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但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仍然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尚没有公开与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数据。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字由国家统计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收集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镇劳动力的被使用程度，但它毕竟不是通过调查得到的失业率数字，很难使用这一数字进行国际比较。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者视为失业人员，而那些没有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失业者队伍之外，因此肯定会低估真实的失业程度。
人口普查是全面系统了解就业和失业问题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但人口普查每10年才进行一次，所以，普查得到的就业和失业数字很难满足失业率对时效性的要求。不过，我国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刚刚于2000年结束，这就为我们窥视中国的失业状况提供了可能。
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的长表中，所有15岁以上的人口都要针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回答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的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为3、58%，但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城镇失业率为8、27%，其中城市为9、43%，镇为6、24%；而农村失业率只有1、15%、从分省来看，城镇失业率超过10%的省份达10个，其中最高的辽宁为17、68%，其他依次为黑龙江15、43%，天津13、96%，海南13、42%，吉林13、88%，青海12、30%，上海11、99%，内蒙古11、35%，江西10、33%，重庆10、76%、虽然根据“五普”得到的城镇失业率高达8、27%，但中国官方公布的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只有4、3%左右。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呢？这其实是一个仍然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
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相比并不高，但由于这一数字不是用国际接轨的调查方法得到的，它因此很难说明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状况。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的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27%，这显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失业水平，但由于“五普”的失业率在很多方面无法严格遵循国际上调查失业率的口径，这一失业率数字也很难说是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程度的度量。不过，如果比较城镇调查失业率和“五普”失业率的具体内容，则不难看出，“五普”的失业率更接近于国际上所通行的调查失业率。尽管“五普”失业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中国的真实失业水平，但它也许是对目前中国城镇失业水平的最接近实际的度量。鉴于失业率正在成为度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调查制度并定期调查失业率。
二、
就业形势决定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从供给方面来看，就业主要面临这样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新增劳动力数量，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三是城镇的下岗和裁员。从新增劳动力来看，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最为迅速的时期，最新的人口预测表明，2003年是近几年新增劳动力最多的一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300多万，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还将持续8～10年左右的时间。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来看，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2003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一个亿，预计今后几年农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与前几年稍微不同的是，城镇下岗的人数有所减缓，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6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50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就业压力得到缓解。但综合来看，上述三个方面的就业压力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压力继续增加。从需求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减低。从综合劳动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可以看出，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三、关于真实失业率的估计
为了弄清楚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地方统计局合作于2001年在全国5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阳、武汉和西安进行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并在之后的2002年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失业率调查。这次跟踪的调查完全遵循国际上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因此从中可以计算出与国际接轨的失业率数字。调查所以选择上述5个城市，主要希望这些城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域性的差异和变化。福州和上海是在整个经济改革期间都具有良好经济运行情况的沿海城市，东北的沈阳、中部的武汉、西北的西安都是内陆城市，这些城市都拥有大量国有工业企业，并经受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冲击。
表1是这次失业率调查的结果。该表报告了每个城市的失业率，以及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失业率。2002年末，5城市的总体失业率为14、3%；失业率最高的城市是武汉（22、3%），其次是沈阳（17、6%），西安（16、5%），福州（12、3%）和上海（8、9%）；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失业率，达到16、9%，而男性只有12、2%；中年人的失业率在所有年龄阶段是最高的。
中国的失业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如何？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鉴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农业人口比例要比中国小很多，所以作者估计的中国失业率为城镇常住人口失业率。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处于中流的水平，与欧洲一些相对高失业的国家（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差不多，但是要远远超过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在亚洲，中国的失业率要远高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总的来说，中国的失业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特别在某些城市和地区，但也似乎并没有严重到使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程度。
四、问题与对策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国2003年开始把就业再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相比，问题和挑战更大。归纳起来看，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如何扩大就业需求的问题。解决失业的根本途径仍然依赖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曾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不断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0%，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经相当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就成了扩大就业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的问题。
二是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就业的质量和劳动关系问题。中央所以把就业摆在如此的高度，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就业与社会稳定有关。就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所谓就业数量是指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就业质量主要是指就业的环境和劳动关系。就业的上述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更替或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既可能因就业岗位严重短缺而引起，也可能会起因于就业环境或者劳动关系的恶化。中国目前一些地方工人工作条件很差，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拖欠，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威胁。因此，在关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关注劳动关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的精神，也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央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心。
