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J.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5]艾周思（Joseph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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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护理本科生；专业自我概念；实习前；调查
专业自我概念（professionalself-concept）是个体整体自我概念的重要部分，专业自我概念在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核心驱动作用[1]。护理专业自我概念反映的是护理专业人员对其自身的专业认识、自尊情感和专业行为取向[2]。本文通过调查实习前本科护生的专业自我概念水平，了解本科护生接受在校三年的高等护理教育后对护理专业的态度，以期为护理教育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采用整群抽样，选择本校大三年级护理本科生83人，于实习前2个月发放问卷进行调查。排除标准：患有精神疾病的护生；成人教育护生；不愿意参加本研究的护生。护生全部为女性，年龄20～23岁；来自城市生源33人，占39.76%，来自农村生源50人，占60.24%；独生子女19人，占22.89%，非独生子女64人，占77.11%。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护理专业自我概念量表：（ProfessionalSelf-ConceptofNursesInstrument，PSCNI）该量表由Arthur研制[3]，包括5个维度：领导、技能、灵活性、满意度、沟通交流；共30个问题，其中23项正向问题，7项反向问题。所有问题均采用4级评分制，所有的正向问题中，1分表示专业自我概念最消极，4分表示专业自我概念最积极。问卷总分30～120分，消极条目反向计分，正向条目正向计分。总分≥75分，项目均分≥2.50分表明专业态度积极。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86，各领域的分半信度均大于0.60，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4]。
1.2.2资料收集采用整群抽样对本校大三年级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时间在距离护生到医院实习2个月。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征求调查对象同意后，向调查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问卷填写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问卷填写完后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87份，剔除填写不完整问卷4份，回收有效问卷83份，有效回收率95.40%。
1.3统计学方法所有调查问卷由Epidata2.0双人核对录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频数、统计描述、t检验等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护生的专业自我概念总分（85.61±10.02）分，得分范围在66～120分，各维度及总分得分见表1。
3讨论
Arthur认为，护理专业自我概念是一个人从外行的学生成为一名专业护士的过程中形成的、与专业相关的、持久的一系列专业自我态度的感知[3]。护理专业自我概念量表总分120分，总分≥75分、平均分≥2.5分表明积极的专业态度。本研究结果护生总分（85.61±10.02）分，均分（2.85±0.33）分，各因子均分均大于2.5，提示实习前护生整体具有积极的专业态度，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5]。本研究仅有8人总分在75分以下的，占9.64%，说明有极少数护生的专业态度不积极。项目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灵活性、技能、满意度、沟通、领导，提示护生对自己应变能力和护理操作技能持积极肯定态度，可能由于缺乏实际临床工作经历和经验，对护理工作的管理能力尚不自信[6]，导致领导因子得分较低。
护理专业自我概念不是一成一变，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濮丽萍[7]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进入实习后专业自我概念下降，可能与护生初进医院进行临床实习所遇到的各种压力源有关。护生在实习末期面临就业压力，对专业发展感到迷茫，导致专业自我概念有下降的趋势[8]。高素质的临床带教老师，合理的临床教学安排，良好的实习效果，对本科护生形成积极的职业自我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9]。积极的专业自我概念水平可以增进护生的心理健康[6，10]。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身整体的看法和评价，专业自我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对专业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因此，高等护理教育者应重视护生专业自我概念的培养。可以通过课程中增设护理专业自我概念相关内容，使护生可以系统掌握护理专业自我概念相关知识；鼓励护生通过课外书籍、网络等途径加深对护理专业自我概念的认识[10]。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较多的语言交流的机会，可以采用小组讨论式教学、案例角色扮演、开展演讲比赛等活动，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教师不仅要重视护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同时也应做好护生的专业思想教育，着重从职业情感、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就业指导。使护生能顺利完成从"学生-实习生-护士"的角色转变，成为合格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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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承载力；水生态承载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环境恶化和水资源短缺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各项研究纷纷展开，而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做好水资源的调控和管理，己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1承载力概念的发展
