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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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关系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65-71
2006年10月，中国和东盟在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总理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本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典范”，“树立了国家之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典范”，强调“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这标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此，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东盟“一体化”“将成为改变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启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缺乏已有的理论给予指导，所以，中国和东盟双方都在为如何建设这一自由贸易区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FTA(即自由贸易区――引者注)合作进程在东亚地区还是一种新现象，特别是双边FTA，至今还有成熟的理论加以总结和阐述”。对此，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其对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作用和影响。
一、推动了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杰弗里・A・弗雷登和戴维・A・莱克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世界领域中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学问。”霍尔斯蒂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考察由政府建立管理商务的安排、协定和机制的学科”。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相互作用，……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影响国际关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理论学科，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互动作用。”这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国家关系中，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有关方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问题，它也需要有关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国家之间没有政治互信，经济合作难以进行，更高级的经济合作形式一自由贸易区建设更难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从内向视角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与合作，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东盟是中国资源与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而言，其内部合作重点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东盟合作重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是政治和安全合作，90年代初以后是以经济合作为中心，政治、安全合作并存，并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要实现这些目标，东盟需要加强对外政治、经济联系与合作，毗邻的中国是东盟的重要合作对象。
从外向视角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是各国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中国而言，在与他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选择方面，东盟是中国的首选对象。东盟国家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双方地理相邻、文化相通、政治互信、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起东盟的严重关注和忧虑。为化解东盟的疑虑，让东盟国家分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益处，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东盟的政治、安全合作，使之服务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一大战略。陆建人先生对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之所以选择东盟作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与其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所获得的好处有限。但从政治外交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东盟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与东盟关系的稳固发展，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首先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在于：“首先，中国要显示同其它国家合作的诚意和各个方面努力追求双赢的结果。在中国加入WTO前，对中国加入WTO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表示，中国入世将给诸如东南亚印尼等国发展经济带来损害。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中国已充分认识这些国家的关注并愿意通过国际合作同其它国家分享中国作为WTO成员的益处。其次，中国把维持边界安全置于优先解决的问题并要与东盟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障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与东北亚FTA或东亚FTA相比较，中国与东盟的FTA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只有较少的摩擦成本。”
就东盟而言，在同大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是东盟的重要候选对象。虽然东盟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但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来分析，东盟与这些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多障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具体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只有中国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照顾东盟国家
的利益，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以至“东盟国家最初被中国的建议所震惊。”所以，中国是东盟在谋求建立同区外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首选对象。
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双方在政治、外交方面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这又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二、促进了亚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政治友好、安全互信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00年，朱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引起东盟国家的极大反响。2001年，中国和东盟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确定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东盟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东盟双方逐步签署具体协议，落实《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确定的合作目标。2004年1月起实施“早期收获计划，500多种产品实行减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中国、东盟开始全面实行货物贸易降税，涉及到7000多品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降税阶段。2006年12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协议书》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修订协议书》。这两个协议书主要解决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货物贸易协议》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主要包括中国菲律宾早期收获计划、中国印尼修改早期收获计划特定产品清单、《中越货物贸易协议》等内容。这两个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2007年1月，在宿务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及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国承诺，在WTO承诺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也将向中国开放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2002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承诺：“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在巴厘岛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东盟也成为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地区组织。