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著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1、国际原油涨价，油气开发压力大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战略资源，关系国民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就油气资源而言，由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和布局上的极不平衡性，形成极大的国际间利益差距和巨大的获利空间，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战争”，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争夺油气能源的争夺战。在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加快能源的开发，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扶持各自国家的石油巨头和民营油气企业。如美国以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独立石油公司;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和秋明-BP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等等，都在政府的许可下，分别加大了石油勘探的资金投入和海外扩张。近年来，基于国际油气价格涨多降少的规律，所谓涨多降少就是说涨幅远远大于降幅，而最终还是涨势，中国的油气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促成水电煤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上涨，无形中这些依赖油气的行业的大幅度上调价格，做了通货膨胀的推手。如果一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在很大比例上要依靠进口，那么这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保障就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有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2008年出台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指出，如果不加强油气勘察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到2022年我国对石油的进口量将升至总需求量的60%。如何才能规避风险，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一应加大本国油气生产的力度才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可行之路。其二要采取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拓展勘探开发技术，以技术换能源。才能有效降低或化解油气资源进口的风险。
2、金融危机恐惧感，纷纷追求经济快速复苏
2008年，一场国际间的经济危机，令各个国家机器都高度紧张。为了化解这一场让全世界经济疲软的金融危机，各国除了纷纷用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外，油气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不可避免的成了各国复苏经济的最重要的筹码之一。因为当油气短缺的时候，表现的就不仅仅是GDP的下降和环境状况下降，而是因为油气资源这一工业经济的血液，缺乏了血液的工业，从何而谈工业经济、工业发展?在油气勘探开发中，以项目式的油气能源开发战，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延迟停滞的油气项目，转眼间纷纷开战，如沙特阿美的Manifa项目、哈萨克斯坦的Karachaganak3期项目、阿塞拜疆的ShahDeniz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澳大利亚Reindee汽田等。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也借机走向海外，寻找新的油气能源开发市场，如在中东我国石油企业分别以各种经营和贸易方式参与了中东油气市场的工程承包和开采作业;其次计划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建立稳固的市场立足点，其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被称为第二海湾”的里海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盆地之一，可开采储量为130亿桶;再次是在非洲的第一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西非国家，拉美的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参与市场竞争，已初见成效，并且战略意义已经呈现。
3、油气开发技术与环境保护投资出现严重断层，最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旗下名为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一声巨响，大量的原油泄漏至墨西哥湾，时至今日原油仍在以每天8000桶的速度向外泄漏，泄漏规模超过原先估计的10多倍，而且这一纪录还在不断刷新，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终于震撼了正在疯狂开采油气的相关政府和油气企业的膨胀发热的大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污染事件，在此之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在2010年3月31日宣布，部分解除对近海油气钻探的禁令，扩大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此来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当墨西哥湾漏油发生时，油烃就进入了海洋生态系统，而首先是对海洋生物的危害，石油烃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以及运动;其次，石油一旦在经济生物体内累积，作为经济生物的食用价值就已丧失;再次，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其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藻类赤潮生物的大量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导致赤潮。赤潮可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产生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如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成了美国人请客，英国人买单，害了朋友坑了世人”。而且重金属元素，如汞、镉、铅、铬(总铬和六价铬)、铜、锌、镍以及过渡元素砷、硒等，是地壳的天然成分，在海洋非生物成分中有一定比例，如果人类活动使过量的重金属元素进入海洋，逐渐富集，同样，也都将最终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4、可替代能源还岌岌甚危
石油可以制造出重要的基础原料如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等，通过此类基础原料又可产出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染料、医药、农药、炸药和化肥等等，它们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可缺少的产品。虽说新能源可以代替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虽然从能量的角度上可以用风能、太阳能、核能部分取代，但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却是难以取代。目前已有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纤维素乙醇技术和微藻生物柴油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油页岩、天然气、海洋能和地热资源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是生产乙醇的原料粮食有限;甲醇在动力、安全、替代及资源方面具有优势明显，但有关毒性以及产业化和商业化推广应用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以科学数据作依据才能应用于市场;在高油价情况下，煤炭液化技术优势明显，但是原材料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对于可以大力开发的替代能源来说，中国二甲醚的生产已达到单套装置生产能力250万吨/年的技术水平，超清洁燃料GTL柴油、油砂资源和重油(稠油)资源、油页岩资源的开发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开发，这些可替代资源的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油气资源的紧张，但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生产水平也处在初级阶段，发挥的作用有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量为73亿吨标准煤/年，而开发量却仅为5000万吨标准煤/年;煤层气资源量为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有着极大地开发空间。
二、油气开发与环境的关系
1、油气资源再生周期远大于环境再生周期。油气资源再生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亿年，而环境的可再生期恢复期短者几十年，长者几百年，可见前者见长，后者见短。我们应该着手现在，培育未来。科学探测表明：新生代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中生代占65.2%，而天然气的储量排序则是中生代第一，古生代第二，新生代次之。可见油气的形成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地质年代。而我们开采油气，却只是近百年间的事情。我们把亿万年形成的地质地貌，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破坏了，虽然地表环境可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恢复，但是地质条件一旦被破坏，却是需要再经过亿万年的等待。
2、就目前油气开发而言，油气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油气的开发环境;而油气的开发环境又分地下环境和地表环境，二者是心脏与血脉的互为生存关系。油气的的开采是将地下深处的油气运送到地表上来，所以地表环境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地下环境的好坏。我们以美国为鉴：十九世纪40年代，石油勘探工人驾驶着拖拉机在阿拉斯加美丽的苔原上左奔右跑，造成苔原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不毛之地;地质学家把地表的隔热植物翻起分析地质，且没有做善后工作，露出了下面的永久冻土层，永久冻土被阳光晒化，地面形成沟渠，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失去了地表保护层，钻取上来的油屑又渗透到岩层，使得录井技术员无法对以后由周边钻取的含油岩屑做出分析判断。油气田的特殊地质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油气开发的环境：油气存在于地底深处，就必须钻井取屑，一直到能通过含油屑或者红光测气分析到油气为止。必然要通过有噪音的钻井和对地表的破坏才能完成。
3、从现实来看，油气开发与环境仍然是互为生存关系.油气行业面对日益凸显的能源与环境的挑战，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油气开发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产生影响。在深海、北极、高原等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和环境脆弱地区的作业直接导致油气勘探开发与环境的冲突。对油气开发前期可能造成的对植被的破坏、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对空气的污染、产生的落地油、废弃泥浆、废岩屑等等，污染因素多环节多。油气开发在现有的勘探开发技术条件下，在生产过程结束或放弃生产时，仍然避免不了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只能通过勘探和开采之后的及时补救措施，来修复、维护环境，以及不断的提高勘探和开发技术来保护环境。