承载力一词出自生态学。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提出承载力的概念：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1]。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承载力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表1）[1,2]
表1承载力概念的发展
Tab1.Thedevelopmentsofcarryingcapacityconceptions
可以看出，承载力概念的发展本质上是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映。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提出并被重视，生态完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和首要条件。于是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
高吉喜定义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为：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资源与环境的供容能力及其可维育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1]。生态承载力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指标量化的困难。由此一些学者提出水生态承载力，从水生态系统入手研究并发展完善生态承载力。
目前关于水生态承载力并无统一的概念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水生态承载力和之前的承载力概念相比，它更关注于流域承载状况，以及在保证水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下，解决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2水生态承载力的特征
⑴水生态承载力的客观存在性。在某一特定时空和状态下，水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水资源供给能力和纳污能力，所能支撑的人口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模都是定量的。
⑵水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性。水生态承载力是围绕一个中心值不断波动，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⑶水生态承载力的区域性。水生态承载力的主要承载媒体是水资源，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水生态承载力是不相同的。
⑷水生态承载力的多水平层次性。对于水生态系统的主体对象水资源而言，是多层次的。同样，水生态承载力也表现在不同的水平层次上。
⑸水生态承载力的关联性。由于水体的连续性，水生态系统也是互相联系影响共同存在的。对某一流域而言，其各分区间的水环境功能高度关联[3]。
⑹水生态承载力的不确定和模糊性。水生态承载力涉及水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这一复杂的系统。大系统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复杂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具有不确定。同时，基于各种研究方法的不完整性，指标选取的差异，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结果无量化标准。因此，水生态承载力还具有模糊性。
3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方法
目前，尚没有特别针对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水生态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联系紧密，应用在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水生态承载力的。国内外主要的生态承载力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3.1自然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测算法。
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是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与外界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评价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和生物圈的人口承载力的重要指标[4]。第一性生产力模型主要分为三类：气候统计模型、过程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我国一般多采用气候模型。第一性生产力测算法没有考虑社会经济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等对承载力的影响，所以它的研究并不全面。
3.2系统动力学法。
系统动力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y.W.Forrester教授于1956年创立的。在进行生态承载力研究时，系统动力学法能较为容易地得到不同方案下的生态承载力，较真实地模拟区域资源和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模拟出区域承载力的变化趋势[5]。该方法的不足在于模型容易受建模者对系统行为认识的影响，其中的参变量不好把握，可能导致出现不合理的结论。
3.3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方法。
高吉喜（2001）提出：生态承载力可以理解为承载媒体对承载对象的支持能力。该方法分为三个等级评价。一级评价将生态系统弹性度作为评价准则，二级评价以资源和环境条件作为评价准则，三级评价以承载压力度作为评价准则。此方法曾经应用于我国黑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3.4背景分析法
背景分析法就是在历史长度下，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水资源利用、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演化情景以及其相应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对比，得到该区域可能的承载能力。背景分析法的另一种形式是趋势分析，包括自相关分析和互相关分析[6]。背景分析法简单易行。但其分析多局限于静态的历史背景，对土地生产能力一类简单承载能力的估计是可以接受的，该方法对某些因子的潜力估计、趋势预测等，也可以借鉴到更为复杂的承载能力研究中。
