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企业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的成长和发展要经历不同的阶段，称之为企业的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企业内的人与外部环境中的人构成的关系—人脉束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形成了人脉束权变模型。企业的创建者和决策者依靠着企业本身的人脉束结成的独特网络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人脉束 人脉束权变模型 企业生命周期 网络
人脉束的概念
人脉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是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如亲缘、血缘、地缘、友缘、业缘、商缘、学缘、世交关系等，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的桥梁和纽带。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通过人脉束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并形成了个性化的网络。不仅作为个体的人如此，作为个体的集合—企业也是这样，即每一个企业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通过人脉束所结成的独特的网络。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人脉束对企业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人脉束关系中，企业的创建者和决策者主要通过血缘、亲缘、友缘、业缘、地缘、市场交换型人脉束谋取企业急需的资源，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人脉束的类型中，有的人脉束关系是天生就存在的，个人不能选择，而有的则是后天通过努力建立的，个人可以选择；有的人脉束关系，人和人之间信任程度非常强，而有的则非常弱。人脉束关系的选择性和信任程度影响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关系到企业的创建者或决策者通过人脉束关系获得的各种资源，最后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企业生命周期中人脉束的变化规律
笔者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具体研究企业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的人脉束变化规律。
（一）企业创业期的人脉束
创业期指企业从孕育到取得登记注册、开始运营这一段时期。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可塑性强。企业建成什么样子，主要取决于创建者的实力、技能、经验、发展目标以及市场定位等因素；二是投入大、建设周期长。要建设一个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建设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建设周期越长、企业负担越重；三是实力弱、依赖性强。在创业期，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均比较薄弱，在市场尚未站稳脚跟，需要各方面的扶持。四是产品方向不稳定、易变化。五是创新精神强。
在创业期，创建者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战略、企业目标、最终产品的定型以及市场定位和市场最终的选择等长远性的战略思考均未有清晰的指向，社会（外部大环境）对创业者的信任度也是有限的。此时，企业缺乏应有的信息来源渠道、缺乏资金的支持、缺乏外界对企业必要的信任、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持、缺乏应有的产品营销渠道，企业的创建者只能依赖与自己紧密相连的血缘、亲缘和友缘型的人脉束所结成的内部小环境，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去解决面临的生存问题和制定企业的初步发展方向，最重要的是筹措到企业初创期急需的资金以及解决产品初步定型之后的市场问题。
在创业期，企业人脉束的特点有：企业创建者主要使用血缘和亲缘型的人脉束。这种类型的人脉束是由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构成的，因此，它是高信任度和对个人属于不可选择性的，血亲型人脉束的关系是一种对称的、可循环和可传递的，属于强标准紧密型关系；这种类型的人脉束由于个体存在数量有限，因此其密度较低；这种类型的人脉束在企业创业期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多样性—既是资金筹措的来源，又是获得信息的来源，还是获得建议的源头等，因此具有多元性的特点。
企业几乎没有以市场为基础的人脉束类型，包括地缘、业缘以及其他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人脉束等。这是由于对市场规则和规律的不熟悉，如果采用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人脉束将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成本，阻碍企业的顺利发展，而此时运用以血亲关系为主的人脉束则成本很小甚至没有成本，这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企业成长期的人脉束
经过创业期之后，企业无论是在资金和人员、产品的选择及市场定位和运作方面，还是企业的战略规划上，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企业步入了成长阶段。这一阶段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特点有：发展速度快、但波动大；管理逐步规范、企业制度慢慢健全、管理水平迅速提高；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渐渐形成。树立了自己的主导产品，实力增强。不仅企业自身实力，还有企业对外筹集资金的实力，以及企业员工学习能力的增强和经验的丰富；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企业之间的协作增强。
在成长期，企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市场，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这时，不论是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源，还是扩大产品的市场，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企业的决策者必须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根据企业的战略不断调整具体的策略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的决策者明显提高了对外部大环境中人脉束组成的网络的依赖程度，对内部小环境的依赖程度则大大降低。这是因为，相对于外部大环境而言，依靠内部小环境所得到的资源明显要少得多，而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促进企业的发展就必须有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持，企业必须从更大范围内来寻找和获得所需资源。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使企业决策者人脉网络的重心由内部小环境向外部大环境倾斜。这一阶段企业的决策者主要依靠以业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脉网络以及通过“五缘”关系向外扩展的人脉网络，而且企业决策者依靠的人脉束网络正在向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上更为广泛的人脉束网络过渡。在成长期，企业人脉束的特点有：
一是人脉束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出现了地缘、业缘和市场交换型人脉束。人脉束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强标准的紧密性关系转变为弱标准的疏松性关系，而且以弱关系为主，关系的紧密程度日益减弱，有些关系已经弱化到了可以称之为一次易关系的程度。
二是人脉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由对称性关系向非对称关系转化。对称性关系是指网络行动者中，每两个行动者中的任一个既是关系的发出者，也是关系的接受者，如都把对方当成朋友；非对称关系是指每两个行动者中，一个是关系发出者，另一个是关系接受者，如当一位行动者说另一位行动者是他的朋友，而另一位行动者却不把他当成朋友时，两者的关系就是非对称关系。同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循环性和可传递性向不可循环性和不可传递性转移，并且不可循环性和不可传递性已经成为此阶段人脉束的主要特征。
三是人脉束中的单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由多元性过渡到单元性，即由多种角色转变为单一角色；由于交往范围的扩大，人脉束密度日益紧密且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趋势，可以称之为准密集型的单元人脉束。
四是从宏观方面—嵌入性的结构视角看，由人脉束组成的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存在，个人通过这个网络利用人脉束获得资源。这里出现一个“结构空洞”的概念。假设在三个行动者中，有两个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断了——没有人脉束进行联系，只有一个行动者同时与两个行动者联系，相对于其它两个人，这个行动者明显地具有竞争优势，他处于中心位置，可能接近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另两个行动者则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对方发生联系，这个人通过占据两个没有联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中心位置—结构空洞而获利。结构空洞将中心位置的行动者置于控制资源流动的地位，不仅节省了交易费用，而且产生了权力关系。
（三）企业成熟期的人脉束
经过高速发展的成长期后，企业不仅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而且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此时企业步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主要特点有：发展速度减慢，但效益提高；产品逐步向多元化发展；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内部管理逐步由集权管理向分权管理模式发展；创新精神减退，思想趋于保守。
在成熟期，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企业必须保持足够的创新精神，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必须获得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仅仅依靠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人脉束是难以充分获得的，这就需要依靠宏观上由多种类型人脉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网络——企业之间的联盟，从制度和组织结构上得到保证。通过企业之间的联盟，企业可以较为轻易地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资源，降低进入其它行业的门槛，减少多元化发展的风险。特别是以血亲型人脉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企业联盟更加稳固，资源获得成本更低。
在成熟期，企业人脉束的特点有：企业主要依靠单元性的以高密度人脉束为纽带和桥梁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以市场交换型人脉束为主体的多种人脉束并存的网络结构。在成熟期，非对称性、不可循环性和不可传递性是人脉束的主要特性。在人脉束中，弱标准、疏松型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模式。人脉束具有的不可传递性、不可循环性和非对称性形成了嵌入网络中的“结构空洞”，而利用“结构空洞”获得利润，成为企业获利的主要手段。
人脉束权变模型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的创建者或决策者运用不同的网络—微观方面依靠企业内部小环境，以血亲型人脉束和友缘型人脉束为纽带的网络；宏观方面依靠企业外部的大环境，以地缘、业缘和市场交换型人脉束为纽带的网络及企业的战略联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服务。这种人脉束的变化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它会出现多回合的反复，在市场、信任、企业发展状况、企业经营环境以及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多种因素的矛盾和博弈中最终定型。例如，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级阶段有时对血亲型人脉束更为依赖。企业生命周期中人脉束的变化规律有：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人脉束由不可选择性、高信任度、简单的血亲型向可选择性、低信任度、复杂的市场交换型转移。因此，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视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权变地运用不同类型的人脉束。
