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餐饮协会会长张学涛，安徽省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长范星宏，安徽省餐饮协会秘书长佘林明，安徽省餐饮协会副秘书长徐平，安徽省餐饮协会副秘书长郑德贵，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主任张圣亮，徽商杂志社总编辑、徽商全球理事会秘书长韩新东，徽商杂志社副总编辑许祝生，徽商杂志社运营总监许以信等共同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观点碰撞
安徽天鹅湖大酒店餐饮会议部总监胡建东率先“抛”出自己的见解。胡建东认为，当前形势下，酒店餐饮企业首先要降低成本、节约能源；其次，在经营方面酒店餐饮企业要适当降低门槛，如开展自助餐团购活动、推出大厅平民菜谱等。最后，酒店餐饮业需要建立自己的餐饮文化，如突出徽文化，加深顾客对安徽人文文化的了解。
不仅本土企业如此，外资酒店餐饮业也感受到了国内餐饮市场的“寒意”。合肥万达威斯汀酒店总经理道格拉斯则从经营利润以及人才培养两方面来分享发展对策。“受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的中餐厅、自助餐厅以及白酒人均消费并不尽如人意。令人欣慰的是，酒店客房的经营状况不仅从入住率还是每间可住房的收益来看，2012年至2013年有6%-10%的小幅增长。”
徽商齐云山庄酒店总经理、五一酒店驻店总经理钱蓉认为，在新形势下，酒店餐饮企业必须抱团发展，各取所长来吸引更多的客户。酒店餐饮首先需要转变经营模式，划分不同市场定位的消费群来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其次，酒店餐饮还需打破常规，突破思维，如在宣传推广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营销工具以及团购活动来提高企业影响力和拉动增长。
浙商国际假日酒店营销总监王超则认为，安徽酒店餐饮企业应该把徽商的特色融入到酒店中去，而全球徽商之家酒店联盟能将各个酒店团结在一起，突出特色地迎接外地返乡徽商。
“‘国八条’对红顶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合肥红顶餐饮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汪庆云坦言。“我们餐饮界都有句话叫‘六七十年代吃温饱，八九十年代吃文化’，进入新世纪，酒店文化又有了新的引申，即吃健康、吃安全。而红顶就选择在健康与安全上做文章。”
花都CEO国际商务酒店董事长高瑞能同样“有话要说”。“‘国八条’出台后，很多消费者转向了农家乐和私房菜，其实，‘国八条’意在控制奢华消费，政府应该给予经济型酒店一定的支持。所以希望媒体能在反对浪费的基础上，要正确地引导合理消费。”
“企业生存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安徽外经戴斯酒店总经理助理陈建国表示。首先在客源需要上一定要考虑到市场的细分；其次要进行市场调研，节能减耗；另外在营销宣传上不仅要依靠传统媒体，更不可忽视网络媒体的力量；最后要进行产品创新，突出自己的酒店特色。
安徽圣大国际饭店常务副总经理王兵认为，新形势逼着酒店餐饮企业要“转方式、调结构”，具体来说，即为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餐饮结构的调整。
而安徽悦家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佘祥军则从“重新找准市场定位、重新定位客户价值以及拓展营销渠道”三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寻求发展路径。
“我们彼此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消费者。”合肥新站利港喜来登酒店行政助理经理张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的对手是客人，如何从客人那赚得更多的利润是我们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现在全球徽商之家酒店联盟给我们提供的抱团平台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一步。”
专家指路
在各家酒店餐饮企业负责人畅所欲言之后，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主任张圣亮表示，“国八条”的出台、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合肥酒店餐饮行业竞争形势的加剧都严重地威胁了安徽酒店餐饮企业的发展。张圣亮认为，“国八条”针对的是公款消费，而商务消费与学务消费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控制；另外，企业的定位也需要进行改变，“五星级酒店不仅只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定位，它可以代表一种微笑服务、一种奢华或者是一种标准。”
