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取决于监管资源与监管职责的匹配性。信息能力与执行能力构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资源，其中信息机制是内核，信息的充分、及时、客观有助于监管目标的实现，信息机制的有效性决定着监管的效率，进而决定着市场的效率。从监管主体的决策角度来看，监管体制是通过信息结构来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的，只有对监管主体提供使他们能够做出合理决策的充分的信息，监管主体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监管决策。同时，信息结构也是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进行交流的基础，通过这种信息交流，监管客体可以较好地了解监管主体的思路，而监管主体也可以清楚地了解监管客体在经营状况、业务发展等方面地有效信息，相互协调，更好地防范证券市场风险。[1]证券市场的信息结构决定着监管主体的设置与职责分工。场外交易市场因其开放性、灵活性、多样性、复杂性而具有独特的信息结构。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具有更高地不确定性，稳定性与持续性更弱。这些缺陷导致场外交易市场无法仅依赖于公开信息进行治理，也无法建立以公开信息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特征决定了无法通过信息公开来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利用更多的信息，非公开信息变得非常重要，非公开信息占有主体的地位也更为重要，一方面，场外交易市场成为专业投资者占主导而非普通投资者占主导的市场，另一方面，比监管者更接近也更了解挂牌企业的中介机构成为监管的重要着力点。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在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强化自律组织与中介机构的责任，来提升其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为中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借鉴。
二、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的演进逻辑
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之一部分。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建立并非独立的事件，而是时代的产物，是1929年大危机之后对自由主义反思的结果。1929年大危机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主义，政府职能限制在“守夜人”范围内,经济上信奉市场的力量与自我调节机制，因此证券市场也是一个缺乏监管和极为自由的市场。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由金融崩溃引发的，而金融崩溃又是由疯狂投机引发的，所以主张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阶段就从金融、证券入手，上任后组织起草并颁布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定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成为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基础。罗斯福对刘易斯·布兰代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的理论极为认同，主张通过信息披露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规管，在证券法的制订过程中，罗斯福三易起草者，否定了汤普森证券法一稿的“价值规制”监管理念，①选择了弗兰克福特稿证券法。所以，《1933年证券法》的首要立法目标便是向投资者充分地披露真实信息。1933年证券法对新证券的信息披露作了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1934年证券交易法弥补了1933年证券法对于二级市场的忽略，关注对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信息披露，创立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被赋予一个独立金融管理机构的角色，它需要颁布证券交易的行为准则、规范所有的证券交易活动、管制经纪人的业务行为、监察证券公司的经营活动等。在1933年证券法与1934年证券交易法颁布之初，并未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做出特别规定，原因是场外交易市场是一个无形的市场，缺乏其性质、功能、规模以及运作机制的真实数据[2]。但在为交易所市场建立起详细的规则制度之后，国会将场外交易市场的所有问题摆在SEC面前。1938年《曼罗尼法》把SEC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扩大到场外交易市场。曼罗尼法的制订者认为，场外交易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灰色区域，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最多也不过是大体分出黑白”，虽然有关注册、检查、欺诈行为预防和处罚条款为充分的控制系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些规定也必须通过道德层面的监管来得到补充。行业道德监管即指政府适当监督下实质程度上的自律。[2]根据《曼罗尼法》确立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理念，1939年全国证券商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NASD）正式成立，并由SEC批准通过了的注册，成为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唯一自律机构，对场外市场进行自律管理，并由SEC负责对NASD进行监管。1964年和1975年，美国又两次对《1934年证券法》作了修正，对场外交易的证券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注册要求。传统的粉单市场和分散交易造成场外交易市场的分割状态，并为NASD的自律监管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技术条件逐渐成熟之后，NASD于1968年决定建立自动报价系统。1971年NASDAQ报价系统正式启用，使场外交易市场的做市商由店商变成了电商，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的统一，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做市商和场外交易的实时、准确监测与监管。之后的1990年，由于SEC制定了《低价股改革方案》，NASD据此开设了电子公告板市场，即OTCBB，为达不到NASDAQ入市标准的股票提供报价服务。1999年，为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市场欺诈行为，SEC通过了《OTCBB监管规则》，要求在OTCBB报价的金融产品必须向监管机构报告财务状况，加强了OTCBB市场的信息披露监管。综上所述，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形成的逻辑是：1929年大危机导致政府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颁布了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法规，搭建起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并成立了SEC作为实施监管的行政机构。场外交易市场作为证券市场中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交易所市场的模式进行监管，因此，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规则，将场外交易市场纳入监管体系。在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方面所贯彻的监管理念与监管原则与交易所市场是一致的，即强化信息披露，禁止欺诈活动、操纵市场与内幕交易。但由于行政监管对于分散、开放的场外交易市场难以达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因此，监管部门组织成立了自律组织，通过对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作为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逐步形成了SEC统一指导下，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与自律管理的监管模式。
三、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体系
虽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断加强对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但政府监管仍以间接监管为主，直接监管职能由自律组织承担，形成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理念，自律为主、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1、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美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辅之以司法的监管模式，所有行政式的管理都围绕提高信息透明度与杜绝违规违法行为而展开。政府很少对证券市场施加直接干预。美国推出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措施多以信息披露和提高市场透明度为主。负责对场外交易进行自律管理的NASD成立之后，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对各类会员的管理与诚信建设，另一方面成立了自动报价系统，以方便收集和在场外交易市场上的证券报价信息，加强场外交易的信息透明度，以促进公平交易。在挂牌公司监管方面，一方面其证券发行活动要受到SEC监管，满足条件的公开发行须提交注册申请文件，进行信息披露；另一方面，1999年实施的《OTCBB监管规则》，要求在OTCBB挂牌的公司必须向SEC报告当前的财务状况。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有别于交易所市场，不存在组织化的运作实体，是以报价系统联结的松散市场，自律组织监管的重点在于各类会员与市场交易，对场外市场上报价的证券发行人没有监管权限，[3]挂牌公司的主要义务来自于SEC相关制度规则。