在人脉束演化过程中，高信任度、不可选择性区域越来越小；低信任度、可选择性区域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同时，人脉束由对称性、可循环性、可传递性向非对称性、不可循环性和不可传递性转移，这种转移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关系由紧密型向疏松型转变。
当企业进入新的生命周期阶段后，人脉束中人与人之间交际面不断扩大，交往频率不断降低，但交往的人数不断上升。因此，人脉束的密度日益增大。另外，人脉束中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断减少，由多元性角色向单元性角色转变。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中各阶段人脉束的变化规律，笔者根据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可选择性和信任的高低程度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人脉束权变模型（见图1）。
参考文献：
1、刘平青、信息租金、信息成本与家族企业制度安排[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关键词：波兰尼；市场；自由主义；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56-06
卡尔。波兰尼是一位思想独特、令人尊敬，但同时又有一些悲怆色彩的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晚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曾自评自己的一生过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波兰尼出生于维也纳，一生颠沛，曾因组织激进团体，并与保守学生组织发生冲突，而被迫从布达佩斯大学退学，之后曾从过政、参过军，做过刊物编辑，从事过工人职业教育，当过大学经济学教授；先后居住于匈牙利、奥地利、英国和美国，晚年因为妻子曾是匈牙利共产党而被禁止进人美国与其相聚，从而被迫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波兰尼成长于一个具有知识传统和革命氛围的犹太家庭，终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以批判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为使命，认为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性及市场自我调节性与社会自发保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相关著作被公认为是经济史、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经典文献，并且构成当今全球化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波兰尼及其理论却较少地被各个学科的正统和主流派别所提及和研读，同时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似乎也从未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承认。但无论如何，波兰尼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不应该被忽略和轻视的；他基于社会立场对市场自我调节的乌托邦性质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反复品味。
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依据《大转型》等波兰尼的主要经济著作，对其以反市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梳理和阐释，在缕析和比较研究其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对波兰尼及其经济著作观点进行细致分析和定位总结，并阐明波兰尼及其经济著作对当代社会实践——新自由主义批判和我国的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指导价值。
一、思想脉络与理论贡献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主张和依据，就是认为市场价格对经济的引导和配置是自洽和自足的，经济运行无需其他调节方式配合，也无需外来干涉。因此，卡尔·波兰尼的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主要是围绕对市场经济，即“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与概念主张的批判而展开和论述的。具体来讲，其思想脉络和研究路径，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分析，即对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及其起源问题的论证和考察；二是逻辑分析，即在“虚拟商品”概念的基础上对市场自我调节之乌托邦性质的揭露。
1、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及其由来
首先，波兰尼认为，这样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不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天然性和永恒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具有特殊性。因为，基于经济史与人类学的研究结论，市场经济第一次正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是在19世纪初，其标志是英国的竞争性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三大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趋于完善。在近代以前，虽然市场与价格现象已广泛存在，但从未在经济和社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是依附于其他三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即对称(symmetry)、辐辏(centrjcity)和自给自足(autarchy)。由于“制度模式”决定“行为准则”，以前的经济体系都是主要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即习俗和法规、巫术与宗教所规定的地位、荣誉、道德等；人类经济的协调整合方式，也主要不是交易，而是互惠、再分配或家计，或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强，这不仅是政府权力的自我膨胀，亦确实存在一种来自整个社会的呼声，市场的部分失灵，使很多人对于政府产生了迷信。
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却相反，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民营企业被驱逐出去，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众多央企都成为各地的地王，不务正业，与民争利。
在我国为什么存在垄断国有企业？一个很隐秘的原因，就是政府希望能直接控制市场，控制经济命脉，对于经济的运行不自信。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力推者吴敬琏认为，各级政府握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如控制银行信贷资源、土地资源甚至劳动力价格；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垄断重要行业；各级官员对企业活动进行频繁干预。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吴敬琏认为，现代市场应该是 “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而政府主导下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
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孙晓华则认为，中国未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即是资源从政府及其人垄断国有企业的手中，转移到民营企业手中。
孙晓华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过去老说，占到半壁江山，现在对于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0%，可见其分量之重。同时，民营企业的总数在整个国家的企业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达到80%以上，在世界各国，民营企业占整个国家企业总数的90%多，美国占到95%以上。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那整个国家的转变方式、调结构都不能真正实现。
孙晓华认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活力源泉，哪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快，发展得好，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快，水平就高。像我们今天所在的苏州，和整个东南沿海这一带所呈现的现象或者局面一样。现在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方方面面的领域，包括军工行业等等，包括亨通集团所做的产品主要是为我们的国防军工服务。民营企业几乎进入了所有的行业、领域。
关键词 原生资源;再生资源;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铅
中图分类号 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169-06 doi:10、396 9/j、issn、1002-2104、2010、04、030
循环经济是人类面对全球性所提出的发展范式,与传统经济相比,它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形成了闭环循环的代谢模式,极大程度上模仿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代谢模式。[1]因此,资源循环利用成为循环经济研究的焦点问题。事实上,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可循环利用物质的基本属性,并非循环经济使然,资源循环利用现象伴随资源进入经济系统开始使用就同时出现,只不过由于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危机,人类提出循环经济理论将资源循环利用现象,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循环经济3R原则中的“Recycle”利用。陈德敏从资源循环利用的角度指出,循环经济内涵是资源的 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中心含义是“循环”[2]。因此,循环经济使得人类开始从 更高的视角去审视和博弈原生资源的开采和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目前,从宏观角度研究资源循环利用的方法和模型可以概括为三类:其一是实物 模型,如物质流分析法(Material Flow Analysis,MFA)、元素流分析法(Substance Flow Analysis,SFA)和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 Cycle Analysis,LCA)等,这些模型的研究重点是物质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往往忽略物质流在经济、替代性、动态性等方面的影响;其二是经济模型,如局部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分析资源的使用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大部分都忽略了对投入原料的替代和环境影响;其三是混合模型,如原料-产品链(MaterialProducts Chain,MPC)模型,涵盖从原料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物质流过程,主要建立在物料平衡的基础上,但目前对这类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较少。[3]上述这三类模型在宏观层面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上都不能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对经济系统长期变动规律研究上,都采用的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结构化建模方式,因此无法避免循环经济理论基础不足、变量难以测度和数据不充分等难题。[4]鉴于此,本文绕开传统研究思路的难点,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非结构化建模的思想,构建基本实物变量的简化模型,尝试分析循环经济模式下,投入经济系统的铅产品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存在哪些长期趋势和 动态规律。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选择与分析框架