3.5多目标模型最优化方法
水生态承载力分析涉及自然条件和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其采用系统分析思路，将特定地区的水资源、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划分成若干个子系统，并采用数学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各子系统模型之间通过多目标核心模型的协调关联变量相连接。其难以全面考虑系统的影响因素，且无论在优化目标的选定还是水―生态―社会经济内涵联系的刻画上都存在一定难度。
4水生态承载力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因于水生态承载力基本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在认识上存在着抽象与具体、承载主体和客体的不统一，加上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存在缺陷，在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⑴水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与内涵仍不足够清楚。目前水生态承载力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今后的研究中，水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依然是最重要的。认真分析水生承载力系统的结构要素是很有必要的。
⑵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影响水生态承载力的因素很多，指标选取和量化过程的成功决定了指标体系的好坏。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⑶研究方法的改进。目前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局限性。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强动态模拟研究，以及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将地面水文观测与空中遥感信息相结合，获得最新资料，多种方法综合集成，在水生态承载力研究中取得进展。
>>用概念图构建生物知识的教学模式基于概念图的教学专家系统基于概念图的学生数学概念生成的有效监控评价探究概念图软件的教学应用以概念图模式进行概念教学的实践研究基于概念图研究初中生物重要概念的教学路径浅论概念图对概念教学的意义基于高中物理“诱思导学”教学模式的物理概念图教学お基于概念图理论下的大学哲学课堂新模式初探利用概念图建立科学探究的思维模型基于概念图的知识模型研究概念图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教学功能探究概念图促进财务管理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学展示高中生物复习教学模式中的概念图教学研究概念图教学模式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探究性实验教学中的概念图应用策略概念图在初中数学探究式复习教学中的应用概念图基于概念图的可视化教学设计分析基于概念图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探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文件格式。
（5）Inspiration所生成的概念图文件可以直接生成ppt模式，点击presentation即可。
四、基于概念图的概念教学模式
（一）概念同化与概念图的理论基础
概念同化源于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理论，概念图的理论基础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和认知同化理论，奥苏贝尔认为新知识的学习取决于新旧知识能否达到意义的同化。换言之，知识的构建是通过已有的概念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开始的。概念图和概念同化都源于奥苏贝尔的理论，因此，概念教学以概念图的形式呈现是相辅相成的，具有科学性。概念图将概念之间的隐性关系可视化，是学习概念的可视化工具。图1是笔者根据诺瓦克模型在inspiration软件绘制的概念图模型。诺瓦克（Novak）的概念图是具有层次结构的，最高级的概念处在顶端，人们可以用适合的关联词来说明不同层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不同分支之间的横向联系，这体现了认知结构的渐进分化和融会贯通的特征。概念图这一认知工具，使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可以较好地得到表征，为教师进行动态或静态的评价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如果把概念图作为学生学习的手段，则学习者在概念的不断同化中，能使知识不断分化、整合和系统化。[7]
（二）教学模式案例分析
该文所构建的概念教学模式以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理论为基础，强调学生利用已有概念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概念图为工具，教学过程是教师采用任务驱动为学生布置任务，通过学生自己制作概念图进行概念学习，实现从教师本位向学生本位转变，最后进行小组间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图2是利用Inspiration软件学习人教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四边形一章小结内容概念图，总结了四边形之间的性质与判定关系。
利用概念图把四边形的判定、性质和之间的关系可视化地呈现出来，通过图2我们可以得出概念内部联系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用图示呈现出来，有助于概念间的融会贯通。
下面是利用Inspiration软件学习人教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四边形一章内容的教学设计。
1.学习内容
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四边形一章。
2.学习目标
（1）知识与技能：进一步掌握矩形、菱形、正方形的概念、相关性质、判别方法和三者之间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会进行概念转变，自主体验转变过程，拓展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养成勤于反思，归纳的好习惯，学会理解事物具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和提高学习兴趣。
3.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室、装有inspiration软件的计算机。
4.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协作学习。
