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运用唯物史观深刻的分析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他们得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克服和消除其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三大表现超出了一国范围,在全球领域进一步深化和演化。在世界范围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等，这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深化的趋向。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
上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迅猛推动生产力的增速，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且基本矛盾不断的深化，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对立矛盾是基本矛盾深化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自由地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从那里攫取高额利润。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通过投资、外债和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剥削量就达到2500~3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得1/1,。而且发达国家具有科学技术优势，仅从知识产权领域来看,发达国家约占有世界专利的9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专利还不到1%。每年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费、知识产权销售等方面获得巨大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差距持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7%，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73.2%，到1999年更是达到了86%，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为19.3%、17.7%和14%,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8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为66%，到80年代末所占份额达到70%以上，1999年更是上升到了82%;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则相应地为25%、20%和18%%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分化可见一斑。
发达国家还利用对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剪刀差不断加速扩大，发达国家对国内产品实行高补贴的办法又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拒之门外。由于这类不公正、不平等的贸易行为，使发展中国家仅在2000年就损失了7000亿美元。显然，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的过程中,财富越来越积累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愈益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不断激起发展中国家狭隘的民粹主义等思想，使一些痛苦潦倒、失去一切的人欲通过自杀性袭击或“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反抗和报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显示，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场经济时期，几乎每隔十年爆发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出现了“凯恩斯革命”。
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守夜人”、更夫，而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和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实现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单个国家内部有效地执行了宏观调控，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国家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从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发展中演化为资本主义单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国内生产基本上不再存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了。
国家干预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缓解了一国经济运行的无序状况，却克服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这一顽疾的恶化。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为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显现出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成为了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领导者，其经济活动主要运行在个别国家或组织无法单独实施宏观调控的国际间的全球市场上。因此，即使单个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手中强大的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其内部实现缜密的组织计划性，也无法改变全球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的状态和国际经济运行的无序特征，无法弥补国际市场上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由于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欲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抢占市场，极力的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威胁民主社会的根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芷如多斯桑托斯所说：“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
三、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崛起、深化和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各要素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化生产突破了一国范围，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对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面对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着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新兴市场，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全球范围迅猛扩张。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已达6万多家，其子公司也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的40%以上，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并且每年还在高速度递增，比较成功的企业都会跨国生产和经营，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的成果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使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最大比重的劳动群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并且，随着时代变迁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劳动群体的雇佣的命运和劳动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入不敷出的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还不断的下降,全球劳动群体的实际收人并没有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群体的消费能力,压缩了世界市场的容量。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劳资矛盾再次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到知识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必然弓I起就业岗位要求的急剧变化，冲击未掌握新科学技术的工人阶级，导致工资下降，甚至失去工作岗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5年底经济合作组织的25个成员国的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2400万增加到33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8%，1997年欧盟的失业率甚至达到过10.6%，并且这一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失业人数的居高不下，更是无法促进全球性的消费，使世界市场的容量不断的缩小。
一边是全球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全年增加的经济生产能力有40%是过剩的'另一边是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以往的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局部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动荡。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太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而不断的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积累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所以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相对或者绝对贫困状态，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和能够实际支付的消费日益萎缩。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高额利润，借助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扭曲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远远超过社会有效需求时，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的有限之间的矛盾便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更加激化。相比早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已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新变化意味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茅盾及其派生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并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的程度，从而冲破资本主义体制。
【关键词】经济发展全球化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区域协调；CAFTA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75－08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陷入持续失衡泥潭，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大量赤字与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持续大量盈余。亚太地区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此有重要影响力。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可能会对亚太地区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眼于CAFFA战略，试图找到亚太地区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新思路。
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概述
“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概念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于2005年正式提出。虽然有学者对该概念作出不同界定，但大体上可归纳为：在全球经济系统内，重要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持续大量不平衡状况，且这种状况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扭曲或风险。
全球经济失衡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经济现象。追溯世界经济史，历次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都与美国干系重大。美国自1971年首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以来，除了1973～1976年实现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处于日渐扩大的赤字状态(见图1)。全球经济失衡首次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失衡得以缓解；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失衡，1987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其GDP的3.4％，日本与G5签订“广场协议”后逐步得到调整；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史无前例的失衡状态，以2006年为甚，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
通过计算美国1960～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赤字与国际贸易余额的相关系数可知，二者的相关性高达O.996，表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由国际贸易逆差所致。表1反映了在三次全球经济失衡高峰时期，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地区来源。1977年，美国尽管对欧洲保持顺差，却对德、意保持大量逆差，同时也与日本发生贸易逆差；1987年美国与其传统盈余国继续保持并扩大逆差，东亚四小龙也开始对美国顺差；2006年，除与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保持顺差外，美国对外贸易几乎全面赤字，乃至占其GDP的比重高达5.3％，达到空前规模。
