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Marcus)和库思曼(Dick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我们先要精通科学内涵的要点。就是说，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学懂弄通。为此，我认为应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入手。我通过学习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绪论》节（2）条，是对科学内涵狭义方面最准确的表述，而《纲要》的全部内容，则是对其广义方面的最完整的概括。
怎样理解党要求我们要实践“三个代表”、落实“三个代表”、做到“三个代表”等等这些提法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广义方面，是指其系统的科学理论，即丰富、发展、深化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一方面，同志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中央同意印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从几个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广义方面作了最科学、最深刻、最准确的阐述。
首先，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过程，包括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以及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其次，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列举了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等十个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和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科学理论体系。
再次，阐明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深刻的内容。
最后，阐明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我们讲，在全党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等命题，都是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涵义的广义方面。
当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狭义方面和广义方面，并不是彼此隔绝、互无联系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它的狭义方面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是灵魂；而它的广义方面则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展开，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弄懂弄通之后，就要注意应用它。
伊塞尔和费什对文本和读者关系的不同之处
尽管伊塞尔和费什关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以阅读过程为研究的重心，都承认阅读是对其对象进行加工的活动。但是两人的理论还是有相当的差异。首先伊塞尔并没有完全地抛弃文学文本作为客体的存在。他在阐释文学文本与读者的交流结构中认为文本与读者是双向交互作用的文学交流结构。文本不会对读者进行反馈，这就使得读者无法检验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否恰当正确。本文和读者之间无法建立直接的语境，只能靠读者从本文的暗示或意指中去建立。伊塞尔对文本中的暗示或意指的存在表示肯定，这就体现了他还保留了文本的客观性，不是纯粹地把重心放在读者身上。
伊塞尔认为未定性的两个基本结构是空白与否定，它们是交流的基本条件，因为它们建立在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而文本意义产生的空间就存在于文本结构中的“空白”和“未定点”。可以说文学文本中的这些“空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文本的缺点，反而是它的优点，把作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联接起来。
伊塞尔认为读者虽然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程度上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但是读者在获得作品意义的过程中要受到文本自身的限制。但是费什则把这一概念定义为“从（先在的）一套对某个世界的假设中产生出这个世界来”[1]（p80）。因此，费什的意义制约机制不是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而是读者主观经验中的“先在假设”，读者是不受文本的任何制约。关于伊塞尔主张的“不定点”的阐释有赖于“确定点”的存在，他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语言符号犹如夜空的星星，是明确不变的，而如何将群星连接成星空图案，则是不定的，因人而异的。”[9]（P282）费什认为并不存在什么未定性，一切意义的创造实际上都依赖于读者在传统惯例之内运用的“主观性”。而且他不同意伊塞尔主张的任何作品的阐释都来源于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样一种理论的每一成分，不管是确定性还是本文部分，未定性还是空白，都是需要它们的解释手法的产物。因此，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都无法构成独立的既成品，为阐释过程提供依据”[4]（p211）对文本形式特征的先在性费什读者反应批评持否认态度，“认为文本的形式特征虽然始终存在，但它们总是阐释行为的结果，文本不是阐释的对象，而是阐释的产物。”[6]可见，费什反对将文本意义看成是存在于文本之中或用某种代码编写在文本之中，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读者的参与活动。