安徽省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长范星宏认为，酒店餐饮业的发展途径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合、分、专、跨”。所谓“合”，即为合作共赢。范星宏认为，酒店餐饮企业不能再走传统渠道，集团化将是未来发展趋势；“分”则有很多分法，分市场，分人群，分性别等；“专”体现在专业程度上，酒店餐饮企业可以推出类似“会议管家”以及酒店金钥匙服务等；而“跨”即为跨界发展，酒店同样可以推出社区服务功能或者月子会所等。
针对酒店餐饮业的现状，安徽省餐饮协会秘书长佘林明提出“三双制”解决方案，及将餐饮与住宿分开的“双排制”，大厅与包厢区分定位的“双场制”以及高低端消费群体价格分开的“双价制”。
“‘国八条’是大家为之欢呼的好事情！”安徽省餐饮协会会长张学涛话一出口就引来在场观众质疑的眼光。“‘国八条’的出台意在制止公款消费和杜绝奢侈浪费，让这些以公款消费为主要对象的餐饮企业死掉是一件有利民生的好事。”对于酒店餐饮企业今后的发展出路，张学涛指出了一条“必须降低生产成本、推出特色服务以及建立酒店文化”的发展道路。
最后，徽商杂志社总编辑、徽商全球理事会秘书长韩新东从“打造平台、资源整合、创新经营以及特色立足”五个酒店经营发展思路对本次研讨会做出了总结。
一、提出问题
体重为70kg的人在喝下(认为是瞬时饮酒)1瓶啤酒后,测量他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毫克/百毫升),得数据[1]如下
问题1.饮酒后多长时间后血液中含酒精量最大。
问题2.某人在早上8点喝了一瓶啤酒,下午2点检查时符合新的驾车标准,他在19点吃晚饭时又喝了一瓶啤酒,过了6小时后驾车回家,又一次遭遇检查时却被定为饮酒驾车,这让他陷入困惑,为什么喝同样多的酒,两次检查结果会不一样呢?过六小时后再喝一瓶,过多长时间才可以驾车。
问题3.一次喝3瓶啤酒多长时间可以驾车。
二、基本假设
短时间饮酒是一次饮入,中间时差不计。酒精在血液与体液中含量相同。酒精进入体内后不受其他因素对酒精的分解,不考虑个体差异。转移过程为,胃体液体外。人的体液占人体重的65%至70%,血液占体重的7%左右;而酒精在血液与体液中的含量是一样的。
三、参数说明
t为饮酒时间,y1(t)为时刻人体消化的酒精量,y2(t)为时刻人体的酒精量,k1为酒精在人体中的吸收率常数,k2为酒精在人体中的消除率常数,c(t)为时刻内血液中酒精浓度。f为酒在人体的吸收度(为一常数,其值等于血液与体液的重量之比)。
四、模型建立与求解
可把酒精在体内的代谢看成进与出的过程,用和
分别表示酒精输入速率和酒精输出速率,这样问题可简化为血液中酒精的变化律等于输入速率减去输出速率,即。
通过一系列计算得到人体内酒精含量。
可以看出,当酒精含量最大,解得,且此时c(t)达到最大值。
五、问题的回答
1.饮酒后多长时间后血液中含酒精量最大。根据以上数据拟合出参数k1,k2,的值分别为k1=2.0079,k2=0.1855,
代入可得喝一瓶啤酒的酒精含量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图像:
把k1=2.0079,k2=0.1855代入得:t≈1.2,即当饮酒1.2小时后,体内酒精含量最大。
2.分两次喝酒的情况。第一次遭遇检查时的酒精含量为c(6)=19.4mg/100ml
3.喝3瓶酒的情况。事实上喝三瓶啤酒的酒精含量与时间的函数图如下:
【关键词】酒德；酒礼；饮酒习俗
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产生了酒这种饮品。自从酒出现以后，在历史发展中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饮品，它有了精神文明价值。人类的饮酒也并不是简单的饮酒，而是奇托了饮酒者的精神与价值。中国的酒文化和西方的酒文化存在的不同点和相似点。
一、中西方酒的起源和原料
（一）起源
中国酒文化的起源大致有猿猴造酒说、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和上天造酒说。西方酒文化的起源有个传说：有一位古波斯国王把葡萄藏在密封的瓶中，不经意发酵成了葡萄酒。
（二）原料
中国的造酒原料主要是豆类、稻类等，决定着中国酒的种类。虽然历史最长的当属黄酒，但最能代表中国酒的是白酒。西方的造酒原料一般是大麦，后来，他们才知道葡萄可以酿酒。西方的酒种主要指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香槟、白兰地等酒。
二、中西方的酒德和酒礼
酒有利有弊，既能让人如醉如痴，使人性至善至美，又能让人祸害连连，荒淫无度，尽露人性之恶相。酒的别名“欢伯”、“祸泉”源于此因。
（一）酒德
中国传统的饮酒文化根基是酒德和酒礼。酒德两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书中说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象夏纣王那样，“荒湛于酒”。儒家并不反对饮酒，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都是德行。饮酒讲究“酒道”、“酒德”和“酒品”。酒德指酒后的行为，酒品指饮酒的旨趣和品德。
西方人同样讨厌没有酒德之人。Drinkingmanner指“酒德”。
（二）中西方酒礼
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一很大家必须遵守的礼节。在一些场合下不遵守，又因为饮酒过量，便不能自制，容易生乱。