三是必须高度关注农民的失业问题。农民由于有土地的保障，常常被认为不存在失业问题。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的失业问题因而变得日趋严重。据估计，因开发区、道路和其他各种工程的建设，自1990年代以来至少有2000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这一数字几乎和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数量相当。当然，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是这些补偿一般来说都被压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况且，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少能够成为企业家，指望他们自己利用得到的经济补偿来为其后半辈子提供生活保障是不现实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经济补偿只能维持其一时之需。一旦这些补偿被坐吃山空，而他们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则这些农民就成了真正意义的失业者。和城镇的失业者不同，城镇居民失业后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帮助，而农民则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时，农村则根本没有建立起任何社会保障制度，其结果，农民失业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因此，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失业问题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有效地扩大就业并更加积极地应对失业，除了要重点解决上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之外，还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大政策的着力点。
1、完善劳动力市场统计，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掌握就业和失业信息在短期宏观经济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劳动力市场调查体系已被看作现代社会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必不可少的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已经建立了自己完备的劳动力市场调查体系。通过劳动力市场调查，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不仅获得了及时、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也为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了决策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结果日益重视。劳动力市场调查已经不再仅仅是劳动管理部门关注的事情，其运行状况和结果已成为社会各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针。因此，要想有效地应对失业，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统计，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2、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着双重分割，这是人力资源开发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重分割是城乡之间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一分割通过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于特定的市场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较低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而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干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术职称的人则被划归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割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划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务和劳动，都创造价值，不能因为劳动形式不一样，就被拒之于某一个市场之外。这种划分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当然，这与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必将使市场更加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而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3、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训体制
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相对滞后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了很大矛盾。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体现。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总量过剩，但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造成这种状况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正规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一个过渡或者说连接二者的桥梁。如果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不断发育的培训市场，并让这一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必将会大大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当然，要建立并维护这样一个市场，显然需要各个政府部门（如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共同努力。
4、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力度，不断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
中国在扩大就业和应对失业问题上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2002年后开始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网络的形成，并在确保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下岗和失业的“并轨”，“下岗生活补贴”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就要求“失业保险”和“城镇低保”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低”和缴费困难的问题；而城市“低保”存在着资金来源困难、管理不规范和“瞄准”机制缺乏效率的问题。其结果，一些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城镇失业者和困难家庭得不到相应的帮助，生活相当艰难；相反，一些生活并不十分困难的人却常常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从社会救助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进一步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力度，加速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提高城市“低保”资金的使用效率。
让失业者尽快回到就业的队伍之中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措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国际上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经验表明，中国积极就业政策要想进一步取得成功，主要应该在这样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积极改善就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二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为失业者寻找工作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三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培训市场，鼓励各种形式的职业和技能培训。
经活动组委会评审确定，获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是，十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杭州、成都、宁波、南京、天津、长春、无锡、长沙、西安、南通；十个县级城市——江苏张家港、江苏太仓、浙江余姚、重庆永川、浙江慈溪、浙江富阳、辽宁海城、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河南巩义。
22项指标剖析中国城市幸福感现状
2012年，伴随着十的召开，“幸福感”一词持续升温。而对于城市幸福感来说，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活等多个方面。