读者的参与活动应该是批评关注的焦点，因为读者的参与包括了读者思考、明辨、解惑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此对于这些思维活动的描述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费什认为作品的意义始终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不断地重新构建。费什把意义控制放在了“阐释共同体”上。阐释共同体强调的不是指一群拥有共有的阐述策略的读者，而是由一群读者共同分享的同一套阐释策略。读者的反应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阐述策略基础之上，“阐释策略不是在阅读之后才发挥作用。它们本身就是阅读的形态。而且正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阅读的形态，它们将自己的形态赋予文本，创作文本，而不是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从文本中产生”。[3](P181)同样，采用相似的阐述策略的读者，获得的同一文本的意见也一致。费什说的“同一”文本，指的并不是读者面对同一文体才用了相同的策略，而是说“同一”文本是两个或多个读者采用了相同或者相似阐释策略的产物，这些读者集合则构成了一个“阐释共同体”。具体地表述是“阐释共同体不是指一群拥有相同观点的单个读者，而是指拥有一群单个读者的一种观点或一种组织经验的方式，即它所假定的各种区别、理解范畴以及贴切与否的规定构成该集体成员的共同意识”。[7]（P157）每个阐释集体拥有各自的阐述规则，组成各自的意义制约因素。那么阐释策略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有客观依据？费什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曾把阐释策略解释为构成各个批评流派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与理解的方式，它造就了各派间阐释的差异。但是在接受个别读者对于不同文本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时，他却把它看成是个别读者创造文本形式特征以及作者意图的手段。这种模糊性就导致了阐释共同体概念的模糊，这就不能使得费什关于阐释共同体的理论是普遍有效的。
总结
伊塞尔和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重视了读者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对传统的文本主义进行了突破。但是费什对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比伊塞尔的更激进，他将文本的意义放在了阐释共同体中，但是却无法对其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不能够清楚地描述阐释共同体以及明确它的来源。伊塞尔虽然将意义制约机制设置在文本中，承认了文本在意义产生时的客观作用，文本意义的产生需要靠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产生，但是伊塞尔对文本的“空白”和“未定性”的阐释仅限于文本的“意义”范围，没有真正触及到作品的主题意指及语言意义等。他所表达的文本召唤结构也没有真正从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去分析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费什.为什么没人害怕伊塞尔[M].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
[2]JaneP.Tompkins,Reader-ResponseCriticism:FormFormalismtoPost-Structuralism[M].JohnsHopkinsUP,1998.
[3]金元浦.接受反应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任虎军.从读者经验到阐释社会[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卷.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的要求，全总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切实用《意见》精神武装广大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工会工作改革发展创新。研讨班为期四天半，着重就贯彻落实《意见》、起草修改《实施方案》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进行探讨。全总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工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并组织现场教学和交流发言等活动。
开班式上，李玉赋首先对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需要重点理解和把握的内容，从十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握工会工作主战场、主阵地，深入思考、厘清思路、拿出举措，贯彻党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回应职工群众的新期待。李玉赋指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任务出发，提出“四个全面”这个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战略举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各级工会要抓住机遇、锐意创新，集中发力、再上台阶，把广大职工组织动员起来、团结带动起来，积极投身“四个全面”伟大实践。