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中国酒礼中的劝酒。劝人饮酒有如下几种方式：”文敬”、”武敬”、”罚敬”。文敬，是传统酒德的一种体现，也即有礼有节地劝客人饮酒。回敬，这是客人向主人敬酒。互敬，这是客人与客人之间的”敬酒”。罚敬，最为常见的是对酒席迟到者的”罚酒三杯”。
西方人敬酒一般选择在主菜吃完、甜菜未上之间。敬酒时将杯子高举齐眼，并注视对方，且最少要喝一口酒，以示敬意，但不一定喝光，也从不劝酒。英语toast或drink就是提议祝酒，或是为某人干杯的意思。此外，只有在特定场合在某人致辞之后，大家交相举杯，祝福某人，为某人某事庆贺。
三、中西方的酒文化精神
（一）中国原始宗教、祭祀、丧葬等礼仪与酒结合形成了中国的酒文化
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国古代，巫师进行各种活动，都要用酒。酒作为药，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的东西献给神灵和祖先。中国人即用酒祭祀祖先，也在丧葬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
（二）在西方，酒文化和希腊、罗马神话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为此，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了酒神精神，认为希腊人的酒神宴乐含有一种救世节和神话日的意义，这种独特的酒神音乐有别于一般的音乐。
四、中西方的饮酒习俗
（一）中国的饮酒习俗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举行家宴时，都要为死去的祖先留着上席，一家之主这时也只能坐在次要位置，在上席，为祖先置放酒菜，并示意让祖先先饮过酒或进过食后，一家人才能开始饮酒进食。在祖先的灵象前，还要插上蜡烛，放一杯酒，若干碟菜。
重大节日的饮酒习俗。选一些日子让人们欢聚畅饮，于是便有了节日。（1）春节饮用屠苏酒、椒花酒。（2）灯节，人们都向天宫祈福祭礼后，欢饮达旦。（3）中和节饮中和酒、宜春酒。（4）清明节，饮酒不受限制。（5）端午节饮菖蒲酒。（6）中秋节，人们赏月饮酒。（7）重阳节，有登高饮酒的习俗。（8）除夕，年三十，人们喝“年酒”别岁、守岁。
婚姻饮酒习俗。（1）南方的”女儿酒”在女儿出嫁之时才取出供宾客饮用。（2）”会亲酒”，订婚仪式时，喝”会亲酒”。（3）”回门酒”，结婚的第二天，娘家要置宴款待，俗称”回门酒”。（4）”交杯酒”：这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节，在古代又称为”合卺”，合卺又引申为结婚的意思。
其它饮酒习俗。（1）”满月酒”或”百日酒”。（2）”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多厄难，就要送他作寄名和尚或道士，回到家中，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3）”寿酒”：中国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4）”上梁酒”，在中国农村，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有的地方还流行用酒浇梁的习俗。（5）”开业酒”，这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6）”壮行酒”，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
（二）西方人的饮酒习俗
欧洲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每年12月末都要举行一次新酒节以庆祝丰收，即酒神节（Dionysia或Bacchanalia）。人们结队游荡，载歌载舞，纵情狂欢，完全坠入忘我之境，人的本性在这里得到最大的释放。酒神节变成了狂欢节，从古罗马、古巴比伦到当今世界各地几乎都存在。
六、中西方酒文化的相似点
（一）文学作品和酒
无论中西方，人们面对生活的忙碌和无奈、感叹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只有在对酒高歌时、酒酣耳热后，沉重的心灵才得以片刻的慰藉，脆弱的人性才得以暂时的解脱。这种相近的人生观，反映在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里。如李白的“举杯销愁愁更愁”，杜甫的诗句“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
希腊人只有在那种抛弃一切束缚、回归原始的状态下，痛极生乐，乐极生悲，美才得以展现，音乐才得以产生，艺术才得以创造。如drinkone’ssorrows/troubles，drownone’stroublesaway，drinkdownsorrow.可见，酒和艺术的千丝万缕联系，在中西方酒文化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神话、传说和酒
中国神话传说中就没有酒神这一说，却有关于酒的发明人一说，最早提到的酿酒人为仪狄和杜康。汉语中的“酒仙”也不是指酒神，而是古时对酷好饮酒的人的美称。