根据1933年《证券法》，SEC直接监管证券的发行与基本信息披露，同普通公司一样，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及相关证券活动亦在SEC监管之列。一方面，公司发行证券需要在SEC注册或者满足相应豁免条款；另一方面，公司证券活动一旦构成公开发行，或在事实上已成为公众公司①，须履行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按SEC要求披露定期报告与不定期的重大事项报告。SEC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披露平台（EDGAR）。OTCBB市场最初对于信息披露并无有别于一般公司的硬性要求，[3]为提高市场透明度，1999年起，根据SEC通过的《OTCBB监管规则》，OTCBB市场要定期向SEC披露经过审计的年报和季报。2、自律为主，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在注重集中统一监管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SEC作为最终监管者，主要通过对自律组织的再监管进行间接监管，自律组织则注重通过对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来监管整个市场。SEC是场外交易市场的最终监管者。SEC主要通过对自律组织的再监管来监管场外交易市场，自律组织负责对挂牌企业、证券商和证券交易的日常监管，而SEC主要对自律性组织进行监管，但是仍然保留有限的对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和证券交易直接监管的权力。只有在自律组织没有尽到监督管理责任时，SEC才会进行干预。SEC不但扮演监督自律机构的角色，更扮演与自律组织合作的角色。[4]SEC对自律组织的再监管手段包括：自律组织的注册与资格管理、对自律规则及其修订的审核批准、对自律组织监管活动的监督以及必要情形下取代自律组织直接监管市场。首先，美国对自律组织实行注册制，市场自律组织必须在SEC进行注册后方可开展相关监管活动。自律组织所有的自律活动一方面以法律及SEC的部门规章为前提，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贯彻SEC的监管意志。其次，SEC通过制定规则来为自律监管提供依据，而自律组织是规则的直接落实执行者，通过制定规则与监督规则执行来引导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活动。再次，SEC通过制定自律规则监督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行为，因此自律规则构成了监管规则的重要部分。第四，SEC虽然将一线监管的权力交付给自律组织，但仍然保留了直接对市场进行监管的权力，当SEC认为自律组织的监管行为失当时，SEC将直接对一线监管活动进行干预。美国金融行业监管局(FINRA)是场外交易市场的直接监管者。FINRA是场外交易市场的主要自律监管机构，其前身是美国证券商协会。①FINRA作为自律监管组织，对场外交易市场进行直接监管，其主要监管活动包括制定场外交易证券交易法规、规范及会员行为准则；检查、监督会员的日常经营活动，对违反协会规章或联邦证券法的会员公司及注册的雇员进行惩处等。在交易监管方面，FINRA首先通过报价系统的管理与交易规则的制定来监管市场交易。其次，FINRA拥有不同层次的电子监管系统，一是可以完整保留交易记录，二是对异常交易进行实时监测，为违法交易行为的查处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再次，一旦发现交易参与者可能存在欺诈易行为，则将会受到FINRA与SEC的调查和处罚。核心市场参与者是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着力点。美国证券监管大多通过对证券市场上运营的中介机构的严格监督管理来实施。SEC监管经纪人、会计行、投资顾问等中介机构，让中介来承担保证发行者和交易者遵守法规的责任。会员监管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注册管理、定期检查与违规调查。首先，在场外市场从事相关业务的市场参与者都须在SEC注册，并注册为FINRA的会员。注册为FINRA会员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专业能力、资金实力方面的要求，FINRA将持续对会员进行资质方面的监管，以确保其满足持续性的条件。②其次，FINRA将对会员进行定期的实地检查，以此确定会员的财务和运行状况是否以保证其进行持续的经营活动。第三，违规行为的查处。一旦有迹象表明会员可能存在违规行为，FINRA将首先对会员的行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视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向SEC报告或做出处理。
四、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分析———基于监管资源的监管适当性
综上所述，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主要特点包括：第一，注重信息披露，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努力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第二，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监管体系，行政监管以间接监管为主，注重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自律监管强调对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以调动和充分发挥核心市场参与主体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功能。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是由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资源的差异性决定的。在执行能力方面，行政监管的执行能力来自法律授权，具有立法、执法功能，更能运用强硬手段有力地维护市场秩序，而自律监管的执行能力更多来自于市场契约，在执行能力方面，自律组织弱于政府职能机构；在知识与信息方面，行政监管部门中的专家型官员，在理论知识与全局信息上占据优势，而更少占有应用知识与局部信息，在信息机制上处于劣势，而自律组织以及市场参与主体作为市场的亲历者，更易于掌握市场实时动态信息。正由于不同监管者监管资源存在此种差异，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行政监管机构更注重发挥其在执行能力与理论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间接监管；自律监管机构担当直接监管的重任，通过对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实现市场的自律管理，以发挥其在信息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监管资源与监管职能对应关系如下图：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模式体现出监管资源与监管职责的较好匹配。无论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适度监管，还是政府监管自律组织、自律组织监管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的间接监管，都体现出对市场的尊重，都是基于不同监管主体监管资源的特点进行的监管分工。因此，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五、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 集中型监管模式 自律型监管模式 比较与展望
由于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证券市场监管上存在着很多差别。有的国家或地区依靠政府来管理证券市场，有的则主要依靠证券行业自律来维护市场秩序。有的国家和地区将有关证券发行交易、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以及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等内容汇聚在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之中，有的国家和地区仅在公司法中给予规定或分类制定多个法律。有的国家或地区强调公开原则，有的则注重实质性审查原则。根据上述差别本文将各国证券监管模式大致分为集中型监管模式和自律型监管模式两类加以讨论。
一、集中型监管模式
在集中型监管模式下，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制定和实施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来实现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属此类，其中美国最为典型。
该模式的特点在于:(1)强调立法管理，具有专门的、完整的、全国性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如美国以《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933年银行法》为核心，构建了一系列证券专项立法并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2)设立统一的、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来承担证券监管职责。按证券监管主体设置上的差异，又可分为：以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的附属型模式，代表国家是巴西、泰国；以财政部为监管主体或由财政部直接建立监管机构的附属型模式，代表国家是日本、法国；独立性模式，即由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专职机构作为监管主体，以美国为典型代表。
美国的证券监管模式及其内部组织框架是集中立法型体制的代表，并为大多数新兴证券市场上的政府所效仿。美国模式是一种分离的单一性职能管理体制。其证券监管机构在职能上专门而单一，与证券交易所等在实体上相互分离。总体来说，其证券市场管理的整体组织体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为证券机构的内部管理；第二是自律管理机构的自律管理；第三为政府监管机构的集中管理。其中政府证券监管采取双重管理体制，即联邦政府管理和各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管理在证券监管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监管层面的核心。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成立后各州的证券管理地位和职能显著下降，仅负责州内的一部分市场管理活动，SEC则成为统一管理全国证券活动的独立的最高金融管理机构。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独立执法权，专门行使全面监管全国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职能。SEC的宗旨是寻求最大的投资者保护和最小的市场干预，限制证券活动中的欺诈、操纵、过度投机和内幕交易等活动，维护证券投资者、发行者、交易者等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正当权益，通过一个公开而公平的投资信息系统，促成正确的投资选择和最佳的资源配置。
