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知识化 城镇化 三农
当今世界已经跨进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用战略的眼光来审视“三农”问题，要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态势的要求，用知识化带动城镇化，促进工业、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1、消除城乡人口素质的“二元结构”是消除经济“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政策一直偏重于城市，使得原本脆弱的农村经济发展更为缓慢，从而导致了城乡经济上的“二元结构”。由于城乡教育水平、生活条件原本就存在差距，加上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人才、忽视农村教育的“单极教育”加深了城乡人口素质上的差异，再加上城乡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农村人口通过多种途径流向城市。与此同时，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扎根，从而导致了农村人口以素质为特征的人口分流：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人口留在农村，使得城乡人口素质差异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了城乡人口素质上的“二元结构”。这种城乡人口素质上的“二元结构”随着经济“二元结构”的加深而进一步深化，而且素质“二元结构”也使得经济“二元结构”日趋严重。这样一来，城乡这种经济“二元结构”和人口素质“二元结构”交互作用，形成不良循环，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很大困难。
由于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加上受到众多条件的限制，农村居民视野很窄，素质偏低，很难满足现代农业和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只有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消除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才能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才能实现城乡劳动者就业的真正平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三农”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要消除出现人口素质“二元结构”，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推动知识化进程。要加强农民的基础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文化教育，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与此同时，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城乡文化交流活动，鼓励知识青年采取自愿的形式（包括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到农村一线传授知识，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要推动信息化进程，加强城乡之间的多方位联系。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扶持贫困地区电信系统、网络系统、和电视差转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以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发挥最大作用。
2、培养村级优秀骨干是抓好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
村级领导干部是农村经济建设的“领头雁”，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必须培养一批优秀的村级领导干部来带领农民搞好农村经济建设，以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抓好村级“双强”（致富能力强、带富能力强）干部的培养，就是为农村提供经济建设的催化剂，可以有力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因此，搞好农村双强干部的培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异常重要的环节。
要搞好农村优秀干部，就要建立农村培养基地，为培养优秀干部创造条件。要鼓励、选拔、录用一批积极奉献、勇于进取的有志青年到农村一线去担当重任，赋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以保证他们工作的正常进行；要定期考核他们提供相互交流经验的机会，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必要的保障，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农村经济建设中一显身手。在培养农村经济建设骨干时，一定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培训，要把他们培养成创办企业、管理企业、懂得一两门技术的经营能手和农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培育成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农村经济建设的“领头羊”。
3、 加速知识型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小城镇是连接城乡的纽带和桥梁，小城镇建设的取向直接影响着小城镇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强调小城镇的辐射、带动和服务功能。要从金融、信息、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是农村经济充分发育和健康发展。这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
加速知识型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农业与农产品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企业和其他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加工业，形成农产品加工基地和具有一定辐射范围的农产品集聚中心以及农业信息、技术信息的服务中心；要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机制和环境。加速知识型小城镇建设要重点突出，注重实效，合理布局。要着眼于农村的长远发展，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保证有限的资金在小城镇建设中发挥最大作用。
4、 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当前，务农收入低，严重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使“三农”问题进一步加深。为此，要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走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相结合的一体化发展道路的同时，要尽可能采用高新科技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加大农业科学研究投入力度，要把农业科学研究的成果得到长足的发展，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要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为农业和农产品一体化创造条件；要优先发展农产品和营销企业，鼓励并切实支持农民凑办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合股公司，积极推进农业一体化经营；同时，政府还要深化农业、农村服务体制的改革，调整角色，强化政府引导、协调、服务和统筹的职能，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为解决“三农”问题铺平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实现生产力、国民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1]中国工人出版社马成才主编《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研究》2005、12
[2]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2007、10
[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2008、10
关键词：公民社会；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引言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今天，学术界更多地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研究集中在了经济学和教育学上，从供给需求和高等教育改革等相关理论入手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为该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然而，在我们千辛万苦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寻找出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本质的回归程度，那就是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的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本质是什么？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角来溯源大学本质如何能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拓宽思路、另辟蹊径？相信这就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一、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