西方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在罗马神话中称巴克斯（Bacchus）。而BacchushasdrownedmorethanNeptune的意思是“酒神淹死的比海神多”，也就不难理解美酒所造成的祸害。
（三）中西方的酒吧
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泡酒吧。
欧美的酒吧文化既是酒神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又是它的延伸：酒吧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原初动力。到了欧美（尤其是英国）不能不去酒吧，那是朋友之间休闲聊天或聚会的好场所。
东西方酒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了解不同民族的酒文化，有助于了解各国各民族的心理和价值观，方便国际交往。
参考文献
[1]王宝琳.尚书现代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酒礼.百度百科，2014年3月.
【关键词】长期饮酒；危害认知；影响因素
ASurveyontheCurrentSituationandtheInfluenceFactorsofAlcoholConsumptionamongResidentsinPanyuDistrictofGuangzhouCity/RUANShu-chan，LIANGZheng，CHENJun-zhong.//MedicalInnovationofChina，2016，13（08）：075-079
【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alcoholconsumptionandtheinfluencefactorsofthelong-termdrinkinginPanyuDistrictofGuangzhouCity，inordertoprovideevidenceforpeoples’healtheducationandintervention.Method：8540registeredresidentsaged35yearsoldandabovefromPanyuDistrictinGuangzhouweretakenoutthroughgeneralsurveyandinvestigatedinself-designedquestionnaires，whichtherewere2639long-termdrinkersand5901nonelong-termdrinkers.ThedataentrywasusedEpiData3.1software，andthedatawereanalyzedbyusingSPSS16.0.Result：Theproportionofthelong-termdrinkerswasupto30.90%，andtheproportionofmaleamongthelong-termdrinkers（93.65%）wasmuchmorethanthatofnonelong-termdrinkers（58.62%）.Andtheproportionofmarried（nonelong-termdrinkers：72.18%vs.long-termdrinkers：64.45%）and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nonelong-termdrinkers：66.26%vs.long-termdrinkers：20.47%）amongnonelong-termdrinker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long-termdrinkers，respectively.Theoverallcognitionofexcessivedrinkingamongnonelong-termdrinkerswasmuchbetterthanthatoflong-termdrinkers.TheLogisticsregressionshowedthatthegender（OR=0.107），age（OR=0.978），educationlevel（juniorhighschool：OR=0.464；seniorhigh/technicalSecondaryschool：OR=0.328），marriage（married：OR=0.578），physicalexercise（OR=0.620），subjectivehealth（verygood：OR=0.338）andcognitionofexcessivedrinking（OR=0.713）werethemajorinfluencingfactorsassociatedwiththepresenceoflong-termdrinking.Conclusion：Moreworkshouldbedonetothelong-termdrinkersandtheconditionsoflong-termexcessivedrinkingshouldbeenhanced，andthehealtheducationbasedoncommunityshouldbestrengthenandtakingthenecessaryinterventions，inordertoimprovethepeoples’unhealthylifestylesandbehavioralpatterns.
