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保险市场不完善保险监管
保险市场不完善现状
（一）保险人
在我国保险市场中，政府的市场参与程度很强。新成立的保险公司，除外资企业外，几乎全是国有控股股份公司，通过其与各级政府的特殊关系，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垄断性。
主体产权资格的缺位或者说不明晰必然导致国有保险企业的多重经营目标。在经营上不但要追求微观盈利的目标，还要满足政府的偏好。如除经营商业保险外，还要经营一些政策性保险；除考虑效益最大化以外，还要考虑达到当地政府解决就业的要求。同时由于产权的不清晰，经营目标的模糊，约束机制的缺乏，导致保险经营者追求企业短期指标。更严重的情况在于政府直接干预保险经营。
政府作为保险业监管者的同时也是保险企业的最大股东，有权过问保险企业经营的具体情况。目前政府对保险经营的直接干预突出表现在保险经营中展业和理赔两环节上。这样，不但保险公司因此无法控制费率、手续费等，甚至连出险后的理赔权也被他人控制，而且也造成了保险市场的混乱，不利于保险监管。
（二）投保人
投保人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如果说投保人用自己的钱投保，自己承担风险，也享有风险保障的话，他就是高质量的投保人，对于整个市场的正常运转有极强的监督作用。然而，我国很大一部分保费收入来自国有单位，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与明晰产权界定的情况下，这些国有单位的决策者选择保险公司，不是主要看该保险公司是否经营比较稳健、信誉较好、服务质量高或者价格低，而把保险公司的高回扣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投保人的质量问题严重扭曲了市场竞争，为不正当竞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投保人的行为也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保险公司花更多的精力去培植这种土壤，而不是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个人投保人虽然从产权角度来说符合成熟市场的要求，但他们尚且缺乏对保险行业的充分了解，往往不能有效鉴别保险公司的业绩，对各种保险业务的利弊也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层次上，加上相关法律知识的淡薄，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不但不能有效监督市场的运作，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的管理难度。
（三）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机制
披露的信息只侧重于反映保险公司的历史经济活动。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用户更希望了解那些对决策有用、能体现保险公司现在与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前瞻性和预测性信息。因而，改革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建立能更好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财务报告体系势在必行。
拘泥于法律形式而轻视经济实质。尽管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也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际上往往是法律形式占据了会计处理的指导地位。比如资产虽被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但会计人员并非按现值而是按历史成本计量资产。
缺少非财务信息。长期以来，会计报表过于偏重财务信息而忽略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会计必须从用户的需求出发，适当增加对经济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如保险公司的背景信息、业务发展的前瞻性信息、保险公司创新能力信息等。
另一信息制度的不完善之处在于保险中介的有限性。首先，在保险中介人中，仅保险人有了长足的发展，保险经纪人在我国数量还极为有限，仅在沿海一些城市有为数不多的经纪人。基于投保人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的保险经纪人的缺位，使投保人企图减少其事前非对称信息的愿望难以实现。其次，保险公估机构只在某些城市和地区零星存在。保险公估人是以独立与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第三者身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保险标的进行承保风险的评估并对保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专业性的分析核算。保险公估人的出现有利于加强保险交易双方的信息沟通，有利于增强保险双方的信任度。而我国保险公估人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保险信息传导机制的缺陷。再次，就目前广泛采用的保险人制度而言，还有许多不规范之处。目前近50万个人中，真正持有证书的大约只有30万人；保险人素质低下，故意告知不实，蒙蔽客户。此类现象已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形象，不但不利于保险双方的信息沟通，反而造成投保人对保险人的不信任，使双方沟通更为困难。
我国保险监管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所驱动，任何保险公司都不会采取不负责任的经营政策，他们会建立规避风险、保证保险公司收益的机制，建立稳妥配置及处置资产的准则。采取维护公司形象不受损失的管理办法，保持公司长时间正常运营。正是由于保险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制度健全，才使其保险市场得以实现有序发展，从而使保险监管从严格走向宽松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其中，关于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改革又包括以下几点：
1.监管会计财务报告的定期披露。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更近似于把保险公司视为一般的企业。目前我国应当在要求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供与其他行业具有可比性的一般性财务报告的同时，还应法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偿付能力方面的具体指标进行充分披露，以突出保险公司行业会计的特殊性，保证保险公司的保户和债权人的利益。
2.上市信息披露。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虽尚未上市，但是它获许以基金的形式间接入市。保险公司上市是大势所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应不单单将保险公司作为未上市公司来考虑，还应该对上市后的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一些超前的设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经验也可为保险公司来借鉴。受制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对于欲上市的和已经上市的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应予以更为严格的监管。
3.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合。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一般都体现着强制性的特征，尤其在资本市场中是促使市场有效性而不得不采取管束措施的直接后果。强制性信息包括财务报告信息和许多非财务报告信息。虽然强制性信息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如何完善自愿披露的机制，调动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又是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甚至是资本市场规范中应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4.信息披露的渠道多样化。除了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财务报告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保险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目标：一是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二是作为保险公司的宣传工具。其中，后者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从本质上讲，财务报告可以看作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与现行通用的财务报告模式不同的是，大众传播报告将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和远程通讯技术来传播会计信息(联机报告)，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采用光盘存储技术将财务报告存储在光盘上然后传递给使用者(脱机报告)。这种作法的良性结果是更多的信息需求者能够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保险业信息，使保险公司信息面对更大范围的群体，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险公司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5.有差别、公开性的信息披露。保险监管部门是保险业信息的间接使用者，而作为直接需求者的投资者、债权人及保户，他们要求的是公开性的、易得到的信息。这样，定期财务报告以外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一般保户而言，专业的会计指标晦涩难懂，而保险公司的信誉、产品信息以及经营业绩则是他们更关心的；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关心的是关键业绩指标，尤其像留存收益表和股东利益分配表等等；而债权人关注的目标则是公司的偿债能力。因此，有差别、公开的信息披露所涉及的范围就应该更宽，针对性更强。