美国的自律管理机构处于承上启下的监管地位，主要包括各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清算机构、市政证券立法委员会，其自律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均有所差别。以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为代表的各交易所均制定相应规则监管在其市场上的有关证券活动，遵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实施自律监管。其职能主要有：建立会员制度，负责会员的登记注册和资格审批；建立证券注册制度；提供交易场所、通讯等市场活动所必须的所有设施：收集、统计并相关上市证券的各类信息：在SEC监管下制定规章制度并监督所有会员遵行。1939年在SEC建议下成立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是美国最大的注册证券协会负责监督全美场外市场的所有证券交易活动以及所有非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非美国证券交易所会员的证券商。根据《证券交易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所有自律监管组织以及证券经纪商、自营商、市级证券交易商和投资公司、投资顾问、托管公司等最终均受SEC的监管。
对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可以从新凯恩斯学派关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制的管理权力，既起到了稳定证券业和市场秩序，从而保护投资者的有利作用，也造成了市场发展缓慢而僵化的不良后果。
对于新兴金融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经济学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金融自由化。该观点认为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观点以新凯恩斯学派为代表，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该学派代表人斯蒂格里兹（Brown，1968）指出：金融市场上的市场失灵比其他市场更为普遍，政府干预不仅能使市场功能发挥的更好，而且会改善经济表现。政府或管制失灵问题的存在是由于这些管制设计得不够完善，而不应否定政府干预本身（Stiglitz，1993）。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论证中找到理论依据。同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证券市场需要更广泛、更深刻的政府介入。然而，受制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条件，新兴证券市场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发达证券市场的特征，政府干预也由此具有一些特殊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这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是，出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管理，证券市场及其构成要素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公共产品。而各类证券主体也都需要在政府的促进下形成。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证券需求，这就使融通资金成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定位。政府也因此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证券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监管者往往采取具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融资行为。上市企业首先是被政府挑选而不是被市场所挑中。这种供给主导型的的金融在早期可以起到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片面强调融资功能，过分偏重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筹资、转制和重组中的作用，会造成对证券投资者利益的忽视。所以，在新兴证券市场上，政府干预具有强烈的阶段性特征。
其次，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是引发证券市场过度条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的重要原因，也是监管部门需要更多奉行“家长主要”的主要依据之一（洪伟力，2000）。与西方发达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类似 “二元结构”：一头是为数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另一头是为数少量、掌握巨资、通晓内幕消息具备市场力量的人投资者。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投资者普遍地收入水平较低、投资渠道有限、整体上关于投资知识存量不高、风险和法律意识淡化，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这些因素往往成为新兴证券市场恶性投机的基础。
二、自律型监管模式
1986年8月27日英国证券史上被称为“大爆炸”的巨大变革。英国颁布《金融服务法》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无怪乎整个证券业震动很大，1986年“大爆炸”应此得名，《金融服务法》首先定位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在这之前，英国一直是最具代表性的自律型国家，其监管体制是一种复合的双重职能管理体制，它没有专门的特定政府管理机构，其自律管理系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它是非官方的证券市场监管核心，证券交易所同时具有证券管理和证券交易运行的双重职能；二是由三个非政府管理机构即证券交易所协会、证券业理事会、企业收购和合并专门研究小组组成。
在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由证券交易所会员组成，根据《证券交易所管制条例和规则》管理伦敦及其他交易所的各项证券业务，并制定“关于批准证券上市及发行公司须进行连续宣述的规则”以及在并购时的财务公布规定及其他特殊规定。它管理着伦敦和英国其他六个地方易所的具体业务，实际上扮演着管理整个英国证券市场的主要角色。证券业理事会于1978年由英格兰银行提议而成立，由10个以上的专业协会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制定、解释并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如《证券交易所行动准则》、《基金经理人交易准则》、《大规模收购股权规则》等。收购与合并专门小组于1968年由九个专业协会发起组成，负责解释和执行由“伦敦城小组”制定的《伦敦城收购与合并准则》，以规范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英国的三个自中管理机构与政府机构相对独立，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式合作。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机构的运作一般不受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但它们是在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如贸易部、英格兰银行等指导下实施自律监督和管理，保持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并遵守政府对于证券管理的指导原则。英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法律管理主要由贸易部的各部门进行监督，贸易部对招股说明书和法定“持续性公示”的要求进行监督。英格兰银行则偏重于涉及外汇证券业务和非居民证券交易的管制。
英国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及市场法案》，根据新法案成立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对金融业实施统一的监管，监管方法主要着眼于对消费者公平，改善行业经营状况和灵活性主动性三个方面，并在实践中日益完善。FSA从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IB）手中接过了对投资机构监管的权力，成为英国金融业的“超级监管者”。之所以要成立这个超级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许多自律组织往往由于既得利益的关系和熟人关系，监管不力，未起到一个“金融警察”的作用。FSA作为一个单一监管者机制行使着“再管制”的职能，尽管如此，它在组织形式上仍为一家保证有限公司，带有很大的自律色彩。FSA的目标是保护投资者、保证金融市场的质量和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等，它扮演着一个既独立于政府、又有相当自律组织色彩，同时担当着对整个金融系统进行监管的角色。
在自律型监管模式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及证券业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管理，而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干预。其特点在于：首先，通常不制定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而主要通过自律机构的规章制度和一些间接法规来监管证券活动。其次，通常不设立全国性的统一证券管理机构，而主要依赖自律组织及市场参与者的自律管理。
法律具有刚性，监管者只能依法制裁违法行为。正是这种刚性决定了法律不能规范市场的全部问题，否则会扼杀市场的活力。证券市场属于金融信用制度的高级阶段，这种信用属性决定了证券市场也需要商业道德来支持和维系。