自古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公民社会叫做“politike koinonia”开始，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的“市民社会”，再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直至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以及剧变后“公民社会”概念的迅速转换和流行，“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正是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建设民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公民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
当代“公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市民社会”三分法来进行阐述和研究，也就是强调文化领域作为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并列的单独一个领域的独立性，这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轨迹不谋而合。高等教育及其组织机构——大学，在现代成熟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是由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其核心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更重要的则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简单概括，公民社会与高等教育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大学是公民社会构建主体——公民的“养成地”，更是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向前的最高精神“引领者”，这正是对大学本质和本职的回归性认识，也是本文成立和展开的核心源发基础。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博士在《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长篇论文中，逐步深入地阐述了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现在国际上通常用这一划分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通行指数。
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进程中，作为大学两大核心功能之一的合格公民“养成地”功能发挥作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从1998年我国高校招生108万人到2009年629万人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9年9月6日新华网访谈中曾谈到，高校扩招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正是对高等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的的公民社会属性的验证和回应，而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罪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则导致我们寻找原因、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坐标发生严重偏离。所以，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一个再认识：看似高校扩招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短期表象迷惑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性的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培养“合格公民”、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其作用是不断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为社会向更高方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一）反思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纠缠”导致了什么？
为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从增加有效需求拉动就业需求到质疑高校扩招“过度”，从调整产业结构到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展开相关理论研究，献计献策。然而时至今日，该难题却依旧未见破解。通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奥肯定律将高gdp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就业问题归属于经济领域范畴已无可置疑；而通过对大学本质的追根溯源，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属性亦十分明确。如此一来，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势必出现一个悖论，即将大学作为解决归属于经济领域问题的现实同公民社会中大学的本质的严重背离。高等教育和经济“纠缠”在一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庸俗化”，大学发展严重偏离本质。
大学“不是政府、不是企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产品等多方面的属性来看，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尽管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也面临产业化、法人化、私营化等背景和问题，但是，如果从起源和发展轨迹来看，现代大学是由西方中世纪大学演化而来，即是宗教和世俗知识团体的演化物。
因此，尽管大学时刻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时刻面临会被“政治化”或者“商业化”的可能，但是始终伴随其发展的核心是传播知识，不顾一切追求真理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对大学的认识一旦回归了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度与日俱增、在面对高等教育无论怎么改革却似乎依旧受到质疑的现象背后，透射出的问题本质是：大学偏离了其无条件追求真理的本质，却被迫“承担”起了“就业”这样经济领域的“功利性”政府责任，其结果当然是“本末倒置”、问题百出。
（二）反思二：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在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多的关注都放在了高校身上，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由“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状况发展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境况，更是让高校质疑不断，矛头直指高等教育。然而，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不可逆转的发展轨迹中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公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答案。第一，就业问题本质上应归类于经济领域范畴，不应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职责人归为大学，这只是整个国家、社会就业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而已。第二，就业问题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此进程中，高等教育扮演着核心角色，主要原因归于两大功能：合格公民的“培养地”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公民社会的构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具有“合格公民”。什么是“合格公民”呢？简单说来，就是同时具备“公民身份”和“公民素质”的人就是“合格公民”。而在有效地参与民主的政治、经济、道德生活等公民素质养成上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无疑就是高等教育。文化领域的高度发达是文明社会显著标志之一，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对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前行的推动和引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大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引领社会文化和培养合格公民，解决就业不是其本职。
三、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两点思考
（一）思考一：回归大学本质，重塑“象牙塔”精神
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之所以屡步为艰、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好比“没有找对开门的钥匙”一般，一直处于“错位”状态。从“公民社会”理论来看，要想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必须要充分认清就业问题的经济领域实质和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和本职，改变围绕就业“指挥棒”发展高等教育的现实，把本就不该属于大学本职的就业问题卸下，理清高等教育同经济的“纠缠”，避免“不伦不类”，实现大学本质的回归，重塑大学作为培养“合格公民”和引领社会文化的最高“象牙塔”精神，将注重研究和创新、独立和自由的“大学之风”发扬光大，让高等教育在成熟公民社会构建进程中发挥应有功能。