李玉赋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深刻阐述了加强、改进、创新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意义，鲜明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创新性、指导性，是推动群团事业发展、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意见》的重大意义，全面领会把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统一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创新，以务实的举措、科学的方法，把《意见》贯彻好、落实好，不断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李玉赋要求，各级工会要始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要不断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牢固树立以职工群众为本的理念，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突出对职工群众包括农民工的组织和维权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职工群众，最广泛地把职工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到工会活动中来，带领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刘国中主持开班式。全总党组、书记处同志;各省（区、市）总工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总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专题研讨班学习。
关键词：散文诗纵论新颖别致情酣气畅
新著《散文诗美学》，依然是作者一如既往的情气充沛而纵横捭阖的纵论特点。这让我不禁想起20世纪意大利重要小说家之一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为经典所下的12种定义。[1]尽管现在言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可成为经典为时尚早，因为这有待时间检验，但我以为它符合卡尔维诺为经典所下的12种定义的部分内容，如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散文诗美学》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以为，这主要表现在此著纵论散文诗，新颖别致，情酣气畅。具体则可从以下四方面阐释。
一、发他人之未发：有高度
为文，发他人之未发，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如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的名言“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2]以花为喻，强调为文要推陈出新，而有创见。而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名言“惟陈言之务去”[3]则明言写作时务必去陈言，也即强调了写作的独创性。论著的学术价值首先就在于发他人之未发，有创见。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以美学的站位，关注当下，注重思辨，此著语言精致，重在研究散文诗的自由精神与自足性生态，研究散文诗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论著除了绪论与余论之外，共七章，虽然只有15万左右，但与某些数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的论著相比并不逊色。因为《散文诗美学》能发他人之未发，其见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散文诗美学，其研究对象广泛，包括美的形态、依据、本因、轨迹，美的发生、特征、意象、意境，美的结体、旋律，美的情感、思想、自由精神等。《散文诗美学》，未采用分门别类的、系统建构的教科书式的阐述，而以纵论性的形式开展，着重研究散文诗美学的核心问题――审美情感的发动与呈现，研究散文诗美学本体的最本质内涵――自由精神以及散文诗作者争取自由的精神自由，研究散文诗自足性的美学生态，研究散文诗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状态，引领散文诗创作对于人类最为根本的生存境遇的审美关注等。而在具体阐述上又时有创见，发他人之未发。比如绪论中对散文诗写作的阐述就他人之未发：“散文诗创作最要紧的是在于捍卫它的文体尊严，并不是要将散文诗写成诗歌，也不是要将它写成散文，而是写成散文诗自己。”此外，关于鲁迅《野草》的论述，关于散文诗“生命美学”的观点，关于文献建设的设想等，也都颇有创见，可谓发他人之未发。当代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在《致王志清》（此著代序）中充分肯定王志清散文诗研究有创见：“兄文中有许多卓见，将鲁迅传统，尤其是思想深度、象征性、‘难于直说’等提升到文体特征上立论，是创见。”这固然是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奖掖后学之语，却也道出了王志清散文诗研究有创见之实情。
二、判断准确到位：有深度
无论是论文，还是论著，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皆颇为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这是论文、论著具有理论深度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学术价值大的要素之一。王志清深得个中三昧，在撰写《散文诗美学》时注重对论述对象的审美判断准确到位。无论是对散文诗整体特征的把握，还是对具体散文诗作家作品特色、艺术价值的评判，也无论是对散文诗价值取向、文体形态的阐述，还是对散文诗语言韵致的主张等，都达到了审美判断准确到位之要求，从而，显示出此论著理论的深度。我们从此论著对散文诗大家耿林莽的评价等便能以一斑窥全豹。如第二章“《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的导论部分有如下阐述：“鲁迅以降……而在众多散文诗的名家俊彦中，假如只能推举一个杰出代表作为后鲁迅时代‘领衔’的话，我们则将目光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遗世独立的耿林莽……而从鲁迅到耿林莽，是两个里程碑，两面旗帜，而却是一个传统。精神拷问，生命追询，虑意现实，关注当下，这种悯情深度与精神向度，出以一种象征性曲笔的独语，形成了张力遒劲而诗性沉郁的基本风格。”这段阐述，既有对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创作地位的确定，又有对鲁迅与耿林莽散文诗异中有同、异曲同工的评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审美判断准确到位，而且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的深度。
《散文诗美学》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理论上有深度，这与著者王志清有资本、有意识不无关系。其有资本来自博览群书，尤其是熟读了古今中外多种文学理论著作；也来自他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结合，散文诗创作与散文诗评论同步，古诗研究与新诗研究并行。这也就使他练就了“火眼金睛”，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与审美判断力。其有意识，也即王志清对审美判断准确到位，理论上有深度是有意而为之，是自觉的。