5.教学重难点
掌握特殊四边形的概念、共有性质和特殊性质，四边形之间相互转化条件。
6.教学过程
（1）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的四边形概念要求学生利用inspiration软件总结四边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图，然后教师将班级学生分为几个小组。
（2）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情况做出评价，包括小组间互评和教师评价。
7.教学反思
教学结果检测：所学知识测试题和对概念图软件进行教学的满意度调查问卷。
根据课堂小组完成任务情况和测试题及调查问卷探究基于概念图的概念教学是否有助于概念的学习。
五、概念图与概念教学整合的几点思考
文章指出概念图与概念教学的整合是在奥苏贝尔理论的支持下所做的整合，具有理论支撑基础；指出概念同化教学要依照认知同化理论进行概念同化教学，不能只有形式，而脱离同化本质。运用概念图进行概念教学是一种新的媒体学习形式，基于理论层次的研究，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和对于复杂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由于文章没有对概念教学模式进行实验研究，缺乏对理论研究的支持，以后研究中要重点进行试验研究，要做到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统一。希望此文的研究能为从事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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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身体自尊是整体自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研究参与体育锻炼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回顾了我国青少年身体自尊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外有关研究具体探讨了身体自尊的本质,以及儿童青少年的身体自尊与他们进行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青少年身体自尊研究的发展方向的建议。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身体特点、个性、社会身份和行为的认知评价及情感反应(Son—stroem,1984),它被认为是最能预测情感和生活变化的个性变量[1]。因此,自尊研究一直受到国外心理学家的重视。在运动和锻炼心理学领域中,自尊常用来检测锻炼后的心理效益的假设(Gergen,1974),同时,自尊水平又可作为一种预测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状况的手段。
身体自尊(或称为身体自我知觉、身体自我概念)是与社会评价密切相关的“个体对自我身体的不同方面的满意或不满意感(Secord&Tourard,1953),它作为整体自尊的一个具体领域,包括两个等级:主领域一般的身体自我价值感和次领域更为具体的有关身体各方面满意感。身体自尊对研究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Sonstroem,1974)[1]。当我们考察有关个人的许多问题时,如参与体育活动、竞技表现、肥胖以及伤病和老龄问题,身体自我被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身体自尊(或身体自我概念)的概念
1·1自我概念的内涵
对于自我概念,国内外学者们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国外学者(Ansheletal,1991)认为自我概念是指:①个体对于自己是谁的一种自我认可、满意程度、秘密以及其他看法;②期望自己在特定环境中有适当行为表现的心理定势[2]。黄希庭教授则认为,所谓自我概念,就是个人对自己多方面知觉的总和,包括个人对自己性格、能力、意趣的了解,个人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对个人现实生活的评价等等。由于个人自我概念所表达的经常与事实不符,使其成为自我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乐国安、崔芳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通过自我观察,分析外部活动及情境、社会比较等多种途径获得的对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社会属性等方面的比较稳定的认识和看法。李德显认为,所谓自我概念就是指“主我”对“客我”各方面属性或特点的综合反应。其中包括自我的机体及其活动状态,以及自我的地位力量、价值需求、权利义务、责任、动机、行为效果等等[3]。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自我概念的各种看法,可以发现他们都共同关心:①个人自我概念,指从个人角度看的个人秉性或行为特征;②社会自我概念,指个人认为他人对自己秉性或行为特征的看法;③自我理想,包括个人自己的自我理想和个人希望他人对自己能有的看法;④自我评价,指个人对自己是否达到自我理想或达到怎样水平的评价。
1·2身体自尊的本质
身体自尊是指人们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身体自尊与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尊严的感受密切相关,与其对体内自我的看法密切相关。身体的自我概念包含许多特殊的能力概念,例如:运动能力知觉(运动、身体素质或运动能力)及身体形态(高矮、轻重或吸引力),个体身体领域内的自我概念水平是依据个体在该身体领域内各种要素的能力概念的程度而定。Fox主张,身体领域中所存在的概念范围可以说是从特定领域的能力概念乃至整体自我认同的概念(Debo-rah)。他提出了可能应用于身体领域中各层次的模式,称为“身体自尊的不同层次”。身体自尊的不同层次所表示的意义是,个体身体的自我评估会因他们过去相关的状态、持续或稳定、满意的状态而有所差异。最高层的要素被认为会因底层要素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从上而下是由整体、持久到特殊、易变的[4]。身体自尊是通过身体自我形象剖面图(Phys-icalSelf-PerceptionProfile,PSPP,Fox&Corbin,1989)来测试的。PSPP是Fox(1990)身体自尊分层模型(HierarchicalMod-elofPhysicalSelf-Concept)的基础[5]。这个模型有助于预测个体积极的身体自尊,提高个体的整体自尊。
2身体锻炼与身体自尊
2·1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