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经济更趋一体化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它并非总是令人担忧的。但前两次经济失衡的后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本衰退所造成的打击，令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和潜在风险的可控性产生了争议。一般而言，若逆差为赤字国的贸易品部门投资或为赤字国的非居民长期投资者融资，则可提高其未来的生产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因而具备偿还债务的物质保障。然而，美国逆差大多为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融资、投资于房地产等非贸易品部门、外国投资者多购买美国国债而非公司股票。任何一个经济体必然面临跨期预算约束，企图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PonziScheme)不可能维续。由此推及，美国的大量逆差是不可持续的。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讨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路径，解决路径又是针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原因的特定阐释提出的，因此，我们着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和解决路径作文献综述。
1.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综述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甚至相互对立，代表性的观点简要概括如下：(1)McKinnon&Schnabl、Bernanke、昌忠泽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S－I＝X－M认为东亚地区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但余永定、黄晓龙、施建淮指出恒等式是由定义决定的必然关系，等式存在对偶、对称、镜像关系，无法判断孰因孰果，现实世界中经常项目失衡原因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将得到有害的政策结论；(2)Dooley，Folkerts＆Garber，Mann等将失衡原因归于东亚货币币值低估。但在东亚货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一问题上，尚未形成定论；(3)周小川则认为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领域重组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4)Pollard、蒋峰、何帆与张明2005、夏斌与陈道富、黄晓龙等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是失衡的主要原因；(6)Gruber＆Kamin则认为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促成了全球失衡。但相对于其他解释，该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在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曾急剧下降，商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是自身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二是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速度，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明显提高。
(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仅国家或地区的数目众多，而且在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各地区贸易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国家占据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绝大比例。
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50年代的3％下降到80年代初的约0.5％。
(三)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的变化成为支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贸易结构状况是影响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所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同群体的贸易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结构，即它们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还是初级产品和食品。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状况有所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如高科技产品及低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收入的80％来自制成品，其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总体看，其服务贸易主要依靠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而具备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据。
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梦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起飞都是非常有利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各类经济区达230多个，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和风险。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削弱了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对其金融市场造成不小的冲击。
第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实现科技进步：首先，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减少科技进步的成本。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因为落后而具有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利用后发优势。合理引进技术、利用外资来实现跳远式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挑战，发展中国家只有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做到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还要充分发挥固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发掘动态的竞争优势。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全球化既可以从经验的层面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形上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经验的层面上,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全面扩张、互联网的形成、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在形上的层面上,问题则更为复杂,以经济、政治、文化为多重维度,全球化将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况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历史地看,人类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也曾出现过不少有关人类实际状况评判及理想状况的构想,但这种评判和构想往往既受到时间之维的限制(历史的限制),也受到空间的限制。
相形之下,全球化在现实的层面上将人类的存在形态联结为一个整体,这种现实的存在形态同时为考察人类的状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背景:当经济、政治的生活以及文化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并作为全球性的现象呈现出来时,人类的状况也获得了从更普遍、更广泛的方面加以考察的可能。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仅仅涉及人类的实际存在状况,在更深沉的层面,它同时关联着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就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言,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建构、全球生态的平衡、避免核战争等等,固然是全球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人类存在的意义,同样也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人类存在意义的思考当然古已有之,而并非出现于全球化过程以后,但在技术的统治、市场的取向等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现象的背景下,存在的意义便进一步成为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存在意义的背后,是价值观念,对存在意义的不同确认,往往以不同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广而言之,在形上的层面上,文化的核心也是价值系统。
全球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市场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趋同,信息资源的快捷和共享等等。当经济、科技的潮水冲破传统的国界或民族边界时,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也被推向了共同的世界舞台。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当然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一方面,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应,存在着文化的全球化趋向,从科学研究到大众传媒,从生活趣味到休闲方式,当代文化似乎愈来愈呈现趋同的特点,这一点,从科技领域相同或相近的研究课题、流行于世界各地的音乐、服饰,直至网络语言,都不难看到;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泯灭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价值系统的多样性,正如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国家、地区在利益上的不一致一样,它也无法消解文化上的区别和与文化的差异,事实上,经济、科技、日常生活等层面的趋同,与文化上的多元与分化,往往相反而相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问题这一类的预言固然未必有根据,但就其注意到不同文明的差异在未来将依然存在而言,则似乎不无所见。
当然,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的差异,并非以所谓文明的冲突为其必然的归宿。事实上,紧张、对抗、冲突并不是解决文化差异的真正出路;更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联合国将2001年确定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年,似乎颇有意味。如前所述,全球化展示了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整体性不同于单一性或绝对的同一,作为具体的存在形态,整体总是包含着多样性,中国哲学家所谓“和而不同”,已强调了这一点。绝对的同一往往意味着抽象,多样或多元则既赋予整体以丰富性,又使之真正获得现实的品格。从现实的形态看,在文化价值系统上,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往往呈现为相互交错、融合的格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在文化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适当形式。
以不同文化的对话为背景,则不难注意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意义。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过程并不存在不相容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儒家很早已形成了大同的理想,直到近代,大同依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这种观念无疑为中国人认同和接受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前提。
以文化的演进而言,除了佛教等之外,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之间较少形成实质的互动,但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中国文化已开始走出相对意义上的自我循环,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在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相互接触和交融之前,所谓“世界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空间的概念,而缺乏实质的内容整合;在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文化整合过程,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而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得到了延续,而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中国文化也开始真正与其他文化传统合流,并成为统一的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
与融入世界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如前所述,全球化与本土认同,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统一的世界文化表现了人类在存在形态上不断突破历史和地域的阻隔而走向融合,以及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日益紧密的联系,而文化的多元发展,则将不断地为统一世界文化的演进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
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相互影响,本土文化也将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资源。从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与中国已有文化传统的交融,曾为中国文化在隋唐宋明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及思想资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则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转换和新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延续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彼此激荡,无疑将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
泰勒曾对政治中的承认与认同作了区分,在引申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借用这一范畴来说明文化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历史的进程已使不同的文化冲破空间与地域等限制,从相对隔绝的状态走向彼此的作用与融合,面对这一背景,不同文化的自我封闭无疑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而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向的认同则似乎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