传统经济计量方法,如联立方程模型等结构性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出现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AR模型是一种对多变量进行研究的建模思想,它把所考察的经济系统内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由此可以对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及随机扰动变量系统的冲击作出分析,进一步对各种经济冲击对变量的形成进行解释。
yt=A1yt-1+…+Apyt-p+Bx1+εtt=1,2,…,T(1)
郭庭政等:循环经济视角下原生和再生资源消费的动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4期其中:yt是k维内生向量,xt是d维外生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A1,…,Ap和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t是白噪声序列向量。
循环经济系统输入端的资源流可以分为两条,一条是原生资源(Primary Resour ce),是指蕴藏在自然界中,经过开采、加工后,成为产品制造和生活所需的基本原料,如各种矿产资源;另一条是再生资源(Secondary Resource),是指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产生的,不再具有原来使用价值,但经过再生加工,能够获得新的使用价值的各种废物,如废钢、废有色金属、废纸等。[5] 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这两条输入资源流,在经济系统消费需求约束下,调整着各自输入量:从长期看,在输入资源流和消费需求约束之间是否应该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呢?从短期动态关系看,每个量的变动又会对自身和其它量产生哪些?正是基于这样最简单的基本影响,以原生资源投入量、再生资源投入量和消费总量这三个实物变量构建一个VAR模型,通过他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来分析它们之间短期动态关系。另外,从这三个变量的性质来看,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投入量分别是各自市场供给要素叠加的结果,而消费总量则反映了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下的需求,每个变量表现量值都可以看作是其身后代表的所有影响因素作用效应叠加的结果,所以可以把这三个变量看成内生变量,其内生性来源于各自所代表的复杂影响因素,满足VAR模型对变量的基本要求。
1、2 变量与样本的确定
对实证研究对象的选择,首先考虑代表性问题:选择大宗消费的不可再生可循环利用资源,具有成熟完备再生利用技术,保证较高循环再生率,这样钢铁、铜、铝、铅等大宗消费金属可以作为备选对象;其次,考虑生命周期问题:对于前述备选对象,只有铅产品平均生命周期最短,而且铅消费结构也比较集中,最大消费领域为铅酸蓄电池,占总消费量80%以上,生命周期平均4年左右,而铅其它的用途要么不可循环再生,如颜料、化工制品等,要么生命周期非常长(如电缆护套、铅管等),可以忽略其循环再生 [6-8],这样就能够保证在统计期内涵盖多个循环再生周期,以衡量其长期均衡关 系。
对样本和变量的选择,由于不同区域和国家资源消费的选择,受资源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与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影响,使得这一尺度的变量并不是内生变量,所以将各个国家的物质流对接,剔除这些外生影响因素,选择世界铅资源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另外为了便于比较衡量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的投入,兼顾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完备性,分别选择原生铅产量(PP)、再生铅产量(SP)、铅总消费量(CS)这三个实物变量,作为构建VAR模型的内生变量。本文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金属统计年鉴》[9],样本区间为1976-2006年,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对三个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CS 、LNPP、LNSP。
2 实证分析
2、1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涉及的是一组经济变量,尽管就单个变量而言是非平稳的,但是多个变量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其经济意义在于:对于若干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是协整的,则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次冲击只能使协整变量暂时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协整分析,一般先对时间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确定变量单整阶 数;然后是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10]
2、1、1 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变量而言,只有被解释变量单整阶数不高于任何一个解释变量单整阶数,变量之间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要对被分析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11]本文运用Eviews 5、0软件分别对LNCS 、LNPP、LNSP三序列采用扩展的D ickeyFuller(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三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根据一阶单整定义:原序列不是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记为I(1)。由此可知,LNCS 、LNPP、LNSP都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满足协整分析条件,可以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他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2、1、2 协整检验
目前协整检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E-G两步法,二是Johansen检验法,前者是基于 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当存在多变量、样本量小时,该方法存在参数估计不足问题,而 后者是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统的方法,避免了设计过多线性模型进行OLS估计的不便,是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较好的方法。[12]鉴于本文设计的变量为3个,且样本容量较小,故采用Johansen法。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SC准则,确定VAR模型最优
验中是否含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按SC最小准则。
滞后阶数为 2,使用Eviews 5、0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整理为表2,在5%显著水平下,LNCS 、LNPP、LNSP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系统能够将新息(innovation,即随机扰动项)变化带来的冲击加以吸收。从现实经济意义理解,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经济系统中还没有出现铅资源的有效替代品,对铅资源的需求是刚性需求,其供给途径只有原生铅和再生铅两种,供给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2 VAR模型构建与估计
利用上述存在协整关系的三个变量,按照式(1)构建VAR模型。其中yt是三 维内生向量,即yt=(LNCS,LNPP,LNSP)T,因无外生变量,故B=0。根据上 面分析,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构建VAR(2)模型,通过Eviews 5、0对VAR(2)模型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三个回归函数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0、916,0、867,0、9 39, 拟合程度非常好,并且通过AR视图检验,所有特征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说明该VAR(2)结 构是稳定的,统计性质良好,可以保证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的
2、3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来自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影响轨迹,并且通 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内生变量,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13]。所以,利用已建立的VAR(2)模型,分别给LNCS 、LNPP、LNSP一个标准差冲击,得到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1-图6所示,其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分别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由于本文研究重点是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动态变化关系,因此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对铅消费总量冲击响应的差异。图1所示为原生铅产量对铅消费总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铅消费总量的增加,在当期对原生铅产量产生微小拉动作用,这个效应在第三期就达到最大值为0、021,而后逐渐下降,到第二十期作用已经很弱。而再生铅产量对铅消费总量的脉冲响应,如图2所示,铅消费总量的增加,在当期就对再生铅产量起到明显拉动作用,随后呈增长趋势,第五期达到最大值为0、057,并一直保持这种拉动效应。因此,比较这两个响应函数,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对于来自铅消费总量的变动,再生铅产量比原生铅产量响应更为灵敏,作用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2)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相互冲击响应的差异。原生铅产量对再生铅产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3所示。再生铅产量的增加并没有在当期对原生铅产生冲击作用,而是在第二期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使原生铅产量迅速降低,在第三期降到最低点0、024,之后这种替代效应逐渐减弱,直至第二十期完全消失。反过来,再生铅产量对原生铅产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4所示,原生铅产量的增加在当期就对再生铅产量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并 达到最大值
图1 原生铅产量对铅消费总量的响应图2 再生铅产量对铅消费总量的响应
Fig、1 Response of LNPP to LNCSFig、2 Response of LNSP to LNCS
图3 原生铅产量对再生铅产量的响应 图4 再生铅产量对原生铅产量的响应
Fig、3 Response of LNPP to LNSPFig、4 Response of LNSP to LNPP
0、058,这种替代效应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发生一个波动之后,便一直持续保持这种替代效应。因此,可以比较出原生铅对再生铅的替代效应更强,作 用时间更长。
(3)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对自身冲击响应的差异。图5和图6所示分别为原生铅产量、再生铅产量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通过比较这两个脉冲响应函数特征可以发现,对于自身的新息冲击,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表现出相同变化规律:都在当期产生一个明显的正向拉动效应,且作用强度相当,而后这种拉动效应都迅速减弱,在第十期几乎消失。
图5 原生铅产量对原生铅产量的响应图6 再生铅产量对再生铅产量的响应
Fig、5 Response of LNPP to LNSP Fig、6 Response of LNSP to LNPP
2、4 方差分解