（二）尽快完善信息传导机制以增加市场透明度
透明度是保险消费者的最佳途径。消费者只有通过高透明度的保险业运作，清晰了解到有关情况及其权利责任，才可做出明智的决定。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中介制度，整顿中介市场，提高中介人素质，建立健全保险信息披露制度。
此外，应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在确保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基础上，赋予保险公司一定的费率厘定和修正及调整权力，做出合理的费率水平，反映市场需求状况，参与市场竞争，使保险公司的费率在一定范围和幅度下市场化，促进保险各方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郭畅.关于保险监管的经济分析[J].经济评论，2001（4）
[关键词]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农村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继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部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的文件。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及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农村问题再次成为“两会”热门话题和焦点问题。中国的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关系到统筹城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问题。作为已聚集相当资本金并具有一定的城市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推广和管理经验的保险公司，面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却迟迟未显示出其开发这一市场的举动。究其原因，值得深思。尽快引导商业保险公司研究和制定其进军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战略，并付诸实施，对于探讨适宜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险新的运营模式，加速和推动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拓展商业保险公司新的经营市场，发挥保险业的社会功能都将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引导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医疗保险的必要性
1.符合农村医疗保险资金筹集来源多元化的要求。国务委员、卫生部长吴仪在《扎扎实实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报告中分析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的艰巨性时指出“农民医疗费用的上涨、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难”是制约农村医疗保险工作的首要因素。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医疗费用攀升的幅度超过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幅度。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地方各级财政按照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由县级财政按县级配备4-6人，乡（镇）配备1-2人解决经办机构经费。但开展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多年来形成的“三农”问题，导致许多地方政府都能认识到农村医疗保险好、农村医疗保险迫切必要，可就是拿不出启动资金。作为每年以30%高速增长的我国保险业，截止03年底，保险资金余额达8739亿元。保险公司持有证券投资基金占整个证券市场基金额的26.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占企业债券总量的一半。保险业雄厚的资本金将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险筹集资金的极佳渠道。
2.有利于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吸收保险公司已具有的医疗保险推广和管理经验。十多年来，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在没有享受特别的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商业市场的运作模式艰难的发展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03年12月卫生部、社会劳动保障部、中国保监会三部委高层官员和学者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论坛”报告，2001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一亿人次，截止2003年我国有1.34亿人次进入商业健康保险。全国有23家保险公司，销售370种健康险产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均对健康险销售地域进行了限制，即未向县区以下的农村销售，保险条款的定点医院指定上也均定在县区以上或二级甲等以上城市医院。、
多年来，保险公司在医疗产品开发与推广、核保、理赔以及医疗行为规范管控等风险管理手段与方法上已积累了大量经验，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宜中国城市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行业规范管理标准。在提高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的使用效率上和资金应用安全性方面也表现出其它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借鉴和应用保险公司已有且日渐成熟的流程与经验，对农村医疗保险能起到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保险公司开拓新的市场。2003年我国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达到1亿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计划未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为2.5亿-3亿人口。虽然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将有一个质的好转，特别是东南部发达地区农村经济条件已具备了承接商业健康保险的基础。中国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保险商机。开发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将是保险公司新的市场增长点。提早主动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制定农村医疗保险战略将对保险公司在我国未来保险市场份额的占有率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处于观望态度的成因。
1.保险公司自身对进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准备不足。首先，缺乏大量基础数据，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历史统计数据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这给保险精算带来从未有过的难度，无法制定科学的保险费率。健康险的费率确定因素与其他寿险产品明显不同，它依据的不是死亡率而是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因素，但是目前没有专门机构针对特定人群的发病率和基本医疗费用率进行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工作，这使得险种设计缺乏数据支持，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若费率过低，则保险公司将承担巨额亏损风险；若费率偏高，又将因缺乏吸引力而滞销；其次，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履行社会义务和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同时，一定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商业医疗保险在城市的推广过程中所经历太多的曲折，让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心存虑忌。特别是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如湖北、陕西、新疆等）保险公司的城市商业医疗保险业务长期亏损或亏损边沿状态。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赢利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世界各国对医疗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都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计划的美国，在1970年也对健康维护组织（HMO）给予立法保护，其结果是HMO的医疗费用支出比纯政府医疗保障计划（如Medicaid和Medicaid）节省40%.虽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六次提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发展保险业。但在具体的配套政策及其实施上还明显滞后。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国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税收政策方面。商业医疗保险，特别是在农村开展商业医疗保险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现阶段国家仅对短期（保险期不超过一年）医疗保险免征营业税。国家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开办对农民保障期更长、保障范围更全面的中长期医疗保险，应将对短期医疗保险免征税收政策延伸到中长期医疗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更积极地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在一定时期免征介入保险公司的所得税。为配合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政府鼓励企业建立由保险公司经营的补充医疗保险，不超过工资4%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开支可以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过工资，政府如能按相应比例采用冲减农税的办法或其它办法，让农民也同样能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应是可行的。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五年内我国农村实现“零农税”，亿万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
