革除陈规陋习，推陈出新，使民俗中许多事象逐渐从落后变为进步，从愚昧变为文明，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移风易俗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风俗尽管难以改变，但还是能够移易的。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我们党移风易俗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移风易俗是切实可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与时俱进，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各级领导要移风易俗，自觉转变思想作风，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冲破各种落后的条条框框和旧的思想观念的藩篱，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和汲取群众创造的移风易俗新鲜经验，开拓移风易俗新天地，不断赋予风俗以时代的新内涵，淘汰与时代相背的陈规陋习。
第四，移风易俗要循序渐进，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由于风俗直接产生于生活并存在于日常生活和交往活动中，习惯成自然，人们尊重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并自觉遵守。无论是良风美俗，还是陈规陋习，都不会也难以轻易改变。对于那些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的传统良风美俗，要大力继承与弘扬；对于那些的确不合时宜，消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要因势改易，坚持用启发、说服、教育、疏导、示范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加以改变；对于洋风洋俗要因势利导，防止和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洋风洋俗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对于一些落后、愚昧和腐朽的恶俗，要坚决予以革除；对于“黄赌毒”和黑恶势力，要坚决打击，净化社会风气。
第五，移风易俗要以思想道德领域和广大农村地区为重点，开展持久的风俗移易活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三农”问题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能否革除农村地区的陈规陋习，将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所以，思想道德和农村是移风易俗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必须有针对性、持久地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革除思想道德领域和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的陈规陋习，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注释：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李学举部长在纪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门户网站http：//.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66-6-1.
[7]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3]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4]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5]徐文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6]徐永新，赵传梅.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J].江南社会科学院学报，2002（4），增刊.
[7]刘果元，李国忠.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4）.
[8]江沛.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0（2）.
[9]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关键词】民俗元素现代包装应用
我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渲染下有着独特的魅力以及浓厚的民族风格，而其中的民俗元素，在五彩纷呈的当代包装设计中，再次得以创新，成为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设计源泉。
一、民俗元素中蕴含的形式
（一）民俗元素中的精神内涵
在民俗元素中重视“神”与“意”的精神内涵，受我国丰富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道家思想崇尚“天人合一”“自然与自在”，佛教思想崇尚无形无象，因此，民俗文化中物境上升为意境，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理念具有深刻的影响。我国民俗元素中的“神”与“意”不仅体现着自然韵味、哲学理念，也概括了民俗文化中的“吉祥”观念，其在历史的发展中经久不衰，成为具有深刻用意的元素符号，在现代包装中借用这些鲜明的寓意，不仅能够保持我国传统艺术的神韵，也为其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色彩。
（二）民俗元素中的“形”“色”艺术
“形”与“色”作为现代包装中的重要元素具有突出的视觉效果，给人以丰富的信息及审美享受。自古以来，民俗艺术便拥有着独特的构形规律和造型理念，因此，在构形取象及立意中均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元素来自于人们智慧的结晶，如动物纹样麒麟、鱼纹、龙凤纹，几何图形为彩陶纹、祥云以及如意纹，植物纹样莲花、牡丹等，这种图形元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与创新，在人们无穷的想象中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民俗元素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其通过对称性、完整性、装饰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代包装艺术中，通过对称与均衡的构图手法对传统图形进行强化，既提升了装饰性的艺术风格，同时在繁复中体现出独特的韵律与节奏。
“色”的表达作为一种静态的语言表达形式不仅传达着事物的视觉特征，同时也体现着民俗元素的审美心理及文化特色。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色”元素不仅完美地营造别样的气氛，也通过独特的形式表达出不同的精神内涵，形成独具匠心的艺术风格与意境。五色观是具有代表性的富有民俗元素的标志之一，其不仅通过系统化和独特的色彩纹样体现着不同的方位，也通过黑白二色体现着我国“道教”辨证的二维思想；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五色观是一种科学的色彩构成体系，其不仅暗含着喜庆、富贵、吉祥等强烈的民族心理，也呈现着我国自古以来的美学追求及审美意识。在现代包装中，借鉴五色观中应用的艺术手法能够有效实现“形”与“色”的统一与结合，使其具有创新意义。
（三）民俗元素中的包装工艺与材料
在现代包装中，包装工艺与材料相辅相成，互为保障。民俗风格的本源在民间，因此民间包装的工艺以及材料均取材于民间，如人们常选择具有实用性的木、竹、陶、贝壳等进行加工设计，这些具有民族风格的产品不仅还原了自然的韵味，还体现了当地鲜明的地域特色。我国古代包装选取的材料具有质朴感以及天然无污染性，因此十分符合“天人合一”的道学思想，而在现代包装中将这些传统元素融合其中，并赋予现代审美理念进行创新，从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民俗风采。
二、民俗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体现
（一）国画、篆刻、书法等民俗元素的体现
国画、篆刻、书法在我国属于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不仅具有浓厚的艺术气息，也具有亲切的人文气息。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俗元素应用到包装设计中，不仅是追求其商业价值，更是体现产品中的民族情感与审美情感，通过包装设计传达精神内涵从而起到精神寄托的作用，通过其形式美感带给消费者更多审美情趣。如将错落有致的水墨画元素运用到包装设计中，能够带给人们视觉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达出的韵味则更具有民族文化的价值。
（二）吉祥、喜庆元素的体现
国人安于平稳、喜庆、圆满的生活现状，也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通过传统的吉祥、喜庆元素的表现为我国文化产品增添了不一样的厚重感。在现代包装中，将吉祥与喜庆元素的美好寓意蕴含其中，不仅承袭了我国传统的文化风俗，也实现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如中秋月饼中的圆满之意、茶叶包装中的竹叶韵致等均充满着人情味以及雅致韵味的表达。
（三）色彩元素的体现
在我国，色彩具有鲜明的特征与显著的风格，例如红色代表着喜庆、节日等；黄色与黑色则代表着肃穆与尊贵、庄严。在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中便很好地应用了民俗元素中的色彩元素，体现着我国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现代包装艺术中合理的应用色彩元素，不仅能恰当地表现色彩的文化内涵，还能够通过设计体现出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四）图形元素的体现
在民俗符号元素中，构图设计以及外观的设计均具有独特鲜明的特征。我国符号元素在历史的演变与发展中与现代艺术产生了相应的共同性，因此，在现代包装设计中更能够表现地域的精神内涵。例如徽州石雕中的冰纹雕窗、铜钱符号均被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具有强烈的装饰意义和视觉效果。同时，在现代包装中，应用电脑科技将传统的图形元素根据设计需要、美学规律进行艺术化加工，更有利于提升产品包装的个性化和创新性。
（五）材质元素的体现
材质元素最能够体现绿色包装理念的观念表达，其不仅是对传统文化自然尊崇的演进，也是现代包装设计的原则。包装材料多选择以自然材料为主，既给人一种古朴感，同时又能够推广绿色文明理念，也是现代包装延续我国民族设计良好传统的一种精神继承。
总之，我国在现代包装中将民俗元素融入其中，并进行设计与再创新，不仅能提升民间符号元素的使用价值，也能够使设计的商品包装兼具民族与时代感，彰显商品特征，因此应该予以重视与推广。
参考文献：
[1]李亮，孙琦，陈乐等.针对现代包装设计中地域文化元素运用的探讨[J].品牌，2013（1）.
[2]汪世晓.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的应用[J].美术界，2011（6）.
[3]陈怡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平面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2（4）.
[4]王慧丽.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陶瓷包装设计中的运用[J].大舞台，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