（二）思考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
本文至此之前的论述似乎让人不免产生一个疑问：高等教育难道就跟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无任何关责？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高等教育质量该怎样进行有效监督而又不影响其本质发展才是重点。
公民社会是凸显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民主社会。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开始，经过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前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后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和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科亨和阿拉托的“重建公民社会”，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形成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当代转型。大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就该同其核心地位“一贯到底”。如此一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开拓另一种思路：一方面，将大学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主要“责任人”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让高等教育回归本职；另一方面，从成熟公民社会中寻找解决之策：既能对大学起到质量监督又不怕破坏其独立、自由属性的公民社会核心载体——非盈利组织首当其冲。因此，通过民间认证机构的“第三方性”的充分发挥来监督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真正“责任人”——经济领域解决途径的相互配合，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必定会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翻开崭新一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问题的缘起
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比重上升带动的；而服务业的比重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多大改变。陈志武教授有一个解释，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意思是，制造业是人与自然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低，所以搞得好；服务业是人与人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高，所以搞不好。这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它难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同样存在服务业成本比制造业高的问题，因为这也会导致成本导向的经济不愿发展服务业。国外主流的解释是威廉、J、鲍莫尔教授提出的“成本病模型”，认为服务业的需求虽然持续增长，但成本增加更快，这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服务业比重提高不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只是价格提高的结果。
这件公案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于，制造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而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信息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中国6年后工业化将基本完成。在工业化完成前，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主要是为工业化服务，强调的是速度；而在工业化完成后，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要想全面，除了为工业化服务，还要为服务化（包括制造业服务化和发展生产业等）服务，要以发展质量为标准。事实上，地方政府热衷发展传统工业化，一个重要心结可能在于，他们从经验中已感知到“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如果服务业比重提高，不能为GDP提速，反而会降速，影响官员政绩和升迁，为什么要大搞服务业呢？而“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在当下就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如果政绩不是以速度，而是以质量为主要标准，信息经济就需要既为工业化服务，也为服务化服务。这个话题从官场转到商场，可以转化成，企业家面临同样选择的微观版：是以成本导向，走降价竞争的传统中国制造之路，还是以需求为导向，走提价竞争的中国创造之路。
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这本书，分析的正是其中的规律。
“悖论”背后的真相
鲍莫尔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将“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分解为两个问题， 一是“服务业内部”的问题，即经济学家长期把服务业直接视为“生产率缓慢增长部门的集合体”。其悖论性在于，服务业发展本来是好事，但在统计上却直接意味着GDP降速。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二是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在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状况下，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岂不成了整个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断降低的过程，经济发展进步性体现何在？
本书有许多精彩的分析，其精华与核心，可以用盖雷和加卢在“结语”中所说的“应优先考虑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根本’问题”来概括：（1）能使服务多样性自成体系的概念、分类和方法论，特别是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2）知识与智力在服务生产、创新、消费及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组织；（3）服务业发展中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角色，以及服务生产和创新过程的合理性。
服务业比重提高，GDP增长减速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受同一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多样性=信息化（服务提供者“他们可能为了产品的多样化而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使用IT技术”，按：IT技术在此系信息技术的误译）。以往的信息经济发展不全面，主要表现是信息化不是服务于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还必须“自成体系”，如熊彼特创新体系），而是服务于相反的同质性（如传统中国制造，GDP数量增长）；将来信息经济要想全面发展，就不光要服务于同质性的数量增长，更要服务于异质性的质量提高。
质量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其实，质量本身就是异质之量，它是可以被量化的质的差异性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盖雷和加卢所说“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针对的就是现行统计没有将异质之量纳入进来。本书强调“服务业产出更强的异质性”，由此揭开了“悖论”的谜底：它只不过是个统计假象，GDP减速背后掩盖了质量提升。如果只统计同质性，不统计多样性（“产出的异质性使其更加难以度量”），就看不出来以下“产出”：信息技术降低的主要是差异化、多样性的成本，信息经济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不在GDP数量（这只是它的次要贡献），而在经济质量（这才是它的主要贡献）。本书告诉我们，被统计学和经济学系统地忽视的关键钥匙，就是“多样性”。
本书从学术上区分的数量（效率之量）与质量（多样性之量，如“传统方法忽视的变量：服务的复杂性、强度和结果”），特别是指出索洛悖论“主要是对服务业而言”，这就把IT的投入产出明确地与服务化的投入产出，当作同一个问题。盖雷和加卢指出传统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在于“假设总产出可以按照不变价格进行正确地测度，即Y的组成部分没有经历显著的质量变化”。“但是，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企业，特别是服务部门时都发生了什么？”回答是，“生产函数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与产出数量相比，实际产出Y在质量和服务强度上的提升更为显著”。
【摘要】教育平等及透明性的要求使得高校信息公开工作日益趋向常态化和规范化，教育部为此出台了公开办法和公开事项清单，旨在