三、两种模式的优劣比较
政府垄断会计法律法规的制定权从而导致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一方面政府会计监管体系使政府享有了会计规则的垄断制定权，而垄断则会降低效率。孟德斯鸠（Tmeman，1986）：“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习惯，这是万占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方法，就是用权力来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同样，作为一项制度，自律始终存在于证券市场之中，但证券市场欺诈的历史也与市场本身一样古老。历史上，伴随每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者损失与经济动荡，各国政府都纷纷在法律制度与政府机制上做出相应的安排。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颁布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说明市场自律存在重大缺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具体见下表分析。
四、会计监管模式的融合趋势
集中型和自律型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因而如何兼有其优点，摈弃其缺陷，实现证券市场监管模式的完善，逐渐成为各国有关部门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出现了证券市场监管模式融合的趋势，即实行政府型监管模式的国家也开始重视自律监管的作用，通过立法和监管制度的改革，承认和加强自律监管的作用：实行自律型监管模式的国家也开始重视通过立法和建立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加强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督和立法管制。例如，美国是政府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但其证券商协会、证券交易所等在证券监管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场外交易市场，主要靠证券商协会的管理。英国是自律型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但1986年通过的《金融服务法》，建立了证券和投资局，专门负责证券市场的管理，虽然这一机构不是官方机构，但其管理方面吸收了政府型监管模式的许多做法。
证券市场监管模式中存在普遍的经验和共同发展的趋势，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不断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
美国是典型的政府型监管模式，其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和权威性自不必说。即使是英国这种高度自律性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也有逐步加强政府监管作用的趋势。而采取中间型证券高层监管的国家也改变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基本上不干预的传统做法，正日益向政府集中统一监管型靠拢。
2、赋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力和资源
当今各国证券市场繁荣与否与该国有关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否明确，权威是否足够，管理措施是否得力等方面是休戚相关的。如前所述，美国的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SEC）就是一个高度权威性和充分权力资源的官方性最高证券监管机构，它有力地保证了美国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和相对稳定。
3、注重发挥证券市场自律机制的一线监管作用
作为高度自律性监管的代表，英国证券业自律组织的严密及自律规则的完善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即使是强调政府集中监管作用的美国式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也从来不敢忽视自律管理的重要作用。美国1975年《证券交易法》修正了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建立了一套对自律组织监管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将大量的具体管理事项交给自律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这样，美国政府管理重点放在宏观的间接管理上，由证券业自律组织具体从事一线监管，并把这种自律管理看作是主管机构直接管理的补充和延伸。而中间型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国家，如法国、新加坡等，普遍实行政府行政法律控制与证券商自律管理有机结合的体制，这些国家对在证券市场一线监管中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视的。
政府监管监督性与补充性原则，奉行自律监管第一位的原则并非放弃政府监管，而是以政府对自律组织进行监督为原则的。政府监管的强制性监督确保政府资源的节省，并促使自律组织随时履行对市场的监管职责。通过对自律监管的监督，政府监管可以弥补自律监管不足。美国SEC并不直接监管具体的金融机构，二是监管交易所与证券业协会，促使他们监管自己的会员与市场，进而实施证券法。此外，美国SEC还进一步实施自律组织所无法实施的监管活动，以弥补自律监管的不足。
参考文献：
[1]Ball, R、, P Brown、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e Numbers、 Accounting Research, Autumn
[2]Stiglitz,J、 1993、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P20
[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论文摘要：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与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序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认为，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1)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2)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3)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O年代中期到9O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l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两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人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人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人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即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从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伏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庄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幅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监管体系的完善与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人手，理清监管机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 《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第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关键词：社会保障；黄金市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6-0043-03
本文主要讨论我国黄金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借鉴在我国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探讨黄金市场监管体系的构建及建议。
一、对我国黄金市场监管的理性认识
黄金兼具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它不但能满足工业、装饰等消费需要，而且也是价值储藏、保值避险和国际储备的手段，同时还可以作为国际支付的工具。黄金市场在国家宏观经济中起到了国家避险工具、货币调控工具、投融资工具的作用，是金融市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黄金的特殊属性，决定了黄金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完整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黄金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金融子市场相辅相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在世界黄金产销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运作为标志，我国黄金市场逐步取消“统销统购”、开放发展，目前我国的黄金市场已形成了黄金现货、现货延期、黄金期货、商业银行OTC产品等多层次、多品种的投资交易市场，市场功能逐步完善，黄金行业的从业人员已逾200万，我国黄金市场的发展框架已初具规模。
相较于黄金市场的快速蓬勃发展，我国黄金市场监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则相对不足：
首先，黄金市场统一的监管条例缺失。目前我国黄金市场的监管条例使用的还是1983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时国内黄金市场尚未开放，该法规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国内黄金市场的权力，却没有相应地赋予人民银行行政许可的权力，这直接造成了目前人民银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国内黄金市场主要监管者缺失的局面。