3.医疗服务环境使保险风险管控难度巨大。德国健康保险公司（DKV）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健康保险环境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与健康保险所需的配套市场环境要求相差甚远。就我国健康保险市场而言，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保险人作为独立于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付款人，缺乏对医患双方的利益约束机制，表现为：被保险人缺乏动力机制去努力控制医疗消费需求，而且医疗保健市场的信息非对称性也使得被保险人很难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相反，医疗机构则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存在着诱导服务的内在冲动，过度医疗行为较为普遍，医疗机构采取“小病大治、高档检查与治疗、延长住院天数”等行为方式，而这些过度医疗行为发生的费用最终又全部转嫁给了保险人承担。如果说过度医疗行为是全球性问题，04年2月媒体披露的云南省部分医院套取医疗保险金的行为其实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至今一些医疗机构还仅仅认为这只是违规行为。为达到套取医疗保险金的目的伪造病史、涂改病历、虚假住院等违法现象在不断强化法制的今天，仍屡禁不止。这种道德风险是保险公司进军医疗保险市场最大的心病。也是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不敢冒然进入的主要原因。农村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医务人员素质不高，药品市场混乱，也是保险公司至今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观望不前的成因之一。
三、加速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举措
纵上所述，尽快引导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市场
十分必要。早在2001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率先在江苏省江阴市进行了农村医疗保险试点。针对农村医疗市场的特点，首先将风险管控的重点放在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各乡镇卫生院和各级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由保险公司被动的事后费用审核变为主动的事中监控，并通过电子化网络管理系统建设和由保险公司在医疗机构设立医保专员，参与被保人的医疗过程管理，确保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试点首年参保人数即超过70万，参保率达到85%.其不足之处是仍然没有和医疗服务机构形成更深层次的共同体关系，成本控制难度大，但给乡镇卫生院带来的信息电子及其它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对医疗服务提供者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其“以定点医院为基础，医保专员为依托，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立体化管理模式为今后保险公司进军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积累了宝贵经验。03年11月中国保险业领军人——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武汉举行的“保险社会功能高层论坛”上也明确指出，保险公司应开发新型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要向“低保障、广覆盖”方向发展，要大力开发农村保险市场。政府政策明朗，对于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将起到巨大推进作用。针对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观望不前的成因，相关部门应从宏观方针到微观实践多方面给予引导。
1.政府大力宣传农村医疗保险，提高农民参保意识。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风险意识不强，互助共济观念比较淡薄，对保险的接受程度较低，保险公司的费率是按照大数法则理算，必须有足够的参保人群才能抵御风险。政府的宣导是非常必要，要象宣传计划生育那样，宣传党和政府的“三农”工作政策与措施，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农民接受农村医疗保险就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行动。
2.加快医疗体制改革步伐，改善医疗服务环境，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医疗环境虽说得到很大改变，但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衡。据卫生部统计，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投入587.2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15.6%），大部分用在城市，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投入的15.9%.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农村和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同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的公平性（fainlessoffinancialcontributions）方面，排在191个成员国中的第188位；中国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也后居144位。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应加大对卫生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医疗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改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环境。在政府改善农村医疗硬环境的同时，卫生部门应抓住机遇，切实落实农村医务人员的素质培训，医疗服务机构作为医疗保险生产链中的重要元素，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人员和配套的医疗管理制度等软环境是不可能实现其产业化的。国家在农村药品采购流通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对医疗成本的控制，真正做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也是农村医疗保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3.建立农村医疗信息统计制度，搭建医疗保险科学管理的数据平台。近年来，我国农村在预防医学上报统计上取得较明显的进步，但在系统的医疗信息统计方面与医疗保险管理要求相差甚远。03年12月25日在中国保监会、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的“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论坛”上卫生部马晓伟副部长再次呼吁保险业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降低社会健康管理成本，提高健康管理质量和效率，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构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建立多渠道、多层次、资源共享、长期稳定的医保合作关系，而且在争取更多资源投入到健康预防领域的同时，可促进医疗服务机构更加努力地去接近和符合经济社会的市场要求，共同促进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统计、卫生及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统计信息的采集、公示制度及其考核标准，对制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发展政策，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设定，均有重要意义。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农业保险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一些研究人员如Wrigt和Hewitt(1990)在研究中发现，以个人或者商业性质来经营的农业保险在历史上难以生存，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大部分的农业保险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得到理论界普遍赞，从而农业保险的补贴必须由政府来负担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常识。但也有反对的观点，Siamwalla、Valde（s2003）认为，农业保险就是普通商品，政府不应该对其补贴，他们利用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到补贴可能使供给曲线向下偏移，补贴成本大于福利总产出。