与脉冲响应分析不同,方差分解提供了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它是把VAR模型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各随机扰动项的冲击,以评价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12]。 根据本文研究重点,分别考察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在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①原生铅产量,从短期来看主要受自身产量变化影响,在第一期自身产量变化影响达到99、4%,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影响迅速下降,铅消费总量和再生铅产量的影响逐渐显现,在第十期铅总消费量和再生铅产量的影响分别达到26、15%和26、89%,而原生铅自身的影响则降为46、96%,而后三种冲击作用基本达到均衡;②再生铅产量,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都主要受原生铅产量影响,一直保持40%以上的水平,充分显示了原生铅对再生铅的替代效应;再生铅受自身产量变化冲击在期初表现很明显,第一期达到30、42%,而后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减弱,到第十期只有7、16%;铅消费总量对再生铅产量的影响从第一期23、66%不断增大,到第十期已经达到49、38%;实际上,从第五期开始,再生铅产量就主要受铅消费总量和原生铅产量共同影响,两者影响之和接近90%,并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以上;③对比分析方差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从长期看,铅消费总量对再生铅的产量影响要高于原生铅产量;原生铅产量对再生铅产量影响要强于再生铅对原生铅;在对自身产量变动影响上,原生铅产量表现了很强的自我累积影响特征,而再生铅产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原生铅产量和铅消费总量的影响。综上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结论完全一致。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循环经济视角出发,聚焦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下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动态关系,以世界铅资源为实证对象,利用1974-2006年世界铅资源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组织样本,基于协整关系分析构建VAR模型,在VAR模型框架下研究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对来自不同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得到如下结论:
(1) 原生铅产量、再生铅产量与铅消费总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这种协整关系表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生约束机制,使得它们之间保持一种长期均衡关系,某个变量的短期偏离最终还将恢复到均衡位置,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系统中,对铅资源的需求是刚性需求,其供给的途径只有原生铅和再生铅两种,还没有出现铅资源的有效替代品。在未来铅消费规模增长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原生资源不断减少,只有依靠增加再生资源供给,来满足这种均衡条件。然而,铅是目前再生利用率最高的金属,在发达国家达到90%以上,不能奢望仅仅依靠再生资源就能完全解决资源枯竭问题。因此,从长远资源战略角度看,积极寻找替代资源则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2) 对于来自市场消费规模、原生铅产量和再生铅产量变动冲击,再生铅产量所做出的响应比原生铅产量更富有弹性。也就是说,铅消费规模的增长,带动再生铅产量增加要高于原生铅;原生铅产量降低导致再生铅产量增加,要高于再生铅产量降低导致原生铅增加;在对自身产量变动影响上,原生铅产量表现了很强的自我积累和影响特征,而再生铅产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原生铅产量和铅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结论可以很好的阐释为什么再生资源市场比原生资源市场波动大的现象,这种波动性大的特征是再生资源市场的内在属性特征,这也就决定了资源再生产业的企业生产规模小,经营灵活,容易对市场的变动做出迅速的响应。同时这样的市场特征也提示我们,对于资源再生产业,应该从政府的角度积极通过产业政策的扶持和优惠,建立完善的再生回收利用体系,保证供给渠道的稳定,同时通过产业规划和宏观调控,降低市场的波动性,促使资源再生产业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另外,本文结论是建立在对铅资源实证基础上,按照本文思路对其他相似资源如钢铁、铜、铝等进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各种不同资源实证结果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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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of Primary Resource
and Secondary Resource Based on Circular Economy:An Empirical Study on World Lead
GUO Tingzheng1,2 DUAN Ning2 WU Chunyou1
(1、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 3, China
2、MEP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y Studies,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两个比较急迫的问题。第一，受到需求方面的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对就业、收入和收入分配形势产生了持续的压力。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妨碍社会公正的普遍实现，对人民群众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信念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能不能顺利解决两大问题，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进-步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关键之举。
政府垄断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国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在原先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已经展开，按照价格机制配置的经济资源，其范围和深度都大大增加。我国各类经济主体凭借各自掌握的资源在市场上追逐收益、福利和利润，正在成为新的经济行为准则。
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主要表现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享有决策自主权；在许多命脉部，独家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正在变成数家国有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虽然还是政府定价为主，但是价格形成开始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许多命脉产业的边缘地带和有关联的产业环节，非公有经济包括外资开始进入。所有这些，使得我国原先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投融资和经营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但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呈现了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无论政府垄断命脉行业和部门在过去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我们必须看到，打破政府行政垄断、在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放市场竞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上消除腐败并以此凝聚民心，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要解决的破除行政垄断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形成市场的集中和垄断。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市场权力的私人公司，防止这些私人公司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实行反垄断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关于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加以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垄断问题之前，中国不宜贸然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更不宜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反垄断混为一谈。
也必须指出，当前和今后我国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垄断命脉产业的根源，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意识形态”、“政府监管”、“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等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因此，破除政府垄断的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将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实施的分步和渐进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应该从刺激投资的效果可能比较明显的基础产业部门开始，从中国加入WTO协定已经做出承诺的领域入手。
一、我国“反垄断”实践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国在国有经济改革、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早就遭遇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改革攻坚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着手开放原来半军事化管理的民航业，实施独立核算的公司化经营，组织多家竞争，引进市场机制。90年代后，开始了电信和邮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电力、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和营运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根据已有的改革实践，以下概略地讨论我国在这些部门开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
1、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基本方针
我国的基本经验是，以试验、探索、渐进的办法逐步证明原本国家垄断的命脉部门也是可以并应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和开放市场的。在思想冲破禁锢的态势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基础设施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次上引进市场竞争。以电信为例，早先的认识是增值业务可以开放竞争，但基础电信业务不适宜开放。但是，开放电信增值业务的良好效果鼓励我们探索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的竞争，进而又探索开放基础通信网络的市场竞争。这表明，基本方针对头，就会产生逐步推进的力量。否则，全国六、七家电信营运商拥有独立网络、互相竞争又互联互通的格局，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道理，航空、铁路、电力的市场开放，都是分层次、分环节展开的。
2、政企必须分离