第三，由于我国黄金市场的多层次导致监管资源的分散，进而造成黄金市场多头监管的局面。目前，我国黄金现货交易、延期交收交易和中远期交易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进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黄金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由中国证监会监管；对黄金交易影响甚大的税收政策由税收部门制定和监管；交易所的会员则分别由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工商局等部门监管审批。分散监管与集中监管，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行权人来说，由于各自所处的角度不一致，很自然地就有可能会出现行权的效果差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法律环境并不健全，相关的市场规则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之中，非常容易使权力部门站在各自的权力角度，去考虑自己的风险或利益，而忽略全局利益。同时又容易导致被监管的黄金市场中存在一些监管“真空”，成为破坏黄金市场稳定、制约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隐患。比如，目前我国在交易所场外不规范的OTC炒金现象非常多。这些不规范OTC炒金现象，一方面极易引发投资纠纷或卷款事件，带来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由于黄金价值高，而这些市场又缺乏监管，容易给不法分子提供洗钱渠道，滋生洗钱现象。
第四，由于我国黄金市场存在多个交易场所、多层次共存的特点，不同交易场所间的相互融合、黄金实物认定标准等方面目前存在不甚畅通的局面(如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目前的交割环节没有打通，交易交割规则制定也存在差异)，不仅为国内投资者参与两个市场交易带来不便，而且使得某些同时是两个交易所会员的机构投资者较其他投资者具有即时跨市套利的便利；同时，目前黄金期货交易规则对于个人投资者不允许交割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黄金市场投资者不平等待遇。违背了市场监管的公平性原则，对黄金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极为不利。
第五，我国黄金市场存在的另一个监管矛盾在于：《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国内黄金市场的权力，然而黄金期货却被当作一般的商品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归口中国证监会监管。从国外黄金期货的定价机制来看，黄金确实不同于一般商品，其期货价格的形成机制严格遵循着金融商品的定价原理。在对黄金期货的监管中，要重视黄金的特殊属性，并重视与黄金现货市场的监管配合。
二、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保障看黄金市场的监管体系
如前所述，完善的监管规则、合理的监管层次、先进的监管制度不仅能够保障黄金市场的安全稳定运行，还能够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最大程度降低金融市场各参与者信息不对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进而促进整个被监管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完善国家黄金市场监管规则、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对于促进我国黄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资本市场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建立的时间相对较早，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完善，其监管法规以及监管机制相对完善，促进了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一)监管法律
现行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主要分四个层次：首先是国家法律，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等；第二层是行政法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条例》等；第三层是部门规章，如《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第四层是其他规范文件及法规解释，如《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办法》等。这些规则给资本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市场监管层次
资本市场目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监管层次。中国证监会及各派出机构是法定监管者，通过行政许可手段监管整个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及各派出机构根据监管对象不同，在机构内部形成了机构部、期货部、上市公司部等部门，对口监管。还成立了稽查局以及各地方监管局成立稽查处，对市场上违反监管法律、规章的行为进行检查，并形成一系列处罚规章；沪深两地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构成自律性组织，在受中国证监会监管的同时，对行业进行自律性管理，在行业自律性规则、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监管层次分明，职责明确。
(三)市场层次建设
我国相继推出了资产支持证券、可分离交易债券等新的交易品种，恢复了股权权证交易，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正式起动，股指期货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
步落实，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正加快推进。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板市场、中小板块、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债券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股票发行上市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得到加强，市场产品结构、上市公司结构和投资者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框架正在形成。
(四)保障市场参与者权益
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成熟市场上，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投资者教育则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举措之一。资本市场在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下，推动上市公司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会计准则标准化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以及交易所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切实保障市场参与者公平的权利。同时，通过市场自律性组织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意识以及金融投资知识，保障投资者利益。
三、树立积极正确的监管理念，完善我国黄金市场的监管体系
相较于资本市场，我国黄金市场成立时间才短短的六年多时间，且受长期市场管制、“统购统销”政策影响，市场监管保障体系的规范完善需要走的路还很长。社会保障理论为我国黄金市场提供了科学发展的监管理念，通过借鉴我国相对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监管措施。笔者认为应从几方面人手完善我国黄金市场监管体系：
首先，加强法制建设，尽快推动《黄金交易管理条例》的出台，规范整个黄金市场的运行。
其次，法律赋予人民银行监管黄金市场的权力，就要赋予它相应的监管手段。
第三，由于我国黄金市场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应形成与黄金市场现状相匹配的黄金市场监管层次。黄金市场分为资源性开采市场、零售市场和投资市场，相应的监管者包括了发改委、国资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各部委。应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各有关部委参与的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杜绝监管“盲区”与监管重叠。
第四，建立完善黄金投资市场的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自律性组织在行业自律、投资者教育方面的优势，促进黄金市场健康透明。
第五，梳理黄金市场目前的规章制度，修改完善，并建立完整、严密的黄金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全面、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信息。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市场透明度，保障市场参与者公平的权利，保障黄金投资者利益。
一、坚持“四个统一”。在以监管促发展上下功夫
重庆市各级工商部门，坚持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监管与发展、服务、维权、执法相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管工作中，始终坚持“立足发展抓监管，抓好监管促发展”的思路，以做好规划。做大规模。做强规范为主题，以创建星级文明市场和评比“二十强”市场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管活动。
(一)开展“二十强市场”评比，推动商品交易市场做大做强