>> 管理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本管理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企业成本问题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的助学贷款问题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 基于经济学视角下的交易成本的思考 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学视角下的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经济学视角下施工企业成本控制合理化途径的思考 经济学视角下的科研费用成本核算 交易费用视角下对高校合并的经济学思考 基于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的民办高校政府管理效应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劳资管理的合理化路径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思考 经济学视角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探讨 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舞弊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的加强方法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看大学教育中的委托问题 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当前水资源管理问题初探 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变革阻力问题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姜忠，刘林、《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本分析》、2009、10、13，第010版，光明日报、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生态约束下辽宁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项目编号：L14AJL006）和辽宁省教育厅2015年“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编号：WJQ2015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戴睿（1973-），男，汉族，陕西凤翔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信息技术；通讯作者：赵奕（1975-），女，汉族，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产业经济。
Abstract: economic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of two subjects constantly theoretical results, as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teadily, and its gradually bee a new hotspot in theory、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economic philosophy are reviewed, analyzed and the discipline nature and the stage of object of study and research tasks、
关键词:经济哲学 阶段分析 研究对象 研究综述
Keywords: economic philosophy phase analysis object research summary
作者简介:马学敏(1986-),女,汉族,山东东营,国家电网东营分公司,职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经济哲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一)“斯密”与经济哲学研究
18世纪中后期,重商主义所奉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束缚了英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斯密于1776年3月9日出版了《国富论》。以《国富论》的发表为开端,斯密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主义”。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史蒂格勒把斯密的成就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斯密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至今为止,这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二是,斯密提出了引起工资率和利润率表面上差异的成本因素,这成为了马歇尔工资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直接起源;三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四是,斯密对工资基金理论的论述。斯密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成就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于经济哲学研究
1867年,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其远离科学,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其使“空想社会主义”终于成为科学,给予无产阶级以全新的奋斗目标。
(三)“边际革命”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边际革命”是指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提出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边际”思想的引入与普及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四)“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哲学研究
1929年至1933年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同时也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契机。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认为是凯恩斯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通论》详细阐述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原理。
对“看得见的手”的研究与分析引起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四次高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如何区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比较及可行性分析。
(五)经济理论新的发展与经济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问题且越来越严重,滞胀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估与分析正是经济哲学的第五次高潮,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五次高潮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
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国内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经济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是,经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致即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相似的即以思辨与理论认识的方法。
第二种,经济哲学是一门哲学应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中的元问题。
第三种,经济哲学以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之间是一种矛盾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问题贯穿于一切经济问题的始终。
三、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
(一)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和一般规律
经济哲学要透过各种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首先提炼出各种特殊的本质,然后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掌握经济活动的一般本质。同时,任何经济活动又都是具有一般规律的。经济哲学要以各种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为素材,通过概括总结,把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
(二)提供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哲学要从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中概括出一般的观点和原则,并经过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得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世界观。
(三)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服务
经济政策对于处理好经济活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各种内部关系问题,政治、社会、环境的外部关系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只有科学的经济政策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科学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经济哲学来提供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论。