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总理提出加强双方合作的具体建议，“加强战略协作、丰富合作内涵、维护共同安全、密切人文交流”；“促进军事对话与交流，开展机制化的防备合作，继续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中国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这表明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与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国外学者强调，这不仅“限定于投资和贸易，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具有积极影响”，它“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祉，而更重要的是能很好地预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在亚太和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东盟进一步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加强和巩固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和东盟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合作。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与东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东盟希望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广为整个东亚地区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在中国首先加入这一条约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也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与东盟双方认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在“由西方支配的决策过程中让我们的声音更响亮”，并可以“避免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集团的牺牲品。”正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所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摆脱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依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了东盟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东盟的实力，提高了东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亚太地区的其它大国为防止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接近，采取措施，加强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东盟进一步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强化东盟在东亚与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及其它自由贸易区的浪潮，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后，中国的建议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双方很快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并顺利达成协议。中国与东盟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的带动和影响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纷纷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且分别与东盟展开了谈判，从而兴起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
2001年以前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持排斥态度和反对立场，主张多边合作，但在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构想后，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政府立即制定和颁布了日本关于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1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韩国与东盟发表全面合作伙伴共同宣言，并于2005年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于2009年建立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美国也建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lO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并承诺，东盟成
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这被美方称之为“激励东盟方案”。此后，美国与东盟就自由贸易问题开展谈判并取得进展。2006年7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与东盟10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06年8月，美国和东盟签订《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简化双方办事程序，鼓励双方贸易流动，保护美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等。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指出，该协议表明美国重视东盟的长期经济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后，不但亚太地区大国提出与东盟分别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且，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例如，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2007年4月，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区。同时，亚太地区多边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在原有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合作形式，如2005年建立的东亚峰会。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进一步揭示了有关国家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为实现其共同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美国、日本和印度既调整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又调整其亚太政策，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随着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亚太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国的发展又是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世界引力中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一根本转变中最重要的现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进行，更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美国、日本和印度调整其亚太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加速推行与亚太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试图抵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与影响。日本首相小泉于2002年1月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到东京举行峰会，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日本举办这次峰会的意图，日本舆论都认为：“日本在2003年主办东京会议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正在东盟急速扩大影响的中国。”同时，日本在加强与美国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2005年3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访问印度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必须使印度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内是人口的减少，对外是与崛起的中国如何相处。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对我们有可能成为机遇，然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则有可能构成威胁。对此，重要的是首先要加强我们同东盟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人口上，能够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应对的只有印度，经济上也有充分的潜力。”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主张以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共16国组成的东亚峰会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峰会，日本力图把东亚峰会变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国实行对华遏制战略，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为了实现其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拉拢中国周边有关国家共同形成对华包围态势。美国的这种对华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对此，吴心伯先生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美国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化。”为了削弱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美国调整其对东盟和印度的政策。美国担心“东南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必然导致其相应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对此，美国也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这一意图明显针对中国，“一旦东盟与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这既符合美国的贸易政策，又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印度，美国放弃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对印度的政策，转而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