站在全国看，与发达地区相比，我市商品交易市场的经济规模和总量仍然是相对落后的。2005年，市工商局首次开展以做好规划、做大规模、做强规范为主题的“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二十强”评比活动。2007年又开展了第二届评比活动，2007年评出“二十强市场”与2005年评出“二十强市场”相比，在投资总额、经营面积、经营商户、成交额分别增长103％、60％、37％和61、4％。相当一批市场正逐步从单体商品交易市场转变为专业市场。从传统的市场改造升级为现代商贸流通市场，从单一的流通产业发展转变为联动生产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有效地推动我市商品交易市场做大做强。
(二)开展“星级文明市场”创建活动，推动商品交易市场规范升级
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以来，工商部门先后开展了四届“文明市场”创建评比活动，2007年，市工商局又联合市文明办、市商委开展了“重庆市星级文明市场”创建与评比活动。标志“文明市场”创建与评比不仅融入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还进入了规范升级的新阶段，这在西部还是首开先河。在评出的四星级、三星级文明市场中，有硬件条件好、场容场貌好、秩序形象好、规范管理好、诚信服务好的“五好”市场，还有经营诚实守信，严守职业道德，做到童叟无欺，推进市场行业自律规范的诚信市场。这有力推动了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规范运行的升级。
(三)开展“重点市场”的培育打造，推动商场交易市场快速发展
重庆市是全国最大的农村与城市并存的直辖市。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实现以城带乡、一圈带两翼?怎样推动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快速发展?重庆市工商部门在贯彻总书记对重庆市“314”总体导航定向。和市党代会确定抓住重点市场培育重点市场的决定，实施以点带面战略。为此，2007年，我局制定并实施打造培育5个百亿级市场，10个50亿级市场，15个20亿级市场，10个10亿级市场的五年重点市场培育规划和措施。确立了重点联系市场制度，出台了培育和发展重点市场的意见，选派干部到重点培育市场帮助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同时也引导他们自觉接受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既做大做强又更加规范有序，在观农贸农产品物流中心等市场收到明显成效。
二、突出信用监管，推进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基础建设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我们认为，工商部门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管就是要突出信用监管这一主题。以市场信用分类监管为主线。把市场准入规范，市场质量规范，市场交易规范，市场自律规范等都融入其中。以信用分类监管平台来提升监管效能，延伸监管领域，强化监管力度，壮大监管力量，为此我局在近几年大力推进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基础建设。
(一)开发市场监管应用软件，强力推进市场监管工作网络化、程序化、规范化
我局在对区县市场监管工作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先易后难、急用先行、分步实施、强力推进”的原则，完成了市场监管业务应用软件的开发建设，并在全市工商系统全面开展应用工作。市场监管业务软件覆盖市场监管各方面业务工作，涉及市场登记、商品展销会登记、专项整治、重要商品市场监管、日常巡查、制度建设、统计分析等多个环节。我们要求所有市场监管业务工作必须在市场监管业务平台上完成，并采取以开发促应用，以应用推进业务的方式，及时解决和完善软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工商所市场监管实际，我局完成了工商所12315行政执法综合网络分类监管平台的开发建设，将工商所的主要业务工作和日常办公统一集中在该平台上，集个体登记、综合巡查、移动监管等各项工作：于一体，市场主体信用等级自动分类，巡查干部监管任务自动生成、监管措施自动提示，监管任务完成情况自动考核，工商所对辖区市场巡查监管实行网格化管理。市局市场处通过市场监管业务平台，及时将各项市场监管工作(包括专项整治任务)部署到各区县局、工商所，并对各区县局市场监管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网上流程跟踪，各区县局通过该平台，可随时向市局反馈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该系统可自动生成市场监管相关数据，对各区县局市场监管工作进行网上考核，确保了市场监管工作的网络化、程序化、规范化，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监管水平的规范与提高。
(二)开展市场基本信息录入建库工作，及时更新各类市场监管信息
开展商品交易市场基本信息、监管信息的录入建库工作，是为实施商品交易市场的信用分类监管，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奠定数据基础。我局及时组织开展市场监管业务信息的录入建库工作，要求各区县局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全市统一的录入规范，及时将企业登记的商品交易市场主体和备案登记的市场主体的基本信息，录入到市场监管业务系统，为全市市场监管联网应用和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尔后又在全系统开展了查漏补缺工作，确保了商品交易市场主体及监管信息的录入质量。对新办理市场登记的商品市场信息，按照“谁登记，谁录入”的原则，要求在两个工作日内录入到市场监管业务系统，逾期未录入完整，系统将自动报警提示；按照“谁监管，谁录入”的原则，对商品交易市场日常巡查信息，要求工商所巡查干部在两个工作日内录入到工商所12315行政执法综合网络分类监管平台，确保商
品交易市场监管信息的及时更新，为实施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保障。
(三)制定分类监管办法，细化分类监管标准
为推动市场监管业务应用软件在全市工商系统的广泛应用，我局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相关文件要求，制定并印发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实施办法》，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参照该办法执行。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根据市场开办单位和商品经营者两类经营主体，从市场准入、经营行为、市场退出等方面，设定具体的分类指标，采取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对商品交易市场的信用类别进行综合认定，具体分为A类、B类、C类、D类四个类别。除开展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接申(投)诉、举报或发现案件线索需要进行检查外，A类为守信市场主体，在分类监管系统中用“绿牌”表示，一般每季度巡查一次；B类为警示市场主体，在分类监管系统中用“蓝牌”表示，一般每月巡查一次：C类为一般失信市场主体，在分类监管系统中用“黄牌”表示，一般每10日巡查一次：D类为严重失信市场主体，在分类监管系统中用“黑牌”表示，一般每周巡查一次。商品交易市场信用类别根据市场巡查情况及专项检查情况，实行定期复核、动态认定制度，及时调整监管频率。
我们将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结果作为“二十强市场”、“星级文明市场”、“商贸流通100强”、“守合同重信用”等重大评选事项的主要依据，使市场信用分类监管与市场做大做强培育发展实现了良性互动，
(四)不断完善分类监管系统，实现信用分类与业务系统的有机整合
为加快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步伐，在不断修改完善市场监管业务应用软件基础上，我局专门开发了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应用软件，将其作为市场监管业务应用软件中的一个子模块，有机整合在市场监管业务应用软件中。系统具有信用自动分类、提示、预警，自动解除过期信息等功能，市场监管干部通过系统授权，只要在市场监管业务系统中的综合查询栏目中输入被查询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关键词，系统将自动弹出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的“提示信息”、“预警信息”等，通过相关链接可查询到该市场各类详细的信用信息。工商所市场巡查干部根据系统的工作提示或预警信息，及时开展各项市场巡查工作。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建立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下发后，我局进一步细化分类标准和分类指标，对市场信用分类监管软件进行修改完善，使之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能符合工作实际。
我局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工作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是对纳入企业登记的全市商品交易市场实施统一的信用分类监管，备案登记的市场强化巡查监管：二是在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以专业市场行业风险等级为依据实施风险分类监管，以警示信息为依据实施预警分类监管。以经营地域为依据实施重点区域分类监管：三是在分类监管中突出对食品安全、假冒伪劣商品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重点监管：四是细化分类监管措施，明确市场巡查频率；五是制定信用分类监管类别修复制度；六是深入推进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在各项评先评优活动中的具体应用，促进市场监管与市场发展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五)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市场信用分类监管长效机制
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1、监管压力大，存在畏难情绪。农贸市场是各种农产品、副食品、水产品等商品集中交易的场所，由于经营主体复杂多样，尤其是文化程度、法律意识、文明意识等普遍偏低，对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还存在躲避、应付的心理。另外，由于商品来源的复杂性、销售的快捷性、销路的多样性等原因，客观上增加了工商部门事前介入和事后监管的难度。加之，工商部门监管干部人手少，其他监管任务重，很难形成一个强势的执法合力。上述多种因素的存在，使得工商监管干部产生畏难情绪，认为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好管，也管不好。