身体锻炼对心理的影响是—个早已有之的课题,但明确地证实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有影响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Folkins和Sime(1981)的综述是最早考虑到身体锻炼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综述之一,他们认为身体健康有益于心理健康。随后,一系列的研究也证实了锻炼身体可以促进心理健康(ISSP,1992;McDonald&Hodgdon,1991)。由于自我观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相当稳定这一点已经在众多的研究中反复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因此,许多考察身体锻炼的心理效应的研究当中,都将自我观念作为重要的指标来衡量锻炼的心理效应。目前,有一些研究证实了锻炼对自我观念提高的促进作用(McDonald&flodgdon,1991;Fontane,1996;Shestopal,1999;Goni&Zulaika,2000)[6]。
2·2身体锻炼与儿童、青少年的身体自尊
身体锻炼看起来是与身体自尊联系最密切的活动,对此国外学者开始的研究较早。White首先提出自我效能概念影响行为。他认为在儿童时期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驱力。其后,Bandura发现个体的自我效能知觉为其行为改变的中介变项,此种说法已被接受,且作为过去在心理学研究主题之一。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促成大量的相关研究,并且产生明确的结论:“在生活中,个体的自我概念会影响行为的选择、表现的质,以及是否会持续地参与某种活动”(Fox)[7]。Gruber在1986做的一项元分析表明,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儿童比不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儿童有更高的自尊[6]。
Woelke曾探讨小学男运动员参与者与非运动员参与者在身体自我能力概念的关系。他以7所公立小学381名四五年级的学生为受试对象,使用运动参与调查表(SportParticipationSurvey)及儿童自我能力知觉量表(ThePerceivedCom—pe-tenceScaleforChildren)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运动参与者的身体知觉能力概念高于非运动参与者。Roberm,Klejlm.&Duda以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为受试者,探讨身体能力知觉与整体能力知觉的关系,结果运动员比非运动员具有较高的身体能力知觉与整体能力知觉,而自我价值、社会认知能力的分数也高于非运动员。Marsh&Peart以高中女学生为受试者,用自我描述问卷Ⅱ(self-DescriptionQuestionnaireⅡ),探究竞争与合作的身体素质课程对身体素质与多向度自我概念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身体素质课程与身体能力的自我概念分量表有显著相关,但和其他自我概念的分量表无显著相关。而无论竞争或合作的课程对身体素质均有正面特定的内容的好处。Salokun以12—18岁的青少年为受试对象,探讨篮球、曲棍球对于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影响,结果发现,透过体育运动训练对于自我概念的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Finkenberg将选修一般体育课与选修跆拳道的大学女生的自我概念比较,结果发现选修跆拳道的大学女生具有较高的自我概念。[4]国内第一次在论文题目中使用“自我概念”一词,并对其进行实验研究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卢蜀萍。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小学儿童自我概念的有关研究”(1986)。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李德伟再次对小学儿童自我概念进行实验研究。1991年和1992年刘晓明、郭占基、王丽荣等人对中学生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发现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最早对自我意识进行调查研究的是韩进之等人,他们在1983—1987年组成全国同行协作组,分别考察了我国学前儿童、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概况。研究发现,“从学前三岁到小学二年级,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近乎直线上升,是大幅度的,高速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这一阶段,总趋势是逐渐上升”,“由高中到大学自我意识发展平稳下来,年级差异不显著”,“但其中大学生与高三学生的独立性有显著差异”。这次调查的总样本达9010人。
近些年来,黄希庭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对自我概念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们对中国大学生自我概念结构维度进行了元素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的自我概念结构维度主要有9个方面:它们是交际、友善、信义、容貌、学业、志向、家庭、成熟、自纳。他们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并进行调查研究,黄希庭等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概念与焦虑程度呈普遍负相关”,“男女大学生自我概念的高低总的看有显著差异,男生高于女生,且主要表现为男生更为自纳和成熟。男生在学业和志向方面也有更为积极的自我评价。女生似乎在友善和家庭两个维度上的自我概念高于男生,但差异不显著。”“重点大学与一般院校的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出人意料地未显示出差异。”黄希庭等研究还发现,大学生自我概念发展过程中,总体趋势呈“U”形,二年级大学生自我概念最低,四年级最高。黄希庭的学生王健(199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郑涌(1997)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我结合(self-identity即自我认同)状态随年级而发展,其间没有出现大学生自我概念的“U”形趋势。乐国安、崔芳(1996)研究发现,大学新生自我概念在性别、城乡、专业上频数分布均无显著差异(研究方法为20问法)。姚家新和他的学生徐霞根据Fox的PSPP量表修订出了《中国大学生身体自尊量表》。[8]
3结论
⑴由上可知,国外学者早已开始了对自我概念、身体自尊及其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
⑵由于我国近几年才开始对自我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所以对自我概念中的身体自尊的研究就少之又少。
⑶我国对于青少年儿童身体自尊的研究只是单独零散的进行,并没有将各年龄段的研究统一成为一个系统,所以也无法从中得到儿童身体自尊与青少年身体自尊之间发展变化的实证证据。