印度在加强推行“东进政策”同时，加强与美、日的关系。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加强同美国的合作，牵制中国。“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是试图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使印度成为“反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潜在的树篱。”为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印度响应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另一方面，印度在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上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要求。2006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的主张。他说，日本和印度是“亚洲最大并且最为发达的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的伙伴关系“有可能创造一条横跨亚洲的有利和繁荣的弧线，为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打下基础。”曼莫汉・辛格声称，“印度人拉达・比诺德・帕尔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裁定二战时期的日本领导人未犯战争罪行的法官”，称赞“拉达・比诺德・帕尔战后做出的秉持原则的裁决。”曼莫汉・辛格的这一演说表明印度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不惜否认历史，在历史问题上站在日本的一边，与亚洲广大国家对抗，特别是与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中国对抗。
关键词：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应用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2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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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功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治理功能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治理传播南京地区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治理中的问责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组织战略的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中的功能性研究分析提升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必要性分析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浅析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供给中的弱动力问题分析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分析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及路径分析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社会治理中探究城市社区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崛起研究分析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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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集团;国际贸易政策;贸易政策影响;政治经济学
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地位绝不能忽视，往往这些大的利益集团足够影响政治局势对外政策，就美国政治来说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如：议会立法、官员任命、议会选举、政府决策等等。完全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对国会影响力是多么巨大，可以说不亚于政党。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对政党选举基金有限制，但是经过调查可以发现对利益集团资金和活动却没有被严格的限定，并且利益集团往往资金雄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经济来影响政治，再利用政治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经过调查分析，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的存在形式五花八门，但是总体来说最强的利益集团是企业利益集团，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企业界圆桌会议”这是由五百家以上的企业组成的大型利益集团，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系，对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容小视，所以他们就可以通过政治捐献、选举投票、游说等方式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利益集团影响密不可分。
一、分析利益集团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手段
由于利益集团的特殊性，就美国来说，往往利益集团在政治中充当着投票者、捐献者、信息传播者、支持者、游说者等角色。所以一般情况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进行干预和影响方式主要通过：政治支持、投票、信息传播、捐献、游说等手段来实现。
1.政治支持
可以说利益集团对政治进行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政府也绝对不能忽视利益集团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利益集团通常采取对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来得到政府帮助，从而影响国际贸易政策。往往政府又为了得到最大化的政治支持，所以在消费者和利益集团间，通常会选择利益集团。政府在得到了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后，在对待利益集团上多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2.投票
美国党派之争，竞争选举比较频繁，通过调查分析就可以看出，美国的选举受利益集团影响颇深，普通利益集团在选举中，会用投票来支持对自己有利的候选人。当选人在得到利益集团的投票支持下完成竞选后，在政策实施上会倾向于为自己投票的利益集团。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宣布了《金融改革法》，经过学者分析表明在《金融改革法》立法时充满了矛盾，各大利益集团纷纷走上台面，发表了反对或支持的言论，可见《金融改革法》的本质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及政府争斗的结果。虽然国会按照政党意识进行投票，但是国会议员作为一个个体，虽然属于政党，但政党忠诚于党派倾向主义是主流却不绝对，所以议员必须顾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可以说利益集团在投票上带来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
3.信息传播
在政治舞台中，可以说利益集团占有很重的地位，利益集团作为信息传播者，利益信息也影响着政治，一般利益集团通过传播信息造成的影响和结果，来对政策和政治进行影响。
通常利益集团传播的消息对政治和社会都有影响，假设在选举期间，利益集团公开对某候选人的支持，由于普通民众多对政治局势的不了解和不专业，往往会有随大流的现象，在利益集团消息的影响下，普遍会投票给利益集团所宣传的这位候选人，利益集团的行为已经对投票构成了影响。并且利益集团还经常通过游说手段方式进行消息传播影响政策，利益集团的普遍游说方式是，通过公开演讲发表立场，进行政治干涉，还有一些极端的利益集团采取示威游行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
Beckmann经过分析认为：当权政府在进行贸易政策制定前，都会进行考察和考证，用大量的事实依据来判断经济局势状态，以此来帮助及保障所出台的决策的正确性，往往政府在专业性上、时间上、财力物力上，都受到制约，很难多对当前国际经济状况作出精准的判断，由于利益集团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专业性及影响力，能够掌握第一手的国际经济市场信息。所以作为消息的传播者，利益集团处于自身利益考虑，用这些消息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出于互惠互利延长政治寿命原则，利益集团一般会提供真实消息给政府，所以这些宝贵的信息和情报也就成了利益集团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4.政治捐献