2.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理论界把多重险或者一切险的市场失灵归咎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论界普遍认为，逆向选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中，一些农户购买农作物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的逾期赔偿超过保费成本，而与此相反的，一些农户不可能购买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逾期成本超过保险赔偿。在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成果颇丰。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风险规避在决定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中所起作用有限，部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主要是为了得到补贴。有研究者从计量经济学方面分析得出，一些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从农作物保险中获得较高收益。也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例，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不买保险，主要原因在于大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强。Serra和Goodwin（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一些农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从而降低，原因在于其自身承担风险能力增强。
3.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理论界对农业保险供给机制升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突破，反而在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研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消除农作物多种风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XiaohuiDeng等（2006）研究了农作物的指数保险产品，这项研究评价了各种指数保险产品在减少农作物产出损失方面的效率。BarryK.Goodwin等（2004）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制定过程，包括保险计划和保险费率的制定。他们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顾了风险模型概念，为农作物指数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展示了这些风险模型技术怎样消除价格风险从而发展了农作物收入保险。
二、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尝试，但起初的规模小，1934年全国仅有5个村61户农户参加了农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率先试办了农业保险，主要险种为牲畜棉花保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农业保险一度加速发展，但好景不长，1992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陷入停滞萎缩。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又获得生机。2007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对主要粮食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因此，从2007年开始农业保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008年财政部颁布《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由于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制度模式来运营农业保险，该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公私合作。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公私合作既实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现有的组织资源。然而，该制度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财政补贴政策不健全，保险公司供给效率不高，面临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客户对其缺乏信任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难题。总而言之，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理赔的复杂性、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等，基本上顺延了国外的研究路线。尽管如此，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范围主要是农业保险性质、农业保险需求、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1.农业保险的性质。怎样对农业保险性质进行界定是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军（1996）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冯文丽、林保清（2003）也认为，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生产和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两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由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福利。在国内关于农业保险的福利分析中，比较多地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属于公共产品。
2.农业保险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户缺乏农业保险需求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但在探讨原因时研究人员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跃华等（2004）的研究认为，在收入低的时候，农民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偏好。庹国柱（2007）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因为农民缺乏需求，从农业与农村发展大局出发，农业保险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王阿星、张峭（2008）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教育、受灾程度、性别、保险购买状况等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谢家智（2009）认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完善程度从长远来看决定着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影响农业保险供给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供给的主体及方式、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农业再保险发展水平。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农业风险的相关性、非独立性、非同质性以及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等造成了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不足。
3.农业保险的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选择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上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政府参与型以及政府诱导型三种类型。在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上，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体模式被讨论的最多。朱俊生、庹国柱（2009）提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公私合作”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此外，庹国柱等（2005）探讨了国外农业保险的立法情况以及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启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庹国柱、朱俊生（2007）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三、农业保险研究的趋势