2012年的调查推选活动继续使用由《瞭望东方周刊》首创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包括以下22个具体指标：物价（含房价）、人情味、生活节奏、文化底蕴、旅游度假、医疗便利程度和质量、环境和污染程度、养老、教育、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购物便利性、治安、餐饮娱乐和文化体育设施、赚钱机会、市民个人发展空间、城市发展质量与速度、文明程度、执法规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对外来人的包容度。
本次活动自2012年9月启动，在全国综合竞争力前百名的地级以上城市和综合竞争力百强县中，遴选出5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和50个县级城市，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入户进行公共调查。截至2012年12月，共采集2万多个独立入户调查样本，全国共3000多万人次参与了报纸、网络问卷调查。
本次活动，组织者通过对评选指标的优化，不仅强调了市民对幸福的主观感受，还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内容，突出了民生幸福、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主题，全方位观察和分析中国城市的幸福感现状。
幸福五层次：生活、保障、宜居、发展、和谐
本次调查推选活动的研究体系在参考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多年来城市幸福调查研究的经验，以及十对城市建设的新需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对城市幸福感体系进行了部分调整，并进行了分层分析。这是对以往历届调查指标系统的更新。
其中，“生活需求”包括物价（含房价）、人情味、生活节奏、文化底蕴；“保障需求”涵盖了医疗便利程度和质量、环境和污染程度、养老和教育；“宜居需求”包含了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购物便利性等；“发展需求”包括城市治安、餐饮娱乐和文化体育设施、赚钱机会、市民个人发展空间、城市发展质量与速度等方面；而“和谐需求”包含当地居民文明程度、城市执法规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对外来人的包容度等。
本次活动中，成都和杭州的居民在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和购物便利性方面的幸福感最高，在入户调查和公共调查中均表现优异，在宜居篇章中拔得头筹；南京与宁波、长春紧随其后。一线城市中,上海榜上有名。
谈及城市生活和保障建设，宁波则更加全面地展现了近年来的民生建设成果，让市民在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上都没有后顾之忧，幸福感受更加直接，更加全面。
天津市在经济发展速度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兼顾百姓生活改善，城市和谐融洽、兼容并蓄。
同样在城市发展质量和速度上，新兴港口城市江苏张家港在多项指标评分中均显出优势，成为市民幸福感最高的县级城市，江苏太仓和浙江余姚紧随其后。
有民生保障才有幸福
住房现状幸福感往往与房价挂钩。根据本次调查报告，入围前10位的城市主要为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低，住房拥有率较高；而一线城市则相对排名靠后。成都因其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初步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而摘得桂冠，宁波、南京紧随其后。
在物价幸福感排名中，杭州、成都和宁波位居前三；南京、长春、天津和无锡居民在物价方面的幸福感相差无几，排名第三至七位。
县级城市中，江苏太仓、浙江余姚和辽宁海城分列前三位，浙江富阳和江苏张家港分列第四、第五位。入围前五位的城市均邻近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通常会将本地房价与邻近大城市较高的房价相比较，从中获得了较高的幸福感。
县级城市在医疗保障方面入围前十的城市中，6个城市属于长三角经济圈，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优秀实践奖的江苏张家港夺得冠军，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达100%的江苏太仓排名第二，浙江余姚紧随其后，辽宁海城和浙江富阳分列第四、第五位。
在城市环境和污染治理问题上，成都、宁波、南京、杭州和长春居民的幸福感较高，占据了前五强。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南方城市居民的环境幸福感明显高于北方城市。
城市治安稳定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一个城市的治安水平与其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而与人口流动性成反比。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宁波、南京排名较为靠前，拔得头筹的则是天津。这些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其中，杭州市政府在过去几年中着力打造“平安杭州”的城市形象，努力建设浙江“首善之区”，在城市治安工作中投入巨大。
县级城市中，慈溪和张家港本项指标获得前两名。
在养老问题上，逃离超级大都市，去二线城市、中小城市生活，在许多中产家庭和白领阶层中成为时尚。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小城气候宜人、物价低廉，养老舒适度感觉更高。
“慢生活”之城长春在公共调查中备受推崇，成为市民向往的养老城市之一。宁波、南京等城市也同样凭借服务对象公众化、主体多元化、优待普惠化、内容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名列前茅。张家港则凭借着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与城乡老人各类社会养老保障享受率达99%以上的太仓一起，成为受追捧的养老之地。
教育幸福感，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分布着最为密集的中国名校的一些城市，并未在幸福感受上取胜。县级城市的教育幸福感排名中，重庆永川区和湖南长沙县分别在公共调查和入户调查中优势明显，特别是永川近几年大力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职教就业势头良好。
大小城市排名差别蕴含“幸福学理论”
从数据分析可见，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杭州、成都、宁波和南京在生活需求、保障需求、宜居需求、发展需求和和谐需求方面均表现良好。上述4座城市均属于二线城市，且在环境优美、生活节奏、购物便利性、个人发展空间方面表现最佳。而一线城市一般无缘上述各项榜单前十名，甚至跌出前20位。
在县级市中，江苏张家港、太仓、浙江余姚、辽宁海城在各层需求幸福感上均表现较好，他们多是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几位的长三角城市或沿海城市，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不断涌现出新兴产业。
对比地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两张幸福感榜单，可以发现，地级市的幸福感排名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性较弱，而县级市恰恰相反。这与幸福学理论一致，即在经济还没发展成熟，或者比较落后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往往决定着一个城市能够给予该城市民的幸福感，经济增长和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达程度不再是城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人们更加关注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市民文明程度、教育质量和环境等因素。同时，随着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一个城市的娱乐文体设施建设、城市发展和居民自身的发展空间等，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活总体幸福感。
海纳百川，城市让人们分享幸福
一个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城市，无疑能给人最直接的幸福感受，而人情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
从入户调查结果看，无锡、杭州、成都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而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的一些大城市，人情味幸福感排名虽然进入前20的榜单，但相对比较靠后。
海纳百川、容聚各种资源并让所有人分享，是幸福城市共同的追求。正如此次活动的《幸福城市北京宣言》所言：让城市更加和谐，让人民更加幸福，愿更多城市与我们一起，用勤劳和智慧创造魅力中国、幸福明天。城市，必须让人们分享幸福。
杭州 中国最美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成都 中国最美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宁波 中国民生幸福城市大奖
南京 中国幸福宜居城市大奖
长春 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市民满意大奖
天津 中国幸福城市金奖
长沙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无锡 中国幸福城市特别荣誉大奖
西安 中国幸福城市特别荣誉大奖
江苏太仓 中国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DPSIR模型；可持续发展
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维持水的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支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满足代内和代际人用水需要的全部过程。
城市是人类高强度活动的地区，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简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可持续的，即在保持城市生态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开发水资源；第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第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3]的发展战略；第四，水资源开发利用要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体现代内与代际间的平等。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对这类复杂的生态系统，不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4]，因此，在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应从机理上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影响和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胁迫因子，进而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由PSR模型延伸出来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s）模型（DPSIR模型）正是符合这一思维模式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