【Keywords】Long-termdrinking；Harmcognition；Drinkingattitude
First-author’saddress：TheSecondPeople’sHospitalofPanyuDistrictinGuangzhou，Guangzhou51143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08.02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作为酒业制造与消费大国，长期以来居民对不健康饮酒文化的认识不足，导致居民中长期过量饮酒人群日益增长，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逐年上升，伴随发生的各种并发症正在日益威胁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并导致严重的疾病负担[1-3]。因此，了解居民的长期饮酒现状极其影响因素，对于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社区14个自然村35岁及以上本地户籍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8540人，其中长期饮酒者2639人，非长期饮酒者5901人。将研究对象按照是否长期饮酒划分为长期饮酒组和非长期饮酒组。
1.2长期过量饮酒判断标准WHO标准规定酒精摄入量，女性>40g/d，男性>80g/d，饮酒5年以上即为长期过量饮酒。为方便在调查中统计，女性上述酒精摄入量转算为啤酒为每天约1166mL，约为
2瓶550mL啤酒；约1瓶500mL葡萄酒；约150g，即3两40度的白酒；约100g，即2两50度的白酒。男性上述酒精摄入量为女性的2倍，为啤酒为每天约为4瓶550mL啤酒；约2瓶500mL葡萄酒；约300g，即8两40度的白酒；约100g，即4两50度的白酒。1个单位约含12g酒精，相当于350mL啤酒，150mL葡萄酒，或45mL的40度或30mL的50度烈性酒，男性不超过2个单位。酒精量计算：所饮酒量（mL）×酒精度数×0.8。
1.3调查方法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调查，采取集中调查、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现场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一般情况，对长期饮酒的危害的认知情况等。
1.4质量控制调查员由经专业培训的在职医护人员及在校医学生组成；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充分的动员和培训，并通过宣传进行充分的知情同意；调查现场设置专门的质控人员以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和真实；调查对象无法直接完成现场调查的则由其家属或其他陪护人员协助完成。
1.5统计学处理采用EpiData软件编制统一数据库，数据双录入，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字2检验，以P
2结果
2.1居民一般情况本研究共调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社区35岁及上人群8540人，其中长期饮酒者2639人（30.90%），非长期饮酒者5901人（69.10%）。长期饮酒者中，男性比例高达93.65%，非长期饮酒者中男性比例（58.62%）略高于女性（41.38%）；长期饮酒者年龄集中在60岁及以上（46.72%），非长期饮酒者则以35～岁（40.35%）为主；非长期饮酒者中已婚（72.18%）的比例明显高于长期饮酒者（64.45%）；长期饮酒者和非长期饮酒者文化程度均以小学及以下（44.07%）为主；长期饮酒者职业以工人（25.46%）和无业人员（21.64%）为主，非长期饮酒者则以商业服务业人员（24.65%）和工人（16.34%）为主；长期饮酒者和非长期饮酒者个人月平均收入均以1000元～为主；仅20.47%的长期饮酒者表示平时参加体育锻炼，而非长期饮酒者该比例则达66.26%；分别仅有20.45%和22.35%的长期饮酒者和非长期饮酒者认为自评健康状况良好。长期饮酒者和非长期饮酒者的一般情况各因素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危害的认知情况结果显示，分别有69.74%的长期饮酒者和82.37%的非长期饮酒者知道长期过量饮酒会产生疾病；长期饮酒者认为长期过量饮酒所产生的主要疾病为急性胃炎伴上消化道出血（55.69%）及急性脑血管意外（如脑出血）（68.77%），非长期饮酒者认为长期过量饮酒所产生的主要疾病为急性脑血管意外（如脑出血）（75.36%）和急性酒精中毒（头晕、昏迷、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50.35%）；长期饮酒者认为长期过量饮酒可导致的慢性疾病主要为酒精性心肌病（48.93%）、酒精肝和酒精性肝硬化（58.64%）、脑血管意外（脑梗死及脑出血）（62.91%）和高尿酸、痛风（78.32%），非长期饮酒者认为长期过量饮酒可导致的慢性疾病主要为酒精性心肌病（66.77%）、酒精肝和酒精性肝硬化（80.32%）、高尿酸、痛风（82.54%）和脑血管意外（脑梗死及脑出血）（88.61%）。长期饮酒者和非长期饮酒者对长期过量饮酒危害的认知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居民长期饮酒的影响因素以居民是否长期饮酒（非长期饮酒=0，长期饮酒=1）为因变量，以居民的一般情况、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的认知等相关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采用Backward：LR法，建立回归模型，变量进入方程水准为α=0.05，剔除水准为α=0.1以下，分析居民长期饮酒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初中；高中/中专）、婚姻（已婚）、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和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危害的认知等因素是居民长期过量饮酒的影响因素。居民长期饮酒的影响因素见表3。