(4)就测量工具而言,我国学者几乎全部运用国外已有的问卷,并且缺少中国常模的修订。直到2000年,姚家新和他的学生徐霞才根据Fox的PSPP量表修订出了《中国大学生身体自尊量表》,但是此量表的中国中学生常模却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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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课程文化；课程哲学
“课程”一词作为课程论学科的核心术语，其概念不仅是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更是课程实践的指向航标。但是，研究者们对课程一词的界定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在见仁见智的阐释中使其处于歧义丛生的境地。笔者从审视传统课程概念出发，分析传统课程概念的哲学基础，确定造成课程概念杂乱界定的深层原因，进而借助课程发展史和课程文化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成果，从文化的视角重新阐释课程的概念。
一、传统课程概念的审视
我国课程学者施良方教授曾对课程概念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把近百种的课程概念归结为六种类型，即：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后来，又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将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课程概念囊括其中。
纵观这些结论，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课程概念都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每种概念大都是在认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每种概念都隐含着某些认识论的思想。众所周知，哲学范畴的认识论是基于认知活动的发生学所形成的相关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知识的评判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也称知识论。因此，虽然有些课程概念将课程界定为静态的学科或经验，如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学习经验等，有些课程概念认为课程是动态的活动或生产，如课程即有计划的教学活动、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等；但无论是哪一种课程概念，都没有逃脱知识论的泥沼。以静态的学科或经验为核心的课程概念认为课程是“存储”知识的容器，而以动态的活动或生产为核心的课程概念把课程当作“运输”知识的工具，它们都强调对知识的选择、掌握、传承和评定，强调知识在课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对课程研究和课程实践的展开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不足也在实践的考验中日渐凸显。首先，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过度关注知识，把课程作为知识的“容器”或“工具”，这就使人们更多关注课程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其应有的内在品质，最终使课程沦为缺乏生命力的客体实在物。其次，认识论本身对诸如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知识的评判标准等问题就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到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课程概念之中，自然而然会使课程概念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特征。当然，也会更进一步地影响到课程研究的深入开展乃至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再次，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课程概念强调知识的工具价值，认为人“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掌握知识，以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本然理解”，这就使人本身也成为了知识的工具，成为一个为了知识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和自在性被抹杀，其精神生命的提升也化为幻影。
二、文化视角的课程概念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课程概念陷入歧义丛生的境地与其赖以存在相互冲突的认识论基础不无关系。更确切地讲，认识论本身的局限给课程概念的界定带来了许多困惑；认识论本身喋喋不休的争论导致课程概念的界定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这启示着我们可以尝试暂时悬置认识论基础，转而从一种新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去试验性地阐释课程概念。
透过课程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课程自诞生之日起，就已被打上文化的烙印，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课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物产生后，它就部分地替代了文化的功用，尤其是在教育实践领域，发挥了文化“化人”的作用，为文化由“粗放型化人”转向“集约型化人”创造了条件；其次，文化是课程永不枯竭的源泉，人们使课程成为社会文化合理的缩影，使课程成为按照某种标准选择部分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文化而组成的整体。以理性的眼光反观当前势头正紧的课程文化研究，亦可看到课程与文化的天然联系。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使课程成为一种文化；另一方面，课程形成着文化，使文化在课程中得以创生。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合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以文化为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阐释课程的概念。
首先，从静态上看，课程是具有教育性的先进文化的方案。