国家垄断的实质是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美国的管制改革的经验，而必须同时注意西欧国家改革国有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的计划体制的“行政全能”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命脉部门的经济活动，已经高度行政化甚至军事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成立一些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挂牌公司，断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司与承担市场秩序管理的政府部门之间，有清楚的、制度性的界分。1993年我国政府决定成立联通公司来与中国电信开展竞争，方针是正确的，行动在全世界看也相当领先（其时，新加坡和香港还没有类似行动），但是，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程度到1998年还远不尽人意。1999年我国对原邮电部实施改革，2000年电信重组的力度举世瞩目，表明政企分开对于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企分开为未来的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
3、价格机制是关键
传统的观念把基础设施部门排除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之外，就是作为命脉部门的经济资源配置不应该以价格机制为归依。基础设施部门的供求远离市场竞价的基本原则，主要靠计划价格加数量配给来调节。结果，我国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就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色色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基础设施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的体制看起来很“乱”，但惟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4、开放市场与竞争主体的产权改革并举
在任何行业里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出现竞相杀价、争取顾客的行为。但是，一旦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在边际上等于其经营成本时，在理论上这家公司就只好退出竞争，因为再低的价格就意味着“亏本”。在市场实践中，就表现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收购缺乏进-步成本优势公司的资产，引发兼并。或者相对弱势的公司主动转业，另谋出路。这表明，公司资产的产权在市场活动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竞争行为的约束。有效的产权制约不但引发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控制竞争的“度”，并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调整结构”。
国有公司的经营权在公司管理层，公司经营好坏与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程度依改革的进度而定）。从这一点看，进入巾场竞争的国有公司与任何私人公司是类似的，都具有从事经营竞争的动力。但是，国有公司资产的“老板”是政府（并且分散由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等级制原则控制），远离市场，难以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决策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拥有资产的利害关系非常间接。-旦市场形势涉及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政府难以做出灵敏、快捷和合理的反应。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才出现国有公司“杀价直至亏损”的行为，而政府不免在“行政定价的僵化”与“开放价格但国有资本大幅度亏损”这两极之间进退失据。
因此，“开放市场与产权改革”必须并举。这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变清一色的国有公司为股份化公司，而国家不但有必要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而且要考虑出售控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否则不可能从制度上解决上述矛盾。至于是否叫“私有化”，是一个综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词汇选择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逻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5、在改革中兼顾投资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基础设施部门开放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在动态中兼顾投资人、经营公司和市场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协调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投资人包括政府和非国有的境内外各种资本主体。我国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取改善基础设施产业整体投资环境的立场，而不是取仅仅保证政府投资最大回报的立场。政府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人的利益，才能保护自己作为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另外，当代世界强国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过日子，没有一个靠政府投资的资本收益过日子。政府靠投资取利，或者把政府资本的赢利目标放在首位，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秩序、动摇民间投资信心，从长远经济增长来看，一定得不偿失。
境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本政府垄断的产业部门，有复杂的动机和预期。中国的经验是，香港，甚至欧美主流资本市场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政府公司的市场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标，并期望借此分享高额的行政垄断租金。但是，一旦政府政策调整，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改变定价政策，原先可预期的垄断公司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在竞争中烟消云散。就是说，这类投资人除了承担一般的风险，还要承担一项特别的“触礁风险”：他们在做投资的决策时，预期有一大片肥水（垄断利润）将流进他们的腰包，但是等到投资到位以后，不但肥水消失，而且水落石出，使得他们的投资“触礁”。
在一个基本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触礁风险”难以避免，如何应对就值得认真研究。矛盾在于，如果强调“投资风险自负”原则，不但容易引发二级市场的股价震荡，而且增加投资人对未来的疑虑；如果“迁就”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预期，放缓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的步伐，势必抑制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消费者利益。我国手机“双向收费”政策的调整引起的香港股市动荡以及后来的“套餐计划”调整了公司、投资人和客户之间的利益，是处理“触礁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只能在开放市场的总政策下兼顾各方利益。为了矫正预期的偏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市场开放，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像WTO协定一样，事先公布开放市场的大致步骤和时间表，引导各方建立“市场总要逐步开放”的合理预期，并可根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表来盘算各自的利益和选择策略。如果时间进程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调整，比如开放的步骤加快或开放力度加大，就应该考虑像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提前开放电信市场时的做法一样，给予公司及其投资人适当的财务补助，减少其“触礁损失”。
6、逐步改变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竞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审时度势，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尽最大努力消除行政惯性和利益惯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要求，改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和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际做法是政府包办命脉部门的投资和营运，所以，要开放这些关键产业部门，非由政府来充当“第一推动力”不可。我国民航、电信体制已经发生的改革，铁路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改革，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动发动的。经验表明，一个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大大节约解放思想、提高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成本。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和意图，是调动各方积极力量的基础。
在一个产业部门由一家国有公司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政府要主动考虑放开对价格的行政管制。必须明确，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允许数家公司彼此竞争经营、又由政府对定价机制实行行政性的审批和管制，是不可能收到按照经济合理原则配置资源的效果的。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要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通过增强企业的资产产权约束、加强市场重组来解决问题，而不要退回到政府控制价格的老路上去。随着经营职能向竞争的经营公司的转移，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重要的是，无论是关于公司资质的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的范围。
经验还表明，仅仅有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战略决心，没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部署、落实细节并解决转型中无数具体问题，开放市场的大政方针是不可能自动得到贯彻的。但是，主管部门多年的行政惯性以及管制权力在市场条件下的“货币化”，甚至“资本化”趋向，容易形成严重的障碍。为此，在开放大产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政府系统强调政治纪律、强调令行禁止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总方针，坚决要求一切政府管制部门与所管制行业的任何企业实行人财物完全脱钩。政府和政府部门从一切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是政府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消除转型时期腐败的重要措施。
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文官的素质要求必须随命脉产业部门的市场开放而变化。总的趋势是，直接控制产业活动具体经营目标和经营行为的政府机构要逐步缩小直至完全消亡，而监督产业部门和企业活动是否符合由法律界定的抽象规则的政府部门要逐步增加和加强。为此，必须适时调整相关部门官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熟知产业部门技术经济、具有“动手能力”的干部要转向企业去工作，而需要更多具有监督能力、具有相关抽象规则知识的官员到政府监管部门工作。必须理解，在政府部门集中了大量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干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在开放市场、政府改变职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专家到政府部门工作。
二、“反垄断”政策面临的主要选择和约束
1、开放市场的总框架