3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我国酒的生产量和人均消费量均有明显增加[4]，再加之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目前我国与长期饮酒有关的疾病患病率不断上升。据地方性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饮酒人群数量和酒精性肝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5]。杨华杰等在中山市农村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经常饮酒者和大量饮酒者的比例高达29.5%（其中经常饮酒者13.3%，大量饮酒者16.2%）[6]。本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市番禺区居民中长期饮酒的现状不容乐观，高达30.90%的居民长期饮酒，与前述中山市农村地区的研究结果接近。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非长期饮酒者对于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的认知明显好于长期饮酒者，进一步表明长期饮酒者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认知不足，对长期饮酒容易导致的慢性疾病把握不够准确，而有研究结果显示，与长期饮酒密切相关的心血管病通常起病隐匿，早期无症状，病情逐渐进展，患者常在出现较严重症状时才去就医甚至于来不及就医就突发死亡[7]。此外，酒精性心肌病的治疗在于早期诊断、立即戒酒，如果出现心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仍然持续饮酒，将失去治愈机会[8]。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居民长期饮酒有重要影响，此外随着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居民中长期饮酒的比例则逐渐降低；已婚居民中长期饮酒的比例低于未婚居民；随着居民中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的提高，居民中长期饮酒的比例逐渐降低；随着居民年龄的增加、自评健康状况的提高和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认知的增强，居民中长期饮酒的比例逐渐降低。上述结果表明，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9]，提高居民对长期过量饮酒的危害的认知度，改变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对于缓解居民的长期饮酒状况，预防并降低与长期饮酒有关的慢性疾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0-12]，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度能够降低其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并强化居民有利于健康的行为[13-15]，因此加强和提高长期饮酒者的社会支持度，有意识的引导该类人群逐步减少饮酒，甚至戒酒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赵颖.高校教师主要慢性病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2]常彬霞，孙颖，滕光菊，等.2012年欧洲肝病学会及2010年美国肝病学会关于酒精性肝病指南的解读[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5，31（1）：30-34.
[3]马玉霞，张兵，王惠君，等.饮酒行为对我国9省成年居民高血压患病的影响研究[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1，20（1）：9-12.
[4]马世发，张雄.牙克石市饮酒行为调查[J].中国医学创新，2011，8（8）：18-19.
[5]厉有名，范建高，王炳元，等.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0，26（3）：229-232.
[6]杨华杰，周志衡，王家骥.农村社区居民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2010，8（7）：896-898.
[7]郭继鸿.全科医师心血管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1-2.
[8]胡大一、黄峻，等.心血管内科学高级教程[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367-369.
[9]马世发.对酒精依赖患者及家属强化健康教育的效果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0，7（35）：117-118.
[10]魏永平，阙伟东，叶定村，等.社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家庭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5）：101-103.
[11]黎艳，李莉，汪晓红，等.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对2型糖尿病治疗达标率的作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1）：8-10.
[12]张萍，何芬，肖佐才.论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遵医行为的影响[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8）：62-64.
[13]UchinoBN.Socialsupportandhealth：Areviewofphysiologicalprocessespotentiallyunderlyinglinkstodiseaseoutcomes[J].
JBehavMed，2006，29（6），377-387.
[14]YangH，HuangX，ZhouZ，etal.Determinantsofinitialutilizationofcommunityhealthcareservicesamongpatientswithmajornon-communicablechronicdiseasesinsouthChina[J].PlosOne，2014，9（12）：e116051-e116051.