方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制订的具体计划，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而确立的规划。把课程理解为方案，既意味着课程已经包含了预设的目标和预设的“跑道”，又意味着课程可以在课程实践中不断的生成；把课程界定为方案，既表明课程不仅要关注起点，还要关注终点；把课程诠释为方案，既促使人们注重了课程宏观的框架，又促使人们注重了其微观的细节。
用方案来规约课程的形式，使课程具备了意念中的雏形，成为预设之中的框架。但是，课程要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实体，仅具备外在的“雏形”和预设的框架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外在的“雏形”形成之时，实现其内在品质的提升，达到“内外兼修”，它必须在预设的框架建立之时，完成框架的充实与完善，实现“表里交融”，这样的实体才是名副其实的课程。那么，依靠什么提升课程的内在品质，凭借什么填充课程的框架，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从前文所述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也只有文化才能提升课程雏形的内在品质，也只有文化才可以担当课程方案的合理的“填充物”，也只有文化才能使课程在逐步完善中成长为具有生命力的实体。但是，社会现存的文化浩如烟海且良莠不齐、门类繁多，如果将所有这些文化都纳入课程方案，那课程将会成为庞然大物，也必然会超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如果把那些具有负面作用的文化不加剔除的也纳入课程方案，那课程的内在品质将不再高尚而是低俗，这必然会影响课程的本原教育功能的实现。因此，如何从社会现存文化中选择合理而恰切的文化组成课程内容，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回答的问题。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研究者们根据文化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程度，把文化划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先进文化是文化中具有开放性、革命性的特征，指向人类解放，对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予以深切关怀的那部分文化。先进文化有三个紧密相联的特征：一是先进文化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二是先进文化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三是先进文化有利于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的发展，这也是先进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而落后文化则是指文化中具有封闭性、孤立性的特征，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那部分文化。文化学对文化划分方法大大地缩小了我们选择的范围。但是，面对社会现存的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人们究竟作何选择呢?众所周知，课程的职责在于育人，课程所育之人是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这就要求作为课程内容的文化理所当然地能承担起这个重任，虽然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都可以成为课程内容的来源，以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作为内容的课程也能育人，但是二者所育之人的质量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自不必多言。人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他能否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决定了他以何种方式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因此，欲提高人的质量，改善人面向未来、引领未来的方式，就必须选择先进文化作为课程的内容。亦言之，课程必须以先进文化为其内容，才能提升其内在品质，才能使其成长为具备生命力的实体，才能确保课程实现其本原功能。
把先进文化作为课程的内容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是所有的先进文化都可以成为课程内容呢?依人类目前的学习能力来看，我们似乎仍无法掌握所有的先进文化。因此，在先进文化成为课程内容之路上还有一道检验标准，也就是先进文化的准入标准——教育性，它包括三项指标，即：具有教育意义，符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求。进而言之，只有那些具有教育意义，符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求的先进文化才能成为课程内容。
其次，从动态上看，课程是课程研制主体传承和创造先进文化的过程。
动态意义上的课程是一种动作，是一种活动。其中的课程研制主体泛指与课程发生关系的所有的人和组织，参与或影响课程研制活动的人和组织。依据课程研制主体与课程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对课程研制活动的影响程度，可以把课程研制主体分为直接主体和间接主体。所谓直接主体，顾名思义，就是指与课程关系较为亲密、直接参与课程研制整个过程的所有的人和组织，包括课程理论研究者、教科书编写者和审定者、政府官员、教师和学生等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某些组织。以此类推，间接主体就是指与课程关系不太亲密、以某种方式间接影响课程研制整个过程的所有的人和组织，包括社会团体、雇主、学生家长等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某些组织。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影响，课程研制主体在其中承担着同样的任务，即传承、创造先进文化。
所谓传承先进文化是指课程研制主体依据判断先进文化的三个标准在现实社会文化中选择、组织先进文化的活动，也是课程研制主体选择课程内容、依某种技术组织课程内容、实施课程内容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跨入课程内容之中，可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通过课程实施得到最大限度的继承。
所谓创造先进文化是指课程研制主体在传承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以已存的先进文化为基础，依据判断先进文化的三个标准，结合特定的环境、对象等要素生产先进文化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确保先进文化在传承中得以创生，可以确保先进文化做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