三、思辨考证结合：有力度
王志清是一名学者，具有学者的理论素养，文学研究擅长思辨。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批评家王幅明在此书序中如此评价王志清散文诗研究之特点：“《散文诗美学》的作者，无意构建一座系统严密的大厦，一如《心智场景》，依然是以论见长，每一章都属于美学的范畴，且前后内容环环相扣。”王幅明所言“以论见长”，也即我此处所说的擅长思辨。王志清的古诗论著《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等如此，当代文学论著也是如此，这本《散文诗美学》自然也不例外。读《散文诗美学》，我们为王志清超强的思辨力所折服，整本论著，纵横开阖，充满了理性思辨的色彩，而又因为美学体验的参与，显得深入浅出。更令人称道的是，此论著思辨与考证相结合，显示了著者扎实的治学功底，也使阐述更具力度，还让人们对王志清学术研究之特色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有思辨之擅长，也有考证之功夫。如第一章“中国散文诗的辉煌初发”，对鲁迅《野草》中文体的辨正，便既有考证，引用他人的观点，并就鲁迅《野草》中作品的写作时间、内容风格、文体特征等旁征博引；又有著者的充满情感色彩的思辨，如“《野草》是一个哲学的世界，是一个象征的世界，是一个‘散文诗’文体无法涵盖的诗性的世界。鲁迅没有按照文体划分而把‘文体杂乱’的文章集合起来，非但没有削弱《野草》思想和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其本身的‘突破’意义，则更强化了其高峰的意义和价值。《野草》是不是散文诗集丝毫不影响《野草》‘里程碑’式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等等。其中，思辨与考证有机结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酣畅淋漓，颇具论证力度，令人信服。
四、用语新颖别致：有美度
王志清是写作诗和散文诗的高手，属于学者型的诗人，诗人型的学者。或许是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缘故，他虽在大学文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身处学院，却与学院派有所不同。其论著具有学院派论著的规范性等，却无某些学院派论著语言枯燥乏味之弊病，而是用语新颖别致，不仅将所探讨的问题阐述透彻，而且使读者得到阅读之愉悦，获得艺术美之享受，也即论著本身具有美感度。这在《散文诗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方面表现在章节的命名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论著的行文上。
《散文诗美学》的主体部分――七章的命名如下：“中国散文诗的辉煌初发”，“野草精神的脉象流变”，“颂歌牧歌的审美取向”，“自由天放的文体基质”，“真情本位的至诚书写”，“弹力无限的语言韵致”，“弥足珍贵的文献研究”。其命名都采用了偏正短语，除第一章多一字之外，其余六章字数相同，揭示了各章的中心论点，很精致，也很别致，具有语言的整齐美，尤其是大多数章名新颖，具有陌生感，对读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每个节名也都采用了与章命相同的语言结构，字数完全相同，具有语言的整齐美，而且用语大都新颖别致。如第三章“颂歌牧歌的审美取向”，共有三节，节名如下：“理性抉择的精神舞蹈”，“接通地气的情感节律”，“深婉明丽的语境经营”。这些节名，准确生动地揭示了各节的分论点，语言新颖别致，具有美感度。《散文诗美学》用语新颖别致，具有美度，由此可窥见一斑。
用语新颖别致，这在《散文诗美学》行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比喻。如“散文诗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文体躯壳和文化视野而自由翱翔的艺术精灵”，这一新颖别致比喻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散文诗“崇尚自由精神”特征。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比拟。如“散文诗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运用了新颖别致的拟人化手法，为治疗当下散文诗缺少血性真情这一弊病开出了独特的处方，也为散文诗“可持续发展”形象生动地指出了方向。或者借助新颖别致的排比。如“语言是散文诗作家思想飞腾的翅膀，是散文诗作家抵达灵魂深处的竹筏，也是散文诗建构自由特质、实现自由意志的文本策略”，采用了新颖别致的排比（其中含有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散文诗自由基因中的要素――语言，也增强了文本的气势与感染力。或者借助饱含情感、新颖别致的议论。如：“其文章中极少纯粹写景，更不会把景与生命主题游离开来，文字和感受融合在一起，景物与情感融在一起，悲壮与震撼融在一起，死亡与永生融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散文诗文体自由也擅长写情的特点，诗人叙述的过程成为情感过滤的过程，成为灵魂净化的过程，成为民族精神提升的过程。”这一饱含情感的议论，新颖别致，将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的散文诗内容与艺术特色准确生动地展示了出来，也将此著情酣气畅的特色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其实，《散文诗美学》行文新颖别致，不仅表现在上述方面，还表现在语言的多种组合上，从而，使全书具有鲜明的美感度，给人以艺术美之享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王志清的《散文诗美学》，探讨散文诗美学，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重点突出，讨论的兴奋点在散文诗的审美发生与美学特质，不取讲义写法，不以体系建构，着眼当下，直面现实，在场言说，直奔主题，审美判断准确到位，思辨与考证有机结合，用语新颖别致，因而，其特色、价值具有多维度：有见解的高度，有理论的深度，有论证的力度，也有论著的美度。因而，此著成为当今散文诗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必将在中国当代散文诗史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卡尔维诺：经典12定义[M].光明日报，2005-7-6.