在加入WTO的谈判和协议中，关于开放我国基础设施部门市场竞争的问题，事实上已经破题。为此，总的说来不必另起炉灶，单独确定“反垄断”的经济纲领。但是，对外市场开放引起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有可能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某种复杂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防范，建议近期要适当强调“对内开放”。所谓对内开放，就是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经济形式垄断的产业部门和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对内开放的程度，拟等于或者高于中国在WTO协议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在实施对内扩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借鉴、照搬我国加入WTO过程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内开放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如同改革开放、加入WTO等重大决策一样，扩大对内开放市场先要有关于我国和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必须由战略判断来指导战术细节的选择，而不能颠倒过来，由操作细节来决定选择大政方针。特别要防止各种局部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纷繁的“专家意见分歧”绞在一起，失去对大机会和大趋势的把握。
2、明确政府退出市场的顺序
在各大产业部门，政府退出的具体步骤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已有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以确定如下一般顺序：（1）充当开放市场的第一推动力，实行政企分开，组建数家竞争性公司；（2）从行政定价转向市场定价（3）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的力度，特别是消除市场准入方面的所有制歧视；（4）政府转向无所有权歧视的经营公司的资质管理、牌照管理和行为监督；（5）培育多种非政府管制的控制机制，包括竞争者的互相监督、行业自律、消费者及其组织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逐步减轻政府管理市场的行政负荷；（6）加强法治意识和实践，使我国历史上的“民举官纠”传统，在现代民商法的轨道上得到发扬光大。
3、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形式
民航可以组建数家彼此竞争的营运公司，电信可以形成并行的基本网络，但是机场、铁路和编组站以及电力的传输网怎样“数家竞争”，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看，我国可以更多地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方式。主要是：
替代竞争。比如所有运输工具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因此，看起来只有“一个”的铁路网，事实上与公路、航空、水运等一样，也是有竞争对手的。消除对“替代服务”的限制，将各类交通手段之间方便地连接起来，可以消除和减轻“独家”的垄断行为。
投标性竞争。对于替代效果相对很弱的产业，例如电力传输网，可以考虑“多家投标进入”的竞争。就是说，电力网是只有一个，但是谁获取经营权是可以数家竞争的。独家的“在位营运商”因为迫于潜在竞标者的压力，其行为与永久性的独家垄断商的行为是不同的。当然，投票程序、中标原则和标期的设计要经过很好的论证。
在法律上开放准入。这种模式的含义是，法律并不禁止多家进入，只是因为新进入者要支付庞大的沉没成本，所以假设预期的收益抵不过成本，市场上就没有第二家竞争公司。这种模式与在法律上只准一家垄断的模式差别在于对在位商构成潜在竞争压力，一旦在位垄断商价高质次达到一定限度，潜在进入的预期收益将上升，竞争就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
4、政府管制机构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制的重点逐步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替代竞争的作用，政府管制部门的设置要逐步超越按照计划管理产业生产时代的界线，例如，对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运等各式交通的分别管制，要逐步被对整个交通部门的综合管制代替。后者不但要处理每个交通市场开放的个性问题，还要监管各个交通市场之间妨碍替代性竞争的那些行为。又如，在电信与电视传播之间，各种能源市场之间，都有替代性竞争的可能性存在，要跨越目前政府部门的设置，加以综合管理和利用。但是，政府对大交通市场、大通信市场以及大能源市场的管理，重点却越来越集中，就是从直接的市场准入审批和价格管制退向管理竞争者资质、依法监督行为。
5、逐步扩大法院对市场管制的介入
为了更有效地妥善处理基础产业市场里的各种利益矛盾，要把目前“政府管制部门对应被管制市场和企业”这样单一的“上下垂直关系”，逐步改成更多样化的产业利益纠纷的解决机制，形成包括行政管制、法院裁决、市场自组织的仲裁，以及庭外和解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复合体系，提高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质量，防止矛盾的积累和问题的拖延，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增加利益协调的程序性权威。为此，建议考虑在相关法规修订、重立的过程中，增加设置专业的市场法庭，比如通信市场法庭、能源市场法庭、交通市场法庭，专门受理这些市场管制中发生的政府管制部门与公司和消费者在管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既限制行政管制的权力、防止管制权力的滥用，也减轻行政管制的负荷和压力，为管制消亡准备条件。
6、为市场重组留有空间
基础设施行业的竞争局面一旦形成，要因势利导，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政府为了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可以组建若干家经营性公司。但是，多家竞争的公司一旦组建，特别是相继进入资本市场之后，进一步的重组（包括分拆与合并）可能成为一项常规事件，要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要政府来定夺公司的进一步重组，可能让政府的决策负担过于沉重，又容易导致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该“善始”，却不一定“善终”。要更多地按照公司法和其他市场法规，将基础产业市场的重组交给市场去解决。以民航、电信为例，因为开放市场竞争的尝试较早，现存的市场结构、公司定位包括业务划分，都要不断随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完全指望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完成全部重组。
7、调整国有资产存量来补偿“触礁损失”
一、国企垄断的经济法规制
首先应当明确反垄断法从来没有把国企垄断排除在管辖范围之外，反垄断法并不反对垄断企业本身，反对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第七条有关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规定。我们承认这是一种特殊保护，但是反垄断法从来没有把国企垄断排除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外，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权对国企的垄断行为进行调查。我们承认在某些领域政府可以实施准入限制和价格控制，但当这些国企有典型的垄断行为的时候，反垄断法依然要约束它。
我国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措施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对垄断性国企的产品、服务价格管制虚置，收效甚微。国有企业的人作为市场主体掌握着国有企业的经济指标及其全部动态信息，然而人的利益多元化，人很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隐瞒对其不利的信息。第二，相关规制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对垄断性国企的垄断行为的规制条款虚置。这里主要针对的就是《反垄断法》第七条，第七条规定国家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予以保护，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哪些行业属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因此很可能被理解为凡目前国有占控制地位的行业都属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其次，虽然第七条还规定相关国有企业“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法律没有规定消费者等相关社会公众对其进行社会监督的途径。
针对以上具体问题，笔者认为完善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措施有：
1、完善价格管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全体国民作为名义上的股东有权了解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详细信息，特别是关系国民利益方面的信息，因此在垄断性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如成本利润、职工薪酬等详细的财务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以便全社会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
2、进一步健全竞争法律制度，规范国有企业市场行为
国有企业作为垄断主体，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使其他市场主体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规范市场竞争主体的市场行为。
二、建议
我认为，国有企业领导就是负责管理，应该和公务员拿同样的薪水。企业挣钱多是因为国家政策好，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本事。他们把大笔的钱放入自己的腰包，这不只是一个公平问题，而是一个变相贪污问题。
我建议，应该由市场竞争和人才成本来决定最终的薪酬。应该形成合理的人才价格机制，至少不能自己给自己定价，决策人不应该是受益人，这样才能形成市场调控价格的合理机制。
改革：公益型国企还是竞争型国企?国企改革未来之路在何方?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只需要一种国企，就是公益型国企。国企只需要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需要的领域，而不应该参与太多的行业，破坏应有的公平竞争。既然能竞争，就不需要国企，因为国企是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因为国企本身就占有很多资源、政策、人才方面的优势，与民企竞争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就不需要有国企。
如果国有企业进入到竞争性的行业，给它一些优惠，这样既不能保证国有企业的效益，同时把民营经济搞死掉，非常不值得。竞争本身是好事，只有参与，才有竞争;只有竞争，才有进步。很多国企都可以进行改革并参与竞争。但改革了，它就不是国企，而是民企，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市场竞争，并获得与别的企业一样的机会，同时，也承担同样的风险和挑战。
公益型国企不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对于中国垄断型国企向公益型国企转型，应是未来国企改革的趋势。供电局把配电箱、变压器都放在马路中间，在人行道上像一个一个的骨灰盒。这非常影响行人走路，也很不美观。其实只要挖个坑把设备埋在地下就解决了，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服务意识差，投资大，操作麻烦，没人愿意动手。如果供电系统变成公益型国企，加强服务意识，在供电的同时把设备安装、维护等都一条龙做到位，那么这些恼人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作者简介：
何伟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早的提倡者
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退休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用一些代名词来称呼那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比如,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萧灼基被称为“萧股市”,而何伟则被称为“何商品”。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曾召集三位专家编写一册干部学习商品经济的宣传提纲,其中就包括何伟。
最近,关于国企改革,他又有宏论,抨击“当前的国企性质已经发生变异”,并说,现在有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名义下捍卫国企,实际上是捍卫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加重了我国改革的难度。
国企四大垄断特权
记者:你提出当前国有企业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异,具体指什么?