参考文献:
[1]肖明、管理哲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18、
[2]王在华、经济哲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15、
同志们：
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询问会，这是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监督的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作出的安排。刚才，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伟亚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7位常委会委员和6位列席会议的代表，与市政府有关部门、市法院等负责同志，就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从本次专题询问会看，提问的问题切中要害、简明扼要、直奔主题，抓住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问出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关切之情。应询部门负责同志的回答思路清晰、对策翔实、措施有力，答出了协同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对之策。这次专题询问会经过大家的努力，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分析问题、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和效果。
一是各方重视，工作有力。
对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去年以来，市委先后召开了实体经济翻身战动员大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等系列会议，市人大专门作出了《关于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实体经济翻身战的决议》，市政府坚决贯彻市委的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市人大的《决议》，制定实施了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0条意见、38条举措等政策措施，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措施有力、成效明显。比如，1—5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明显回升，扭转了三年来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局面，经济总体呈现走出低谷、稳走向上的态势，企业家的发展信心也逐步得到了稳定和恢复。
二是调研深入，询问精准。
今年以来，市人大把这次专题询问作为“重头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6个调研组到各地开展了专题调研，对20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进一步摸实情、找问题、提建议。特别是针对扶持政策精准性不够、政策执行“一刀切”、民营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高和融资较难、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审判执行效率不够高等重点突出问题，深入走访有关部门和企业，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精准选题。提出的问题，不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已报告的问题、不问与议题关联性不强的问题、不问解决条件不成熟的问题，可谓抓住了关键，突出了重点，针对性强。同时，又注重人大监督的连续性，对事关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持续跟踪关注，比如对市七届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部分内容进行了“回头看”，效果很好。
三是组织有序，务实高效。
为开展好专项监督，市人大专门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制定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监督实施方案》。为保证专题询问会圆满完成，市人大财经工委事前反复对各委员、代表拟提问内容进行了筛选；部分询问题目提交给有关部门后，相关单位也进行了认真梳理，做好临场作答准备；各媒体单位精心策划、现场直播，营造浓厚的主题宣传声势。虽然这次专题询问会只有三个小时，但背后大家都下了很多功夫、做了大量工作，凝聚了各方协力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心血和汗水，承载着全市人民奋力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和力量。6月是“考试季”，今天这份“答卷”，大家完成得很出色，值得充分肯定。下面，我就进一步巩固深化本次专题询问会议成果，着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扛起使命担当
民营经济是金华经济的主力军，是我市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我们开展这次专题询问工作，就是要通过运用专项审议监督和专题询问等方式，进一步凝聚重视民营经济的共识，形成扶持民营经济的合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一）要充分认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去年11月，亲自主持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强调了“三个没有变”，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同时，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央和省委、市委把防风险、稳企业、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力度空前。为推动上级部署要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省人大要求省、市、县三级人大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联动开展专题询问。
5月28日，省人大召开了专题询问会，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提出了要求。上级部署、党委重视、政府主抓、社会关切的事，就是人大履职的指向和重点所在。为此，我们把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七届人大常委会的第二次专题询问，进行专题监督、重点推进，推动全市上下切实增强共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
（二）要充分认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艰巨性。
当前，金华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今年，在“两链风险”还未消除、极易反弹的情况下，少数上市企业接连陷入困境，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如果稍有不慎，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可以说，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市人大常委会在去年作出《关于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实体经济翻身战的决议》的基础上，今年又围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开展专题询问，这既是对政府贯彻落实去年人大决议情况的跟踪监督，也是我们人大对民营经济发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中心工作一如既往的关心关注，就是要持续发力、一督到底，不达目的、不见成效，绝不放松。
（三）要充分认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
省委车俊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发展是当前金华最紧迫的任务。从近几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看，金华居全省第二方阵末位。从近几年代表的关注热点看，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代表提得最多的建议之一，在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就有14件，部分代表专门提出要求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决议的议案。我们在专题调研中也发现，当前我市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遇到的问题依然不少，很有必要通过专题询问这种法定方式进行推动，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危机感、紧迫感，推动政府及其部门把更多精力集中到抓民营经济上来，助推民营企业重拾信心、再创辉煌。
二、坚持效果导向，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专题询问工作的核心目的在于推动问题的解决、工作的落实、事业的发展。这次专题询问的实际效果，最终要体现落实到全市民营经济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上来。会后，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意见建议认真整理。
今年以来，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结合“三服务”活动，带队就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有些企业和代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会上，委员和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也都很有现实性、针对性、普遍性。我们要进行认真梳理、列出清单，将专题调研、专题询问成果吸收到常委会审议意见中，交市政府研究处理。