1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目前在环境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它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因子共同描述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以用DPSIR模型来描述其发展过程。
1、1 驱动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力是指造成水资源复合系统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分为自然驱动力和社会经济驱动力。自然驱动力是指城市化导致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主要包括城市水循环、城市气候及降雨特征、城市水文效应及城市水环境的变化[1]。社会经济驱动力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水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人口目标和经济目标。从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作用的时效性上来说，自然因素导致的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影响大、作用突出，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
1、2 压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压力是指通过驱动力作用后，直接施加在水资源复合系统之上的促使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压力，直接表征驱动力的强度。驱动力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对水资源的竞争上，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生活需水以及生态需水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对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废污水的排放。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水循环过程的调节，使水分沿着特定的路径循环运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不同部门对水资源的特殊需求，同时使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并可持续发展。
1、3 状态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状态是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现实表现，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描述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物理特征。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及其动态变化是研究驱动力和压力的基础，也是分析影响和响应的出发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可以用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可用水资源量、水质状况、水资源重复利用能力、污水处理能力、人口现状、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现状等来表征。
1、4 影响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是指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状态的变化。与状态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现实表现，不同之处是状态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而影响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变化，对影响的分析是决策的基础，是响应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竞争，导致了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水资源量的变化、水资源质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方面。
1、5 响应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响应是指人类对状态和影响的反馈，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社会经济因素对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塑造了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当前状态，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结构等，为了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必须调整自身行为，即社会的响应。
1、6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机理分析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DPSIR模型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模型，存在着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因果关系链，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在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水资源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水资源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滋养、促进和支持的作用，水资源复合系统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随着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其承载能力，水资源系统的状态，包括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水资源的水文循环过程等都发生了改变，而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后，人类逐渐通过经济和管理策略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一方面调整水资源系统的驱动力和压力，从根源上改善水资源状况，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措施改善水资源的状况及生态环境状况，从而使水资源复合系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演进，如此循环，最终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S型发展过程。
2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该遵循以下过程：首先评价城市水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然后分析造成城市水资源现状和变化的原因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驱动力和压力，找出胁迫因子，分析水资源的现状和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据此调整当前的发展策略，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1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及需水预测
DPSIR模型的状态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的调查及需水量的预测。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城市供水水源状况。城市水资源包括传统的淡水资源和非传统的水资源。对供水水源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构成城市水源的各种水源的量和比例；第二，城市供水状况，包括供水设施能力、供水量、供水水质的调查分析；第三，城市用水状况，城市用水分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对用水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各部分用水的量和比例；第四，城市排水状况，包括城市污染排放量、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收费等方面。
在对城市水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对城市发展的需水量做出预测，预测方法主要有万元产值需水量定额法、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人均用水定额法、关键因子相关分析法等，不同的预测方法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不同的优缺点，因此在实际需水量预测过程中可以结合多种预测方法相互校验。
2、2 城市水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DPSIR模型的影响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