何伟:首先,垄断企业的主体已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之前,垄断企业的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后,垄断主体是企业,它们代替原来的工业部对本行业进行垄断。
其次,国企的资本构成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前国企资本100%是国有;在政企分开后,许多国企已实行股份制,有的还有外国资本介入。
再次,目前的国企具有分配自和经营自。
记者:这些应当说都是符合市场化的一些做法,本身无可厚非。
何伟:关键是改革的前提就不对,前提是什么?垄断。本来我们是要改革这种垄断,搞政企分开就是要消除垄断,结果垄断企业继承了这个弊病,而且权力更大。原来上边还有个部管着,现在有了经营自、分配自,权力增大了。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这种企业可能根本生存不下去。
政企分开后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100%的国有企业,有的已是股份制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份。原来国有企业的工资全国统一,差距很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没有自主分配权,利润全部是国家的。
政企分开后,企业是自治法人,利润不再上缴国家,可以自主分配,由此出现了高工资、高福利。全国7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职者年薪几百万,甚至数千万。这些领导者既以企业家的身份获得高收入,又以国家官员身份享受着政府行政级别待遇,旱涝保收,退休后还享受省部级待遇,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
记者:也就是说你认为现在国企的垄断权力反而加强了,具体来说,哪些方面加强了?
何伟:这些国企虽然已不是原来的国企,但仍享受原来国企一些特权。
首先,它们有获得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航空、金融、保险等,总之都是国字头的。这些优势资源只能由国企垄断经营,民营企业不能进入,已进入者必须退出。
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据国家发改委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13万亿元,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超过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向国企。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据说民营企业所得不足5%。
再次,国企获得银行大量贷款。国企顶着“红帽子”,银行可以毫不犹疑向国企贷款。国企拿到银行贷款后大力扩张,比如目前出现的“地王”均为国企,国企在房地产领域已占据60%份额。
最后,国企具有股票上市的优先权。股票上市是企业圈钱的大好机会,而国企一般都有优先权,截至2002年,国企在股市上圈钱已超过7000亿元。以后又圈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国有资产的核心部分几乎都已上市,其圈钱数字会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
我们的GDP是土色的
记者:但是不可否认,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国有企业毕竟效益好了。
何伟:国资委说,国企搞不好我要挨骂,搞好了我也要挨骂。为什么会挨骂呢?就是因为没有进行改革,维护了垄断特殊利益集团。现在靠垄断,银行贷款百分之八九十都给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国有企业也是优先,资金来源上得到这么多优惠,还要垄断价格,能不挨骂吗?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挣钱谁能赚过谁?当年就是因为国有经济经营不好,改革效率低,才把民营经济引进来。现在你要靠垄断优势去保值增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民营企业当然竞争不过你了。
而且你的效率和国外一比就很低了。有人说我们的GDP是土色的,不是金色的。人家GDP中的核心技术占50%-60%,我们占1%-2%。要站在高处要求自己,不能说我现在可以了,很大了。这个不行,在世界上站不住。
记者:做大做强国企的确是现在的一个明显趋势,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何伟: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也就是要国有经济干什么?十五届四中全会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是第一次提出明确定位,以前从来没有过。
这就引起了“国退民进”,或者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当中,国有经济应该进,以外的应当退,而总的趋势是“国退民进”。之后才导致了政企分开,取消了几个工业部,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
中央的这个决定,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有重要意义。《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一百多年,国有经济到底要干什么,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界定。应当说十五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定位。从实践上来讲,过去国有经济管的面多而宽,结果是管不了、管不好,效率很低,浪费了好多资源,人民不满意。所以国有经济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这个定位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定位前几年遭到了两个“旋风”的冲击。境外的郎咸平刮了一个“郎旋风”,境内的刘国光刮了一个“刘旋风”。两个旋风一刮,国有经济的定位很快被修改,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被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了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
不能垄断地追求利润
记者:但是两个“旋风”肯定不是一种公开的理由吧,其背后深层的理由是什么?
何伟:现在将国有经济做强做大的理由,一是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二是说国有经济是党执政的支柱;三是说为了加强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国企要保值增值,与世界上的大企业抗衡,因此就把许多小企业合并在一起做成大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把小舢板放在一起做成了航空母舰,从总量上来说可能很大,但是质量很差。就拿中石油来说,人均利润才1万美元,而美孚人均50万美元,从核心技术、经营管理效率、劳动生产力到经济效益,和国外行业相比差距很大。
记者:这三个理由看上去都很正当,你认为有什么问题?
何伟:这三个理由都难以成立。
就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党执政的支柱这两点来说,实际上,现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应当说是平分秋色的,民营经济贡献率可能比国有经济贡献率还要大。难道说民营经济就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营经济就不是共产党执政的支柱?当年我们说,不改革,中国就是死路一条,那么谁救了中国呢?是国企还是民企?应当说是民企救了中国市场,国企当时是改革对象,真正救中国的是民营企业。
正因为我们是两个经济轮子一块转,所以十六大才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另外一个,国企要保值增值,这个提法对不对呢?在一定条件、范围、时间内这个提法是可以的,因为刚改革的时候有些国有资产流失了。但是如果把国企的任务定为保值增值,就把国企引向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有经济有的就是要赔钱的,比如北京的公共汽车就是赔钱的。提供公共产品为什么要国家经营呢?就因为它不能赚钱,民营经济不愿意经营,所以必须国家经营,这样才叫国有经济。
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在任务上就偏了方向。国企就会继承原来垄断的优势,利用它的优越条件来扩大经营。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地王,就是因为这样,它可以用国企的优势,国家投资,政府投资,银行贷款,股票上市,以它特有的优势,获得垄断利润。
记者:应当说,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结构变了,有些是股份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国企难道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吗?