4、油气开发与环境在经济中的位置.在现实中是前者重后者轻”。笔者认为二者均应放在同等的位置;都应从生存与发展的深层次来同等对待，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的意志、利益来确定;简单的讲，对待环境民众与总统同等。石油企业既要做到和谐生产，又要保护环境和限制地下流体的转移。对已开发井，设置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的专项开支，以确保废弃油气井及相关设施安全和实现地表可以被重复利用。结合目前国内相关环保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石油企业现有的技术力量，在对油气井资产进行弃置处理时，首先要保护淡水层免受地层流体或地表水窜入的污染;其次要隔离开注采井段与未开采利用井段;再次要保护地表土壤和地面水不受地层流体污染;然后要隔离开处理污水的层段;最后达到将地面土地使用的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的目的。对油气勘探，应由投资方给施工方增加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的项目投入，首先在勘探施工中因地制宜，缩小对环境的损伤范围;其次开发和使用对地表和水源无污染的环保泡沫剂，达到清水+环保泡沫”的勘探钻井作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再次在潜水面以上安全段激发，防止对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然后在有条件的环境中，推行打一口勘探井，种植一棵勘探树”，建造勘探绿色长廊;最后精心回填地表，以确保勘探作业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和培育。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环境一旦受到污染，遭到污染的环境将蔓延到更大的范围，形成所谓的世界性问题。现在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有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这些污染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酸雨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并给世界的古代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都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环境污染还给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得一些稀有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而我们要去补救修复这些被污染的环境，需要投入的是比那些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和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等等费用花费上千倍甚至万倍的代价，虽然其金钱的花费也许短时间内比不上所创造的利润，但是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收入分配中的矛盾增多；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等。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等等。在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失误不得。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就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同志用了较长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以上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与战略到新型发展观念与战略的演变，并以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从1960年美国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问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确立，新发展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和把握，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甚至把发展经济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
总之，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价值归宿，而且揭示了其动力源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思想，而且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
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运用，是针对中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的原则，即“六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总体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着眼于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两难”的棘手问题，我认为，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尤为重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尽管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过抑制经济发展来平衡别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甚至毁灭经济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现代文明程度。既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又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为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切实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广泛而有效，对于增进经济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中，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头四十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八次剧烈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引导和调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或中央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更有效。在最近若干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调控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就要做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就要加强宏观调控，以达到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我国既有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如政企不分、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缺位如公共产品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鼓吹自由放任，然后再强调政府干预的老路，而应当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始终注意同时发挥“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三）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既不是毫无波折的平衡增长过程，也不是一边倒的绝对非均衡增长过程，而是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运动状态，是与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的素质、制度政策等密切相关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经济资源差别悬殊，资金、人力和知识等要素有限，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一刀切、一个模式、齐步走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存在一定的极限或者度，如果不平衡发展接近或超过经济社会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又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
实现协调和均衡发展，从目前情况看，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总量上，由于历史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拉大。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人均GDP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逐年增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市发展相对要快得多，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持续拉大。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快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限制。四是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在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五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不平衡。过分注重对物的投资，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六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七是人与自然不平衡。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忽视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八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有效缓解。
应对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挑战，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坚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经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目标，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社会动荡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改革是为了发展，强调稳定也是为了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有些非常复杂和尖锐，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议论，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有一点必须明确：现在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恰恰相反，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和动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五）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全球化；起源；探究
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001－03
一直以来，中外理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一直很难达成共识，形成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都产生作用和影响，同时，由于定义全球化的各个个体或个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所处角度背景的不同，导致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内容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范式，也更谈不上是一个学派。全球化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新视角，全球化注重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依存(inmrdependence)作用。只有从全球和超国家的角度研究当前世界发展的过程，才能更明确清楚地勾勒出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以下我们将从起源、发展和概念三个角度深入探究中西方理论学者有关全球化研究不同论断，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一、起源问题