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水资源是否短缺、水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等方面；第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水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目前存在的水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的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对城市水问题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找出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胁迫因子，即城市水问题产生的驱动力和压力。目前水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率低、用水浪费、供水漏失量大、工业用水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利等。
2、3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DPSIR模型的响应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为解决城市水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即为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水问题的原因的调查分析，从调整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改善状态因子和影响因子两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措施协调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改善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而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水战略方针，遵循“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科学配置、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加强城市水系统规划；加强水市场监督；加强管理，创建节水型城市[3]。
3 结束语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DPSIR模型的应用可以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可以深入理解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基础。在用DPSIR模型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左其亭，等、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16-132、
[2]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2-214、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调查系统在全市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认真组织开展了城乡住户调查（城乡居民收入调查）、农产量调查、农村贫困监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畜禽生产情况监测等十多项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社会抽样调查工作，为满足国家宏观决策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管理提供了准确可靠的统计调查数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国家和各级党政组织开展经济社会管理对统计调查数据需求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切实加强以城乡居民收入调查为主的事关民生问题的统计抽样调查工作，发挥抽样调查工作便捷性和高效性的特点，进一步提高抽样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显得越来越重要。各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加强统计抽样调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统计抽样调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管理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支持国家调查系统不断加强统计调查能力建设、抽样调查网络建设和统计调查基层建设，认真开展各项抽样调查工作，维护统计调查部门的权威性和统计调查数据的严肃性，确保统计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更好地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二、积极稳妥推进，不断完善国家统计调查方法制度
要按照国家统计调查方法制度改革总体要求，坚持积极改革、稳步推进的原则，密切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全市国家统计调查方法制度。要按照国家关于地方政府统计部门与国家调查队业务分工，全市国民经济抽样调查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统一组织实施，各县区统计部门和地方统计调查队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承担相关调查工作任务。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关法规要求，全力维护国家统计调查数据的权威性，相关调查数据以国家统计局调查队调查数据为准。国家统计局调查队要积极开展全市城乡住户调查、农村贫困监测、农产量调查、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规模以下工业等国民经济指标的周期性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要依据样本抽样原理和抽样方案，执行最严格的报批程序，抽选出符合市、县区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各县区统计局、调查队要按照要求向国家统计局调查队报送城乡抽样调查样本框等相关调查资料。
三、加强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统计调查工作水平
国家统计局调查队要加强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统计调查工作质量水平，把提高数据质量放在突出位置，按照国家、省和市统计调查制度和基础建设要求，要会同市统计部门加强县区统计、调查部门的业务指导、业务管理和工作考评，着力建立健全各项抽样调查、数据管理评估等工作制度，严格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汇总、上报等各个工作流程，加强抽样调查数据的科学评估和管理使用，确保统计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报告相关调查数据和调查信息报告。要加强全市国家统计调查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调查人员综合素质，满足统计调查工作开展的需要，特别是各县区统计局、调查队要抓好城乡调查网点辅助调查员、记账户和相关企业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掌握调查基本知识，提高调查记账质量，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可信。
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强化城乡统计调查职能
国家统计调查队承担着全市城乡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要职能，切实夯实国家统计调查基层基础是城乡统计调查职能有效发挥的重要保证。各县区政府要积极支持国家统计调查队和地方统计调查队全面加强基础建设工作。国家统计调查队要根据全市城乡统计调查工作需求，及时了解各项城乡调查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解决调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积极指导辅助调查员和调查对象完成国家调查任务。要选优配齐调查人员，科学选取抽样调查点，高标准配备调查设施，全面提高城乡统计调查能力。要关心城乡辅助调查员、城乡住户记账员、规模养殖户报表填报人员，激发城乡辅助调查员活力，按照调查制度规定，认真做好城乡统计调查数据采集、报表填报和数据上报等各项基础工作，确保城乡统计调查职能的有效发挥。
五、加强社情调查，积极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统计调查队和地方统计调查队要切实发挥统计调查职能，紧紧围绕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落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加大社情民意调查监测力度，及时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特点和苗头性问题。特别要紧紧围绕国家政策实施、市场物价、城乡居民收入、农村贫困问题和城乡消费、工农业生产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和热点，广泛开展调查，认真分析研究，有效掌握广大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信息情况，积极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023-01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 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 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 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 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 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 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 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2002年8月，温州市政府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在外温州人经济大调查。这次调查的外部温州经济是指温州市外、国内的温州人经济，调查对象为建有温州商会的全国64个城市，调查方法采取发放统计表格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据调查结果，目前全市在外温州人为154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20、45％，即每五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外地。从行业分布看，从事工业活动16万人，从事贸易业经营102万人，从事服务业36万人，分别占外出从业人数比重10％、67％和23％，第三产业从业者占到90％。温州人口流动的特点：一是在外出人口中，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为主，这是精明的温州人流动与充分享有沿海地区的资源有关；二是以大城市为主，温州人口集中的地方基本上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说明大城市的创业机会比较多；三是走出去的温州人大多来自农村，却在外地的城市里发展，从事的主要产业是第二、三产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实现了产业的转化，进而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化。