关键词：语境；市场；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J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31-01
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左右，这些因素即可被视作品的“价值语境”，这里为使论述详尽，需要对于“语境”这一概念加以具体论述，“语境”（context），又称“上下文”，是由表示“与…在一起”的前缀的“con-”和“text”（文，在不同情况下译成“课文”、“本文”、“文本”等）构成的单词，与“文”在一起的是上文和下文。由于“上下文”有历时性含义，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的是结构的共时关系，现在“语境”一词的意思早已扩大为外在决定因素的总和。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物以稀以奇为贵，便是市场“语境”对产品价格的决定作用。阐释这一概念，是为了当考虑中国艺术品市场时，应注意关注其历时性的叙述模式和发展过程，并且使之将艺术品的特殊性质纳入市场的思考范畴之中，这种特殊性质在于，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是什么特殊因素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价值构成。下文将逐一展开论述。
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很宏观的叙述框架，因为绘画的分类和流派的历时性发展，使之在叙述这一观念时，因为结构中的叙事要素的可变性而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叙述模式，所以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只能以一个历时性的认识为前提，这里涉及到一个阶段的划分，这个阶段的划分，很重要的一点是抽取结构要素相对稳定的时段加以固化，再从一个共时性角度去分析这一时段艺术品市场具体成形的因素。在本文中，抽取一个特定时段和一个特定的艺术现象加以分析，即九十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现代艺术创作潮流以及其对应的艺术品市场模式。这个艺术品市场主要以海外收藏家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而形成的。而价值参照因素主要对应于艺术作品的创作图式和创作背后的解读空间。
这里涉及后殖民主义的价值语言系统，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范畴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阐述了西方与东方，以及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体系，以及随着延伸出的文化身份，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相关问题。在提及后殖民主义研究之时，赛义德是我们必须说起的人物，在赛义德（又译萨义德）的著作《东方主义》中，提出了“东方主义”这一论述，对以欧美中心主义文化话语的权利系统下对于“他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通过西方对于自身文化系统的补充性认知的视角，从而构筑了一个想象中的‘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的‘异己者’”①，关于这个概念，赛义德在原书中曾分析了“东方主义”这一文化术语的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它既是西方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东西方二元式对立的思维结构，同时还是一种权利话语方式。关于“东方主义”的第三层含义，赛义德曾论述道“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②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市场，这个市场主要是海外市场中，价值很高的作品一般都是一些政治性彩色很浓厚的绘画图式。所以可以看到，市场呈现出的艺术品价格高低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因素。这种语境属于一种共时性，因为这些因素属于一个时段内一个现象呈现背后的文化结构要素。通过这一现象，主要阐述艺术品市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叙述模式。
并且可以看到，艺术品在市场中的价值高低，主要涉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因为艺术品作为一个文化要素的视觉呈现，其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于其文化意义。所以当论述艺术品市场之时，因根据不同阶段的市场类型模式中的具体艺术品文化语境去思考。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