起初，私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和农业保险福利分析是国外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农业保险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为政府补贴与政策干预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界主流的观点是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建立公共农业保险制度。当公共农业保险制度面临问题时，例如政府财政压力、政府定价不当、管理成本过高和激励不足等，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体制，强调要解决农业保险问题必须依靠市场的方法，探讨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型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例如指数保险。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属性做过广泛的探讨，而且对各地的实践经验及区域模式的探讨也较为丰富，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实证、数量和精算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多将农户视为同质的整体，忽略了日益分化的农户异质性需求的特点；二是多强调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对政府财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补贴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缺乏深入的研究；三是多局限在对试点地区制度模式的描述，对制度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刻的考察、归纳和总结；四是多着力于现状分析，相对缺少结构性的理论凝练和前瞻性的趋势分析；五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政策偏差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深入；六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实证研究，主要进行的是经验分析和理论探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农业保险研究不够深入，成果转化少，大多还停留在观点探讨上，而且许多观念需要突破，例如，在保险理赔方式上现在依然采用的是灾后定损的传统落后方式，农业保险风险区单一，保险区划分一直没有推展，保险产品单一且质量不高。因此，应该采取产学研结合，政府要促成研究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加强农业保险的研究工作，鼓励新的农业保险品种的研发，并尽快地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立法是我国农业保险研究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和法国的《农业保险法》。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法律的缺失给农业保险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如农业保险的定位、对农业保险支持的原则、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保证农业保险的投保面、对农业保险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和对保险公司的保护等问题，有法可依成为农业保险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大部分省市的承保机构数目维持在三个以内。比如山东省青岛市的承保单位是中国财险青岛分公司，辽宁省朝阳市的承包单位为中国财险朝阳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和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朝阳分公司。因此，从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在各试点地区体现为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一种市场性质。从产品的差别程度来看。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看成是灾害发生后提供补偿或者重置的服务，其价值的书面载体为保险合同。因此，森林保险的产品可以理解为林农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对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价值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没有发生灾害，则保险合同的价值为保费；如果发生灾害，则其价值为保费减掉赔偿额的余额。由于保险合同的这种特性使之无法对保险合同的价值进行单一估算。因此，这里将保险合同的价值视为保费，而将赔偿额（如果受灾并赔偿）经过摊销后视为签订一份保单保险公司需要付出的变动成本。《通知》中指出，基准保险费率为4‰，各试点省份可以据实上下浮动或进行省级财政补贴。因此不同地区的森林保险保费已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即不同地区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产品不同质。从这一角度，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性质趋向于寡头市场。对价格的控制角度来看。在2009年以前，我国并没有正式决定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当时的保险公司对价格的控制程度非常高，导致保费过高使林农难以承担。而在2009年国家正式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以来，试点省市的保费均由政府管制在一定范围内[4]。如图1所示，在政府不进行管制的时候，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保险公司会采用MR=MC的方法进行定价，从而保费的均衡价格为Pm，均衡数量为Qm。此时不但保险的覆盖率非常低，而且均衡价格让林农难以承受，需求很低甚至零需求。因此，为了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政府会进行管制，要求保险公司采用平均收益定价法，即取AR=MC，此时的均衡参保数量为Q1，均衡价格为P1，由于P1<AC，厂商是亏损的，所以需要财政补助，补助额至少为S长方形P2P1BA。若将政府的财政支持算作保费，保险公司对价格有较大的控制权。从行业壁垒角度来看。因为森林保险本身的弱质性，多灾性，周期长等特点，行业进入壁垒非常高。以中国财险为例，仅其注册资本就高达111.418亿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财险保费收入达到1539亿元，在全球上市非寿险公司中名列第八位，亚洲排名稳居第一。如此高的壁垒要求和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几乎排除了所有潜在进入者。
发展的不足之处
由于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介于垄断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的市场性质，其发展上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运行效率低下。无论是垄断市场还是寡头市场，相比于完全竞争市场，均有效率上的损失。其动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无法确定所有森林的全部风险状况，如果按照整体森林资源的平均出险概率确定保费费率，那么只有面临的风险概率高于保费费率的林农会参与投保，极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5]。另外，法律层面上的缺位等问题也加剧了效率的损失。第二，政府补贴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为了管制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价格，规定了保费上限，使保险公司的成本大于收益。为了保证森林保险的顺利实行，需要政府对保险公司进行适度补贴。从要素的流动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性支出性质的资金流动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第三，从我国目前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情况来看，各试点省的营销模式基本上是被动执行中央的批示文件，很少有结合自己地区发展独特的营销策略。以沈阳市和青岛市两地为例：尽管两市的森林资源本身和外部环境均有较大差别，但是在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施行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综合来看，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是一种介于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之间的市场。
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建议