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理论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希腊。就有学者谈到了经济全球化，这种认为世界事务自此而相互依赖的朴素认识被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渊源。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定于11世纪，因为当时市场和契约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以上这些看法在确定全球化起源问题时显然出现了偏差，人们所认为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所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明显具有分散性、偶然性和缺乏内在推动力的特点，所以不能称其为全球化的起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5世纪，西方大多数学者往往是把国际贸易等同于全球化，由于此时新大陆的发现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新大陆的发现”视为“全球化”产生的标志。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认为，“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是人类的角度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中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另外，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也认为，从15世纪初期的欧洲开始，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形成，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太阳历使用范围扩大，所以，经济全球化的产生要早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从15世纪初期开始。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此时“旧大陆”与“新大陆”连接起来，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此时的欧洲虽然仍是农业经济，但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质疑全球化的基础和开端是否就是农业经济，或者手工业经济。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真正存在全球化现象呢?马克思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大工业是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工业的出现对于世界市场、交通、竞争、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单独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
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另外，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也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沃勒斯坦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的扩张过程。
另外，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IBRD)，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这一派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统一。也有人把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70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总之，有关全球化起源问题的争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现在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大工业起源论，也就是认为大工业的建立是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而从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起源做好了客观准备，之后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二、概念问题
在全球化的概念方面，全球化这个词从英文的衍生过程来看，“globalization”是从“global”一词派生出来的。虽然“global”这个词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四百多年，但是直到1961年，“globalization”才第一次出现在Webster辞典中，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1974)是有关全球化的最初系统理论论著。虽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已有很大篇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详尽论述，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提及“全球化”这个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这个词才真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受到各方关注，并引起理论学界的广泛讨论。它由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Leviett)在1985年提出，他用这个词来说明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全球化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概念和热点问题，频繁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我国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大致出现在90年代初，199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美国著
名学者ArifDidik来华介绍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用中文对全球化理论做系统的介绍，随后国内学者研究全球化现象的热潮从此掀起。纵观中外理论学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目前不少学者正在从事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全球化研究，从全球化研究的维度看可以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本文研究的范畴由于篇幅所限将只停留在经济维度之内。
从1985年全球化这个词第一次真正进入研究学者的视野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有关它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的传播，而形成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这一概念虽然全面，但难免留于表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所以，一直以来并不为学界所广泛应用。也有人试着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哈特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海因茨・巴奎则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些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根据以上几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在强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
不同学科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也体现出自己所独有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研究的基本对象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中的市场上，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方面内容。而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在研究全球化问题中，有关政治学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以及民主的前途等内容。研究全球化的领域还包括哲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等方面，诸多学科的参与使得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些内容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和冲击，人们在认识全球化将是一个客观复杂的过程。
历来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理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体制角度定义全球化也成了全球化概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他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这个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十六七世纪，它还只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产业革命后，它逐渐扩及全球。由于不同的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是不平等。”㈣同样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里克(Dirlik)，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作“灵活的生产”，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新的经济“规制”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另外，英国经济学家斯克莱尔则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一概念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三者统一的过程。还有学者更极端认为：“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制，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大致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日益普遍化。”他最终强调“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
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全球化概念是我们研究全球化的出发点也是关键所在，在经济层面上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种经济全球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经济发展的最终和理想状态，也是众多跨国公司的理想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国家则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从经济层面去定义全球化的命题目前仍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主流内容，有人说，“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趋向与走势，它以贸易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为特征。”“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还有人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具体地说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商品服务、资本、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配置。”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