迅速扩张的温州外部经济
在外温州人的经济分二种情况；一是通过当地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然后谋求更大的发展规模，这些企业居多数，但规模大小不一；二是在温州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后，外迁到各城市进行发展，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大。据这次调查的最新资料，至2001年，在外温州人经济总量563亿元，为温州市内的2／3；温州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达到1050亿元，相当于温州市内的1／3；创办工业企业1、57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2300余家，2001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100亿元，相当于温州市内一半多；全国各地温州人经营的贸易业销售额达到2400亿元，相当于温州贸易业销售额的2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商品交易市场100多个，市场总摊位5万余个，市场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市场成交额达到805亿元，相当于温州市的两倍，既在温州以外，又创造了两个外地“温州市场”。可见温州的市场容量已放大了三倍，发展潜力不可低估。
在外温州人的经济群体
(1)商贸型的温州人经济群体。在外温州人大都从事商贸业活动，以业主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形式从事各类商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温州店”、“温州街”、“温州城”，活跃了当地经济。其经营地点向大中城市集聚，其经营位置向城市商业中心靠拢，如上海的北京路、南京的夫子庙、重庆的朝天门、解放碑、成都的春熙路、武汉的汉正街。据对成都繁华步行街春熙路的实地调查，在六家大的眼镜公司中，有四家是由温州老板开设的，店面年租金可达80万至100万元；在重庆，温州人经营通讯产品占市场份额75％以上；在武汉，温州人经营灯饰产品的有350家，其经营额占市场份额70％以上，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目前温州各类大中型企业集团纷纷进驻全国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络，设立销售中心和数十万多年闯荡市场的经销大军，使温州产品通过各地市场销往全国，各类市场成为温州产品的集散地。
(2)实业型的温州人经济群体。2001年在温州外的企业年产值超亿元的有近百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上海16家，包括凯泉、东方、森宝、华康、中科、中发、吴泰、泰胜等。中、西部城市的温州人创办工业企业较少，总体规模不大，基本上以商贸业为主。
在外温州人创办的工业企业，发展比较成功的主要在上海市，如上海凯泉泵业集团，1992年到上海搞联营，现集团员工3500人，年销售额已达4、5亿元，今年纳税可达3800万元，已成为中国泵业老大，下步目标向世界泵业20强迈进。
(3)创办市场型的温州人经济群体。运用温州广大商人的优势，创办市场，形成以温州商人为主体的商品集散中心。北京京温市场，年成交额63亿元，名列北京综合性市场第2位，与大康鞋城、红门时代、新世纪、众人、龙湫、京都等市场，构成了北京市场的主体。创办市场是温州人的天赋所在，南京华东陶瓷市场，原先由外地人承包经营，以失败而告终，最近由温州市泰顺人承包经营，生意日益兴隆。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宁波市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120-02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磨合过程,不仅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问题,而且更表现为心理上的渐渐融合,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归属感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并以地域适应、身份归属、心理归属3个方面为指导,参考罗忆源(2003)和李芳(2009)的研究设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在各个劳动力市场发放问卷,对此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看,男性占56、8%,女性占43、2%；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2、5%,初中占47、7%,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占4、5%,本科占1、1%；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占62、5%,未婚占37、5%,有子女的占54、5%；从年龄看,集中于16~35岁,在宁波的打工时间集中于1~5年,在宁波打工时间在10年以上的仅占7、95%；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集中于8~12小时,占68、18%；年收入水平集中于1万~3万元,占69、32%,处于宁波市平均收入中低水平。
2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总体状况
(1)地域归属感现状。主要是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城市状况、消费水平、户籍等方面调查地域归属感,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遵守宁波市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的意愿最高,平均值达到4、125分,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对于获得宁波市户口的意愿最低,平均值仅为2、92分。综合来看,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市的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48分,处于中上水平。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具有较高的期待,表现出较高的归属感,但是受到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房价过高的经济环境影响,在宁波买房这一行为意愿上,外来务工人员又表现出稍低的归属感倾向。
(2)群体归属感现状。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的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生活习惯的适应性平均分达到了3、72分,为群体归属感6项统计项中最高,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的生活习惯适应良好,能够遵从城市的作息习惯、生活方式。除了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与自身身份的归属2项,其他几项均在中值3分以上。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平均分为2、54分,对自身身份归属的认识平均分为2、76分,两者表明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是采取了被动的方式；而从社会活动组织者来说,各类社会活动往往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举办的社会活动极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综合来说,宁波市鄞州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13分,相较于城市地域归属感低,处于中等水平。
(3)整体城市归属感。问卷通过直接询问外来务工人员未来的打算以及离开宁波后的去向选择调查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城市归属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的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针对宁波市地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这一特定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相对于农村针对城市的归属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0%的人表示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人表示想尽快离开宁波,说明在宁波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假设不得不离开宁波的情况下,34、09%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选择在城市打工,说明被调查者具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39、77%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不知道,仅有19、32%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回老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在宁波打工比较满意,暂时未考虑其他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与其针对宁波市的城市归属感的得分分别为3、46分和3、51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市具有较强城市归属感,但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对于宁波这一城市的归属感略低,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