提高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运行效率目前，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第一，立法保证。我国森林保险方面的法律处于空白阶段，仅有1982年颁布的《森林保险条款》对森林保险进行了简单的说明[6]。因此，我国应该仿照发达国家的立法体系进行政策性森林保险法律的建设：首先，完善《保险法》的政策性保险部分，其受众对象主要是农业保险和林业保险[7]；其次，完善《森林保险条款》内容，对险种，保费，补贴，索赔，理赔等相关方面进行细致规定，将责任落实到点；再次，以《森林保险条款》为基础，对里面的各项内容进行分项立法，同时定期对相关法律进行与时调整；第二，信息公开。保险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保证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运行，政府应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收集保险公司和林农（包括林场）的信息，并在权威网站上公布。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市场供需双方的调查成本，而且可以增加相互信任度，提高潜在利润；第三，建立随时反馈机制。大多数政策在最初的试行阶段均运行良好，但是效率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反馈机制的缺位。因此，针对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政府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对其进行实时监控。建立完备的政府补贴机制对于政府补贴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在以下方面给予调节：第一，成立由保险、财政、林业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研组，对各地区的森林保险外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数据采集、资料分析等，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差异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即经济发达地区少补，贫困地区多补；受灾率低的地区少补，高的地区多补；森林资源贫乏的地区少补，丰富的地区多补；对实施好的地区给予奖励补贴[8]；第二，从减灾方面入手，政府定期对各试点林区进行深入指导，对防险政策、风险管理、保险理赔等信息给予共享，提高林农的参保意识。如果实施效果良好，则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将会形成良性循环，财政补贴的数额上也会平稳下降，由此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增加社会总福利；第三，建立财政补贴监督机制。对财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由财政部门和林业部门委托银行代为管理[9]。采取多管齐下的市场营销策略保险行业非常特殊，其运营方式与零售业相近，但出售的产品却是非实体的服务。相比于实体产品营销的可见性，森林保险产品更需要提高品牌忠诚度。政策者和实施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加强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战略营销：第一，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2009年国家指定实行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公司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但中国人保的森林保险业务在其整个业务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小，并不能在森林保险领域更好的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因此，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公司，统筹全国的森林保险业发展。同时引进林业、保险业、金融业等领域人才，加强行业的人才管理；第二，不同市场采取差异策略。由于各地区的情况各异，应采用差别营销策略。保险公司应转变对森林保险的态度，将被动的接受国家政策变为主动创造新的利润点：首先，保险公司应在当地政府、林业部门、气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帮助下分析潜在险情，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险种；其次，在开发特色险种的其基础上，保险公司应保证森林保险资金链的抗险性，以便持续经营；最后，建立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和反馈机制[10]，对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微调。
【摘要】本文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入手，论述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分析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农业保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农业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它为推动农业体制改革，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陷入了困境。其突出矛盾表现在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而各商业保险公司却不愿涉足该领域。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体制改革政府支持再保险
一、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外农经专家认为：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些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经济处在一种极度不确定性状态下，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现代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民个人的影响
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由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共同分担损失，以赔偿支付的方式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二)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农业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性，保护农业资源。同时，农业保险有调节农村经济、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农业保险的实施，可以使大额的不定的农业风险损失，转化为小额的固定的农业保险费的缴纳，可以节约部分开支。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帮助农民及时恢复生产，也可以稳定农产品物价水平，保证社会对农产品的正常消费。
(三)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农业上因风险造成的损失，不仅会导致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不稳定，更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应的，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活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农业保险的介入，会使农业生产者尽快恢复生产，从而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的稳定，从而安定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生活。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
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
2.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主要是由保险公司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益而言，保险费用较高，也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
以上因素造成了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性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这就很难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在萎缩的供给和低迷的需求状态下，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
（二）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投保农业险会导致农户收入持续走低，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也导致人才更是奇缺。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
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农业保险不能简单地采取与其它保险相同的方式，应当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症结在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扶持之间的矛盾。纯粹由商业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才具有可行性。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二）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