关键词：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支持；酒依赖患者复饮率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生存的压力及竞争的激烈，使得物质滥用的问题越演越烈，在我国受酒文化的影响，酒依赖的问题更加突出。有调查显示这些患者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失眠、自身健康评估不正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疲倦、认为别人制造麻烦、饮酒对健康没有影响、和家人关系不融洽等。所以对酒依赖患者的治疗，除了采取药物解除对酒精的依赖，更应配合认知治疗及家庭支持，降低复饮率，为较好戒除酒精依赖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武汉市汉阳医院精神卫生科2011年5月～2013年5月，来我科住院治疗的酒依赖患者。纳入标准范围：达到《国际疾病分类法》（第10版）中的酒依赖综合征及戒断状态的相关诊断标准。排除患有严重躯体疾患，及精神疾病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32例，对照组32例，男患者60例，女患者4例，年龄28～56岁，平均年龄（36±5）岁。
1.2方法对照组使用常规的药物替代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定期认知治疗，合并家庭支持。两组疗程均为3个月，实验组方法具体如下：①首先对于患者的饮酒及戒酒的动机有所了解，详细掌握患者在脱酒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及戒断之后复饮的原因。让患者从酗酒-戒酒-再饮酒-酗酒的循环，貌似重蹈覆辙的循环中明白了导致复发的社会、心理原因，学会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1]。②帮助患者对酒精戒断的症状拥有正确的认识，知晓酗酒导致躯体和心理受到的危害，加强戒酒的意识，组织戒酒者共同讨论，通过成功案例的分析，激发戒酒者的意志力。③发自内心的去关心、爱护及尊重患者，采用动机启发谈，不要一味指责患者。对患者戒酒中发现的躯体、心理问题及时解决处理。对患者渴望饮酒的行为及想法，及时制止并正确引导。④开展行为疗法，帮助患者应对急性或慢性渴求，加强患者的社会功能，强化患者的不饮酒行为。通过奖励、代币、劳动等方法，对患者好的表现进行鼓励；⑤对实验组患者家属，2次/w开展健康宣教，了解患者家庭背景，强调人际间、家庭成员间的不良关系是导致饮酒成瘾、治疗后复饮的重要原因。有效的家庭治疗可打破对治疗的阻抗，促进成员间的感情交流。使家属正确对待患者，不放弃患者。从心理及行动支持患者的戒酒行为。出院6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调查其复饮情况，统计学分析：使用χ2对两组患者的复饮率做出差异性分析。
2结果
2.1参与者数量分析对照组及实验组均完成3个月的治疗。
2.2两组复饮率的对比随访中实验组复饮率25%（8/32），对照组复饮率75%（24/32），差异有显著性（P
3讨论
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以下社会因素与饮酒相关问题关系较大，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婚姻破裂，重体力劳动，社会对醉酒者的容忍度，收入低等[2]。故酒依赖患者合并有心理问题较多，不但对个人及家庭生活造成影响，更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治疗应合并认知行为治疗及家庭支持。对戒酒者采用认知性干预，帮助患者对酒精的危害性树立正确的认知，令患者消除自卑、自责、感觉无能等消极观念；使其对生活的有掌控能力、树立对戒酒的信心以及重燃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另一方面认真仔细观察患者的日常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从而正确判断戒酒者的心理状态变化和惩罚自我的可能性，以便适时进行干预。与此同时应帮助戒酒者构建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体系，帮助其对不良生活事件做出正确判断，尽可能消除存在的负性情绪。鼓励戒酒者与病情相似但可较好控制的病友交往联系，同时从相互交流中掌握有效控制饮酒的好方法。针对患者对整体病情的掌控，也要重点对戒酒者进行相应的健康教育和相关的出院指导。酒依赖患者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治疗相对容易、复饮防控难，加上相当一部分戒酒者由于长时间饮酒致使人格改变，想要戒酒成功是相当不易的。就有必要向戒酒者及其家属对于科学戒酒防止复饮的方法做出介绍，强调戒酒者家属在整个戒酒过程中应起到重要的监督，关怀、支持作用，动员戒酒者身边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戒酒者成功戒酒，同时坚持与医生联络，获取科学的指导。于住院期间和戒酒者共同探讨一套人性化的预防复饮计划方案，针对每一位戒酒者不同的性格、社会地位、特点及家庭环境，尽可能的躲避一些不良因素，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关键是加上医务工作者科学的心理治疗与专业护理，让戒酒者自觉遵守，亲友关心与支持，医务工作者定期电话寻访三方协力，成功戒酒，改变不良饮酒习惯[3]。
参考文献：
[1]江开达.精神病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10.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