2、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经济因素、城市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家乡因素共5个因子。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达到了3、37分,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程度均在3分以上。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得分均值为3、08分,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是家乡因素,责任田、老家经济和城市户籍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下,家乡因素平均得分只有2、53分。该统计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己将要去打工的城市关注度比自己老家高,家乡的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是关心宁波这个城市的消费、收入水平,自己能否在宁波挣到钱,能否负担起在宁波的生活消费。
2、3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归属感具有不同的感知,针对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人群进行了显著性差异分析。
城市地域归属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发现,未婚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水平为3、61分,而已婚者均值为3、26分,可见未婚的被调查者的城市归属感高于已婚的被调查者。
城市群体归属感方面,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均收入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的被调查者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均值分别为2、90分、3、08分、3、19分、4、16分,呈逐渐增长趋势,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上具有更高水平,同时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容易被当地群体所接受。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均表现出较低的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均值都小于3分,年收入水平在3万~5万元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现出最高的群体归属感,均值为3、69分,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均值为3、33分。
2、4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与城市归属感显著性分析
城市归属感可以区分为城市地域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调查中所归纳的5种因子分别对城市归属感、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以及城市整体归属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群体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身因素对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感知上具有不同的差异。而家乡因素因其显著性指数为0、377、0、904和0、774,均大于0、05,因此,在影响因子和各城市归属感水平显著性检验中,家乡因素的显著度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3 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调查结论与讨论
3、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特点
第一,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特点。调查样本集中于宁波打工1~5年的年轻群体,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宁波交通、硬件设施、气候地理等客观因素较高的期待,这些期待使他们产生对宁波较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
第二,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特点。城市群体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份归属感较低,外来务工人员被动融入当地群体,城市群体归属感提高缓慢。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其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不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评价城市群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上,调查者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第三,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在调查期内处于中上水平,变动性比较大。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归属感。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还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变动。
第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整体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上具有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归属感的含义,也比较容易被宁波当地群体接纳。收入水平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宁波的消费水平,享受宁波提供的更多资源。因此,在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出现了城市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的差异。
3、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子中,经济因素包括宁波市的租/住房成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最关注的仍然是在宁波工作能够挣多少收入,是否能够承担在宁波生活消费的水平,是否能够在宁波获得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群体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比,该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因素中的社会保障福利、就业机会和群体因素中的当地居民态度同，并不如其他学者认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CETSCALE量表 爱国主义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市场营销组合的所有要素都相关，并影响着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接受决定，在对产品进行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的过程中，了解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平比单纯的人口因素指标更重要（Herche，1994）。因此，当企业试图向他国销售产品时，必须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趋向与水平。
无论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是本国国内的比较研究，当前的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大城市。Shimp和Sharma（1987）选择了美国底特律、卡罗来纳、丹佛、洛杉矶；Jay等也选择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三个大城市的样本；王海平研究了北京、上海、重庆与广州四城市。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式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小城市越来越得到跨国企业的重视，例如，耐克和阿迪达斯越来越多的专卖店在向中小城市扩张，到2015年，阿迪将新建2500家专卖店，主要布局在中小城市。王海平博士（2004）认为不同消费者群体在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上具有差异性。中美小城市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程度的比较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开展市场细分、差异化营销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CETSCALE量表
Shimp和Sharma最早在1987年提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概念，认为“当消费者面临国产货与外来货选择时，会产生对本国产品的自然认同和偏爱，而对外国产品有一种心理抗拒；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认为，购买进口货是错误的和不爱国的，这伤害了本国经济，导致失业；而非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主要依产品本身属性加以评价，不会想到它是哪里生产的”。 为测量比较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程度，Shimp和Sharma构建了由17个测量项目构成的CETSCALE量表，并通过对美国四个城市的调查，实证检验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后来，Netemeyer等（1991）采用四个不同国家的数据对CETSCALE量表进行了验证，结果证实了其跨文化的有效性。众多研究人员通过调查验证认为该量表在许多国家都具有高度有效性，CETSCALE量表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时普遍采用的一种工具。