农业保险法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在实践农业保险时不应用或不完全应用针对各种商业保险而制定的《保险法》，而要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农业保险经营的基本法律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因此，国家应根据农业保险非商品性、政策性等性质，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以及政府在农业保险实践过程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并借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这对于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区别管理不同性质的保险活动，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体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三）筹资渠道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筹资渠道过于单一，因此，筹集农业保险基金，除了发动保户积极投保外，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力度。另外，对农业相关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农业保险基金的投放重点应是促进和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业生产和经营不因自然灾害而中断，及时向受灾保险对象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的特殊性，对农业保险基金的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
（四）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
1.特定原因下行使我国《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包括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受益人②谎称、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发生；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两年未达成协议；人身保险合同的年龄误告；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未尽安全维护义务；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等。这些也被称为保险合同解除原因。法定解除是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否定。在保险合同中，任何一方主体在“付出”时能够得到“对待给付”，正是这种利益的平衡约束着保险合同被心甘情愿的履行。换言之，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之所在是合同被订立、履行的出发点，保险合同只有依法订立、依约履行，才能将当事人所预期、追求的利益变为现实。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约束力能否实现依赖于义务主体的履行行为，当违反义务的行为出现时，保险合同效力即进入非正常状态。合同主体只有借助于特定制度，或终止合同效力，或请求损害赔偿，以维护自己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利益。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就建立在利益衡平作为保险合同效力根源之上，而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原因中，各原因之所以具有终止合同履行的效果，也在于保险合同的利益衡平机制的损坏。大而言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原因有两种类型：一为违约行为﹙广义上﹚；二为情事变更。在当事人违约状态下，违约方违反自己订约时的意志，其违约行为破坏了保险合同中双方义务的对待给付平衡，使守约方丧失了自愿履行己方义务的经济动因。当守约方的履行价值不复存在时，法律将解除其合同义务，尽力减少其损失。在情事变更场合，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与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之间本是一对经济利益上的平衡，当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所依据的风险估计发生变化时，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可以使受损方脱离保险合同约束，进而实现对其利益的补救。法定解除原因是其权利合法之界限，除此之外，保险人再无行使解除权之可能。这一规则“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违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好合同基本原则，然而仔细品味则不难看出《保险法》着力追求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实质上平等的立法宗旨。”［4］
2.特定期间内行使为限制解除权的行使，国内外保险法均设立了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期间。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前项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一做法效仿英美法系的不可抗辩条款，只是将该规定放入“保险合同的一般规定”中，同时适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这样，对于实践中有效期小于两年的短期财产保险合同则无法适用。在英美法系，不可抗辩条款的条文如下：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本保险单生效满两年后﹙afterithasbeeninforceduringthelifetimeoftheinsuredfortwoyearsfromthedateofissue﹚，除投保人未缴纳保险费﹙nonpaymentofpremiums﹚外，保险人不得抗辩保险单的有效性﹙thevalidityofpolicy﹚。也就是说，保险人在寿险合同成立后经过一定期间后，不得再以订约时被保险人不实告知为由主张解除保险合同①。可见，不可抗辩条款的作用是使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受到限制，即使投保方在保单订立时存有欺诈也不例外。当然，该条款并不是对合同中欺骗行为的纵容，而是通过对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期间限制，来达到对投保方合理预期予以保障的终极目的。反之，如果不对保险人行使权利的期间做出限制，放任保险人对本来可以调查清楚的事实不做调查，事后却声称可以撤销保单的不良行为，任由其随意行使解除权，由此而带来的利益将是违背良心的。更严重的是，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将会给公平、自由的保险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带来威胁。可见，对可争辩期的规定并不是对保险人权利的剥夺，相反，它将通过谨慎核保义务更好的提高保险人风险选择的准确度，提高保险经营的稳定性与效益性，实现对投保方﹙包括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这一特殊消费者群体以优先保护。
二、投保人任意解除权之权利限制
国内外大多数国家的保险立法，对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权均采“任意解除为原则、限制解除为例外”的做法，其理由为各界普遍认可的附合合同中投保人的弱势地位论。可被保险人作为受合同保障之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5］故有理由认为，投保人在取消被保险人地位或者剥夺被保险人权利时，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或者信赖利益受到损害，立法应当适当考虑被保险人于此时的救济权利。
﹙一﹚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基础关系发生变化而致保险合同被解除在实践中较为典型且产生较多纠纷的是夫妻离婚时仍在保险合同期间的人身保险合同。离婚使夫妻关系的身份关系与信赖发生了改变，而这正是人身保险合同缔结的基础。投保人在此情形下解除保险合同本无可厚非，可是，被保险人基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产生相关利益﹙包括物质上保险金的取得及精神上之无忧﹚的合理期待应当受到保护。即使从利他合同理论分析，也不能排除对第三人﹙被保险人﹚利益的考量。况且，“被保险人的受合同保障的权利是合同主要权利”，而投保人解除权是“合同项下的次要权利”，“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可以不顾被保险人意志和利益而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得合同项下的次要权利凌驾于主要权利之上，本末倒置。”［6］基于婚姻家庭因素而产生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无外乎涉及夫妻之间及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对于夫妻一方将对方作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合同，为防止被保险人因年龄或者身体条件的变化而失去此类保险合同的保障，应当对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设置一定的限制，即课以投保人在解除保险合同前对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被保险人如无异议方可解除；如果被保险人不同意，则可采取请求主体更替的救济办法﹙此请求应当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要求变更自己或者他人为投保人，向保险人继续缴纳保险费并向原投保人支付相当于解除保险合同所得金额之对价，同时在理论上产生保险合同主体变更的后果。这样做会使得原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冲突得以化解，且被保险人依然享受到合同的保障。在对待父或母将子女作为被保险人的人身保险合同时，与前述问题的区别就在于如何实现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殊保护。