（二）突出问题有效整改。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这次专题询问为契机，照单全收、举一反三，进一步找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不足，认真抓好相关问题的解决落实，做到不躲不绕、即知即改，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处理情况。
（三）跟踪问效持续监督。
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工作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跟踪问效，进行反复监督、持续监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企业群众不满意不放手。特别是要把人大的依法监督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有效结合起来，叠加放大监督效应。
三、持续精准发力，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哪里环境好，哪里发展就快。本周三，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袁家军省长在浙江分会场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一招，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力打造稳定、可预期、法治化的最佳营商环境。虽然这次专题询问会划上圆满句号，但绝不意味着人大监督工作的结束，而是新的起点、新的开始。刚才张伟亚同志提出的下一步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培育重点细分行业、提升创新能力等重点举措，很系统、很全面，也很务实、很管用，也很切合金华实际，关键要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真正把一流的营商环境树起来，把企业的信心鼓起来，把发展的速度提起来。
（一）要优化政策环境。
目前，我们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降本减负举措，但民营企业还是反映“不解渴”。建议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进一步完善政策时，要对标长三角先发地区，集成政策、集中资源，着力打造“政策洼地”“发展高地”。要推动已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N”等政策落地生根，绝不让政策“一直在路上”，真正让民营企业有获得感。同时，政策执行要预留“适应期”“过渡期”，避免在相关执法、政策执行过程中简单化、“一刀切”，给民营企业稳定的政策预期。
（二）要优化法治环境。
强调，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强化法规制度层面的研究设计，探索制定“接地气”的地方性法规，实施宽严相济的执法方式，把握好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界线，强化法治观念、契约精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合法权益。要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树牢敬畏市场、敬畏规律、敬畏各类被监管主体三个敬畏信念，着力破除各种障碍，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群体间、本地企业与招商企业享受“无差别”待遇，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更加公平、一视同仁、有序有效的法治环境。
（三）要优化服务环境。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
“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究竟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
（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数目字的管理”，于是，一旦这种管理向农村延伸，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扭曲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并通过机构膨胀、税费加重等所谓的“政府失灵”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农村基层政府的膨胀，并不是单纯的人员过多的问题，而是相对于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用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政府未免太奢侈了。
（4）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必须强调的是，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只能以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可见，学术界所谓“中国农民权利的缺乏”，本质上是小农身份与现代农民权利的矛盾。如果人们所说的农民的“公民权利”就是今日中国8亿农民作为小农经济的生存权利，那么市场经济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权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谈农民的权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不少人以为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秋风文，《东方》2001年第10期）。然而，这种主张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这个权利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话语权利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精英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和迁徙“自由”的破产小农就“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民过多”，这个假设在经验上和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遗憾的是该假使在理论上却是含混不清的。其实，真正“剩余”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以“小农经济身份”存在着的农民。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是完弄文字游戏，因为被“精简”掉的农民只能是“小农”，而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的农民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穿换言之，只要小农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农民过多”的问题。因此，所谓“农民过多”的真实含义是“小农经济过多”，而并非笼统的“农民过多”。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这个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理解，“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土地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已越来越成为负效益的事实，即是明证。对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不共戴天”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小农经济消亡的直接因素在于：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土地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被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资本主义大农业加入了竞争；等等。（《资本论》第三卷，第909-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为基本前提，任何离开这个矛盾来观察“三农问题”的视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正因为看不到“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学术界不少人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总是在现象层面上纠缠不清，不得要领。
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农村承包制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所以马克思说，要使小农经济“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另一个是集体化的道路。迄今的实践表明，前者是“进化主义”的自发过程，后者是“建构主义”的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中国共产党曾选择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出于对失败的反思，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从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与化肥、良种的关系如何？除了个别学者的关注外——如网上老田的文章，主流经济学至今未给予科学的说明。第二，这种成功能证明“制度重于技术”吗？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活后创造出的经济上奇迹又如何解释？主流的观点对“制度优先于技术”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的看法则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它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是吻合的。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活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重新开始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分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化和解体大大加速，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演化为“三农危机”，以至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多数农民的抵触），其合理性在于：