还是通过分析美国来说明，在美国展开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时，利益集团通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政府提供政治捐献支持，出资帮助对自己有利的候选人进行政治活动，并且在美国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很多学者研究表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多提供给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其目的自然是提高利益集团本身支持的政党或后选人的当选率。间接的利用当选者进行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期望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贸易政策。并且通过分析结果得知就算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党或候选人并不受到欢迎，在利益集团投入政治捐献后，也可说服民众，以此来赢得选举，最终达到利益集团的目的。
虽然现实生活中，利益集团实力参差不齐，所能提供的政治捐献的数目也不统一，所以个体利益集团是无法以此类手段来影响选举结果的，而且政治捐献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行为，需要在当选后继续进行政治捐献，所以说能够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属于少数派，但是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绝不能忽视。
通过以上的相关分析有学者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利益集团所提供的政治捐献集中在已当选的党派，显然是想要通过政治捐献影响决策者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但是利益集团基本不会为了达到某党派的连任提供政治捐献，因为连任除了需要提哦你政治捐献外，更需要得到民众支持。一般来说在利益集团为当权政府提供了政治捐献后，就能够享受到关税保护。
二、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政策影响的结果分析
1.对保护结构的影响
经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和政策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很多学者结合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做出了以下分析：
Helpman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如果小国经济环境中如有数个企业时，倾向利益集团决策时，从而受到利益集团保护，受到利益集团保护的企业相比其他企业会发展的更持久、更好。经过Myyers（1984）分析一般在选举期，跟随利益集团进行投票的企业受到利益集团保护度就比较高。
利益集团影响贸易保护结构。GROSSMAM&HELPMAM将竞选方法和政治支持结合分析，利用“共同”结构，建立保护待售模型。然后通过保护待售模型分析政府与利益集团政治关系，经过探讨认定政治捐献是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政治手段，并且对贸易保护结构做出了分析：
（1）贸易政策
由于利益集团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目标是不一样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各个利益集团在晋中中一般对政治捐献都是采取对自身最优的出价，然后当权政府收到利益集团影响制定贸易政策，并且在已经收到影响的贸易政策下，利益集团获得利益，从而使利益集团有了持续进行政治捐献的动力，可以说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和国家经济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又影响着贸易政策。
（2）贸易保护结构
利益集团如果想要构建对自己有利的贸易保护结构需要满足四个条件：①在利益集团承受的非为内提供政治捐献;②持续为为政府提供政治捐献;③通过捐献手段最大化为自己谋求福利;④通过捐献获得保护。
（3）贸易保护结构规则
政府对于利益集团的保护结构，和进出口、关税、贸易壁垒、贸易量等密切相关。利益集团对政府进行的政治捐献及政府索取的捐献越多，往往受到的保护就越大。
2.影响贸易谈判
通过相关资料调查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新时代的进步，目前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本国政治及贸易政策的影响，已经不能忽视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关系的影响，利益集团对国际贸易关系影响一般来自两方面，一是贸易战;二是贸易谈判。经过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往往在贸易战中，利益集团的是表现不合作贸易政策，在贸易谈判中则是合作态度，下面具体分析利益集团如何对贸易谈判进行影响及其影响结果：
利益集团的影响机制是通过政治家关系、政府间关系、利益集团本国影响力来影响贸易谈判，具体如：首先如果利益集团想要在国际政策中举得影响，先会为政府进行政治捐献，并表明自身立场，及想要达到的政策要求，利益捐献将由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妥协度决定，另一方面如果在此次的贸易关系中，两国之间处于贸易战关系，一般来说利益集团本国政府的行动直接影响政治捐献，但是如果处于谈判关系，往往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则取决于外国政府的行为。经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很多的双边贸易谈判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
三、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局势，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国力及国民经济都在不断的提高，在国际经济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中国即将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中国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解决国内贸易问题及贸易改革政策，在国际贸易中也会遇到来自各个国家及利益集团的贸易战及贸易谈判，中国将何去何从。
由于我国的特殊性，中国与外国政治环境有着一定的差异，所以不存在党派选举以及政治捐献，但中国同样存在着一些影响贸易政策的利益集团如：国内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非政府组织。考虑到这些企业在国内经济占得比重及企业对政府的纳税，不可回避的同样也要适当的满足这些利益集团提出的贸易保护要求。
一般的贸易谈判和贸易战都是来自贸易限制和贸易干预，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国必须经历避免或者预防贸易战的发生，这并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经济上的发展，在贸易战发生时，往往会影响到我国进出口比率，并且较容易加强及促进贸易伙伴对其母国的政治影响力及联系，进而采取调整对华政策的现象，最终导致对华不利影响。所以中国想要在双边及多边贸易谈判中，取得好的结果及可行的贸易政策，必须考虑到谈判中的利益最大化，其次也要考虑到我国国内利益集团及其国外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及政治力量。
四、结束语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手段影响国际贸易政策，对利益集团产业进行贸易保护，个人及个体集团不得不忍受国际市场中的贸易壁垒（如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利益集团在进口时受到保护，出口时减轻关税，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在当今国际贸易中个越来越大。可以说国际贸易政策就是利益集团于决策者间协定后的结果。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发展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利益集团需要政治的帮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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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跨界民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同问题，即跨国民族的认同与其认同带来的国内政治挑战与国际政治问题，诸如主权和归属;二是讨论地缘政治影响，认为跨界民族治理关系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治理的有效性;三是针对移民问题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移民身份以及在融入主流社会中带来的经济困难等因素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复杂和有效程度。笔者认为，以上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且只坚持了国内政治层面的考量，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大多集中在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层次，没有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而且在研究方法中，大多单向度的考察政治或者文化观念因素，没有运用综合的角度和理论分析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只是从国家―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将国家视为主要的和单一、稳定的行为体，无法将跨界民族纳入其分析框架和问题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树立跨界民族的知识谱系，应该把跨界民族纳入一种历史的结构中，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跨界民族的分析框架中，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一种历史和辩证地分析框架。因此，笔者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考克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用批判视角分析跨界民族问题。