2、主体职责不明，配合机制难以形成。1994 年新修订的《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对市场举办者、场内经营者、监督管理者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今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上述主体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职责和义务。但由于相关主体对食品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宣传普及食品安全问题的不到位等原因，相关主体职责不清，更谈不上形成一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如浙江省丽水市工商局城南工商所4月份查到的母猪肉案件，在涉及到是否属于母猪肉的鉴定结论由谁作出时，农业部门说是由经贸部门出具，而经贸部门则说由农业部门出具，相互推诿，以致工商部门进退两难。
3、科技手段缺失，效能没有充分发挥。根据《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200个商位以上的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应当配置食用农产品安全快速定性检测设施，配备检测人员，提供检测服务。浙江省嘉兴市相关市场虽然均己配备设施，但大部分市场配套设施还很不完备，检测商品范围还极其有限，像注水肉这样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工商部门还是难以实施定性检测和进行查处。另外，实际操作也令人担忧，作为承担检测任务的市场举办方由于人员身份的限制、安全意识的淡化、考核的缺失等原因，检测工作缺乏制度化、日常化、实效化。同样，各工商所配备的快速检测箱，由于人员的兼职性、非专业性等原因也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现有科技手段应有的支撑作用，对于工商部门精确监管的效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4、文明意识缺少普及，失信行为屡屡存在。由于经营主体忙于打理生意，不注重文明素养的提高，加之，市场主办者、监管者没有注重对经营者文明程度的提高，没有注重对一个市场商业文明的培育，以致没有研究和探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培养经营者的文明意识、守法意识、诚信意识，以致于市场内短斤少两、欺行霸市、经销不合格商品等行为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市场信誉。
加强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的措施
1、明确主体责任，完善责任机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相关主体必须对食品安全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提请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结合当地市场的实际情况，明确市场举办者、市场经营者、监督管理者的权利义务，以责任状的形式固化政府与监管者，监管者与市场主办者，监管者与经营者，主办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促使相关主体尤其是监管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密切的监管配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食品安全监管合力。如我们丽水市农贸市场内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点一般由市场主办方投资设立，日常检测工作的开展也由市场主办方指定人员负责实施，但发现问题食品时单靠市场主办方责令下柜，事实表明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后续问题的处理如果工商部门适时介入，警示和教育作用定然强于市场主办方，因为工商部门作为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机关有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和处罚措施作后盾的。这就需要在检测中，工商部门与市场主办方建立起一种分工协助的配合机制，切不可放手不管，由市场主办方负责到底。
2、立足科技手段，加强食品安全检测。检测中心、检测车、检测点、检测箱四位一体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体系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工商部门完全依靠经验和依靠其他力量发现问题食品的现状，是工商部门依靠自己科技手段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突破。所以，工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检测手段的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检测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加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检测手段的应有功能，为精确监管，精确打击起到应有的作用。
3、完善举报网络，提高反应能力。农贸市场是一个商品集中交易的场所，人流的混杂性、经营时间的提前性、停业时间的延续性、交易的隐蔽性等特点使监管干部发现违法行为极具难度。如何建立和完善举报网络体系建设成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快速查处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命题。笔者从工商等有关部门11月份和12月份对嘉兴市区水产肉食品市场病死猪肉案件的成功查处看，消费举报网络和市场内部经营网络的建立和健全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查处具有重要作用。工商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如在显著位置设定宣传栏，张贴有关申诉举报内容、程序的宣传材料，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工商部门要快速出动，切实加以维护，从而给消费者一种信任感、可靠感，从而形成一种浓厚的维权举报氛围。划行归市的一个显著优点是便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监督，工商部门要在市场内相关行业中选定具有良好声誉，敢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组长和副组长若干人，同时，积极培育监督员，通过他们加强行业自律教育和内部举报网络建设，从而提高行业自律意识和监督力度。
4、培养诚信意识，提高市场声誉。对经营者来说，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一个市场来说，诚信是立场之本。要提高经营者的诚信意识，进而提高一个市场的诚信意识，必须通过多渠道、多角度加以实施和完善。市场主办方、市场监管者、行业自律组织等相关主体要通过一种制度化的配合和约束机制确定市场每年、每季、每月的诚信教育主题，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诚信教育氛围；市场主办方在商位招租时，要将进场经营者保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失信责任等内容列入租赁合同条款，从而提高进场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市场主办方、市场监管者要加强协助，建立长效机制，共同开展诚信经营户的评比活动，努力营造人人讲诚信，人人争当诚信经营户的良好局面。
一、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是上海世博会期间加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点
市场监管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对经济发展全局或整体市场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市场监管的区域性风险是指对区域市场秩序或者和区域经济发展秩序产生影响的问题。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很多时候其影响甚至超出了单纯的市场范围，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影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够成熟，各地市场化发展不平衡，消费市场的发展也不平衡，市场运行的法制化水平和市场监管的水平还不高，所以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很容易出现，有一些问题直接涉及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或者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稳定。
上海世博会开幕在即，要确保举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盛会，首要的是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确保安全稳定也是世博会期间市场监管工作的基础和底线，尤其对于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市场问题，更是世博会期间市场监管的重点。近年来，上海工商部门不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加强监管机制创新，营造和维护了上海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海的市场秩序保持可控有序，消费环境保持繁荣稳定。但是，上海的市场环境与举办世博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包括一些系统性和区域性问题，还需要创新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既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因素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必定在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反映出来。比如无照经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越来越突出，有些成为顽症，矛盾复杂，特别是在世博会这样的重大敏感活动时期，一旦发生问题，影响很大。因此，2010年，上海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责任非常大。任务非常重。要确保世博会期间良好的市场环境，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在巩固以往市场监管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梳理和分析系统性和区域性存在的问题，把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作为世博会期间市场监管的重点，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