（1）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内在吻合的，中国农民几千年基本未变的生产力（肩挑背扛锄头挖）只能用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经营，难以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组织——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组织和监督成本太高，结果难免造成搭便车和效率损失。分地的结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解放了农民，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顺便指出，虽然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企图颠覆这个原理，但仍有学者认为“化肥和良种的普及对解决吃饭难题功不可没”。实证来看，分地的作用与化肥的作用孰大孰些比例多少，或容研究。主流经济学否认技术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主张“制度决定一切”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2）现有农民的生产工具的水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农具）决定了：“分田到户”使单个小农能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就是成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对所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小农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由于土地买卖所引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当然并未根除。由于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农民对这种制度变迁自然会给予认可。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农民的原始生产力性质不变，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结合方式。反过来说，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只能适宜于大农业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比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农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它要求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和使用。然而分地以后，集体兴修的水利越来越呈衰败之势，这就证明了：即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与中国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生产力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发展着的农业生产力的压力。在农村改革20多年以后，当前对“包产到户”的可持续发展质疑的呼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现，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正在走向尖锐。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最后被逼上梁山。但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今日中国的农民问题：
（1）中国古代的农民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而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封建土地集中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不过，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土壤中，除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外，不可能生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新的产业吸纳，中国古代失地农民不可能进城打工，只好聚啸山林揭竿而起，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周期循环的王朝更替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大地主的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出租），而不是社会化的农场经营，道理正在于此。试问，在手工操作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下，能产生出产业化的农场经营要求吗？不过，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交换（市场）经济与小农（自然）经济的不共戴天的关系，看到了交换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市场的发展，交换的扩展必然压缩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必然要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持续冲击。中国经济史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其物质表现是坚船利炮和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扩展和交换的深化——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常识来看，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同时增加，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打工，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就必然重复古代的故事。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但这个重复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周期循环，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市场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的逻辑展开和延续，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今日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小农经济的破产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应当担心的并不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应当是破产小农的出路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这些的确重要，而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就业问题，一句话，是“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农民的收入低下、权利缺乏、负担沉重、机构膨胀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农民出路的框架里来思考，我们解决和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才是有的放矢。
三、“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因此，一旦我们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是否消灭小农经济”就成了一个伪问题，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仍在“是否应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只能是智力资源的浪费。
既然“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根本方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少农民”。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实验，还是今日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都将小农经济视为“革命”的对象，只不过采取的“革命”手段不同而已。小农经济的消亡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消灭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已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所抛弃，走私有化的道路又会付出社会分化和动荡的巨大代价。于是，学术界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此产生。