考克斯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被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并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只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solving-problemtheory）。而如果要解释世界秩序和体系的变化，则需要用批判的理论（criticaltheory）去建立一种历史的结构与框架。考克斯认为历史的结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甚至民族都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它们反映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中，并构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和结构。跨界民族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能在社会问题中进行综合考量。不同的社会力量会影响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社会力量的跨界民族与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笔者根据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制度权力分析模型与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提供了高福利来缓和这一经济发展造成的鸿沟，但是，在处于边缘地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局限，容易因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跨界民族和少数群体经济上的总体落后局面。
（二）观念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一类是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殊观念，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有观念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温特甚至指出，马克思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用了物质的“生产力”概念，还用了观念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无法达成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统一认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现在所谓的民族观念。①而原生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将民族属性诉诸历史、文化因素，积极寻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沟通观念和共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民族精英与知识分子可以沟通一般民族成员的共有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正面作用与增强隔阂的反面作用。②民族主义的研究证明了民族的属性是层次性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强调成凝聚国家意识的国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塑造成危害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制度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制度化是一种将具体的秩序“稳固化、持久化”的手段，反映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是特定观念和物质权力的混合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观念与物质权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根据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跨界民族因为自然的边界处于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跨界民族群体中能够自然地被比较和选择。不当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引发群体的不满，从而加深了矛盾与隔阂，从而给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造成潜在挑战。
综上，考克斯的权力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一种行动框架或者是历史结构，它的动力机制是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诉诸单纯的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不能简单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也要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三是要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不同时间阶段的问题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因素的不同力量对比。我们要根据跨界民族问题的不同阶段去分析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适时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二、跨界民族问题的层次分析
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概念，并强调体系的作用。新现实主义出于分析的需要，将各个国家视为结构同一、功能相似的单位，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而建构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出于维护国际机制及相互依赖的经济，霸权的稳定是合理与必要的。虽然新自由主义提及了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建构主义强调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的层次也只限于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结构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最大地突破则是将社会层次加入分析层面，由此，考克斯引申出了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用考克斯的国际理论层次分析可以突破原有国际关系中两个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丰富了国际参与的主体和层次，有助于我们分析跨界民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领域。
（一）跨界民族与社会
考克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分析，引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而社会层面的力量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阶级力量，还应该包括民族的因素。当下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重视跨国阶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这有助于改变单纯依靠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考克斯也承认，“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也是影响阶级产生作用的因素。笔者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跨界民族或者是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都会遇到问题，典型的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就业困难与低收入问题;文化上则包括了认同问题与文化的边缘化。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边缘化的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而在文化上，考克斯认为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典型的问题表现为经济上和文化上占主流的社会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排斥导致了边缘群体社会融入困难，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跨界民族与国家
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以及土著民族的认同政治的关注。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而不同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与观念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国家的组织形式。考克斯认为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的结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上，还是在世界秩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现的形式就是民族自治地区与民族自决权的运用，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改变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再分配与政治安排（如民族自治）的相关政治安排。
（三）跨界民族与国际体系
跨界民族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是将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纳入国际体系中。而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体系也会引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塑造，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在此我们不需要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价值判断、运用原则等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领域中，而国际体系的跨界民族问题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间合作组织对于少数群体贫困的经济扶贫、国内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