何伟:追求利润可以,但不要垄断地去追求。石油出口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销售价格,你这是垄断国内市场,低价出口,赚的是国内老百姓的钱。也正因为垄断,没有竞争,才会出现中石油人均利润1万美元、美孚人均50万美元的局面。
如果说垄断后利润交给国家也可以,但是利润又很少上缴,而自己形成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特别是那些高级管理者收入动辄几百万,形成一个特殊阶层。
死人抓住了活人
记者: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当如何从根子上解决?
何伟:表面上看这是某些部委的问题,背后实际上还是观念的问题。现在好多人认为,公有制占主体就是国企占主体,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观念上的问题。
公有制占主体,但什么公有制?公有制的内容是什么?公有制是国企还是民营经济?如果定位是国有经济占主体,那国有经济就应当做强做大;如果说公有制占主体,那公有制包括的范围就很大了,国企、集体经济、股份制、各种基金,都是公有,该做强做大的就不光是国企了。
另外,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原则上是对的,但问题是什么是国民经济命脉?哪些行业是国民经济命脉?银行、石油、铁路、航空、钢铁是国民经济命脉,那么粮食棉花是不是国民经济命脉?笼统讲国民经济命脉,那么到底谁才是?还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怎么控制?整个行业垄断是一种控制,国人控股也是一种控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也要细分,否则笼统一讲,就变成怎么做都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我们在观念上仍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够。
案例
中石油“夺冠”为何反挨骂
中国人历来是喜欢第一的,这次却一反常态。
5月30日,由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出的2010年度全球500强企业榜单上,中国企业第一次站上榜首―― 截至2010年3月31日,中石油市值达到3293亿美元,比第二名埃克森・美孚高出130多亿美元;微软名列第三;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排名第四;中国移动排名第十。
中石油“夺冠”赢来的不是喝彩,反而是骂声一片。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跟帖中,几乎看不到赞许的声音。“当年期待我们有世界五百强企业,现在有了,却更加心酸。”腾讯网友“小景”评论说。
北青网的一份网络调查更能直观说明问题。在1302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投票表示“辛酸,油价抬上去的”为891票,占68、43%;投票“不买中石油股票”的为260票,占19、97%;投票“骄傲,中国强盛了”共124票,占9、45%;表示“投资中石油股票”的只有28票,占2、15%。
为何全民“唱衰”中石油?首先是因为巨大国企中石油的市值走高与百姓福利的改善毫无相关。如果非要说相关的话,那也可能是一种负相关。
我国的石油价格实行国家定价,价格垄断之下,怪现象频生。其一是我国石油涨价的积极性远高于降价的积极性。有车主做过统计,近五年国内油价涨10次降4次,涨的时候每吨能涨五六百元,降的时候才降二三百元;国外油价降了一个月才跟着降,国外油价涨三天就立马跟着涨。人们形象地比喻这种局面为“涨若放箭、跌若拉纤”。
其二,长期以来,我国的石油出口价远低于国内销售价,相应的,国内的加油站零售价远高于欧美等国。《第一财经日报》的调查显示,2010年3月,国内汽油、柴油的出口价(折合为人民币后)约是5012元/吨、4644元/吨,比国内零售价至少分别便宜3400元、2700元。
发改委解释说,国内油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其中含有向国家上缴的城建税、消费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但是经测算,即使刨去这些税费,出口油价仍低于国内成品油价10%左右。
举此二者,是想说明,中石油之“大”非但并未给百姓带来福利,反而令百姓承担着高油价之苦。
回到这次新闻事件本身,中石油此次登顶的是市值。不明真相者以为中石油一定深具投资价值,殊不知中石油竟是境内众多普通投资者的噩梦。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在境内上市。香港H股上市每股1、27港元,A股上市发行价高达每股16、7元。上市当天开盘价飙升到48、6元,普通投资者纷纷追高,至今未能解套。坊间调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相反,中石油在美国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海外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而境内投资者由于支付价格过高而所占股本较低,专家测算,他们希望通过分红收回股本需要100年左右。如此内外差异,令人心寒。
中石油成就的似乎只是它自己。2007年5月,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公开表示“深感对不起中小股民”,并表示在高油价的大背景下,中石油将不改造、不新建办公楼、不买小汽车,以节省成本。然而,2009年就曝出太阳星城事件,中石油以超低价给员工购房,一时舆论哗然。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中石油所创造的利润本应与全民共享,然现实中非但无利可享,反而处处与民争利。用学者马光远的话说,“它很赚钱与我无关,但它赚的是我的钱。”如此,岂能不背负骂名。
中石油凭什么能够这么做?原因在于垄断。在腾讯关于此条新闻的7520条网友评论中,被顶得最多的一条获得2 万多次支持―― “国家的悲剧,都是垄断惹的祸。”
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大型国企龙头,不仅继承了国企改革前国家工业部门的垄断权力,而且因拥有了经营自和分配自而实际上进一步放大了自身权力,从而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或者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我们看到中石化原总经理利用对国家资源的巨大处理权力,一次性将加油站批给情妇,再经转手轻松获利1亿多元。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我的工商战线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步入我们的监管领域，抒发红盾人的情怀，畅想事业的凯歌！我演讲的题目是：红盾随想。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长江。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造就了中国人独有的风骨和气节。
古往今来，我们的祖国就涌现出无数的爱国者，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某省的郑成功，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两弹一星的邓稼轩，神五飞天的杨利伟，奥运新星刘翔等，无数的仁人志士以铁的事实，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爱国之歌。
爱国，不仅是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而我们红盾人更要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经济秩序的井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茫茫无际的原野，奔腾浩荡的江河，苍茫辽阔的草原，壮丽秀美的山川，都是我们红盾人奋战的领域，驰骋的疆场。
我们红盾人，头顶国徽，肩扛红盾，责任重大，使命在肩。我们监管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领域宽泛，职能众多。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监管到位，执法如山，不受利诱，不惧困难，这就是我们红盾人铮铮铁骨的“浩气凛然”。
报效我们的祖国，服务我们的人民，监管好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当好经济卫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就是我们红盾人爱国之情的最好体现。
请看，市场监管是我们的一线；食品监管是我们的重点；_____是我们维权的阵地；注册登记、受理办照是我们服务的窗口；商标、广告、合同是我们的职能；经济检查是我们执法的前沿；打击传销，规范直销更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要时刻牢记国家工商总局周伯华局长提出的“四个统一”的工作目标：坚持监管与发展，坚持监管与服务，坚持监管与维权，坚持监管与执法的有机统一。
我们还要明确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任务：维护市场秩序，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公生明，廉生威。我们每一个红盾人，都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的诱惑，出污泥而不染，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要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娴熟的业务能力，乐观向上的态度，发奋工作，不断进取，高风亮节，从我做起，塑造和谐工商新形象，为红盾增添新的光彩。
七十多年前，一代伟人面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