一种是“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的逻辑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许多人不遗余力所倡导的主张。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国情问题。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的矛盾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的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使得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不敢贸然实施这剂虎狼之药，否则，“天下大乱”决非危言耸听。正如温铁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不知自我反省，反而抱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温铁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温铁军，同上）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流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中国农村之所以承受不起两极分化的制度成本，道理盖出于此。
另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特点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陈躬林等：《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温铁军说：“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读书》2004年第5期）。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的生存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显而易见，“三农问题”之所以是个难题，关键在于“怎样消灭小农经济”的难题没有解决。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述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的计算不同，在“私有化”的主张与“维持现状”的主张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学术界强烈呼吁农村改革应当有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农民的“失效”，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中、城市化的进展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使得具有共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药方也“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温铁军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几近于“无解”（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1期）。如果我们锁定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对于温铁军的“两个失灵”的痛楚就会有真正的理解。
“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把握砖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关于答辩论文的学术评价要求
申报高级经济师者自己在所报论文中指定某篇为答辩论文。答辩专家组据此文出答辩题并考核学术水平。该项赋分最高，按三个方面:
①选题准确，成果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影响较大。赋分范围30一40分。
②选题正确，成果在国内外居中等水平，影响一般。赋分范围10一30分。
③选题较差，研究价值不大。赋分范围1一10分。
经济论文的选题标准正确是确定答辩者对于经济科学某一问题研究的范围和方向。由于这是进行经济科学研究，撰写经济论文的起点，而任何一项经济科学的研究都是从选题开始，所以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赋分值范围最高。
这是因为:其一，选题决定着经济论文的价值。只有选题精(准)确，即有对研究意义的课题，论文才有重要意义。其二，选题关系到经济论文的成败。虽然选择价值高，但内容与难度与自己的条件、能力不相适合的课题，那么也难以成功。唯有选题的内容、大小以及难易程度都较适合本人的业务与水平特点，论文成功的希望才大。正因为如此，有人说选择了一个好的论文题目，论文就成功了一半。其三，选题为自己学术研究确立了目标。作为高级经济师应当将自己的经济管理业务中最感兴趣的部分上升到经济科学研究高度，并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整个合理的逻辑过程体现自己知与识的水平和学术能力。其四，选题代表着本人的学术态度。作为高级经济师的论文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立足个人实践和深入调查来研究，结合发展经济的历史使命来选择论文题目。这样才能使论文选题达到较高水平，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怎样才算有较高水平和研究价值呢?选题在上述四点的基础上，立足本人经济工作实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相关经济学科历史与研究、发展现一22一状、动态。这样便知道自己的研究论文当前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这样的论文体现了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探索性与先进性，而不是盲目性、重复性，甚至是抄袭他人之作。为此，要做到:一是尽量选择与本人经济工作相关而急待解决的课题。这些间题力求贴近现实经济，或是有关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并有重要现实意义。作者应以较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事实上的理论高度，对这些呕待解决的课题提出独到见解，不怕标新立异，具有理论勇气，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二是选择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参加答辩的同志一般都从事经济工作多年，提交出的论文应是代表自己在经济_〔作研究中的发现，新创造、新思路的杰作。探索经济问题是经济工作者的使命，也是高级经济师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之一。可以说每一位用心者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都会有思考和发现。不敢称发现和创造的人往往是自卑和悲观的。你既然申报高级经济师，就应以高亢的理论勇气阐述自己的新观点。三是对空白的填补。由于科学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对于经济机制的重建，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从而造成理论与学术暂时的空白与缺项。高级经济师敢于直面这些空白的填补，不仅是对自己经济工作的推动和提高，而且由于间题的新颖也容易引起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四是对于通说的纠正。即对于通行的看法和传统的作法以及某些经济研究成果的针对性纠正。通过新的研究和实践对于某些通说错误观点、偏颇结论的纠正，使人们得到正确的认识，无疑显示了学术的高水平，且能正确地指导经济_E作。五是对于前说的补充。这是以新的实践和研究成果，对于前人研究成果与结论予以补充、丰富和完善。综上五点所述，经济学的论文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先提出某些假说，经过实践与研究的验证，使其成立。各种选题唯在创新理论勇气中，才可产生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经济论文，这不仅仅是对于高级经济师本人水平的提高和开拓，而且对于经济科学一系列学术问题的研究乃至突破会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对于高级经济师答辩中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核，是答辩中的重要部分。主要从三方面考核计分。
①抓住间题实质，分析透彻，建议新颖合理。赋分范围20一30分。
②触及问题实质，分析正确，建议合理。赋分范围10一20分。
③没有抓住问题实质，分析一般，建议可用性不大。赋分范围1一10分。
对于高级经济师来说，作为经济工作的软专家，理所应当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就从事领导工作者来说，这种能力应体现在:领导观念科学化;组织行为科学化;领导方法与领导程序的科学化。由以上这些方面所形成的素质通过答辩展示出本人的思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考察其领导的群体组织和领导活动产生的效果。能否抓住问题实质是领导素质的重要方面。
作为高级经济师，应当通过答辩抓住问题的实质，展示出自己的知识结构。一是反映本人的基础知识。这包括较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在交叉学科方面还应当了解有关行为科学、公关学、领导学等知识。二是反映本人的专业知识。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首先应掌握较宽的专业基础理论，熟悉经济管理方面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基础理论学科知识。其次，要能掌握并应用系统的现代管理与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如市场营销、经济信息、经济预测、经济决策、企业管理、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管理、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知识。有的还应有较丰富的涉外经济知识。
答辩中将通过对于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核反映其知识结构。唯有丰富的知识结构作基础，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才能分析透彻，并提出新颖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