于此，虽然父母离婚后作为投保人的父或母与被保险人的血缘关系没有改变，但基于与抚养权变化相伴的经济利益改变，也会产生对保险合同解除与否的不同需求。父或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未成年子女投保，如果离婚时投保人提出解除主张，那么另一方有权要求将自己变更为投保人进行补充履行以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对于该保单并无“赎买”义务，即变更前保单的现金价值原投保人无权要求返还。除此之外，实践中在以劳动关系联结的单位与员工之间，一旦员工离职，也会产生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基础关系发生变化而导致保险合同被解除问题，于此，为平衡各方利益，也可借鉴上述做法在投保人合同解除权与被保险人的受合同保障权的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人寿险保单被法院强制执行而致保险合同被解除在保险法理论中，投保人均是基于自愿主动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而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可能发生投保人被迫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比如，投保人因无力清偿债务而被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其持有的人寿险保单将与其他财产一样被执行以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受偿。于此，人寿险保单的财产属性使强制执行成为可能，而由人寿险保单被解除而确定的现金价值是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前提和基础。
1.人寿险保单应该并能够被强制执行根据司法实践中经验分析，当投保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如果法律否认人身险保单被强制执行的合法性，将难以避免投保人穷其所有而缴纳保险金以逃避债务履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从理论层面分析，人身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特征。考察各国立法例，投保人在保单生效达一定期间后，可依照法律规定用保险单质押贷款，或者解除合同要求返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于此，现金价值的获取令保险单对投保人而言无异于一种有价证券，其财产属性不言自明。由于投保人可以无需提出任何原因和理由随时向保险人要求解除合同以领取现金价值，故从权利属性上讲，此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一种未约定履行期的债权；投保人一经向保险人作出解除合同、返还现金价值的意思表示，债权即为到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应视为到期债权［7］。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之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人寿险保单中的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
2.以保险合同被解除为前提基于保险精算原理，在人寿险保单的不同阶段，现金价值的数额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保单生效的二年以后，现金价值将随缴费年限的延长而不断增加。现金价值在各个保单年度末的数额，通常会体现在现金价值表中，其具体数额只有在投保人提出解除合同时方可明确，而法院强制执行需要确定的数额，故保险合同被解除是人寿险保单被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身险保单是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肯定及保护，同时立法也应当考虑保险合同被解除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人群，尤其是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于年龄的增加、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原因，如果被保险人以后想重新得到同样的保障，将支付更高的保费或者支付再高的保费也难以获取同样的保障。为兼顾两者利益，具体操作可做如下设计：法院对人身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可以冻结以保证强制执行的可行性，在冻结期间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法院需要强制执行人寿险保单时，首先要对投保人进行通知，情况一：如果投保人接到通知后主动解除保险合同并且被保险人也同意，则所得返还将被执行；在被保险人不同意放弃其保险保障以及投资收益时，则有权要求代替投保人，同时对原投保人的债权人履行相当于保险合同被解除所得之现金价值的义务，以维持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情况二：如果投保人接到通知后不愿意解除保险合同，法院则强制解除该保险合同以保障债权实现。在此情形，同样存在被保险人的介入权。实践情况纷繁复杂，故介入保险合同效力之人可以是被保险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指定的其他人，只要保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项下所受利益不被侵害即可①。
三、被保险人解除主张之救济
根据传统合同相对性原理，解除权主体应当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我国《保险法》第10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据此规定，被保险人无权主张解除合同。可在实践中，在保险合同生效后，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使得投保人的投保行为令被保险人的生命处于不安全状态，或者被保险人不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作为保险合同的标的，比如，在长期人寿保险合同中，丈夫为妻子投保后双方关系恶化，妻子要求解除合同，毕竟妻子或其指定或者同意的受益人才是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那么妻子的解除主张将如何得到救济？
﹙一﹚国内外立法例之考察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合同的主体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不仅是保险合同保障之人，而且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并且履行保险金给付义务。按照这种保险合同主体结构安排，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大陆法系国家认为，保险合同的主体分为当事人和关系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投保人和保险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虽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因保险合同的订立而与保险合同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此推理，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故无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而现实中又确实存在为防范道德风险或者基于保护被保险人自愿而生的被保险人解除主张，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各国探索出以下做法。
1.被保险人的撤销同意权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05条第2款、第3款规定，“被保险人依前项所为之同意，得随时撤销之。其撤销之方式依以书面通知保险人及要保人。被保险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其撤销权者，视为要保人终止保险契约。”此条规定是“被保险人同意权”之延续：为避免道德风险，各国保险立法大都规定，投保人在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时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也就是说，“被保险人的同意”是此类合同生效的基础。我国台湾地区就此基础入手，令被保险人拥有随时撤销其同意的权利，这样合同生效的基础不复存在，便产生了“保险契约终止”的后果。这种撤销同意权使被保险人脱离了既存的保险合同，可以用来救济被保险人之解除主张场合。
2.被保险人的合同解除请求权2008年日本修订的保险法，规定了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合同解除请求权①。同时，结合日本《民法》第414条第2款但书之规定，如果投保人在接到被保险人请求后不主动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之诉，通过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进行解除权行使的意思表示。若被保险人胜诉，即可将该胜诉判决的确定视为投保人进行了行使解除权的意思表示﹙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4条第1款本文﹚，被保险人可以直接通过向保险人出示附证明书之判决书的形式，解除保险合同［9］。当然，如果法院认为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请求违背了双方之前的协议或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可做出不解除保险合同的判决。可见，这种被保险人的合同解除请求权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结，而是通过被保险人诉权和法院裁判的渠道对被保险人的解除主张进行救济，同时也消除了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权所带来的对合同稳定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