二、围绕重点领域和环节。切实解决市场监管中的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
市场监管的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上海当前的发展阶段，并结合世博会的特殊要求，从上海工商部门的实践经验分析，主要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问题有四个方面：无照经营监管、食品流通安全监管、世博会商标保护、虚假违法广告整治。围绕营造上海世博会期间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个目标，2008年以来，上海工商部门以落实上海市“迎世博600天行动计划”为契机，突出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加强市场监管，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是突出重点开展无照经营整治工作。上海工商部门深刻认识到无照经营问题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一直以高危重热点行业无照经营为监管重点，并完善工作机制，制定了《高危及重热点无照经营划分标准及工作目标》、《工商所重热点(高危)行业无照监管问责办法(试行)》，深入开展无照经营整治，努力化解无照经营隐藏的重大风险。比如，2009年，上海工商部门共取缔无照经营29817户，疏导办照15096户，立案查处6934件。目前，全市无证无照娱乐场所(KTV、游艺机房)基本消除，无照市场整治累计完成率达到98％以上，全市“黑网吧”基本消除，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豫园商城等正在创建消除无照经营示范街(区)。
二是强化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切实维护食品消费安全。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上海工商部门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上海市有关职能部门职责分工调整的要求，从2009年6月1日起，上海工商部门承担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上海工商部门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法》，积极开展食品流通环节的许可和监管工作，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的协调，确保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序衔接；积极开展市场防控高致性禽流感工作、粮油和肉类市场专项执法，确保市民食品消费安全。
三是深入推进世博商标保护工作。世博商标保护是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世博商标尤其是世博会标志专有权’的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世博会成功与否，而且影响到上海乃至中国在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声誉。上海工商部门充分认识到世博商标保护的重要性，近年来，积极在全市开展商标专用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商标假冒侵权行为，加大对侵犯世博标志专有权行为的查处力度，查处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商标违法案件。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和上海世博局，先后举办了上海工商系统和全国工商系统世博会标志保护工作培训，提高世博商标保护工作效能。
四是加强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虚假违法广告尤其是低俗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毒瘤。而且容易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世博会举办期间，防止广告领域的问题更是工商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年来，上海工商部门不断完善综合治理机制，结合上海广告市场的实际，坚持以保健品、医疗服务、房地产、职业中介、教育培训和投资理财等领域广告为重点，深入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特别是2009年以来，相继开展了户外广告各项清理、企业牌匾专项检查、互联网非法“性药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整治、迎世博净化报刊版面等专项整治，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上海广告总体监测违法率控制在l％以下，广告市场规范有序。
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筹办举办的决战之年。上海工商部门将继续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深入解决市场监管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问题。一是不断加大无照经营监管力度，优化“疏堵结合、分类监管”工作方法，完善疏导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难题，真正使疏导成为整治无证无照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基本解决高危重热点行业无照经营的基础上，使全市无照经营总量明显减少，防止世博会期间发生因无照经营引发的突发事件和社会公众事件。二是完善监管体系，确保流通领域食品
安全。要着重完善食品流通许可体系、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食品质量监测体系，确保世博园区内流通环节不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事件，确保全市流通环节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三是继续加强世博会标志保护，重点保护参展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官方标志、检验印记。加强世博会组织机构、赞助企业的商标保护。大力整治重点市场商标侵权假冒行为。按照“打防并举、堵疏结合、标本兼治”原则，配合做好保护世博商标全国统一执法行动，推进建立“上海为核心、长三角为重点、辐射全国”的保护世博商标全国联动机制，落实世博商标执法整治和防控侵权的管理措施。四是继续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清理不良内容，大力整治低俗广告，规范企业牌匾标示，加强世博园区商业广告的预警巡查和世博主题广告监测，保持上海广告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三、加强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努力防止监管的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
市场监管的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和市场监管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主要包括市场监管的法制欠缺、方法陈旧、手段落后等。因此，要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加强创新，加大监管体制机制的建设力度，努力提高市场监管效能。结合上海世博会市场监管工作的要求和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实际，当前，上海工商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职能转变。加强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建设。
一是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和规范执法。世博会期间的市场监管工作，更容易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关系到上海的形象，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更要强调依法行政、依法监管。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分期分批对全体执法人员开展法制培训，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教育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训练。进一步梳理执法流程，细化执法标准，严密执法程序，完善行政执法信息化应用系统，保留执法痕迹，推进阳光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加强执法监督，督导执法人员进一步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公正廉洁执法。
二是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反应能力。认真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围绕重要风险点，对世博会期间市场秩序可能引发问题的领域进行预研、预判、预测，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突发事件和社会公众事件应急反应预案，健全应急指挥系统，完善应急响应程序，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制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舆情监测，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向社会公开涉及市场监管的公共政策等重要信息。同时。加强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新型传播领域等新兴市场监管问题的探索研究。