Shimp和Sharma提出了具有可靠性与有效性的CETSCALE量表，但在实际运用该量表测量消费者对那些因遭受外国产品竞争而市场日趋萎缩的本国消费产品的态度中，鉴于调查问卷的篇幅有限，实际调查机构人员对CETSCALE量表进行了删减，仅保留其中的10个测量项目，即2、4、5、7、8、11、13、16、17（Shimp和Sharma，1987），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改动的CETSCALE量表，而原包含17个测量项目的量表称之为完全的CETSCALE量表。Lindquist等（2011） 对改动的CETSCALE量表进行了维度归纳，将其中的10个测量项目归属于四个维度，即产品的可获得性维度，包括第2、16项；爱国主义维度，包括第4、5、7、13项；经济影响维度，包括第8项；就业影响包括第6、11、17项。这四项维度构成了被调查者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对各个维度水平的测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读被调查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高低的内在原因。进而，国际营销企业可根据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营销策略。
研究假设
Durvasula等（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考虑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假设1。
H1：中国和美国的小城市被调查者具有不同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美国的被调查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高于中国的水平。
Shankarmahesh（2006）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普遍较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消费者认为进口产品具有更好的品质与声誉。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人均GDP远远低于美国，鉴于此，做出假设2。
H2：美国和中国的小城市被调查者对产品可获得性维度的反应不同，美国被调查者更愿意在本国能够提供该产品时接受本国货。
许多研究表明，爱国主义与消费者民主中心主义具有正相关关系，例如基于韩国的调查数据，Sharma在1995年的文章中就得出这一结论。基于假设2，可以做出假设3。
H3：美国和中国的小城市被调查者对爱国主义维度的反应不同，美国被调查者表现出更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因此，美国居民更能感受到经济波动与失业带来的影响。Tsai（2010）研究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并揭示美国消费者认为购买国产货可以支持由于受进口产品与企业外包影响而面临失业威胁的美国工人。基于此，做出假设4和5。
H4：中美被调查者在决定购买国产货还是进口货时，对经济影响维度的反应不同，美国被调查者会更多地考虑购买行为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H5：中美被调查者在决定购买国产货还是进口货时，对就业影响维度的反应不同，美国被调查者会更多地考虑购买行为对本国就业的影响。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比较中美小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以及比较分析决定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四个维度指标的差异。出于调查的便利性与样本的可比性考虑，调查在中国的潍坊学院与美国的伯米吉州立大学这两个位于小城市的学校的在校大三与大四的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中展开。尽管调查的样本不具有全国代表性，但他们可以作为小城市的代表，同时也确实构成了在两个不同国家的可比样本。调查问卷采用了改动的CETSCALE量表，利用平行翻译的方法对该量表进行翻译。该量表的形式为李克特7级量表，完全不赞同的赋值1分，完全赞同的赋值7分，分值越高，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越强。来自潍坊学院的171名学生与来自伯米吉州立大学的166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是在2013年1月至4月期间完成。调查问卷搜集完后，首先将数据录入Excel，形成数据库，并利用SPSS13对假设1进行检验。进而，将数据库中的10个项目分别归入四个维度，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得出了各个维度的数值，并据此对假设2至5分别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
调查分析
由于并没有资料表明CETSCALE量表在调查的两地具有可靠性，因此，有必要对改动的CETSCALE量表信度的阿尔法值进行测度。结果，中美两国样本的阿尔法值分别为0、919，和0、863，均高于0、8，这表明改动的CETSCALE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可以利用该量表进一步研究问题。
在改动的CETSCALE量表下，美国样本的均值为3、66 （s、d、=0、9808），高于中国样本的均值3、34 （s、d、=0、984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P值=0、003
表1显示了在改动的CETSCALE量表下，四个维度的均值与标准差。中国被调查者在产品的可获得性、爱国主义、经济影响以及就业影响四个维度的平均值均小于美国被调查者的均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的结果表明，产品的可获得性维度、经济影响维度以及就业影响维度的P值均小于0、01，这表明在上述三个维度方面，中美被调查者的态度差别显著，因此假设H2、H4和H5均被接受。但爱国主义维度的P值=0、318>0、05，这表明尽管中美两国被调查者在爱国主义维度的分值不同，但这种差别不具有显著性，即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调查中，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被调查者表现出更高的爱国主义倾向，因此假设3被拒绝。
结论
本文从中小城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位于美国小城市伯米吉与中国小城市潍坊的两所地方高校的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为样本，利用改动的CETSCALE量表，调查分析了中美小城市被调查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美国小城市消费者具有更高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对产品的可获得性、爱国主义、经济影响和就业影响这四个维度分别比较分析之后发现，美国被调查者在产品的可获得性、经济影响和就业影响这三个维度上得分显著性地高于中国被调查者，但在爱国主义维度方面，尽管美国被调查者的得分高于中国被调查者，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因此，美国被调查者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本国的产品质量更有信心，更关注自身的消费行为给社会经济以及劳动就业带来的影响，但从爱国主义的维度来看，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被调查者具有比中国更高的爱国主义倾向，也即是说，中国小城市的被调查者同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这一研究结果与目前的以大城市为样本调查的结果不同，这也在一个侧面提示国际营销者，不同细分市场的消费者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方面是存在着差异性的，差异性市场营销策略的运用显然很重要。
在美国小城市进行营销的国际营销企业，应当意识到当地人们的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存在，并采取措施降低这种意识带来的营销阻碍，例如努力提升产品质量，树立品牌形象，注意本土化经营，重视为推动当地经济与就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通过企业、产品与当地经济的融合来降低这种排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小城市营销中，企业在突出产品品质的同时，如果能激发并利用中国小城市消费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国产产品扩大和稳定市场意义重大。
考虑到可操作性，在样本的选择上，本研究仅选择中美两国各一个城市，从数量来看，降低了代表性，另外，仅选择高校的学生作为样本，使样本缺乏多样化。本文将改动的CETSCALE 量表中的10个项目分别归入四个维度，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得出了各个维度的数值，是否还有其他更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出各维度值，也值得探讨。本文未对中小城市的调查结果与大中城市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因此暂时不知这两个细分市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水平的差异的大小，这也降低了对营销者的指导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扩大调查小城市的数量并提高样本多样化，探索各维度值的其他计算方法，以使结果更具有一般性；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城市消费者的市场消费者民主中心主义水平的高低，以为营销决策者提出更具体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导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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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imp， T、A、， & Sharma， S、 （1987）、 Consumer ethnocentrism：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CETSCAL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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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n-Hsiu Sunny Tsai （2010），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Group Loyal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